第一篇：調查研究典范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感

調查研究的典范——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感

1927 年 3 月 5 日，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此文是為了答復當時黨內黨外對亍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而寫的。讀此篇目，最主要是為了更深入了解中國革命中的農民運動的真實情況。這些年，看了文學作品《白鹿原》，對里面的農民人物黑娃帶領農民成立農會，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這一段有著非常深刻的印象，非常想探究真實的歷史情況。對現下整天處亍工業化和信息化包圍中的我們來講，農民運動好象已是非常遙進的事情了。

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在推迚中國革命、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都非常重規調查研究。此篇考察報告，就是毛澤東著作中調查研究報告的佳作，充分體現了他的鮮明特點。習總乢記曾強調：重規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做好領導工作的重要傳家寶。讀完此篇考察報告，對毛澤東這一輩老革命家，丌油心生深深敬意。毛澤東調查研究的方法、態度，非常值得我們現在的領導干部學習：

一是調查研究要深入群眾。毛澤東為了寫這篇報告，回到湖南，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情況，從 2017 年 1 月 4 日起至 2 月 5 日止，共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收集相關材料。調查研究，就是對客觀實際情況的調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調查清楚，把問題的本質和觃律把握準確，把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對策研究透徹。這就必須深入實際、深入基局、深入群眾，多局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調查了解情況。毛澤東就是通過直接不群眾直接接觸，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才對情況弄得一清二楚。我們一些領導去調研時水過鴨背，看看現場，聽聽匯報，走走形式，走走過場，是丌可能摸清情況的。看了此考察報告，也丌由地想起“文化大革命”。

《關亍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迚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導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有多方面原因，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他的威望達到高峰時，日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與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亍黨中央乊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丌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試想，如果晚年的他還繼續保持早期革命時期的這種深入群眾、深入實際的作風，歷史會丌會是另外一個模樣呢。

二是調查研究要實事求是。讀完考察報告，對湖南農民運動情況了解可謂是非常清楚，非常到位。整個報告六大部分，特別是最后一部分“十四件大事”，詳盡描述了農民運動的各方面具體情況。時過 90 年，這些情況仍然歷歷在目。調查研究就是要客觀真實，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才能經得起歷史檢驗。正如報告中所言“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里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尿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毛澤東在《報告》中，對湖南農民運動有了自己的認識和看法，澄清了關亍農民運動的丌實乊詞。針對農民運動“糟得很”，農會的丼動“太過分”、有一點“亂來”，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等說法，毛澤東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在他看來，農民運動“好得很”；農會的所謂“過分”丼動，具有“革命的意義”；農民是“革命先鋒”。因此，我們說，調查研究一定要從客觀實際出發，丌能帶著事先定的調子下去，而要堅持結論產生在調查研究乊后，建立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對

調查了解到的真實情況和各種問題，要堅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丌唯乢、丌唯上、只唯實。

三是調查研究要解決問題。對這仹考察報告的歷史作用，常以它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農民革命斗爭的綱領性文獻，在歷史的緊要關頭，為革命迚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動了農村大革命運動的繼續發展來評價。毛澤東當時作此報告，丌僅僅是為了回應各方對農民運動的丌實乊詞，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如何推動農民運動向前發展這一問題。毛澤東所關注的 14 件大事，作為湖南農民革命的內容和形式，為今后中國農民革命指明了方向。如通過農會將農民組織起來，建立農民武裝；政治上、經濟上打擊地主，把農民權力提上來；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建設廉潔政府，破除迷信不神權；普及政治宣傳，嚴禁牌、賭、鴉片；辦農民學校，建立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壩......實際上已包括到了農村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毛澤東期待通過農民革命改造農村權力框架，實現農村制度變革，改良農村社會風氣，提升農民文化素養，促迚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迚而推動中國整體革命的勝利。因此，真正的調查研究就是要解決問題，切丌可做無用功，丌了了乊。毛澤東同志還曾經說：“一切結論產生在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丌是在它的先頭”，“調查還像十月懷胎，那么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所以，如果丌能把調查和研究不指導工作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就是無的放矢的調查研究，沒有什么意義。

習近平總乢記強調，調查研究丌僅是一種工作方法，而丏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得失成敗的大問題。調查研究是做好領導工作的一項基本功，調查研究能力是領導干部整體素質和能力的一個組成部分。當前，面對風于變幻的國際形勢，面對艱巨繁

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仸務，我們更應注重調查研究，才能最大限度掌握各種信息，最大限度地集中各方面智慧，最大限度地提高決斷能力，才能正確分析把握形勢，妥善制定應對丼措，真正做到趨利避害，牢牢掌握發展主動權，推迚黨和國家事業發展。

第二篇：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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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感

簡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毛澤東對20世紀20年代中國湖南省農民運動進行分析的重要著作，首次發表于1927年3月的《戰士》。

時代背景：1926-27年，隨著國共合作的深化與北伐戰爭取得重大進展，以毛澤東、譚平山等人為代表的一派中共黨員開始主張深化農村土地革命，發展農民運動。這一主張，以及農民運動本身主要著眼于反對封建宗法制度以及野蠻的土地佃租制度的特點，引發了農村社會的深刻變革。至1926年底，湖南省農會會員發展到100多萬人，1927年3月達到200多萬人，而且以更快更猛烈地勢頭向前發展，把革命進程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

但土地革命與農民運動對農村社會的沖擊觸動了以地主階級為主體的中國國民黨右派的利益，故而引起了他們猛烈地抨擊。以此同時，以陳獨秀為首的部分中共黨員嚴格奉行共產國際所指令的“國共合作”方針而堅持維護與國民黨的合作，為回避農民運動所帶來的矛盾而遷就國民黨的合作，故而也對土地革命及農民運動產生了極大的質疑與責難。當時，在武漢和長沙城里引起了一陣騷動，隨時可以聽到咒罵農民運動的言論。毛澤東在這篇報告中寫下了當時他在長沙的見聞：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里消息傳到城里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錯誤！未指定書簽。

會聽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么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

特別是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在會上壓制所有的反對意見，奉行左傾機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政策，否定農民土地革命的要求等原則。

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為了解釋與回擊來自黨內外的質疑，不滿與責難，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農民運動最為蓬勃的湖南省，實地考察當地的農民運動，本文即是此次實地考察的總結性報告。

主要內容：毛澤東的這份報告主要包括以下這些內容：

1.農民問題的嚴重性：這章主要闡述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毛澤東回到湖南后，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毛從中分析出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聯合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受到他們的檢驗，是選擇站在他們這一邊還是另一邊？

2.組織起來：這章主要闡述越來越多的農民加入農會，必須將他們組織起來。在當時，農會會員激增到200多萬，能直

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因為農民入會大多數每家只報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多萬，群眾便有約一千多萬）。如此大的群眾力量，當組織起來時，將會是革命最有力的同盟軍。而且在湖南農民總數當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廣大的組織，便于行動起來，于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了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3.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利歸農會。這章主要闡述了農會要展開奪權斗爭，推翻封建地主統治，不僅僅是平均地權、減租減息，而是希望搞土地革命，一切權利歸農會，歸廣大農民群眾。

4.“糟得很”和“好得很”：這章主要闡述了兩個不同階級對農民運動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農村，一切權利歸農會，廣大農民熱烈支持農會，而地主等在農會的壓力之下也不敢說句不好；在城里，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糟得很。”

5.所謂“過分”的問題：這章主要闡述了在兩千的封建統治之下，人們深受其毒害，必需采取“過分”之手段才能有力打擊地主階級的統治，以及進一步解放廣大農民的思想。

6.所謂“痞子運動”：這章主要是對國民黨右派對農民運動污蔑的反駁；農民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使國民黨右派驚慌不已，他們害怕，紛紛對農民運動進行誹謗。

7.革命先鋒：這章主要是對農民運動出自內心的贊美，農

民階級是我們中國共產黨最有力的盟友。

8.十四件大事：這章主要對農民運動進行的主要活動進行澄清，向黨內外人士表明農民運動并不是“糟得很”，而是成果顯著，主要有：將農民組織在農會里、政治上打擊地主、經濟上打擊地主、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打倒都團、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清匪、文化運合作社運動等等。具體影響：毛澤東的這份報告體現了當時中共黨內對于農民問題的最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認識。它使黨內一部分人更加注重農民階級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

以后發生的以系列重大事件和歷史發展的進程證明，這個思想為毛澤東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創造“工農武裝割據”，進而提出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奠定了基礎。

讀后感：

1.毛澤東在黨內投降主義氣氛濃厚的情況下直抒己見，熱情謳歌農民運動的膽略和氣魄就讓我們欽佩。在當時這種情況下，實事求是，到實踐中尋找答案，難能可貴。現在學術上的抄襲之風愈演愈烈的時候，我們更應提倡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

2.這篇報告清晰地思辨，縝密的論證和無懈可擊的論據，讓我們不得不佩服毛澤東。

特別是在“組織起來”這節，毛將當時的社會階級分成幾大階級并再細分來看他們對農民運動的態度，嚴密而全面。這是結合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全面客觀地分析中

國的國情，指出：農民階級大部分是支持的；其中又分為雇農、貧農，中農，富農；雇農、貧農是熱烈支持農民運動的，而中農有點中立的立場，富農頗有微詞。地主資產階級右派是完全反對的等。

3.同這一時期其他關于農民運動方面的文獻比較，毛澤東的這份報告不僅與輕視乃至放棄農民運動的右傾投降主義形成鮮明對照，而且最為突出的一點，是在進一步肯定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極端重要性的基礎上，著重提出了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村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的戰略思想。這個思想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在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這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具體運用。

參考資料

1.《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著；

2.《毛澤東的非常之路》，蔣伯英著，人民出版社；

3.維基百科關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解釋。

第三篇：讀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感

讀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感

原創： 鄒陽初

今天是毛主席誕辰125周年的紀念日，懷著無限思念和崇敬的心情，我又翻閱了毛澤東的光輝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禁感慨萬千。

1927年1月，毛主席回到湖南，歷經三十二天考察了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五個縣的農民運動，每到一處，他都廣泛接觸和訪問廣大群眾，召開各種類型的座談會，獲取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3月，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

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而毛主席在報告中肯定了這些貧苦農民，稱他們為革命先鋒，并說若沒有這些農民，便沒有革命，他從十幾個方面出發，用大量事實說明了農民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讀完毛主席的這一篇光輝著作，便立刻想起了在家鄉群眾中曾廣泛流傳的一群貧苦農民，這群人就是國民黨右派眼中的“痞子”.新苗村石灣組的陳其祥、十畝沖組的鄒洪章、石鼓組的周連喬，就是這群“痞子”的典型代表。這些人如果還活著應該是期頤之年了。

據一些上了年歲的老人們說，他們年輕時威武強壯，力大如牛。他們還年富力強的時候，卻被國民黨反動派槍殺了！他們到底干了些什么？ 國民黨反動派，土豪劣紳為什么如此痛恨他們？

原來是因為他們專門與當地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作斗爭。

地主家扮禾（收割稻子），他們深夜把扮桶連成擋折、刷子背到大山上的石洞里藏起來，土豪家的稻草曬干了，碼成了草堆，他們一把火給燒了；

劣紳家生日喜慶、唱戲打花鼓，他們便去搗蛋；

禾苗要水的時候，他們故意把地主家田里的水給放掉；

一支白崇禧的部隊打了敗仗，一些敗兵逃到了薰山，他們便引著敗兵去地主家派糧打劫，讓其互相殘殺……

有些人說著未免太“過分”,對此毛澤東是這么說的：

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

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借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

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盡管如此，他們的這些舉動還是惹怒了當時的土豪劣紳，1943年，他們這幾個貧苦農民被反動軍閥，大惡霸地主李世棠為首的反動政府槍殺在了現新苗學校門前的河堤上。

血債要用血來還。

解放后，大惡霸地主、軍閥李世棠、劣紳、地主王國中終于被人民政府鎮壓了！是共產黨為這群所謂的“痞子”報了仇、雪了恨。

現在想來，這群人正是毛主席所肯定的農村革命的可靠力量，他們劫富濟貧，維護的是貧苦農民的利益，打擊的正是那些壓迫、剝削貧苦農民的劣紳、土豪。

故所，在毛主席的眼里，這樣一群貧苦農民是農村革命的先鋒。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來之不易，新苗（過去叫南薰）這塊神圣的地方在這樣暴風驟雨的革命歷程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史實。

原湘鄉總工會主席、家住南薰山道仁堂（現屬上扶村）李揚庭老人就是卓著的功臣。

這名1925年入黨的地下黨員，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在南薰山一帶發展黨的組織，秘密地領導著像陳其祥、鄒洪章等這樣一些貧苦農民，與地主、土豪劣紳進行頑強的斗爭，成立武工隊，開展游擊活動，組織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抗丁、抗糧、抗稅。

抗糧運動

他擔任南薰區第一任區委書記，組織領導南薰一帶的武裝力量，配合解放軍圍剿白崇禧的反動軍隊，為和平解放湖南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位老人雖然于1985年逝世了，但他的歷史功績仍永垂不朽。

現在，我們領略到了家鄉日新月異的新面貌，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巨大變化，也看到了巍巍南薰山更加郁郁蔥蔥，景色迷人。

哪曾想到這里竟有這么多驚心動魄的故事，還有這么一段前輩們用鮮血寫下的光輝歷史？！

-End-

作者： 敦陽，撰稿人。

第四篇：讀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感

讀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感

1926年到1927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農民運動如同雨后春筍一般，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的展開。農民協會作為一個新的組織、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他們在各地的農村、縣城積極地開展革命斗爭，支持全國的民主大革命。

但國民黨中的反動派和共產黨內以陳獨秀為主的右傾主義者們卻一再質疑、阻礙農民革命斗爭的進行。為了糾正這個錯誤，1927年，毛澤東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總結了這一篇報告，并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的方案——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讓廣大人民和革命者看到一個真正的農民革命斗爭。

文章中，毛澤東充分估計了農民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所起作用和地位。在中國，農民階級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具有反抗壓迫和剝削、要求自由和平等的革命性，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

湖南的農民運動中，農民們組織起來，共同打擊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推倒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地主特權，農民當了自己的主人。從這時開始，農民階級慢慢地凸顯出自己的力量，為中國的革命帶來了新的生機。在運動中，占農村人口70%的貧農是農民協會的中堅力量，是打倒封建勢力的主力軍，是帶動著中農、富農進行革命的先鋒。人數上的優勢使大革命在廣大農村中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他們從根本上改變著中國的國家性質。從文章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農民們的革命熱情，看到他們為革命做出的努力、貢獻。在農協的帶領下，農民們不但在政治經濟上打擊了地主階級，推翻了他們的統治，而且還打破封建迷信，進行了政治文化宣傳，讓廣大農民們有了更大的革命斗爭熱情和爭取民主自由思想。藉此，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深入到群眾中，中共黨人在運動中與農民階級形成了最堅固的同盟。此外，廣大農民們在組織的帶領下，廢苛捐，繳山匪，禁煙賭，學文化，修道路，修塘壩。最重要的是，農民們建立起的自己的武裝，在運動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讓共產黨中有思想覺悟的領導人意識到在農村建立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為中共之后的戰略思想奠定了基礎。反之，正是由于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使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失去了廣大農民群眾支持，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

農民運動失敗了，但毛澤東已深刻認識到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確立并著重宣傳了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的革命思想。雖然，這次農民運動被國民黨反動派們扼殺，大革命也以失敗告終，但從毛澤東的筆下，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中國革命的曙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五篇：讀《湖南農民運動》有感

我很少聽從網友建議去寫文章，這是因為我固守一個原則，對沒有經過慎重思考的問題盡可能不發表看法，然而本篇卻是地地道道的“命題作文”。最近（“韓三篇”發表以后）關于革命的話題突然熱絡了起來，很多網友給我來信，希望聽一聽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這讓我很為難，如果我說：“我還想看一看。”讀者一定會覺得我虛偽，看來只能遵命了。我想說一說假如中國發生革命，革命以后會怎樣？一定有人不以為然：“現在連革命的毛兒都還沒有看見一根，你卻要說革命以后會怎樣？你是不是傻掉了？”我沒有傻掉，我是這樣看的：革命是一個完整的社會政治過程，有開始就會有接續，有接續就會有結局，它的內在品性不僅見諸于發端的部分，也會滲透進接續的部分，更會最終決定出現一個什么樣的結局，所以，對結局的關注實際上是一種逆向考察，是可以破解隱含在革命之中的遺傳密碼的。

為了對革命有一個具象的概念，我先說一件將近一個世紀以前發生的事。這件事我以前曾經提及，不可避免會在行文上有重疊，敬請讀者原諒。

21927年年初，還沒到春節，天氣異常寒冷，一個早就對社會不滿的家伙，根據“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懷揣顛覆國家政權的企圖，到我國湖南省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竄訪，在鄉下和縣城召集農民代表開會，向他們了解最近幾年政府違法占地、強制拆遷、農村黑惡勢力與基層政權勾結魚肉鄉里的情況。

85年前的國家權力機構還不像如今這樣致密，再加上五縣三十八鄉的政府的公仆們大局意識不強，在“維穩”問題上嚴重失職懈怠，導致這位剛過33歲生日的家伙從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整整猖獗地活動了32天，居然沒有被舉報，沒有被拘押，沒有被送進派出所“躲貓貓”，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后來這個家伙根據這次流竄考察寫出了一份《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并且居然發表了出來，深得國內外敵對勢力贊揚和欣賞，此文作者被譽為最深刻看清中國問題的完全徹底的革命者。

這個赫赫有名的造反者和革命者，就是敬愛的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被我們所敬愛，當然不僅僅因為他考察湖南農民運動這一件事，作為最堅定的革命者，這位同志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獨立真可謂在刀尖上行走，拋頭顱、灑熱血，將生死置之度外，經歷過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最后終成正果，奪取了全國政權，最終成為了“人民的大救星”、“中華人民共

和國締造者”、“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偉大天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

毛澤東早就有言：“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即便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難得不做壞事，我記得最初讀到記述毛澤東1949年以后所做壞事的書籍時，真是如雷灌頂，呆若木雞，完全不敢相信那些白紙黑字是真的，后來知道了一點兒政治哲學常識，也就釋然了。

現在，不管你對毛澤東是愛還是恨，有一點你無法否認，他的領袖地位不是自封的，是歷史和人民把他推到了這個位置，而這個位置的獲得又直接淵源于他深邃的社會洞見、卓越的政治運籌和軍事指揮才能，這都不是常人可以具備的。除此之外，還有極為重要的一點，我也必須強調指出來，那就是他對人民尤其是對農民的深切熱愛，這種熱愛也是任何其他人無法企及的。

“陳行之，我讀過你很多文章，我曾經認為你是堅定的反專制主義者，今天我才算看清，你其實是一個五毛。”

對此我不做辯解，我們接著考察85年前發生的事情。

流竄到湖南省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進行活動的毛澤東這樣判斷當時的中國社會：“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于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我們看到，毛澤東在后來的革命經歷中，顯然是選擇了“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這是由他的社會革命思想決定的。由此我們可以認為，一個杰出的歷史人物，一定是站在社會潮流頂端的那個人，因為只有他才能夠告訴人們發生了什么。

我們來欣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關于革命的幾段著名文字——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宮污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著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里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里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解，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準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篇幅所限，我不能做更多引述了，讀者可以通過原文領略毛澤東作為最徹底的革命者是如何謳歌農民革命行動的。你會從文章中看到，給鄉紳戴高帽子游街示眾、沒收他們的家業和地產、非法關押和槍決民憤極大的地主等等用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可以被列為反社會暴行的行為，在毛澤東那里都成為了最值得贊美的革命事物；被嚴重破壞穩定的社會已經進入到

反革命**的狀態，可見毛澤東的革命主張有多么激烈。

能不能據此認為毛澤東有偏愛暴力的病態人格呢？我不這樣認為。當一種社會力量用暴力的方式欺壓人民時，人民當然有用暴力的方式反抗的權利，這在任何政治哲學教科書中都是常識，這也是人類歷史普遍書寫的篇章，美國的建國者甚至公然把這一條寫進了《獨立宣言》。毛澤東對農民暴力行為的贊美，我想沒有什么其他原因，皆因他對農民情之所切，愛之彌深，他比所有人都更深切更直接了解到了農民在中國封建宗法社會里遭受著怎樣野蠻的欺壓，因為這位出生于農村的年輕知識分子切實看到了農民生活的慘景，看到了整個中國從鄉村到城市廣泛彌漫著可恥的非正義。

這是對么可貴啊！這需要多么大的勇氣啊！打一個不適當的比喻：當烏坎告急的時候，你有膽量背著筆記本電腦突破包圍潛入這個村子去組織村民開調查會和座談會么？你有膽量在那里呆一個月之久，切切實實了解那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么？你有膽量寫出一份《烏坎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并且上傳到網絡或者發往國外么？你有膽量在報告中斷言烏坎村村民沖擊政府和燒警車的行為“好得很”么？你絕對沒有這個膽量！可見，坐在書房里舒適地談論革命是一回事，真的以“砍頭不過碗大的疤”的氣概投入革命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毛澤東之所以成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絕不是偶然的，換一句話說，革命和革命者都不是鬧著玩兒的，毛澤東當年做的事情不是一般人做得了的，沒有對中國歷史和現狀的深刻了解，沒有堅定的對真理的信仰和不屈不撓的信念，沒有對人民命運的深切同情，沒有“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境界，你連毛澤東的百分之一都做不到——用網絡語言表述：你連給毛澤東提鞋的資格都沒

有，你不值毛澤東的一根汗毛。

有一句老話：“時勢造英雄”。在歷史情境中，所謂英雄，用淺白的話說，就是做正確事情的人，反之，我們把做不正確乃至于反動的事情的人叫梟雄。那么，什么才是正確呢？我以為這里大致有兩個標準：

一、你是不是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做了時代迫切想做的事；

二、你是不是在為人民謀利益，做了人民渴望你做的事。在這兩點上，毛澤東全部做了正確的選擇，所以我們通常都認為1949年10月1日發生的事情是合乎邏輯的，用官方的話說，是“歷史的選擇”。

歷史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所謂歷史的選擇，在時間意義上不過是對某個歷史時段的歸納性描述，這就好比我們在一條直線上標注出任意一個點，這個點看上去似乎是靜止的（所

謂“歷史的選擇”），然而在直線的延續中，它顯示的則是另一種意義：它既是過去的結束，也是未來的開始。

當毛澤東同志站在紫禁城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胡風先生熱淚盈眶，用一個知識分子近乎于孩子一般的純真熱情，忘乎所以地高叫一聲：“時間開始了！”說的就是舊時代結束了，新時代開始了。

開始以后怎樣呢？依照想象，“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應當心無旁騖，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了，人民應當心安理得地享受革命紅利了，然而所有這一切都沒有發生，相反，人們驚訝地看到，龐大的歷史列車竟然開始倒行！

我們仍然以前面說到的農民問題為例。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事實上是一場農民革命，在形式和內容上與陳勝、吳廣、李自成同志領導的農民起義沒有什么不同，就個體來說，毛澤東也與這些人心靈相通、血脈相承——公元前209年，剛剛起事的陳勝同志壯懷激烈，曰：“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接著，這位眼盯著皇帝寶座的鄉郵員悲憤地質問蒼天：“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意思是：“日你媽的！難道你們丫這些王侯將相就是天生的嗎？！”過了兩千一百四十五年，在貧瘠的陜北高原上，同樣眼巴巴盯著皇帝寶座的毛澤東同志也壯懷激烈，賦詩曰：“惜 秦皇 漢 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 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意思是：你們前面那些皇上都不濟事，要說干事情，還得看我毛澤東的！結果，毛澤東像陳勝、吳廣、李自成那樣，也率領農民起義軍推翻了舊王朝，也住進紫禁城做起了皇帝。

做了皇帝的毛澤東得意地把自己定位為“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一種結合：“馬克思”奠定了中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道路，“秦始皇”則把嚴厲的社會控制手段發揮到極致，整個中國變成了密不透氣的鐵桶。

這個鐵桶首先窒息了中國社會最廣泛的社會階層——農民。

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展開，（以私有制為標志的）中國農民數千年以來都未曾失去的土地，被國家強行掠奪了過去，盡管被冠以“集體所有制”的名稱，然而就連村頭的大槐樹都悲哀地意識到，農民事實上什么都沒有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成為了地地道道的“無產階級”，這種狀況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發展到極致，那時候吃公共食堂，家里連碗筷炊具都被沒收了。也就是說，毛澤東以革命的名義帶領農民打倒了大大小小的地主，革命以后，他所統領的國家卻成為了超級地主，中國農民成為了不得不依附在這個超級地主身上的佃農，佃農還可以依據選擇東家，農民卻被釘死在了超級地主家里，既無財產權又無遷徙權，具有很多奴隸的特點。無論計劃經濟時代的“剪刀差”，還是所謂市

場經濟時代的“國家征用”，超級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和掠奪，既殘酷又無情，甚至可以說是血淋淋的，令人發指的，這在古今中外歷史上都極為罕見。

更大范圍內對自由和民主的壓制，這種壓制導致了怎樣凄涼、晦暗的社會圖景；這種壓制在世界范圍內怎樣把中國弄成了讓所有人警覺的“不正常國家”，我們就不說了吧！我要強調的是：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一場偉大革命發生以后發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同志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嚴重的狀況，迫使我們不得不無奈地想到如下問題——革命是靠得住的么？

革命者是靠得住的么？

我的回答是：革命是靠不住的，革命者也是靠不住的——就連毛澤東這樣對人民抱有最深切感情的革命者最終都成了人民利益的戮害者，你對其他人還能抱怎樣的指望呢？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中國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權專制主義文化，這塊廣袤的土地是制造專制者的最好溫床，歷史上之所以不斷發生革命導致專制的狀況，實在與這種文化有關。這里說的文化，當然不單純指孔子同志的儒家主張，更是指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和思維方式，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不是專制者制造專制，而是我們制造專制者，專制者才得以制造專制。

假如胡風先生當初別喊那句“時間開始了”，他還會遭受磨難，最終被革命碾碎么？假如中國知識分子在1957年堂堂正正站立，決絕地宣稱：“不自由，毋寧死！”中國大地還會發生那場血雨腥風式的政治清洗么？假如中國科學家1958年不像錢學森那樣違背科學精神，揣摩圣意，發表文章論證糧食畝產達到數萬斤“是可能的”，大躍進所造成的民族災難還會那么駭人聽聞么？假如周恩來不是毛澤東的仆從，而是一個有獨立意識和獨立作為的政治家，毛澤東的罪惡還能夠延續那么久么？假如林彪和林立果打出反對黨的旗號，就像臺灣民進黨叫板國民黨那樣，在順應民意中拓展政治作為，他們還會以宮廷政變者的身份被記入歷史么？假如中國人具有明確的自由、民主意識，成熟到在特殊利益集團的掠奪面前像大山一樣屹立，同聲說：“不！”改革開放還會演變為權力和資本對國民財富肆無忌憚的饕餮么？中國還會面臨“有可能中斷現代化”（吳敬璉語）的危險么？

遺憾的是歷史從來不相信“假如”，它總是遵循著自己的邏輯和路徑發展，所以，在中國革命這條道路上，該發生的全部發生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我們目前所置身的這個時間節點，是過去之延續，未來之開始。

在這“過去之延續，未來之開始”，除了想到上面這些之外，我還想到，如果真的發生革命，絕對不能再任由革命者去操縱革命了，必須有一種獨立的超然的力量來看護革命，這意味著革命者（那時候革命者已經成為了統治者）必須被監督，絕對不能給任何人復辟專制留下任何可乘之機。

學者李劼先生在回顧埃及巨變的文章中，提出了“義工”的概念，他以兩個平靜地參與革命、在一定意義上是去赴死的普通人為例，來說明真正的革命需要那些不計代價的參與者，對人很有啟發。

李劼先生說：“假設1989年，中國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懂得為這個民族做一次義工，那么局面就可能完全不同。因為惟有義工的心態，才不會計較利害得失，才不會把好不容易聚焦起來的力量，交付給某個政治利益集團，不管是開明的，還是保守的。政治利益集團再開明也跳不出利益的考量。任何一個政治利益集團都不會成為一個義工族群。這是義工的價值所在，也是義工超越功利而獨具的審美境界。義工所獨具的境界，不計毀譽榮辱，惟有義無反顧。中國的知識精英，最缺乏的最害怕的就是義無反顧。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政治梟雄幾乎一致。梟雄的理論是革命不能白革；精英的心理通常是代價不能白付。這倒并非中國特色，西方社會、美國學府亦然。”（李劼：《義工：埃及巨變給中國人的最大啟示》）

李劼先生進一步指出：“從埃及巨變中，人們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要素，中國全都具備，諸如突發事件，千百萬群眾上街，媒體的空前關注等等；幾乎所有的畫面，當年都在中國出現過：民眾與軍隊的對峙，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口號震天響。但比較過后，人們又可以發現，比起埃及巨變的歷史時刻，在中國精英群落里似乎什么都不缺，獨缺義工。那年在北京街頭做義工的全都是無名無臭的平民百姓，即便是一盡挺身擋坦克義務的也是普通男女學生。”（引文同上）

這非常值得深思。

所謂“歷史是螺旋式發展的”，實際上是說，時間節點與時間節點不同，它有一個遞進和上升的過程，這意味著當我們現在回望過去的時候，我們的眼睛較以前明亮了，我們看得到以前沒有看到的東西了；展望未來的時候，我們的心靈較以前透徹了，我們警覺到必須警覺的東西了。

我們可不可以相信一再上演過的歷史戲劇不會再重演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