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析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解析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能夠帶來新發現的革命膽識是一種非常罕見的能力，它尤其需要一種獨立精神和一種判斷能力，前者使人足以擺脫流俗觀念的影響，而后者則使人透過表面的現象，抓住潛藏的事實。”〔1〕《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毛澤東以非凡革命膽識寫就的經典著作，毛澤東在報告中所體現出的獨立精神和判斷能力令人嘆為觀止。本文試圖就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關的幾個問題進行探討，敬請指正。

一、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動因

關于毛澤東赴湖南考察的動因，不同時期的說法不一。1926年12月28日的長沙《大公報》這樣報道：國民黨中央黨部執行委員毛澤東將赴寧鄉、新化、衡山、衡陽、湘潭、醴陵、寶慶、攸縣、武岡、新寧等十余縣“巡視黨務狀況”，湖南省黨部委托毛澤東：“(一)考察各種糾紛之原因，指導解決方法。(二)宣傳農工運動之重要”〔2〕。從這則報道看，毛澤東此行的身份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執行委員”，主要使命是“巡視黨務”，而對與農民運動相關問題進行考察，則是由于受到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的委托。這與1937年11月問世的《毛澤東自傳》的說法明顯不同：“在上海，我指導著共產黨農民部，并被派往湖南做農民運動的視察員。”〔3〕至于為何人何組織所派，毛澤東沒有說。但從語氣來看，應該是指受中共中央派遣去考察湖南農民運動。1952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題解則提供了另外一種說法：“毛澤東此文是為了答復當時黨內黨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而寫的。為了這個目的，毛澤東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寫了這一篇報告。”〔4〕題解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毛澤東就是為了反駁對農民運動的責難才去考察的。這些看似矛盾的記載其實并不矛盾：毛澤東想反駁對農民運動的各種責難，中共中央也很想進一步了解農民運動，因而毛澤東被派往湖南考察。恰好此時國民黨中央委派毛澤東“巡視黨務狀況”，湖南省黨部又委托毛澤東對諸多問題進行考察。毛澤東此行是受到多方委派，負有多重使命。為什么不同時期的說法上有明顯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時期強調的側重點不同。《大公報》的報道的背景是國共合作，而且當時的共產黨人一般以國民黨的名義活動，因此強調毛澤東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毛澤東自傳》出版在抗日戰爭時期，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當然要強調中國共產黨的獨特作用，因此從共產黨的角度進行介紹。至于《毛澤東選集》題解的說法，也是由選集的性質決定的，作為個人選集，自然要突出作者自己的特殊作用。可見，這幾種說法并不矛盾，只是不同時期選擇的角度有所區別。

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寫作

從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澤東先后在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進行了考察。所到之處，毛澤東都邀請農民和“農運同志”開調查會，“所得材料頗不少”〔5〕。在考察過程中以及結束后，毛澤東曾將調查所得與湖南區委負責人進行了交流，并且就農民運動問題做了幾次報告。這樣，在考察過程中，毛澤東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的主張。2月16日，毛澤東曾經寫信向中央匯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情況，標志著考察報告的寫作提綱已經成熟。因為這封信實際上就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寫作提綱〔6〕。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封信的結尾，毛澤東特地這樣說：“詳細情況從明日起三四日內寫出一個報告內送兄處察核，并登導報。”〔7〕從這樣的表述來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正式寫作應該開始于2月17日，成文時間應該在2月20日左右。

眾所周知，“毛澤東??獲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8〕。實際上，毛澤東在以自己考察所得第一手資料作為主要依據的同時，也使用了大量的間接資料。如，在論述農會組織情況時，毛澤東這樣說：“尚有一小部分沒有起來，如益陽華容等縣??大部分尚未起來，如城步零陵等縣。”〔9〕在論述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時候，毛澤東這樣說：寧鄉的楊致澤，岳陽的周嘉淦，華容的傅道南、孫伯助，乃農民與各界督促政府槍斃的。〔10〕在論述農民武裝的時候，毛澤東這樣說：“因農民起來形勢猛，地主階級招架不住，其武裝勢力大部分投降農會，站在農民利益這邊，例如寧鄉、平江、瀏陽、長沙、醴陵、湘潭、湘鄉、安化、衡山、衡陽等縣。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仍屬傾向于投降，如寶慶等縣。再一小部分則站在和農會對敵地位，例如宜章、臨武、嘉禾等縣”〔11〕，“安化已普遍地減了息”〔12〕。諸如此類的論述，涉及的大部分縣份不在毛澤東考察范圍之內。在指出個別地區因為打菩薩引起不良后果的時候，毛澤東還使用了湖北的材料：“湖南湘鄉湖北陽新二縣最近都發生地主利用農民，反對打菩薩的事”〔13〕。關于這些縣份的情況，毛澤東只能從間接渠道進行了解。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份各縣農協會員數量比較表》，該表在考察報告中占有很大的篇幅，是毛澤東立論的重要依據。在文中，毛澤東也明確指出這份表格并非自己調查所得，而是湖南省農民協會1926年11月的統計〔14〕。筆者認為，正是因為毛澤東在使用自己調查所得材料的同時，也使用大量的間接材料，才使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內容極為詳實，從而具有極強的說服力。

三、“有土皆豪，無紳不劣”辨正

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委婉地批評毛澤東：“在口頭報告時，還講了‘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話，一時流傳甚廣，到處寫成標語，影響極大。”〔15〕還批評毛澤東將“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作為帶有普遍性的規律提出”〔16〕。張國燾則懷著別樣的心情“回憶”：“我當時曾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來譏諷他的這種說法。我向他說到的大意是，所謂‘有土皆豪’，難道有一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算是‘豪’嗎?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紳士，難道也‘劣’嗎?所謂‘矯枉必須過正’，為甚么必須‘過正’?要‘過正’多少?是暫時的‘過正’，抑是永久的‘過正’?等等。他是個不肯認輸的人，只是大笑一陣，說這不過是為了當前實況的需要，才說出這些話的。”〔17〕

筆者認為李維漢誤解了毛澤東，而張國燾則有意曲解了毛澤東的意思。《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清楚地寫道：“造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土豪，穿長褂子的也叫他劣紳。”〔18〕這清楚地表明“有土必(皆)豪，無紳不劣”是從農民運動的實際情況中概括出來的，這是對事實的陳述，并非毛澤東自己提出。“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土豪，穿長褂子的也叫他劣紳”的表述，一來說明毛澤東也認為農民運動中確實存在“過分的舉動”，二來說明實際情況并非像張國燾所“回憶”的那樣嚴重。由于毛澤東認為“所有一切過分的舉動??都有革命的意義”〔19〕，因而提出“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的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20〕，這就是“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的由來。認為在革命中“恐怖現象”無法避免，這樣的說法并沒有什么不妥，何況還特地強調“一個短時期”?再說，毛澤東也不是不加區別地對一切過激行為都全盤肯定。如，毛澤東明確指出：菩薩是農民自己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自己的雙手丟掉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21〕作為一個迫切希望中共中央改變對農民運動政策的充滿激情的革命家，置身于湖南農民運動熱潮中的毛澤東，不可能像若干年后在書齋里研究資料或者寫回憶錄那樣“理性”，即使使用了一些后來看確實“過頭”的措辭也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我們不應該抓住個別字詞苛求毛澤東。

四、“革命先鋒”——“赤貧階級”辨析

李維漢還批評毛澤東“將那些‘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游民，即流氓無產階級當作貧農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鋒之中，說他們‘最革命’，缺乏一分為二的分析”〔22〕。李維漢的說法有沒有根據？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將農民劃分為富農、中農、貧農三個“階級”。對于這些“階級”，毛澤東這樣分析：富農才慢慢地進了農會，入會后也并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23〕而中農“雖比富農略好，但始終不能積極，仍然保存他們那種游移的態度。”〔24〕從這樣的表述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對富農乃至中農的否定態度。在論及貧農時，毛澤東說：“鄉村中一向苦戰奮斗的，只有一種人，就是貧農。從秘密時期起，一直到公開時期，都是他們在那里奮斗，組織也是他們在那里組織，革命也是他們在那里革命。只有他們與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打擊，一切破壞工作只有他們做得出。”〔25〕在這里，毛澤東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把農民運動當成了“貧農運動”。

為了進一步推動農民運動，毛澤東強調：“貧農(特別是赤貧部分)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農會的領導權??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26〕那么，“赤貧階級”(文中毛澤東將“赤貧階級”與“赤貧”交替使用)究竟是指什么人?請看毛澤東對“赤貧階級”的描述：“全然無業，既無土地，又無資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外出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或為非作歹做盜賊的，都是‘赤貧’。”〔27〕這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關于“游民無產階級”的分析基本一致：“游民無產階級為失去了土地的農民與失去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最多者為匪，其次為兵、次為乞丐、次為盜賊與娼妓。他們乃人類中生活最不安定者。”〔28〕毛澤東還這樣解釋“次貧階級”：“略有土地或略有資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生活的，如手工業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次貧。”〔29〕這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對貧農的定義基本一致：“貧農既無充足的農具，又無流動的資本，肥料不足，田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無幾”〔30〕。可見，實際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將“貧農”劃為“次貧階級”，而把“游民無產階級”劃為“赤貧階級”。因此，毛澤東確實把游民(即“流氓無產者”)當作貧農的一部分。

關于游民在農民運動中的作用，毛澤東有沒有夸大?我們不妨根據有關史料進行探討。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明確指出：“會黨一概加入農民協會，在農民協會里頭公開的逞英雄，吐怨氣”〔31〕。李維漢的論述更加直截了當：“農民的領袖是貧農，而貧農中的大多數是會黨中的分子”〔32〕。《湖南第一次農運宣傳周宣傳綱要》嚴肅指出：“失業的農村群眾，地主階級指為地痞、流氓，在我們看來則可名為貧農，貧農因生活毫無保障，所以對于革命容易接受，不比自耕農、佃農［雇農］有所顧忌。”〔33〕強調“失業”，并且將佃農、雇農排除在“貧農”之外，這里的“貧農”顯然是指游民。再看湖南省農民協會訓令：“查湖南的失業農民起來，在湖南的農運中，實在是最勇敢的先鋒隊??‘流氓地痞’自然是指最革命的一般失業農民。”〔34〕凡此種種，足以證明認為游民發揮了“革命先鋒”作用并非夸大之辭。那么，毛澤東有沒有將游民不加區分地看成“革命先鋒”?事實并非如此。《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這樣的一段記載：“有一種‘強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惡，現在亦只得屈服于農會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個雨壇(神)廟，素聚流民，說也不服，農會起后，都悄悄去了。”〔35〕關于這些“流民”的去向，毛澤東在其它場合清楚地指出：“過去雨神廟有很多‘流民’現在沒有了，他們有的參加了農會，有的勞動”〔36〕。“屈服于農會之下”以及“有的參加了農會，有的勞動”的表述，說明毛澤東并沒有認為所有的游民都是“革命先鋒”。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還有“同湖堤團農會，捉了三個流民燒窯”〔37〕的記載。

對于游民在湖南農民運動中發揮先鋒作用的事實，毛澤東實事求是地予以認同，這是對游民革命性的充分肯定。毛澤東后來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這樣強調：“游民分子戰斗力卻特別好。”〔38〕應該說，這是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游民的認識是一致的。事實上，毛澤東對于游民一直十分關注，在人格上對游民始終予以足夠的尊重。他在建國前著作中稱游民為“游民無產階級”，建國后修訂的文本中一般稱為“游民無產者”，而不使用“流氓無產者”這樣的帶有明顯貶義的稱呼。不對游民抱有偏見，把游民看成貧農的一部分，盡管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游民自身的不足，但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毛澤東的觀點無疑具有不可低估的革命意義。

五、從考察報告看毛澤東認識的變化

李銳在《青年毛澤東》中這樣說：“《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于當時高漲中的湖南農村革命運動，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湖南廣大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完全接受了毛澤東的指導。”〔39〕這是對《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客觀評價。那么，考察湖南農民運動對毛澤東有沒有產生影響?筆者認為，毛澤東不僅受到了湖南農民運動的影響，而且受到的影響很大。

1925年底到192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基本觀點是：工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40〕；“對于地主階級在原則上用爭斗的方法，請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讓步”〔41〕。不難看出，毛澤東當時對地主的態度還是相當溫和的。雖然9月份毛澤東就已經認識到“都市工人階級目前所爭，政治上只是求得集會結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時破壞資產階級之政治地位”〔42〕,“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43〕，但直到1926年12月20日，在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仍然這樣說：“現在還不是打倒地主的時候，我們要讓他一步”〔44〕。而毛澤東參與制訂的決議案規定：“省農民協會于必要時得舉行洗會運動，以淘汰不良分子。”〔45〕這顯然意味著此時的毛澤東仍然不希望農村發生大的社會震蕩。

考察湖南農民運動對毛澤東的觸動很大，毛澤東明確指出：經過考察，“始發現我們從前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的幾個頗大的錯誤”〔46〕。此時的毛澤東已經完全站在激進的革命立場為農民運動鼓與呼，強調地主階級必須打倒。毛澤東大聲疾呼：“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是反革命。”〔47〕所有反對農運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各種對農運的錯誤處置，都必須迅速變更〔48〕，“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準人批評農會”〔49〕。強調：“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借勢力稱王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暴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是沒有錯的。”〔50〕毛澤東事實上已經認為中國革命是“農民進行的革命”，已經把農民作為革命的主力，一再強調：“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主要工作”〔51〕；“論功行賞，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則市民與軍隊的功績只占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占七分”〔52〕。甚至極為樂觀地估計：不久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最后葬入墳墓。〔53〕毛澤東的這些觀點，對他后來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只要認真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與此前的論述進行比對，我們就不難看出毛澤東對農村革命的認識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期間經歷了一次質的飛躍。

考察湖南農民運動使得毛澤東從此更加注重社會調查。毛澤東曾經極為自信地說：“當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后仍無法答復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54〕當自己的建議被中央拒絕之后，毛澤東非常憤怒：“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嚴肅指出：“這個意見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55〕。美國學者布蘭特利?沃馬克在論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這樣評價：“毛澤東是以農民運動專家的資格在說話??長期的實地調查賦予了他在論述農村問題的權威性。由個人經驗而產生的自信，是《中國農民與國民革命》中沒有的因素。”〔56〕這樣的評價是十分中肯的。毛澤東后來一直重視調查研究，并且提出著名的論斷：“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57〕。應該說，《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當然，此時的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認識還沒有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在2月16日致中央的信中，毛澤東向中央提出了很多建議，但始終沒有提及掌握軍事力量。而考察報告中“市民與軍隊的功績只占三分”的表述，則明顯地流露出對軍隊的輕視。結果，在僅有千余支槍的許克祥發動的馬日事變的打擊下，驚天動地的湖南農民運動便迅速宣告終結。這對滿腔熱情地投入農民運動的毛澤東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動情地說：“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于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58〕筆者認為，毛澤東的這種說法與其說是對陳獨秀的批評，倒不如說是對《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反思。

綜上所述，深入實際調查所得第一手資料，為毛澤東寫作考察報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大量間接資料的使用又大大加強了考察報告的說服力。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過程中，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認識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旗幟鮮明地為農民運動辯護，并且實際上已經把農民作為中國革命的主力；他看重“流氓無產者”的革命作用，把他們看成“貧農”的組成部分，并且稱之為“赤貧階級”，但并非不加區別地贊頌他們為“革命先鋒”、“革命元勛”；《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毛澤東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但也存在忽視游民缺點、輕視軍事斗爭的欠缺，通過對《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加深刻地認識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第二篇：讀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讀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體會

小教121王盼盼

讀完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我的感受頗深。在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我們都知道農業是中國幾千年以來最主要的生產方式，所以，農民在生產力的發展和變革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與此緊緊相隨的是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鴉片戰爭后，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堅船利炮的烘擊下改變了社會發展的軌道，在這個社會里，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依舊保持著，另外農民還要遭受帝國主義的欺壓和奴役。在這個時代，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完全的封建社會，也沒有發展成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仍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經濟的剝削、政治的壓迫使農民的生活越來越貧困，精神越來越萎靡，處于水深火熱的他們除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投身于革命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出路，于是從北伐戰爭以后，由廣東開始的農民運動迅速發展到全國。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收到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權。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就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他們為了遷就國民黨，使共產黨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另一種機會主義觀點是以張國熹為代表的左傾主義觀點。毛澤東為了解決這一關鍵的革命問題，駁斥黨內外反對農民運動的責難，始終堅持站在農民的前頭領導他們的正確路線，于是就寫成了這篇光輝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有很多人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糟糕透了。但是，就像俗話所說的那樣:狗急了還會跳墻，農民的這些舉動完全是被劣紳、地主們逼出來的，是社會的殘酷、無情逼迫了農民，他們有太多難以言語的無奈。那些地主、軍閥、劣紳早些年歷來憑借勢力、權力壓榨、踐踏著農民，農民才會有這么大的反抗，所以我認為這算不得打壓，只是一種權力的逆轉，當權力、財富在地主手上時，農民們沒有資本來進行正當防衛，而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農民開始有了人身的自由，開始有了基本權利。雖然并非每個地主都是無惡不赦的，但是中國當時的社會現狀和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發展道路的特殊性，它不同于俄國的十月革命，即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而在這條革命道路上的主體始終是農民，所以注定了農民會推翻地主。毛澤東也這樣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畫繡花，溫良恭儉讓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革命就是暴動。所以這種暴動是情有可原的。在農民運動中，一項苦戰奮斗的主要力量也是那些被地主們壓榨的最久的貧農，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但其實想想也在情理之中，長期的經濟壓迫使他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即使農民運動失敗了，也沒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他們窮的只剩下跟著共產黨為自己爭奪權力的勇氣。

中國革命的勝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都證明了偉大的毛主席在當時的英明和果敢，也證明了當時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的革命路線是如此的正確。關注當今眼下的社會，由于城鄉、區域貧富差距巨大，依然還有很多農民背井離鄉，被迫奔走于各個大城市的角角落落，為的就是供得起自家的孩子讀的起書，為的就是自家的父母生病時有錢就醫，為的就是不用每天都啃饅頭。農民永遠是社會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們為這個社會做出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現在農民的醫保等問題已經步入正軌，但是他們很多方面依然得不到保障。國家綜合國力在提高，國家經濟在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但就醫難，就學難，買房難等困難仍赤裸裸的擺在我們的面前，尤其是農民的面前。但是，我們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黨和政府會扛起責任讓我們中國變得越來越好的。

第三篇：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讀后感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讀后感

原創： 選個好的做個老的這份報告寫于1927年3月，通過實地考察，毛澤東提出要重視農民問題，也提出農民力量是革命的根本力量。在重視的基礎上要把這個龐大的群體組織起來，組織起來干什么呢？組織起來打倒土豪劣紳，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等一切阻礙農民運動的階層。

詳細分析和說明了農民運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具體做的事情，重點肯定了農會做的十四件事：

1、將農民組織在農會里

2、政治上打擊地主

3、經濟上打擊地主

4、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打倒都團

5、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6、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

7、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

8、普及政治宣傳

9、農民禁諸

10、清匪

11、廢苛捐

12、文化運動

13、合作社運動

14、修道路，修塘壩

從字里行間都透露出毛澤東對權力的絕對控制和對一切異己勢力的零容忍，同時這些事件，在30年后的1957年逐一上演，一直持續到1977年。什么叫革命，革命是要流血犧牲，你死我活的，不管是武力的，還是文化的。就像毛澤東報告中所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從一開始，毛澤東就很清楚具體要怎樣革命，他想要的就是一切都要打倒推翻，在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建。分析深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大的方向把握住了，其他的無非就是邊走邊補充。1927年的報告已經奠定了他此后50年的方向和施政方案，不由得讓我想起一句話：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都說“命有高低，運皆平等”,所謂大格局之人，必定大起大落；而普通格局的人，則會一生平穩。或許是吧，毛澤東的一生轉戰南北，從多次被排擠，到重掌權力，有他的性格和格局決定，也由他的能力所決定。在1927年那樣一個時期，他能說出：“很奇怪，南昌方面傳來消息，說蔣介石、張靜江諸位先生的意見，頗不以湖南農民的舉動為然。湖南的右派領袖劉岳峙之輩，與蔣、張諸公一個意見，都說：”這簡直赤化了！我想，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么革命革命！嘴里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么兩樣！“

這在當時可不是簡單的意見不同，而是在蔣介石大肆屠殺共產黨時期的對罵，不得不說毛澤東真正是中國最有成就的”憤青“,在一定程度上，中國需要憤青，需要這種對很多不好現象的”破口大罵“,在毛澤東的骨子里，除了對中國古代的一些詩詞歌賦很贊賞以外，對傳統文化的成見很深，其實也是的，包括我自己，很多人也說我是憤青，對很多事情看不慣，而我們的老師或是長輩經常教導我們：見怪不怪！不是和我們一道去解決問題，反而勸說晚輩，忍一忍就好了，正是這種對忍讓文化深入骨髓的沉淀，造就了我們保守的一面，造就了我們羊性文化的精神，造就了我們容易得過且過。

正是忍，讓我們忍到國土淪喪，正是忍，讓我們喜歡穩定。慢慢才發現，忍這個字的力量太強大了，正是這個忍字讓中國皇權的封建制度經歷千年，也讓人民被壓迫千年。每一位統治者，都會利用這個字來教化人民，你要學會忍，于是乎，我們忍，逆來順受，一直忍著被統治者統治！

我們呼喚正義，呼喚公平，卻一直忍著，哪里來的公平正義？

難怪毛澤東評價魯迅為中國人的靈魂，”沉默哦，沉默哦，不再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結果，一時都忍了，還在乎另一時嗎？繼續忍著吧！在懸崖邊上，退一步就永遠沒機會進一步了！

文章已于2018-06-20修改

第四篇：再讀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感

再讀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感

老盧庸觀

毛澤東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

這篇文章是90年前他34歲時寫的一篇調研報告。多年前讀這篇文章時，我的初步感受是——這篇文章不僅僅是文章，更是毛澤東確立“農村包圍城市”中國革命路線的奠基之作。

在湖南農民運動的觀察中，毛澤東發現了中國社會的終極力量——農民。

在農會組織下，“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

不僅如此。

毛澤東在這次為期一個月的跟蹤調研中還發現了農民革命對幾千年封建王朝制度根基士紳階層的強烈沖擊和顛覆。實現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打翻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

為什么要強調這一點呢？

如羅振宇所言，士紳無比重要。曹操“挾天子以令不臣”的長期存在、其后司馬家把子弟分封到地方制衡士紳大族等等做法，都是為了協調中央與地方關系所作出的制度安排。

伴隨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士紳大族作為地方勢力依托血緣宗法制度成為封建社會是否穩定的基石與關鍵所在。

士紳階層穩定，則國家穩定。士紳階層一旦被顛覆，封建制度則會走上土崩瓦解的道路，步入歷史重構期。

可以這么講，農民在農會組織下短短幾個月就徹底顛覆士紳階層的鮮活案例，把已經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帶上了馬克思中國化的大道。

處于列強瓜分半殖民地境地的中國，士紳階層的問題不解決，國家是無法整合多方力量通過革命來驅除外敵、振興中華的。辛亥革命后，張勛復辟等事件的出現，軍閥混戰不休，等問題背后，莫不與士紳階層的存在相關。

沒有了士紳階層這個實質上統治地方的集團，冀望復辟者將失去幻想的土壤，不會螳臂當車與民主共和的歷史大勢對著干；沒有了士紳階層，軍閥混戰的財稅根基將無以為繼。

士紳基層一旦被打倒，相當于閹割了封建制度的生殖能力，讓其無法繁衍生息，也就徹底解放了綁在中國人身上幾千年的封建制度枷鎖。以往的政權、神權、族權、夫權也會隨之土崩瓦解，被松綁后活靈活現的男男女女踩在腳下。

原本被囚禁的人一旦被解放，享受到自由的快樂，勢必會與把自己綁起來的一切制度、人和事徹底決裂，并把它踢翻在地、踩在腳下，讓其永世不得超生的。

毋庸置疑，這群人——農民，是最具有革命能動性的。

這與馬列主義誕生的歷史條件顯然是有很大差異的。馬列主義誕生的社會歷史背景是社會生產由簡單協作、手工業跨入機器工業大生產階段時工人運動的興起。

工人階級是馬列主義的革命先鋒力量。但這與當時中國國情顯然是不完全合拍的。

中國長期以來商品經濟未能萌芽發展，被各國列強瓜分的半殖民地中國當時實質上是一個農業大國，而非工業國家。

這決定了城鎮，越是大的、發達的城鎮，士紳階層在集權科層制度滋養下就越是力量強大，工人階級在這些地方與其是無法對抗、革命的。唯有那些權貴看不上的鄉下山溝里，士紳階層的力量才是比較薄弱的。而那里，顯然是農民的天下，也是這個國家一切生產活動的原材料基地所在。

這是那些莫斯科派來指導中國革命的洋共產黨人所不清楚的，也是他們堅持在城市發動工人暴動和工人暴動屢屢受挫失敗的原因所在。

我想，這是毛澤東選擇走群眾路線和依靠工農聯盟走農村包圍城市革命策略的原因所在吧。

有了這些深入思考，共產黨鬧革命的正確思想、馬列主義的中國化開始萌芽發展壯大，并在今后的革命歲月里帶領中國人民克服千難萬險、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讓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讓中華民族不斷接近偉大復興目標。

毛澤東思想、國運前途在這篇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都若隱若現。而從有始有終的角度看，在農民運動中汲取到豐富革命養分的毛澤東，從西柏坡出發“進京趕考”之際常思李自成失敗原因的思想原點可能也與此次農運考察脫不了關系。

此時，若有外國人問我，東方巨龍是何時醒來的？

我會告訴他或她，東方巨龍是從毛澤東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文章后用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后繼的革命鮮血慢慢喚醒的。

與毛澤東《論十大關系》、《論持久戰》、《矛盾論》和大家都知道的《別了司徒雷登》等相比，這篇文章雖然名氣不是很大，但其對毛澤東之后成長為世界聞名的革命家、思想家、政治領袖，意義非凡。

（完結）

第五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北伐所經之地的工農運動迅速高漲，形成積極互動之勢。其中湖南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

農民運動迅猛異常的進展，動搖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基礎，因而引起他們的仇視。國民黨右派和國民革命軍某些軍官紛紛咒罵農民運動。共產黨內陳獨秀等人害怕統一戰線破裂，也指責農民運動，一些地方黨組織甚至采取了限制農民運動的措施。1927年一月至2月，毛澤東進行了歷時32天的考察，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的這篇報告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以大量的事實材料，熱情贊揚了湖南農民運動，回擊了社會上的反動勢力對農民運動的污蔑，也批評了黨內對于農民運動的責難，特別是，毛澤東在這里提出了關于中國農民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第一，充分估計了農民和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作用。

毛澤東從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的高度，論述了農民和農民運動的地位。他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和地主階級是專制政治的基礎，是革命的真正目標。毛澤東認為，中國的民主革命需要一個農村大變動，辛亥革命因為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毛澤東還從當時農民運動的現狀和趨勢，論證了農民運動的巨大力量。他說，駛入暴風驟雨的農民運動，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速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 被他們葬入墳墓。毛澤東的論述，無論是從中國革命的客觀要求，還是從農民和農民運動的現實力量，都證明了農民和農民運動向中國革命有至關重要的關系。

第二，論證了建立農民政權和組織農民武裝的必要性

毛澤東指出：“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的地主權利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屏障,要打倒封建地主階級,首先必須推動他們的政治機器,而低值易代表農民利益的政權。毛澤東提出，組織農會是農民運動的第一件大事； 把地主權力打下去，把農民權力長上來“一個極嚴重極緊要的斗爭”。毛澤東說，這個都睜不申報管理，其他一切箭鏃見習、要求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的經濟斗爭階級，都沒有勝利的可能。

推翻地主政權、建立農民政權，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爆裂行動。因此，毛澤東指出，必須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關于建立農民武裝，毛澤東提出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將從反動地主手里奪過來的武裝置于農民政權的管理之下；另一方面，建立農會的梭鏢隊，這種新起的武裝力量將大于舊武裝力量。

第三，分析農民中的各個階級，肯定貧農是農民中的革命先鋒。

在文章中，毛澤東特別對中國農民的各個階層的經濟狀況及革命態度作了分析。他指出，富農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中農的態度是游移的，但革命形勢高漲時，他們也可參加革命寧，對他們應該爭取和團結；貧農是“鄉村中一項苦戰奮斗的主要力量”。毛澤東特別分析道：貧農由于經濟上“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因而不怕失掉什么，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到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革命的大元勛。由上述這一系列分析，毛澤東得出的結論是必須依靠貧農來完成民主革命。他說：“沒有貧農，便沒有哥們能夠。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

第四，提出在推翻地主政權的前提下進行技能攻擊斗爭的任務。

中國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產出封建地主階級土地私有制度。打倒地主階級政權不是革命的終結，二是未完成上述任務準備了前提條件。一旦地主階級政權被推翻，農民運動便進入新階段。毛澤東在文章中強調經濟上打到地主的任務，指出：“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媽呢激勵做政治斗爭，期于徹底推翻地主權力。并隨即開始經濟斗爭，期于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

第五，體現出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的歷史唯物主義

思想。

毛澤東的這篇報告始終貫穿著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觀點。毛澤東認為，高潮迭起的工農群眾運動不僅是革命發展的標志，也是檢驗社會上各種勢力特別是革命分子的試金石。他說，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農民運動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里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毛澤東用大量事實和道理，駁斥了反對派對農民運動“糟得很”的攻擊，肯定農民群眾運動“好得很”。他特別批評了那種嘴上天天喊“喚起民眾”，民眾起來又有害怕的葉公好龍式的人物，指出一切革命者都應當擁護農民運動，否則就占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盡管當時被黨內一些右傾代表所責難，但黨內許多同志和廣大工農群眾卻熱情歡迎它。這篇文獻解決了一些農民運動的理論和政策問題，表明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進程比之黨的創立時期有了發展，他成為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的一篇重要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