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農民!農民!》有感
讀《農民!農民!》有感
我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從我國的國家性質可以看出,農民作為國家的主人之一,在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制度的變革發揮著重要作用。
中國是“鄉土中國”,要認識中國,必須認識鄉土。《農民!農民!》是以農民問題為主題的專訪,在這本書中,我讀到了李昌平、溫鐵軍、于建嶸、杜潤生等著名專家對農民問題所進行的深刻性剖析。
“三農”指農民、農村、農業。這本書就很好地突出了這三個重點對象,并提出了很多問題及解決途徑。
農民雖然是社會底層的勞動者,但他們的基本民主權利同樣需要得到保障,因此要不斷改革和完善我們的民主制度。對于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我們向來習慣于傾聽上層的意見,專家學者的意見,而忽略了基層“最沉默的聲音’’。其實,改革是人民大眾的事業,它的命運跟每個人的痛癢相關,因此人們不但有表達的意見和權利,而且他們的意見和權利理應受到足夠的重視。隨著時代步伐的不斷邁進,農民的素質亟待提高,我們的政府等相關部門理應采取有力措施,加強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另一方面,農民也應不斷通過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學法、懂法、守法、學會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農村是農民生活的場所,要統籌城鄉發展,推動社會主義新
農村建設。對于城鄉發展差距,我們的政府財政部門要不斷加大對農村教育、醫療等基礎設施的投入,促進教育、醫療的公平。農民要依托自然地理優勢,發展蔬菜、水果種植、家禽飼養、水產養殖等特色農業,提高家庭經濟收入;政府要不斷加大對農業的財政補貼力度,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此外,政府要加強對化肥、農藥的市場監管力度,嚴厲打擊農藥化肥制假售假、哄抬價格的違法行為。
實際上,給農民以國民待遇,將他們從土地和其他約束解放出來,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事情。唯有這樣,農民這個趨于被主流社會拋棄的邊緣群體才能煥發活力,為經濟建設貢獻更大的力量!
第二篇:讀《農民的兒子》有感
讀《農民的兒子》有感
張雨
自從我讀了《毛澤東》這本書中的《農民的兒子》一文,深有感觸。
毛澤東六歲就隨母親下地干活了。8歲進私塾讀書時,老師教他們《三字經》、《論語》、《孟子》和《詩經》,隨便老師點到什么,他都背得滾瓜爛熟,甚至老師沒有教過的書,他也能認得、懂得。為此,同學們還給他取了個“省先生”的外號。我想他肯定是下過一番苦工,一分耕耘才能有一分收獲啊!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每天除了勞動,就是埋頭讀書。炎熱的夏天,蚊子成群結隊地往人身上叮。毛澤東便鉆進蚊帳,在床前放一盞油燈,把頭伸到帳子外面看書,有時蚊子在頭上和臉上叮了好多包,他還渾然不知,依舊聚精會神地讀著。他不滿足于私塾里讀的書,還讀一些先生不準許讀的古典小說。家里沒錢給他買書他就借,凡是韶山沖能借的書他都設法借來,如饑似渴地讀著。唉,看到這里我不禁為我們自己嘆息,我們的老師鼓勵我們多讀課外書,我們現在的學習環境比毛澤東小時候不知好出多少倍,可我們卻不知道珍惜,有書都不好好看。而毛澤東當時老師不讓他看課外書,他偏偏想盡辦法看,真是天壤之別啊。我們應該感到慚愧。因為看古典小說被老師開除后,他白天干活,忙個不停,讀書之余他和長工一起到田間勞動,回到家里還是忙個不停。菜園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條,牛欄、豬圈總是打掃得干干凈凈。我想那時的毛澤東也只有13歲,比我們稍微大點,就像大人一樣從事農活和家務了。而我們從小都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別談操持家務了,有的同學連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嬌生慣養,儼然是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這樣的同學連最起碼的自理能力都沒有。我們應該幫父母干些活了。
毛澤東小時候不僅熱愛讀書、勤勞,而且非常善良。
一次下雨,毛澤東不顧自家曬的稻谷,先幫別人家收稻子;由于豬價上漲,他自作主張讓賣豬給他們家的人家把豬趕回去??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
小時候的毛澤東是那么好學、勤勞、善良。怪不得他長大后能成為一代偉人,受萬人敬仰。他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第三篇:讀《湖南農民運動》有感
我很少聽從網友建議去寫文章,這是因為我固守一個原則,對沒有經過慎重思考的問題盡可能不發表看法,然而本篇卻是地地道道的“命題作文”。最近(“韓三篇”發表以后)關于革命的話題突然熱絡了起來,很多網友給我來信,希望聽一聽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這讓我很為難,如果我說:“我還想看一看。”讀者一定會覺得我虛偽,看來只能遵命了。我想說一說假如中國發生革命,革命以后會怎樣?一定有人不以為然:“現在連革命的毛兒都還沒有看見一根,你卻要說革命以后會怎樣?你是不是傻掉了?”我沒有傻掉,我是這樣看的:革命是一個完整的社會政治過程,有開始就會有接續,有接續就會有結局,它的內在品性不僅見諸于發端的部分,也會滲透進接續的部分,更會最終決定出現一個什么樣的結局,所以,對結局的關注實際上是一種逆向考察,是可以破解隱含在革命之中的遺傳密碼的。
為了對革命有一個具象的概念,我先說一件將近一個世紀以前發生的事。這件事我以前曾經提及,不可避免會在行文上有重疊,敬請讀者原諒。
21927年年初,還沒到春節,天氣異常寒冷,一個早就對社會不滿的家伙,根據“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懷揣顛覆國家政權的企圖,到我國湖南省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竄訪,在鄉下和縣城召集農民代表開會,向他們了解最近幾年政府違法占地、強制拆遷、農村黑惡勢力與基層政權勾結魚肉鄉里的情況。
85年前的國家權力機構還不像如今這樣致密,再加上五縣三十八鄉的政府的公仆們大局意識不強,在“維穩”問題上嚴重失職懈怠,導致這位剛過33歲生日的家伙從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整整猖獗地活動了32天,居然沒有被舉報,沒有被拘押,沒有被送進派出所“躲貓貓”,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后來這個家伙根據這次流竄考察寫出了一份《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并且居然發表了出來,深得國內外敵對勢力贊揚和欣賞,此文作者被譽為最深刻看清中國問題的完全徹底的革命者。
這個赫赫有名的造反者和革命者,就是敬愛的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被我們所敬愛,當然不僅僅因為他考察湖南農民運動這一件事,作為最堅定的革命者,這位同志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獨立真可謂在刀尖上行走,拋頭顱、灑熱血,將生死置之度外,經歷過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最后終成正果,奪取了全國政權,最終成為了“人民的大救星”、“中華人民共
和國締造者”、“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偉大天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
毛澤東早就有言:“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即便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難得不做壞事,我記得最初讀到記述毛澤東1949年以后所做壞事的書籍時,真是如雷灌頂,呆若木雞,完全不敢相信那些白紙黑字是真的,后來知道了一點兒政治哲學常識,也就釋然了。
現在,不管你對毛澤東是愛還是恨,有一點你無法否認,他的領袖地位不是自封的,是歷史和人民把他推到了這個位置,而這個位置的獲得又直接淵源于他深邃的社會洞見、卓越的政治運籌和軍事指揮才能,這都不是常人可以具備的。除此之外,還有極為重要的一點,我也必須強調指出來,那就是他對人民尤其是對農民的深切熱愛,這種熱愛也是任何其他人無法企及的。
“陳行之,我讀過你很多文章,我曾經認為你是堅定的反專制主義者,今天我才算看清,你其實是一個五毛。”
對此我不做辯解,我們接著考察85年前發生的事情。
流竄到湖南省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進行活動的毛澤東這樣判斷當時的中國社會:“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于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我們看到,毛澤東在后來的革命經歷中,顯然是選擇了“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這是由他的社會革命思想決定的。由此我們可以認為,一個杰出的歷史人物,一定是站在社會潮流頂端的那個人,因為只有他才能夠告訴人們發生了什么。
我們來欣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關于革命的幾段著名文字——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宮污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著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里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里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解,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準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篇幅所限,我不能做更多引述了,讀者可以通過原文領略毛澤東作為最徹底的革命者是如何謳歌農民革命行動的。你會從文章中看到,給鄉紳戴高帽子游街示眾、沒收他們的家業和地產、非法關押和槍決民憤極大的地主等等用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可以被列為反社會暴行的行為,在毛澤東那里都成為了最值得贊美的革命事物;被嚴重破壞穩定的社會已經進入到
反革命**的狀態,可見毛澤東的革命主張有多么激烈。
能不能據此認為毛澤東有偏愛暴力的病態人格呢?我不這樣認為。當一種社會力量用暴力的方式欺壓人民時,人民當然有用暴力的方式反抗的權利,這在任何政治哲學教科書中都是常識,這也是人類歷史普遍書寫的篇章,美國的建國者甚至公然把這一條寫進了《獨立宣言》。毛澤東對農民暴力行為的贊美,我想沒有什么其他原因,皆因他對農民情之所切,愛之彌深,他比所有人都更深切更直接了解到了農民在中國封建宗法社會里遭受著怎樣野蠻的欺壓,因為這位出生于農村的年輕知識分子切實看到了農民生活的慘景,看到了整個中國從鄉村到城市廣泛彌漫著可恥的非正義。
這是對么可貴啊!這需要多么大的勇氣啊!打一個不適當的比喻:當烏坎告急的時候,你有膽量背著筆記本電腦突破包圍潛入這個村子去組織村民開調查會和座談會么?你有膽量在那里呆一個月之久,切切實實了解那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么?你有膽量寫出一份《烏坎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并且上傳到網絡或者發往國外么?你有膽量在報告中斷言烏坎村村民沖擊政府和燒警車的行為“好得很”么?你絕對沒有這個膽量!可見,坐在書房里舒適地談論革命是一回事,真的以“砍頭不過碗大的疤”的氣概投入革命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毛澤東之所以成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絕不是偶然的,換一句話說,革命和革命者都不是鬧著玩兒的,毛澤東當年做的事情不是一般人做得了的,沒有對中國歷史和現狀的深刻了解,沒有堅定的對真理的信仰和不屈不撓的信念,沒有對人民命運的深切同情,沒有“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境界,你連毛澤東的百分之一都做不到——用網絡語言表述:你連給毛澤東提鞋的資格都沒
有,你不值毛澤東的一根汗毛。
有一句老話:“時勢造英雄”。在歷史情境中,所謂英雄,用淺白的話說,就是做正確事情的人,反之,我們把做不正確乃至于反動的事情的人叫梟雄。那么,什么才是正確呢?我以為這里大致有兩個標準:
一、你是不是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做了時代迫切想做的事;
二、你是不是在為人民謀利益,做了人民渴望你做的事。在這兩點上,毛澤東全部做了正確的選擇,所以我們通常都認為1949年10月1日發生的事情是合乎邏輯的,用官方的話說,是“歷史的選擇”。
歷史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所謂歷史的選擇,在時間意義上不過是對某個歷史時段的歸納性描述,這就好比我們在一條直線上標注出任意一個點,這個點看上去似乎是靜止的(所
謂“歷史的選擇”),然而在直線的延續中,它顯示的則是另一種意義:它既是過去的結束,也是未來的開始。
當毛澤東同志站在紫禁城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胡風先生熱淚盈眶,用一個知識分子近乎于孩子一般的純真熱情,忘乎所以地高叫一聲:“時間開始了!”說的就是舊時代結束了,新時代開始了。
開始以后怎樣呢?依照想象,“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應當心無旁騖,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了,人民應當心安理得地享受革命紅利了,然而所有這一切都沒有發生,相反,人們驚訝地看到,龐大的歷史列車竟然開始倒行!
我們仍然以前面說到的農民問題為例。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事實上是一場農民革命,在形式和內容上與陳勝、吳廣、李自成同志領導的農民起義沒有什么不同,就個體來說,毛澤東也與這些人心靈相通、血脈相承——公元前209年,剛剛起事的陳勝同志壯懷激烈,曰:“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接著,這位眼盯著皇帝寶座的鄉郵員悲憤地質問蒼天:“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意思是:“日你媽的!難道你們丫這些王侯將相就是天生的嗎?!”過了兩千一百四十五年,在貧瘠的陜北高原上,同樣眼巴巴盯著皇帝寶座的毛澤東同志也壯懷激烈,賦詩曰:“惜 秦皇 漢 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 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意思是:你們前面那些皇上都不濟事,要說干事情,還得看我毛澤東的!結果,毛澤東像陳勝、吳廣、李自成那樣,也率領農民起義軍推翻了舊王朝,也住進紫禁城做起了皇帝。
做了皇帝的毛澤東得意地把自己定位為“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一種結合:“馬克思”奠定了中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道路,“秦始皇”則把嚴厲的社會控制手段發揮到極致,整個中國變成了密不透氣的鐵桶。
這個鐵桶首先窒息了中國社會最廣泛的社會階層——農民。
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展開,(以私有制為標志的)中國農民數千年以來都未曾失去的土地,被國家強行掠奪了過去,盡管被冠以“集體所有制”的名稱,然而就連村頭的大槐樹都悲哀地意識到,農民事實上什么都沒有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成為了地地道道的“無產階級”,這種狀況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發展到極致,那時候吃公共食堂,家里連碗筷炊具都被沒收了。也就是說,毛澤東以革命的名義帶領農民打倒了大大小小的地主,革命以后,他所統領的國家卻成為了超級地主,中國農民成為了不得不依附在這個超級地主身上的佃農,佃農還可以依據選擇東家,農民卻被釘死在了超級地主家里,既無財產權又無遷徙權,具有很多奴隸的特點。無論計劃經濟時代的“剪刀差”,還是所謂市
場經濟時代的“國家征用”,超級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和掠奪,既殘酷又無情,甚至可以說是血淋淋的,令人發指的,這在古今中外歷史上都極為罕見。
更大范圍內對自由和民主的壓制,這種壓制導致了怎樣凄涼、晦暗的社會圖景;這種壓制在世界范圍內怎樣把中國弄成了讓所有人警覺的“不正常國家”,我們就不說了吧!我要強調的是: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一場偉大革命發生以后發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同志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嚴重的狀況,迫使我們不得不無奈地想到如下問題——革命是靠得住的么?
革命者是靠得住的么?
我的回答是:革命是靠不住的,革命者也是靠不住的——就連毛澤東這樣對人民抱有最深切感情的革命者最終都成了人民利益的戮害者,你對其他人還能抱怎樣的指望呢?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中國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權專制主義文化,這塊廣袤的土地是制造專制者的最好溫床,歷史上之所以不斷發生革命導致專制的狀況,實在與這種文化有關。這里說的文化,當然不單純指孔子同志的儒家主張,更是指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和思維方式,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不是專制者制造專制,而是我們制造專制者,專制者才得以制造專制。
假如胡風先生當初別喊那句“時間開始了”,他還會遭受磨難,最終被革命碾碎么?假如中國知識分子在1957年堂堂正正站立,決絕地宣稱:“不自由,毋寧死!”中國大地還會發生那場血雨腥風式的政治清洗么?假如中國科學家1958年不像錢學森那樣違背科學精神,揣摩圣意,發表文章論證糧食畝產達到數萬斤“是可能的”,大躍進所造成的民族災難還會那么駭人聽聞么?假如周恩來不是毛澤東的仆從,而是一個有獨立意識和獨立作為的政治家,毛澤東的罪惡還能夠延續那么久么?假如林彪和林立果打出反對黨的旗號,就像臺灣民進黨叫板國民黨那樣,在順應民意中拓展政治作為,他們還會以宮廷政變者的身份被記入歷史么?假如中國人具有明確的自由、民主意識,成熟到在特殊利益集團的掠奪面前像大山一樣屹立,同聲說:“不!”改革開放還會演變為權力和資本對國民財富肆無忌憚的饕餮么?中國還會面臨“有可能中斷現代化”(吳敬璉語)的危險么?
遺憾的是歷史從來不相信“假如”,它總是遵循著自己的邏輯和路徑發展,所以,在中國革命這條道路上,該發生的全部發生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我們目前所置身的這個時間節點,是過去之延續,未來之開始。
在這“過去之延續,未來之開始”,除了想到上面這些之外,我還想到,如果真的發生革命,絕對不能再任由革命者去操縱革命了,必須有一種獨立的超然的力量來看護革命,這意味著革命者(那時候革命者已經成為了統治者)必須被監督,絕對不能給任何人復辟專制留下任何可乘之機。
學者李劼先生在回顧埃及巨變的文章中,提出了“義工”的概念,他以兩個平靜地參與革命、在一定意義上是去赴死的普通人為例,來說明真正的革命需要那些不計代價的參與者,對人很有啟發。
李劼先生說:“假設1989年,中國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懂得為這個民族做一次義工,那么局面就可能完全不同。因為惟有義工的心態,才不會計較利害得失,才不會把好不容易聚焦起來的力量,交付給某個政治利益集團,不管是開明的,還是保守的。政治利益集團再開明也跳不出利益的考量。任何一個政治利益集團都不會成為一個義工族群。這是義工的價值所在,也是義工超越功利而獨具的審美境界。義工所獨具的境界,不計毀譽榮辱,惟有義無反顧。中國的知識精英,最缺乏的最害怕的就是義無反顧。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政治梟雄幾乎一致。梟雄的理論是革命不能白革;精英的心理通常是代價不能白付。這倒并非中國特色,西方社會、美國學府亦然。”(李劼:《義工:埃及巨變給中國人的最大啟示》)
李劼先生進一步指出:“從埃及巨變中,人們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要素,中國全都具備,諸如突發事件,千百萬群眾上街,媒體的空前關注等等;幾乎所有的畫面,當年都在中國出現過:民眾與軍隊的對峙,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口號震天響。但比較過后,人們又可以發現,比起埃及巨變的歷史時刻,在中國精英群落里似乎什么都不缺,獨缺義工。那年在北京街頭做義工的全都是無名無臭的平民百姓,即便是一盡挺身擋坦克義務的也是普通男女學生。”(引文同上)
這非常值得深思。
所謂“歷史是螺旋式發展的”,實際上是說,時間節點與時間節點不同,它有一個遞進和上升的過程,這意味著當我們現在回望過去的時候,我們的眼睛較以前明亮了,我們看得到以前沒有看到的東西了;展望未來的時候,我們的心靈較以前透徹了,我們警覺到必須警覺的東西了。
我們可不可以相信一再上演過的歷史戲劇不會再重演了呢?
第四篇: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感
姓名:班級:學院:任課老師:科目:
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感
簡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毛澤東對20世紀20年代中國湖南省農民運動進行分析的重要著作,首次發表于1927年3月的《戰士》。
時代背景:1926-27年,隨著國共合作的深化與北伐戰爭取得重大進展,以毛澤東、譚平山等人為代表的一派中共黨員開始主張深化農村土地革命,發展農民運動。這一主張,以及農民運動本身主要著眼于反對封建宗法制度以及野蠻的土地佃租制度的特點,引發了農村社會的深刻變革。至1926年底,湖南省農會會員發展到100多萬人,1927年3月達到200多萬人,而且以更快更猛烈地勢頭向前發展,把革命進程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
但土地革命與農民運動對農村社會的沖擊觸動了以地主階級為主體的中國國民黨右派的利益,故而引起了他們猛烈地抨擊。以此同時,以陳獨秀為首的部分中共黨員嚴格奉行共產國際所指令的“國共合作”方針而堅持維護與國民黨的合作,為回避農民運動所帶來的矛盾而遷就國民黨的合作,故而也對土地革命及農民運動產生了極大的質疑與責難。當時,在武漢和長沙城里引起了一陣騷動,隨時可以聽到咒罵農民運動的言論。毛澤東在這篇報告中寫下了當時他在長沙的見聞: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里消息傳到城里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錯誤!未指定書簽。
會聽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么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
特別是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在會上壓制所有的反對意見,奉行左傾機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政策,否定農民土地革命的要求等原則。
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為了解釋與回擊來自黨內外的質疑,不滿與責難,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農民運動最為蓬勃的湖南省,實地考察當地的農民運動,本文即是此次實地考察的總結性報告。
主要內容:毛澤東的這份報告主要包括以下這些內容:
1.農民問題的嚴重性:這章主要闡述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毛澤東回到湖南后,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毛從中分析出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聯合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受到他們的檢驗,是選擇站在他們這一邊還是另一邊?
2.組織起來:這章主要闡述越來越多的農民加入農會,必須將他們組織起來。在當時,農會會員激增到200多萬,能直
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因為農民入會大多數每家只報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多萬,群眾便有約一千多萬)。如此大的群眾力量,當組織起來時,將會是革命最有力的同盟軍。而且在湖南農民總數當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廣大的組織,便于行動起來,于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了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3.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利歸農會。這章主要闡述了農會要展開奪權斗爭,推翻封建地主統治,不僅僅是平均地權、減租減息,而是希望搞土地革命,一切權利歸農會,歸廣大農民群眾。
4.“糟得很”和“好得很”:這章主要闡述了兩個不同階級對農民運動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農村,一切權利歸農會,廣大農民熱烈支持農會,而地主等在農會的壓力之下也不敢說句不好;在城里,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糟得很。”
5.所謂“過分”的問題:這章主要闡述了在兩千的封建統治之下,人們深受其毒害,必需采取“過分”之手段才能有力打擊地主階級的統治,以及進一步解放廣大農民的思想。
6.所謂“痞子運動”:這章主要是對國民黨右派對農民運動污蔑的反駁;農民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使國民黨右派驚慌不已,他們害怕,紛紛對農民運動進行誹謗。
7.革命先鋒:這章主要是對農民運動出自內心的贊美,農
民階級是我們中國共產黨最有力的盟友。
8.十四件大事:這章主要對農民運動進行的主要活動進行澄清,向黨內外人士表明農民運動并不是“糟得很”,而是成果顯著,主要有:將農民組織在農會里、政治上打擊地主、經濟上打擊地主、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打倒都團、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清匪、文化運合作社運動等等。具體影響:毛澤東的這份報告體現了當時中共黨內對于農民問題的最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認識。它使黨內一部分人更加注重農民階級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
以后發生的以系列重大事件和歷史發展的進程證明,這個思想為毛澤東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創造“工農武裝割據”,進而提出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奠定了基礎。
讀后感:
1.毛澤東在黨內投降主義氣氛濃厚的情況下直抒己見,熱情謳歌農民運動的膽略和氣魄就讓我們欽佩。在當時這種情況下,實事求是,到實踐中尋找答案,難能可貴。現在學術上的抄襲之風愈演愈烈的時候,我們更應提倡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
2.這篇報告清晰地思辨,縝密的論證和無懈可擊的論據,讓我們不得不佩服毛澤東。
特別是在“組織起來”這節,毛將當時的社會階級分成幾大階級并再細分來看他們對農民運動的態度,嚴密而全面。這是結合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全面客觀地分析中
國的國情,指出:農民階級大部分是支持的;其中又分為雇農、貧農,中農,富農;雇農、貧農是熱烈支持農民運動的,而中農有點中立的立場,富農頗有微詞。地主資產階級右派是完全反對的等。
3.同這一時期其他關于農民運動方面的文獻比較,毛澤東的這份報告不僅與輕視乃至放棄農民運動的右傾投降主義形成鮮明對照,而且最為突出的一點,是在進一步肯定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極端重要性的基礎上,著重提出了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村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的戰略思想。這個思想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在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這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具體運用。
參考資料
1.《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著;
2.《毛澤東的非常之路》,蔣伯英著,人民出版社;
3.維基百科關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解釋。
第五篇:農民
論增加農民收入的途徑
1前 言:農民收入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全面奔小康,重點在農村,核心是增加農民收入。如何增加農民收入,是一篇很大很難做的文章。必須從宏觀和微觀方面下功夫,采取有效措施。農民收入增長困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原因:一是農業減收。農業收入受“兩頭”影響,一頭是農民本身;另一頭是農產品市場。農業減收的主要原因就是農產品市場需求的變化。現階段城鎮中,住宅、通訊、汽車、旅游和子女教育等新興消費領域的需求增長很快,而食品尤其是未經加工或只經初加工的農產品需求增長緩慢。二是就業不足。農民收入增長困難的深層原因,就是農業中的勞動力總量居高不下,農民的就業極不充分。這是農民主要靠農業難以保持收入增長的關鍵所在。三是農業組織化程度低。小農戶面對大市場仍是目前農村經濟的基本格局。這種一家一戶分散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信息化、標準化、優質化、規模化的現代農業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四是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比較低。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尤其是掌握和運用現代科技的能力差,不能很好地適應當代農業的要求,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農民向二、三產業的轉移。農民負擔問題不僅僅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農民收入的增加是黨的農村政策能夠順利貫徹執行的最關鍵因素。實踐證明,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真心實意地為農民增收而努力,才能為農村小康打下基礎,才能實現農村穩定,才能發展農村各項社會事業,才能贏得農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同時,農民收入能否增加,也是農村黨群關系、干群關系是否密切,社會治安狀況是否良好的關鍵。另外,增加農民收入對于當前擴大內需,開拓國內市場,促進整個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城鄉關系的良性互動,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2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
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黨在農村各項政策措施的貫徹落實,農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農村基礎設施日臻完善,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是,在經濟發展、農民增收中存在的問題和矛盾依然突出,分析其制約因素,主要有:
2.1體制嚴重影響農民增收。
這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體制:
2.1.1縣鄉管理體制。現在鄉的體制是人民公社的一種變體,再加上縣以上又強化了地市,結果縣這一級的功能很難發揮。縣一級政府獨立的功能發揮不出來,縣鄉的經濟就無法活躍,財政困難成了增加農民負擔的一個重要的根源。
2.1.2宏觀管理體制。現在對農民、農村的宏觀管理體制還在相當程度上帶著計劃經濟甚至自然經濟的痕跡。無論是縣鄉管理體制還是基本經營制度的問題,其根源都出在宏觀體制和政策上。(1)是宏觀政策。如果只實行以積極財政為主的擴大內需政策,而不實行通過體制改革來創造內需的政策,那就必須要增加稅收,增加企業和縣鄉的負擔。(2)是城 1
鄉分離的體制和政策。農民和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一個原因是,這幾年靠財政花錢連續給城鎮居民漲工資。中西部城鎮居民的收入和東部城市差不多,因為也是靠財政支持。而沒有財政支撐的中西部的農民收入就和東部相差甚遠了。
2.1.3農村基本經營體制。改革初期形成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但在現在的新形勢下也暴露出很多問題,主要是很多地方的農民難以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統一經營還局限于狹窄的社區范圍,服務功能單一,且不能跟農民平等、互利地打交道,而是停留在傳統的管理方式,兩者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種行政性關系,這就影響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也影響了村民自治的發育和農民增收。
2.2農業生產結構調整滯后于食品消費結構的變化。
近幾年來,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影響,人們的食品消費結構已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第一,人們對糧食的直接消費需求減少。第二,城鄉居民對動物類食品消費需求明顯增加。第三,對營養類和方便類食品的需求迅速增長。面對這種消費結構變化,我國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相對滯后。現階段我國農業結構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種植業比重仍明顯偏高,種植業中又以糧、棉、油占主導地位。在農產品供求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面臨明顯的需求約束的情況下,盲目增加糧棉油等生產,自然將導致增產不增收。但多年來,中國糧油等農產品的生產在宏觀政策誘導下,一味追求產出量的增長,難以適應消費需求變化,農民家庭由于市場信息、種植品種和管理技術的制約,種植業結構調整緩慢。一些劣質農產品因無市場需求而實現不了價值,農民收益也因此得不到提高。
2.3依靠提高產品價格增加農民收入的空間越來越小。
近年來,農民在農業方面收入的降低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制約:一是農產品價格,二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由于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和社會對農產品相對需求的變化規律影響,即在農業生產率不斷提高的同時,社會對農產品的相對需求卻越來越少(即恩格爾定律)的制約,如今,中國大多數農產品的價格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國際平均水平,而且,消費需求約束也已經制約了價格的繼續上揚,農產品繼續提價的支撐因素變了,提價的空間已經很小。而且,在加入WTO后,我國的農副產品價格并不特別具有競爭優勢,受國際市場影響,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作為國內市場價格變動的參照物,對其將會起“封頂”作用。因此,繼續靠農產品提價。
2.4家庭經營規模在不斷縮小,農村剩余勞動力繼續增加。
現階段我國農業中滯留的勞動力越來越多,使農業不但不能實現規模經營,而且還使土地經營規模變得愈來愈小。1990年以來,我國鄉村勞動力平均每年以543萬人的速度在增長,到1999年年底,鄉村凈增勞動力4887萬人,勞動力總數達到46896.5萬人。與此相對應,農戶家庭擁有的耕地面積卻一再減少,由1990年的7.98畝減少到2000年的7.35畝。2000年,平均每戶擁有的耕地塊數多達5.86塊,其中耕地面積不足1畝的有4.16塊,占總耕地塊數的71%。10多年來,在勞動力供給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時,由于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農業生產中勞動用工量不斷減少。根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農戶家庭調查資料,1990年農戶家庭糧食作物生產畝均用工量為19.84個工日,2000年減少到16.43個工日,1990年~2000年,農戶糧食生產實際用工量畝均減少了3.41個標準勞動日。農產品生產實際用
2工量的大量減少與勞動力供給量的迅速增長形成了尖銳的矛盾。由于這一矛盾未消除,必然要影響農民收入的增加。
2.5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下降。
近年來,隨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適應可持續發展的新要求,鄉鎮企業面臨著從粗放經營型向集約經營型的調整、收縮、改制、淘汰,對于農村勞動力的吸納,無論從質上還是量上,都有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鄉鎮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采取了用資本替代勞動的方式,使其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在明顯變弱。對于企業本身,這是好事,但是對于急需謀求就業機會而又素質不高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卻意味著離土不離鄉掙錢不大容易了,這也已成為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障礙之一。
3、增加農民收入的基本途徑
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和農村經濟在經濟中的基礎作用和戰略意義十分突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繁榮農村經濟,促進農民增收,事關全局,意義重大,既是當前的緊迫任務,又是今后的長遠目標;既是重大的經濟問題,又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必須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轉變觀念,提高認識,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其基本途徑主要有:
3.1加快農業結構調整,推進產業化經營,最大限度挖掘農業內部可持續增收的潛力。
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是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當前農業產業化經營要重視和支持各種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和農產品行業協會的發展。通過扶持和發展各種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和農產品行業協會,打通農產品進入市場的渠道,降低農民各自分散經營的成本,提高農產品標準化生產的能力和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
推進農業產業化建設要做好做好以下四點:
3.1.1做好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農業現代化首先是指農業產業化,這就要求土地適度集中,使得人才、資金、技術、物資、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合理組合,最終實行規模經營,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提高經濟效益。
3.1.2合理規劃布局優勢農產品區域,建立基地,盡快形成優勢產業區域化、規模化生產的格局,引導農民在結構調整規模上做文章,做大做強一批優勢農業產業,實現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的轉化。
3.1.3在農產品加工上做文章,農產品加工才能增值。加快發展農產品加工業,精心培育和重點培育一批規模大、起點高、帶動能力強的農產品加工貿易企業,形成具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和名牌產品;加強對農產品采后處理的檢驗檢測工作,使符合標準的農產品帶標識流通,保證農產品質量衛生安全,提高農產品競爭力和附加值。四是在市場流通上做文章,不管是粗級農產品也好、加工或精深加工農產品也好,最終都要在市場上流通,只有在市場上流通了才能產生經濟效益。因此,要采取多種措施,拓寬農產品的流通渠道,開拓多元化農產品市場。要加強市場調研和信息反饋,積極發展現代流通方式,擴大農產品銷售。進一步優化流通環境,實現農產品市場相互拉動的良性循環。總之,應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
3念,敢于打破和清除一切不適應新時期農業發展要求的羈絆,鼓勵和創造更多能促進農業發展的新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提高農業增收的能力,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要面向市場,依靠科技,不斷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優化品種結構,著力發展優質、專用、無公害農產品,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是提高農業素質和效益的關鍵,也是適應國內需求變化和國際市場競爭的要求。立足資源優勢,加快農產品基地建設,大力發展主導產業和特色產業。努力把產業調優、質量調好、規模調大、效益調高,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發展建設特色農產品產業和基地。
3.2大力推進農業技術的發展,使農業科技真正成為農民增收的支撐力
應促進科學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運用,大力實施科教興農,發揮高科技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
3.3把提高農民的素質作為農業增收的支撐點
農業的競爭,說到底是農民素質的競爭。全面提高農民素質,實施科教興農戰略,是農業競爭力的源泉所在。
3.3.1積極引導農民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改革開放20多年來,許多資料顯示這樣一個無法否定的基本事實:廣大農民思想的變化較之農村面貌變化更為重要,更為深刻。沒有農民思想觀念上的轉變,也就沒有今天農村的巨大變化。我們看到,在農村,誰的觀念轉變比較快,誰的思想適應比較快,誰的膽子比較大,誰就能早富、快富、再富。時代需要造就善于獨立思考,接收新事物意識強的新一代農民。政府應該創新載體,通過多種途徑,幫助他們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轉換腦筋、拓寬視野,克服小農意識和小富即安的思想,鼓勵他們面向市場,發揮所長,艱苦創業,勇闖新路。把他們培養成有較高素質的新型農民。
3.3.2積極開展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和應用。農業科技的發展、推廣和運用,是增加農民收入的強大推動力。當前,表現在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業科技的競爭。我國大部分地區在農業科技發展方面普遍存在著投入偏低、推廣網絡不健全、農民數量大但接受程度低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雖說需要較長的過程,但是也不能坐等時機。現在就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逐步進行解決:
第一,要加大農業科技投入。第二,改革農業科技體制。第三,建立健全農業科技推廣體系。要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促進農業科技推廣隊伍多元化,推廣形式多樣化,運行機制市場化。下大力氣把農民創新積極性調動起來,逐步建立起一支以政府為主導,農業科技工作者、農民和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宏大的農業科技推廣隊伍。第四,發揮農業科技示范園區的示范帶動作用。帶動科技流、信息流、資金流向農村擴散,大大提高農民素質,激發廣大農民學科技、用科技的熱情。
3.3.3加強農民教育和培訓,全面提高農民的素質。農民內在素質的提高是支撐農民增收潛力的根本所在。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培訓,首先要抓好文化基礎教育,加大農村教育的投資力度,努力提高農民子女的入學率。農村稅費改革后政府要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優先安排支持農村教育事業。其次,加強專業技能培養,大力開發農村人力資源。充分利用培訓農民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綠色證書培訓、農廣校和“農函大”等方式方法,開展綠色證書工程、跨世紀青年農民培訓、實用技術培訓、黨員干部培訓等多種形式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強化農民進行包括現代農業知識、法律知識、WTO知識、市場營銷知識在內的各種知識的學習培訓。同時要在農村舉辦各種各樣農民喜聞樂的短訓班,結合產業結構的調整,加大新技術的研究和對科技人員新知識、新技術的培訓力度,來提高他們增收的能力。
3.4加強對我國農民收入支持政策體系的建設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高農民收入,財政資金無疑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但目前我國財政支農資金存在著總量上明顯不足,結構上不合理的特征,嚴重阻礙了其績效的發揮。政府應把偏遠落后地區的以經營農業為主且面臨經營困境的農民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著重點,按照市場經濟體制和公共財政的要求,結合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實際,本著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重點以增加農民收入為核心,加快完善財政支農管理體制與財政支農運行機制,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對農民收入的支持保護體系,逐步實現農戶家庭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及收入結構的合理化調整。同時,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投入力度,加大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力度,確保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促進農村消費水平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真正縮小城鄉差距。
3.5積極推動以市場化為方向的農村制度改革,為農民收入的增長提供持久的動力
3.5.1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通過促進農地流轉,實行農地規模經營,穩定農民的土地使用權以及加快農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等,為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創造必要的外部環境。
3.5.2打破城鄉封鎖和地域封鎖,變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為統一的居民身份證一元戶籍制度,實現城鄉戶口一體化管理,為勞動力在產業之間、地域之間、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和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創造條件,并賦予農民以真正的、完全的國民待遇。
3.5.3改革和創新農村金融體制,擴大銀行對“三農”服務的范圍,通過農村金融體制創新、組織管理制度創新和金融產品創新,根除農村資金市場發育中的制度藩籬,真正解決農民生產經營過程中所面臨的資金瓶頸約束。
3.5.4建立和完善包括農村合作醫療、農村養老保險、農村救濟與優撫和最低工資標準等內容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切實解除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從根本上增加農民收入。
3.5.5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糧食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制度因素是促進資源有效配置的內生變量,制度因素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農民收入增加的成功與否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當前應從緩解和消除二元經濟結構矛盾入手,以制度改革和制度創新為突破口,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農民增收。
實現農民增收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健全民主、科教文化進步、社會繁榮、人民生活殷實的重要手段之一。實現農民真正增收,關鍵是要用發展的眼光看農業,用市場的手段抓農業,要有跳出農業抓農業的新思維,要在“農”外作大文章,最終才能從根本上讓農民擺脫貧窮,實現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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