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馬云與張維迎論戰看經濟與企業管理

從馬云與張維迎論戰看經濟與企業管理

論題1：關于企業家和經濟學家

假如企業家要去聽經濟學家，這些企業家一半已經死掉了。中國真正優秀的經濟學家沒有多少，我的看法，經濟學家首先是個數學家，他對數學的模式很有興趣；其次，經濟學家對昨天的數據有興趣，而企業家是對未來有興趣，所以你讓一個對昨天有興趣的人去判斷未來，這是悲哀。——馬云

如果一個企業家因為聽經濟學家的話死掉了，那說明他還不是一個真正的企業家。企業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預測未來，無論聽誰的話，真正的企業家都必須有自己的判斷。——張維迎

論題2：關于商學院對人才培養

這么多年來，十大經濟人物評了很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從像您這樣的MBA或者EMBA的學校里教出來的? ——馬云

有沒有商學院，中國的企業肯定和今天不一樣，中國的經濟也肯定和今天不一樣。剛剛獲獎的李寧就是在光華讀過EMBA的學生，而李寧公司過去幾年的成長都與其在光華的學習分不開。——張維迎

學校和企業的關系實質就是理論與實踐。學校教授知識，企業創造實踐；知識來源于實踐，又指導實踐。對于經濟發展和企業管理來說，知識更為貼近企業實踐，因此，對知識的重視程度日益顯得重要。從近二三十年的發展來看，就像泰康人壽董事長陳東升講的，企業的成長經歷了：“膽子”、“路子”和“腦子”三個階段。縱觀現在的企業可以發現，如果說十來年前，經營管理的知識在企業管理中還是比較新鮮稀奇的話，今天的大部分中高層企業管理人員，其經營管理知識水平的提升之快令人驚訝。企業要做大，現在包括以后，越來越多的要向書本要知識，向學校學理論，方能更好的把握經濟發展大勢，避免“誤打誤撞”產生的重大風險。

經濟學研究的范圍非常大，令人無法一言概之。從宏觀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貨幣經濟學，經濟學領域的細分程度已經讓出現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經濟學家也變得不可能，哪一位經濟學家都不敢稱自己在這所有的經濟學細分領域中

全部稱霸。所以，不同經濟學家的不同專業意見對企業的發展提供不同的坐標和指導意義。另一方面，個別經濟學家面對利益的誘惑使專業理論成為個人牟利的工具，或為博得眼球而語不驚人死不休，或有形形色色的背后影子的影響，這都不可避免的造成大眾對經濟學家的印象的失分，以至于變為“磚家”。從企業來講，現在已經很難有哪一家企業不去關心經濟大勢，沒有直接或間接的收到經濟學家的理論影響，要說不受現在的經濟學家的羈絆尚有可能，但又不可避免的“成為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凱恩斯語）。可見，經濟理論對企業發展的影響之深！這從各個企業家，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培養接班人和團隊，都無一例外的送到商學院去深造，就可見一斑。

誠然，商學院不能培養出企業家等人才來，就像文學院不能培養出文學家來是一樣的。企業家需要具備天賦或一定的基因，并且需要具備一定的機遇、環境等條件，方可能成長為企業家。而企業中的各級管理人才，要說是沒有接受過直接或間接的經濟管理知識的培訓，不能說沒有，但現在肯定不是多數，并且以后肯定越來越少。在這方面，學院和企業，對于理論和實踐，或是技能與人才，或許是個悖論，但實質是一脈相承的。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技能可以學習，人才需要培養”。

博客原文：http://blog.sina.com.cn/u/3037289801

第二篇：從企業管理看人治與法制

在以往的華人社會，家族企業通常是“任人唯親”，家長式管治，目標是將家族事業代代相傳；綜觀國家政治方面，亦自古崇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國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圣賢明君身上。由此可窺見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治”觀念根深柢固。

隨著世界經濟大同，東方傳統與西方理念正面交鋒，中國人希望藉提高道德修養帶來廉潔善政，管治以人為本，法中有情；西方社會則對人性比較悲觀，首先假設人是自私及損人利己的，故以法制衡，違法必究。孰優孰劣？各執一詞。

但觀乎近年來中國社會經濟騰飛，道德觀念卻每況愈下，道德重整又談何容易，相信法治精神將越來越受重視。曾經盛極一時的“科龍”企業1993年已在香港上市，其創業老總潘寧談及香港與內地經營環境差別時說：“在香港不需要結識官員，百分之百時間可用于市場和業務，回到內地，你非應酬不可”，一言道破中國“人治”狀況對經濟發展的掣肘，同時更證明香港健全法制之可貴。

“法治”在辭淵中解釋為：“以法律為治國依據，如立憲制度稱法治，對人治言。”中國近代史上雖多次立憲，但法治觀念仍未深入人心，值得中國人反省深思。

在企業管治中，習慣“人治”的中國企業常常礙于人情，難以賞罰分明，發生過失亦不愿承擔，不敢面對現實，甚至拖延隱瞞，導致惡化。反觀西方企業作風現實，一旦發現對公司不利，大刀闊斧解決，看似毫無人情味，實乃企業生存之道，正如人類進化過程中的“物競天擇”、“汰弱留強”，看似殘忍，實質上卻有效推動了社會進步。

近代社會發展驚人，各行各業對人才的專業要求越來越高，家族公司若想跟上時代潮流，必須在體制上確立 “法治”而非“人治”，才能吸引優秀人才為公司效力，以現代化管理模式，確保公司屹立不倒。李嘉誠先生能成為華人首富絕非僥幸，端賴其高瞻遠矚，以高薪廣聘專才，知人善任，集中外管理模式之優點，建立優秀的人才團隊，使家族公司成功邁向國際知名大企業。

以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來看，營商中的人脈關系固然重要，但終將會被專業知識所取代，希望法治能在中國早日實現。

第三篇：信息與信用(上) (張維迎)

2002年6月25日 信息與信用（上）（張維迎）

主講人簡介張維迎教授

1、學習工作簡歷及科研經歷1982年西北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4年西北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90年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

所從事改革理論和政策研究1988年牛津大學進修；1992年牛津大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94年牛津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4年8月-1997年8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教授；1997年9月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1998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1999年開始任學院副院長。

2、學術及社會兼職：兼任西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陜西財經學院、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同濟大學、中山大學等院校的教授，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的研究員，及國家體改委企業改革咨詢委員，中國經濟改革基金會學術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管理學科專家評審組委員。

3、近年來國外訪問講學經歷：1996年4月-6月，1997年2月-7月，1998年6月-9月，香港城市大學講學；1997年12月，日本東京大學講學一周；1998年2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訪問兩周；1998年12月，韓國國立漢城大學講學；

4、獲得榮譽：1990年-1993年，世界銀行獎學金（三年）；1992年-1994年，牛津大學Nuffield學院獎學金（二年）；1992年-1994年，倫敦經濟學院Lionel Robbins 紀念獎學金（面向全英大學的最高獎學金，每次僅授一名；二年）；1992年，牛津大學研究生最佳論文獎（the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1997年，《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獲得華東地區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圖書特等獎（僅一名）；1998年，《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獲得國家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獎。

信息與信用（上）

信用是社會交換的基本問題，社會作為組織最基本的特征是交換，交換的進行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信任又與當事人的信用有關。人的一生都處在信任的關系當中。以父母和子女的關系為例，父母是債權人，子女是債務人，不孝之子就是破壞了信任關系的子女。日常生活中的禮尚往來也是如此。在一個商業社會當中信用更是無所不在，幾乎我們每天所做的事情都會涉及到信用問題。

所謂信用是指能夠被有限接受的一種交換的中介。信用是由于交換才出現，在你發出信用的時候，交換并沒有結束，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信用還要被收回。

信用的核心主要是信息問題，只要有足夠的信息就不會存在不講信用的問題，如果信息不充分，欺騙行為不能被觀察到，信用就可能成為大問題。現代社會識別別人很難，那么我們如何比較容易地對別人做出區分，重要的一點是組織，包括宗教團體、非正式中介還有企業；第二就是贏利性的信息提供商；第三是政府和新聞媒體，這些機構在社會上的信用特別重要，尤其是前兩類。那么加入一個團體就可以獲得信用，這里任何個人做了違背信用的事都會對整個群體的信用有損害，這樣就是群體有積極性去懲罰這樣的人，因而這種信用才能維持下來，這也是組織的很重要的功能。

對于企業來說，名號和品牌的重要性就在于，對于大家來說這個品牌是可信的，一旦其中有人騙人了，大家就會說這個品牌騙人了，這樣就很容易了，個人的信息就不那么重要了，成了企業內部的問題。所以在現代社會保護品牌非常重要，否則這個社會就沒有信用。在中國，信用的建立是一個很長的過程，西方國家里信息在信用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有人有積極性關心企業的信用，也就是知識產權的問題，需要所有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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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張維迎：好政策與壞政策

張維迎：中國壞政策泛濫緣于政府官員無知和自私

“2011年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一屆年會”于2011年2月15日-17日在黑龍江亞布力召開。下面是中國企業家論壇首席經濟學家張維迎在年會上的演講。

張維迎：我要講的題目是“好政策與壞政策”。劉主席是制定政策的，我絕對不是針對劉主席，因為劉主席制定的政策大部分是好政策，但是現實中確實有很多壞政策。其實我們在考慮一個政策，如果一個政策我們認為是好的但是效果總是不好的話問題究竟出在哪里，我們用什么標準評判。

在這方面我想我們普通人跟經濟學家之間可能有很多的分歧。普通人，我們評價政策是基于政策的目標，也就是目的是善的還是惡的，比如說我們政府出臺一個政策，要縮小貧富差距，我們說是好的，要普遍提高工資，大家說好，我們提出建立和諧社會，大家會說好政策，要增加就業機會也是好政策，提高全民社會福利也是好政策，保護弱勢群體也是好政策，控制物價、房價都是好政策。那經濟學家怎么評價政策？經濟學家評價政策時，首先我們承認政策的社會價值本身沒有更多的發言權，它唯一的發言權跟普通人一樣，就是作為一個單個的人。經濟學家評價政策的第一個標準就是政策的結果是與政策的目標相一致還是相反。我們說一個政策是壞的，不是說經濟學家不喜歡這個政策的結果，而是它的結果與政策制定者目標不一致甚至相反。比如說最低工資和限制雇工自由的政策，我們現在勞動合同法規定的政策不好，因為減少了就業機會增加了失業，其實是對年輕人的最不利。我們說高稅收政策不好，是因為抑制了工作的積極性，不利于創業，阻礙了經濟發展。我們說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包括美國、中國，過去兩年用擴張性的政策刺激經濟不好，是因為它鼓勵了企業家做錯誤的投資決策，最后一定會導致經濟衰退、經濟危機。我們說計劃經濟不好不是說目標不善，而是說它根本不具有可行性。經濟學評價政策的第二個標準是什么，我達到同樣的目標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比如說北京市控制汽車為例現在用搖號。經濟學家評價政策的第三個標準，企業家的決策一定基于對消費者的支付決策的預期，這樣來看我們說政府搞的產業政策比如說不好，為什么？因為不是鼓勵企業家怎么理解消費者，按照消費者的偏好來制定投資，而是鼓勵企業家根據政府的偏好來決定投資，所以它也不是一個好的政策。

那接下來，我想談一下為什么政策的目標非常善良，但是政策結果很不理想而且不一致，而且用經濟學的話來講，是不滿足激勵，因為社會當中每個主體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己的信息，每個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時候都在利用政策，而不是在執行政策，而很多的政策制定者是被動的，只要是這個就會按他的意圖去做。我們以最低工資為例，最低工資想保護低收入的勞動者，但是企業可以執行最低工資但是仍然可以減少雇員，就是并不能強制我雇多少人，我原來可能雇一千人現在只能雇五百人，實際上是損害了最低收入階層，總的結果是自由放任的沒有政府強制干預的事權政策應該是最好的政策。

我舉個例子，任何一個政策如果限制了企業家創業和創新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因為經濟的增長需要企業家的判斷力、冒險精神和創新精神，如果政策對企業家創新精神進行抑制一定不是好政策。任何限制自由競爭的政策，特別是不允許自由進入，那么它也不是一個好政策。我要特別強調一下，我講的思想邏輯，我們每個人要幸福首先要使別人幸福，但是前提是有競爭，如果沒有競爭你自己幸福就不需要別人幸福。競爭對思想邏輯的運作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我們以什么樣的方式競爭。所以國有企業，大量的不是在創造價值而是在耗費價值，所以賺的很多利潤是來自財政的補貼，或者經濟上講的消費者剩余。

我們誘導企業家尋租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產業政策我們要多談一點，我們很多人包括美國人、海外的人都羨慕中國的產業政策，其實中國產業政策成功并不多，產業政策前提是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更明白未來發展方向是什么。這個假設完全不成立。產業政策經常變成了尋租政策，也就是說政府官員利用產業政策分配資金，企業家怎么跟政府搞好關系，怎么編制可行的方案然后獲得政府的補貼。任何增加政府控制能力的政策，包括財政的能力、資源的能力、土地能力等等，其實都不是好的政策，我們用行政的手段控制價格包括房價，都不是好政策，因為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我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為什么這么多壞的政策總是在泛濫？我想大致兩個原因，一個是基于無知或者壞知識的政策，比如計劃經濟的政策，我們追求計劃經濟的目標很高尚，但是因為我們無知，我們不知道一個經濟究竟怎么運作。這個也可以理解為什么很多政治家、政府官員通常不太喜歡經濟學，我指的是真正的經濟學。第二個壞的政策是基于利益的壞政策，也就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導致的壞政策。企業它的問題出在哪？問題是按照市場的規則你追求個人利益但是必須要為別人創造價值。我講的利益的壞政策就是這些政策導致的后果不是為別人創造價值獲得收益，而是通過把別人的收入拿到自己的手里，所以是壞政策。現實中我們知道基于無知和利益的政策是互補關系的，很多情況下既得利益總是批著很強的理論外衣。舉個例子包括計劃生育，我們現在要改變計劃生育政策為什么難？一個是擔心中國人口多了怎么辦，再一個計劃生育隊伍本身是既得利益。

凱恩斯主義本來是研究短期的經濟波動的理論，現在變成了經濟發展轉型的理論，中國現在“十二五”制定的理論依據很多就是凱恩斯主義的公式。政府花的錢越多GDP增加的越快，我們本來創造GDP為了消費，但是現在為了GDP而創造消費。投資本來是為了提高效率，我們現在是為了增加需求。貿易本來是為了提高全世界的幸福水平，使得大家在更好的分工下所有國家都得到好處，現在貿易變成了只有出口大于進口才提高GDP，所以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就在這里找到了理論依據。

我們看一下利益驅動在哪？首先我們看為什么政治家喜歡凱恩斯主義？兩個原因，第一凱恩斯主義政策可以使政府大把的花錢，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歡短期的目標，因為現在的民主體制下，大家知道每個當官的不像過去皇帝考慮子子孫孫的利益，現在只考慮這一屆政府的利益，所以凱恩斯主義為他解決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企業家也喜歡凱恩斯主義，因為很多企業家自己犯了錯以后他不愿意忍受痛快，希望政府多發票子。劉主席放出信貸，企業家一定喜歡。經濟學家為什么喜歡凱恩斯主義？因為凱恩斯主義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普通大眾為什么喜歡凱恩斯主義？因為普通大眾不喜歡市場不喜歡競爭，凱恩斯主義意味著市場是失敗的，所以有人來幫助他們糾正市場的失敗。

由此我們看一下中國的未來，未來我們看十年很大程度取決于我們理念，因為我們政策是根據理念制定的，如果我們相信市場經濟我們的未來就會很好，否則像前兩年或者目前的情況，我們對市場越來越多懷疑，對企業家精神越來越多的不信任，那么我們前途不會好。或者簡單的說我們能不能靠理念戰勝利益？我們知道改革前十年，八十年代是理念戰勝利益，就是我們相信了東西，盡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們改革取得了進步。但是看看現在，現在的情況基本上是利益戰勝理念，沒有多少人在談理念，幾乎所有的政策都出自各個部門自我利益的保護而制定的政策。那么如果這個情況不能得到扭轉，那么未來我們不能太樂觀，為什么？大家看一下既得利益是非常非常強大的，我們很多既得利益一般都打著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衣，既得利益可以民族主義的情緒，在中國，民族主義有很深的基礎，我們一打著民族主義的基礎，我們理念就不需要了，其實背后掩蓋起來的是利益。這樣我們很多老百姓就變成既得利益者的人質。真理由此就變得非常脆弱。因為時間關系沒有機會講亞當斯密的話，其實亞當斯密講的非常好。我剛才講八十年代我們很多有理念的干部，但是那時候比賽誰在干事兒。但是現在比賽誰在不干事兒，因為越不干事兒越安全。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或許我們未來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機出現之后才會發生，當然這是我們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歷史經驗證明也許我們只能如此，我們只有等待。

謝謝大家！

第五篇：從馬云看創業者素質

從馬云看創業者素質

——08計統 張琪 15420082201861

在中國，有一位像比爾·蓋茨似的人物，他是《福布斯》創刊50多年來成為封面人物的首位中國大陸的企業家，擔任阿里巴巴的主席及CEO，軟銀、雅虎中國等諸多知名公司的董事。他的長相極有特色，語錄也在年輕人中廣為流傳。他是英語科班出身，卻從事著相隔甚遠的電子商務行業，并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創業成功者。這個傳奇人物在中國有著響亮的名字——馬云。我認為，從馬云身上，能夠看出一下幾點創業者應當具備的素質。創業意識——馬云1988年從杭州師范學院畢業后在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任英文及國際貿易講師，并在那里一待就是七年。他的創業意識應該是很早就萌發出來了，他自己曾說，在任教期間，深圳開發、海南開發等很多機會擺在眼前，卻因為對母校校長的一個五年承諾一直未能實現創業。我認為，這種對承諾的堅守正是一個人誠信的表現，這在他的創業過程中必然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

知識結構——馬云本科及碩士的專業都是外語，可以說他的知識結構主要是在語言、翻譯方面。這或許也是他1992年第一次創業，就選擇成立海博翻譯社的緣故。1995年，馬云作為翻譯首次訪問美國，參觀了西雅圖一個朋友的網絡公司，親眼見識了互聯網的神奇，并且首次接觸到了因特網。回國后，馬云開設了制作主頁的公司“海博網路”。后來，他又創辦了“中國黃頁”。1999年，創辦了阿里巴巴網站，開始了他的電子商務之旅。電子計算機、網絡，這些雖然都與馬云的外語專業相隔甚遠，但不得不說，是馬云的外語技能為他打開了一扇與世界溝通的大門。倘若不是他優秀的翻譯才華，也不會有這一段經歷，更不會有他日后的廣闊天地。當然，互聯網并非馬云所長，也是他創業過程中的一大知識缺憾，所幸的是，馬云善于運用他的管理才華，去聘用擅長互聯網的人才，來彌補這個缺憾。能力結構——前面說過，馬云曾因為遵守承諾而放棄了很多機會，這是誠信的最好表現，這也是創業者甚至所有企業家最重要的品質。馬云不喜歡把自己稱之為商人，因為商人往往是重利輕義的代名詞，而企業家則更多地體現了一個創業者的綜合素質和品德。馬云沒有把錢當作唯一的追求，他認為事業好了錢自然會來，所以他始終追求的是事業上的成功。馬云年少時很有正義感，曾經被電視臺錄過節目，擁有一大群重感情的朋友，這些都為他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人脈基礎。

阿里巴巴曾經遭遇過SARS危機，他在第一時間保持了鎮定，將員工的健康擺在第一位，并讓員工在保障身體健康的前提下，在家中繼續進行網站的運作工作。危機公關、與媒體交涉等等應急做法，考驗出了馬云的智慧，更讓阿里巴巴的員工團體更加堅強凝聚。馬云對B2B業務等專業知識不甚了解，但是他卻能良好地運作如此龐大的互聯網公司，其秘訣就在于作為管理者的用人智慧。他說，外行可以領到內行，但是要尊重內行。領導者要有胸懷、眼光和實力。其中胸懷就是能廣納賢才、善用人才，永遠相信下面的人比自己強，永遠把自己只當做水泥，用來聚集這些人才，讓他們的才華得到充分地施展。馬云對待下屬，既從不挖人，也從不留人。這是對員工充分地信任、給予自由，不施以誘惑，不強迫，這樣才能營造出自由平等的工作氛圍。

企業家的責任——馬云成功后，在承擔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方面做得也是備受贊賞。他時常到世界各地的大學去演講，講述他自己的創業經歷和領悟，激勵全世界的青年人去創造自己的夢想。他常說：“如果我馬云能夠創業成功，那么我相信中國80%的年輕人都能創業成功。” 2008年10月31日，阿里巴巴有限公司和杭州師范大學合作共建杭州師范大學阿里巴巴商學院，馬云任董事會董事長，這是他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為中國有夢想的青年人贈送的一個禮物。馬云的語錄被年輕人廣泛追捧，就是因為他的傳奇經歷、他的精神力量，全都感染著涌動著創業激情的年輕人，指引著他們向成功的方向，勇敢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