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與國有企業改革方向

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與國有企業改革方向

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與國有企業改革方向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所存在的各種有效的現代企業制度，是一個一般性與特殊性的統一體。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只有從這種一般性和特殊性兩個方面出發，才能成功地選擇正確的方向。本文擬從對企業制度的總體概括和認識開始，把我國企業改革置于

這種現代企業制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中進行考察。

一、國有企業改革方向的選擇

黨的十四大確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特別是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后，圍繞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一主題展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更加深入了。

首先是針對中央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及過去幾年股份制試驗的經驗教訓所作的闡述。關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大多數觀點認為其與現代公司制度是含義相同的。也就是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是要把現有的企業形式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

其次，針對前一時期企業實行承包制過程中暴露出來的企業與國家利益目標不一致，對國有企業的委托一代理關系進行了討論。問題常常被歸結為國有企業產權界定不明確。一般的解釋是，盡管國家代表全體人民行使國有資產產權，但國家卻是不明確的概念，最終又要依賴于各級政府，后者或者說地方和部門都直接管企業，同時又處于企業實際經營過程之外，結果是既因信息缺乏問題管不好，又無法避免行政干預，還會使企業資產流失。所以，討論中涉及的所謂產權不清晰問題，實際上是對政企不分和委托—代理關系中經營權背離所有權等問題的一種概括，其中核心是通過何種制度安排使企業資產的所有者和經營者達到激勵相容，或所有者通過何種機制對經營者實施有效的監督。

第三，人們普遍觀察到，對于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來說，無論是企業承包制還是股份制的試驗，都使國家在擁有企業經營信息方面處于不利的地位，而內部信息的擁有者即企業經營者卻與國家利益取向不盡一致，因而所有者與經營者的激勵發生矛盾。由于這種現象在轉軌過程中俄羅斯和東歐的國有企業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現，青木昌彥將這種現象表述為“內部人控制”（參見青木昌彥、錢穎一，）。這種表述及其相關的分析方法引起了我國經濟學家的共鳴，不少人從這個角度探討國有企業改革方向，并設計公司治理結構的目標模式，以及從目前的企業模式向不同治理模式的企業制度過渡的具體途徑，等等。①

把最近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的討論加以歸納，評價各種改革主張的關鍵在于回答如下問題：（）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國有企業面臨的真正問題是什么；（）產權或所有制改革是否能夠解決企業的問題；（）在企業外部競爭環境與內部治理結構兩者之間，哪一種對于國有企業是最急需的。

二、兩權分離與現代企業制度

機器大工業的出現和發展，超越了個人的資金和風險承擔能力，導致所有與經營相分離的公司形式的誕生，因而產生了委托代理的問題。斯密最早觀察到股份公司中存在的委托代理矛盾，并描述了股東因對公司業務所知甚少而導致的監督困難，以及代理人與委托人之間在利益取向上面的差異。伯利和米恩斯則進一步揭示了在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情況下，企業的直接經營者在激勵與責任方面，與企業的所有者之間的矛盾（，）。概括起來，所有權與控制權在現代公司中被分離之后，由于所有者與經營者不是同一個主體，從兩者之間的關系角度出發，就形成了所有與經營分離條件下的三個屬性。

第一，在兩權分離的情況下，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對于企業的投資人或所有者來說，企業的利潤最終以投資收益的形式為其占有，投資行為的效用最大化可以簡單化為利潤最大化。而經理人員只是資產的經營者，其效用函數中，經營者的收入不等于企業盈利，企業利潤最大化不意味著經營者效用的最大化，因此經理人員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動力不足。如果對經營者的監督不完整，他可能會通過擴大企業規模來擴大其權力基礎，提高自己在同行中的地位；或通過增加不必要的非生產性開支達到個人享受的目的；或者通過增加或多報成本的方式侵蝕企業利潤。正是由于所有者與企業經理人員這種不同的利益取向，因而理論上存在著經營者利用手中擁有的權力侵犯所有者利益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由于委托代理關系的形成，天然地會產生所有者和經營者激勵不相容的問題。

第二，在現實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即經營者或企業經理人員擁有關于企業經營過程中各種收入和費用的真實信息，而作為委托人的所有者，由于不參與實際經營，除非付出很高的成本，無法獲得相應的信息。這種信息不對稱使得激勵不相容有可能成為經營者侵犯所有者權益的現實表現。

第三，所有者與經營者對于企業經營結果所負的

第二篇：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與國有企業改革方向

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與國有企業改革方向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所存在的各種有效的現代企業制度，是一個一般性與特殊性的統一體。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只有從這種一般性和特殊性兩個方面出發，才能成功地選擇正確的方向。本文擬從對企業制度的總體概括和認識開始，把我國企業改革置于這種現代企業制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中進行考察。

一、國有企業改革方向的選擇

黨的十四大確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特別是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后，圍繞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一主題展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更加深入了，首先是針對中央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及過去幾年股份制試驗的經驗教訓所作的闡述。關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大多數觀點認為其與現代公司制度是含義相同的。也就是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是要把現有的企業形式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吳敬璉等，1993，第173頁）。

其次，針對前一時期企業實行承包制過程中暴露出來的企業與國家利益目標不一致，對國有企業的委托一代理關系進行了討論。問題常常被歸結為國有企業產權界定不明確。一般的解釋是，盡管國家代表全體人民行使國有資產產權，但國家卻是不明確的概念，最終又要依賴于各級政府，后者或者說地方和部門都直接管企業，同時又處于企業實際經營過程之外，結果是既因信息缺乏問題管不好，又無法避免行政干預，還會使企業資產流失。所以，討論中涉及的所謂產權不清晰問題，實際上是對政企不分和委托—代理關系中經營權背離所有權等問題的一種概括，其中核心是通過何種制度安排使企業資產的所有者和經營者達到激勵相容，或所有者通過何種機制對經營者實施有效的監督。

第三，人們普遍觀察到，對于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來說，無論是企業承包制還是股份制的試驗，都使國家在擁有企業經營信息方面處于不利的地位，而內部信息的擁有者即企業經營者卻與國家利益取向不盡一致，因而所有者與經營者的激勵發生矛盾。由于這種現象在轉軌過程中俄羅斯和東歐的國有企業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現，青木昌彥將這種現象表述為“內部人控制”（參見青木昌彥、錢穎一，1995）。這種表述及其相關的分析方法引起了我國經濟學家的共鳴，不少人從這個角度探討國有企業改革方向，并設計公司治理結構的目標模式，以及從目前的企業模式向不同治理模式的企業制度過渡的具體途徑，等等。①

把最近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的討論加以歸納，評價各種改革主張的關鍵在于回答如下問題：（1）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是什么；（2）國有企業面臨的真正問題是什么；（3）產權或所有制改革是否能夠解決企業的問題；（4）在企業外部競爭環境與內部治理結構兩者之間，哪一種對于國有企業是最急需的。

二、兩權分離與現代企業制度

機器大工業的出現和發展，超越了個人的資金和風險承擔能力，導致所有與經營相分離的公司形式的誕生，因而產生了委托-代理的問題。斯密最早觀察到股份公司中存在的委托-代理矛盾，并描述了股東因對公司業務所知甚少而導致的監督困難，以及代理人與委托人之間在利益取向上面的差異。伯利和米恩斯則進一步揭示了在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情況下，企業的直接經營者在激勵與責任方面，與企業的所有者之間的矛盾（Stigleretal.，1983）。概括起來，所有權與控制權在現代公司中被分離之后，由于所有者與經營者不是同一個主體，從兩者之間的關系角度出發，就形成了所有與經營分離條件下的三個屬性。

第一，在兩權分離的情況下，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對于企業的投資人或所有者來說，企業的利潤最終以投資收益的形式為其占有，投資行為的效用最大化可以簡單化為利潤最大化。而經理人員只是資產的經營者，其效用函數中，經營者的收入不等于企業盈利，企業利潤最大化不意味著經營者效用的最大化，因此經理人員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動力不足。如果對經營者的監督不完整，他可能會通過擴大企業規模來擴大其權力基礎，提高自己在同行中的地位；或通過增加不必要的非生產性開支達到個人享受的目的；或者通過增加或多報成本的方式侵蝕企業利潤。正是由于所有者與企業經理人員這種不同的利益取向，因而理論上存在著經營者利用手中擁有的權力侵犯所有者利益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由于委托-代理關系的形成，天然地會產生所有者和經營者激勵不相容的問題。

第二，在現實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即經營者或企業經理人員擁有關于企業經營過程中各種收入和費用的真實信息，而作為委托人的所有者，由于不參與實際經營，除非付出很高的成本，無法獲得相應的信息。這種信息不對稱使得激勵不相容有可能成為經營者侵犯所有者權益的現實表現。

第三，所有者與經營者對于企業經營結果所負的責任也是不對等的。對于現代大型企業來說，一個經營管理人員或一個代理集團，對于企業經營不善導致的惡劣后果，所能夠承擔的責任畢竟有限，最多不過是個人信譽、財產或自由的喪失，這與所有者或委托人的資產相比就十分不對稱了。這種不對等隨著規模的擴大而加大，使得經營者有可能為了個人的利益而采取風險過度的行為，如巴林銀行的里森事件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此外，同樣的原因也有可能使經營者采取掠奪性的資產轉移行為，使所有者的利益受到損害。假如現代公司制度無法克服上述三個兩權分離的基本屬性，則意味著這個制度是沒有生命力的，因而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也就不會是如今人們觀察到的樣子。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從伯利和米恩斯的著作于30年代初出版以后，至少在統計意義上，人們沒有發現清楚的證據，證明管理者占主導的公司，在諸如使用資產生產利潤等企業行為方面與所有者占主導的公司有明顯的不同（參見Stigleretal.，1983）。相反，對于大型企業來說，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成為普遍的現象。盡管委托-代理問題在現代公司制度的演進中始終存在，但在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各種在現實中得以生存的兩權分離的公司形式，通常都創造出相應的比較有效的解決委托-代理問題的制度安排。

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公司制度發展的過程中，股份制作為一種有效的現代企業制度，是以充分競爭的市場作為運行基礎的，市場評判是監督和約束經營者行為的主要依據，市場機制則為這種監督和約束的實現創造了前提條件。在競爭的條件下，優勝劣汰是企業的生存規律。

從微觀經濟學的道理來看，這里的優劣就表現為企業是否能夠獲得利潤。贏利的企業將生存并得到發展，虧損的企業將衰落并失敗。

在一種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企業之間的競爭會形成一種平均利潤或平均成本。而根據企業的實際利潤水平或成本水平，與這種平均利潤或平均成本進行比較，即可以使企業經營狀況的信息得到充分反映。換句話說，在存在由充分競爭產生的平均利潤率的情況下，每個企業的利潤水平包容了關于企業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因此，在存在市場競爭的條件下，利潤率可以作為考核和監督企業經營的一種充分信息指標。①這個充分信息雖然不能完全克服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但它是一種簡單的、成本低廉的手段，可以盡可能準確地反映企業經營的好壞。

在存在市場競爭從而有了這種充分信息的前提下，進一步形成經理人員市場。這個市場的作用是，依據經理人員的經營績效對其進行獎懲，因而使經營者與所有者的激勵變成相容的。

然而，市場競爭下產生的充分信息并不是完全信息，信息不對稱只是在程度上被降低了，卻沒有被消除。同時，根據充分信息對經理人員的獎懲還只是事后的，在經理人員與所有者承擔的企業經營責任不對等的情況下，前者仍然可能采取機會主義的行為，如進行風險過高的投資和對所有者資產進行掠奪性轉移。因此，相應于每一種特定的條件，還需要建立一套事前監督經營行為的企業內部管理制度或治理結構，以最大限度地克服經營者與所有者之間的責任不對等所可能帶來的問題。

所謂的公司治理結構，是指所有者對一個企業的經營管理和績效進行監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按照米勒的定義，公司治理結構是為了解決如下的委托-代理問題而產生的：“如何確知企業管理人員只取得為適當的、盈利的項目所需的資金，而不是比實際所需多？在經營管理中，經理人員應該遵循什么標準或準則？誰將裁決經理人員是否真正有成效地使用公司的資源？如果證明不是如此，誰負責以更好的經理人員替換他們？”（Miller，1995）

關于公司治理，我們有必要強調兩點。首先，公司治理結構中最基本的成份是通過競爭的市場所實現的間接控制或外部治理，而人們通常所關注或所定義的公司治理結構，實際指的是公司的直接控制或內部治理結構。后者雖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與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機制相比，只是派生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借助于各種可供利用的制度安排和組織形態，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信息不對稱的可能性，保護所有者利益。

其次，在當代西方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外部治理結構存在的前提下，不僅具有多種所有制形式混合的特點，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更是五花八門、形式多樣。從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公司治理模式，以及具體的對于控制權的監督機制比較來看，任何一種現有的公司內部治理模式都不能無條件地應用于所有的公司經營環境中，也沒有一種包治百病的監督機制可以單獨起作用。

一般來說，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的方式，依一個經濟中技術條件、規模經濟和法律框架的差別而異，也有路徑相依的由來關系。既然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因而在市場機制發育程度上、資金水平上存在差別，則各自具有適宜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因此，公司內部治理模式和具體的監督機制是多樣的、特殊的，而且處于不斷的制度創新之中。但競爭的市場環境卻是可以確定的，永遠是兩權分離下形成有效的企業制度的前提條件。

三、國有企業的外部環境與內部治理

國有企業及其特殊的治理結構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產物。改革以前，在產品價格和生產要素價格都已經被扭曲，競爭的市場不存在的情況下，沒有一個作為企業經營狀況的參照的平均利潤率，則每個企業的利潤水平就不能充分反映企業經營好壞的信息，也就不能作為評價企業經營狀況的充分信息指標。要獲取企業的開支水平是否合理，利潤水平是否真實，以及是否能夠保障所有者的利益等等信息，其費用十分高昂。這使得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的激勵不相容成為一個難以克服的問題，而責任的不對等則會進一步加強這種傾向。在產業和企業間的要素報酬率存在很大差異的傳統經濟體制下，如果國營企業擁有經營自主權，它們就有可能將可支配的資源配置在要素邊際報酬率高的地方，①這樣的邊際調整顯然會干擾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實施，打亂整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均衡。

既然國有企業建立的前提就是競爭市場不再存在，國有企業建立的目的又是控制企業的生產剩余，所以，從保證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的內在要求出發，國營企業理所應當是不能擁有經營自主權的。換句話說，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國有資產被侵蝕和剩余被流失的機會，唯一可行的治理辦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剝奪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國營企業所需的投資和其它生產要素由政府無償撥付，所生產的產品及其規格、數量和產品的調撥或銷售由政府計劃決定，在財務上實行統收統支，利潤全部上繳，虧損全部核銷，是在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和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制度下，監督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事實上，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就是按照這樣的邏輯形成的。

由于國有企業面臨著一系列傳統發展戰略遺留下來的政策性負擔，缺乏與其他類型企業公平競爭的條件（林毅夫等，1995），因此利潤率就不能成為考核企業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指標，因而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無法克服，激勵不相容的難題也無法解決，經營者侵犯所有者利益就不可避免。其結果表現為企業虧損的增加和國有資產的流失。同時，企業可以將虧損歸咎于政策性負擔，要求政府繼續給予補貼和保護，企業預算繼續軟化。只要國家繼續對企業下達政策性任務，公平競爭的市場就難以形成，就找不到一種簡單且成本低廉的充分信息實施對經理人員的監督和考核。在這種條件下，越是從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角度出發進行改革，經營者與所有者之間的激勵不相容就越突出，責任不對等的現象就會誘致出更加嚴重的機會主義行為，國家的利益損失就會越大。進行所有制的改革，信息不對稱、激勵不相容和責任不對等的問題仍然得不到克服，企業效率依舊得不到保障。

四、國有企業改革：競爭條件還是產權制度？

現在我們可以來回答，導致人們通常觀察到的國有企業面臨問題的真正原因。首先，讓我們來看國有企業監督效率是否天生要低。主張產權改革的觀點認為國有企業因公有化程度高，委托-代理層次就多，初始委托人與最終代理人之間的距離越遙遠，監督效率也就越低（參見張維迎，1995年附錄）。反過來的邏輯推理就可能是，通過私有化消除這種多層次的代理結構（大眾-政府-國有企業經理人員），建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的直接聯系（持股人-私人企業經理人員），可以獲得更高的企業效率（參見 Yarrow，1989，p52-69）。

就現代大型企業來說，企業無論是采取什么樣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代理問題。即使在私有制的公司形式下，所有者仍然是要分層次地把資產經營權委托出去，即通常采取“持股人-董事會-企業經理人員”的委托-代理形式。董事會的成員一般所占股份很少，有些甚至根本不持股。在現實中，通常是經理人員聘請董事會成員，而不是董事會雇用經理。①因此，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樣，在委托-代理層次上有什么實質性的差別。如果委托-代理層次是影響大型企業效率的主要因素，就不會出現像控股集團這樣多層次委托-代理的企業制度了。

對于私有制條件下的委托-代理結構來說，信息不對稱、激勵不相容和責任不對等的問題都是存在的，如果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以形成反映企業的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經營者侵犯所有者的問題同樣得不到解決。無論層次多寡，代理人都可能違背委托人的意愿，采取機會主義行為。而當一個競爭性的市場解決了充分信息問題之后，每個層次的信息是透明的，責任也是明確的，委托-代理關系就不會因為層次不同而有什么差異。也就沒有理由說，國有制情況下的多層委托-代理關系就不能形成相應的最大限度地克服信息不對稱、激勵不相容和責任不對等問題的治理結構。同時，政府作為一個必要的制度安排，本身也具有各種保障服務效率和激勵機制的制度約束。政府職能本身的激勵手段對它在管理國有企業（如任命經理人員、監督企業經營績效等）方面的行為也是起作用的。

其次，我們來看國有企業是否天然具有預算軟約束的性質，因而其行為與私有企業有所差異。科爾內描述了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現象，卻缺乏對于這種現象形成原因的分析（Nagaoka and Atiyas，1990），以致使人們從觀念上認為，國有企業必然伴隨著軟預算約束，而改變國有制就可以消除軟預算約束現象。事實上，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是特定的發展戰略的產物。由于國家賦予國有企業以種種政策性任務，企業不能完全按市場競爭的方式生存和發展，因而形成與國家之間的軟預算約束。但是，國有企業并非注定要永遠承擔這種政府指定的政策性任務，因而軟預算約束也就不是其必然的性質。事實上，許多私人企業在履行政府賦予的政策性任務的情況下，也形成了對國家的財政依附關系，即軟預算約束。

第三，看國有企業是否缺乏對經營不善的企業進行有效懲罰的機制。主張產權改革的觀點觀察到，在私有制的場合，消費者對成本高、服務差的企業可以通過“退出”（exit）進行選擇和懲罰。他們表示不滿意的方式就是拒絕購買，企業銷售下降會導致持股人的退出，以及企業股票價格的下降，使企業面臨被接管或破產的威脅。然而，“退出”不是消費者表達其不滿意的唯一途徑，另一種經常被采用的途徑是直接表達不滿或向有關管理部門“抱怨”（voice）（參見Hirschman，1970，p.4）。只要消費者的意愿可以反映到國有企業的管理部門或監督者那里，就會直接采取措施，即使不經過資本市場。而且即使是私有企業，一旦具有壟斷的性質，消費者的退出也受到限制。當大型企業經營不善面臨破產時，政府因擔心造成失業等社會問題，也會采取措施避免這種后果。最后，國有企業并非注定要具有壟斷地位，企業懲罰機制的核心在于一個公平競爭市場的存在。所以，改革所有制并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

第四，我們來看產權改革能否解決國有企業政企不分的問題。在進行了一系列放權讓利式的改革之后，國有企業擁有了比過去大得多的經營自主權，也在大得多的程度上要承擔企業經營的財務后果。與此同時，一方面國家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放棄傳統發展戰略目標，價格扭曲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持政治穩定、社會安定以及改革的非激進性質，國家仍然把相當一部分社會性職能留給國有企業負擔，使得在企業一級生產性經營與社會性服務不能分離。而與傳統的政企不分所不同的是，由于放權讓利形成的新的責任體制和財務約束方式，企業目前要由自身來承擔這種政企不分的財務結果。既然遺留的種種社會性負擔抹煞或干擾了企業真實經營績效的評價，企業有動機，也有借口與上級政府主管部門討價還價，爭取直接的或間接的補貼和其他軟預算約束。

可見，目前國有企業面臨的政企不分現象，歸根結底產生于對企業的放權讓利式改革所提供的企業自主權和利益動機，與國有企業目前仍然承擔一系列不對等競爭條件之間的矛盾。能不能把國有企業的社會性負擔從企業生產性經營中剝離出來，完全取決于一系列外部環境的改變。而如果不能通過宏觀政策環境的改革消除價格扭曲、產業結構扭曲和勞動力市場不發育的問題，貿然進行產權制度的改革，只能造成通貨膨脹、失業和增長衰退等問題。

至于政企不分現象中國家對企業過度干預問題，先要弄清政府對企業經營過程施加過多的干預有其內在的原因。在市場發育水平較低、競爭不充分，因而沒有一個充分信息指標可以簡單地對經營績效進行考核和監督的情況下，國家作為國有企業的所有者，要控制企業的剩余，防止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唯一的辦法是關心企業的經營過程，乃至一些經營的細節。對于國家來說，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事實上，國家越是關心企業資產的保值、增值，它對企業經營進行干預的程度就越強。

因此，只要競爭性的市場尚未發育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所有者可以通過將企業利潤水平與平均利潤率加以比較，即以掌握關于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代替掌握企業經營細節，直接的干預就無法避免。在這種情況下，產權改革也好，融資結構的改變也好，都無濟于事。即使實現了私有制，私人所有者如果不能通過競爭性的市場獲得關于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面臨的選擇只有兩個：一種選擇是當他在企業中投入的股本較小時，他直接干預企業經營的成本過于昂貴，以至得不償失，因而放棄干預。這就是委托-代理理論中常常提到的免費搭車現象。另一種選擇是當他在企業中的股本較大時，對自身利益的關心仍然驅動著所有者干預企業經營的細節。問題的本質如此，無論融資結構如何，即無論是直接融資，還是間接融資，無論所有者是以股權的方式擁有企業，還是以債權的方式擁有企業，只要企業經營結果是其利益所在，他必然要對企業進行干預。相反，一旦存在著競爭性的市場，所有者可以獲得關于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他就沒有必要關心企業經營的細微末節，因而過多的干預反而是成本昂貴的行動。在這種情形下，無論是國家作為所有者，還是私人作為所有者，都不會對企業經營作過多的干預。同樣的道理，這時采取什么樣的融資結構也就不重要了。①

最后，我們來考察產權改革能否解決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越來越嚴重，許多人認為是國有企業產權關系不清晰造成的。實際上，在存在著委托-代理問題，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卻缺乏充分信息的條件下，改革以前國家通過任命或聘用，委托經理人員經營國有企業，并通過規定上繳利稅的水平或干脆對企業實行統收統支的方式獲得資產收入。企業經理人員雖然缺乏改善企業經營狀況的動力和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手段，但也無法通過侵蝕利潤和國有資產侵犯國家的利益。進行了放權讓利式改革之后，出現了不按照國家的意愿來經營國有資產、支配剩余的可能性。所以，問題并非在于產權不明晰，而在于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監督企業經營的成本太高。為了避免實現國家戰略意圖的國有企業倒閉及出現失業問題，政府只好對虧損的國有企業不斷給予補貼，而預算無法硬化，則給國有企業以經營權侵犯所有權創造了更大的可能。

可見，國有企業問題產生的真正原因不在于產權制度，而在于缺乏充分競爭的外部環境。因此，改革應從解除企業目前面臨的各種政策性負擔入手，以此硬化其預算約束，進入到競爭性的市場，使企業的利潤率能夠真正成為反映其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指標。國家作為國有企業的所有者、通過掌握這種充分信息就足以對經營行為進行監督。在此前提下，企業發展的現實過程中，將會顯示出哪一種內部治理結構更加符合我國企業實際，從而通過不斷的制度創新，使中國式的企業治理結構得以形成和發展。

第三篇：現代企業制度內涵探究

現代企業制度內涵探究

[張喜亮 ]——(2013-11-24)/ 已閱2437次

探究企業現代內涵 完善現代國企制度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概念的提出早見于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重申：建立“實現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健全決策科學、執行和監督體系，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從黨的這三個決議來看，對國有企業實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經歷了提出、推動和完善的不同階段。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原則和方向是一致的，與時代特點相適應，針對當時突出的問題，其具體內容、任務和要求又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改革經歷了三十五年的歷程，國有企業始終是改革的一個關鍵環節。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完善現代企業制度需要從基本理論上探究現代企業之內涵、把握企業制度本質。

一、現代企業制度內涵探究

現代企業制度究竟是個什么樣的制度，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企業，什么是企業制度，什么是現代企業制度。弄清基本概念之內涵，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才能有效地付諸實踐。

“企業”這個詞的英語是“enterprise”，源自于拉丁語，是由“enter”和“prise”詞復合而成的。拉丁語“enter”，具有“獲得、開始享有”的含義，引申為“盈利、收益”；拉丁語“prise”則有“撬起、撐起”的含義，引申為“杠桿、工具”；兩者合并為一個詞“enterprise”，就是“獲取盈利的工具”之意思。明治維新后的日本轉向西方，學得了“企業”這個詞匯，但是，加注了東方文化的詮釋。日語中的“企業”是指，商事主體企圖經營某項事業，且有持續發展的意思。從漢語詞源我們知道，企，人止也；業（業），大版也。從說文解字可知，企業就是指為實現共同的事業聚集在一起的人們。很顯然，日語中的“企業”之涵義是在漢字中汲取了精華，時至今日，日本一些著名的大企業之公司章程總綱中都明確宣誓“為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努力奮斗”之理想。我們的詞典、教科書和社會流行的觀點則認為：企業是指以盈利為目的，運用各種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企業家才能等），向市場提供商品或服務，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算的具有法人資格的社會經濟組織。這個概念強調的是“盈利為目的”，唯利是圖則不難理解勞動關系矛盾沖突、安全事故頻現、偽劣產品盛行、環境惡劣污染、生態極度破壞等問題，——所有這些在二戰前的歐美國家比比皆是。以盈利為目的觀點實際上是承接了西方企業的原始含義，卻失去了我們固有文化的精髓，這種價值判斷的“企業”絕非“現代”企業。

所謂現代企業，從時間角度認識，應當體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人們對人類社會既往教訓反思后的價值理念；從本質的角度認識，現代社會的理念至少包括“人權、民主、道德和科學”這四個方面的內容。如果說原始或近代企業是以“資本至上”為價值判斷的話，現代企業則必須是是“人本至上”為最高準則。“資本至上”的企業追求的是資本回報的最大化即不擇手段地無度追求利潤，以此為終極目的。“人本至上”的現代企業則以實現人的社會價值和生活品質的提升為終極目的，在對社會的貢獻中發展，獲得合理的利潤。筆者認為：現代企業是投資人、管理者和職工等相關群體，通過生產或服務滿足和引導消費、提升生活品質、承擔社會責任，實現人生社會價值的組織。這樣的價值理念也是中華傳統文化關于企業本質的詮釋。古今中外載入史冊的偉大企業，無不貫徹著這樣的價值理念。實現人的社會價值、承擔社會責任為理想的企業，其組織形式則不拘一格，個體商戶、私營企業、家族企業、合伙制企業、股份制公司、國有企業等等，都可以成為現代企業。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現代企業按照財產構成可以有多種組織形式。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

所謂現代企業制度，就是指以現代企業價值理念實現運營的程序、規范等組織體系（或稱管理制度）。公司制企業具有現代企業制度某些特征，主要表現在其董事會、經理人和監事會的相互制衡之“民主”性，但是，這依然是建立在“資本至上”的“資本”民主。構成企業的三要素“人、財、物”，其核心應當是“人”，投資人、經理人和職工，人權平等、尊嚴保障、共建共享、奉獻社會，才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本質。

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演進

在我國，國有企業是國家經濟的支柱，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國有企業這個概念，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確立了國有企業制度。上世紀三十年代，共產黨領導建立的“中華蘇維埃搞共和國”之企業，便確立了工人參加管理的“經濟民主原則”和黨政工“三人團”民主管理制度。在革命戰爭年代的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企業管理的理念和制度得到確立和完善，繼續堅持工人參加管理的原則。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有企業一度學習蘇聯的“一長制”管理模式，實踐中出現了大量的問題，罷工等事件頻發。上世紀六十年代鞍山鋼鐵公司群策群力積極探索，形成了現代企業“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被偉大領袖毛澤東把中國人自己創造的具有現代企業價值理念的管理制度，概括為“鞍鋼憲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改革，為解決效率問題，改革國有企業推行了“經濟承包責任制”、“下放企業經營權”等策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現代企業制度”方向，把現代企業制度特征概括為：“一是產權關系明晰，企業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于國家，企業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成為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二是企業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照章納稅，對出資者承擔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三是出資者按投入企業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的權益，即資產受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企業破產時，出資者只以投入企業的資本額對企業債務負有限責任。四是企業按照市場需求組織生產經營，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長期虧損、資不抵債的應依法破產。五是建立科學的企業領導體制和組織管理制度，調節所有者、經營者和職工之間的關系，形成激勵和約束相結合的經營機制。所有企業都要向這個方向努力。”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決議重申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方向，把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國有企業改革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概括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健全決策、執行和監督體系，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升級為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必須適應市場化、國際化新形勢，以規范經營決策、資產保值增值、公平參與競爭、提高企業效率、增強企業活力、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綜述以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的國有企業改革之歷程，顯而易見，改革不同階段都是以當時國有企業存在的重點問題而設計的，偏重的是國有企業的管理制度，指向的是企業按照市場規則獨立運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不僅重申制度層面的改革，更體現出對現代企業制度內涵的要求：“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職工參與管理和監督的民主權利”；以“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作出更大貢獻”，等等。

三、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建議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關于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明確定位了產權：“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國有資本繼續控股經營的自然壟斷行業，實行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根據不同行業特點實行網運分開、放開競爭性業務，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決議在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之管理層面上要求：“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深化企業內部管理人員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的制度改革。建立長效激勵約束機制，強化國有企業經營投資責任追究。探索推進國有企業財務預算等重大信息公開”；“國有企業要合理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薪酬水平、職務待遇、職務消費、業務消費”。

筆者以為，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現代企業制度還應當在下列幾個方面下功夫：

第一，培育現代企業文化，以共同的價值觀凝聚職工。

文化是需要長期培育的，是人們以共識的價值理念為準則形成的行為習慣。現代企業的核心價值理念就是以“人本至上”為最高準則，尊重勞動、保障人權、民主共治，承擔社會責任。培育現代企業文化需要摒棄對資本的崇拜，企業并非投資人的私有財產，而是經濟活動中的“法人”。投資人以在企業的資本增值顯現其人生價值，經理人以智慧實現企業的高效運營展示其人生價值，職工在企業創造優質商品和為社會提高優質服務的過程中體現其人生價值，——他們個人的價值無不是以企業被社會接受和贊譽為基礎的。有鑒于此，以其共同的即企業的價值觀凝聚包括投資人、經理人和職工在內的相關群體，形成共同的理想甚至共同的信仰追求，并將之付諸實現企業健康發展的全過程，這就是現代企業文化。文化一個組織、群體的靈魂，用現代文化培育的企業即現代企業，必須充滿生機而可持續地健康發展。

第二，完善企業民主制度，落實職工參加管理的權利。

實施民主管理這是現代企業制度的一個重要標志，近代工業社會創立的股份制公司企業組織形式，體現了資本民主的精神，人的民主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現代企業制度必須顛覆資本崇拜的價值觀，轉而實現企業中所有人的民主，即實現投資人、經理人和職工（甚至包括如消費者、供應商、社區鄰里等）對企業的共治，這樣的共治就是現代企業民主制度。著名的美國“霍桑試驗”，找到了突破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法即吸收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二戰以后的德國法律嚴格保障職工參加企業管理的權利。我們國家不僅把職工參加管理視為企業調動職工勞動熱情的一種管理方法，更是從保障人權、尊重勞動的道德高度和社會主義政治理想的高度以法律制度確立職工在企業中的主人地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方針，依靠職工辦企業是中國共產黨的要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作為實現國家治理基層民主的具體內容。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必須落實職工參加企業管理的各項權利。職工參加管理也既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形式體現，也是現代企業制度內涵的應有之義。

第三，堅定國有企業自信，引領企業管理制度的方向。

國有企業自始就是我國經濟制度的中流砥柱，對共和國的貢獻和作用有目共睹。近年來一些人對國有企業進大肆行攻擊，甚至揚言國有企業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只要存在國有企業就沒有市場的公平，等等。毋庸置疑，國有企業的管理存在著一些問題，也面臨一些新挑戰。正是因為存在著這么多的問題才必須堅持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具體要求。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我們有理由必須堅定國有企業的自信。歷史上，我們國有企業也曾經創造出了被世界公認的“兩參一改三結合”之優秀管理制度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技術人員和干部的結合在一起共謀企業發展。這個管理制度正是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精髓，發達國家的先進企業都在某種程度上自覺或不自覺地體現著這種管理制度的思想。我們的國有企業在我們的社會政治制度環境中培育出來最有勤勞、智慧和奉獻精神的高素質員工（《時代周刊》在全球經濟危機時期以中國工人為封面贊譽其勤勞），這就是我們堅定國有企業自信源泉。這次經濟危機充分展現了資本主義的本質，也是資本崇拜的社會制度必然結果，黨的十八大三中全會決議指出：“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社會主義制度環境是我們堅定國有企業自信基礎。縱觀全球經濟，以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的國有企業改革：一方面必須從中國道路、理論和制度中汲取營養，繼承和發展國有企業的成功經驗和管理的先進思想，一方面要具有全球視野，結合國有企業的實際學習和借鑒各國企業成功的經驗和方法，還必須解放思想即要避免妄自菲薄和盲目崇拜而囿于市場經濟體企業模式。在企業全球化重組的進程中，我們國有企業必須堅定自信，有勇氣探究企業的本質和管理的規律，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按照“管理科學”的要求，引領企業管理的潮流。貫徹執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國有企業必將健康發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中再立新功、再創輝煌。

第四篇：深化企業改革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深化企業改革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2005-05-20 00:00 【大 中 小】【打印】【我要糾錯】

當前，國有企業的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最關鍵的是兩個方面：調整國有企業的戰略布局，適當收縮國有經濟的運作戰線；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造，切實轉換運行機制。簡單地說，就是結構調整、制度創新。下面就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正確認識和理解現代企業制度

一般而言，現代企業制度是指歷史上出現最晚，且占統治地位的企業制度。企業制度按照組織形式可分為業主制、合伙制、公司制三種。公司制在歷史上出現最晚，且在相當多的國家占統治地位。可以這樣說，現代企業制度就是公司法人制度，其典型形式是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上世紀末以來發達的市場經濟中發展和形成起來的現代公司制度”。它包括明晰的產權制度，完善的組織領導制度、科學的管理制度、有生命力的文化制度。各項制度之間有機聯系和相互運動，構成了現代企業制度的整體框架。

產權制度。它是企業制度的基礎和源泉。明晰的產權制度，即企業資產終極所有權和法人財產權明確，且發生分離。產權的明晰化為企業之間資產的流動重組創造了前提，也為社會資源在更大范圍內的有效配置創造了條件。

組織領導制度。公司制是企業的組織形式，公司制企業領導制度的主要內容是以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相互制衡、相互促進的法人治理結構。

管理制度。科學的管理制度是企業提高效率的重要保證。我國的企業管理正面臨嚴峻挑戰，必須樹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觀念，建立起嚴格完善的市場營銷制度、人力資源制度、財務管理制度。

文化制度。企業文化是在企業全體員工中起主導作用的價值觀體系，是對企業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的綜合反映。它凝結著企業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現代企業制度文化選擇應是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制度。

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主要是針對國有企業提出來的，因此，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征也是相對于傳統的國有企業而言的。它既有與世界發達國家現代企業制度的共性，也有本國的個性。中國的現代企業制度應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

1.產權明晰化。現代企業的終極所有權、法人財產權和經營權是明晰的，彼此分離的。

2.企業地位法人化。企業不應是政府機構的附屬物，而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具有法人資格，有獨立支配的法人財產，能獨立地承擔民事責任。

3.法人治理結構規范化。在現代企業中，組成法人治理結構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形成比較規范的關系，彼此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

4.出資者責任有限化。當企業破產時，出資者以其出資對企業承擔有限責任。

5.管理制度科學化。在現代企業制度中，要建立一套科學的組織管理制度，調節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關系，并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

正是由于現代企業制度具有的特征和優越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才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到2010年，國有大中型企業要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因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仍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深入總結我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的經驗，認真研究當前企業改革中存在的難點問題，妥善地加以解決，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存在的難點問題及對策

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工作是從1984年開始的。1991年以后，試點工作出現了高潮，并逐步進入規范化發展的新階段。1998年、1999 年，黨中央、國務院明確提出了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步伐，用三年時間使大多數國有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十幾年來，在進行股份制試點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取得了明顯效果：一是明確界定了國有資產產權；二是試點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所有權、法人財產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三是建立了公司制的法人治理結構。但是，在進行股份制試點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也存在一些難點問題，降低了企業制度創新的效果。這些問題主要存在于兩個層面上，即政府與企業。下面就這些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1.政府層次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1）關于政企分開的問題。1994年以來，百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并不是很成功的。其重要原因是大多數試點企業都轉為國有獨資公司，主管部門仍然干預企業的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企業不能自主經營，政企分開仍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首先解決的問題。

實行政企分開要明確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和作為國有資產管理者的職責。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要負責搞好宏觀經濟調控，制定和組織實施產業政策，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加強法制建設，嚴格執法監督。政府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代表，對國有企業享有出資人的權利，對企業債務承擔有限責任，不直接干預企業的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企業是自主經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不能搞內部人控制，不能損害所有者的權益。企業要在市場競爭中求生存和發展，不能躺在政府身上“等靠要”，欠息欠稅逃債。這是要明確區分清楚的。

（2）建立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和監督體系的問題。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監督體系也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這幾年普遍存在的國有企業老板不到位，對國有資產無人負責，“內部人控制”，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建立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和監督體系。

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探索國有資產是一級所有還是多級所有的問題。目前，我們實行的是國有資產統一所有，分級管理，授權經營，分工監督的原則，國務院代表國家統一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授權地方政府管理地方的國有資產。這是一種很不完善的制度。試想全國幾千個縣市，其資產要歸國務院統一所有，實際上等于無人負責；另外也與現行的分稅制和分級財政相矛盾。所以，理論和實踐上都只能實行分級所有、分級管理，其中中央一級所有占大頭是必然的。實行分級所有、分級管理的最大好處是產權清晰，有助于各級政府對其所有資產關心負責，從而有利于資產的保值增值。

如何建立有效的國有資產運營體系？目前試行的是兩種做法：一是授權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經營國有資產；二是象上海、深圳市那樣，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然后在下面原專業局基礎上形成幾個或十幾個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從事國有資產的運營。這兩種做法都處于試驗性階段，須進一步研究和完善。

建立國有資產的監督體系也很重要，我們常說國有企業要做到“四自”經營，現在看來，其中的自我約束有一定困難。國有企業要有約束機制，但實踐證明，單靠國有企業內部自我約束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外部監督和約束。目前有些地方已建立由出資人對國有獨資企業委派財務總監的制度，同時試行國有企業稽查特循員制度。這些做法可以參考借鑒。

（3）減債增資，減員增效，解除企業辦社會負擔的問題。幾乎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有三大歷史包袱：負債率高、冗員多、社會負擔重。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都面臨解決這三大難題。

三大難題，首推資產負債率高，資本金不足。199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4.4％，如果降低到國際上一般要求的50％左右，需要補充資本金4000多億元。這需要政府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繼續采取近年來行之有效的方式，如募股上市、合資、兼并破產、核銷壞帳等；對符合條件企業采取債轉股。還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改善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結構的辦法，如用規范的方式將國家劃撥的土地使用權及企業房產變現；積極探索國際上通行的處理銀行不良資產和企業債務重組相結合的其他有效方式等。

其次，減少富余員工，實現減員增效。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國有企業存在1／3—1／4 的富余員工，富余人員在2400萬人左右。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是國有企業走向市場的必然選擇。在企業實施減員的同時，要切實保證下崗職工的生活。如辦好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按照財政、社會和企業各負擔1／3的原則落實資金；要搞好職工培訓，引導職工轉變擇業觀念。政府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擴大就業門路。從長遠看，還要加快推進勞動力市場的規范化建設，形成勞動力合理流動的市場就業機制。為了形成國有企業職工能進能出的機制，也需要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第三，逐步解除企業辦社會的各種負擔。目前企業辦的學校占全國的1／3，企業醫院病床占全國的1／3，國有企業辦醫院、學校的支出占銷售收人的4——5％。解除企業辦社會負擔，可以采取政府調整財政結構的辦法，即由政府拿出一筆錢，來幫助企業剝離不必要的社會職能。初步匡算，財政每年拿出lOO多億元，大體能解決問題。這也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必須支付的一項成本。

2.企業層次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1）關于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問題。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當前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是建立規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這幾年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中不少翻牌公司都是董事長和總經理一人兼任，并由上級部門一紙任命。按照《公司法》，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就要明確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的職責，形成有效的制衡機制。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重在理順出資人及其代表與經理層的關系。負責公司日常生產經營活動的總經理應由董事會聘任，并盡可能采取市場選聘的辦法，不能由組織部門任命。董事會與經營者簽定經營協議，對經營者進行審計、考核和評價；經營者按照自己的經營業績取得報酬。根據這幾年的實踐經驗，建立經營者的激勵約束機制很重要。目前正在試行的經理人員年薪制和股票期權的辦法，是一種有益的探索。同時也要注意發揮監事會對企業財務、董事、經理經營行為的監督作用。在現代公司制下，國有企業原有的黨委會、職代會可分別按黨章和職代會條件行使職責，發揮作用。既然是現代公司，就應按《公司法》活動，不能違背《公司法》另搞一套。

（2）關于加強和改善國有企業內部管理的問題。長期以來，國有企業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一部分企業管理基礎工作薄弱，甚至管理混亂，“跑、冒、滴、漏”現象嚴重。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深化企業管理，提高科學管理水平，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內在要求，也是國有企業扭虧增盈，提高競爭能力的重要途徑。必須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企業管理工作，從嚴管理企業，實現管理創新”，按照《決定》精神，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企業管理工作。

首先，要加強企業戰略管理。所謂戰略，是涉及全局的深遠的謀劃。80年代以來，國際先進企業都在認真研究企業發展戰略，以避免投資決策失誤和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國有企業要結合自身實際情況，聘請內外部專家，制定切實可行的發展戰略，適時地調整戰略，保證企業持續、健康地發展。

其次，要健全和完善企業的各項制度。要狠抓定額、信息、計量、標準化等各項管理基礎工作，建立健全各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加強考核和監督，確保各項工作有人負責。要推行全員勞動合同制，進行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搞活企業機制，調動全體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第三，抓好管理的關鍵環節。現代企業管理就是以成本管理為中心，走質量效益型的發展道路。要做好會計基礎工作，認真進行財務活動分析，結合企業實際制定切實有效的成本控制制度。要深入開展全面質量管理工作，做好貫徹ISO9000族國際標準工作，建立科學規范的質量管理體系。要堅持質量第一，以質取勝。要加強對外經營工作，認真研究產品市場，努力開拓新市場和潛在市場，建立規范的市場營銷制度。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總體目標，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既涉及到經濟體制改革，也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其本質是重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我們要不斷進行理論和實踐上的探索，分析新形勢，研究新問題，開創國有企業改革的新局面。

黑龍江路橋集團總公司·孫亞光

第五篇：淺析現代企業制度中國有企業黨建與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與創新同構

淺析現代企業制度中國有企業黨建與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

與創新同構

[摘 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建工作在企業中的作用，促進企業發展。國有企業改革是近年來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自去年起，中央加大了國企混改力度，在混改中如何合理地開展國資企業的黨建工作，已經成為新時期的重要議題。筆者通過走訪、調研，試圖深入探究現實問題的根源，并以產權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的衍生理論為基礎，對國企改革與國企黨建工作進行了同構分析。

[關鍵詞]創新；制度經濟學；黨建；國有企業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8.06.048

[中圖分類號]F276.1；D2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8）06-0-02

相關理論與演化歷程

1.1 現代企業制度的理論演化

制度經濟學通過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提出了制度成本的內生性特質，建立了制度約束與個體選擇的聯系，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及其衍生出的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公司治理理論及制度變遷理論等，都從不同側面界定了現代企業制度的本質屬性，逐步完善了以企業為對象的理論分析框架。以公司治理理論為基礎的超產權理論、量權分立理論、委托代理理論等也都對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的有關概念進行了界定。

以上述理論為基礎，以公司治理、特別是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為核心，進而衍化出一系列新的理論，如以股東所有權理論為基礎的單邊治理理論和以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基礎的多邊治理理論。

1.2 我國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演化

我國國有企業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就是企業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也是我國國有企業不斷深化改革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更多的是以問題為導向進行不斷探索，在產權理論、委托代理理論等基礎上，逐步探索出一條在法律框架內符合我國國情的制度演化路徑。在近幾十年的路徑演化過程中，以路徑依賴問題和委托代理權利邊界不清等問題尤為突出，其具體表現為“內部控制”問題、改革難和大中型國有企業股權相對集中等現象。

針對上述問題，公司治理理論、特別是以其為基礎的產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委托-代理理論等學說獲得了長足發展；同時，新制度經濟學中對制度變遷、路徑依賴的有關理論解釋，特別是路徑依賴理論，也嘗試對我國國有企業的發展特征與問題進行解釋。諾思認為，制度變遷過程與技術變遷過程一樣，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過程中得到自我強化。制度變遷的國家必須不斷解決“路徑依賴”問題。諾斯的這一論斷與我國國有企業發展進程中的國家宏觀政策與企業發展實際相符合。學者吳敬璉提出公司治理結構是所有者、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組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學者張維迎也提出公司治理主要是有效的制度安排。我國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實踐探索

2.1 我國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結構

根據經濟制度結構分析方法，并結合實際可以將企業制度按照制度的自身邏輯特征分成3個不同層次：第一層次是生產資料或生產要素所有制；第二層次是產權制度；第三層次是資源配置的調節機制。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企業制度中的最根本的層次，是區分不同企業制度根本性質的標志。產權制度是所有制與資源配置調節機制的中間層次，是處理生產要素歸屬與其邊界的核心。資源配置的調節機制是企業決策、經營和管理的具體框架。

2.2 我國國有企業的制度探索歷程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術界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提出了多種理論框架：如企業主體論、企業本位論、經營機制理論和股份制理論等。回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大體可以分為4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建國之后到1977年，這一階段國企的經營管理主要仿照“蘇聯模式”，即國家是唯一的產權主體，各國企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經營和調節機制。

第二階段是1978年到1992年期間對國企改革做的初步探索，開始嘗試對經營主體“放權讓利”，這一階段開始實施市場調節補充計劃經濟體制，不斷擴大企業自主全，將職工物質利益與企業經營管理掛鉤。

第三階段是1993年至2002年??企改革嘗試制度創新的階段。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始標志，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五中全會定下“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基調、黨的十六大提出“兩個毫不動搖”的創新原則，我國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的角色開始轉變。

第四階段是2003年以后，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為契機國企改革向縱深發展，開始注重產權制度，各級企業與監管部門開始注重全面推動、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一系列工作。

目前，國有企業尚未完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總的來說依然處于第二級和第三級企業制度之間的變革過程中。我國只有制定了高效率的資源配置制度，才能認為我國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基本建設完成。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中存在的相關制度問題

3.1 國有企業制度不健全

我國國企改革到目前為止基本解決了第一層級和第二層級的問題，但是針對第三層級資源調配機制尚未形成有效的制度手段，存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存在諸如所有權、歸屬權與從中獲取生產資料利益的權利不對等的問題；部分領域存在不完全匹配的現象，導致國有企業生產經營效率低下。

3.2 我國國企改革中黨建工作與制度建設的理論發展不足

我國國企改革的理論與政策措施是在借鑒西方企業制度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存在黨建工作與制度建設的理論發展不足的問題。由于依據本身的固有缺陷以及國有企業改革實踐不到位，企業員工的基本權益及改革中的“后評價”等流程管理問題也未能得到解決。

3.3 我國國企發展從時空上存在不均衡問題

我國國有企業發展水平與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較高的關聯性。總體來說，東部沿海地區的國有企業總體發展水平較好，特別是經濟開放程度較高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國企發展水平較中西部地區具有明顯優勢。

從時間上看，受各級國資監管機構約束，我國國有企業發展與地方開放程度早晚也具有較強的關聯性。改革開放以來，越早開放地區的國有企業發展水平也相對較高。

3.4 存在制度沖突與“碎片化”管理

在實踐中，黨領導與現代企業制度之間還存在著制度沖突和“碎片化”管理等問題。一是新老三會機構和職能交叉重疊，導致企業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經理的權力邊界不清。二是貫徹黨管干部原則與董事會、經理層依法行使用人權及配置資源制度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沖突，黨組織較難在選人用人上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三是國有企業治理呈現“碎片化”，治理被各級監管部門、權力機構分割為管錢、管人、管事上，出現爭相插手人財物安排尋租等現象。我國國有企業改革與國有企業黨建工作的同構分析

我國國有企業更加需要將黨建作為解決制度層面和理論層面問題的核心“鑰匙”；一方面產權理論及委托代理理論在實際工作中會產生監管缺位、邊界不清等問題，需要按照既定規則去執行，不能輕易修訂制度基礎；另一方面，在國企經營管理中，黨建工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邊界不清、監管缺位等現實問題。

4.1 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核心作用是有效解決委托代理理論問題的抓手

針對內部控制等問題，黨組織可通過黨委“三重一大”重大事項集體決策、民主監督予以糾正。針對監事會履職監督不力的問題，黨組織可通過民主化、制度化的組織安排，以紀檢、職代會等形式確保廣大職工的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能夠得到有效落實。針對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干部職工思想問題，黨組織可以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和作風建設進行疏導。

4.2 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核心作用能夠有效完善治理結構

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核心決策作用能夠通過相關措施推動各項治理工作，確保國有企業的社會屬性與企業屬性得到落實。充分發揮黨的核心作用需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參與“三重一大”重要決策，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第二，落實黨管干部原則，充分發揮組織優勢；第三，弘揚黨的優良傳統，通過反腐倡廉推進精神文明和企業文化建設。同時，黨組織要按照政治核心的功能要求，以“制度”方式對職責、組織原則、議事和決策的“邊界”做出明確具體規定，有所為有所不為，這樣才有利于領導邊界清晰化、治理決策科學化、權利運行規范化和政治生態純潔化。

4.3 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核心作用是國有企業經營管理的重要優勢

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目前，全國90%以上的國有企業完成了公司改制，多數企業建立了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層和監事會等機構，公司治理結構逐步規范。

國有企業完善市場化經濟管理體制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一項深刻的變革，必須將黨的政治優勢轉化為企業成長的競爭優勢。在企業改革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決策上，黨組織要維護大局，把握方向；在經營層開展工作方面，黨組織要協調企業內部關系；在理順員工思想、保持穩定方面，黨組織要走群眾路線工作；在突破改革重點、難點問題上，黨組織要駕馭全局，穩定形勢，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結 語

在完善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不斷加強國企黨建工作就是協調黨建與國企改革工作，充分?l揮黨建優勢，促進國企實現可持續發展。本文通過總結國企改革進程梳理了現階段面臨的主要問題，以問題為抓手，以產權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衍生理論為基礎，結合國企改革與黨建工作，對二者的同構做了一些初步論述，但還有一些細節問題不成熟，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