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求解紀檢體制改革

求解紀檢體制改革：重提垂直領導

近日，中紀委副書記吳玉良做客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就“中央紀委的歷史沿革和地位、職能、作用”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時強調，紀檢監察機關的領導體制是一個改革、探索的過程，這個歷史過程實質上逐步加強了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

吳玉良在回顧紀委的領導體制時表示，七大、八大和十一大黨章規定，各級紀委在同級黨委領導下工作；1980年2月，中央批準地方紀委改為受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導，但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十二大黨章規定地方紀委在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導下進行工作，不再沿用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的表述。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一些專家也表示，目前紀委體制的同級監督不利于有效發揮監督作用，導致機構獨立性不夠。

事實上，在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便是紀檢監察體制的改革。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曾在十八大后，被中紀委書記王岐山邀請參加反腐座談會，他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定位于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紀檢監察體制的改革可能會在近期有所突破。

紀委改革歷程

在35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央紀委得到恢復和重建，十二大黨章規定地方紀委在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導下進行工作，不再沿用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的表述，吳玉良認為這一過程逐步加強了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

吳玉良表示，十二大黨章同時規定，“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根據工作需要，可以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黨的紀律檢查組或紀律檢查員”，至十三大召開前，中央紀委共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有關部門派出了21個紀律檢查組。目前，中央紀委監察部共有53家派駐機構，這些機構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到六大，黨章中都設有“紀律”專章。七大到十一大黨章，寫法有所改變，不再設立紀律專章，但在“總綱”和“黨的組織制度”中都強調了黨的紀律。1982年，十二大黨章專門增加了第七章“黨的紀律”和第八章“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后來經過6次黨代表大會的修改，形成了現在十八大黨章的表述，核心思想是“黨組織必須嚴格執行和維護黨的紀律，共產黨員必須自覺接受黨的紀律的約束”。

歷史上，紀委機構的產生方式也有不同變化。吳玉良說，黨的紀律檢查機構的產生方式在不同歷史時期是有變化的，主要有選舉產生和決定成立兩種。選舉產生的方式有3種：一是由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比如五大、六大和十二大至十八大。二是由黨的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產生，比如七大、八大和十一大。三是由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選舉產生。決定產生是指1949年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關于成立中央及各地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這是由于還沒有召開八大的原因。

同級監督之辯

改革開放以來，民眾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越來越關注，中央紀委和地方各級紀委也表現出越來越開放的姿態。實際上，紀檢監察體制的改革，目前已初露端倪。

9月2日，由中紀委、監察部主辦的綜合性政務門戶網站——中紀委監察部網站正式改版開通。除了網站改版開通外，中紀委、監察部第一次“曬”出了自己的組織架構。

中紀委、監察部內設27個職能部門，與原來相比增加了2個負責案件工作的紀檢監察室。上述官網還首次公布10個紀檢監察室的職能分工，有4個室負責中央國家機關和國有大型企業的紀檢監察，6個室分別負責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等地方的紀檢監察。

在提及目前紀檢監察體制存在的弊端時，馬懷德表示，整個懲治與預防腐敗體系主要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是力量分散。既有紀檢監察機構，也有檢察機關的反貪機構，還有政府機構中的監督機構，比如審計。從機構的類別上來講力量很分散，而且各個力量分布于不同屬性的機構中，行政機關、黨的機關、司法機關等。

第二個問題是，從監督的體制機制來看，紀檢監察同級監督。同級紀委監督同級黨委，這個難度比較大，不利于有效發揮監督作用。派駐機構的運作中也有差異。派駐各部委的紀檢組長是直屬中紀委管理的，但其個人與派駐所在單位之間又有很直接的聯系，不能保障其發揮很好的作用。

馬懷德分析認為，中央制定的制度反腐目標是“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十八大之后已經查出了10名左右的副部級以上高官，其中有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懲處腐敗力度加大，效果明顯。但制度反腐、健全體制機制，才能“治本”。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了健全和完善四個體系：黨內監督體系、民主監督體系、法律監督體系、輿論監督體系，中紀委和監察部開通新網站，就是健全輿論監督體系的一項舉措。此外，派出中央巡視組、清理會員卡行動等，亦是對制度反腐的有益嘗試。

對于未來紀檢監察體制的改革方向，馬懷德認為，可以在兩方面著力：第一，搞紀檢監察的大部門制，把分散的力量整合起來。把相關部門合并起來，或者形成合力。第二，從同級監督變為提級監督，省級領導由中紀委監督，市級領導由省紀委監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任建明也認為，當前紀檢監察體制的主要問題在于，機構獨立性不夠、相對松散，機構授權也不足。

他表示，能否達到“遏制腐敗蔓延的勢頭”的目標，還要取決于紀檢監察體制的改革能否完成。紀委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目前不斷有新的嘗試，比如十八大后中央巡視組的首次巡視強調要“一次一授權”。這些變動都是制度不健全沒有形成定型的完善制度的表現。這也能看出，現有的懲治與預防腐敗體系在發揮黨內監督和法律監督的功能方面還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任建明等專家學者呼吁紀檢體制“大部制”改革，設立類似“國家反腐委”的紀檢機構，整合紀檢力量。作為體制內的中紀委駐國家糧食局紀檢組長、黨組成員趙中權在今年6月的《學習時報》發表文章——《反腐敗要走法治化道路》。他在文中提出，根據我國反腐敗的需要，可以考慮對現有分散在紀檢監察機關（預防腐敗局）、檢察機關（反貪污賄賂局）等的反腐敗專門機構進行整合，建立“國家反腐敗委員會”，作為反腐敗相對獨立的專門機構。

馬懷德說，“大部制”改革是學界提出的方案之一。此外，還有兩個方案，像海關、稅務機關一樣實現垂直管理；上提一格，由上一級紀委監督下一級政府。（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第二篇：紀檢體制改革不是做表面文章

紀檢體制改革不是做表面文章

——談紀檢體制改革（上）

王琳 《 中國青年報 》（2014年07月16日02 版）

觀察近年來與反腐敗相關的制度反思，解決方案多聚焦在“加強監督”這四個字上。就中國的反腐體系來說，其實并不缺乏監督的制度設計，舉凡組織監督、紀檢監督、人大監督、政協監督、檢察監督、媒體監督等等，不一而足。但腐敗依舊，問題在哪兒？

所有腐敗本質上都是權力的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遏制腐敗唯有讓絕對權力變成相對權力、規范的權力和受限的權力。在強化對權力的監督上，方向并沒有錯。問題出在監督的效能上。民間如是調侃，“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險，司法監督太晚”。這個流傳頗廣的段子道盡了各種監督的尷尬。

而在反腐敗體制和機制上，問題首先出在機構職能分散，無法形成合力；查辦案件外來干涉太多，腐敗頻發但責任追究不到位。作為對當下反腐形勢的回應，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稱“決定”），明確提出：“改革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健全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

針對“同級監督太軟”的問題，“決定”拿出了“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向同級黨委報告的同時必須向上級紀委報告”的藥方。毫無疑問，“線索處置”是紀委查辦反腐案件的關鍵環節，在以往的習慣性程序中，地方紀委若發現本地的重大腐敗案件線索，必須向同級黨委主要領導報告，在得到首肯后才能進行初查。這無疑給地方主要領導干涉辦案提供了機會和便利。壓案不查、瞞案不報、舉報人信息泄露多是在線索處置環節就頻繁發生。

不難看出，“決定”在明確各地紀委應將案件的線索處置和查辦同時向上級紀委報告，有著很強的針對性。如此具體的改革措施直接寫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中，顯示出這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求真務實的執政風格。

2013年11月，三中全會剛閉幕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就專程趕赴位于湖北的中央監察委員會舊址。王岐山在這次調研中強調，紀檢監察工作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改革反腐敗體制機制，逐步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

“改革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一定要唯實，不能做表面文章！”這是王岐山對紀檢體制改革的明確要求。而沒有務實的紀檢體制改革，哪來反腐敗的真實成效？

堅持標本兼治，當前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與此相適應，中紀委明顯加大了辦案力量。各類改革舉措也圍繞著強化辦案而展開。十八大以來，中紀委已將參與的議事協調機構從125個清理至14個；在機構、編制和人員數量不變的情況下，整合了6個內設機構，增設4個紀檢監察室，使負責具體查辦案件的紀檢監察室由8個增至10個。

而業已啟動的、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紀檢改革舉措，非“巡視”莫屬。當然，巡視早已有之，但從十八大以來的“巡視”成果看，中央巡視組在巡視過程中發現領導干部涉嫌違紀違法問題的有價值線索，就比過去明顯增加。

今年3月，中紀委又提出，要實施組織制度創新，機動靈活開展專項巡視，首次專項巡視對象為科技部、復旦大學、中糧集團，涵蓋科技、教育、農業等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這“決定”提出，要“實現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全覆蓋，以及巡視制度對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全覆蓋”。7月7日，5個中央巡視組通報了在河南、遼寧、甘肅、復旦大學、中糧集團發現的問題。“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買官賣官”等觸目驚心的詞匯，再次出現在公眾面前。河南甚至還被指出，“買官賣官問題突出，跑官要官、拉票賄選問題一度也比較嚴重；干部帶病提拔問題時有發生”。

短期的巡視每一輪都能有所斬獲，這一現象本身也令人深思。一是每一輪巡視均有固定期限，時間并不長；二是每一輪巡視均以談話為主，使用的都是常規方式，既沒有“竊聽風云”式的“高大上”偵查方式，也沒有任何特別的手段。但就在這樣的短期內，以這樣常規的方式，卻查出了“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買官賣官”等嚴重腐敗問題。這一方面說明了查處腐敗問題的緊迫性，另一方面也警示著地方各級紀檢機關在發現和查處身邊的腐敗現象上還存在諸多漏洞。雖然中央巡視組的巡視對象主要是省部級領導干部，但從巡視組發現的省部級領導腐敗行為中，總有一批低層級領導干部和商人卷入其中，有的腐敗行徑在當地甚至是公開的秘密。為什么地方紀檢對這些腐敗行為無動于衷？如果曾發現但忌諱這些“小老虎”的保護傘太大，為何不上報尋求更高層級紀檢組織的支持？毋庸諱言，一些地方和部門在保證既得利益優先的前提下，對待“改革”陽奉陰違并不鮮見。諸如以文件貫徹文件，以材料匯報替代實質改革舉措的官場陋習，至今仍綿延不絕。紀檢體制改革面臨的任務，不但要指向“上級監督太遠”，同時也要指向“同級監督太軟”，還要防范上級派駐下級的紀檢人員與被監督對象勾連，成為腐敗利益共同體。

加強對紀檢監察系統干部行為的監督和管理，也是這一輪紀檢體制改革的亮色之一。長期以來，紀檢人員備受“誰來監督監督者”的質問。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強調：“信任不能代替監督。對紀檢監察干部要嚴格要求、嚴格監督、嚴格管理，對違紀違法行為零容忍。”中紀委也新設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用紀委內部的“紀委”來對準自己。一個嚴格監督的改革思路是，讓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保持適當的開放性，引入外部監督、異地監督等有效的監督機制來監督紀檢人員。

第三篇：紀檢體制改革,為反腐注入新動力

紀檢體制改革，為反腐注入新動力

日前，《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之前半個月，全國各省區市的紀檢體制改革方案也已上報中央并獲批。機構改革、強化監督，成為未來紀檢體制改革的“關鍵詞”。

眾所周知，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標中，紀檢體制改革是重要組成部分——紀檢體制改革是其6個專項小組之一。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現在，不過幾個月時間，《實施方案》已經出臺，傳遞了積極信號，反腐零容忍決不變更，通過制度革新為反腐注入新動力。

紀檢體制改革已經吹響了“集結號”，縱觀《實施方案》，可謂亮點紛呈，比如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要求“兩個責任一起扛”，種好“責任田”；把紀委兩項重要權力——查辦案件的事權和干部提名的人權“上提”，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此外，兩個全覆蓋——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實現全覆蓋；實現巡視工作全覆蓋，改進中央和省區市巡視制度，做到對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全覆蓋。諸如此類的亮點，既回應了輿論關切，更推動了反腐進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反腐離不了紀檢部門，而紀檢部門本身的體制能否理順，缺陷能否彌補，直接關乎反腐的成色。毋庸諱言，紀檢部門確有不完善之處，誠如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樹賢所稱，影響反腐敗成效的問題主要是，反腐敗機構職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難以堅決查辦，腐敗案件頻發卻責任追究不夠。而對于公眾來說，對包括紀檢部門在內的反腐機構的一大期望就是，如何進一步提高獨立性，減少掣肘。關于監督困境，坊間有一種說法，“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盡管黨內監督條例規定，紀委有權對同級黨委的領導人進行監督，但事實上，由于紀委在同級黨委領導下工作，其待遇需要在本地解決，在一些地方，確實存在不敢監督同級黨委或監督太遠的現象。

《實施方案》不回避紀檢體制長期形成的病灶，有針對性地改革，值得稱道，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要求，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而對于反腐機構職能分散，中央紀委已經兩次進行機構改革，精簡了111個議事協調機構，增設4個紀檢監察室與1個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

尤其可貴的是，打鐵先得自身硬。早在去年5月，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即提出，紀檢監察干部要以高標準要求自己，牢固確立凡要求別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須做到的意識，正人必先正己，以實際行動深入貫徹落實八項規定。為解決“燈下黑”而增設的“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在本輪省級紀委機構改革中也成為各地的“標配”。這一細節的意義不容低估。

反腐是一項艱難卻必須推進的事業，紀檢體制改革為反腐注入了活力和動力。通過不斷的制度革故鼎新，繼續扎緊制度的籠子，在腐敗的防治方面下功夫，真正實現從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的轉變，最終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第四篇：求解基建融資難

求解基建融資難 亞太熱捧PPP 盡管PPP越來越被視作破解地方籌資困局的“神器”，但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呼吁，不要過分夸大PPP的融資功能，否則可能“物極必反”。

有關基礎設施融資的話題，幾乎主導了昨日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財長會。

“這個議題大家討論最為熱烈，幾乎占了將近一半的時間。”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昨日下午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核心是討論倡導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PPP模式。所謂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關系”，是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

印尼代表團團長、印尼財政部財政政策機構主席哈迪延托（Andin Hadiyanto）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今年的APEC財長會關于PPP的議題實際上是去年的延續，可以看到今年中國已經推出了很多PPP的項目，這個議題將會持續到明年。” 在當前地方急缺建設資金、傳統融資平臺模式成為眾矢之的背景下，中國各級政府部門顯然對PPP的推廣有著極大的積極性，各地項目層出不窮。但也有不少財政學者提出，推廣PPP一定要吸取地方債的教訓。亞太各國聚焦PPP 10月22日，第21屆APEC財長會在北京閉幕。會議發表了《2014亞太經合組織財長聯合聲明》，還通過了《APEC區域基礎設施PPP實施路線圖》，標志著解決亞太區域基礎設施籌資難、推進亞太區域互通互聯邁出實質性步伐。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會議現場了解到，PPP模式成為本屆APEC財長會上討論最熱烈的議題。

哈迪延托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各代表團討論非常愉悅，很多財長都表現出非常積極的意向，“我們支持中國在這方面的立場”。

哈迪延托還表示，PPP對解決基礎設施投融資問題影響巨大。“我們的公共資金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期待私有企業參與到PPP項目中進行融資。”他說，在財長會上，印尼和中國都分享了一些PPP領域的經驗，可能的話，兩國之間接下來會有進一步合作的項目。

當前，APEC區域既有著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又面臨有限的公共財政資源制約。在這一背景下，與會人士普遍認為，PPP無疑是一種新的、有別于傳統政府采購模式發展基礎設施的可行模式。

菲律賓財政部副秘書兼首席經濟學家貝爾特倫（GilS.Beltran）在接受包括本報在內的多家媒體采訪時稱，他非常認可PPP這種模式。在菲律賓也有很多基礎設施項目亟須建設，比如機場、公路。這些項目需要的資金量大，融資是一大問題。所以，他期待通過PPP這種模式來解決這一問題，也期待著和中國的合作。

在記者會上，樓繼偉在回答提問時稱，各國財長就PPP問題討論的焦點是如何做、怎么做，以及經驗教訓，并給出了幾個案例，各國代表表示非常有收獲。

“而且有的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已經把類似的路線圖和案例分發到地方政府，將采取類似做法。”樓繼偉說，大家都認為，基礎設施投融資的缺口確實巨大。此次財長會上，中國除了宣布已建立國家層面的PPP中心，還決定利用在亞洲開發銀行設立的中國減貧和區域合作基金中的500萬美元，支持APEC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PPP、區域合作和互聯互通領域的能力建設和項目開發。

此外，除了鼓勵亞太地區設立更多的PPP中心，財長們在會上還敦促國際組織繼續支持PPP基礎設施項目，為亞太地區基礎設施動員長期融資。國內PPP項目井噴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此前了解，由于BT（建設-移交）融資模式的弊端盡顯，很多地方都出現商業銀行大批削減甚至不再批準BT項目資金，地方急缺建設資金，并對PPP的推廣有極大的積極性。

PPP無疑是當前財政領域最熱門的話題。從去年年底的醞釀，到今年年初的正式布局，從國務院直至各地基層財政部門均在發力。

今年8月8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近期支持東北振興若干重大政策舉措的意見》中稱，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治理等領域，積極推廣PPP等模式。

9月以后，關于各地PPP項目開展情況的消息，不斷出現在財政部官方網站上。

作為首個成立省級PPP試點中心的省份，江蘇省財政廳9月1日發布消息稱，已經在南京召開了首批PPP試點項目推介會。

此次推介會首次公開向社會推出了15個PPP試點項目，總投資達875億元，涉及交通基礎設施、供水安全保障、污水處理設施建設、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以及完善公共服務設施配套等五大領域。

與江蘇省一樣步伐較快的還有浙江、湖南、青海等省份。

9月3日，青海省財政廳發布消息稱，該省首個PPP項目西海鎮高原自行車城運營服務項目正式落地。這一項目投資1300多萬元，其中政府投資占75%，主要用于道路等基礎設施改造；社會資本投資占總投資的25%，主要用于自行車的運營，內容包括購買自行車572輛，在西海鎮設置19個自行車存取點。

9月23日，浙江省財政廳消息稱，浙江省江山市PPP投資模式助力公共自行車項目實施。跟上PPP的節奏，也是目前各級財政官員們的頭等大事。

湖南省財政廳廳長鄭建新8月底撰文稱：“現有的主要依賴土地財政的投融資體制弊端已顯現，亟須建立新型的投融資機制。因此，加快推廣運用PPP模式……對減少我省政府債務，拓寬城鎮化融資渠道，加快新型城鎮化步伐至關重要。”

福建省財政廳9月底的消息則稱，該省推廣PPP試點后，省財政廳不斷接到各地政府和企業的電話，咨詢相關政策。

不過，PPP作為一種管理手段，并非簡單為了“籌資”，往往涉及多個部門的協調，這也一度令一些企業對政府信譽及管理能力有所擔憂。

江蘇省財政廳副廳長宋義武在談及下一步工作的重點時認為，要盡快成立由政府部門牽頭、財政等相關部門組成的領導小組，負責PPP試點項目的重大事項決策，在財政部門內部設立PPP市（縣）級管理中心。

在經歷了半年多的政府與社會資本共同對PPP摸索探路后，繼5月財政部正式成立PPP工作領導小組后，9月23日，財政部發布《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

目前來看，PPP推進中一個重要的難點，即合同管理，仍顯得較為棘手。而目前，并無公開信息顯示財政部下發了標準合同文本。

盡管PPP越來越被視作破解地方籌資困局的“神器”，但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呼吁，不要過分夸大PPP的融資功能，否則可能“物極必反”。不少財政學者表示，一定要防止一哄而上，以及一定要吸取地方債的教訓。學者們擔心，PPP現在被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有點感覺“饑不擇食”，就像當年的地方債一樣，被地方認為是萬能的。

第五篇：行政案例求解

案例分析1、2009年8月，經營煙酒的個體戶韓某先后從未成年人張某、馬某購進“萬寶路”牌、“紅塔山”牌等香煙十條，并付給對方人民幣500元，在購買過程中，韓某曾問過張、馬香煙來源，張某、馬某聲明不是贓物（家里的）。同年10月25日晚，有人向某市公安局舉報韓某購買贓物“萬寶路”牌、“紅塔山”牌等香煙，干警吳某等人接警后，駕摩托車到韓某住所，未出未相關證件，未聲明理由，即用摩托車將韓某帶到公安局進行訊問，同時將韓某營業執照及酒類專賣許可證扣繳，罰款1000元。營業執照及酒類專賣許可證扣繳后一直未還。對此，韓某不服，準備向法院起訴，要求歸還執照及許可證，并撤銷罰款1000元的行政處罰。而市公安局則認為，暫扣韓某證照是追贓手段之一，罰款1000元是對韓某違法行為的懲罰，屬于公安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合乎法律規定的。

問：（1）根據行政法學的有關理論，評述某市公安局的行為屬于什么性質？

（2）公安局的行為是否合法有效？為什么？

2、2009年1月10日下午，某市建設局城管隊3名執法隊員黃某、李某和王某在賓海路執勤時，看見劉某在市衛生局家屬院大門口用人力三輪車載高壓鍋經營爆米花生意，即上前責令其到院內經營，執法隊員遂將車推到家屬院內。20分鐘后，3名執法隊員再次巡邏到此時，仍見劉某在院門口經營，即再次責令其到院內經營。劉某不從，雙方發生爭執。執法隊員李某上前拎走高壓鍋，劉某見狀，忙上前拉住李某的衣服不放。這時，另外兩位執法隊員也上前與劉某爭執并撕扯，撕扯中劉某摔倒在地。稍后，孫某等城管隊員聞訊駕車直到現場，制止了事態發展，將劉某的高壓鍋予以扣押，并當場處于罰款200元。下午5時許，劉某被家人送往醫院治療，花去醫療費1819元，經法醫鑒定屬輕微傷。劉某傷愈出院后，準備向法院起訴某市城建局并要求國家賠償。

問：（1）某縣城建局黃某、李某、王某的行為是否合法？為什么？

（2）劉某是否可以獲得國家賠償？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