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觀《當前我國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和社會建設》有感
觀《當前我國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和社會建設》有感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重要時期,其特征是兩期并存、兩難問題,出現了大量社會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研究和解決深層次問題,加強社會建設,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
經過改革開放30年,中國總體富裕程度確實顯著提高了,經濟和社會發展活力大為增強了,與此同時,改革和發展中積累的某些深層次矛盾和進入新世紀后遇到的新問題也更加凸顯出來了。特別是,黨內外議論較多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與社會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以及腐敗現象屢禁不止問題等,凸顯出來了。
就拿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來說,經過三十多年的漸進轉軌和跨越發展,從總量上看,中國經濟的諸多指標已躍居世界數一數二的位置,成為世界政治經濟舞臺上一支舉足輕重的重要力量。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只有這些問題解決好了,才能更好的搞好社會建設。當前中國經濟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政府介入經濟的范圍和程度有擴大和強化的趨勢,這與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期導向是相違背的。根據邊際收益遞減規律,隨著中國從低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躍遷,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一定會逐步放緩,應是一個漸進下調的過程。屆時,如何實現達到長期平衡增長軌道下經濟低速增長下的社會平穩運行和社會穩定,關鍵在于當下的深層次市場化改革,轉變發展方式,滿足人們更強的參與性和激勵相容約束條件,增加經濟效率,最終讓市場有效。根據筆者的觀察和思考,中國經濟的長期深層次根本問題在于:深層次制度障礙未破除,深層次市場化改革滯后,政府、社會與市場的治理邊界界定不清晰、不合理。導致“三重三輕”的不科學發展觀:重政府輕市場,重國富輕民富,重發展輕服務。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關鍵在于實現政府職能的兩個根本性轉變,即從與民爭利的發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務型政府轉變,從行政干預過多的全能政府向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的有限政府轉變,建立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基本規則,實現無為而治和科學發展。
我覺得了解我國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意義重大,研究和解決深層次問題,有利于加強社會建設,有利于推動科學發展,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
第二篇:當前我國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和社會建設
當前我國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和社會建設
只有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從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理清發展思路,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夯實發展基礎,增強發展后勁,才能更好地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全面發展。我們要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實現經濟社會又快又好地發展,就必須切實把科學發展觀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要堅持以人為本,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要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切實把經濟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調整結構、深化改革、轉變增長方式上來,切實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要下更大氣力解決好“三農”問題,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輻射和帶動作用,發揮工業對農業的支持和反哺作用,促進城鄉良性互動、共同發展。要把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推進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環節,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要全面貫徹區域發展的總體戰略,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要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開放,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努力從體制機制上解決制約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的深層次問題。要不斷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要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快社會事業發展,健全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和管理方法,促進和諧社會建設。要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第三篇:當前我國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當前我國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就業壓力、收入差距擴大、社會安全網脆弱、社會沖突事件等
社會建設包含的內容:一是發展社會事業 社會事業是關系人民群眾基本生活質量和共同利益的公共事業
二是優化社會結構 建立同我國經濟結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
三是完善社會服務功能 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在我國正在凸顯
四是促進社會組織發展 健康的社會發展
社會建設重點解決的問題 當前中國社會建設最重要的領域,主要是三個方面,即基本民生建設、社會安全建設和 現代社會管理模式建設,三者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系統。
十六大以來,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事業 取得了重要進展,但也面臨不少問題,突出的是: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 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居民 住房、安全生產、司法和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部分低收入群 眾生活比較困難。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就會嚴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的大局。同時,人民群眾在新的發展階段,期待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對教育、衛生、社會 保障、公共服務、生活環境以及個人全面發展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社會的公共需求 快速增長,也更加需要加快社會事業發展。要完成這樣的歷史任務,就必須堅持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協調發展。
第四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當前面臨問題之我見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當前面臨問題之我見
學
生:蘭景麗
學
號:09111040126 專
業:應用心理學
班
級:2009級一班
指導老師:李志
四川理工學院人文學院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摘要
1978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1982年,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來“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已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
。。。
改革開放三十二年以來,中國一度從貧窮落后瀕臨崩潰的邊緣發展到09年世界各國GDP排名的第二,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食難裹腹到總體小康,這樣日新月異、翻天覆地的巨變,形成了如此歷史性的轉折。縱有如此傲人的成就,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卻還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正如胡錦濤主席在2003年的某次講話中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的事業,我們在前進中還會遇到這樣那樣的新情況、新課題。還要應對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和挑戰,因此還要繼續新的實踐和新的探索。”① 或許,這就是矛盾的普遍存在的共性。所以,我們首先要承認矛盾,然后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
關鍵詞:貧富差距
腐敗
引言
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當前面臨的問題”,不同身份的、不同立場的、不同階級的、不同層次的知識水平的等等的人,都有著他們自己的觀點看法和見解。總的來說,我們在取得發展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些許亟待解決的問題。然而這些問題的廣泛性、復雜性和長期性不是一兩個人三言兩語就能夠將其剖析陳述得客觀、深刻、清晰和全面的。而我,作為一個當代的、關注國家發展的大學生,雖然現有的知識水平和認識水平很有限,但也有著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1978年,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改革開放政策開始大力推行。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最引人注目的則首推經濟的發展。對于經濟上發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的轉變,相信每一個國人都有著深刻地切身體會。農作物大幅增產,農民收入大幅增加,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工業廠房機器轟鳴。而作為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逐漸從溫飽線以下、低矮的土墻房慢慢變成擁有大彩電、小樓房的普通農家。
經濟社會的欣欣向榮、蓬勃發展,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都得到了極大地提高,舉國上下都分享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繁榮和發展。
然而,據世界銀行估算,2009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攀升至0.47,這意味著財富已經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中國的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指稱,中國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間的收入差距,從21倍擴大到55倍。這個數據,比臺灣還嚴重。②
首先,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農業大國,新中國的的建設始于中國千百年的農業大國的基礎上,改革開放政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樣也在此基礎開始。由此可見,九億勤勞的、樸素的農民為祖國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怎樣的巨大的貢獻。雖然他們的生活也發生了相當程度的轉變和改善,但是,在我看來,他們并沒有像其他社會階級層一樣充分的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因為從一開始,國家就實行的是傾斜的政策。建國初期,國家百廢待興,需要大量的資金來建設。因為工業更能在短時間內創造更多的價值和加速國家建設,于是,“農村支持城市,農業輔助工業”的政策便出臺了。
來自農業部的數據表明,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08年的3.31∶1擴大到3.33∶1。
農業部有關負責人透露,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距由2008年的11020元擴大到12022元。同時,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目前仍有4007萬農村人口尚未脫貧。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的副院長孔祥智認為,當務之急是先確保農民收入的持續提高。此外,使農民在各個方面都能享受到應有的待遇,比如加入新農合后,即可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120元的補貼,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收入的提高。③
農民工工資被拖欠、農民工就業難、農民工留守子女教育問題、農民看病難等一些列問題都還亟待解決。雖然國家已經有了一些相應的舉措和政策相繼出臺,如:減免了農業稅、實行“九年義務教育”、“新農合”、“工業反哺農業”和調整個人所得稅起點等,但是,這些措施具體落實到地方的效果,并非如何的明顯。誠然,我們不能要求這些舉措起著立竿見影的作用,因為如此愈加明顯和加大的貧富差距不是不費九牛二虎之力就能解決的,況且,我國的農民基數又是如此之大。但是,我想,我們的國家適當的加強力度是絕對有必要的。
其次,地區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創建了深圳等沿海城市為經濟特區,因此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扶持。隨后,又開放了大連等經濟技術開發區,長江三角洲等經濟開放區。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后,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收入水平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差距。無論是科技文化醫療衛生發展水平,還是城鎮居民、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抑或是人民的生活質量,東部地區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
有相關數據表明:1980年,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區域的的經濟發展差距之比為:1.92∶1∶0.90;1990年,三大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差距之比為:1.64∶1∶0.90;到了2002年,三大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差距之比為:2.32∶1∶0.94。④
雖然三大區域的經濟發展差距在改革開放之前就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完全沒有差距;并且,在20世紀90年代初也曾出現過一定程度的縮小,但是,在此之后,因為東部地區憑借著良好的經濟基礎、發展條件和國家的優惠政策與扶持等有利條件,同中西部的差距幅度更加遠遠超過了前期縮小的水平。所以也就出現了廣大群眾在就業時喊出“寧要東部一張床,不要西部一幢房”的現象。國家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此提出“西部大開發”的偉大戰略。但是,三大區域的經濟發展差距仍然很大。
現階段,我國社會貧富差距的客觀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財富和貧窮的這兩大積累的兩極分化的趨勢越越大,因此,少數富人或為富不仁,或鋪張浪費,或富二代飛揚跋扈等等,引起了廣大人民的憎惡,甚至引起了少數人產生了仇富心理。譬如說:某某高校出現的富二代大學生開著昂貴的轎車、跑車在校園穿梭。而有一些貧困的學生卻連學費都要靠國家的資助,如此才能完成學業。貧富差距,由此可見。
在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中,以避免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⑤ 鄧小平曾說:“一部分地區(人)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人)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帶動后發展的,最終達到共同富裕。”⑥ 而面對現階段的貧富差距問題,成為了我們實現共同富裕的阻礙。所以,我們必須足夠重視并加強解決的力度,增加解決的措施,以便更好的、早日的實現共同富裕,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
二、腐敗問題屢反不絕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他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建黨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翻身把歌唱。先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后來又引領著我們進行經濟和國家的建設。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威深入人心。因而,廣大的人民群眾高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國民經濟不斷快速增長,中國共產黨的“腐敗”問題也日益凸顯。而“反腐敗”,也幾乎成為了近些年來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之一。
在我看來,與腐敗緊密相連的事物就是,權利與金錢。
官員們公權私化,個人利益至上,金錢至上,貪污受賄,權錢交易。如此一來,久而久之,形成了所謂的官場上的“潛規則”。腐敗也因此成為了普遍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腐敗官員的黨的先進性與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也因此喪失。比如:09年重慶的打黑風暴調查,有50因貪污腐敗而鋃鐺入獄;近日,原甘肅省蘭州市市長張玉舜涉嫌受賄被逮捕;近日,四川原副省長李達昌濫用職權案被移交北京檢方;“外逃貪官楊秀珠牽出14人,浙原打私辦副主任被判11年”;原海南紀檢干部張慶因貪污受賄被判處無期徒刑,等等。還有因此而產生的諸如“我爸是李剛”等惡性事件的“官二代”的不良現象。甚至還有官員“裸官”,自己只身在國,而將妻子兒女全部轉移至國外,為自己“不落馬”早早地鋪好了后路,準備隨時逃之夭夭。
權利和金錢,將其雙眼蒙蔽。每個落馬的官員在東窗事發之間都抱以一種“鴕鳥心理”、僥幸心理。殊不知,古人云: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終將難逃法律的制裁。
對于這樣的現象與問題,我覺得,源于我們的政治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合理。我們的民主基礎還很薄弱,官員們的權利又過分集中。最基本的、基礎的群眾幾乎沒有實現自治。絕大數的官員的產生都是有上級考核委派,并非出自群眾的選票。這一點,和西方的民主就有著很大的差別。我們的官員為了提升或其他,則不余余力地“巴結討好”上級,一系列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也因此不斷產生,勞民傷財。而西方有些國家則恰恰相反,由于政治體制的緣故,他們不敢如同中國一般。為了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他們努力為選民做實事,一切為選民服務。相比之下,我們中國的民主基礎太薄弱。很多時候,群眾都“手無縛雞之力”。如此,官員的權力集中與膨脹,顯得“在所難免”。
針對于腐敗問題,國家也十二分的重視。畢竟作為執政黨的內部出現了如此可能威脅執政地位的問題,當然不敢小覷。反貪局也因此而成立。用以專門調查和處理貪污腐敗案件。但是,我想問的是:反貪局又由誰來有力監督和查辦呢?
腐敗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成是政府官員們對勞動人民所創造的財富的公然搶劫和剝削。我們在加重對這種現象的反省力度的同時,還應該對當前政治體制制度的合理性進行探索,以便做出適當的、符合發展的、相應的調整。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不能動搖的。但是,實現一定程度上的直接民主也是必要的。為了適應國家更好的發展,適當的調整我們的政治體制制度更是有必要的。我們要吸取西方的一切肯定的、有價值的優秀的文明成果。并且,在建設我們自身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過程中,注意借鑒西方的在民主建設方面的有益成分,以實現我們自身社會主義民主。
三、小結
事物在不斷的變化發展,在變化發展的過程會不斷遇到矛盾與阻礙。而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源泉,前途也是光明而充滿生機與希望的。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動搖,堅定不移地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之路。面對以上問題,和其他一些作為我認識水平還達不到因而沒認識到卻客觀存在著的問題,我們需要在黨的指導下,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和配合下,共同努力解決。并且,我們相信中國共產黨有那樣的執政實力與責任心。我們會永跟黨的正確步伐,堅定地邁步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
為早日實現全民小康而努力!為早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奮斗!
四、結束語
參考文獻:
①:胡錦濤 《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
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②:資料網 《世界銀行估算 2009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攀升至0.47》 2010年8月27日
③:鳳凰網(財經類)2010年2月25日
④:羅文東、吳波 《鄧小平社會主義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 2005年版
⑤:羅文東、吳波 《鄧小平社會主義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 2005年版
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五篇:社會中介組織發展中的問題和對策研究
社會中介組織發展中的問題與對策研究
【原文出處】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號】20060
1【原刊頁號】47~50
【分 類 號】D01
【分 類 名】公共行政
【復印期號】20060
4【作 者】郭國慶/陳凱/焦家良
【作者簡介】郭國慶,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凱,焦家良,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內容提要】近年來,我國社會中介組織發展迅速。但是,由于相應的規范與制度沒有及時出臺,管理體制沒有理順,以致造成了社會中介組織發展中存在諸多問題,如官方色彩濃重、法律法規滯后、誠信出現危機等。為了確保社會中介組織更好地發揮作用,必須理順政府與中介組織的管理關系,加快社會中介組織管理的法制化,進一步規范社會中介組織的內部治理結構。
【摘 要 題】非政府組織
【關 鍵 詞】社會中介組織/宏觀管理/政府行為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N].人民日報,2005-10-19.[2] Ronald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A].1937.In Coase.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33-55.[3] 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M].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1994.[4] 郭國慶.正視中介服務業發展中的問題[N].光明日報,2003-2-20.[5] 郭國慶,王海龍.論社會中介組織的內部營銷[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3(5):39-42.中共中央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對加強中介服務“規范發展各類中介組織”、推進“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等問題做出了全面部署。[1]事實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歷史進程中,大量社會中介組織在促進市場交易、推動經濟發展等各方面正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應看到,社會中介組織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體制不順、法規滯后、管理混亂、信用欠佳等問題,嚴重影響著其服務功能的發揮。如不及時改變這種現狀,社會中介組織就很難適應我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對外開放水平全面提高的新環境,也很難順利完成“十一五”規劃所賦予的歷史使命。本文擬就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現狀、存在問題及改進政府管理的若干對策做一初步探討。
一、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現狀
(一)社會中介組織的分類
社會中介組織,一般是指那些介于政府與企業之間、商品生產者與經營者之間、個人與單位之間,為市場主體提供信息咨詢、培訓、經紀、法律等各種服務,并且在各類市場主體包括企業之間、政府與企業、個人與單位、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之間從事協調、評價、評估、檢驗、仲裁等活動的機構或組織。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社會中介組織是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中不可缺少的環節,具有政府行政管理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我國社會中介組織形式繁多,按照社會中介組織發揮作用的形式、提供服務產品的特點,我們認為可以分為如下五類:(1)法律、財務服務機構,主要是指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和資信評估鑒定機構、公正和仲裁機構等組織。(2)自律性行業組織,主要是由企業單位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的各種行業協會、商會等自律性組織。
(3)咨詢性服務機構,主要有咨詢中心、信息中心、培訓中心、企業營銷策劃中心、投資項目評估機構等組織。(4)市場交易社會中介組織,主要指各種經紀商、拍賣行,人才交流中心、職業介紹所等組織。(5)監督性社會中介組織,譬如消費者協會質量檢查所和計量檢查站等。
(二)社會中介組織的性質
交易成本的存在是社會中介組織存在和發展的主要理論依據。科斯定理的一個重要引申是,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都為零,則不論生產和交換活動怎樣安排,資源的使用都相同,各種制度的或組織的安排提供不了選擇的根據。這種情況下,不僅經濟組織是隨機決定的,而且實際上談不上有什么組織。但是組織或各種制度的安排確實存在而且不斷變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節約交易費用。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提到,“如果企業內部組織的交易比通過市場進行同樣交易所費較少是可能的話,企業就會成為經濟體系中的一個角色”,也就是說企業是作為市場的某種替代而存在。[2]同樣,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使得社會中介組織從企業組織中分離出來,成為企業組織的一種替代。社會中介組織把若干能夠為市場提供某種專項服務的要素組合成一個有機整體,避免了要素各自進入市場時,由于要素與市場主體之間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高額交易費用;同時,還可以避免各要素獨立作用所引發的資源利用不充分而產生的高成本。[3]因此,在市場交易日益頻繁和復雜的今日,通過社會中介組織的服務,市場主體能夠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獲取更多收益,這是社會中介組織存在的根本原因。
(三)社會中介組織的功能
社會中介組織介于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及各市場主體之間的特殊地位和性質賦予了其協調溝通、降低交易成本、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我們認為,社會中介組織的服務功能主要有如下幾點:
1.協調政府與市場主體的關系。在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的背景下,社會中介組織由于居間性所充當的政府與企業間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尤為突出。一方面,通過社會中介組織驗證、評估、代理等服務,使政府承擔其對市場主體應履行的職能,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同時社會中介組織也可以將市場主體的相關要求和建議反映給政府部門,作為政府制定相應宏觀調控政策時的重要參考;另一方面,社會中介組織要接受政府有關部門的管理與監督,政府因此可通過社會中介組織將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宏觀指導、調控意圖傳達給企業,企業據以調整自身經營行為。這樣既提高了政府的管理層次、管理效率、效果,又符合市場經濟對政府職能轉變的客觀要求。
2.通過專業服務,提高市場主體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經濟的發展得益于分工的深化和由此帶來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然而分工的深化卻使分工的不同分支之間的交易需要更多的專業知識,更為復雜的交易程序,同時分工的深化也提高了市場交易發生的頻率,交易成本由此越來越大。社會中介組織通過向企業提供高度專業化服務,幫助企業完成日常經營過程中各種繁雜的事物性工作,最終達到降低交易費用,促進交易發展之目的。譬如企業中關于審計、報關、運輸、經營糾紛等事務,均可交由社會中介組織處理。
3.行使社會監督職能,維護正常市場經濟秩序。目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市場主體競爭日益激烈,市場中既存在企業間惡性競爭、盲目競爭的現象,也存在少數企業采用弄虛作假等不正當手段獲取競爭優勢的情況,這些都嚴重擾亂了正常市場經濟秩序,影響了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社會中介組織在提供服務的同時,根據獨立、客觀、公正的原則,可對發現的非法交易、不正當競爭等非法行為進行揭露或舉報,促使有關部門對相關市場主體予以調查并采取相應懲處措施,從而有效起到監督市場主體行為,維護正常市場經濟秩序的作用。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指出,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就必須“加強技術咨詢、技術轉讓等中介服務”。[1]社會中介組織在實現“十一五”規劃所確定的各項戰略目標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二、社會中介組織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增長和進步,我國社會中介組織獲得了迅猛的發展,但也存在不少問題。
(一)社會中介組織與政府的關系有待理順
政府與社會中介組織的關系不當,社會中介組織難以保持獨立性、公證性。社會中介組織的獨立性是其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唯有保持獨立性,社會中介組織才能真實、公正、客觀地執行中介職能。然而我國現有的管理體制卻使社會中介組織難以保持獨立性。目前,對我國社會中介組織的監督、管理主要由政府相應業務主管部門、登記機關(主要指工
商管理部門)及行業協會共同履行。在這個管理體系中,登記機關側重于社會中介組織準入時的資格審查;行業協會屬于行業自律性組織,在政府主管部門與社會中介組織之間發揮橋梁與紐帶的作用,并依法管理社會中介組織,但目前其行使的管理職能往往不能到位,而且領導職務一般由政府業務主管部門人員直接兼任;政府業務主管部門則負有指導行業協會工作,并對社會中介組織執業情況予以檢查的職責。由于脫鉤改制前,政府主管部門與社會中介組織間存在密切的上下級隸屬關系,構筑了彼此間錯綜復雜、難以割舍的人事、業務、收益等方面的往來,因此盡管前幾年我國進行了社會中介組織的脫鉤改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過去關系的存留,仍無法割斷它們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時至今日,許多社會中介組織的業務獲取仍然在相當程度上依靠政府主管部門的眷顧,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目前社會中介組織管理體系依然以政府主管部門對社會中介組織的管理作用為主。這樣,只要搞好與政府主管部門的關系,即便服務質量不夠好,收費價格不夠合理,社會中介組織仍然可以承攬大量業務,這嚴重削弱了社會中介組織的獨立性,降低了中介服務市場的效率,扭曲了競爭機制,使提供規范服務的社會中介組織處境尷尬。不難想象,處于這種處境下的社會中介組織自然會產生“尋租”行為,以謀求更大利益。這種行為不但擾亂了市場正常競爭秩序、浪費了大量資源,而且大大不利于政府部門的職能轉變,并為政府官員腐敗提供了土壤。
(二)社會中介組織的法律法規有待健全
法律法規、規章制度不夠健全,社會中介組織管理缺乏足夠的制度依據。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國家對經濟的指導和調控主要通過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進行,較少運用行政手段,所有市場主體都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經營活動,這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社會中介組織作為市場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整體而言法制建設滯后,不能適應社會中介組織發展需要的情況,并造成社會中介組織管理缺乏足夠的制度依據,規范管理淪為空談。目前,我國已經對一些重要的社會中介組織、中介服務頒布了相應的法律、法規,譬如《注冊會計師法》、《律師法》、《證券法》等,但這些已經出臺的法律在許多方面尚不夠健全和完善,難以充分發揮法治作用。而更多的社會中介組織則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其管理主要是依據一些行政條例和行政規定(如條例、守則、辦法)等行政法規來進行,這在代理、評估、咨詢等業務領域尤為明顯。依靠行政法規進行管理,會對社會中介組織的管理產生兩個方面的不利影響:一方面囿于發展地區經濟、行業經濟的目的,行政法規會帶有地區局限性,使得地區、部門條塊分割的現象嚴重,致使管理混亂,無法形成統一管理的格局,地區封鎖、行業封鎖等現象大量存在,破壞了正當競爭的秩序;另一方面,與法律相比,行政法規內涵不夠明確、嚴謹,對其外延的理解、把握也因人而異,這種情形下,社會中介組織更加無法擺脫對政府主管部門的依附關系,無法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同時,處于這種外部管理環境下的社會中介組織缺乏統一有效的監督管理部門,無法實現對社會中介組織的統一管理,缺乏社會中介組織發展的整體規劃和宏觀調控,造成了社會中介組織布局不合理,結構不合理的情況。[4]
(三)社會中介組織的自律機制和內部管理亟待加強
自律性是社會中介組織的重要特征之一。但現階段,許多社會中介組織內部及行業內部均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規章制度、自律機制,內部管理混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誠信危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不擇手段承攬業務。不管不顧社會中介組織內部承接業務的相關流程、規定,通過壓低服務收費標準,向業務單位有關人員支付回扣、好處費,以及詆毀競爭對手的方法和手段達到承接業務之目的。更有甚者,無原則的遷就客戶,通過許諾向客戶提供虛假材料、虛假認證,協助客戶欺騙政府、社會大眾而獲取業務。損害了眾多投資者利益的“銀廣夏”事件、“創維”事件,都是上市公司和中介機構典型的造假案例。在承攬業務這一過程中,許多社會中介組織忘記了自身的服務本位,陷入了逐利第一的誤區,是內部管理不足的直接體現。
2.執業不規范,執業制度流于形式。在執業過程中,許多社會中介組織工作人員不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偏聽業務單位一面之詞,走完調查過場后,便作出符合客戶利益的結論。這一情況,往往由于市場及市場主體均發育不夠成熟以及監管不力等原因而沒有受到懲罰,同樣情形的不斷反復使得社會中介組織內部逐級復核、簽字確認的質量控制、管理制度流于形式,難以真正起到監控執業質量的作用。這也使得許多社會中介組織經營中隱含著巨大的風險。
3.人員素質低,構成不合理,執業道德差。社會中介組織需要一批專門人才提供高智力的服務。從國外的經驗看,社會中介組織是專家集團,其主要執業人員應該是具有高學歷并具有實踐經驗的專門人才。而我國社會中介組織由于歷
史及內部管理不足的原因,整體而言從業人員的素質低下,執業道德差,組織渙散,紀律松弛,工作敷衍了事,有些社會中介組織甚至有一半以上是離退休人員。可以說,這也是我國市場交易效率不高,欺詐行為屢見不鮮的一個重要原因。
[5]
4.行業協會的自律、管理功能發揮不夠。目前,我國各種行業性社會中介組織仍比較少,而且受限于我國目前法律制度、管理體系的不完善,以及政府部門職能轉變的進程,這些協會的自律功能、對社會中介組織的管理職能遠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發揮。
三、完善社會中介組織管理的若干對策
市場主體、社會公眾的不信任既提高了社會中介組織服務的成本,又不利于社會中介組織的健康發展。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中介組織在服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必須不斷加強和完善政府對社會中介組織的管理。當務之急,尤其需要政府部門作出如下努力:
(一)理順政府與中介組織的關系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信用經濟,不僅要求社會中介組織依法經營、誠實守信,而且要求社會中介組織的宏觀管理者信守承諾,為社會中介組織創造一個可以預期的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事實上,我們在強調社會中介組織必須誠實守信、保持獨立性、公正性的同時,對一些政府權力部門道德約束的關注遠遠不夠。在我國經濟轉型的時代背景下,對理順政府與社會中介組織間關系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政府主管部門與社會中介組織間之所以會出現屢斬難斷的關系,固然有社會中介組織方面的原因,但最為主要的是有些政府部門沒有切實履行法律、行政法規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通過權力運用,為某些關聯中介組織招攬業務,使這些部門中依然存在進行“尋租”活動的機會和市場。理順政府與社會中介組織間的關系,政府主管部門必須規范自身行為,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靠制度、法規制定決策并予以實施,堅決摒棄單純按領導意圖、自身利益行事的方法,在根本上杜絕政府主管部門指定社會中介組織領導,派遣業務人員、提取業務收入等不正常的現象。這樣,擺脫了對具體事務的管理,政府對社會中介組織的調控應該主要集中在布局和結構、發展規范等宏觀問題上,努力建立、健全社會中介組織體系,這對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大有裨益。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提出“繼續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可謂切中時弊。[1]
(二)加快社會中介組織管理的法制化
面對類型繁多,數量巨大、迅速發展的社會中介組織,我國的相關立法顯得滯后。我們認為,目前而言,法律法規建設的重點應當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抓緊制定社會中介組織的法律、法規,尤其針對那些性質重要、對經濟生活影響比較大的社會中介組織。通過法律、法規界定這些社會中介組織的性質、職能、經營范圍、責任、權利和義務,由此明確社會中介組織主體資格、市場行為制約及其與政府、社會的關系等等。這樣,監管部門就可以依法維護行為規范、正當競爭的社會中介組織的合法權益,有效打擊采用各種非法手段破壞正常市場經濟秩序的社會中介組織,并使之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而社會中介組織的外部監督和管理則因法律依據更具權威性、制度性。此外,對已有的相關法律法規,譬如《注冊會計師法》、《律師法》等,還要不斷健全和完善,使之更加明確,操作性更強。二是加強執法力度,依法管理社會中介組織。法制觀念淡薄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意識產物,這種思想觀念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存在,也造成執法上存在力度不足等諸多問題。譬如,對社會中介組織的違法行為沒有進行及時而嚴肅的查處,造成一些違法亂紀行為屢禁不止,既擾亂了經濟秩序,也扭曲了社會中介組織整體形象。因此,立法及時跟上之后,就需要司法部門強化執法力度,嚴格法律制裁;政府監管部門嚴格依法執行對社會中介組織的間接管理職能。需要強調的是,司法部門執法行為應當既面向非法社會中介組織、非法行為,又面向違規政府部門、違規行為等,社會中介組織由此方能真正實現管理的法制化。
(三)規范社會中介組織的內部治理結構
自律性作為社會中介組織的重要特征之一,應該在社會中介組織的治理結構、內部管理中得到充分體現,并在實踐中發揮積極作用。可是,我國社會中介組織自律性較差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配合規范政府行為及加快相關法律、法規建設這兩項改進措施,改善社會中介組織內部管理應當著重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社會中介組織作為一種民間組織,應當采用合伙制、公司制等權責清晰,治理結構清楚的組織形式,從而在成立伊始就在體制上以獨立的姿態存在于政府與企
業之間。唯有如此,社會中介組織才能從根上擺脫對政府的隸屬或依附關系,并依靠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樹立起良好的社會信用。同時,清晰的治理結構明確了社會中介組織人員的責權利,有利于責任意識和法律意識的增強,有利于對內部管理重要性的認識及內部管理的實施。二是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嚴格違規處罰。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譬如財務管理制度、執業制度等,可在社會中介組織內部形成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的內在機制,這種機制是社會中介組織有效運作、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尤其是當社會中介組織具有一定規模后,這一內在機制的作用更是得以凸現。社會中介組織人員必須遵守已經頒布的各項規章制度,執業中所有環節處理均要嚴格按照執業規范、流程、標準進行,保證執業結果的高質量,最大限度降低因執業不當而可能承擔的經營風險、法律風險。否則,社會中介組織應按照相關懲處規定對各項違規人員予以嚴厲查處,由此切實促進社會中介組織人員行為的規范性,提高內部管理強度。三是加快行業協會的建設,強化對社會中介組織的監督、管理功能。一方面應加快各社會中介組織行業協會的建設步伐,構筑完善的社會中介組織管理體系;另一方面加強已有行業協會對社會中介組織及從業人員的管理力度,既要組織行業內培訓,提高業內執業水平和職業道德水平,又要對違法亂紀的社會中介組織和個人予以通報批評、經濟處罰,直至追究法律責任,通過這些方式、方法強化行業內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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