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贖職罪適用企事業單位

新華網北京２月１５日電（記者陳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發布的《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首次明確瀆職罪主體涵蓋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

２００２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規定，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在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時有瀆職行為的，依照刑法關于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最高法院有關負責人介紹，由于刑法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瀆職罪之外還于第一百六十八條規定了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的失職、濫用職權犯罪，實踐中對于該立法解釋規定的“組織”是否包括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存在不同意見。

負責人說，經研究，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與立法解釋的規定并不沖突，前者針對企業管理事務，后者限于國家行政管理事務。因此，解釋第七條規定，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管理職權時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立法解釋的規定，適用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篇：入黨申請書(2012年,適用企事業單位)

入 黨 申 請 書

敬愛的黨組織：

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愿意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自1921年建黨至今，我們的黨已經走過了80多年光榮的道路。這幾十年，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幼稚到成熟，不斷發展壯大。從建黨之初的幾十名黨員，逐步發展到今天這一個擁有七千多萬黨員的執政黨。并在長期的革命過程中，先后形成了分別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三代黨中央領導集體。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說：“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為中國社會主義進步和發展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結束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第二件是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第三件是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件大事現在繼續在做。”黨的輝

煌歷史，是中國共產黨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繼，英勇奮斗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歷史；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一切困難，不斷發展壯大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無愧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人的一生或重于泰山，或輕如鴻毛，就如保爾所說：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于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回首往事，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卑鄙庸俗而羞愧；臨終之際，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解放全人類而斗爭。”這就是我為什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幾十年來，我們黨的千千萬萬的優秀兒女他們在平凡的崗位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胸懷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帶頭執行黨和國家的各項政策、勇于開拓、積極進取，為共產主義的事業獻出了自己的一切。特別是最近我收看了全國優秀共產黨員電視系列片《人民的好兒女》，我被片中的人物事跡深深感動，片中刻畫了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可敬、可親、可信、可學的形象都是我學習的榜樣，從而更加堅定了我加入黨組織的決心和信心。

今天，我向黨組織鄭重地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希望能在黨

組織關懷教育下健康成長。我深知，按照黨章要求，自己還有較大差距，但是我會努力。如果黨組織批準我的申請，我會戒驕戒躁，以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自覺學習黨的理論，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執行黨的紀律，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積極工作，為黨的事業奮斗終身。請黨組織在實踐中對我進行考查。

此致

敬禮

第三篇：入黨申請書(2012年,適用企事業單位)

入 黨 申 請 書

敬愛的黨組織：

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議，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機密，按時交納黨費，對黨忠誠，愿意參加黨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努力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自1921年建黨至今，我們的黨已經走過了80多年光榮的道路。這幾十年，從建黨初期的幾十名黨員，逐步發展到今天擁有七千多萬黨員的執政黨，并在長期的革命過程中，先后形成了分別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三代黨中央領導集體。黨的輝煌歷史，是中國共產黨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繼，英勇奮斗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歷史；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一切困難，不斷發展壯大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無愧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人的一生或重于泰山，或輕如鴻毛，就如保爾所說： “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解放全人類而斗爭。”這就是我為什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幾十年來，我們黨的千千萬萬的優秀兒女他們在平凡的崗位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胸懷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帶頭執行黨和國家的各項政策、勇于開拓、積極進取，為共產主義的事業獻出了自己的一切。

參加工作已有一年多的時間，在工作的這段時間，在黨性甚濃的企業，在和老黨員的接觸中，我得到了熏陶和漸染。明白了一個有黨性的人心地的純潔和高尚，更明白了一個有黨性信仰和修養的人工作狀態和工作熱情，所以我對共產黨有了更多更深的認識。

今天，我向黨組織鄭重地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希望能在黨組織關懷教育下健康成長。我深知，自己還有較大差距，但是我會努力。如果黨組織批準我的申請，我會戒驕戒躁，以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自覺學習黨的理論，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執行黨的紀律，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積極工作，為黨的事業奮斗終身。請黨組織在實踐

中對我進行考查。

此致

敬禮

2012-3-16

附：

個人履歷

姓名：薛瑞德性別：男年齡:

出生年月：民族：漢

籍貫：

現通訊地址：

個人經歷：

高中時間：

大學時間：

研究生時間：

現工作地址：山西潞安高純硅業合成精餾車間

社會關系

稱謂姓名工作單位政治面貌

第四篇：危險駕駛罪如何適用強制措施

危險駕駛罪如何適用強制措施

《刑法修正案

（八）》將醉酒駕車、飆車等危險駕駛行為入罪，并規定構成危險駕駛罪的，處拘役，并處罰金。這是我國刑法中自然人犯罪唯一沒有規定有期徒刑刑罰的條款，但是，正是這樣獨特的量刑規定，導致司法實務中對危險駕駛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采取強制措施產生了諸多疑惑。

一，對危險駕駛嫌疑人、被告人能否采取逮捕的強制措施？ 《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即依法逮捕。”可見，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是采取逮捕強制措施的必要條件之一。而危險駕駛罪的最高刑期為拘役，顯然不符合逮捕的條件。因此，對于危險駕駛嫌疑人、被告人一般情況下只能采取拘留、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措施，而不能直接采取逮捕措施。

二，對危險駕駛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可否直接移送審查起訴？

涉嫌危險駕駛的犯罪嫌疑人不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逮捕的條件，一般情況下不能由拘留后轉為逮捕，也不能直接予以逮捕。因此，司法實踐中，為了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不少地方的公安機關在對嫌疑人拘留后，直接將案件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檢察院再直接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在拘留期限內完成審 1

判。誠然，危險駕駛罪中的醉酒駕駛案一般是現場查獲，單人單案，案情簡單，司法機關在最長7天的刑事拘留期限內完成從偵查到審判的程序也是可能的。況且犯罪嫌疑人常常不是本地人，一旦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往往不能及時通知到案，無法保證訴訟的順利進行。但是，這樣的做法，看似提高了效率，節約了司法成本，卻違反了法律的規定。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一十三條的規定，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審查后有四種處理結果，其中第（二）項規定：“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但不需要逮捕的，依法辦理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手續后，直接向人民檢察院移送起訴。”可見，公安機關對拘留后不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必須變更為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措施后，才可直接向人民檢察院移送起訴，而不能將被采取拘留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直接移送審查起訴。

三，危險駕駛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期間，違反應當遵守的規定，甚至為逃避法律追究而潛逃，該如何采取強制措施？

對危險駕駛嫌疑人、被告人不能直接采取逮捕措施，但從《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五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來看，犯罪嫌疑人如果違反了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應當遵守的規定，就可以變更為逮捕；特別是對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嚴重違反應當遵守的規定，法律只規定了逮捕一種強制措施。可見，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違反應當遵守的規定，情節嚴

重的，就可以予以逮捕，而不必同時符合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的逮捕條件。基于此，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00年8月28日發布《關于適用刑事強制措施有關問題的規定》（高檢會

[2000]2號），其中第九條、十七條和二十四條作出明確規定，對于公安機關決定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若違反《刑事訴訟法》關于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規定，情節嚴重的，公安機關應當依法提請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人民檢察院應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或者五十七條的規定審查批準逮捕。由此可見，此時人民檢察院并不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的逮捕條件進行審查，而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或者五十七條審查犯罪嫌疑人違反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情況是否屬于“情節嚴重”，只要“情節嚴重”，無論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規定的逮捕條件，人民檢察院都應當批準逮捕。對于審查起訴階段或者法庭審理階段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嚴重違反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規定的，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五十二條、六十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十二條的規定，由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直接決定逮捕。

何謂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有關規定“情節嚴重”？哪些情況下可以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01年8月6日發布的《關于依法適用逮捕措施有關問題的規定》（高檢會[2001]10號）

規定，對下列違反取保候審規定的犯罪嫌疑人，應當予以逮捕：

1、企圖自殺、逃跑、逃避偵查、審查起訴的；

2、實施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干擾證人作證行為，足以影響偵查、審查起訴工作正常進行的；

3、未經批準，擅自離開所居住的市、縣，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兩次未經批準，擅自離開所居住的市、縣的；

4、經傳訊不到案，造成嚴重后果，或者經兩次傳訊不到案的。

對在取保候審期間故意實施新的犯罪行為的犯罪嫌疑人，應當予以逮捕。

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情節嚴重”，應當予以逮捕：

1、故意實施新的犯罪行為的；

2、企圖自殺、逃跑、逃避偵查、審查起訴的；

3、實施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干擾證人作證行為，足以影響偵查、審查起訴工作正常進行的；

4、未經批準，擅自離開住處或者指定的居所，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兩次未經批準，擅自離開住處或者指定的居所的；

5、未經批準，擅自會見他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兩次未經批準，擅自會見他人的；

6、經傳訊不到案，造成嚴重后果，或者經兩次傳訊不到案的。

當然，對危險駕駛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的，應當充分考慮其犯罪的情節、可能判處的刑期，及時作出判決，堅決防止超期羈押。

第五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適用的幾個問題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適用的幾個問題

我國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生產者、銷售者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是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立法犯罪構成。應該說刑法對此罪規定的已較具可操作性，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本罪的適用卻存在一些爭議。本文試圖從幾個方面做粗淺的探討。。。。

一、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犯罪對象

根據《產品質量法》的規定，受產品質量管理監督的產品是指經過加工、制作，用于銷售的產品，但建筑工程和軍工產品以及諸如毒品之類的國家嚴禁自由流通的產品除外。因而，作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犯罪對象的產品而言，可以用于流通的工業、農業、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動產，以及軍轉民產品、可流通的高科技產品這幾類產品成為該罪主體在理論上、司法實踐上一般不存在歧義。但諸如建設工程、軍工產品、限制流通物是否能夠成為本罪的犯罪對象，則不無疑問。基于商品是指通過交換進入消費的、用于滿足人們需要的、凝結了人類勞動的產品這一觀念，我們認為，正確界定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的犯罪對象，首先應當以是否以交換為目的這一標準著手，凡生產、銷售偽劣產品不足以供他人、社會使用為目的即不是以交換為目的，則不能按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定性。而在認定作為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對象的“商品”內涵后，偽劣 商品的認定就至關重要了。

偽劣商品在行政法規中涵義并未統一，有了“廣義、狹義之分，如1989年國務院《關于嚴厲懲處經銷偽劣商品責任者意見》規定，偽劣商品包括：(1)失效、變質的；(2)危及安全和人身健康的；(3)所標明的指標與實際不符的；(4)冒用優質或認證標志和許可證標志的；(5)摻雜使假，以假充真或以舊充新的；(6)國家有關法律、法規明令禁止生產、銷售的。這即是廣義上的偽劣商品。國務院同時還規定，經銷某些產品，經指出不予改正的，即視為經銷偽劣商品。這些產品包括：(1)無檢驗合格證或無有關單位允許銷售證明；(2)未用中文標明商品名稱、生產者和產地(重要工業品未標明廠址)的；(3)限時使用而未標明失效時間的；(4)實施生產(制造)許可證管理而未標明編號和有效期的；(6)高標耐用消費品無中文使用說明的；(7)屬處理品(含次品、等次品)而未在商品或包裝的顯著部位標明“處理品”字樣的；(8)劇毒、易燃、易爆等危險品而未標明有關指標和使用說明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商品也屬于偽劣產品，這是在更廣義上使用的。《產品質量法》第37、38、40條規定的偽劣產品則包括：(1)不符合保障人體健康、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產品：(2)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產品；(3)不合格的產品；(4)失效、變質的產品。這些即屬于較狹義的偽劣商品。而1997年刑法第140條規定的四種偽劣商品即屬于較狹義的偽劣商品。以這些法規規定看，生產、經營上述偽劣商品的法律責任可以是民事的、經濟的，也可以是刑事的、行政的。因此，在理解作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犯罪對象時，有不同的見地：有以《產品質量法》第37、38、40條的規定來界定其范圍的；有以刑法第140條規定的四種行為方式來界定偽劣產品范圍的；有的只是在客觀方面描述了刑法第140條規定的四種行為方式，而沒有涉及偽劣商品的界定；有的在根據《產品質、量法》界定偽劣產品的范圍后，而在認定本罪客觀方面行為時，又將偽劣產品“的范圍根據刑法規定予以了縮小。

我認為，正確界定偽劣產品的范圍，首先要判斷這些由于交換的商品是否具有刑法第140條規定的“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等情形。如果生產、銷售的產品符合這種情形，則應當認定偽劣產品。從這種意義上，我們主張的是廣義上的偽劣產品。其理由主要在于(1)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設置目的在于維護商品生產銷售的正常競爭秩序，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則主要是通過違反產品質量管理法規與制度，而破壞產品生產、分配、流通和管理等方面的正常競爭秩序，因此，只要生產、銷售的產；品不符合有關該產品的質量要求，即可認定為本罪的犯罪對象。(2)作為商品的生產者、銷售者，應當遵守商品質量管理法規與制度的基本要求。凡未按產品質量標準生產、銷售商品的，其生產、銷售的商品即可能為偽劣商品，經指出不予改正的，則可按本罪定性。因為按產品質量管理制度生產經營是生產者銷售者的主要職責，其生產經營的產品絕不能屬于《產品質量法》、《關于嚴厲懲處偽劣商品責仟者意見》等產品質量管理法律法規所規定的偽劣商品范圍，如果生產銷售的是這類偽劣商品并且銷售金額達到5萬元以上，則沒有理由對此不按本罪定罪量刑。刑法第140條規定的主旨在于保護產品質量標準的切實執行，這一點從其只規定行為后果達到銷售金額5萬元即可構成本罪便可以看出。(3)盡管刑法第140條只規定了“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的產品為本罪所涉及的偽劣產品，但是，這一規定并未將其它產品質量管理法規所界定的偽劣產品排除在本罪適用范圍之外。因為其它產品質量管理法規所界定的任何一種偽劣產品，均可基于生產者、銷售者的產品質量保證義務，而歸為本罪所涉及的偽劣產品類型。這也是上述產品質量管理法規界定偽劣產品范圍的主要旨意。如《關于嚴厲懲處經銷偽劣商品責任者意見》規定的經指出不予改正而認定為經銷偽劣行為其所涉及的幾種產品，均可分別歸于刑法第140條所規定的幾種偽劣產品范圍，一般地可歸入“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的偽劣產品范圍。

界定了本罪所涉及的偽劣產品之范圍后，前面所提及的建設工程、軍工產品、限制流通物等物品成為本罪的犯罪對象，就比較容易解決了。首先，建設工程可以成為本罪犯罪對象。那種根據《產品質量法》第2條的規定，認為刑法第140條所指的產品不包括建筑工程的觀點，在理由上是站不住腳的。不能因《產品質量法》將建設工程排除在適用之外，而將此也排除在刑法第140條的適用范圍外。《產品質量法》畢竟不能替代刑法，《產品質量法》的上述規定是基于建設工程的質量問題不同于一般產品質量，而不是建設工程沒有質量問題，不存在質量管理法規。如果建設工程是用于交換的，符合商品的屬性，則應當認定為可以成為本罪的犯罪對象，劣質建設工程在用于商品目的時，其生產者、銷售者應當按本罪承擔刑事責任。因為劣質建設工程較其他劣質產品的社會危害性更大，而刑法第137條所規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只處罰造成了重大安全事故的劣質建設工程生產者(包括建設者、設計者、施工者、工程監督者)，如果對由于商品交換為目的的劣質建設工程的生產者、銷售者不進行處罰，于法于理都難以令人誠服。刑法第140條并未限定行為本罪犯罪對象的產品的范圍，我認為，將建設工程納入本罪犯罪對象，是有足夠理由的。特別是在目前“豆腐渣”工程泛濫于世的情形下，這種認定更其現實意義。當然，在司法實踐中認定時，應當考察建設工程是否體現商品的屬性，這是認定本罪犯罪對象的前提。

其次，軍工產品也可以成為本罪犯罪對象。我國武裝部隊武器裝備、軍事設施等軍工產品的提供一般是由國家指定單位(這種指定可以來源于投標競爭)有償提供，這些軍工產品便表現出商品的一般屬性，如果在有償提供的武器裝備、軍事設施這些軍工產品為偽劣軍工產品，則具備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基本特征，因而，在理論上講，生產、銷售偽劣軍工產品的，即可按本罪定罪處罰。但由于武器裝備、軍事設施是武裝部隊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物質力量，是戰斗力的重要體現，如果向武裝部隊提供不合格的該類軍工產品，必將直接削弱部隊戰斗力，侵犯我國國防利益，因此，刑法第370條特別規定了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裝備、軍事設施罪與過失提供不合格武器裝備、軍事設施罪。這樣，如果向武裝部隊提供不合格武器裝備、軍事設施的生產者、銷售者，則按刑法第370條的規定定罪處罰。除此之外的生產、銷售偽劣軍工產品行為，則按刑法第140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其理由與我主張建筑工程可以構成本罪犯罪對象的理由類似，不再贅言。

再次，限制流通物也可以成為本罪犯罪對象。作為限制流通物而言，只是由于貿易管制的限定，而在交換時受到一定的限制，其商品的屬性依然存在，因而，限制流通物可以成為本罪犯罪對象便成為刑法140條規定的應有。否則，對于生產、銷售偽劣限制流通物行為其物品符合前述“偽劣產品”界定標準的，不按本罪定性處罰，于法無據。而且在司法實踐中也不利于打擊假冒偽劣商品犯罪。當然，如果刑法對生產、銷售某種限制流通物另外專門規定為犯罪的，則不再按本罪定罪處罰。

當然，如何判斷刑法第140條規定的偽劣商品，還需要借助實施產品質量保證的標準體系。判斷產品合格與否，我國有國家強制性標準、行業標準、企業標準與社會標準或合同標準幾種，凡存在前種標準的，則不能采用后種標準，即這幾種標準的效力是由大至小排列的，這一點，我們必須弄清。

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主觀方面 〈一〉、故意形態方面

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這一點在理論上已取得共識，但對故意的內容卻不無爭論，理論上主要存在三種觀點：(1)主張本罪只限于間接故意，不包括直接故意在內。這其中包括了兩種見解．一是認為本罪故意內容表現為“行為人故意違反國家對產品質量監督管理的法律、法規，明知生產、銷售偽劣商品會發生危害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損害用戶、消費者的結果，為了牟利而放任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二是認為本罪故意內容表現為“行為人明知違反國家有關產品質量監督管理的法律、法規，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會發生侵害企業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結果，并放任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2)這種主張沒有明確本罪的故意為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只是對故意內容進行了描述，如有的認為“所渭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生產、銷售的是法律明文禁止的偽劣產品，而仍然生產、銷售。”有的則認為行為人的故意表現為“在生產領域內有意制造偽劣產品，在銷售領域內分兩種情況：一是在銷售產品中故意摻雜、摻假；二是明知是偽劣產品而售賣。”還有的認為其故意表現為“明知自己在生產、銷售中所從事的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而故意實施”。(3)主張本罪故意中“既有直接故意，也有間接故意。故意的內容為明知是偽劣產品而予以生產和銷售。”

我對上述幾種觀點存在不同看法。首先，間接故意說之主張不足之處在于；在故意犯罪中，從刑法理論上講，無論行為人持有哪一種犯罪故意，都是行為人對同一行為對同一危害結果所持的心理態度，當然應當定同一個罪，因為都是故意，行為性質不能由放任或希望決定，所以，該種觀點所持“如果行為人在主觀上出于直接故意，即希望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則應按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人身權利或侵犯財產的有關條文定罪處罰，而不能認定是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的見解，是與刑法理論相悖的。作為一種故意犯罪，本罪的主觀罪過形式要么可以由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構成，要么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不可能只能由間接故意構成。而且其中一種觀點將牟利目的作為故意內容也是與立法原旨相悖的，盡管生產銷售偽劣產品一般都具有營利目的，但是否具有營利目的，并不影響本罪的成立。再者，是否會發生危害企業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結果，并不構成本罪的故意內容，本罪的主觀罪過只可能是對偽劣商品的生產、銷售持希望態度，這是由刑法第140條所體現的立法精神所決定的。

其次，故意內容說盡管沒有對其故意形態屬于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進行討論，但其將故意內容界定為對行為的故意，這是不妥的。因為刑法第14條明確地將故意內容界定為對行為以及行為所引起的危害后果的故意，而這種觀點不論是將行為人行為上的故意概括地予以說明，還是根據生產、銷售行為方式或者根據刑法第140條所規定的四種行為樣態具體地闡述，都沒有揭示本罪行為人對行為所引起的危害后果所持的心理態度，與我國刑事立法上犯罪故意的概念不相一致，因而不可取。

再次，對于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均可說而言，論者陳述理由不夠充分，難以令人信服。筆者很難從論者所述“故意的內容為明知是的劣產品而予以生產和銷售”觀點中，得出本罪可以由間接故意構成的結論。我們認為，本罪主觀上不可能由間接故意構成，因為間接故意的存在，主要是指行為人在意志因素表現為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而在本罪中，生產者、銷售者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這些故意行為方式，即是表明了行為人對偽劣產品被生產出來、被銷售出去這種危害結果所持的是希望態度。刑法第140條規定以銷售金額較大為客觀要件，也表明了行為人的這種希望心理態度。①而那些對本罪主觀罪過持間接故意觀點的人，往往認為偽劣產品的生產者、銷售者對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行為引起的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侵害用戶、消費者合法權益這種危害結果所持心理態度為放任但我們根據刑法條文分析，這種危害結果并非本罪構成要件。對于不是犯罪構成要件的危害結果，不可能成為犯罪主觀罪過的內容。構成本罪客觀要件的危害結果，應當是偽劣產品被生產出來、被銷售出去，并且銷售金額達到5萬元以上，而非前述論者的主張。

綜上所述，本罪主觀方面只能表現為故意，并且是直接故意，即生產者、銷售者明知自己的生產、銷售行為會產生偽劣產品，并且希望這種偽劣產品被生產出來、被銷售出去。〈二〉、故意內容中的“明知”

既然在本罪中，生產者、銷售者對偽劣產品的生產、銷售是明知的，那么就存在一個如何認定“明知”的問題。在刑法理論上，“明知”包括已經知道與應當知道兩鐘情形，所謂“已經知道”，就是對將要發生的事實及其危害性已知曉明白；所謂“應當知道”，即是指根據行為人的年齡、經歷、學識、職務、職業以及職責等，推斷其對某些事實情況及其危害性的明白知曉。一般地，在判斷對本罪主觀罪過上明知時，難以認定的自然是應當知道的認定。

對生產偽劣產品者而言，“明知”作為其罪過形式是不言自明的。國家制定了《產品質量法》以及其它一些有關工農業產品的生產質量監督管理法律法規，詳細地規定了各類產品的各種生產標準和其它相關質量標準，不符合這些質量標準的產品不得投放市場。因此，生產優質、合格的產品是生產者的法律責任與義務，生產者對其生產的產品是否符合相關生產標準與質量標準，負有法定的注意義務，如果在知道不符合生產標準的情況下，仍然進行生產，無疑是一種故意行為。而在生產過程中對產品摻雜、摻假，或者以假產品冒充真產品，以次品冒充優質品、正品，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的這些行為無疑都帶有故意心理，因為生產產品過程中、產品質量是需要經過層層把關的。關于銷售者是否明知自己銷售的產品為偽劣產品，則需要予以科學地把握和認定。在司法實踐中，判斷銷售者是否明知，不應僅憑口供，應根據一切主、客觀條件進行綜合衡量，通過案件的具體情況，對銷售者的心理狀態進行綜合分析判斷。我認為，判斷這種“明知，主要分析以下幾點：(1)買賣雙方的成交價格。如果成交價格明顯低于市場價格，就可以認定行為人“明知”。(2)進貨渠道是否正當，賣方有無正當合法手續。如果近貨渠道、購買手段都不正當，行為人就應當預見到購進的可能是偽劣產品。如果依然購進并予以銷售，就可認定行為人“明知”；(3)產品有無質量合格標記。如果產品沒有相應的應當具備的質量合格標記，就可以確定行為人明知銷售的是偽劣產品；(4)買賣、交接偽劣產品的方式方法以及時間地點。如果動用非正常的方式方法進行交易，行為人就可能明知是偽劣產品而予銷售。另外，如果是某些特殊產品，銷售者還應當具有一定的專業鑒別認識能力，在行為人不具備對這些特殊產品的認識鑒別能力的情況下，行為人可能對其是否偽劣產品不能明知，若行為人具備這種認識鑒別能力，而仍然購進偽劣產品予以銷售的，則可以認定行為人的“明知”。當然，在認定行為人對銷售偽劣產品行為是否明知時，應當綜合上述幾種因素進行考慮，而不是截然割開它們的內在聯系。只有通過正確認定生產者、銷售者的主觀心態，判斷其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行為是否為故意，我們才能正確理解立法精神，既不放縱某些罪犯．也不殃及那些確實不“明知”的行為人。

三、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中的銷售金額

在處罰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時，銷售金額是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據。而刑法是將生產偽劣產品罪、銷售偽劣產品罪作為選擇性罪名規定。這樣作為純粹的生產偽劣產品行為而言，其銷售金額如何認定，則不無疑問。

因此，如何認定銷售金額，就成為司法適用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一個疑難問題。目前司法實踐對此還沒有統一的解釋與計算認定標準，而銷售金額在理論上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認為銷售金額是指“生產者、銷售者出售偽劣商品沒有扣除成本、稅收等的所有違法收入。”二是認為銷售金額“既指實際已經銷售出玄的產品金額，又指尚未銷售而可能銷售出去的產品金額。”或者是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經營金額。”或是指“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的貨值總額。”

我同意第二種觀點，根據刑法條文結構形式表明，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應當屬于選擇性罪名，行為人只要實施了生產或銷售偽劣商品中的任何一個行為，即可分別構成生產偽劣產品罪或銷售偽劣產品罪。如果既生產偽劣商品又銷售偽劣該種商品的，則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論處，而不實行數罪并罰。根據這種立法精神，生產偽劣商品行為可以獨立成罪，而并未規定生產者的偽劣產品非要銷售出去才定罪。因此，如果將“銷售金額”理解為第一種內涵，則無法將生產偽劣產品行為獨立成罪，而違背立法上打擊生產偽劣產品行為的本意。另外，盡管生產、銷售是兩個密切聯系的環節，大多數情況下銷售行為是生產行為的結果，單純的為生產而生產的行為微乎其微，但并不表明生產與銷售并非兩個獨立的行為，因而，如果只懲處銷售偽劣產品行為，或懲處生產偽劣產品銷售出去了偽劣產品的行為，則很難從根本上消除作為銷售偽劣行為之根源的生產偽劣產品行為。生產偽劣產品是銷售行為的罪惡之源，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只有對生產偽劣產品行為直接定罪，才能有效地遏制偽劣產品犯罪對產品質量管理制度的破壞，以及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侵犯。從這種意義上講，那種認為純粹的生產偽劣產品行為之社會危害性還未嚴重到需要用刑法禁止的觀點于司法實踐是極端有害的。其實，持這觀點的人也認識到這點，并建議立法機關有必要將“銷售金額”用“經營金額”予以取代，而避免司法實踐中出現這類問題。

盡管立法上將銷售金額作為本罪犯罪數額的認定標志，有可能導致對生產偽劣產品行為的定罪量刑帶來困難，成為一項立法疏漏，但我們應當在法律沒有修訂完善之前，或在司法實踐還未對此作出統一的司法解釋之前，在理論上完善立法之欠缺，以利司法實踐的操作。而不是僵化地將銷售金額作俠義理解，放縱生產偽劣產品犯罪行為。既然每一個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行為都可以定罪處罰，那么純粹的生產偽劣商品犯罪上行為也應當有“銷售金額”的存在。因此，這里的銷售金額應當理解為經營金額，即既包括已經銷售出去的偽劣產品的違法收入，已包括可能銷售的偽劣產品的金錢總額，即涵蓋了生產者、銷售者一切用于與偽劣商品犯罪有關的投入與產出的資金。這樣，在行為人雖然生產了大量的偽劣商品，但由于某種原因而未能賣出，或者在銷售者大量購入偽劣商品后銷售過程中由于被查獲而被迫停止繼續銷售之時，也存在銷售金額。當然，這里會出現了銷售金額如何計算的問題。在偽劣產品還未賣出之前，由于偽劣商品本身無價值的屬性，而不具備普通商品的價值與價格，一般來說，可以根據已經銷售出去的偽劣產品的價格、或洽談價，或被假冒同類產品的一般市場價，來確定其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銷售金額。這也是在適用其它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應當考慮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