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財政史讀后感

中國財政史課案

田賦

（一）——稅收結構

本章先是選擇了一個縣的稅收規章進行論述，并且探索其復雜的淵源。其次，略述主要的地區差異

再次，是正賦和役的合并，它是一個導致情況復雜的根本性因素，并且也是明朝財政史上的一個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隨后是對剩余的一般性的稅收名目的解釋。

第一節：稅收結構的復雜性

復雜性的概述

以順德縣為例，順德縣的稅收負擔太重（據縣志記載），納稅人被分為了較高和較低的兩個等級，然而，納稅大戶到底占有多少最初曾是官田的土地，這個卻無法確定。同樣，納稅小戶對他們的土地是否擁有清晰地產權，也是很不確定的，這樣一來，缺失的官租就由所 有的新注冊的民田田主所共同分攤。但是由新田主承擔官產流失的決定，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批評。

于是又進行了稅收評估的新規則，但是這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改進。因為明代任何時候都沒有將白銀作為官方的標準，國家仍然以糧食的石數作為基本的財政單位，為了保持帝國的財政體制的統一性，地方的政府也就是如法炮制。

順德縣有7項主要的役，都全部或者部分的按照土田來征收。并且通過三種渠道來征收平銀。其目的是是稅收有更加廣泛的基礎。

均平銀用于支付知縣每年的辦公費用開支，并且取代了一部分的分里甲正役，另外，徭役也吸收了人頭稅和財產稅的特點。

另外，在工部的監管下，該縣還要辦納上供的物料。

這樣，單一的稅收方案，卻能夠衍生出大量的復雜的附加稅費。

稅收體制的根本問題，不是因為稅率過高，也不是因為稅收的立法缺乏平等性的條款，而是因為這些容易受到反對的特征很少存在。這個體制的缺陷就在于稅收明細表的復雜性。復雜性的原因

1.在導致稅收結構的復雜性的因素上，農耕方式是不應該被忽視的。稅收法規為了照顧到小的納稅戶，稅率不得不固定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

2.田賦的評估單位畝很小，但是支付單位卻過大。

3.收稅總是缺乏整體性的。

4.稅收結構不能取得所期待的的簡化，是因為它服務于多種的原則和多種的目的。

5.縣志在列出了稅率之后，又給出了精確的計算方法。

6． 不以白銀作為標準和完全的改折。（貨幣體制的特性）

7.在地方稅收改革的方面，遇到了很多的阻力。阻力可能來自于當地的鄉紳。

8.稅制原則的差異

9.沒有運用銀行手段來管理公共資金。

10.中央政府無法進行普遍性的改革。

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財政體制的問題，更是一個政治而后社會制度的問題。

第二節：區域性差異

長江三角洲：

地形經常發生變化，因此地方官員不得不采取一些臨時性的補救措施。為了減輕財政負擔，政府強行從長三角地區的田主那里收購耕地。

官府默許私人出售官田。

土地占有與使用十分混亂。

民田與官田的合并也產生了特殊的問題。（大大增加了所有納稅戶的平均稅 額）

6.長途運輸的費用。

在周忱使用了“平米法”，體現了與“一條鞭法”相同的原則，但是即使地方的稅收得到了合并，上層依然缺乏整體性，這些數目繁多的項目仍然是稅收結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北部中國：

1.以馬差代替了田賦。

2.土地占有與使用的復雜性和模糊性也是這些田產擴大的部分原因。

3.嘉靖皇帝登基以后，政府力圖登記田產，貴族莊田的數目正在急劇減少。

4.派稅收代理人完成稅款的征收。

其他的不規則性

1.2.3.4.5.第三節役及部分地攤入田賦之中

1500年之前的役的分類

1.王朝建立之前，役與正賦被很清晰地分開。在農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評判這種能力的主要的標準是擁有的土地，因而，到了16世紀，這兩種類型的稅收會逐漸合并。

2.役派征于里甲，體現了累進稅的原則。

3.對物資和差役的要求顯著增加。

4.軍役又是另一種役。

因此，到1500年，所有的地區都分為四種役排列如下

a.里甲

b.均瑤

c.驛傳

d.民壯

從均瑤法到一條鞭法的改革

1.對物資和差役的需求進一步擴大

2.以白銀納稅的方式逐漸變得普遍起來。

3.在四種役中，驛傳轉變最為迅速。

4.民壯的轉化，賬目較為簡單，發生得稍遲一些。但是仍保留了人頭稅的一些特點。

當稅收管理進入最后的階段，我們就能說，地方已經為進行一條鞭法改革做好了很好的鋪墊，各式各樣的銀差已經每年按照相同的比例確定，現在對于每個納稅人而言，已經合并為單一的的支付額。合并的支付額能夠進一步與正賦中折納的部分合并。

一條鞭法改革及其局限性

一條鞭法代表了16世紀明代管理者試圖獲得一種理想狀態的各種努力：役被

完全取消，里甲體系，不管在形式上，還是實質上的含義，都不再存在；任何殘留的人頭稅，都將并入田賦之中。而納稅人可以通過分期支付單一的、固定的白銀來履行對國家的義務。

但是沒有任何的地方能夠推行一條鞭法改革到如此理想的程度，即使是在最先進的形勢下，也只能是接近這一目標。但是一條鞭法最終失敗了，原因就是明代財政結構不能適應如此的徹底重組。最終只能是局限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其原因：

首先，京師的宮廷堅決反對進行全面的稅收改折。

第二，力差涉及了納稅人的親身應役，雖然已經減少，但是并沒有完全消除。第三，由于地方政府的行政預算過低，而且僵化不變，以至于在行政運作的過程中，很難不讓一些納稅人為他的虧折負責。

第四，在中國北方，這個改革要比南方幾省晚一些。

第五，一條鞭法改革只是修改了稅收征收的方法，但是并沒喲簡化基本的稅收結構。

第六，在一些地方，由于技術的困難，甚至不可能統一比率。

役攤入田賦的方式

官府通常采用的有三種形式：

1、以正賦稅糧的石數作為基本的單位。

2、將役直接添加到每畝納稅的土地中。（這在北方的土地中更為流行，因為北方各個地區的土地等級更為統一）

3、將以上的兩種合并編制。

稅收合并的后果

一條鞭法雖然失敗但是仍有著積極的意義。在鄉村公布統一的稅率，以替代非正式的稅后攤派，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取消實物稅和由納稅人親身應役，雖然保留了很多的限制，但是確實向較為現代的稅收結構邁進了一大步，所以說，這是一個經濟公平的法律。事實上，改革的影響因為地區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它依賴于當地的情況和各縣的具體而定。一條鞭法的改革目標是普遍和統一，而不是簡單的經濟公平。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改革在阻止鄉村稅收代理人濫用權力的同時，又為許多的衙門官吏操縱官府賬冊創造了機會，稅收結構實在是積累了太多的復雜性，這一點本應該避免但是卻沒有避免。

第四節稅收結構的進一步調整

兵餉，其意義在于，許多地方的丁銀已經部分地被攤入地畝之中，因而提編相當于一個附加稅的附加稅。

附屬附加稅——征收絲、絹，麻等物品。

雜稅和無法征收的項目的并入，他們的并入既不完全，又不統一，但是有些地方已經簡單地將這些項目添加到田賦中，好像他們的合并已經得到了正當的授權。其他同樣攤入田賦的稅收，包括門攤稅、酒醋稅、房地契稅、魚課等，甚至還有一些商稅。

第二篇：中國財政史論文

論農民生計的古與今

一、前言

我們知道，國家財政史伴隨國家的產生而產生，隨著國家的發展而發展，依著經濟運行和政治詩句的動蕩而波動的古老的歷史范疇。

國家財政的運行有時會帶來國家的昌盛、人民的富庶、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有時也成為朝代更迭的導火索、人民災難的源頭、社會發展的障礙。實踐證明，國家財政史任何政權組織賴以生存的經濟支柱，同時對國民經濟有著重要的影響，是國家強弱乃至興旺的催化劑，是國民經濟發展或衰落的重要經濟杠桿。

既然財政制度有著如此重要的經濟地位，那么，我們就很有必要以古鑒今，汲取歷史的經驗，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

與此同時，我們知道，農民，從古至今都是社會的支柱，沒有農民的勞作，就沒有我們的吃穿住行，就沒有國家的安定，社會的進步，所以，農民是國家的堅固基石，農民的問題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

二、問題

2006年1月1日，國家法律明令規定取消農業稅以減輕農民日益增長的沉重負擔，同時還針對農藥、化肥以及各種作物對農民實施了相關的補貼，這些措施雖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農民肩上的負擔依舊沉重。有很多農民因為無法靠種植養活自己，所以棄耕進城打工，而如今看來這種現象愈發嚴重，甚至為此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國家采取了相關的措施卻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這里面究竟又存在著怎樣的原因呢？

三、原因

國家從最基本的稅收方面入手減輕農民的負擔，但是，卻沒有為后續做太多實際而有力的保障。如，農產品不值錢，或農產品在農民手中不值錢而在市場上卻短缺等情況。如今的社會不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而是一個物流四通八達的商品經濟社會。會出現那些情況都是因為農民缺乏必要的信息渠道，他們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可以讓自己獲利更多，讓自己的汗水不會白白揮灑。畢竟在商品經濟社會中，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就是黃金。

除此之外，我們也知道，農產品在古今地位不同：在古代，它們是生活必需品，貼的是自產自用的標簽；如今，雖然它們依然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對大多數在城市生活的人們來說，它們貼的是有機食品等商品的標簽。所以

四、以古鑒今

我們既然是從財政的角度來看農民生計問題，那自然，我們要從財政的兩大組成部分去分析，即收入與支出兩個不同的角度。

首先，讓我們先看一下漢代分別是是采取了怎樣的措施吧！

西漢初年，國家由于秦朝暴政以及改朝換代的戰爭，農民生活已經淪落到不堪想象的悲慘境地，面對這樣的棘手狀況，西漢君王默契的采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在收入方面，高祖在位時，施行了賦役減免等措施。如，災歉減免，即如果遇到重大災害，則賦役根據情況或全免或部分減免；對平貧困戶的減免，即“民貲不滿三

萬，勿出租賦”；恩幸減免，即國家慶典或皇帝出巡時免除沿途郡縣當年租賦。

通過一系列的休養生息，就出現了我們所知道的文景之治，為后來漢武帝出征匈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然，這是后話。

除此之外，武帝還施行均輸、平準政策。均輸指的是，朝廷不需要的貢品可以不再運送京城，而是由當地的均輸官負責運輸到行市高的地方去銷售，把銷售所得交給中央，而京師所需則由均輸官就近購買。這樣既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又可以調節物價，防止商人牟取暴利。平準，則是指平抑物價。具體措施是在長安設置平準官專管收集各地的貨物，就像一個總商店，而各地設置的均輸官又像分商店，全國就這樣組成了一個四通發達的商業網。平準官在京城統一組織調配，物價賤時買進，貴時賣出，以調劑有無，平抑物價。我想，這一點很適合我們的商品經濟社會，值得借鑒一下。

除去收入方面，再看一下支出。

西漢繼秦之后，加強了水利事業的支出。武帝不僅在關中地區和關外地區相繼開鑿十多道用于灌溉的水渠，還整治了黃河，使日后80年間黃河未發生過大的水災。東漢也不甘落后，將水利事業不斷向東南發展。總之，水利很有力的促進了農業的進步和發展。

五、對策

從上面的剖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古今時代不同，農民地位有所變化，但是，有一點不變的是——。

六、結語

農業稅取消后，解決“三農”問題任重而道遠

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盡管糧食增產、農民增收成為去年國家宏觀調控的突出亮點，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好成績。但專家依然指出，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主要是得益于“好政策”和“天幫忙”。在高糧價的比較效益下，一些農村也出現了值得注意的“警號”。中國當前的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還存在著耕地和淡水短缺；土地流動性不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許多問題。

李寧輝告訴《大地》，要解決我國農業存在的問題，僅靠中央的“一號文件”等惠農政策已經遠遠不夠，在統籌城鄉發展的大背景下，惠農政策從“一點突擊”到“多點推進”的變化，一條新的解決“三農”路線圖已經出現在世人的眼前。

告別“皇糧國稅”以后，中央財政將承擔800億元的缺口，同時，在減少的稅收收入中，中央政府的補貼達到了80%；剩余的20%則有省、市、自治區來承擔。同時，中央財政還要投入150億元改善縣鄉基層單位，解決基層單位財政運轉的問題。

今后在對于農業的政策上必須保持穩定性，讓農民切實感覺到了減負增收的實效，增強政策的“邊際效益”，建立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抓好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保護好耕地，積極引導農民理性種植糧食，積極利用期貨市場，開拓國際市場，避免糧食市場出現新的大起大落，直接影響農民增收。

李寧輝的觀點至深之處，還在于要解決當前的“三農”問題，就必須先著手解決城市農村“二元化”待遇的問題，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這才是關鍵所在。參考書目：

1.《中國財政史》孫翊剛、王文素中國社科出版社2007.6版

2.《中國財政史》孫文學、齊海鵬東北財大出版社1997.9版

3.《中國財政史綱》黃天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2.2版從

2004年起，中國政府對農民做出了一個最重要的決定——取消農業稅。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皇糧國稅”將于明年正式退出歷史舞臺。這意味著中國那種“以農養政”的時代即將終結，無疑是給中國農民帶來了最大的福音。

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實行的是“二元制”的制度，廣大農民的稅負長期高于城市居民。農民生活維艱，而農村的各級村官則還要上門收“三提五統”，這可能直接導致社會矛盾的加劇和惡化。

深刻的改革已經把這樣的課題擺在了政府的面前，隨著農業稅的取消——這場中國農村稅費改革邁出的第一步，一場涉及農村發展全局的深層攻堅改革已經開始。進入“無稅時代”，農業蓄勢待發

2004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做《政府工作報告》時宣布5年內取消農業稅。隨后，取消農業稅的進程加快，在吉林、黑龍江兩個糧食主產省先行免征農業稅改革試點。河北等11個糧食主產省（自治區）降低農業稅稅率3個百分點。2004年12月，已有河南、廣東、浙江、江蘇等省市明確表態2005年全免農業稅，取消農業稅之聲勢如破竹。

專家稱，溫家寶總理一年前承諾的5年內取消農業稅的目標可望提前兩三年實現。這是“為億萬農民送上了一份厚重的‘新年禮物’”。

中國改革率先從農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勢迅速推向全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隨著改革的進程，“三農”問題卻越來越突出。“三農”問題是在轉軌時期，舊體制保留有余而新體制跟進不足所造成的，“三農”問題的核心就是農民權益的保護問題。過去計劃經濟對農村生產是到村到組、到邊到角的影響，計劃經濟的管理方式延伸到農村社會的各個角落。如果根除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和管理方式，農村中存在的問題幾乎都可以迎刃而解。農產品購銷政策的改革、戶籍改革和“三提五統”的取消等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農業稅取消，再加上中央對糧食的直補，這一減一增讓農民真正得到了實惠，農民種田的積極性一下被調動起來了，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李寧輝博士說，“這對中國今后農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國農業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加快，將會有更多的農民進入城市，土地就會流轉到一些農村的種植業大戶手中，形成規模化生產。目前，政府要做的就是把取消農業稅后的配套措施制定好，把剛剛調動起來的農民種糧積極性鞏固一下，為農業今后的規模化生產奠定基礎”。

在現實階段，取消農業稅是中央政府從大局觀的高度和政策選擇的角度考慮和解決農民權益的保護問題，對農民權益全面長期的保護和農村市場化的進程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也是中國農業發展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

取消農業稅：體現新的重農思想

“自從盤古開天地，不收皇糧第一回”。這是安徽省來安縣60多歲的農民葛美如今年在自家門口貼的一副對聯。受益于農業稅的減免和“三補”，葛美如家里去年增收了近千元。

近幾千年來，中國的農民一直在苛稅生活的最底層。就在幾年前中國農民不僅要依據耕地面積和產量繳納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等稅種，還要繳納用于維持村級組織運轉的“三提五統”費用，此外每年還有義務勞動等負擔。

在中國城市和農村，一直實行的是兩套不同的稅制，廣大農民的稅負長期高于城市居民，稅率達到8.4%。農民們常把農業稅稱之為“公糧”，單純就農業稅而言，也許負擔并不重。然而，在很多地方，向農民“搭車”收費的項目并不止這些，而是五花八門。再加之一些鄉鎮人員臃腫，有資料顯示，我國現階段每30名農民養活一名鄉鎮干部，從1996年到2000年，中國農民人均收入增幅連續五年遞減。

幾年來，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增收就已經成為中國政府關注的重要議題。從2000年起，安徽省率先進性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后來逐步擴大到所有省份，“三提五統”、義務勞動這一征收40多年的稅種被取消。然而，人們看到取消農業稅的地區多是經濟發達地區，事實上經濟上越貧困的地方，越需要取消農業稅。

著名農業問題專家何開蔭認為，此次取消農業稅是“牽農稅改革之一發，動農村綜合改革之全身”。

“這是中國農民首次享受到的、距離最近的惠農政策。同時也是新一屆中國政府‘以民為本’的‘新的重農思想’的體現”。

農業稅取消后

農民增收面臨的問題

中央確定取消農業稅，就是要減輕農民負擔以便讓農民盡快增收，其初衷是毋庸置疑的。告別農業稅，農民確實得到了實惠，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民的腰包就一定鼓起來。李寧輝說，農業發展的關鍵就是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而這些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

在江蘇鎮江，去年的人均收入5372元，比上年增長了13.5%。然而從總支出就可以看出，去年農民3798元的平均支出占了七成以上，實際能夠落在農民口袋里的其實并沒有多少。

這些結果表明，一邊是農民收入呈大幅度增長；一邊是農資市場價格持續上漲，還有教育、醫療等支出加大。可以說農民拿到手的就是勞動力的體現。

“救護車一響，一頭豬白養，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這就是中國一些農民因為生病帶來生活窘境的寫照。而農民因病返貧的例子也不在少數。權威機構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農民看病難、醫療費用高是當前農村社會發展中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本次調查中，過去三年內仍有32%的嬰兒是在家出生的，其中西部高達41.6%，中部為25.2%，東部為17.9%。過去三年內在家死亡的占到了78.6%，其中西部為82.1%，中部為71.9%，東部為79.6%。大病給農民的生活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在調查的1100多個農戶中，共調查了402個大病戶，農民一次大病的平均花費為7000多元。一次大病的醫療費就花掉了一個家庭一年多的全部收入。

李寧輝認為，當前農民面臨農資漲價過快，支出增加；教育和衛生成本過高，農民中間存在著上學難、看病難等一系列問題。而這些都屬于公共產品，只靠縣鄉村的投入是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從市場經濟角度來說，政府應該加大對農資市場、農村醫療、教育、保險等方面的投入就是減輕農民負擔。同時要搞好鄉鎮機構建設，減輕冗員、冗官的現象，采取由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辦法可以在短時間內消化解決，并且能夠迫使基層政府削減冗余人員，“三農”問題將會迎刃而解。但這將是農村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

取消農業稅后，搞好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體制和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這是政府應該做好的任務。但是，這些改革必須和糧食流通體制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相提并論。

工業理應“反哺”農業

有學者計算，從1953年實現統購統銷到1978年，國家通過低價收購農產品取得了4000億元的積累，相當于同期形成的國有工業部門固定資產原值的約90%；而從1978年以后到現在的20多年的時間里，低價拿農民的土地，價值高達2萬億元人民幣。另外，低價使用農民工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同工不同酬，即便是同工同酬，城鎮戶口的人所有的福利待遇，農村戶口的人就沒有了。

同時，國家目前已經積極推進農村改革，工業反哺農業的進程已經開始。比如農村取

消農業稅后，轉移支付一項中央財政拿出的資金就比去年多300億元；改革流通環節為農民的直接補貼，國家就拿出了116億元；還有農機補貼、良種補貼等力度在不斷加大。從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半個多世紀，我國農業對工業化的“有形”貢獻已經超過1萬億元。正是靠農業“乳汁”的哺育，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起點上，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數字和事實都表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目前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

李寧輝告訴《大地》：“中國政府去年財政收入有2.6萬億元，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了13萬億元，中國盡早取消農業稅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去年一年減免農業稅的省市財政收入增長仍然超過了20%，這為中國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的轉折提供了支持。”

第三篇：中國社會學史讀后感

中國社會學史讀后感

如果從孔德1938年出版的《實證哲學教程》提出“社會學”（sociology）一詞算起，社會學已有170多年的歷史，中國社會學如果從1903年嚴復翻譯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群學肄言）算起，也有了100多年的歷史，當然無論中外，社會思想古已有之，但這里是作為學科的社會學而言的。中國的百年社會學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這就是以新中國的建立為界，分為前一段近50年的中國早期社會學和后一段50年的中國當代社會學。

中國社會學存在著兩大傳統，一是從孔德開始的西方社會學傳統，另一個是從馬克思開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傳統。這兩大傳統的社會學，在早期的50年表現為以孫本文集大成者的經院學派（綜合學派），以梁漱溟、晏陽初為主要代表的鄉村建設學派，以費孝通、吳文藻為代表的社區學派，以李大釗、瞿秋白、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從本質上說，中國社會學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產物。長期封閉的中國社會的轉型是一種被動的轉型。這一轉型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鴉片戰爭翻開了多難與動蕩的中國近代史的第一頁。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與后來的甲午戰爭的敗北，以及戰敗后的西方列強在中國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賠款的狂潮，是中國人民保守喪權辱國之苦，使中國社會日益陷入惡性循環和畸形發展之中。傳統的中學已無力挽救江河日下的中國，西方社會學的傳入適應了中國仁人志士為挽救近代中國社會日益惡化的運行狀態的需要。對19世紀末的維新派和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在為救亡圖存和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首先將社會學這門學科傳到中國，這是由于孔德系的社會學正好適應了維新派人士進行社會改良的迫切需要，他自然成為改派知識分子引進和介紹的首選目標。而在資產階級維新派提倡西學，向西方學習的同時，19世紀末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傳入中國。

新中國成立之前，社會學思想主要來源于西方社會學，并非很認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首先非常注重社會調查，這在一直崇尚“精英文化”，講究賢人政治的中國社會中，這觸及了整個思想觀念上如何著手認識、解決中國的問題。陶孟和、李景漢曾經大大致力于實地社會調查。楊開道力主“以農立國”，并在清河設立了一個社會學“實驗室”，著有調查報告《清河——一個社會學的分析》。李景漢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代表了中國當時社會調查的最高水平。晏陽初主張“民族再造”，中國人有愚、窮、弱、私四大缺點，需要有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分別救治，通過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實施。梁簌溟主張從社會組織構造上重建文化體系。陳達深入研究中國的人口問題，開中國現代人口普查之端。吳景超提出了一套工業化與社會建設理論，并進而探索出了一條融合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新路。以“社區研究”為方法、以“功能主義”為理論基礎，形成了鮮明的“燕京學派”，在吳文藻的主持下，嘗試建立比較社會學。吳文藻“請進來”“走出去”的做法，體現了他宏大的學術抱負，他對派哪個學生，去哪個國家，哪個學校，拜誰為師，吸收哪一派的理論和方法等問題都做了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安排，這實在是讓人敬佩！費孝通《江村經濟》《生育制度》《鄉土中國》《皇權與紳權》《云南三村》等等著作中的觀點和主張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復興鄉土工業，這樣不僅可以解決土地問題，還能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集聚工業化所需資本，解決人多地少，重建鄉村，重建中國。孫本文將文化看成是 社會形成的基礎，編著《社會學原理》，號稱迄今為止最翔實精細的社會學概論教材。潘光旦用生物因素解釋文化現象，提出著名的“位育”論。

他們作為中國的第一代社會學學者,他們也曾苦苦探索,研究中國的文化體系和社會問題,試圖在大動蕩的時代中尋找一條富國強民之路,為了堅定理想和信念,他們付出了青春、有的乃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的精神可歌可泣，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完成社會學的本土化，他們為中國社會學在世界社會學界贏得了地位，使中國成為除北美和西歐以外的世界上社會學最繁榮興旺的地方。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社會學學派。

19世紀末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開始出現在中國思想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思想界對馬克思已經不陌生。但是應該看到，這段時間對馬克思的介紹和討論還是比較零碎的。隨著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有兩種不同但又統一的形態。一種是革命批判性的形態，以揭露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致命的弊端為主要任務，以推翻資本主義為目標。另一種是維護建設的形態，以維護改善社會主義為目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然而社會學并未如社會學者期待的那樣發揮作用，把原本是一門維護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社會學認為是“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偽科學”，并在1952的院系調整中被取消了，直到1979年方才開始重建。1949以后中國的社會經濟曾有過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在此情況下，倘若社會學與社會主義相結合，新政府重視并采納社會學者們積數十年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套社會建設方案，逐步建立起穩定而有效的現代管理體制，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可能少走一些彎路，一個沒有社會學參與的社會建設，無疑走了很多彎路或者錯路。中國社會學被取消了整整27年，27年后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時，他已遠遠落后于西方社會學，這需要接下來幾代社會學者的努力，才能與西方縮小差距，跟上時代的步伐。曾經與社會學休戚與共的第一代社會學家，則在這場厄運中飽受批判與摧殘，他們對新時代的熱情、對國家建設的參與感受到重擊，最終帶著遺憾走向了凋零。

當下的中國正是經濟轉軌同社會轉型的關鍵敏感階段。盡管我們的社會面臨著一系列亟待解決的矛盾，一定時期的矛盾積累必然需要一個發泄口，社會學的價值就在于他能較為合理的用較小的代價將這些矛盾弱化。從而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這些矛盾問題并不妨礙我熱愛我的祖國，他只能激發我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去運用我們所學的社會學知識來實現社會的良性與協調發展。

社會學是一門處于上升階段的學科，社會是一個巨大的矛盾體，充斥著各種日新月異的問題，社會學就是一個合格或者趨向于合格的修補匠，解決或趨向于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的社會學，一方面要本土化，另一方面要國際化。中國社會學已走過了一百多年風雨兼程的曲折道路，我們如果立足現實，弘揚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那么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它必將大放異彩,中國社會學最終能如先驅者所期望的那樣，為中國的繁榮富強作出貢獻，并對世界文明的發展有所建樹。

第四篇：中國園林史讀后感

《建造革命1980年以來的中國建筑》讀后感城規08班黃星溢08033410

3“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客觀、全面、獨立地書寫歷史是我們比較期待的．但現實的復雜和個人的有限性往往使許多記錄歷史的書籍迅速湮沒在浩瀚的圖書中。太史公司馬遷之所以為人所稱道，不僅僅在于他創建的體系之完整和眼光之獨到，也在于他敢于記錄當代歷史，臧否當代人物。20世紀末，現代建筑運動的接力棒傳給了我們，中國正在發生迅猛的建筑革命，中國特殊的國情造就了許多中國特有的現象，因此出現了1980年以來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筑，并且這其中也蘊含了大量的學術問題。《建造革命1980年以來的中國建筑》一書系統的介紹了20世紀末以來中國建筑的發展，并先在西方學界產生比較大的影響。但我認為《建造革命1980年以來的中國建筑》一書對當代中國建筑的記錄并不全面，當下的許多現象廈活躍的設計機構及設計人物都沒有涉及。而且比較遺憾的是，它沒有章節寫到建筑的支撐體幕。在中國，實踐和體制的確是左右建筑學發展的主要園寨，但在我看來，在市場經濟體系中，支撐系統對建筑學的發展作用同樣不可小覷。但這些都不妨礙該書成為研究中國當代建筑的里程碑式的巨作。美國著名的雜志(建筑實錄)稱該書 從中國角度追溯了中國大陸建筑的發展，關注本土和民間的設計，記錄了中國建筑實踐如何被國內外的事件所影響”。B本著名的設計師隈研吾認為 “對中國當代建筑罕見和綜合的歷史分析，作者25年來經歷和目擊了中國建筑的革命性開發，對涌現的中國建筑景觀呈現出詳細和深刻的論述。

該書結構非常清晰，作者開篇即討論了中國當代建筑評價標準和西方文化和中國建筑的融合等宏大性的問題，在隨后的章節中，作者從城市規劃的角度分析了中國幾個城市的特點并重點分析了中國住宅的演變。宏大的討論之后，作者將眼光轉向了實踐層面，不僅僅分析了中國當代代表性建筑師的理念及其作品，而且還對實驗派建筑師的實踐進行了深^的分析。作者在充分肯定實驗派建筑師的創作的同時，也警醒我們中國的實驗派建筑師受到了大多的溢美之詞，批評的缺席將制約他們的發展。最后。作者非常客觀地分析了中國當代建筑發展的機會及面臨的挑戰如果解決不了這些問題，中國當代建筑將非常荒蕪，但我們相信，我們的建筑師能夠跳出單一的”西方化”和“中國化”的偏見，在當代中國和世界格局之間找到新的平衡。

第五篇：中國相聲史讀后感

中國相聲史讀后感

耿 瑛

今年1月，倪鍾之著《中國相聲史》剛剛出版，就送我一本，我喜出望外，看完全書后寫成這篇雜感。

早在199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就出版了王決、汪景壽、藤田香合著的第一本《中國相聲史》（以下簡稱“三人本”）。萬事開頭難，那本20年前問世的“相聲史”功不可沒。但是，作者受到占有資料所限，書中還有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又因為此書的三編是三人分工撰寫，體例也不統一。

“倪本”中前有《引論》，后有《結語》，正文設有《古代篇》《近代篇》《現代篇》《當代篇》及《域外篇》，全書共二十章，章下均有小節。體例統一，論述的更全更細更廣。此書從縱向看，貫通古今，從橫向看，跨越中外。下面我僅通過全書五篇的部分章節，略加評述。

古代篇

在《古代篇》中，共分八章。前六章是從《先秦及秦時的優人滑稽》一直說到《清代的滑稽表演》。其中第二章《兩漢南北朝的優人滑稽及影響》和第五章《元明流行的滑稽表演》，都填補了“三人本”的空白。第七章《歷代笑話的積累》與“三人本”的上編第二章《歷代笑話》的內容相同，可“倪本”列舉的古代笑話更多，且有兩篇正是單口相聲《糊涂縣官》和相聲《賊說話》的出處。第八章《笑話與口技的結合—— 明清隔壁戲》，則是“三人本”中沒有論述的內容。這一章關于隔壁戲的記述，正是相聲由“暗春”到“明春”演變的重要階段。

近代篇

“倪本”的《近代篇》中，包括第九章和第十章。

1848年（清代道光二十年），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當時中國的相聲是否已經產生，尚無更多文獻可證。但是道光年間的子弟書《風流詞客》中，描寫了相聲藝人馬麻子的藝術生涯，這是有文可考的。在第九章第二節《近代相聲的創始者》中，作者記述了八角鼓票友出身的相聲名家張三祿和京劇藝人出身的相聲名家朱紹文及其弟子。因為張三祿沒有弟子，僅知他在清代道光咸豐年間就在北京獻藝，是他將全堂八角鼓中的“說學逗唱”四功，作為相聲的四門功課，流傳下來。作者沒有照抄他書，把張三祿硬列為相聲第一代藝人。對于朱紹文及其傳人，因為有藝人師承譜可證，因此書中的記述也很詳細。

在《“肅親王禁相聲”及其影響》一節中，作者通過藝人的口述資料和有關文章，作了進一步分析。認為清代光緒年間，難登大雅之堂的相聲藝人處境艱難。北京相聲遭禁演后，客觀上也促使了北京相聲藝人到外地獻藝求生。從而使相聲藝術走向各地，擴大了這個北京曲種的影響，這種分析是實事求是、合乎情理的。

在第十章第一節《相聲向外地傳播》中，作者根據有關文獻，論述了相聲在天津、沈陽的實況。對于相聲在河南、山東、江蘇、湖北、上海等地的傳播，雖然僅是一筆代過，但是也足以說明清末民初相聲藝術的傳播很廣。第二節《“相聲八德”及其同輩藝人》，第三節《“清門相聲”的流傳》，第四節《兩代“云里飛”演唱的滑稽京劇》中，記述的全是清末民初的一些著名相聲藝人。這里，我僅說說“清門相聲”和“滑稽京劇”。

“清門相聲”是指八旗子弟在全堂八角鼓中表演的相聲，與其相對的則是藝人系統傳承的“渾門相聲”。“清門相聲”自從阿彥濤收徒起，“清門”與“渾門”兩派相聲便開始融合。民國八年（1919年），由于八旗子弟的錢糧停發，迫使一些票友下海從藝。作者根據現有史料，為民國后的“清門相聲”著名演員華子元、譚伯如、陳子貞、廣闊泉、高玉峰、謝芮芝六人都作了小傳，列舉了他們常演出的曲目，其中有人還留下了唱片，是我們研究民國時期相聲的珍貴資料。

在上述這些“清門相聲”中，有人曾是京劇票友，熟悉戲曲，因此才能編演出腿子活《捉放曹》和反映戲迷生活的《戲迷鬧學》《戲迷賣切糕》等相聲。又因為“清門相聲”演員多比“渾門相聲”演員的文化水平高，才能編演出《夸住宅》《開粥廠》《八扇屏》等曲目。因此，“清門相聲”對于提高作品的文學性是起過重要作用的。

滑稽京劇，又名滑稽二黃。作者引用了北京相聲名家白全福先生的《回憶錄》，有詳細記述。侯寶林、白全福等相聲名家都是先學唱滑稽京劇、后改行說相聲而名揚全國的。我想，侯寶林曾演的曲目，正唱逼真，歪唱可笑，這與他當年唱過滑稽京劇下過功夫是分不開的。

現代篇

《現代篇》中包括了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在第十一章中，分節記選了《“馮家門”相聲在東北的流傳》《“馬派相聲”的形成》《張杰堯從南方回到北京》和《一代名家張壽臣》。這些著名相聲演員，都是民國時期各地的代表藝人。在第十二章第二節《“女相聲”演員的興起》，提到了來小如、德淑珍、苗喜珍、馮洪飛等鮮為人知的早期女藝人。在《相聲著作的出版》中，記述了張笑俠的《相聲集》（第一輯），此書中的《相聲總論》一文，是一篇研究相聲藝術的重要文章。連闊如的《江湖叢談》是曲藝民俗專著，書中有許多評書和相聲史料。張履謙的《民眾娛樂調查》書中有《相聲》一章，記述了河南省開封市的相聲藝術及主要藝人。這些民國年間的圖書，都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

在第十三章中，作者著重記述了抗日戰爭時期大后方作家老舍與藝人歐少久合作的“抗戰相聲”和在華北淪陷區天津市常寶堃與常氏相聲。在抗戰時期與解放戰爭期間，解放區的曲藝活動中，陜北說書藝人韓起祥和西河大鼓藝人王尊三都有公認的佳作傳世，而相聲卻很少，在當時影響也不大，這也反映了解放區曲壇的實情。

在第十四章第五節《“俗文學”研究中的相聲》，談到了1938年出版的鄭振鐸著《中國俗文學史》一書。此書把俗文學分為五類，其中的講唱文學，相當于今天的曲藝。鄭所記述的歷代講唱文學，包括唐代的變文、宋代的鼓子詞與諸宮調，元代的散曲，明代的寶卷，清代的彈詞、鼓詞與子弟書等等，卻沒有提到相聲。這是因為相聲曲目多是藝人口傳心授，沒有文本可查，因此研究相聲者也很少。1946年出版的楊蔭深著《中國俗文學概論》中，設有相聲專章，并有《相聲起源》《相聲與雙簧》等節。此外，只有散見于報刊上涉及相聲的短文，數量也不多。不過，當時的俗文學家們，開始重視講唱文學，并有人注意到相聲，這也算相聲研究中一個可喜的開頭。

當代篇

在《當代篇》中，記述了新中國成立后，相聲藝術曲折發展之路。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分別寫了“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時期”、“新世紀”四個階段的相聲狀況。

從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到1966年4月“文革”前夕，相聲藝術幾上幾下，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走過來的。建國之初，從舊社會過來的曲藝老藝人都歡欣鼓舞，其中鼓曲藝人編演了許多歌頌新中國新人新事的大量新曲書；評書藝人也根據《新兒女英雄傳》《呂梁英雄傳》等著名長篇小說改編過一些新評書，還有的藝人根據“二五長征”等黨史上的真事，創作過短篇評書。可是，相聲藝人卻遇到了難題，不知道相聲這種藝術形式，如何才能跟上時代，如何才能為人民服務。1950年，“北京相聲改進小組”成立后，在老舍等人的幫助下，把傳統相聲《菜單子》改成《維生素》，把《文章會》改成《假博士》，都是試探性的改編作品。演出后，觀眾認可，也使藝人對改進相聲有了信心。天津藝人常寶堃創作的《新燈謎》更是歌頌新社會的佳作。建國初期，業余作者創作的《夜行記》《打百分》等一批新相聲，經過專業演員演出后，深受觀眾歡迎。其中作家何遲創作、馬三立首演的相聲《買猴兒》影響最大，各地藝人爭相演出，各地報刊紛紛轉載，作品塑造了“馬大哈”這個藝術典型。可是這篇相聲也引起了一場爭論。當時影響最大的文藝理論刊物《文藝報》也對相聲《買猴兒》展開了一場大討論，有人叫好，有人反對，這在相聲史上是空前絕后的一次。可是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卻把何遲打成了“右派分子”，就連首演者馬三立也在劫難逃，被迫離開舞臺多年。本來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傳達后，強調了“雙百”方針，文藝界很活躍，新相聲也很多。可是在1957年“反右”之后，作者們都不敢寫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新相聲了。正因如此，在1958年8月，第一屆全國曲藝會演中，相聲節目只有《社會主義好》《天上與人間》《水兵破迷信》《別泄氣》等歌頌相聲。其中有的作品，是歌頌“大躍進”中的“敢想敢干”精神的，甚至是美化浮夸風的。雖然在1958年年末，黨中央就總結了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批評了“浮夸風”“共產風”的錯誤，可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又大搞“反右傾”，再次強調“階級斗爭”，相聲創作又進入了低谷。在建國十周年時，只有相聲《昨天》是通過一個人的奇特經歷，描寫了新舊社會的強烈對比，不愧為相聲佳作。

直到1962年在廣州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開始“反左”，文藝界反響很大，不僅小說、戲劇出現了一批佳作，相聲也產生了馬季編演的《登山英雄贊》《英雄小八路》《找舅舅》等新節目。而在1963年和1964年，毛主席“關于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后，文藝界，尤其相聲界，又一次遇到了難關。作者對于這段歷史作了如實記述。

《“文革”中的相聲》反映了“十年**”時期相聲的真實情況。文革十年在曲藝界經過了“受高壓、強掙扎、被利用”的三個階段。文革初期，許多相聲名家，被打成“反動藝術權威”，受到批斗。全國各地的曲藝團隊一度解體，相聲在文藝舞臺上一度消失。

1971年林彪一伙垮臺后，部分曲藝團隊恢復，有的相聲名家也歸隊，重新登臺。1972年馬季的《友誼頌》等新相聲在電臺播出后，受到廣大聽眾歡迎。“倪本”中還提到1972年天津的相聲《挖寶》，作者沒有細說，我補充幾句。這篇寫豬身上有百寶的相聲，不僅運用了傳統相聲“子母哏”和“貫口”等藝術手法，而且沖破了當時“四人幫”大力推行“革命樣板戲”“三突出”的創作模式，是當時難得的佳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文藝大解放。相聲舞臺上出現了一大批揭露四人幫的節目。如1977年出現了《舞臺風雷》《特殊生活》等相聲，讓觀眾們非常開心。特別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1979年建國三十周年的曲藝調演中，出現了楊振華、金炳昶表演的相聲《假大空》，大受好評，“假大空”被人稱作是繼“馬大哈”之后又一個反面人物藝術典型。此外，還有姜昆、李文華表演的反思相聲《如此照相》，影響很大。為了繁榮相聲創作，1984年舉辦的全國相聲評比中，又有一批新相聲獲獎，后來的兩屆中國相聲節，都產生過許多優秀作品。自從1982年在中央電視臺首屆春晚出現了陳佩斯、朱時茂的喜劇小品《吃面條》后，年年春晚的語言類節目都必有小品與相聲的競爭。在有些小品中，運用了相聲的表現手法，有些相聲演員也改演小品，一直堅持演相聲者，不僅有馬季、姜昆等相聲名家，還有來自湖南的奇志、大兵等一代新人。

新世紀以來，相聲回歸劇場的呼聲越來越高，在京津等地的小劇場相聲很火爆，但是小劇場相聲也出現了新問題，如在經濟大潮中把新中國成立后早已停演的葷口相聲又搬回舞臺，還把上流傳的葷笑話改編成相聲，因此，受到文藝界和觀眾的批評。

更為難得的是本書不僅論述了祖國大陸的相聲，而且還論述了寶島臺灣的相聲和海峽兩岸的藝術交流，也記述了一些少數民族相聲及與相聲相似的曲種，如藏族中的藏語相聲，蒙古族的笑嗑亞熱，朝鮮族的漫談、才談等等。

在《當代篇》中，對于相聲藝術的研究成果也有評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只有侯寶林等編寫的幾本相聲知識讀物，進入新時期后，在相聲研究方面，史論傳等無所不有。如侯寶林、薛寶琨、汪景壽、李萬鵬的《相聲溯源》，薛寶琨的《中國的相聲》，汪景壽、藤田香的《相聲藝術論》，王決、殷文碩的《相聲行內軼聞》，金名的《相聲史雜談》等都給相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資料。

域外篇

在《域外篇》中，即第十九章與第二十章，記述了中國相聲在海外的影響，并引起了國外學者的關注。新時期后，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林培瑞（中文名）在《中國文學》上發表過《論侯寶林》，還訪問過天津的相聲藝人；朝鮮血統的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崔淑英也來華訪問過侯寶林；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教授尼古拉·萊仙客多年來研究中國相聲，并把其研究成果寫成文章編入教材。1981年他與我國沈陽相聲作家白紀元，著名相聲演員名家楊振華互相通信，探討相聲問題，加強了兩國的相聲學術交流。

此外，本書對于與中國相聲類似的外國藝術，也有簡述，如朝鮮半島（朝鮮、韓國）流傳的“漫談”與“才談”，日本的“落語”與“漫才”等等。

通過本書《后記》中作者的自述，我對這位曲壇老友，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他與相聲真有緣，天地人三才都占全”。從天時上看，他不僅親眼見過相聲藝術的整舊創新，而且還趕上新時期相聲復興，見到了曲壇百花爭艷，笑林綠樹成蔭。

新中國成立后，相聲藝人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有些相聲藝術家當選為各級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還有些相聲名家當選為中國曲協和省市曲協正副主席。在2006年至2010年，中國曲藝牡丹獎評獎中，獲得終身成就獎者共有27人，其中相聲藝術家就有6人。

在全國數百個曲種中，相聲是流傳最廣的曲種之一。據我所查，《中國曲藝志》的29卷中，有26卷的“曲種表”包括相聲，開列相聲條目者多達18卷，只有3卷的“曲藝志”中沒有相聲，但不等于本地沒有相聲，只是相聲并不是本省的主要曲種。可見，相聲藝術流傳之廣，影響之大。

新時期以來，相聲選集與相聲論著大量問世，再加上這位有心人又搜集了許多各地內部出版的各種曲藝資料及在報刊上發表的作品與文章，乃至相聲名家音頻資料，這些都為作者寫這部書提供了有力的參考。

從地利上看，作者生在相聲寶地天津，從小就常聽京津兩地名家相聲，喜歡相聲，熱愛相聲。早在學生時代，他就是文藝骨干，上臺演過相聲與話劇。雖然從天津城市建設學校畢業后在天津市建筑工程局工作，但他發表過關于相聲的文章，并引起了一場爭鳴，讓相聲界知道其人。1962年，他被調到專業曲藝團工作后，寫過許多曲藝論文。“文革”時，曲藝團解散，他調到天津市和平區文化館做文藝輔導工作，還給業余文藝工作者講過相聲課。1986年文化部在天津創辦中國北方曲藝學校，他成為“中國曲藝史”和“曲藝概論”兩門課程的教授。1991年他撰寫的《中國曲藝史》出版引起了很大反響。1996年他退休后還主編過《曲藝講壇》，后來又出版過《民俗曲藝與曲藝民俗》等書。因此他接受了這部《中國相聲史》的任務后，僅用一年的時間就完稿。

從人和上看，倪鍾之為人隨和，人緣很好，文藝界的良師益友對他的幫助很大，曲藝界的晚輩都尊稱他為倪老師，這也是他在曲壇不斷取得豐碩成果的原因之一。當然，僅有天時地利人和還不行，這與他的敬業精神是分不開的。他博覽群書，從當代文獻到近現代文學、戲劇，活到老，學到老，老有所為。

在《后記》中，他說：“盡管我給汪兄等人的著作提了很多意見，而自己這部著作究竟如何？則又是一個問題。還請專家和讀者品評吧！”

這本書的研究成果是肯定的，年近八旬的作者寫作態度是嚴肅慎重的。凡是至今尚不能下結論的問題，他都憑個人理解猜測用“可能是——”來表述。對于前人口述中不同的說法，也都是二說并存的，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值得我們學習。

這部長達50萬字的長篇專著，實在難得。但是由于占有資料的寡眾，難免有些地方粗細不均，尤其是音像制品比如盒式帶、光盤、絡資源方面所談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