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南渡北歸讀書報告

南渡北歸讀書報告

剛看完《南渡》的時候，心里是滿滿的惋惜和欽佩。我一直困惑著，怎樣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稱為“后無來者”的大師？

所謂大師，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張橫渠的一句話來概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剛剛走出封建社會的中國還很閉塞、落后，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傳統的中國人，骨子里還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離經叛道的人。梁啟超就是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啟超不光自己在中國宣傳新思想，把先進的文化帶回中國，更讓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學之路，并且凈撿荊棘密布、無人問津的路來走。中國人沒有搞建筑的，他就讓梁思成去美國讀建筑。中國冷僻的考古事業(yè)沒有科學的方法，他就讓梁思永去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中國缺少將才，他就讓梁思忠走上了軍事道路。“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中國人民沒有受過現代科學的洗禮教化，他就用這樣的方式把現代科學帶進了國門。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們偉大的父親，而中國普通百姓從蒙昧中的漸漸覺醒，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啟超一樣不計私利、只為改變祖國現狀的大師。他們攜著新技術、新知識、新思想，漂洋過海，終是砸開了愚昧落后的大門。這可謂“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說來自孟子。《孟子·盡心上》有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養(yǎng)性以奉天命，或許并非難事。而大師與平常人的區(qū)別就是他們是“為生民”而“立命”。被稱作“三百年來一大師”的陳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動。艱難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囑女兒：‘王媽媽和我們奔波半年，過舊歷年總要讓她多吃幾塊肉。”’想要為天下百姓謀福祉，首先就應對身邊的人有發(fā)自肺腑的關懷。陳寅恪先生畢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國史學上，就連逃命都不忘提著書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語所就職，可是他卻舍不下在清華教書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視網膜脫落，迫于時局無法醫(yī)治，可他依然不放棄他的教授職業(yè)。書里這樣寫道：“此時他的右眼視

網膜脫落，僅剩左眼視力勉強看書授課。陳氏仍像當年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著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卻從不遲到。”他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傳遞給了千千萬萬的學生。“為生民立命”恰是陳寅恪先生人格的寫照。

張橫渠所謂“絕學”指的是儒學，在此就讓“絕學”擴充一下范圍，暫代所有的學問。如果將“繼”簡單地理解為繼承，那么這個人必定不會是個大師。一個真正的大師，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不管是董作賓的“五期斷代說”，還是老金的符號邏輯，都已經超越前人，令人贊嘆了。但在這眾多大師學者中，我最欽佩的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說過這樣一段話：“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學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蔡先生畢生追求著他的理想。他鼓勵胡適之、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大學宣講新文學，也不排斥辜鴻銘、陳漢章這樣的守舊派，這種學術的“自由”之風，不正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結合時代背景加以發(fā)展嗎？能達到如此程度的學術自由，我想是當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難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說是“既往圣之絕學”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這里的“學”可謂包羅萬象，“繼”也絕不僅是繼承弘揚這么簡單。

張載將“為萬世開太平”放在最后，或許是以此為四者中最高境界。日寇的鐵蹄踏上了中華大地，中國成百上千的學者、學生踏上了南遷之路。同是南渡，但各人的表現確實迥然有異。在書里，我們看到有愛慕虛榮的女同學，逃亡途中還不忘裝扮一番，我們也看到了像聞一多一樣堅決主戰(zhàn)，甚至有點兒狂熱的“憤青”，更有如陳寅恪、吳宓一般沉著冷靜，參看時局之人。但是無一例外，作者所說的大師，都是為國奉獻，渴望“萬世開太平”的仁人志士。抗戰(zhàn)期間，傅斯年曾一度擔任國家要職，在逃亡路上嘔心瀝血。1939年1月20日，他為愛子仁軌畫了一張旅程圖，題記日：“小寶第二個生日，是在牯嶺外公外婆家過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襲。生下來三年，走了一萬多里路了。”一席話讀來不免令人唏噓。傅斯年舍棄個人安危，甚至顧不上出生不久的孩子，但是卻不曾放下自己的責任和事業(yè)。董作賓、李濟等史語所的專家，為了不讓出

土的文物損毀，更是想盡辦法運輸轉移。更不用提北歸后的聞一多了，用一顆穿過頭顱的子彈，咆哮出對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愛！這些為萬民開太平之人，才稱得上真正的大師。我突然想起在書里讀到的這樣一段話：“在這風雨之秋，一只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退縮，只有鼓起勇氣，堅韌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

二

“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 恩格斯

本書的封面有一行極其醒目的宋體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我想了很久，作者的這一席話究竟有何意味。我覺得先有必要探討一個算是老生常談的問題：是時代塑造大師，還是大師鑄就時代。

最大、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個世紀上半葉持續(xù)不斷的**和征戰(zhàn)。辛亥革命前后，國家科技落后，人民愚昧麻木，那些留過洋的青年，在見證了他國的強盛和我國的貧弱之后，有了救國救民的強烈愿望，希望能夠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國來。自然，這種渴望不會終止于物質，為了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對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發(fā)。這個時期的中國社會是紛繁復雜的，有守舊派，有革新派，有想做回皇帝的，也有呼吁民主共和的，軍閥割據的現象極為嚴重，外國勢力也頗為猖獗。社會上沒有一股可以強大到獨霸天下的力量，各個利益集團互相制約。這似乎有點兒像我國歷史上孕育了“百家爭鳴”局面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或許正是因為當時社會動蕩、復雜，對任何思想沒有過多的壓制，也無從壓制，這就促成了當時人們在思想上的極大自由，從而為一批大師嶄露頭角營造了合適的土壤。如果說辛亥革命前后這段時間是一個大師萌芽的階段，那么抗戰(zhàn)時期的民族存亡危機，則直接催生了大師的生長。中國軍隊軍備落后，面對強大日軍無可奈何，這讓每個中國人深深憂慮。于是越來越多的人踏上留學之路，他們不只是為自己而學，更是為讓祖國強大而學。當他們

背負上了國家的榮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強大動力。曾昭燏在給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過自己的心境，她說祖國缺什么，她就學什么，不再學別人學過的，以免浪費資源。

任繼愈先生在談到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時，曾列舉董作賓的成才事例，他說：“一個學者的成功，個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會里，都是社會里的一個成員，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總是拗不過這個社會的大潮。只有在這個大潮里面，你個人的作用才有可能顯現出來。”對此我深以為然。書里還有一個細節(jié)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貽琦等校長在招聘教師時，并不唯學歷。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讀多年，可謂學貫中西，但也不曾獲個什么博士學位，這些人是純粹的為了做學問而做學問。而反觀當今社會，“功利”已經成為幾乎一切活動的目的。讀大學，是為了找個能賺大錢的好工作；運動員拼了命地訓練，只是為了換一塊對得起誰的金牌；醫(yī)生不再救死扶傷，而是為了提成亂開藥物??很多東西都變了味。社會風氣的浮躁，讓很多人失去了專注做學問的耐心。當下極端功利的社會風氣，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礙了大師的產生。作為當下社會的一員，我覺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這功利的世界里變得浮躁不已呢？

記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見過這樣一句話：“先覺者總是超前的，超前者總是孤獨的，孤獨者總是憂郁的，在憂郁中抉擇，在期待中覓路前行，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兩部分開合有度。

從張橫渠“立心”“立命”談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基礎與精神來源，這就把握了問題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結得好！

第二篇：南渡北歸讀書報告

剛看完《南渡》的時候，心里是滿滿的惋惜和欽佩。我一直困惑著，怎樣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稱為“后無來者”的大師？

所謂大師，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張橫渠的一句話來概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剛剛走出封建社會的中國還很閉塞、落后，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傳統的中國人，骨子里還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離經叛道的人。梁啟超就是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啟超不光自己在中國宣傳新思想，把先進的文化帶回中國，更讓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學之路，并且凈撿荊棘密布、無人問津的路來走。中國人沒有搞建筑的，他就讓梁思成去美國讀建筑。中國冷僻的考古事業(yè)沒有科學的方法，他就讓梁思永去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中國缺少將才，他就讓梁思忠走上了軍事道路。“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中國人民沒有受過現代科學的洗禮教化，他就用這樣的方式把現代科學帶進了國門。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們偉大的父親，而中國普通百姓從蒙昧中的漸漸覺醒，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啟超一樣不計私利、只為改變祖國現狀的大師。他們攜著新技術、新知識、新思想，漂洋過海，終是砸開了愚昧落后的大門。這可謂“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說來自孟子。《孟子·盡心上》有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養(yǎng)性以奉天命，或許并非難事。而大師與平常人的區(qū)別就是他們是“為生民”而“立命”。被稱作“三百年來一大師”的陳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動。艱難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囑女兒：‘王媽媽和我們奔波半年，過舊歷年總要讓她多吃幾塊肉。”’想要為天下百姓謀福祉，首先就應對身邊的人有發(fā)自肺腑的關懷。陳寅恪先生畢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國史學上，就連逃命都不忘提著書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語所就職，可是他卻舍不下在清華教書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視網膜脫落，迫于時局無法醫(yī)治，可他依然不放棄他的教授職業(yè)。書里這樣寫道：“此時他的右眼視網膜脫落，僅剩左眼視力勉強看書授課。陳氏仍像當年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著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卻從不遲到。”他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傳遞給了千千萬萬的學生。“為生民立命”恰是陳寅恪先生人格的寫照。

張橫渠所謂“絕學”指的是儒學，在此就讓“絕學”擴充一下范圍，暫代所有的學問。如果將“繼”簡單地理解為繼承，那么這個人必定不會是個大師。一個真正的大師，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不管是董作賓的“五期斷代說”，還是老金的符號邏輯，都已經超越前人，令人贊嘆了。但在這眾多大師學者中，我最欽佩的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說過這樣一段話：“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學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蔡先生畢生追求著他的理想。他鼓勵胡適之、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大學宣講新文學，也不排斥辜鴻銘、陳漢章這樣的守舊派，這種學術的“自由”之風，不正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結合時代背景加以發(fā)展嗎？能達到如此程度的學術自由，我想是當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難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說是“既往圣之絕學”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這里的“學”可謂包羅萬象，“繼”也絕不僅是繼承弘揚這么簡單。

任繼愈先生在談到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時，曾列舉董作賓的成才事例，他說：“一個學者的成功，個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會里，都是社會里的一個成員，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總是拗不過這個社會的大潮。只有在這個大潮里面，你個人的作用才有可能顯現出來。”對此我深以為然。

書里還有一個細節(jié)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貽琦等校長在招聘教師時，并不唯學歷。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讀多年，可謂學貫中西，但也不曾獲個什么博士學位，這些人是純粹的為了做學問而做學問。而反觀當今社會，“功利”已經成為幾乎一切活動的目的。讀大學，是為了找個能賺大錢的好工作；運動員拼了命地訓練，只是為了換一塊對得起誰的金牌；醫(yī)生不再救死扶傷，而是為了提成亂開藥物……很多東西都變了味。社會風氣的浮躁，讓很多人失去了專注做學問的耐心。當下極端功利的社會風氣，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礙了大師的產生。作為當下社會的一員，我覺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這功利的世界里變得浮躁不已呢？

記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見過這樣一句話：“先覺者總是超前的，超前者總是孤獨的，孤獨者總是憂郁的，在憂郁中抉擇，在期待中覓路前行，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兩部分開合有度。

從張橫渠“立心”“立命”談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基礎與精神來源，這就把握了問題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結得好！

第三篇：岳南《南渡北歸》讀書報告

岳南《南渡北歸》讀書報告

逃亡旅行

文／陳明儀[江蘇省蘇州中學“偉長計劃2011”]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稱日南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如是寫道。《南渡北歸》便記載了抗戰(zhàn)爆發(fā)前后，中國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從敵占區(qū)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謂“南渡”，實際上便是逃亡。抗日戰(zhàn)爭期間，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南渡西遷，先長沙后昆明，蒙自辦學，后又遷至李莊，隨同的還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組織。

多次浩浩蕩蕩的逃亡與南遷，本就是無可奈何之舉，也曾遭到學生的質疑與反對，有人甚至想上前線為國捐軀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歷史的長河證明，這逃亡，正是促使中華民族復興的智慧之舉。這引發(fā)了我對于“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來便象征著狼狽與落魄，是個不折不扣的貶義詞。《舊唐書》中也道：“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為逃亡之虜也。”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為眾人所唾棄，然而，《南渡北歸》中所述的逃亡卻并非代表貪生怕死，更非暗示著窮酸書生的軟弱無能，反而是一種忍辱負重式的以退為進。悲痛的知識分子面對敵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沒法身體力行地給予敵人有力回擊，只有發(fā)出“衰淚已因家園盡，人亡學廢更如何”的悲嘆，然而抹去淚痕，理性而冷靜地分析著自己可以提供給國家的最大幫助，發(fā)現自己的使命，即是為了民族復興，防止“人亡學廢”的局面發(fā)生，將國家的學術水平提高，將民族的精神發(fā)揚光大。為了正義而逃亡，必然是悲壯卻又智慧的選擇。的確，姑且不論所有北方知識分子，只舉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證明這一觀點。蔡元培先生被公認為北大最偉大的校長，樸素謙抑的他，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漢造反舉事的志氣與血性。出任北大校長之職時，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識革命”革去原京師大學堂里傳統保守的迂腐氣，使北大逐漸成為一塊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好景不長，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記載的那樣，沖動的學生未聽從他“以學術救國”的勸導，一腔熱血地發(fā)動**，致使多名學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將大炮對準了北大。頂著重重壓力韻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秘密懲辦的目標，他卻不顧自己已淪為眾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隨即，為避其鋒與消除北洋政府的怨氣，他于5月8日夜提交辭呈，喬裝打扮后悄然離京，遠走他鄉(xiāng)。他的逃亡，絕不是畏懼的表現，反而是一個強者面對如何同時保護自己與他人的難題時的最佳抉擇。

房龍的《偉大的逃亡》記載了瑞典人民在瓦薩王朝的建立者——古斯塔夫·瓦薩的帶領下，建立起獨立國家的歷史過程。與《南渡北歸》相似之處便是，瑞典人民不愿淪為臣虜的爭取獨立的頑強精神決定了“逃亡”之前可以加上“偉大”這一形容詞。縱然知識分子流離失所，甚至與摯愛的親人失散，但外表狼狽悲痛的他們，舉手投足間仍是一種倔強不屈的高貴氣質，一種中華兒女必勝的信念，而非茍且偷安的提心吊膽，這正決定了此次大逃亡的正義性。

其實，這次南渡的成功不僅在于知識分子是為民族大業(yè)而逃亡，而且在于它還是一次為時多年的旅行。

《難以企及的人物》的作者蔡天新先生曾在接受采訪時如此給旅行者下定義：“一個旅行者除了通常的游覽觀光和增長見識以外，還帶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說懷有某種特殊的使命。雖然每個人本質上都帶有浪漫的情懷，但一個旅行者通常更愿意細細品味旅途中的每個細節(jié)，而一個旅游者則希望一切都安排停當。”顯然，南渡的師生們不是旅游者，但卻是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其使命便是為中華民族復興之大業(yè)保存知識界的精英力量，邊行邊學，推進學術研究及教育事業(yè)的進步。

正因如此，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時，“湘黔滇旅行團”誕生了。1938年2月20日，旅行團大隊人馬離開長沙，一路經湘西穿越貴州，翻山越嶺，夜宿曉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受到了沿途百姓的熱烈歡迎與關照。岳南先鬻生如此評價這次旅行的意義：“68天的長途跋涉，旅行團師生們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進入了書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干世界。一路上，師生們拜訪苗寨，調查社會與民眾生活，切身感受到國家經濟的落后與百姓生活的艱辛。”黔西巖溶地貌，云貴民間歌謠，甚至是鴉片的種植背景和危害，這些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卻讓走近群眾的師生們因禍得福，踏上了另一片自己不曾熟悉的土地，讓南方的楚漢浪漫主義文化滲透于自己滿是北方的理性主義的肺腑之中。

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如果說“逃亡”所帶給我的啟發(fā)僅限于以退為進的謀略與忍辱負重的毅力，那么，相比之下，“旅行”的現實意義更為深刻。《天堂電影院》里，Alfredo說，年輕人要出去走走，不然他會以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旅行旅行，之所以有一個“行”字，我認為是代表了自己的“修行”，不論是肉體還是精神上，邊行邊學，邊行邊成長。有句話說得好：雙腳放在地獄，眼睛擱在天堂。我覺得這便是對有意義的旅行的最佳詮釋。有意義的旅行，因為不是一味享受放松，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與體驗，不斷地吸收與借鑒，所以必定是艱苦的，但真正的旅行者正是透過這苦，覓到了收獲的甘甜。也許只有這樣，知識分子才能徹底丟開身上的迂腐氣和“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嘲謔，深入實際，深入人民，深入社會，讓自己的學問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從而造福于社會。

南渡，實乃中國歷史上大規(guī)模的一次逃亡旅行，卻為中華三千多年的歷史留下了最后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

一句提示

觀點清晰，思路綿密。由“逃亡”而接入“旅行”，題旨得到了進一步開掘。文章開合有度，宕得開，收得攏。確是佳構！

（張永剛）

第四篇：南渡北歸讀書報告：何謂“大師”

南渡北歸讀書報告：何謂“大師”

文／謝恬[江蘇省蘇州中學“偉長計劃2011”]

一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

剛看完《南渡》的時候，心里是滿滿的惋惜和欽佩。我一直困惑著，怎樣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稱為“后無來者”的大師？

所謂大師，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張橫渠的一句話來概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剛剛走出封建社會的中國還很閉塞、落后，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傳統的中國人，骨子里還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離經叛道的人。梁啟超就是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啟超不光自己在中國宣傳新思想，把先進的文化帶回中國，更讓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學之路，并且凈撿荊棘密布、無人問津的路來走。中國人沒有搞建筑的，他就讓梁思成去美國讀建筑。中國冷僻的考古事業(yè)沒有科學的方法，他就讓梁思永去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中國缺少將才，他就讓梁思忠走上了軍事道路。“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中國人民沒有受過現代科學的洗禮教化，他就用這樣的方式把現代科學帶進了國門。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們偉大的父親，而中國普通百姓從蒙昧中的漸漸覺醒，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啟超一樣不計私利、只為改變祖國現狀的大師。他們攜著新技術、新知識、新思想，漂洋過海，終是砸開了愚昧落后的大門。這可謂“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說來自孟子。《孟子·盡心上》有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養(yǎng)性以奉天命，或許并非難事。而大師與平常人的區(qū)別就是他們是“為生民”而“立命”。被稱作“三百年來一大師”的陳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動。艱難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囑女兒：‘王媽媽和我們奔波半年，過舊歷年總要讓她多吃幾塊肉。”’想要為天下百姓謀福祉，首先就應對身邊的人有發(fā)自肺腑的關懷。陳寅恪先生畢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國史學上，就連逃命都不忘提著書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語所就職，可是他卻舍不下在清華教書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視網膜脫落，迫于時局無法醫(yī)治，可他依然不放棄他的教授職業(yè)。書里這樣寫道：“此時他的右眼視網膜脫落，僅剩左眼視力勉強看書授課。陳氏仍像當年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著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卻從不遲到。”他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傳遞給了千千萬萬的學生。“為生民立命”恰是陳寅恪先生人格的寫照。

張橫渠所謂“絕學”指的是儒學，在此就讓“絕學”擴充一下范圍，暫代所有的學問。如果將“繼”簡單地理解為繼承，那么這個人必定不會是個大師。一個真正的大師，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不管是董作賓的“五期斷代說”，還是老金的符號邏輯，都已經超越前人，令人贊嘆了。但在這眾多大師學者中，我最欽佩的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說過這樣一段話：“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學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蔡先生畢生追求著他的理想。他鼓勵胡適之、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大學宣講新文學，也不排斥辜鴻銘、陳漢章這樣的守舊派，這種學術的“自由”之風，不正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結合時代背景加以發(fā)展嗎？能達到如此程度的學術自由，我想是當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難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說是“既往圣之絕學”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這里的“學”可謂包羅萬象，“繼”也絕不僅是繼承弘揚這么簡單。

張載將“為萬世開太平”放在最后，或許是以此為四者中最高境界。日寇的鐵蹄踏上了中華大地，中國成百上千的學者、學生踏上了南遷之路。同是南渡，但各人的表現確實迥然有異。在書里，我們看到有愛慕虛榮的女同學，逃亡途中還不忘裝扮一番，我們也看到了像聞一多一樣堅決主戰(zhàn)，甚至有點兒狂熱的“憤青”，更有如陳寅恪、吳宓一般沉著冷靜，參看時局之人。但是無一例外，作者所說的大師，都是為國奉獻，渴望“萬世開太平”的仁人志士。抗戰(zhàn)期間，傅斯年曾一度擔任國家要職，在逃亡路上嘔心瀝血。1939年1月20日，他為愛子仁軌畫了一張旅程圖，題記日：“小寶第二個生日，是在牯嶺外公外婆家過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襲。生下來三年，走了一萬多里路了。”一席話讀來不免令人唏噓。傅斯年舍棄個人安危，甚至顧不上出生不久的孩子，但是卻不曾放下自己的責任和事業(yè)。董作賓、李濟等史語所的專家，為了不讓出土的文物損毀，更是想盡辦法運輸轉移。更不用提北歸后的聞一多了，用一顆穿過頭顱的子彈，咆哮出對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愛！這些為萬民開太平之人，才稱得上真正的大師。我突然想起在書里讀到的這樣一段話：“在這風雨之秋，一只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退縮，只有鼓起勇氣，堅韌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

二

“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 恩格斯

本書的封面有一行極其醒目的宋體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我想了很久，作者的這一席話究竟有何意味。我覺得先有必要探討一個算是老生常談的問題：是時代塑造大師，還是大師鑄就時代。

最大、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個世紀上半葉持續(xù)不斷的**和征戰(zhàn)。辛亥革命前后，國家科技落后，人民愚昧麻木，那些留過洋的青年，在見證了他國的強盛和我國的貧弱之后，有了救國救民的強烈愿望，希望能夠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國來。自然，這種渴望不會終止于物質，為了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對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發(fā)。這個時期的中國社會是紛繁復雜的，有守舊派，有革新派，有想做回皇帝的，也有呼吁民主共和的，軍閥割據的現象極為嚴重，外國勢力也頗為猖獗。社會上沒有一股可以強大到獨霸天下的力量，各個利益集團互相制約。這似乎有點兒像我國歷史上孕育了“百家爭鳴”局面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或許正是因為當時社會動蕩、復雜，對任何思想沒有過多的壓制，也無從壓制，這就促成了當時人們在思想上的極大自由，從而為一批大師嶄露頭角營造了合適的土壤。如果說辛亥革命前后這段時間是一個大師萌芽的階段，那么抗戰(zhàn)時期的民族存亡危機，則直接催生了大師的生長。中國軍隊軍備落后，面對強大日軍無可奈何，這讓每個中國人深深憂慮。于是越來越多的人踏上留學之路，他們不只是為自己而學，更是為讓祖國強大而學。當他們背負上了國家的榮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強大動力。曾昭燏在給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過自己的心境，她說祖國缺什么，她就學什么，不再學別人學過的，以免浪費資源。

任繼愈先生在談到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時，曾列舉董作賓的成才事例，他說：“一個學者的成功，個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會里，都是社會里的一個成員，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總是拗不過這個社會的大潮。只有在這個大潮里面，你個人的作用才有可能顯現出來。”對此我深以為然。

書里還有一個細節(jié)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貽琦等校長在招聘教師時，并不唯學歷。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讀多年，可謂學貫中西，但也不曾獲個什么博士學位，這些人是純粹的為了做學問而做學問。而反觀當今社會，“功利”已經成為幾乎一切活動的目的。讀大學，是為了找個能賺大錢的好工作；運動員拼了命地訓練，只是為了換一塊對得起誰的金牌；醫(yī)生不再救死扶傷，而是為了提成亂開藥物……很多東西都變了味。社會風氣的浮躁，讓很多人失去了專注做學問的耐心。當下極端功利的社會風氣，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礙了大師的產生。作為當下社會的一員，我覺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這功利的世界里變得浮躁不已呢？

記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見過這樣一句話：“先覺者總是超前的，超前者總是孤獨的，孤獨者總是憂郁的，在憂郁中抉擇，在期待中覓路前行，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兩部分開合有度。

從張橫渠“立心”“立命”談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基礎與精神來源，這就把握了問題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結得好！

（張永剛）

第五篇：《南渡北歸》 讀后感

讀后感就是把所讀到的，記到的，在文中有啟發(fā)的用文字記錄下來。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南渡北歸讀后感，歡迎閱讀參考！《南渡北歸》 讀后感篇1

看過《南渡北歸》后，只想再悲嘆一次：21歲了，我才明白真正的中國歷史。

小學到高中，我花了12年時間學習歷史。高中時，歷史成績常常全班第一，也是文科班的尖子生。不過，上大學四年，我才發(fā)現之前學的歷史教材，錯誤的知識占到一半，甚至還多。這是什么樣的感慨呢？生在這樣的時代，年輕人，繼續(xù)努力吧。

該著作分三部，約180萬字，包括《南渡北歸—南渡》、《南渡北歸—北歸》、《南渡北歸—離別》。書的封面寫著一段話，頗具震撼力，“首部全景再現中國最后一代大師群體命運劇烈變遷的史詩巨著”。封面下半部分寫著八個大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然后就是9個大師的肖像，有胡適、蔣夢麟、傅斯年、張伯苓、魯迅……樂哥在第一頁批了八個字，“大師遠去，專家橫行”。

回想起高中和大一大二時期讀小說，《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日》、《小二黑結婚》……這些所謂的名著都是歷史書上推薦的，它們花費了我好久的時間，讀完之后也帶來了許久的感動。

但是，當看過《南渡北歸》后，突然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原來民國期間還有這么多偉大的科學家、教育家、哲學家、文學家，為什么中學時期的教材不向我們著重推薦他們，而單單選擇介紹郭沫若、沈從文、何其芳、吳強、孫犁這些人。

梁啟超、王國維、胡適、傅斯年、李濟、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朱家驊、吳宓、陳寅恪、曾昭掄、董作賓、曾昭橘、葉企孫、劉文典、俞大維……可嘆這些人物竟然不能夠在中國歷史書中占據一些地位。還有盧作孚、張自忠、方先覺……看著這些感天動地的事跡，我想抹眼淚。總有一天，他們會走出歷史的角落，成為受人們尊敬的人。

西南聯大數百人旅行團，從長沙到云南，徒步3000多里，這樣的壯舉令今天的大學生汗顏。更發(fā)人深思的是，過路百姓，甚至土匪也主動對他們加以照顧，為民族之未來保存希望。跟隨保衛(wèi)學生的軍隊官兵，在完成任務后婉拒了學校的酬謝。如此義舉，怎不動容。

作為史語所所長兼臺大校長的傅斯年，臨死前急著寫文章拿稿費，讓其妻買一條棉褲御寒；董作賓主持史語所建造辦公大樓和宿舍工程，一晃幾年過去，眼看一座座樓舍立起，而董家生活依然極其艱難。當時建筑業(yè)與學術機關的知識分子，很少搞建筑拿回扣。對比今世“站起一座樓，富起一群狗”或“建成一條路，倒下一群狗”，往事實不堪回首。

梁再冰最初報考清華大學，未被錄取。林徽因曾懷疑清華判分有誤，當通過有關人員調看女兒的試卷之后，認可無誤，遂讓梁改投北大，并被西語系錄取。梁從誡報考清華建筑系，因2分之差未被錄取，不得已改為歷史系。后世很多人認為憑借梁思成夫婦的地位和權力，遂兩個孩子心愿是件并不難辦的事，但梁思成夫婦沒有這樣做。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清華乃至整個教育界的風氣尚屬清廉，還沒有太大的歪風邪氣，教授們的思想差不錯都是這樣，特殊的例子倒是少見。

當知識分子一個個被打成“右派”時，當他們一個個走上絕路自殺時，當文革后清華要為吳晗立雕像旋即遭到質疑時，我只想在說一句：歷史終將還世人公道，即使需要一百年。

通常說起歷史，人們多會想起一些著名的戰(zhàn)役，想到的是戰(zhàn)士們的英勇獻身，但是這部《南渡北歸》卻帶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讀歷史。大家都知道魯迅棄醫(yī)從文，用思想來影響國人，但其實，大師們所做的還遠不止這些。

書中記載了這么一段歷史：1930年9月，梁思永等人到東北進行考古調查，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研究奠定理論基礎和科學依據，也才有了兩年后有傅斯年撰寫的《東北史綱》，書中第一條便是“近年來考古學者人類學者在中國北部以及東北之努力，已證明史前時代中國北部與中國東北在人種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此事實依據駁斥了日本人“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理論，給日本“指鹿為馬”者當頭一棒，為中國人大出了一口志氣。

我想，這也就是為什么當初梁啟超堅持鼓勵自己的兒子學習考古，盡力發(fā)展國內的考古業(yè)的原因了吧。文人們有自己捍衛(wèi)國家尊嚴的方式，相比上戰(zhàn)場沖鋒陷陣，文人們所做的更多是幕后的事，而這些，又如藺相如和廉頗文武共行般是不可或缺且相輔相承的。

這本書，帶給我更多感動的則是那一代大師們在戰(zhàn)亂中奮力保護祖國文化，傳承祖國文化的那種堅持，數年顛沛流離，數次哀嘆山河破碎，可也許是時代造英雄，這一代文人們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中依舊保留了進行學術探究的嚴謹態(tài)度，也才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一本本著作，和那些一點一點被搶救回來的文化。

而對這一歷史溫情感受最深的60后作家岳南也傳承了這種精神，這本《南渡北歸》他寫了八年，數次進行實地考察，就如他在采訪中所說：“我看到他們當年用什么鍋，睡的什么床，描寫的時候就更加真實。”而大家也會發(fā)現，書中的每一個部分，都有詳細的解釋并附上了具體的資料來源。

最后說一說這本書的封面一行大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我想這也許是欠妥的，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人才，現在也有著很多為發(fā)展而努力奮斗，作出大貢獻的青年人。但這句話也應該作為對后世的一個警示，在爭著評教授職稱，為金錢所迷惑雙眼的現在，更應該有些人能夠一心撲進科學，把全部生命奉獻給自己所從事的學科。

推薦這本書，就如作者岳南所說的這樣，希望你們能在這套書中讀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種，歷經苦難而不悔的那種，生活的勇氣和精神得到張揚的那種”歷史溫情。

這本書我讀了很久，期間中斷了一段時間。擱置的那段時間，又添了許多新書，但想著這本書實在很不錯，所以還是讀完了。《南渡北歸》系列總共有三本——《南渡》、《北歸》和《離別》，是一幅恢宏的民國知識分子命運變遷的群像畫，即群體人物傳記。不同于一般的單個人物傳記，這本書整體架構是時間軸，再在時間軸上“橫切一刀”，把在橫截面上要重點描寫的人物作詳細刻畫，而該人物其他時間段上的經歷一筆帶過，等到寫下一個橫切面時，繼續(xù)把之前的人物的經歷“拎過來”接著寫，所以在看單章的時候，思緒會稍有些散，只有把好幾章看完以后，才能對一個人物的命運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

《北歸》包含的歷史時間段大致在1937年至1940年前后，但書中對于一些活躍于這段時期的知識分子的個人的成長過程也著墨甚多，所以時間跨度很廣。書中描寫的主體是原本活躍于各地高校或研究機構、而戰(zhàn)爭爆發(fā)后，隨著學校的遷移而輾轉于全國多地的知識分子，比如王國維、趙元任、胡適、陳寅恪、傅斯年等等；描寫的事件也基本與這群人相關。而對于當時的大環(huán)境，比如黨爭，比如戰(zhàn)爭本身，都只是點到即止；即使描寫到，也只是為了刻畫某個人物，所以書中內容看起來比較“純粹”。書中容納了大量的真實史料，這一點從每一章后面多達二十面的注釋就可見一斑（全書共十一章）；注釋的內容多是所描寫人物的日記、書信、作品以及親近之人的口述等，所以足以見書中對人物刻畫時都是基于事實，而非信口雌黃。

書中的人物，大多活躍于這幾個學術機構：北京大學（北大），清華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國立南開大學，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及其下屬機構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中國營造學社等。在空間上著重描寫的，主要有北京（當時的北平），長沙，昆明和四川南溪李莊等。

整本書的故事主線其實很簡單：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北平城淪陷，于是原在北京的高校，以及南開大學和長沙臨時大學，被迫遷往云南昆明，共同組建成西南聯合大學；后來戰(zhàn)事惡化，昆明也遭到了嚴重襲擊，于是西南聯大及相關的人員和科研機構又被迫遷往四川李莊。但在這段時期之內，發(fā)生了許多令人動容的故事，讓人既感慨于山河破碎、人民命途多舛的凄涼，又感慨于這些知識分子對知識的熱愛，甚至要勝過對自己的生命；也正是這種熱情，才讓眾多中華文化中的瑰寶，免于戰(zhàn)火的涂炭。

1937年的中國，遍地狼煙。生長于這片土地上的知識分子們也同樣不能免于戰(zhàn)爭的苦難，諾大的中國，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日本軍隊進攻北平和天津時，并沒有顧忌城市中的高校，反而把炮口對準了這些地方。南開大學當時基本被炸成廢墟，北大和清華校園里，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獻都在轟炸中飛灰湮滅。在遷往昆明時，各高校為了能在昆明繼續(xù)教學研究，可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盡一切辦法搬運教研物資。不僅是圖書，當時自然科學中的動植物標本、考古發(fā)現的珍貴文物，都紛紛從陸路、水路運往昆明，期間經歷的艱辛不言自明，甚至還因為船翻了而使不能沾水的古籍損失了一部分，實在令人扼腕。當時日本空軍在中國多地進行不加區(qū)分的大轟炸，百姓被炸死炸傷者不計其數，所以，書中對于師生跑警報、躲避轟炸有許多描寫。第五章“弦誦在山城”和第十五章“國破花開濺淚流”里，刻畫了當時昆明城頻繁遭空襲時的眾生百態(tài)。令人稍感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的是，一些學生因為“跑警報”（有日軍飛機飛過城市上空時則拉響警報示意民眾到城外或防空洞躲避）過于頻繁而逐漸麻木，反其道而行之，趁著別人都去“跑警報”、室中無人時，盡情使用平常因為太稀缺而使用不上的資源，比如水；甚至還有年輕的學生們在跑警報時產生了感情，書中描寫：“同學跑警報，成雙成對者越來越多。跑警報說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難，但隱隱約約有那么一點危險感，和看電影、遛翠湖時不同。這一點危險感使兩方的關系更加親近了??”但這終究是少數人，絕大多數人都掙扎于炮火中苦不堪言。眼見昆明也陷入戰(zhàn)火，西南聯大于是又被迫遷往四川南溪李莊。在李莊，雖然相比于昆明，類似于炮轟這種苦難要減輕許多，但教學、研究和生活的條件也都十分艱苦。不論是糧食、醫(yī)藥還是衣物，都面臨僧多粥少的窘境，大學的教室、宿舍和辦公地點嚴重短缺，不論是當地學堂還是山頭上的山寨，能征用的都被征用了，甚至“辦公室”與牛棚僅一墻之隔，也根本沒有挑剔的余地。以上寫到的這些，只是艱苦環(huán)境的冰山一角，真的很難想象，當時的這些追求知識與真理的人們，是憑著怎樣一種信念，在咬牙支撐著。

即便是環(huán)境這樣惡劣，這群知識分子也始終潛心學術，甚至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過，在我國考古史上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發(fā)掘工作，比如河南殷墟（甲骨文、彩陶與仰韶文化）遺址，山東濟南城子崖（新石器時代的黑陶與龍山文化）遺址，以及對東北地區(qū)的“昂昂溪文化”的發(fā)掘考證工作等等，都是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入侵中國、時局動蕩的環(huán)境下完成的。抗戰(zhàn)爆發(fā)后，即便物資極度匱乏、身如浮萍漂泊不定，學術大家們也總是希望能在知識中獲得些許慰藉。書中對于梁思成和陳寅恪都有較多的描寫，這兩人都展現出了對于“研究”的高度的熱愛。抗戰(zhàn)期間，梁思成一家為躲避戰(zhàn)火而長途奔襲，原本就體弱多病的林徽因險些因肺病得不到救治而丟掉性命；逃難之時，即便再拮據、再疲憊，梁思成也始終把之前的研究成果——調查中國古建筑時留下的數以千計的照片、實測草圖和記錄等，完好無損地帶在身邊，盡一切力量來完成自己的理想——編著《圖像中國建筑史》和《中國建筑史》。陳寅恪就更是這樣，1937年日軍攻占北平城時，陳寅恪逃出城時，不帶金銀細軟，卻帶了滿滿一汽車的書籍、手稿；而后輾轉于多地，都不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拋棄。

這些把自己的研究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流亡的知識分子，實在是令人心生敬佩，也實在為他們多舛的命運感到嘆息。國破家亡之時，武人血戰(zhàn)沙場、保家衛(wèi)國，而文人想要在書桌實現自己的學術理想，是何等的艱難。并不是這些大師們“兩耳不聞窗外事”，對國仇家難置之不理，而是他們覺得，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潛心學術、教書育人，也是對這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的祖國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貢獻。軍人上陣殺敵，普通老百姓專注生產，知識分子專注于文化，這都是在各自的戰(zhàn)場上保衛(wèi)著國家，都有一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赤子之心。國家只有安定強大了，才能為生活在國家中的每一個人民都提供一片自由發(fā)展的凈土。

但如今，突然面對著墳墓，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回顧，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亙古的荒漠。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冥想》

《南渡北歸》講的是民國時期中國大師的群體命運變遷歷史。內容夾雜了各類官方文獻和野史趣聞，和作者愛憎的感情交織在一起，勾勒出悲愴又真性情的一個個人物。亂世成就英才，各種挑戰(zhàn)人性的底線的事情，讓人更加多思而復雜。苦難，是不幸，也是幸運。

選擇——從盧溝橋事件說起

故事：第一個故事是關于張自忠將軍，盧溝橋事件開啟了這段顛沛流離的歷史，當時北平守軍是宋哲元、張自忠。盧溝橋之前，張自忠認為可以和平解決與日本的沖突，撤防撤軍，私下簽訂《香月細目》。被社會視為“準漢奸”、“自以為忠”。

后參加多場對日戰(zhàn)爭，1940年，張自忠在對日的棗宜會站中全軍覆沒，戰(zhàn)死。

別人做的選擇，是基于他當時所獲得的信息而做的判斷。上帝視角來審判他人的選擇時，你在局內未必會做的更好。

傳聞——從一個風流韻事說起

故事：廣為流傳的版本中，林徽因將徐志摩失事飛機殘骸懸于臥室，彼時至今各類小文章據此有了各種猜測，演繹，腦補一系列的故事推測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不和睦，熬成一碗碗的雞湯。

在另外一個版本里，林徽因保留的飛機殘骸有兩片，另一片是其胞弟林恒對日空戰(zhàn)陣亡的飛機殘骸。

真相到底是什么樣子，感情這種事或者當事人也講不清楚。別人告訴你一些事情，是為了論證他的道理。你信不信他的論據，你的道理是什么？

資歷——陳寅格的那份學歷

故事：陳寅格太有才華，也許他的大腦就是一個超級電腦。閱歷豐富——多國游學；超強記憶——引文據典，涉獵廣泛；邏輯嚴謹——從《琵琶行》推斷歌女家鄉(xiāng)，所嫁人情況等；簡直是天生的學問家，被稱為“教授的教授”。

陳寅格游學多地，哈佛、柏林轉了一圈，卻沒有拿一份博士文憑回來，完全為求職而求職。也正是這一點，讓好友吳宓聘用他做教授時費勁力氣。

要么讓自己擁有陳寅格那份出色的才華，要么就腳踏實地一步步做事情。

最近，終于把《南渡北歸》這本書看完了，回想起來，這本書從買來到看完，話費了半年的時間。

個人覺得，看《南渡北歸》需要耐心，因為有幾百萬字的篇幅，更要有足夠的理性，因為這本書給你的想象空間是無窮大的，稍有疏忽就容易陷入憤世嫉俗。在整個閱讀過程中，作者岳南隔空打牛、言此意彼的寫作風格，就像一根根無形的線牽著我的'目光，使我戀戀不舍地跋涉完這段悲喜交加的“書”途。每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橋段時，難免啞然失笑，笑過之后的余味，卻是深深的悲涼。

《南渡北歸》一本書能讓讀者如此不知不覺中陷入思索之陣，自然是大大的了不起，而書中的吉光片羽，則顯得更加彌足珍貴。

《南渡北歸》這本書是寫現當代漸漸遠逝的大師群體。在這里有光環(huán)但并不刺眼，而是貌似隨意地信手拈來，有褒有貶、有莊有諧、有血有淚、有喜有悲，讓讀者在大師們巨大的光環(huán)底下，仍能瞥見他們最真實的一面，最溫暖的一面，最可愛的一面。

我看到，在紛繁復雜的政治面前，大師們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爛漫。當隆隆炮火燒到北平城墻之下的時候，朱家驊、傅斯年等學界精英積極奔走，力爭盡量多的“搶救”學人，“投奔”臺北。縱然拼盡全力，朱、傅二人在臺北的境遇卻讓人唏噓不已，前者被老蔣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長的官帽，而后者則是在連一條棉褲都買不起的境況下，貧病離世。這二人的窘境是遷臺學人的一個縮影。胡適雖然是著名的學界“大鱷”，過得卻同樣不甚風光，要忍受同行的明槍暗箭，還要忍受小兒胡思杜的檢舉揭發(fā)，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在胡適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實是一顆千瘡百孔的心。最終，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會上溘然離世，總算死后備極哀榮。我想這份哀榮是以胡適為代表的具有獨立治學精神的學者應有的。在胡適死后若干年發(fā)動的那場浩劫中，在紅衛(wèi)兵歇斯底里的批斗聲中，曾經積極揭發(fā)過他的學生、朋友、親戚，不知道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是懊悔，是自慚，還是惱恨？上天確實開了個冷玩笑——這一出鬧劇明明已有前車之鑒，很多自以為得計的學術精英卻依然趨之若騖，唯恐落伍。政治的翻云覆雨，他們哪里來得及看清。當那一記響亮的巴掌打下來，痛的不止是這些老者的臉，還有時代的心。

“大師遠去再無大師”，這幾個字赫然印在封面最顯眼處，貌似絕決的含義透露出特定時代下的萬般無奈與凄涼。那些曾經離我們很近的大師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遠去了，但其卓絕的貢獻和高昂的靈魂卻不是時代可以抹殺的。亂則隱，治則現的大賢處世法則，我想在任何時代都是奏效的。那么意思已經很明顯，大師是有，但他們是否愿意出現在聚光燈下，就要取決于他們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了。

我曾經看到過有一些活躍在各大媒體上的知名學者，自封大師。那時，我跟絕大多數人一樣，疑惑“大師”這一大多數情況下屬于得道高僧的稱謂，怎么會用來給學者冠名。那么看完《南渡北歸》，我想我對真正的“大師”有了一個具象的認識。他們學高身正，難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師”嗎？和尚修道在寺廟，大師修道在紅塵。他們，其實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們是一群可愛的普通人，分解出來就是可憐、有愛。身赴臺北的胡適，臨死都不知道曾經謾罵他是“美帝國主義走狗”的小兒胡思杜已經自殺，還饒有深情地在遺囑中提出給小胡分遺產，其狀堪憐。一心維系家國命運的梅貽琦，雖然在臺北新竹完成了重建清華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彌留之際再也沒有見過愛子梅祖彥。考古界的巨擘李濟，因為海峽兩岸的政治對壘，因故舊凋零、思親情重，最后也郁郁而終。臺北之于中國，是領土的割裂；而大陸之于臺島上的異鄉(xiāng)人，則是整個思念的寄托。這份家國情懷，可能是大師們都有的一種普世情懷吧。1946年，林徽因結束了九個年頭的顛沛流離，跟家人回到了一直以來念茲在茲的北平，滿懷深情地重訪每一處故地。抗戰(zhàn)結束之時，雖然已受盡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選擇了放棄赴美治療的機會，選擇了“和祖國一起受苦”。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獻給了祖國的建設事業(yè)。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樣與病魔作著斗爭，緊緊守護在祖國的身旁。我想：她的一生，是對得起金岳霖對她“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終生未娶的癡情的。

當下，有人不乏嘲諷地說，現在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卻少了，而大師的故事卻是少之又少了。我真誠地期待：《南渡北歸》不會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師故事的一個變奏，是開啟大師時代的一把小小的鑰匙。

當我看到《南渡北歸》的結局，說，這個時代結束了。我的眼睛忽的酸了，那個時代結束了，那些大師不再了。而現世的我望著無法企及的過去，只剩下緬懷。

這個世界的浮躁已經成為了普遍現象，就像是真理似病菌般在人群中蔓延。浮躁的人們奔走在這個燈紅酒綠的社會，為著自己永遠無法滿足的胃和品味即使原本寧靜或追求寧靜的不平凡的心也因為潮流的擠壓而不得不跳入喧鬧的舞池與眾生共舞，搖頭晃腦間忘卻自己的初心，忘卻最本真的內心。

原本我就是個浮躁的人。曾經不是，現在是，將來，我不知道。之所以我能安靜地坐著，打下這些文字，只是因為停電。你看，多么可悲的人類，只有當外物改變時才記得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敢情，我們一直都是生活在被外界環(huán)境控制的世界里，而當外界強大的電流消失時，我們就像是短暫清晰的正常人，重新回歸自己的真實的生活，做起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實我一直都愛用文字來表達自己，只是一旦卷入了那種讓人沉迷的漩渦，便再難以脫身。

我沒有控訴，我只是想緬懷。緬懷我小學寫的配圖日記，緬懷我初中寫的敘事日記，緬懷我高中寫的感情日記，緬懷那些充實而樸素的日記本。現在，看著手邊一本一本華麗而蒼白的空本子，我忽然感覺好笑，有些東西再華麗，終究不過是皮囊，內在的空洞與虛無只會讓這塊皮囊干癟蒼老地更快，更無情。

我沒有厭世，我只是想緬懷。緬懷我跟朋友爭吵后戲劇性的和好，緬懷我們一起上課作詩下課游戲的快樂，緬懷我們安靜的夜晚聊心事聊未來的憧憬，緬懷一切因為擁有真正的朋友而幸福的場景。那些沒有絲毫虛偽與表演的存在，讓人能夠看到感情的真摯與牢靠的關系。這些都還在，卻只是在心里反復重播，似乎現實告訴自己，你已經沒有上演的資格。我不知道為什么，很多事情就是在不知不覺中發(fā)現的真理，不該干什么可以干什么。

我只是想緬懷那個時代，那個屬于大師們的時代，講述我自己的經歷只是為了襯托我對過去的總是充滿懷念，何況是那么偉大的那個時代。那個時代，邪惡與善良已經存在，但是不管是邪惡還是善良，對知識、對真理的追求卻是那樣的瘋狂。有意識的人只要認定自己要追求的目標，要達到的水平，便心無旁騖地去追求去奮斗，靜下心來搞研究，閉關學習整理記錄，現今誰還會這樣？為了真正的學問而去學習，為了真正的發(fā)現而去調研，為了真正的進步而去努力？當人們歡呼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fā)展，卻忽視了自己的生活也在被慢慢地吞噬著靜心與寧靜。就像一個小孩被四處的聲音所吸引而不斷跳動要去追尋，而忘記安靜地聆聽其中的美妙。

這個時代是美好的。每當我看到書中對戰(zhàn)爭、對動蕩的描述時，我跳動的心一直告訴自己那個時代過去了，這個時代是美好的。可是，在美好的時代卻不再出現那些已經被殘害的偉大的人類，那這個時代的美好只是為了襯托我們這些人的悲哀嗎？我們始終不會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直到死。我開始覺得這個時代的可悲，它只是須有華麗的皮囊。

我像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熱愛那個時代的人物和精神，那個可以為了內心的真實和正義放棄一切虛無的事物，包括名譽、地位、金錢甚至生命的時代，那個可以為了內心對知識的追求而在最危險的時刻只記得貼身保護書籍與古物的時代。我那樣向往那個時代，卻又那樣哀悼那個時代。在困苦中、戰(zhàn)亂中、逃難中、炮火中，他們始終在堅持自己的堅持，沒有放棄自己的思想意志，病榻上、失明時、炮火轟擊時，都沒有放棄。可是當他們以為新時代到來的時候卻不知道自己進入了死亡的牢籠，即將死去的不僅僅是他們的身體，還有被扭曲的靈魂。看著他們被迫害的場景，我沒有悲憤，我只有無盡的悲哀。為他們更為那個時代。一群那么可愛而敬愛的人，單純和愛國的心除了淵博的學識和寬廣的胸懷，什么都沒有留給自己的私心，最終被這樣折磨著死去，連帶著后輩和希望。林徽因的那句，死是為了誰，是他們每個死去的遺言嗎？他們當初留下又是為了誰?!那個時代，最終瘋狂了。也最終隨著最后一位大師的死去而死去。

我不想去揣摩那些為了活命而做出惡心事的人的心情，他們都是悲哀的。就像我們一樣悲哀。當一個兒童幸福地幻想著自己未來的生活并不斷努力學習時，然后有一天所有人都告訴他，這樣是得不到幸福的時候，兒童會不會只有悲哀，或者，反抗。

一個人永遠都揣摩不了其他人的想法，連我現在的書寫都不能描述出我內心真實的想法。我還有好多話要說，卻不知道怎么去表達，我只能每每嘆一口氣，然后，又不知道說什么了。

【《南渡北歸》 讀后感】相關文章：

1.《南渡北歸》讀后感

2.《南渡北歸：南渡》讀后感

3.《南渡北歸》讀后感3篇

4.南渡北歸讀后感范文

5.南渡北歸讀書筆記900字

6.南渡河詩歌

7.溫庭筠 《利州南渡》

8.雁南渡散文

9.《利州南渡》 溫庭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