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南渡北歸：逝去的民國多樣化歷史敘述

南渡北歸：逝去的民國多樣化歷史敘述

[導讀]民國時代延續了清代的考據學傳統，同時學習了舶來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以胡適和中研院史語所為代表的“新考據學”成為那個時代的學術主流，這一時期有重要貢獻的學者更多做的是史料考辨工作。

“民國熱”雖喧鬧一時，但終究冷卻了，留在世人腦海中的多是林徽因的三角戀，辜鴻銘愛小腳，抑或是劉文典與蔣介石對打之類的趣聞。也有人煞費苦心地搬出所謂的“民國精神”，甚至從歷史的棺槨中挖出“北大精神”，來抗衡物欲橫流、價值缺失的當下。亂哄哄一場好不熱鬧，但終究是雷聲大雨點小。

民國時代，除了這些，還有什么？還有歷史研究與著述的爭鳴與輝煌，還有一群至今閃耀光芒的學術大師。那是晚近多樣化歷史研究與著述的輝煌年代。是什么力量推動了多樣化歷史寫作瞬間走向高潮，又是什么力量使它曇花敗落，遺恨后人？站在新世紀物質繁榮的孤峰上，回顧那個時代，我們應該保留怎樣的溫情與敬意？

一、爭鳴與輝煌：特殊年代的多樣化歷史敘述

1.疑古出新：新考據學引領下的整理國故

對當代人來說，提到民國學術，首先呈現在腦海里的是個性鮮活的國學大師們。民國之所以出了這么多國學大師，與獨特的時代背景有關。當時的中國學術研究在方法上更多是借鑒西方，但依然受到本土學術方法和學術資源的潛在制約，所以在研究領域上不得不以本國歷史文化為重心。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以廣義的史學，也就是我們現在稱的“國學”為主。

民國時代延續了清代的考據學傳統，同時學習了舶來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以胡適和“中研院”史語所為代表的“新考據學”成為那個時代的學術主流，這一時期有重要貢獻的學者更多做的是史料考辨工作，以及進行歷史與文化的闡釋。胡適是實用主義的宣傳者與實踐者，他推崇古史研究，倡導疑古主義，提出了“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羅振玉和王國維師徒，以及師承于胡適的顧頡剛和傅斯年更是將“新考據學”發揮到了極致。

羅振玉和王國維師徒東渡日本，以清朝遺民身份做整理國故的工作，后來開創了甲骨文、金文等古史的研究。王國維提倡將文物考古新材料與傳統歷史文獻相互印證以研究古代歷史的二重證據法，在二重證據法指導下的國學研究為他贏得了國學大師的美譽。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底后，老師羅振玉繼續做著金石方面的考證與研究，于20世紀30年代發表了《三代吉金文存》，成為這一領域較有影響的著作。

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即疑古派，活躍于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他們運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探究古代的歷史，揭露先秦兩漢古書上關于古史的記載，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學說。到民國30年，該學派出版了七冊《古史辨》，學界震動。同一時期，陳寅恪開啟了佛教史、邊疆史，隋唐史的研究；呂思勉則撰寫了中國通史，和深入研究了各個朝代的斷代史；蔣廷黻則開始近代史以及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與敘述，并開創性的從外交的角度研究近代史。同時，左翼歷史學家與主流史家的展開了更為激烈的論戰，拉開了學術爭鳴的新時代。

2.百家爭鳴：學術論戰時代成果豐碩

中國歷史上，每逢亂世，政治權力的控制力便會下降，學術文化多會活躍，各類人才也會出現，如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從某種角度講，民國也是亂世，戰亂頻仍，社會動蕩，在激烈的變革與不斷的轉折中徘徊與彷徨。民國時代，思想異常活躍，學術流派龐雜多樣，可以說是春秋戰國之后的又一個思想高峰。不同的是，民國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近代文明激烈碰撞與交融的時代，是與舊傳統說再見以及迎接新文化的時代。

新文化運動后期，特別是五四運動后，中國思想界出現了學術思想各流派爭鳴的景象，各種主義相繼涌現。左翼的馬克思主義與其他思想流派圍繞著問題與主義、社會主義流派，以及無政-1-

府主義展開了三次大論戰，催生了一大批左翼史學著作。20世紀30、40年代涌現出的優秀著作有，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呂振羽的《史前中國社會研究》《中國社會史諸問題》，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翦伯贊的《最近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鄧初民的《社會史簡明教程》，侯外廬的《中國古代社會史》《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何干之《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華崗的《中國大革命史》，以及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

民國時期的學術論戰并非限于主流學術研究與左翼學術思想之間，主流學者之間也存在論戰與交鋒。這一時期思想高度活躍，學術研究成果明顯，可以說是學術研究大繁榮的時代。如，傅斯年對王國維的研究就提出了極為尖銳的批評。這一時期的學術論戰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延續了學術自由的風尚，也留下了大量讓后人津津樂道的學術公案。這一時期涌現出的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等左翼學者后來在新中國成立后獲得了新政權高度的肯定和扶持。

二、尊師重道：民國政府促進多樣化歷史敘述

1.知識分子受政府尊重 收入高研究無后顧之憂

民國政府尊重知識分子，即便在戰亂紛擾的北洋時代，知識分子的收入也是相對較高的。當時的大學教員薪俸分為4等12級，最高級別500元，最低級別100元。之前，毛澤東在北大擔任圖書館管理員時，月俸是8元。據毛澤東回憶，當時的8元月薪已經足夠養活自己。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社會相對穩定，經濟快速發展，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收入明顯提高。學術研究一向被認為是知識分子的第二生命，他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進行教育、學術和科研事業。從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戰爭爆發前的這十年是民國知識分子學術研究的黃金十年。除了社會經濟環境適宜做學術研究外，與北洋軍閥時代相比，南京國民政府更注重教育。自1928年形式上統一全國以來，南京國民政府相繼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大學規程》《中學法》《中學規程》《小學法》《小學規程》等法律法規，從法制上保障各級教育的有序進行。這些法律法規對學校的組織原則，以及教職工的待遇進行了明確規定。

政府解決了教師的經濟問題，為他們全心投入教育與科研提供了最為關鍵的條件。根據學者馬嘶的研究，當時大學教授、學者、作家、藝術家等人文科類的知識分子有較為豐厚的經濟收入，所以也形成了具有群體特征的生活習慣和情趣。文人們大都在客廳、茶館、酒宴、沙龍里閑談，或者逛舊書攤和舊書店，淘書，或者去戲園子聽戲，或者下棋、打麻將消遣。文化人生活在一種寬松閑適的環境中，沒有任何經濟擔憂。

民國政府的一大功勞是解決了知識分子的物質問題，使他們在學術研究上沒有后顧之憂，這在**年代頗顯珍貴。由于生活無憂，當時的文人雅士生活在極具藝術氣息的氛圍中。林徽因喜歡在家里辦沙龍，座上賓全是一流的學者與作家。魯迅喜歡逛舊書店，經常淘一堆舊書回來。知識界能沉浸于學術文化之中，這與他們收入高，生活穩定是分不開的。

2.成立“中研院” 學術研究獲國際學術界承認

與教育改革同步的是推動學術機構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了“中研院”。“中研院”，簡稱“中研院”，是成立于1928年的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關，蔡元培任首任院長。在人文研究方面，“中研院”設有歷史語言研究所和社會科學研究所。當時有人認為，全盛時期的“中研院”人文組幾乎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該所集中了當時一批著名學者，如陳寅恪、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李濟、董作賓等。他們一方面繼承了乾嘉學派治學精神，另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在內的研究方法，在歷史、語言等許多領域都有卓著貢獻，“中研院”史語所推崇的“新考據學”是當時學術界的主流研究法。岱峻在《民國衣冠》中寫道，在抗戰前的十年間，史語所組織了15次河南安陽發掘和3次山東城子崖發掘，出土大量國寶，使公元前約1400年的殷代傳聞變成了信史；編訂整理了明清史料，校訂了大量文籍，提高了史學標準；民族學和體質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取得了可觀發展；在中國東部和西部進行了方言土語調查，采集了許多標本等。1932年，史語所獲得法蘭西學院授予的儒蓮獎，標志著在考古、歷史和語言學等領域得到了國際學術界承認。

談民國學術，無論如何都無法跳過“中研院”史語所。“中研院”的設臵是民國政府一次較有遠見卓識的決策，而史語所的設臵更是推動了歷史研究的發展。史語所幾乎是白手起家地開創了民國的歷史研究，每個領域幾乎都是新的，都需要去開拓和創新。所以，每項研究成果都填補了歷史研究的空白。當然，民國政府存在貪污腐敗、效率低下、體制臃腫等問題，當時以及后世學者都給予過強烈的批評。但是，僅僅“中研院”一項，我們就該對它表示最基本的敬意。民國的學術研究起于此，后來也止于此，雖短暫，但輝煌。

三、中斷與分流：大師隨著炮火一同遠去

1.學者戰火中流離 學術觀念上分野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西遷重慶，“中研院”的史語所也隨之西遷，先后暫住于昆明、長沙，最后落腳于四川李莊。胡適、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學者在顛沛流離中朝夕相處，雖然在學術上并非意見一致，但在生活中確是共患難的摯友。在戰爭的炮火中，這批大師級的學者沒有中斷對歷史的研究與寫作，只是面對著艱難的環境，無法重現往日的輝煌罷了。抗戰勝利后，史語所滿懷歡喜地遷回南京。新被窩尚未捂熱，內戰就爆發了，他們不得不收拾行囊，迎接新一輪的顛沛流離。最后，內戰的硝煙終結了史語所在大陸的歷史。

1948年冬，國民黨敗局已定，“中研院”各研究機構也在籌備遷臺事宜。1949年元旦，胡適與傅斯年對酒追憶往昔，無語凝噎，各自潸然淚下。國民黨政府最終發布命令，要求史語所整體遷臺，但也有一些人選擇留在大陸，比如考古學者夏鼐，語言學者丁樹生等。實際上，史語所的41位研究員中有20位赴臺，兩位赴美，其余的都留在了大陸。此外，整個“中研院”的院士中，傅斯年、李濟等9位隨國民黨政府前往臺灣，趙元任、胡適等12位去了美國，其余50多位院士留在了大陸。

歷史的車輪隨著紛飛的彈片駛入1949年，在學術研究的崎嶇的道路上留下一道裂痕。這一年宛如一把利劍，將“中研院”厚重的過去一劍斬斷，從此，一條海峽，割分兩岸。分道揚鑣的兩岸“中研院”舊部，各自在泥濘的道路上摸索自己的未來，在相同的歷史境遇下，紛紛走向了不同的命運。歷史就是這么諷刺，歷史就是這么殘忍。被一道海峽隔斷的不僅是兄弟親情，還是文化的命脈。斷裂的文化命脈，汩汩流淌著鮮血。那些文化爭鳴時代留下的遺產，在炮火的轟鳴中淡出了歷史的視線。幾代學人的辛苦經營，不經意間就灰飛煙滅了，留下后輩人的百年一嘆。

2.運動改造思想 學術歸于一統

解放軍占領南京后，“中研院”被軍管會接收，留下的學者受到了很高的禮遇，同時也主動或被動地接受著新思想的教育和洗禮。此后，“中研院”并入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史語所遷臺后，留在大陸的研究員一開始大都對新政權持觀望態度。但是，不久之后，他們都紛紛加入了效命新政權，參加新中國建設的隊伍中。從后續的歷史來看，他們積極建設新社會的熱情最終成了特殊年代的一廂情愿。

1951年，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提出，首先要在知識分子中間進行思想改造，隨后便開始了暴風驟雨般的政治運動。在這一波的政治運動中，原“中研院”留下來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首先受到了沖擊。隨后，社會學被視為偽科學遭到批判，進而被取締。后來，反右斗爭急轉直下，很多原“中研院”的留下來的學者和研究院被打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夏鼐被打為右派分子后不久便心肌梗塞而死，而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也沒能因為與傅斯年劃清了界限而幸免于難，最終在文化浩劫中步王國維后塵，做了自我了斷。

無休止的政治運動阻礙了學者們的學術研究，也使他們被迫放棄了五四以來堅守的獨立做學術的文化精神。隨著政治運動的如火如荼，馬列主義歷史觀在政治運動中被牢固確立，“中研院”輝煌十年的學術論戰與爭鳴的成果，隨著“中研院”在大陸的“死亡”而敲響了喪鐘。也有學者雖然留在了大陸，卻并沒有與新政權合作，如陳寅恪。他曾經謝絕就任新成立的中科院古史研究所所長，并公然表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他南下嶺南，自此以后再沒北上，凄凄涼涼地度過了自己的晚年時光。那些爭鳴的流派和多元的研究方法被大陸的政治運動全部抹

去了。這是那個時代的痛，也是無法阻遏的歷史階段。

1949年之后的大陸學界獨尊唯物主義，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等被奉為三老，呂振羽、侯外廬、李亞農為其羽翼。這些學者以勝利者的姿態詮釋新時代的合理性，受到新政權的喜愛，但他們在隨后的政治運動中也未能幸免，郭沫若、侯外廬受到了沖擊但沒跌入低谷，其他的幾位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致命打擊，有的甚至沒能熬過那個混亂的年代，如翦伯贊就在絕望中選擇了“自決于人民”。今人很難對過往的這段歷史作價值評價，或許只有黃仁宇先生所說的“歷史的長期合理性”才能更好的解釋這段歷史吧。

四、傳承與斷裂：傳統土壤逝去大師難產

1.民國革故鼎新 大師空前絕后

中國學術的繁榮時期重要是20世紀的前50年，肇始于1904年王國維作《紅樓夢評論》，鼎盛于1948年首屆“中研院”院士選舉大會，終結于1954年批判胡適運動。其中，新文化運動時期開啟的論戰與爭鳴，到20世紀30、40年代達到高峰，涌現出了大量的優秀學者和著作，成就了百家爭鳴的學林風貌。

民國時代歷史研究的輝煌是特殊歷史階段的輝煌，當時產生的大家，是歷史傳承的結果。這批學術大師都有良好的舊學基礎，又都受西方思潮影響。他們所以能做出如此突出的成績，與他們懂西學又不肯放棄傳統是分不開的，同時，他們處于一個革故鼎新的時代。這是從晚清舊時代過渡到民國新時代難以逾越的階段。這些學者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也開始用西方的學術方法做學問，但他們并未全盤西化，即便是是胡適這樣倡導西化的人，在行為方式和治學上依然沒有脫離傳統。

隨著國民黨在大陸的潰敗，這批引領當時學術的大師們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擇，有的像傅斯年一樣，隨國民黨到了臺灣，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慢慢從新建起了“中研院”；有的像錢穆一樣，帶著學生退居香港，創辦書院，傳承民國衣冠；有的則像胡適一樣去了美國，在凄涼的晚景下繼續學術探索；還有很多人像陳寅恪一樣留守大陸，戰戰兢兢地度過余生。隨著他們這一輩人的故去，中國傳統文化在大陸則出現了明顯的斷層。

2.學術研究難逃功利 大師自然難產

當今，我們呼喚國學大師，呼喚了幾十年，也沒喚來。很多自詡為大師，或自封為大師的人，就學養來說，無法與民國時期的大師相提并論。與民國時代的大師相比，今日所謂的國學大師性質早已變質。他們重創新甚于重功力，重專精甚于重廣博，重西方現代學術訓練及背景，不重視中國傳統本位的學術取向，重實證主義的踏實工作，不重形而上學的古典思辨。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學者，但是很難稱其為大師。

當代人驚呼，我們投入了那么多錢，為什么培養不出一位國學大師？細想起來可知，國學大師向來不是錢培養出來的。國學是一種傳承，是一種師徒傳遞的學問。我們打倒了大師，想再扶起新一批新的大師，實際是非常可笑的想法。大師需要培養大師的土壤，需要承繼大師衣缽的人。可惜，我們既缺乏成就大師的土壤，又缺乏歷史的傳承。這是時代的弊病也是時代的悲哀。

我們一方面惋惜沒有大師出現，另一方面又對學者不斷明星化表示痛惜。有人說，有什么樣的讀者就有什么樣的作者，有什么樣的觀眾就有什么樣的節目。當前學術文化泛濫與粗糙化或許是受眾自身文化程度不足造成的。當我們呼喚大師的時候，是否應該反躬自省，捫心自問，我們準備好迎接大師的到來了嗎？大師不是呼喚來的，不是錢培養出來的，是適合大師生存的土壤自然生長出來的。

結語：民國是大家輩出的時代，是歷史學多樣化敘述的爭鳴時代。這既是特殊時代背景的產物，也是政府重視文化教育和尊重學問人的結果。只可惜戰亂的炮火阻礙了學術文化的薪火傳承。隨著國民政府退居臺灣，繁榮一時的多樣化歷史寫作時代被統一的一門獨尊所代替。從此以后，中國學術文化出現斷層，研究方法漸現單一，放眼今日，整個社會和學術研究都日趨功利化，如此背景之下，大師級人物自然難產。

第二篇：《南渡北歸》 讀后感

讀后感就是把所讀到的，記到的，在文中有啟發的用文字記錄下來。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南渡北歸讀后感，歡迎閱讀參考！《南渡北歸》 讀后感篇1

看過《南渡北歸》后，只想再悲嘆一次：21歲了，我才明白真正的中國歷史。

小學到高中，我花了12年時間學習歷史。高中時，歷史成績常常全班第一，也是文科班的尖子生。不過，上大學四年，我才發現之前學的歷史教材，錯誤的知識占到一半，甚至還多。這是什么樣的感慨呢？生在這樣的時代，年輕人，繼續努力吧。

該著作分三部，約180萬字，包括《南渡北歸—南渡》、《南渡北歸—北歸》、《南渡北歸—離別》。書的封面寫著一段話，頗具震撼力，“首部全景再現中國最后一代大師群體命運劇烈變遷的史詩巨著”。封面下半部分寫著八個大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然后就是9個大師的肖像，有胡適、蔣夢麟、傅斯年、張伯苓、魯迅……樂哥在第一頁批了八個字，“大師遠去，專家橫行”。

回想起高中和大一大二時期讀小說，《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日》、《小二黑結婚》……這些所謂的名著都是歷史書上推薦的，它們花費了我好久的時間，讀完之后也帶來了許久的感動。

但是，當看過《南渡北歸》后，突然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原來民國期間還有這么多偉大的科學家、教育家、哲學家、文學家，為什么中學時期的教材不向我們著重推薦他們，而單單選擇介紹郭沫若、沈從文、何其芳、吳強、孫犁這些人。

梁啟超、王國維、胡適、傅斯年、李濟、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朱家驊、吳宓、陳寅恪、曾昭掄、董作賓、曾昭橘、葉企孫、劉文典、俞大維……可嘆這些人物竟然不能夠在中國歷史書中占據一些地位。還有盧作孚、張自忠、方先覺……看著這些感天動地的事跡，我想抹眼淚。總有一天，他們會走出歷史的角落，成為受人們尊敬的人。

西南聯大數百人旅行團，從長沙到云南，徒步3000多里，這樣的壯舉令今天的大學生汗顏。更發人深思的是，過路百姓，甚至土匪也主動對他們加以照顧，為民族之未來保存希望。跟隨保衛學生的軍隊官兵，在完成任務后婉拒了學校的酬謝。如此義舉，怎不動容。

作為史語所所長兼臺大校長的傅斯年，臨死前急著寫文章拿稿費，讓其妻買一條棉褲御寒；董作賓主持史語所建造辦公大樓和宿舍工程，一晃幾年過去，眼看一座座樓舍立起，而董家生活依然極其艱難。當時建筑業與學術機關的知識分子，很少搞建筑拿回扣。對比今世“站起一座樓，富起一群狗”或“建成一條路，倒下一群狗”，往事實不堪回首。

梁再冰最初報考清華大學，未被錄取。林徽因曾懷疑清華判分有誤，當通過有關人員調看女兒的試卷之后，認可無誤，遂讓梁改投北大，并被西語系錄取。梁從誡報考清華建筑系，因2分之差未被錄取，不得已改為歷史系。后世很多人認為憑借梁思成夫婦的地位和權力，遂兩個孩子心愿是件并不難辦的事，但梁思成夫婦沒有這樣做。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清華乃至整個教育界的風氣尚屬清廉，還沒有太大的歪風邪氣，教授們的思想差不錯都是這樣，特殊的例子倒是少見。

當知識分子一個個被打成“右派”時，當他們一個個走上絕路自殺時，當文革后清華要為吳晗立雕像旋即遭到質疑時，我只想在說一句：歷史終將還世人公道，即使需要一百年。

通常說起歷史，人們多會想起一些著名的戰役，想到的是戰士們的英勇獻身，但是這部《南渡北歸》卻帶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讀歷史。大家都知道魯迅棄醫從文，用思想來影響國人，但其實，大師們所做的還遠不止這些。

書中記載了這么一段歷史：1930年9月，梁思永等人到東北進行考古調查，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研究奠定理論基礎和科學依據，也才有了兩年后有傅斯年撰寫的《東北史綱》，書中第一條便是“近年來考古學者人類學者在中國北部以及東北之努力，已證明史前時代中國北部與中國東北在人種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此事實依據駁斥了日本人“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理論，給日本“指鹿為馬”者當頭一棒，為中國人大出了一口志氣。

我想，這也就是為什么當初梁啟超堅持鼓勵自己的兒子學習考古，盡力發展國內的考古業的原因了吧。文人們有自己捍衛國家尊嚴的方式，相比上戰場沖鋒陷陣，文人們所做的更多是幕后的事，而這些，又如藺相如和廉頗文武共行般是不可或缺且相輔相承的。

這本書，帶給我更多感動的則是那一代大師們在戰亂中奮力保護祖國文化，傳承祖國文化的那種堅持，數年顛沛流離，數次哀嘆山河破碎，可也許是時代造英雄，這一代文人們在艱苦的環境中依舊保留了進行學術探究的嚴謹態度，也才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一本本著作，和那些一點一點被搶救回來的文化。

而對這一歷史溫情感受最深的60后作家岳南也傳承了這種精神，這本《南渡北歸》他寫了八年，數次進行實地考察，就如他在采訪中所說：“我看到他們當年用什么鍋，睡的什么床，描寫的時候就更加真實。”而大家也會發現，書中的每一個部分，都有詳細的解釋并附上了具體的資料來源。

最后說一說這本書的封面一行大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我想這也許是欠妥的，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人才，現在也有著很多為發展而努力奮斗，作出大貢獻的青年人。但這句話也應該作為對后世的一個警示，在爭著評教授職稱，為金錢所迷惑雙眼的現在，更應該有些人能夠一心撲進科學，把全部生命奉獻給自己所從事的學科。

推薦這本書，就如作者岳南所說的這樣，希望你們能在這套書中讀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種，歷經苦難而不悔的那種，生活的勇氣和精神得到張揚的那種”歷史溫情。

這本書我讀了很久，期間中斷了一段時間。擱置的那段時間，又添了許多新書，但想著這本書實在很不錯，所以還是讀完了。《南渡北歸》系列總共有三本——《南渡》、《北歸》和《離別》，是一幅恢宏的民國知識分子命運變遷的群像畫，即群體人物傳記。不同于一般的單個人物傳記，這本書整體架構是時間軸，再在時間軸上“橫切一刀”，把在橫截面上要重點描寫的人物作詳細刻畫，而該人物其他時間段上的經歷一筆帶過，等到寫下一個橫切面時，繼續把之前的人物的經歷“拎過來”接著寫，所以在看單章的時候，思緒會稍有些散，只有把好幾章看完以后，才能對一個人物的命運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

《北歸》包含的歷史時間段大致在1937年至1940年前后，但書中對于一些活躍于這段時期的知識分子的個人的成長過程也著墨甚多，所以時間跨度很廣。書中描寫的主體是原本活躍于各地高校或研究機構、而戰爭爆發后，隨著學校的遷移而輾轉于全國多地的知識分子，比如王國維、趙元任、胡適、陳寅恪、傅斯年等等；描寫的事件也基本與這群人相關。而對于當時的大環境，比如黨爭，比如戰爭本身，都只是點到即止；即使描寫到，也只是為了刻畫某個人物，所以書中內容看起來比較“純粹”。書中容納了大量的真實史料，這一點從每一章后面多達二十面的注釋就可見一斑（全書共十一章）；注釋的內容多是所描寫人物的日記、書信、作品以及親近之人的口述等，所以足以見書中對人物刻畫時都是基于事實，而非信口雌黃。

書中的人物，大多活躍于這幾個學術機構：北京大學（北大），清華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國立南開大學，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及其下屬機構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中國營造學社等。在空間上著重描寫的，主要有北京（當時的北平），長沙，昆明和四川南溪李莊等。

整本書的故事主線其實很簡單：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城淪陷，于是原在北京的高校，以及南開大學和長沙臨時大學，被迫遷往云南昆明，共同組建成西南聯合大學；后來戰事惡化，昆明也遭到了嚴重襲擊，于是西南聯大及相關的人員和科研機構又被迫遷往四川李莊。但在這段時期之內，發生了許多令人動容的故事，讓人既感慨于山河破碎、人民命途多舛的凄涼，又感慨于這些知識分子對知識的熱愛，甚至要勝過對自己的生命；也正是這種熱情，才讓眾多中華文化中的瑰寶，免于戰火的涂炭。

1937年的中國，遍地狼煙。生長于這片土地上的知識分子們也同樣不能免于戰爭的苦難，諾大的中國，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日本軍隊進攻北平和天津時，并沒有顧忌城市中的高校，反而把炮口對準了這些地方。南開大學當時基本被炸成廢墟，北大和清華校園里，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獻都在轟炸中飛灰湮滅。在遷往昆明時，各高校為了能在昆明繼續教學研究，可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盡一切辦法搬運教研物資。不僅是圖書，當時自然科學中的動植物標本、考古發現的珍貴文物，都紛紛從陸路、水路運往昆明，期間經歷的艱辛不言自明，甚至還因為船翻了而使不能沾水的古籍損失了一部分，實在令人扼腕。當時日本空軍在中國多地進行不加區分的大轟炸，百姓被炸死炸傷者不計其數，所以，書中對于師生跑警報、躲避轟炸有許多描寫。第五章“弦誦在山城”和第十五章“國破花開濺淚流”里，刻畫了當時昆明城頻繁遭空襲時的眾生百態。令人稍感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的是，一些學生因為“跑警報”（有日軍飛機飛過城市上空時則拉響警報示意民眾到城外或防空洞躲避）過于頻繁而逐漸麻木，反其道而行之，趁著別人都去“跑警報”、室中無人時，盡情使用平常因為太稀缺而使用不上的資源，比如水；甚至還有年輕的學生們在跑警報時產生了感情，書中描寫：“同學跑警報，成雙成對者越來越多。跑警報說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難，但隱隱約約有那么一點危險感，和看電影、遛翠湖時不同。這一點危險感使兩方的關系更加親近了??”但這終究是少數人，絕大多數人都掙扎于炮火中苦不堪言。眼見昆明也陷入戰火，西南聯大于是又被迫遷往四川南溪李莊。在李莊，雖然相比于昆明，類似于炮轟這種苦難要減輕許多，但教學、研究和生活的條件也都十分艱苦。不論是糧食、醫藥還是衣物，都面臨僧多粥少的窘境，大學的教室、宿舍和辦公地點嚴重短缺，不論是當地學堂還是山頭上的山寨，能征用的都被征用了，甚至“辦公室”與牛棚僅一墻之隔，也根本沒有挑剔的余地。以上寫到的這些，只是艱苦環境的冰山一角，真的很難想象，當時的這些追求知識與真理的人們，是憑著怎樣一種信念，在咬牙支撐著。

即便是環境這樣惡劣，這群知識分子也始終潛心學術，甚至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過，在我國考古史上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發掘工作，比如河南殷墟（甲骨文、彩陶與仰韶文化）遺址，山東濟南城子崖（新石器時代的黑陶與龍山文化）遺址，以及對東北地區的“昂昂溪文化”的發掘考證工作等等，都是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入侵中國、時局動蕩的環境下完成的。抗戰爆發后，即便物資極度匱乏、身如浮萍漂泊不定，學術大家們也總是希望能在知識中獲得些許慰藉。書中對于梁思成和陳寅恪都有較多的描寫，這兩人都展現出了對于“研究”的高度的熱愛。抗戰期間，梁思成一家為躲避戰火而長途奔襲，原本就體弱多病的林徽因險些因肺病得不到救治而丟掉性命；逃難之時，即便再拮據、再疲憊，梁思成也始終把之前的研究成果——調查中國古建筑時留下的數以千計的照片、實測草圖和記錄等，完好無損地帶在身邊，盡一切力量來完成自己的理想——編著《圖像中國建筑史》和《中國建筑史》。陳寅恪就更是這樣，1937年日軍攻占北平城時，陳寅恪逃出城時，不帶金銀細軟，卻帶了滿滿一汽車的書籍、手稿；而后輾轉于多地，都不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拋棄。

這些把自己的研究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流亡的知識分子，實在是令人心生敬佩，也實在為他們多舛的命運感到嘆息。國破家亡之時，武人血戰沙場、保家衛國，而文人想要在書桌實現自己的學術理想，是何等的艱難。并不是這些大師們“兩耳不聞窗外事”，對國仇家難置之不理，而是他們覺得，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潛心學術、教書育人，也是對這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的祖國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貢獻。軍人上陣殺敵，普通老百姓專注生產，知識分子專注于文化，這都是在各自的戰場上保衛著國家，都有一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赤子之心。國家只有安定強大了，才能為生活在國家中的每一個人民都提供一片自由發展的凈土。

但如今，突然面對著墳墓，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回顧，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亙古的荒漠。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冥想》

《南渡北歸》講的是民國時期中國大師的群體命運變遷歷史。內容夾雜了各類官方文獻和野史趣聞，和作者愛憎的感情交織在一起，勾勒出悲愴又真性情的一個個人物。亂世成就英才，各種挑戰人性的底線的事情，讓人更加多思而復雜。苦難，是不幸，也是幸運。

選擇——從盧溝橋事件說起

故事：第一個故事是關于張自忠將軍，盧溝橋事件開啟了這段顛沛流離的歷史，當時北平守軍是宋哲元、張自忠。盧溝橋之前，張自忠認為可以和平解決與日本的沖突，撤防撤軍，私下簽訂《香月細目》。被社會視為“準漢奸”、“自以為忠”。

后參加多場對日戰爭，1940年，張自忠在對日的棗宜會站中全軍覆沒，戰死。

別人做的選擇，是基于他當時所獲得的信息而做的判斷。上帝視角來審判他人的選擇時，你在局內未必會做的更好。

傳聞——從一個風流韻事說起

故事：廣為流傳的版本中，林徽因將徐志摩失事飛機殘骸懸于臥室，彼時至今各類小文章據此有了各種猜測，演繹，腦補一系列的故事推測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不和睦，熬成一碗碗的雞湯。

在另外一個版本里，林徽因保留的飛機殘骸有兩片，另一片是其胞弟林恒對日空戰陣亡的飛機殘骸。

真相到底是什么樣子，感情這種事或者當事人也講不清楚。別人告訴你一些事情，是為了論證他的道理。你信不信他的論據，你的道理是什么？

資歷——陳寅格的那份學歷

故事：陳寅格太有才華，也許他的大腦就是一個超級電腦。閱歷豐富——多國游學；超強記憶——引文據典，涉獵廣泛；邏輯嚴謹——從《琵琶行》推斷歌女家鄉，所嫁人情況等；簡直是天生的學問家，被稱為“教授的教授”。

陳寅格游學多地，哈佛、柏林轉了一圈，卻沒有拿一份博士文憑回來，完全為求職而求職。也正是這一點，讓好友吳宓聘用他做教授時費勁力氣。

要么讓自己擁有陳寅格那份出色的才華，要么就腳踏實地一步步做事情。

最近，終于把《南渡北歸》這本書看完了，回想起來，這本書從買來到看完，話費了半年的時間。

個人覺得，看《南渡北歸》需要耐心，因為有幾百萬字的篇幅，更要有足夠的理性，因為這本書給你的想象空間是無窮大的，稍有疏忽就容易陷入憤世嫉俗。在整個閱讀過程中，作者岳南隔空打牛、言此意彼的寫作風格，就像一根根無形的線牽著我的'目光，使我戀戀不舍地跋涉完這段悲喜交加的“書”途。每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橋段時，難免啞然失笑，笑過之后的余味，卻是深深的悲涼。

《南渡北歸》一本書能讓讀者如此不知不覺中陷入思索之陣，自然是大大的了不起，而書中的吉光片羽，則顯得更加彌足珍貴。

《南渡北歸》這本書是寫現當代漸漸遠逝的大師群體。在這里有光環但并不刺眼，而是貌似隨意地信手拈來，有褒有貶、有莊有諧、有血有淚、有喜有悲，讓讀者在大師們巨大的光環底下，仍能瞥見他們最真實的一面，最溫暖的一面，最可愛的一面。

我看到，在紛繁復雜的政治面前，大師們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爛漫。當隆隆炮火燒到北平城墻之下的時候，朱家驊、傅斯年等學界精英積極奔走，力爭盡量多的“搶救”學人，“投奔”臺北。縱然拼盡全力，朱、傅二人在臺北的境遇卻讓人唏噓不已，前者被老蔣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長的官帽，而后者則是在連一條棉褲都買不起的境況下，貧病離世。這二人的窘境是遷臺學人的一個縮影。胡適雖然是著名的學界“大鱷”，過得卻同樣不甚風光，要忍受同行的明槍暗箭，還要忍受小兒胡思杜的檢舉揭發，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在胡適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實是一顆千瘡百孔的心。最終，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會上溘然離世，總算死后備極哀榮。我想這份哀榮是以胡適為代表的具有獨立治學精神的學者應有的。在胡適死后若干年發動的那場浩劫中，在紅衛兵歇斯底里的批斗聲中，曾經積極揭發過他的學生、朋友、親戚，不知道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是懊悔，是自慚，還是惱恨？上天確實開了個冷玩笑——這一出鬧劇明明已有前車之鑒，很多自以為得計的學術精英卻依然趨之若騖，唯恐落伍。政治的翻云覆雨，他們哪里來得及看清。當那一記響亮的巴掌打下來，痛的不止是這些老者的臉，還有時代的心。

“大師遠去再無大師”，這幾個字赫然印在封面最顯眼處，貌似絕決的含義透露出特定時代下的萬般無奈與凄涼。那些曾經離我們很近的大師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遠去了，但其卓絕的貢獻和高昂的靈魂卻不是時代可以抹殺的。亂則隱，治則現的大賢處世法則，我想在任何時代都是奏效的。那么意思已經很明顯，大師是有，但他們是否愿意出現在聚光燈下，就要取決于他們對這個時代的看法了。

我曾經看到過有一些活躍在各大媒體上的知名學者，自封大師。那時，我跟絕大多數人一樣，疑惑“大師”這一大多數情況下屬于得道高僧的稱謂，怎么會用來給學者冠名。那么看完《南渡北歸》，我想我對真正的“大師”有了一個具象的認識。他們學高身正，難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師”嗎？和尚修道在寺廟，大師修道在紅塵。他們，其實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們是一群可愛的普通人，分解出來就是可憐、有愛。身赴臺北的胡適，臨死都不知道曾經謾罵他是“美帝國主義走狗”的小兒胡思杜已經自殺，還饒有深情地在遺囑中提出給小胡分遺產，其狀堪憐。一心維系家國命運的梅貽琦，雖然在臺北新竹完成了重建清華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彌留之際再也沒有見過愛子梅祖彥。考古界的巨擘李濟，因為海峽兩岸的政治對壘，因故舊凋零、思親情重，最后也郁郁而終。臺北之于中國，是領土的割裂；而大陸之于臺島上的異鄉人，則是整個思念的寄托。這份家國情懷，可能是大師們都有的一種普世情懷吧。1946年，林徽因結束了九個年頭的顛沛流離，跟家人回到了一直以來念茲在茲的北平，滿懷深情地重訪每一處故地。抗戰結束之時，雖然已受盡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選擇了放棄赴美治療的機會，選擇了“和祖國一起受苦”。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獻給了祖國的建設事業。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樣與病魔作著斗爭，緊緊守護在祖國的身旁。我想：她的一生，是對得起金岳霖對她“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終生未娶的癡情的。

當下，有人不乏嘲諷地說，現在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卻少了，而大師的故事卻是少之又少了。我真誠地期待：《南渡北歸》不會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師故事的一個變奏，是開啟大師時代的一把小小的鑰匙。

當我看到《南渡北歸》的結局，說，這個時代結束了。我的眼睛忽的酸了，那個時代結束了，那些大師不再了。而現世的我望著無法企及的過去，只剩下緬懷。

這個世界的浮躁已經成為了普遍現象，就像是真理似病菌般在人群中蔓延。浮躁的人們奔走在這個燈紅酒綠的社會，為著自己永遠無法滿足的胃和品味即使原本寧靜或追求寧靜的不平凡的心也因為潮流的擠壓而不得不跳入喧鬧的舞池與眾生共舞，搖頭晃腦間忘卻自己的初心，忘卻最本真的內心。

原本我就是個浮躁的人。曾經不是，現在是，將來，我不知道。之所以我能安靜地坐著，打下這些文字，只是因為停電。你看，多么可悲的人類，只有當外物改變時才記得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敢情，我們一直都是生活在被外界環境控制的世界里，而當外界強大的電流消失時，我們就像是短暫清晰的正常人，重新回歸自己的真實的生活，做起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實我一直都愛用文字來表達自己，只是一旦卷入了那種讓人沉迷的漩渦，便再難以脫身。

我沒有控訴，我只是想緬懷。緬懷我小學寫的配圖日記，緬懷我初中寫的敘事日記，緬懷我高中寫的感情日記，緬懷那些充實而樸素的日記本。現在，看著手邊一本一本華麗而蒼白的空本子，我忽然感覺好笑，有些東西再華麗，終究不過是皮囊，內在的空洞與虛無只會讓這塊皮囊干癟蒼老地更快，更無情。

我沒有厭世，我只是想緬懷。緬懷我跟朋友爭吵后戲劇性的和好，緬懷我們一起上課作詩下課游戲的快樂，緬懷我們安靜的夜晚聊心事聊未來的憧憬，緬懷一切因為擁有真正的朋友而幸福的場景。那些沒有絲毫虛偽與表演的存在，讓人能夠看到感情的真摯與牢靠的關系。這些都還在，卻只是在心里反復重播，似乎現實告訴自己，你已經沒有上演的資格。我不知道為什么，很多事情就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現的真理，不該干什么可以干什么。

我只是想緬懷那個時代，那個屬于大師們的時代，講述我自己的經歷只是為了襯托我對過去的總是充滿懷念，何況是那么偉大的那個時代。那個時代，邪惡與善良已經存在，但是不管是邪惡還是善良，對知識、對真理的追求卻是那樣的瘋狂。有意識的人只要認定自己要追求的目標，要達到的水平，便心無旁騖地去追求去奮斗，靜下心來搞研究，閉關學習整理記錄，現今誰還會這樣？為了真正的學問而去學習，為了真正的發現而去調研，為了真正的進步而去努力？當人們歡呼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展，卻忽視了自己的生活也在被慢慢地吞噬著靜心與寧靜。就像一個小孩被四處的聲音所吸引而不斷跳動要去追尋，而忘記安靜地聆聽其中的美妙。

這個時代是美好的。每當我看到書中對戰爭、對動蕩的描述時，我跳動的心一直告訴自己那個時代過去了，這個時代是美好的。可是，在美好的時代卻不再出現那些已經被殘害的偉大的人類，那這個時代的美好只是為了襯托我們這些人的悲哀嗎？我們始終不會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直到死。我開始覺得這個時代的可悲，它只是須有華麗的皮囊。

我像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熱愛那個時代的人物和精神，那個可以為了內心的真實和正義放棄一切虛無的事物，包括名譽、地位、金錢甚至生命的時代，那個可以為了內心對知識的追求而在最危險的時刻只記得貼身保護書籍與古物的時代。我那樣向往那個時代，卻又那樣哀悼那個時代。在困苦中、戰亂中、逃難中、炮火中，他們始終在堅持自己的堅持，沒有放棄自己的思想意志，病榻上、失明時、炮火轟擊時，都沒有放棄。可是當他們以為新時代到來的時候卻不知道自己進入了死亡的牢籠，即將死去的不僅僅是他們的身體，還有被扭曲的靈魂。看著他們被迫害的場景，我沒有悲憤，我只有無盡的悲哀。為他們更為那個時代。一群那么可愛而敬愛的人，單純和愛國的心除了淵博的學識和寬廣的胸懷，什么都沒有留給自己的私心，最終被這樣折磨著死去，連帶著后輩和希望。林徽因的那句，死是為了誰，是他們每個死去的遺言嗎？他們當初留下又是為了誰?!那個時代，最終瘋狂了。也最終隨著最后一位大師的死去而死去。

我不想去揣摩那些為了活命而做出惡心事的人的心情，他們都是悲哀的。就像我們一樣悲哀。當一個兒童幸福地幻想著自己未來的生活并不斷努力學習時，然后有一天所有人都告訴他，這樣是得不到幸福的時候，兒童會不會只有悲哀，或者，反抗。

一個人永遠都揣摩不了其他人的想法，連我現在的書寫都不能描述出我內心真實的想法。我還有好多話要說，卻不知道怎么去表達，我只能每每嘆一口氣，然后，又不知道說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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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南渡北歸讀書筆記[推薦]

南渡北歸

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

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馮治安師何基灃（一一零旅）旅吉星文團奮起反抗 1928年奉系軍閥張作霖兒子張學良，承襲父職，自任奉天軍總司令。

1930年，蔣介石國民政府中央軍與馮玉祥、閻錫山（山西軍閥）-中原大戰，130萬人參戰。1930年底，張學良助蔣有功而榮升中華民國海陸空軍副總司令。

1931年1月，馮玉祥旗下“五虎上將”之一的榮哲元任第二十九軍軍長。日本軍隊本著“軍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見血而入鞘”既定方針。7月29日，南開大學被日軍轟炸，開始精神上的征服。

9月10日，由國民政府教育部發出第16696號令，正式宣布在長沙和西安兩地設立臨時大學。以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干，設立西北臨時大學。由國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臨時大學選址：長沙市韭菜園一號原美國教會所辦圣經書院。中國現代歷史上最為悲壯的知識分子大撤退開始。

7.29，北平淪陷，下午，日軍進清華園騷擾。參觀為名，將竊取的大批珍貴圖書、儀器設備用卡車裝運出校園。

9月3日，大批日軍進駐北大第一院和灰樓新宿舍。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 文學院院長胡適

北大中文系教授羅常培。

善后工作落在北大秘書長兼歷史系教授鄭天挺身上。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 清華大學教務長潘光旦

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馮友蘭 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趙忠堯。清華大學教授金岳霖。

清華大學保管委員會：汪健君 施廷鏞 陣傳緒 傅仼敢 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 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

理學院院長楊石先組織師生向校外轉移圖書、設備。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 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 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 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煜瀛 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

梁思成夫婦隱居四川南溪李莊。

美國哈弗大學歸國名士吳宓，登門聘請“帝師”王國維。后人，“不觀王國維之學問，不知大師之大，高山之高”。梁家三位公子先后求學于清華大學。

長子梁思成1924留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次子梁思永1924留學美國哈弗大學。三子梁思忠，1926留學美國西點軍校。“漢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的史學奇才，陳寅格。

王，梁，趙，陳，被后世稱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當年“哈弗三杰”陳寅格，吳宓，湯用彤。

中國人類學和考古學之父的年輕海龜“李濟。”哈弗三年，攻讀人類學專業。

李濟人生轉折點-國際級地質學大師丁文江。劍橋，格拉斯哥大學求學七載，取得中國地質界領袖地位，擔任中國地質學會秘書長。1925年6月15日，（1925-1929）國學研究院教職員名單： 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格； 講師：李濟：

助教：陸維釗（同年九月辭職，由趙萬里接任）、梁廷燦、章昭煌 主任：吳宓 助理員：周光午 事務員：衛士生

王國維“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

清華，美庚子賠款，退款辦學。1911年，4，29清華學堂正式開學，清華歷史由此開始。北大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

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歷史（陳寅格）、語言（趙元任）、考古（李濟)。后增設人類學組，由留美博士吳定良主持工作。

光緒二十五年，時任國子監祭酒（皇家大學校校長）王懿榮患瘧疾抓藥，發現甲骨文。是認定商代文字第一人，確認了甲骨文世之無匹的學術價值，同時開創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揭開了中國商代歷史研究的序幕。

董作賓和李濟，梁思永挖掘安陽殷墟。

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疊層按存在時間先后劃分的科學依據。這一偉大發現，“證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梁思永對后崗三疊層的劃分，成功地構筑了中國古文明發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國考古學與古史研究有了劃時代的飛躍。

1932年文物裝箱南遷-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國寶南遷大行動。

1948年，這批寶物中的相當一部分精品隨蔣介石政府遷往臺灣，成為臺北故宮博物館的鎮院之寶。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

1938年1月中旬，根據國民政府指令，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另行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1938年9月28日，昆明大轟炸。

1940年5月14日，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五戰區右翼兵團上將銜總司令張自忠。5月16日，張自忠在宜城壯烈殉國，時年51歲。當夜，中方派一個師的兵力強攻落入日軍手中的張自忠將軍之軀。

同濟大學是由一個在上海行醫的德國醫生埃里希.寶隆創辦。戰時遷移至宜賓東部長江南岸的（四川南溪）李莊古鎮。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國對波蘭發動突然襲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9月3日，英法被迫對德宣戰。9.27，德軍占領波蘭首都華沙，波蘭完全淪陷。5.26英國海軍下令代號為“發電機”的撤退行動。敦刻爾大撤退是當時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軍事撤退行動。

清末，天津教育家嚴修創辦以新學為主的家塾，聘其父陶仲明擔任塾師，陶孟和隨父就讀。1901年，陶仲明病故，張伯苓繼之。1904年嚴氏家塾改為敬業學堂，陶孟和仍舊在比就讀。1907年，學堂遷入南開地區并改稱私立南開學校。代表人物：梅貽琦、周恩來。中基會，原是為管理美國第二次退換庚子賠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個行政管理機構。1924.5美國國會通過議案，決定將中國庚子賠款之余額及利息約1200萬美元退還給中國，分期支付。美國的目的是出于保持在中國的長久利益，傳播美國文化和政治價值觀的考慮。

第四篇：南渡北歸讀后感

南渡北歸讀后感

南渡北歸讀后感1

《南渡北歸》最后一冊終于看完了，不簡單地說兩句。

持續一百多年斷斷續續的戰爭（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1953年抗美援朝勝利），別國在發展，我們在打仗，而且還是中英、中法、中日、中俄、中美，除日本外，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一個都不少。有實力的國家在全世界搶占地盤，發動戰爭，中國很被動，畫面太沉重不敢看→_→。

抗日戰爭期間，國共雙方為民族獨立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了解一下主戰場淞滬會戰、衡陽會戰的慘烈程度，就覺得每個人的付出都應該被正確評價。

戰爭年代犧牲的人很多，對我們來說可能沒有實感。相比之下，和平年代有犧牲就太令人難受了，畢竟每個個體是自己又不完全屬于自己，有夫妻、子女、父母等各種各樣的身份，那種感覺很破碎。

寫出這種打打殺殺的文字，此刻感覺自己很MAN。

故事一：

主人公A，今年60歲，據說上學時經常被組織起來喊口號“打倒這個”“打倒那個”，還有各種大字報，總之就是學生該干的正事都不干。A所在鄉鎮中學的老師大多來自北上廣等大城市，超級、無敵的優秀。

圖片

另外有來自書中的故事，有一幫小鬼逮不著被批判者本人，就把人家祖墳給炸了，我天啊，這是什么神仙操作？還有些事件，描述本身就讓人生理不適。那樣一個群體作妖的時代，拿著雞毛當令箭，人性如此之惡，細思極恐，不寒而栗。

平生第一次覺得知識多了是一種煩惱，不如神經大條，頭腦簡單，更容易開心快樂。

故事二：

主人公B，灣灣人，56歲。一次，有位姑娘見洗手間需要排隊，隨口對朋友說了一句“沒坑兒了”。我們看來，這句話聽起來是有點別扭，也還好，可在這位灣灣人聽來，絕對不是還好，而是有很大的問題。

她覺得年輕女孩子應該是Young Lady，言行非常重要，不應該說出這樣的話，所以義憤填膺地和我理論了半個鐘頭。第一次和灣灣人聊女孩子該怎么說話的問題，感覺好奇妙。

回到事件本身，可能是雙方的生活環境不一樣吧，說的人認為很正常，聽的人覺得太隨意，都沒有錯，真正遇到了，就理解萬歲吧。

不過，我確實希望將來的女兒是一個Young Lady（這個不存在的女兒被多次提起，我是多么想生閨女啊～(￣▽￣～)~

人物群像：

書中的大師不愧是大師，確實異于常人。

讀完他們的故事，就感覺太苦了。如果是和平環境下，嘔心瀝血的著作也不至于因為戰爭而不知所蹤、或毀壞殆盡。也能夠更加長壽，還能培養出特別多優秀的人才，大師的精神也會傳承下去，會涌現更多的大師。

所以說戰爭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人力、物力等有形的損失，還有特別多隱形的東西。大師是真正的國家財富，再無大師好可惜，社會整體氛圍倒退豈止是十年二十年。

南渡北歸讀后感2

近些年，越來越多的人被人們成為“大師”，這個稱號越來越廉價，只要是稍微有點兒能耐的人都能在這個社會上被叫一聲“大師”。大師真的有那么廉價嗎？大師真的有很多嗎？顯然不是。而事實是，不是大師變多了，而是社會上的浮躁之氣變多了。一直以來，“大師”這兩個字，于我而言乃是重若千斤，絕不是如今這般輕浮荒率的外號。這就是我去讀《南渡北歸》的原因，在這本書里，岳南先生完整地向世人解釋了何謂“大師”。

全書一共幾百萬字，字數很多，但字字如璣。講述了一群能真正稱得上“大師”的大師們波瀾壯闊的樣子。通篇閱讀下來之后，給我的第一感覺不是有設么感想，而是解脫。全書從頭到尾的氣氛都是苦悶，壓抑，沉郁。從抗日戰爭，日本侵略者慘無人道的燒殺擄掠，祖國大地慘遭踐踏，城市的淪陷與百姓的傷痛；到西南聯大的一群大師們，在民族危難之際的艱難與鑒定；再到解放前夜，大師們為了自己的理想與信念，選擇了在海峽兩岸的離別之苦······與其說是在描寫大師們的意志，不如說是在描寫大師們的掙扎！

然而大師就是大師，在掙扎中，人能夠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前途聯系在一起，在艱難歲月里，時時刻刻想的是國家和民族。蔡元培、王國維、梁啟超、傅斯年、陳寅恪······他們擁有的淵博知識然他們在各自的學術領域上是專家、是博士，繼而加上他們偉大的品格和情操，這才成就了“大師”之稱號。他們是當之無愧的既做到了“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做到了“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他們才是真正的大師！

所謂大師，不僅是個人之偉大，更要有超凡之貢獻。在我看來，大師們最偉大最深遠的影響莫過于教育事業。《南渡北歸》全書精彩的地方有很多，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描寫蔡元培的北大，那時的北大，云集了當時中國可以說是所有的大師，野無遺堅，表現出一副百花齊放、學術自由的天地。我很羨慕當時的那群學生，有這樣好的大師們指導，有這樣好的學習氛圍。于是，這群北大學生，絕大多數后來都成為了一代英才，也參與到了新中國的建設中去，這就是大師的力量。書中有一段描寫我記憶猶新：梅貽琦到職，發表了“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大師之謂也。”的著名演講。同時強調大學教育“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的辦學理念。看到了吧，我們中國當今的教育理念早在民國那群大師的手上就已經被奠定 ，這就是大師。

那么，現在回答我的問題：何謂“大師”？《南渡北歸》給了大家一個簡單的答案，堅貞的學者即為大師。

惜哉，當今真正的學者有幾何？其堅貞者有幾何？為何再難有人比肩魯迅、胡適？當今之大師，少也！

也罷，既然回不到那個時代，就讓現在變得更好吧。少一點浮躁，多一點淡泊；少一點知識分子的傲氣，多一點文人的傲骨。新的大師是遲早的事兒。

感謝《南渡北歸》給我們的答案。

南渡北歸讀后感3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提到中國內部的**時期除了打打殺殺的士兵將領，文人學士的存在是必不可少且不可忽視的。他們的精神從不動、毫不畏懼。

不忍憶王國維大師的投湖而死。一天的安詳平常，卻被那投湖一聲脆響刺的干干凈凈。頭陷淤泥足可見王大師一心求死的態度之堅決精神之強大。正如這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讓人久久從難以回神。

是的，或許在平凡人眼里，認為這是沒有必要的。然而，這正是大師超越平凡人的地方。作者認為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見到即將衰亡的中國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愴結局而死，其一死是對當時混亂無序的時局和世風日下的現實作出的近似“尸諫”的抗爭。

簡單一句話，如醍醐灌頂，點醒了我。原來，文化的力量可以這么強大。原來，文學大師沉默的反抗是這么的讓人震撼。當然，志同道合的人更能理解對方，并給予最真實的贊揚。難怪陳寅格一句道破：“凡一種文化，值此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再說到另一位國學大師梁啟超。從教科書上我們也對梁啟超的愛國、他的先進思想充滿敬佩。從《南渡》中，再一次認識更加生動的梁啟超大師。他看到世界范圍的考古學迅速發展，而號稱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境內，從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種名義來華的外國學者。他對這種現狀頗為不滿和不服氣，很希望有中國人自己出面做這一工作。他認為“以中國地方這樣大，歷史這樣久，蘊藏的古物這樣豐富，努力做下去，一定能于全世界考古學上占有極高的位置。”這種自信與魄力讓人折服，也喚起了我們普通人對大中國、對自己的信心。

他不僅自己身體力行，而且將自己兩個孩子培養成中國歷史上又兩個杰出人才。

李濟，也正是因在文化思想上的共鳴，而和梁啟超走到一起，成為相差23歲的摯友。

“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國，遍地皆黃金，可惜沒人會撿。”從李濟這形象的一句話便可一眼看出他的思想遼遠，以及與梁啟超的相契合。當然，更加相像的還是一顆熾熱的愛國之心。

“學術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當時條件下還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國有的。”李濟先生的.國際地位與國際眼光并沒有使他在愛國，在維護國家權益上做任何讓步。

我想，因思想的共鳴而結成的友誼是絕對純粹而堅定的。而因血液中流淌的中國血液而氤氳而生的愛國之忠情，更是讓中國愛國人士自發的團結及渴望和平。

文化的力量非常強大，強大到是人力無法控制與收斂的。我們不能小瞧它，更不能忽略它，我們所能做的，是利用并發揚它。

南渡北歸讀后感4

《南渡北歸》共有三部，但由于時間問題，我才看完第一部《南渡》。《南渡》講述的是抗戰爆發前后，中國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從敵占區流亡西南的故事。說實話，以往我是不愿看描述抗戰時期的書籍，因為不愿去揭開那段歷史。

但如今，合上這本書，我只覺神清氣爽，一位又一位大師的經歷在我腦海中回蕩，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的抗戰歲月。

《南渡北歸》的作者名為岳南，《南渡》所述時間從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始，繼之平津淪陷，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南渡西遷，先長沙后昆明、蒙自辦學的歲月，同時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同濟大學、中國營造學社在抗戰烽火中艱難跋涉的歷程。突出地描寫了蔡元培、胡適、陳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濟、林徽因、金岳霖、梅貽琦、馮友蘭等大知識分子的生活、學術、精神與情操，搜羅宏富，規模宏大，意旨宏遠，堪稱中國知識分子抗戰時期的群雕。

盡管作者對大師們的敘述有時是批駁，但這反而展現出大師們別樣風采。正如王安石所說：“不以其善而非其善。”客觀而全面地評價他人是了解其為人的基礎。作者的客觀敘述更讓我對曾經知曉的大師們產生了別樣的感受，感受到大師們的人性光輝。作者參考浩繁的資料，引經據典，治學嚴謹，讓我充分的了解大師。

在那樣一個戰火連天的時代，大師們拖著沉重的書籍紛紛南渡。他們沒有為自己的安逸去接受敵人的糖衣炮彈，出賣祖國，而是奮力保護祖國文化，那是一個時代的幸事。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中華文化的血脈才被保存下來。

在這些大師的故事中，我最為印象深刻的便是“梁啟超和李濟的友誼”這一部分。梁啟超對李濟的推薦與鼓勵不僅是對人才的重視，更是對中華文化的保護。更有甚者，梁啟超為科學犧牲自己，更是讓人肅然起敬。

這本書的封面上寫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讀完這句，讓人不免扼腕嘆息。雖然那個時代的大師已經離去，但他們的精神和學術成果仍被有幸保留下來，供后人敬仰。而且我相信在這些精神的引領下一定會有新一代的大師出現來帶領下一代人。讀完這本書，我感嘆于大師們的堅守與執著，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缺少的，這本書也許會在我的思想上產生一些觸動，讓我再次面對挫折時，有勇氣去戰勝它。

正如岳南在采訪中所說：“希望讀者看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種，是歷經苦難而不悔的那種，是生活的勇氣和精神得到了張顯的那種歷史溫情。”大師們所帶給我們的歷史溫情是任何東西都無法取代的。

大師已遠去，風范猶長存。

第五篇：《南渡北歸》讀后感

斯人已逝，大師不遠——讀《南渡北歸》有感

文／俞一凡[南京大學·蘇州中學匡亞明實驗班]

1990年8月的漫天風雨中，一代大師錢穆在臺北杭州南路的公寓駕鶴西去；2009年7月，季羨林也在北京仙逝。自此，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當年那群學富五車、叱咤風云的大師們大多都已遠去——在抗戰的烽火中遠去了、在內戰的硝煙中遠去了、在政治斗爭的陰謀中遠去了、在崢嶸的歲月中遠去了……大師們已經遠去，后來人卻未能跟上大師的步伐。

讀罷《南渡北歸》，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大師們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傾倒眾生的人格魅力，光輝深邃的文化造詣，起伏多舛的命運轉折，無不讓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難以釋懷！在緬懷心目中那些難以企及的大師的時候，更應該思考是怎樣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時期產生如此耀眼的群星。大師，是人類永遠的文化財富。然而，從抗戰勝利到現在，中國幾乎沒有走出幾位大師，與彼時的大師云集相比，不僅是相形見絀，甚至可以說是有云泥之別。我們需要透過歷史的嫻云，從已經遠去的大師的背影中尋找大師成長的淵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讀書人的精神狀態。抗日戰爭與文化大革命對于知識界是兩個艱難的歷史時期。在抗戰八年中，無論是幾近雙目失明的陳寅恪，還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講“紅樓”的劉文典，都在日機轟炸、物價飛漲的艱苦環境下，不僅把學校辦得有聲有色，還在自己所從事的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文化大革命后的知識分子，又是什么樣子呢？陳丹青對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會的描述是這樣的：“報紙上許多久違的老臉出現了：胡風、聶紺弩、丁玲、蕭軍……一個個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見什么呢？看見他們的模樣無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這些文學藝術界翹楚的面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是萎靡的。

自古以來，即使文人相輕，但每一個文人心中都有強大的精神與風骨。古代是出將入相、治國平天下的目標，激勵他們十年寒窗苦讀；而近代，則包含著愛國情懷、對西方列強的不滿、對民族崛起的希望，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強烈向往，這種復雜的情感成為知識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戰爭中，日寇的鐵蹄使國家山河破碎，雖然知識分子親友離散、生活窘困，但所有這些在給予他們打擊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勵了他們的精神，激起了他們的斗志——這是抗戰時期中國科學界非但沒有崩潰，反而越挫越勇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文革”中“殺人誅心”式的批判不僅傷害了知識分子的肉體，更重挫了知識分子的精神和風骨，這種身體上和心理上的雙重痛擊直接導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缺少了學術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學術界，無法孕育出獨當一面的大師，實在是一件太正常不過的事情。

急功近利的社會風氣和學術環境是制約大師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從封建社會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到文化大革命的“知識越多越反動”，再到改革開放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短短幾十年中人們對知識的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1977年恢復高考，這無疑是重新確立了文化知識的重要性，從中國人口現狀和文化傳統來看，高考和其所代表的應試教育既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又問題重重。一方面高考制度給了所有人一個奮斗目標，提高了受教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揮棒導致了唯高考馬首是瞻，又極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創新能力，直接導致在全民受教育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卻鮮有居于金字塔頂端的大師的出現。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文盲在國民中所占比例很大，階級差距則更大——文盲的后代往往世代文盲，知識分子的后代往往世代知識分子——這個看似十分不協調的體制卻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代大師群體。陳寅恪們大多生于書香門第，一方面自小接受傳承至今并不斷發展的中國古典文化，一方面學習先進創新的近現代西方科學。自晚清開始，西學東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彼此交融的教育體系一直持續，到此時方完成了質的飛躍，而這個飛躍的最突出表現就是大師的出現，從而實現了文化界的繁榮盛景。而今天呢？我們最為缺乏的正是傳承和耐心。在這種急功近利的狀態下，文化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積淀，在這種丟掉了“百年樹人”教育真諦的浮躁中，又如何能產生大師呢！

急功近利的風氣同樣表現在學術環境中。從北京大學教授的“門修斯（孟子/Mencius）”，到同濟大學教授的“昆侖（毛澤東／《念奴嬌·昆侖》）”，再到清華大學教授的“常凱申（蔣介石/Chiang Kai-shek）”，更不用說還有著名的華東理工大學博士對“臥槽泥馬”在《解放日報》上的官方“專家解答”和北大教授的“40歲時沒有4000萬別說是我學生”的論調，無不使“高等學府”這座“象牙塔”散發出與之不符的膚淺、浮躁和銅臭味。反觀抗戰八年，偏安于西南邊陲簡陋校園中的師生們同吃同住，雖然食不果腹，但凝聚力極強；雖然文人相輕，卻也相互學習取長補短；雖然學派林立，但也能秉承“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則。八年抗戰的艱苦生活雖然給他們的身體與精神都造成了極大的苦難，但他們對知識心無旁騖的專注和濃厚的學術氛圍卻是目前很多高校所無法比肩的。

紙上談兵無益于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時至今日，顛倒是非的政治**已不復存在，讓我們摒棄那些只知媚上欺下的偽專家，真正秉承“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學術思想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學術態度，重新確立學人的信念與目標，那么，再一次的文化繁榮也許就會在幾代人中出現。

中國不是“大師遠去，再無大師”，而是“大師遠去，暫無大師”。

一句提示

文章從讀書人萎靡的精神狀態、急功近利的社會風氣和學術環境兩個方面，剖析了“大師遠去，再無大師”的社會、文化成因，試圖透過歷史的煙云，探尋大師成長的精神足跡，呼喚文人強大的精神風骨。文末“大師遠去，暫無大師”，警醒、激越，顯示了年青的一代的理想主義的價值追求。

（張永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