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岳南《南渡北歸》讀書報告

岳南《南渡北歸》讀書報告

逃亡旅行

文／陳明儀[江蘇省蘇州中學“偉長計劃2011”]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稱日南渡。”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如是寫道。《南渡北歸》便記載了抗戰(zhàn)爆發(fā)前后，中國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從敵占區(qū)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謂“南渡”，實際上便是逃亡。抗日戰(zhàn)爭期間，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南渡西遷，先長沙后昆明，蒙自辦學，后又遷至李莊，隨同的還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gòu)組織。

多次浩浩蕩蕩的逃亡與南遷，本就是無可奈何之舉，也曾遭到學生的質(zhì)疑與反對，有人甚至想上前線為國捐軀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歷史的長河證明，這逃亡，正是促使中華民族復興的智慧之舉。這引發(fā)了我對于“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來便象征著狼狽與落魄，是個不折不扣的貶義詞。《舊唐書》中也道：“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為逃亡之虜也。”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為眾人所唾棄，然而，《南渡北歸》中所述的逃亡卻并非代表貪生怕死，更非暗示著窮酸書生的軟弱無能，反而是一種忍辱負重式的以退為進。悲痛的知識分子面對敵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沒法身體力行地給予敵人有力回擊，只有發(fā)出“衰淚已因家園盡，人亡學廢更如何”的悲嘆，然而抹去淚痕，理性而冷靜地分析著自己可以提供給國家的最大幫助，發(fā)現(xiàn)自己的使命，即是為了民族復興，防止“人亡學廢”的局面發(fā)生，將國家的學術(shù)水平提高，將民族的精神發(fā)揚光大。為了正義而逃亡，必然是悲壯卻又智慧的選擇。的確，姑且不論所有北方知識分子，只舉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證明這一觀點。蔡元培先生被公認為北大最偉大的校長，樸素謙抑的他，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漢造反舉事的志氣與血性。出任北大校長之職時，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網(wǎng)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識革命”革去原京師大學堂里傳統(tǒng)保守的迂腐氣，使北大逐漸成為一塊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好景不長，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記載的那樣，沖動的學生未聽從他“以學術(shù)救國”的勸導，一腔熱血地發(fā)動**，致使多名學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將大炮對準了北大。頂著重重壓力韻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秘密懲辦的目標，他卻不顧自己已淪為眾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隨即，為避其鋒與消除北洋政府的怨氣，他于5月8日夜提交辭呈，喬裝打扮后悄然離京，遠走他鄉(xiāng)。他的逃亡，絕不是畏懼的表現(xiàn)，反而是一個強者面對如何同時保護自己與他人的難題時的最佳抉擇。

房龍的《偉大的逃亡》記載了瑞典人民在瓦薩王朝的建立者——古斯塔夫·瓦薩的帶領(lǐng)下，建立起獨立國家的歷史過程。與《南渡北歸》相似之處便是，瑞典人民不愿淪為臣虜?shù)臓幦—毩⒌念B強精神決定了“逃亡”之前可以加上“偉大”這一形容詞。縱然知識分子流離失所，甚至與摯愛的親人失散，但外表狼狽悲痛的他們，舉手投足間仍是一種倔強不屈的高貴氣質(zhì)，一種中華兒女必勝的信念，而非茍且偷安的提心吊膽，這正決定了此次大逃亡的正義性。

其實，這次南渡的成功不僅在于知識分子是為民族大業(yè)而逃亡，而且在于它還是一次為時多年的旅行。

《難以企及的人物》的作者蔡天新先生曾在接受采訪時如此給旅行者下定義：“一個旅行者除了通常的游覽觀光和增長見識以外，還帶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說懷有某種特殊的使命。雖然每個人本質(zhì)上都帶有浪漫的情懷，但一個旅行者通常更愿意細細品味旅途中的每個細節(jié)，而一個旅游者則希望一切都安排停當。”顯然，南渡的師生們不是旅游者，但卻是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其使命便是為中華民族復興之大業(yè)保存知識界的精英力量，邊行邊學，推進學術(shù)研究及教育事業(yè)的進步。

正因如此，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時，“湘黔滇旅行團”誕生了。1938年2月20日，旅行團大隊人馬離開長沙，一路經(jīng)湘西穿越貴州，翻山越嶺，夜宿曉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受到了沿途百姓的熱烈歡迎與關(guān)照。岳南先鬻生如此評價這次旅行的意義：“68天的長途跋涉，旅行團師生們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進入了書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干世界。一路上，師生們拜訪苗寨，調(diào)查社會與民眾生活，切身感受到國家經(jīng)濟的落后與百姓生活的艱辛。”黔西巖溶地貌，云貴民間歌謠，甚至是鴉片的種植背景和危害，這些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卻讓走近群眾的師生們因禍得福，踏上了另一片自己不曾熟悉的土地，讓南方的楚漢浪漫主義文化滲透于自己滿是北方的理性主義的肺腑之中。

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如果說“逃亡”所帶給我的啟發(fā)僅限于以退為進的謀略與忍辱負重的毅力，那么，相比之下，“旅行”的現(xiàn)實意義更為深刻。《天堂電影院》里，Alfredo說，年輕人要出去走走，不然他會以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旅行旅行，之所以有一個“行”字，我認為是代表了自己的“修行”，不論是肉體還是精神上，邊行邊學，邊行邊成長。有句話說得好：雙腳放在地獄，眼睛擱在天堂。我覺得這便是對有意義的旅行的最佳詮釋。有意義的旅行，因為不是一味享受放松，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與體驗，不斷地吸收與借鑒，所以必定是艱苦的，但真正的旅行者正是透過這苦，覓到了收獲的甘甜。也許只有這樣，知識分子才能徹底丟開身上的迂腐氣和“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嘲謔，深入實際，深入人民，深入社會，讓自己的學問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從而造福于社會。

南渡，實乃中國歷史上大規(guī)模的一次逃亡旅行，卻為中華三千多年的歷史留下了最后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

一句提示

觀點清晰，思路綿密。由“逃亡”而接入“旅行”，題旨得到了進一步開掘。文章開合有度，宕得開，收得攏。確是佳構(gòu)！

（張永剛）

第二篇：南渡北歸讀書報告

剛看完《南渡》的時候，心里是滿滿的惋惜和欽佩。我一直困惑著，怎樣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稱為“后無來者”的大師？

所謂大師，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張橫渠的一句話來概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剛剛走出封建社會的中國還很閉塞、落后，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傳統(tǒng)的中國人，骨子里還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離經(jīng)叛道的人。梁啟超就是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啟超不光自己在中國宣傳新思想，把先進的文化帶回中國，更讓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學之路，并且凈撿荊棘密布、無人問津的路來走。中國人沒有搞建筑的，他就讓梁思成去美國讀建筑。中國冷僻的考古事業(yè)沒有科學的方法，他就讓梁思永去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中國缺少將才，他就讓梁思忠走上了軍事道路。“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中國人民沒有受過現(xiàn)代科學的洗禮教化，他就用這樣的方式把現(xiàn)代科學帶進了國門。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們偉大的父親，而中國普通百姓從蒙昧中的漸漸覺醒，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啟超一樣不計私利、只為改變祖國現(xiàn)狀的大師。他們攜著新技術(shù)、新知識、新思想，漂洋過海，終是砸開了愚昧落后的大門。這可謂“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說來自孟子。《孟子·盡心上》有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養(yǎng)性以奉天命，或許并非難事。而大師與平常人的區(qū)別就是他們是“為生民”而“立命”。被稱作“三百年來一大師”的陳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動。艱難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囑女兒：‘王媽媽和我們奔波半年，過舊歷年總要讓她多吃幾塊肉。”’想要為天下百姓謀福祉，首先就應對身邊的人有發(fā)自肺腑的關(guān)懷。陳寅恪先生畢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國史學上，就連逃命都不忘提著書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語所就職，可是他卻舍不下在清華教書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視網(wǎng)膜脫落，迫于時局無法醫(yī)治，可他依然不放棄他的教授職業(yè)。書里這樣寫道：“此時他的右眼視網(wǎng)膜脫落，僅剩左眼視力勉強看書授課。陳氏仍像當年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著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卻從不遲到。”他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傳遞給了千千萬萬的學生。“為生民立命”恰是陳寅恪先生人格的寫照。

張橫渠所謂“絕學”指的是儒學，在此就讓“絕學”擴充一下范圍，暫代所有的學問。如果將“繼”簡單地理解為繼承，那么這個人必定不會是個大師。一個真正的大師，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不管是董作賓的“五期斷代說”，還是老金的符號邏輯，都已經(jīng)超越前人，令人贊嘆了。但在這眾多大師學者中，我最欽佩的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說過這樣一段話：“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學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蔡先生畢生追求著他的理想。他鼓勵胡適之、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大學宣講新文學，也不排斥辜鴻銘、陳漢章這樣的守舊派，這種學術(shù)的“自由”之風，不正是在繼承的基礎(chǔ)上，更進一步地結(jié)合時代背景加以發(fā)展嗎？能達到如此程度的學術(shù)自由，我想是當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難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說是“既往圣之絕學”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這里的“學”可謂包羅萬象，“繼”也絕不僅是繼承弘揚這么簡單。

任繼愈先生在談到個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時，曾列舉董作賓的成才事例，他說：“一個學者的成功，個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會里，都是社會里的一個成員，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總是拗不過這個社會的大潮。只有在這個大潮里面，你個人的作用才有可能顯現(xiàn)出來。”對此我深以為然。

書里還有一個細節(jié)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貽琦等校長在招聘教師時，并不唯學歷。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讀多年，可謂學貫中西，但也不曾獲個什么博士學位，這些人是純粹的為了做學問而做學問。而反觀當今社會，“功利”已經(jīng)成為幾乎一切活動的目的。讀大學，是為了找個能賺大錢的好工作；運動員拼了命地訓練，只是為了換一塊對得起誰的金牌；醫(yī)生不再救死扶傷，而是為了提成亂開藥物……很多東西都變了味。社會風氣的浮躁，讓很多人失去了專注做學問的耐心。當下極端功利的社會風氣，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礙了大師的產(chǎn)生。作為當下社會的一員，我覺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這功利的世界里變得浮躁不已呢？

記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見過這樣一句話：“先覺者總是超前的，超前者總是孤獨的，孤獨者總是憂郁的，在憂郁中抉擇，在期待中覓路前行，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兩部分開合有度。

從張橫渠“立心”“立命”談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基礎(chǔ)與精神來源，這就把握了問題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結(jié)得好！

第三篇：南渡北歸讀書報告

南渡北歸讀書報告

剛看完《南渡》的時候，心里是滿滿的惋惜和欽佩。我一直困惑著，怎樣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稱為“后無來者”的大師？

所謂大師，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張橫渠的一句話來概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剛剛走出封建社會的中國還很閉塞、落后，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傳統(tǒng)的中國人，骨子里還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離經(jīng)叛道的人。梁啟超就是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啟超不光自己在中國宣傳新思想，把先進的文化帶回中國，更讓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學之路，并且凈撿荊棘密布、無人問津的路來走。中國人沒有搞建筑的，他就讓梁思成去美國讀建筑。中國冷僻的考古事業(yè)沒有科學的方法，他就讓梁思永去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中國缺少將才，他就讓梁思忠走上了軍事道路。“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中國人民沒有受過現(xiàn)代科學的洗禮教化，他就用這樣的方式把現(xiàn)代科學帶進了國門。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們偉大的父親，而中國普通百姓從蒙昧中的漸漸覺醒，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啟超一樣不計私利、只為改變祖國現(xiàn)狀的大師。他們攜著新技術(shù)、新知識、新思想，漂洋過海，終是砸開了愚昧落后的大門。這可謂“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說來自孟子。《孟子·盡心上》有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養(yǎng)性以奉天命，或許并非難事。而大師與平常人的區(qū)別就是他們是“為生民”而“立命”。被稱作“三百年來一大師”的陳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動。艱難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囑女兒：‘王媽媽和我們奔波半年，過舊歷年總要讓她多吃幾塊肉。”’想要為天下百姓謀福祉，首先就應對身邊的人有發(fā)自肺腑的關(guān)懷。陳寅恪先生畢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國史學上，就連逃命都不忘提著書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語所就職，可是他卻舍不下在清華教書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視網(wǎng)膜脫落，迫于時局無法醫(yī)治，可他依然不放棄他的教授職業(yè)。書里這樣寫道：“此時他的右眼視

網(wǎng)膜脫落，僅剩左眼視力勉強看書授課。陳氏仍像當年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著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卻從不遲到。”他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傳遞給了千千萬萬的學生。“為生民立命”恰是陳寅恪先生人格的寫照。

張橫渠所謂“絕學”指的是儒學，在此就讓“絕學”擴充一下范圍，暫代所有的學問。如果將“繼”簡單地理解為繼承，那么這個人必定不會是個大師。一個真正的大師，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不管是董作賓的“五期斷代說”，還是老金的符號邏輯，都已經(jīng)超越前人，令人贊嘆了。但在這眾多大師學者中，我最欽佩的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說過這樣一段話：“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學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蔡先生畢生追求著他的理想。他鼓勵胡適之、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大學宣講新文學，也不排斥辜鴻銘、陳漢章這樣的守舊派，這種學術(shù)的“自由”之風，不正是在繼承的基礎(chǔ)上，更進一步地結(jié)合時代背景加以發(fā)展嗎？能達到如此程度的學術(shù)自由，我想是當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難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說是“既往圣之絕學”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這里的“學”可謂包羅萬象，“繼”也絕不僅是繼承弘揚這么簡單。

張載將“為萬世開太平”放在最后，或許是以此為四者中最高境界。日寇的鐵蹄踏上了中華大地，中國成百上千的學者、學生踏上了南遷之路。同是南渡，但各人的表現(xiàn)確實迥然有異。在書里，我們看到有愛慕虛榮的女同學，逃亡途中還不忘裝扮一番，我們也看到了像聞一多一樣堅決主戰(zhàn)，甚至有點兒狂熱的“憤青”，更有如陳寅恪、吳宓一般沉著冷靜，參看時局之人。但是無一例外，作者所說的大師，都是為國奉獻，渴望“萬世開太平”的仁人志士。抗戰(zhàn)期間，傅斯年曾一度擔任國家要職，在逃亡路上嘔心瀝血。1939年1月20日，他為愛子仁軌畫了一張旅程圖，題記日：“小寶第二個生日，是在牯嶺外公外婆家過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襲。生下來三年，走了一萬多里路了。”一席話讀來不免令人唏噓。傅斯年舍棄個人安危，甚至顧不上出生不久的孩子，但是卻不曾放下自己的責任和事業(yè)。董作賓、李濟等史語所的專家，為了不讓出

土的文物損毀，更是想盡辦法運輸轉(zhuǎn)移。更不用提北歸后的聞一多了，用一顆穿過頭顱的子彈，咆哮出對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愛！這些為萬民開太平之人，才稱得上真正的大師。我突然想起在書里讀到的這樣一段話：“在這風雨之秋，一只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退縮，只有鼓起勇氣，堅韌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

二

“人的本質(zhì)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

——馬克思 恩格斯

本書的封面有一行極其醒目的宋體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我想了很久，作者的這一席話究竟有何意味。我覺得先有必要探討一個算是老生常談的問題：是時代塑造大師，還是大師鑄就時代。

最大、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個世紀上半葉持續(xù)不斷的**和征戰(zhàn)。辛亥革命前后，國家科技落后，人民愚昧麻木，那些留過洋的青年，在見證了他國的強盛和我國的貧弱之后，有了救國救民的強烈愿望，希望能夠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國來。自然，這種渴望不會終止于物質(zhì)，為了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對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發(fā)。這個時期的中國社會是紛繁復雜的，有守舊派，有革新派，有想做回皇帝的，也有呼吁民主共和的，軍閥割據(jù)的現(xiàn)象極為嚴重，外國勢力也頗為猖獗。社會上沒有一股可以強大到獨霸天下的力量，各個利益集團互相制約。這似乎有點兒像我國歷史上孕育了“百家爭鳴”局面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或許正是因為當時社會動蕩、復雜，對任何思想沒有過多的壓制，也無從壓制，這就促成了當時人們在思想上的極大自由，從而為一批大師嶄露頭角營造了合適的土壤。如果說辛亥革命前后這段時間是一個大師萌芽的階段，那么抗戰(zhàn)時期的民族存亡危機，則直接催生了大師的生長。中國軍隊軍備落后，面對強大日軍無可奈何，這讓每個中國人深深憂慮。于是越來越多的人踏上留學之路，他們不只是為自己而學，更是為讓祖國強大而學。當他們

背負上了國家的榮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強大動力。曾昭燏在給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過自己的心境，她說祖國缺什么，她就學什么，不再學別人學過的，以免浪費資源。

任繼愈先生在談到個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時，曾列舉董作賓的成才事例，他說：“一個學者的成功，個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會里，都是社會里的一個成員，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總是拗不過這個社會的大潮。只有在這個大潮里面，你個人的作用才有可能顯現(xiàn)出來。”對此我深以為然。書里還有一個細節(jié)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貽琦等校長在招聘教師時，并不唯學歷。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讀多年，可謂學貫中西，但也不曾獲個什么博士學位，這些人是純粹的為了做學問而做學問。而反觀當今社會，“功利”已經(jīng)成為幾乎一切活動的目的。讀大學，是為了找個能賺大錢的好工作；運動員拼了命地訓練，只是為了換一塊對得起誰的金牌；醫(yī)生不再救死扶傷，而是為了提成亂開藥物??很多東西都變了味。社會風氣的浮躁，讓很多人失去了專注做學問的耐心。當下極端功利的社會風氣，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礙了大師的產(chǎn)生。作為當下社會的一員，我覺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這功利的世界里變得浮躁不已呢？

記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見過這樣一句話：“先覺者總是超前的，超前者總是孤獨的，孤獨者總是憂郁的，在憂郁中抉擇，在期待中覓路前行，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兩部分開合有度。

從張橫渠“立心”“立命”談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基礎(chǔ)與精神來源，這就把握了問題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結(jié)得好！

第四篇：南渡北歸讀書報告：何謂“大師”

南渡北歸讀書報告：何謂“大師”

文／謝恬[江蘇省蘇州中學“偉長計劃2011”]

一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

剛看完《南渡》的時候，心里是滿滿的惋惜和欽佩。我一直困惑著，怎樣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稱為“后無來者”的大師？

所謂大師，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張橫渠的一句話來概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剛剛走出封建社會的中國還很閉塞、落后，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傳統(tǒng)的中國人，骨子里還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離經(jīng)叛道的人。梁啟超就是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啟超不光自己在中國宣傳新思想，把先進的文化帶回中國，更讓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學之路，并且凈撿荊棘密布、無人問津的路來走。中國人沒有搞建筑的，他就讓梁思成去美國讀建筑。中國冷僻的考古事業(yè)沒有科學的方法，他就讓梁思永去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中國缺少將才，他就讓梁思忠走上了軍事道路。“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中國人民沒有受過現(xiàn)代科學的洗禮教化，他就用這樣的方式把現(xiàn)代科學帶進了國門。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們偉大的父親，而中國普通百姓從蒙昧中的漸漸覺醒，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啟超一樣不計私利、只為改變祖國現(xiàn)狀的大師。他們攜著新技術(shù)、新知識、新思想，漂洋過海，終是砸開了愚昧落后的大門。這可謂“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說來自孟子。《孟子·盡心上》有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養(yǎng)性以奉天命，或許并非難事。而大師與平常人的區(qū)別就是他們是“為生民”而“立命”。被稱作“三百年來一大師”的陳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動。艱難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囑女兒：‘王媽媽和我們奔波半年，過舊歷年總要讓她多吃幾塊肉。”’想要為天下百姓謀福祉，首先就應對身邊的人有發(fā)自肺腑的關(guān)懷。陳寅恪先生畢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國史學上，就連逃命都不忘提著書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語所就職，可是他卻舍不下在清華教書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視網(wǎng)膜脫落，迫于時局無法醫(yī)治，可他依然不放棄他的教授職業(yè)。書里這樣寫道：“此時他的右眼視網(wǎng)膜脫落，僅剩左眼視力勉強看書授課。陳氏仍像當年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著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卻從不遲到。”他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傳遞給了千千萬萬的學生。“為生民立命”恰是陳寅恪先生人格的寫照。

張橫渠所謂“絕學”指的是儒學，在此就讓“絕學”擴充一下范圍，暫代所有的學問。如果將“繼”簡單地理解為繼承，那么這個人必定不會是個大師。一個真正的大師，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不管是董作賓的“五期斷代說”，還是老金的符號邏輯，都已經(jīng)超越前人，令人贊嘆了。但在這眾多大師學者中，我最欽佩的還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說過這樣一段話：“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學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蔡先生畢生追求著他的理想。他鼓勵胡適之、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大學宣講新文學，也不排斥辜鴻銘、陳漢章這樣的守舊派，這種學術(shù)的“自由”之風，不正是在繼承的基礎(chǔ)上，更進一步地結(jié)合時代背景加以發(fā)展嗎？能達到如此程度的學術(shù)自由，我想是當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難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說是“既往圣之絕學”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這里的“學”可謂包羅萬象，“繼”也絕不僅是繼承弘揚這么簡單。

張載將“為萬世開太平”放在最后，或許是以此為四者中最高境界。日寇的鐵蹄踏上了中華大地，中國成百上千的學者、學生踏上了南遷之路。同是南渡，但各人的表現(xiàn)確實迥然有異。在書里，我們看到有愛慕虛榮的女同學，逃亡途中還不忘裝扮一番，我們也看到了像聞一多一樣堅決主戰(zhàn)，甚至有點兒狂熱的“憤青”，更有如陳寅恪、吳宓一般沉著冷靜，參看時局之人。但是無一例外，作者所說的大師，都是為國奉獻，渴望“萬世開太平”的仁人志士。抗戰(zhàn)期間，傅斯年曾一度擔任國家要職，在逃亡路上嘔心瀝血。1939年1月20日，他為愛子仁軌畫了一張旅程圖，題記日：“小寶第二個生日，是在牯嶺外公外婆家過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襲。生下來三年，走了一萬多里路了。”一席話讀來不免令人唏噓。傅斯年舍棄個人安危，甚至顧不上出生不久的孩子，但是卻不曾放下自己的責任和事業(yè)。董作賓、李濟等史語所的專家，為了不讓出土的文物損毀，更是想盡辦法運輸轉(zhuǎn)移。更不用提北歸后的聞一多了，用一顆穿過頭顱的子彈，咆哮出對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愛！這些為萬民開太平之人，才稱得上真正的大師。我突然想起在書里讀到的這樣一段話：“在這風雨之秋，一只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退縮，只有鼓起勇氣，堅韌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

二

“人的本質(zhì)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

——馬克思 恩格斯

本書的封面有一行極其醒目的宋體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我想了很久，作者的這一席話究竟有何意味。我覺得先有必要探討一個算是老生常談的問題：是時代塑造大師，還是大師鑄就時代。

最大、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個世紀上半葉持續(xù)不斷的**和征戰(zhàn)。辛亥革命前后，國家科技落后，人民愚昧麻木，那些留過洋的青年，在見證了他國的強盛和我國的貧弱之后，有了救國救民的強烈愿望，希望能夠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國來。自然，這種渴望不會終止于物質(zhì)，為了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對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發(fā)。這個時期的中國社會是紛繁復雜的，有守舊派，有革新派，有想做回皇帝的，也有呼吁民主共和的，軍閥割據(jù)的現(xiàn)象極為嚴重，外國勢力也頗為猖獗。社會上沒有一股可以強大到獨霸天下的力量，各個利益集團互相制約。這似乎有點兒像我國歷史上孕育了“百家爭鳴”局面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或許正是因為當時社會動蕩、復雜，對任何思想沒有過多的壓制，也無從壓制，這就促成了當時人們在思想上的極大自由，從而為一批大師嶄露頭角營造了合適的土壤。如果說辛亥革命前后這段時間是一個大師萌芽的階段，那么抗戰(zhàn)時期的民族存亡危機，則直接催生了大師的生長。中國軍隊軍備落后，面對強大日軍無可奈何，這讓每個中國人深深憂慮。于是越來越多的人踏上留學之路，他們不只是為自己而學，更是為讓祖國強大而學。當他們背負上了國家的榮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強大動力。曾昭燏在給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過自己的心境，她說祖國缺什么，她就學什么，不再學別人學過的，以免浪費資源。

任繼愈先生在談到個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時，曾列舉董作賓的成才事例，他說：“一個學者的成功，個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會里，都是社會里的一個成員，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總是拗不過這個社會的大潮。只有在這個大潮里面，你個人的作用才有可能顯現(xiàn)出來。”對此我深以為然。

書里還有一個細節(jié)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貽琦等校長在招聘教師時，并不唯學歷。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讀多年，可謂學貫中西，但也不曾獲個什么博士學位，這些人是純粹的為了做學問而做學問。而反觀當今社會，“功利”已經(jīng)成為幾乎一切活動的目的。讀大學，是為了找個能賺大錢的好工作；運動員拼了命地訓練，只是為了換一塊對得起誰的金牌；醫(yī)生不再救死扶傷，而是為了提成亂開藥物……很多東西都變了味。社會風氣的浮躁，讓很多人失去了專注做學問的耐心。當下極端功利的社會風氣，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礙了大師的產(chǎn)生。作為當下社會的一員，我覺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這功利的世界里變得浮躁不已呢？

記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見過這樣一句話：“先覺者總是超前的，超前者總是孤獨的，孤獨者總是憂郁的，在憂郁中抉擇，在期待中覓路前行，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兩部分開合有度。

從張橫渠“立心”“立命”談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基礎(chǔ)與精神來源，這就把握了問題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結(jié)得好！

（張永剛）

第五篇：南渡北歸讀后感

南渡北歸讀后感

南渡北歸讀后感1

《南渡北歸》最后一冊終于看完了，不簡單地說兩句。

持續(xù)一百多年斷斷續(xù)續(xù)的戰(zhàn)爭（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開始→1953年抗美援朝勝利），別國在發(fā)展，我們在打仗，而且還是中英、中法、中日、中俄、中美，除日本外，聯(lián)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一個都不少。有實力的國家在全世界搶占地盤，發(fā)動戰(zhàn)爭，中國很被動，畫面太沉重不敢看→_→。

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國共雙方為民族獨立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了解一下主戰(zhàn)場淞滬會戰(zhàn)、衡陽會戰(zhàn)的慘烈程度，就覺得每個人的付出都應該被正確評價。

戰(zhàn)爭年代犧牲的人很多，對我們來說可能沒有實感。相比之下，和平年代有犧牲就太令人難受了，畢竟每個個體是自己又不完全屬于自己，有夫妻、子女、父母等各種各樣的身份，那種感覺很破碎。

寫出這種打打殺殺的文字，此刻感覺自己很MAN。

故事一：

主人公A，今年60歲，據(jù)說上學時經(jīng)常被組織起來喊口號“打倒這個”“打倒那個”，還有各種大字報，總之就是學生該干的正事都不干。A所在鄉(xiāng)鎮(zhèn)中學的老師大多來自北上廣等大城市，超級、無敵的優(yōu)秀。

圖片

另外有來自書中的故事，有一幫小鬼逮不著被批判者本人，就把人家祖墳給炸了，我天啊，這是什么神仙操作？還有些事件，描述本身就讓人生理不適。那樣一個群體作妖的時代，拿著雞毛當令箭，人性如此之惡，細思極恐，不寒而栗。

平生第一次覺得知識多了是一種煩惱，不如神經(jīng)大條，頭腦簡單，更容易開心快樂。

故事二：

主人公B，灣灣人，56歲。一次，有位姑娘見洗手間需要排隊，隨口對朋友說了一句“沒坑兒了”。我們看來，這句話聽起來是有點別扭，也還好，可在這位灣灣人聽來，絕對不是還好，而是有很大的問題。

她覺得年輕女孩子應該是Young Lady，言行非常重要，不應該說出這樣的話，所以義憤填膺地和我理論了半個鐘頭。第一次和灣灣人聊女孩子該怎么說話的問題，感覺好奇妙。

回到事件本身，可能是雙方的生活環(huán)境不一樣吧，說的人認為很正常，聽的人覺得太隨意，都沒有錯，真正遇到了，就理解萬歲吧。

不過，我確實希望將來的女兒是一個Young Lady（這個不存在的女兒被多次提起，我是多么想生閨女啊～(￣▽￣～)~

人物群像：

書中的大師不愧是大師，確實異于常人。

讀完他們的故事，就感覺太苦了。如果是和平環(huán)境下，嘔心瀝血的著作也不至于因為戰(zhàn)爭而不知所蹤、或毀壞殆盡。也能夠更加長壽，還能培養(yǎng)出特別多優(yōu)秀的人才，大師的精神也會傳承下去，會涌現(xiàn)更多的大師。

所以說戰(zhàn)爭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人力、物力等有形的損失，還有特別多隱形的東西。大師是真正的國家財富，再無大師好可惜，社會整體氛圍倒退豈止是十年二十年。

南渡北歸讀后感2

近些年，越來越多的人被人們成為“大師”，這個稱號越來越廉價，只要是稍微有點兒能耐的人都能在這個社會上被叫一聲“大師”。大師真的有那么廉價嗎？大師真的有很多嗎？顯然不是。而事實是，不是大師變多了，而是社會上的浮躁之氣變多了。一直以來，“大師”這兩個字，于我而言乃是重若千斤，絕不是如今這般輕浮荒率的外號。這就是我去讀《南渡北歸》的原因，在這本書里，岳南先生完整地向世人解釋了何謂“大師”。

全書一共幾百萬字，字數(shù)很多，但字字如璣。講述了一群能真正稱得上“大師”的大師們波瀾壯闊的樣子。通篇閱讀下來之后，給我的第一感覺不是有設(shè)么感想，而是解脫。全書從頭到尾的氣氛都是苦悶，壓抑，沉郁。從抗日戰(zhàn)爭，日本侵略者慘無人道的燒殺擄掠，祖國大地慘遭踐踏，城市的淪陷與百姓的傷痛；到西南聯(lián)大的一群大師們，在民族危難之際的艱難與鑒定；再到解放前夜，大師們?yōu)榱俗约旱睦硐肱c信念，選擇了在海峽兩岸的離別之苦······與其說是在描寫大師們的意志，不如說是在描寫大師們的掙扎！

然而大師就是大師，在掙扎中，人能夠?qū)€人命運與國家前途聯(lián)系在一起，在艱難歲月里，時時刻刻想的是國家和民族。蔡元培、王國維、梁啟超、傅斯年、陳寅恪······他們擁有的淵博知識然他們在各自的學術(shù)領(lǐng)域上是專家、是博士，繼而加上他們偉大的品格和情操，這才成就了“大師”之稱號。他們是當之無愧的既做到了“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做到了“養(yǎng)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他們才是真正的大師！

所謂大師，不僅是個人之偉大，更要有超凡之貢獻。在我看來，大師們最偉大最深遠的影響莫過于教育事業(yè)。《南渡北歸》全書精彩的地方有很多，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描寫蔡元培的北大，那時的北大，云集了當時中國可以說是所有的大師，野無遺堅，表現(xiàn)出一副百花齊放、學術(shù)自由的天地。我很羨慕當時的那群學生，有這樣好的大師們指導，有這樣好的學習氛圍。于是，這群北大學生，絕大多數(shù)后來都成為了一代英才，也參與到了新中國的建設(shè)中去，這就是大師的力量。書中有一段描寫我記憶猶新：梅貽琦到職，發(fā)表了“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大師之謂也。”的著名演講。同時強調(diào)大學教育“一是研究學術(shù)，二是造就人才”的辦學理念。看到了吧，我們中國當今的教育理念早在民國那群大師的手上就已經(jīng)被奠定 ，這就是大師。

那么，現(xiàn)在回答我的問題：何謂“大師”？《南渡北歸》給了大家一個簡單的答案，堅貞的學者即為大師。

惜哉，當今真正的學者有幾何？其堅貞者有幾何？為何再難有人比肩魯迅、胡適？當今之大師，少也！

也罷，既然回不到那個時代，就讓現(xiàn)在變得更好吧。少一點浮躁，多一點淡泊；少一點知識分子的傲氣，多一點文人的傲骨。新的大師是遲早的事兒。

感謝《南渡北歸》給我們的答案。

南渡北歸讀后感3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提到中國內(nèi)部的**時期除了打打殺殺的士兵將領(lǐng)，文人學士的存在是必不可少且不可忽視的。他們的精神從不動、毫不畏懼。

不忍憶王國維大師的投湖而死。一天的安詳平常，卻被那投湖一聲脆響刺的干干凈凈。頭陷淤泥足可見王大師一心求死的態(tài)度之堅決精神之強大。正如這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讓人久久從難以回神。

是的，或許在平凡人眼里，認為這是沒有必要的。然而，這正是大師超越平凡人的地方。作者認為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見到即將衰亡的中國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愴結(jié)局而死，其一死是對當時混亂無序的時局和世風日下的現(xiàn)實作出的近似“尸諫”的抗爭。

簡單一句話，如醍醐灌頂，點醒了我。原來，文化的力量可以這么強大。原來，文學大師沉默的反抗是這么的讓人震撼。當然，志同道合的人更能理解對方，并給予最真實的贊揚。難怪陳寅格一句道破：“凡一種文化，值此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再說到另一位國學大師梁啟超。從教科書上我們也對梁啟超的愛國、他的先進思想充滿敬佩。從《南渡》中，再一次認識更加生動的梁啟超大師。他看到世界范圍的考古學迅速發(fā)展，而號稱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境內(nèi)，從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種名義來華的外國學者。他對這種現(xiàn)狀頗為不滿和不服氣，很希望有中國人自己出面做這一工作。他認為“以中國地方這樣大，歷史這樣久，蘊藏的古物這樣豐富，努力做下去，一定能于全世界考古學上占有極高的位置。”這種自信與魄力讓人折服，也喚起了我們普通人對大中國、對自己的信心。

他不僅自己身體力行，而且將自己兩個孩子培養(yǎng)成中國歷史上又兩個杰出人才。

李濟，也正是因在文化思想上的共鳴，而和梁啟超走到一起，成為相差23歲的摯友。

“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國，遍地皆黃金，可惜沒人會撿。”從李濟這形象的一句話便可一眼看出他的思想遼遠，以及與梁啟超的相契合。當然，更加相像的還是一顆熾熱的愛國之心。

“學術(shù)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當時條件下還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國有的。”李濟先生的.國際地位與國際眼光并沒有使他在愛國，在維護國家權(quán)益上做任何讓步。

我想，因思想的共鳴而結(jié)成的友誼是絕對純粹而堅定的。而因血液中流淌的中國血液而氤氳而生的愛國之忠情，更是讓中國愛國人士自發(fā)的團結(jié)及渴望和平。

文化的力量非常強大，強大到是人力無法控制與收斂的。我們不能小瞧它，更不能忽略它，我們所能做的，是利用并發(fā)揚它。

南渡北歸讀后感4

《南渡北歸》共有三部，但由于時間問題，我才看完第一部《南渡》。《南渡》講述的是抗戰(zhàn)爆發(fā)前后，中國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從敵占區(qū)流亡西南的故事。說實話，以往我是不愿看描述抗戰(zhàn)時期的書籍，因為不愿去揭開那段歷史。

但如今，合上這本書，我只覺神清氣爽，一位又一位大師的經(jīng)歷在我腦海中回蕩，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的抗戰(zhàn)歲月。

《南渡北歸》的作者名為岳南，《南渡》所述時間從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始，繼之平津淪陷，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南渡西遷，先長沙后昆明、蒙自辦學的歲月，同時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同濟大學、中國營造學社在抗戰(zhàn)烽火中艱難跋涉的歷程。突出地描寫了蔡元培、胡適、陳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濟、林徽因、金岳霖、梅貽琦、馮友蘭等大知識分子的生活、學術(shù)、精神與情操，搜羅宏富，規(guī)模宏大，意旨宏遠，堪稱中國知識分子抗戰(zhàn)時期的群雕。

盡管作者對大師們的敘述有時是批駁，但這反而展現(xiàn)出大師們別樣風采。正如王安石所說：“不以其善而非其善。”客觀而全面地評價他人是了解其為人的基礎(chǔ)。作者的客觀敘述更讓我對曾經(jīng)知曉的大師們產(chǎn)生了別樣的感受，感受到大師們的人性光輝。作者參考浩繁的資料，引經(jīng)據(jù)典，治學嚴謹，讓我充分的了解大師。

在那樣一個戰(zhàn)火連天的時代，大師們拖著沉重的書籍紛紛南渡。他們沒有為自己的安逸去接受敵人的糖衣炮彈，出賣祖國，而是奮力保護祖國文化，那是一個時代的幸事。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中華文化的血脈才被保存下來。

在這些大師的故事中，我最為印象深刻的便是“梁啟超和李濟的友誼”這一部分。梁啟超對李濟的推薦與鼓勵不僅是對人才的重視，更是對中華文化的保護。更有甚者，梁啟超為科學犧牲自己，更是讓人肅然起敬。

這本書的封面上寫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讀完這句，讓人不免扼腕嘆息。雖然那個時代的大師已經(jīng)離去，但他們的精神和學術(shù)成果仍被有幸保留下來，供后人敬仰。而且我相信在這些精神的引領(lǐng)下一定會有新一代的大師出現(xiàn)來帶領(lǐng)下一代人。讀完這本書，我感嘆于大師們的堅守與執(zhí)著，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缺少的，這本書也許會在我的思想上產(chǎn)生一些觸動，讓我再次面對挫折時，有勇氣去戰(zhàn)勝它。

正如岳南在采訪中所說：“希望讀者看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種，是歷經(jīng)苦難而不悔的那種，是生活的勇氣和精神得到了張顯的那種歷史溫情。”大師們所帶給我們的歷史溫情是任何東西都無法取代的。

大師已遠去，風范猶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