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國企改革的一些看法

關于國企改革的一些看法

084112班鞏建剛

目前，中國的改革進入到了關鍵時刻。一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以“改革不容拖延”的名義，以發展民營經濟為理由，以改革壟斷行業為突破口，喊出了“對國有資產實施公平有效的私有化”口號。他們的核心理論是：從世界范圍看，公有制從來就搞不好經濟，他們舉出了蘇聯、古巴、朝鮮等例子；他們認為經濟只有私有制才能搞好，舉出了美國、韓國、日本等例子。似乎鑿鑿有據、無懈可擊。試問：國有資產，是誰的資產？是誰創造所得？很明顯，這部分財富為全民所有，他們才是真正的主人翁。而現實卻是，在全民沒有參與和同意的前提下，一部分人主張國家應將國有財富私有化。這是對全民尤其那些生活在下層、底層的貧苦民眾的最大不公，這是對他們最大的欺騙和掠奪！同時，也意味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喪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喪失了，社會主義政權如何保全（前蘇聯的解體不是例子嗎？）？

鄧小平同志曾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及其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判斷，并不因蘇東劇變、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而有所改變。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運動的科學性與偉大性，需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予以證實。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如果我們不再信仰馬克思主義，不再堅持社會主義理想和道路，那就一切免談。

中國共產黨已經領導我們做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初級階段”的科學判斷，由此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時，通過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力爭使之成為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的、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微觀實體。因此，國企改革的方向和底線都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任何關于“對國有資產實施公平有效的私有化”的觀點以及變相的做法，都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背道而馳。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適應現實生產力水平，為了最充分地調動社會資本的力量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給非公有制經濟讓出一部分盈利空間，鼓勵其發展，這個“讓出”的比例多少才合適，這個底線在哪里，我們可以根據現實情況來進行動態的調整，但是絕對不是無底線的。

事實上，在很多資本主義國家，例如英、法等，政府在許多自然壟斷行業、資源壟斷行業和一般競爭性行業和領域廣泛存在，國有企業及國有資本在其國國民經濟中一直占有相當的比重。可有些人故意對此視而不見，他們想干什么？他們居心叵測！我們的國企改革方向不能以資本主義國家乃至個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參照，所有關于“國有企業只需要在公共服務領域存在”，“市場經濟要求國有企業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的觀點，都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國有企業存在的目的。況且,中國的國有企業現在運轉的很好，而且其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競爭優勢，而不是政府的優惠和壟斷地位，同時，中國國有企業員工的待遇也要稍好于私有企業。因此，沒有理由將國企私有化。很明顯，國有企業私有化，一方面將打斷中國整體經濟迅速發展壯大的勢頭，一方面將讓少數人一夜暴富，把原本屬于全體人民的財產據為己有，同時，還將導致大量工人失業下崗。接受西方

人設計的改革方案，提出“國企私有化”，聽從他們的建議。誰愿意給自己培養敵手？佐利克們瘋了嗎？到底是誰有病？你們想再一次看到前蘇聯的悲劇嗎？再說，西方的私有化真的那么美好嗎？美國可算是世界上私有化最徹底的國家，“占領華爾街”運動說明了什么？一個早已經被證明失敗了的方法你指望它給中國帶來什么？

且不說國企轉制是否真能提高資本效率，但若私有改制，眼前將很快會出現大批的灰色人群，他們將失去那賴以生計的飯碗！從而意味著社會不安的增加，國家財政亦將不堪重負！

當然，我們不否認當前國企存在的問題、弊端。但這不能作為私有化的借口，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絕不是私有化。

應清楚的看到：國企改革的核心是管理問題、制度問題，而不是產權（所有制）問題。而管理的核心問題是企業負責人的任免與激勵問題。企業負責人任免體制應該改革，國家應統一管理，不能由行業和地方住部門一手操辦，此外還應建立完善的監督監管體制，嚴防腐敗。同時，讓利潤在最大程度上惠及全民，同時，提高基層員工的收入，縮小企業內部的收入差異。

應明白：國企改革要在提高生產力與解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之間尋找平衡點,不能光看經濟效率，也要注意一下社會穩定問題.西方建有完善、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有嗎？即就是現在加快完善、健全，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果盲目按西方的模式把國企私有化，把工人趕上街頭，社會混亂了；這樣生產力提得再高，都無意義！

要清醒的認識到：國企改革必須要以憲法規定的國家經濟基礎為前提，要有利于鞏固和發展這個經濟基礎。如果不能堅持這個前提，以損害甚至是犧牲這個基礎，那就是對民眾的欺騙和極端的不負責，更是對整個中華族根本利益的背叛！

第二篇：國企改革

中國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案例

有人問我，您認為中國大型國企改革中誰是比較成功的？

我說：中國鐵路是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案例。

為什么說鐵路是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

一、我們可以宏觀的從鐵路運輸企業內部改革的情況講一些主要原因：

1、在所有國家部屬級大型國企中，鐵路運輸企業改革是真正把改革成本消化在本企業內部的國有企業。主要表現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鐵路運輸價格一直按照國務院要求，保持著行業的最低運輸價格。為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尤其是對市場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行業性“犧牲”和重大的歷史性“貢獻”。

2、鐵路運輸企業改革是以減少行業行政管理組織機構為中心開展的。過去由10個分局管理的一個鐵路局，現在變成了由一個路局直接管理，一下子減少行政管理組織機構十分之九。同時極大的適應了鐵路運輸生產發展高度集成性的現代化要求。

3、鐵路運輸改革沒有按照原定的市場化三分改革方案運作。而是按照適應鐵路運輸行業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要求，實行了行業高度現代化、集成性、整體性的路局直管站段模式。通過最大限度的減少企業成本和調整企業內部生產關系方式進行的國企改革。

所以說，中國鐵路運輸企業改革，改革產生的社會效益最大。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也是最成功的國企改革。當然從各行業比較的角度講，鐵路運輸行業職工吃了很多的“虧”。因為現在他們的職工平均收入比電力行業少近一半左右。

二、為什么說鐵路是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我們可以從各行業國企改革狀況上講一些主要的參考性原因：

例

1、電力行業。電力行業是在原有的區域管理模式基礎上按照產供銷分離的市場模式進行的改革。結果是不但沒有有效的相對的降低電力成本，反而使我國電價超前持續走高。同屬壟斷企業，他們的改革的成本卻主要是通過全社會消化。電力企業的各種管理機構不是相對大幅度的減少，而是大幅度上升。電價市場化極高。導致他們的職工平均收入比鐵路運輸行業多近一半左右。

例

2、電信行業。這個行業也是在原有行業的基礎上按照引入競爭的三分市場模式進行的改革。為了形成三分并把鐵路電信系統撥離到電信行業。電信行業本來是一個高度現代化的集成性的整體性行業。現在我們教條的按照3分天下的模式，搞成了分立。（其實，歐美國家何嘗不想搞統一啊，只是由于他們制度的原因現在還搞不了統一）。而我們有先天的統一條件卻模仿分離。結果是造成我國電信機構重疊，重復建設，資源浪費，成本超高。一個簡單的重復收費問題都不能實現。使電信改革的成本平攤到所有使用通信工具的用戶。

例

3、金融行業。金融行業是在原有行業的基礎上按照引入競爭的市場模式進行的改革。結果是同行交叉，嚴重制肘，各家銀行都到一個地方開，導致各行成本超高。腐敗嚴重。中小企業貸款難上加難。而這個行業卻在市場經濟中成了“天然”的白領行業。使本來這個我們國家最管用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管理手段，常常是尷尬的失去控制宏觀微觀經濟的金融作用。導致股市、樓市異常發展。極大的影響和威脅著我國經濟的穩定和安全。

所以我說，大型國企改革，一定要堅持中國特色，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又是一個具有5千年文化的國家。說句笑話，如果讓小布什到中國當總統可能一天都干不了。我們不要教條的學習西方制度。制度上的很多東西是沒有可比性的。實踐告訴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實事求是，具

體問題，具體分析。

事實上，什么東西搞市場，什么東西搞計劃，是依據這個東西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我們的大型、特大型國企，是我國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適應先進生產關系本來是正確科學合理的。現在美國人到處搞市場經濟，是想把全世界成為他自己的市場。他們自己國家實質是很有計劃性的經濟。美國人為什么要搞軍事那么大的軍力，他要維護這個市場，所以他要養護一個巨大的軍事力量。這是他們經營世界市場的成本，他要中東的石油，所以他需要中東的穆斯林人按照他們的制度建立國家。誰不聽話他就用武力使你變成阿富汗、伊拉克。現在他們的國家成本太高啦，我們這些發展中國家有些養活不起他們啦，他們的內部問題，開始暴露出來啦。注意這可能是世界更危險的時候。因此21世紀中國要走自己的路。

失敗案例：淺談國企改革案例：北京橡膠廠的困惑

1990年，當時的北京橡膠6廠和橡膠7廠合并，注冊為目前的北京橡膠塑料制品廠（以下簡稱橡塑廠）。由于生產有污染，1991年，根據北京市政府的指令，橡塑廠開始醞釀搬遷。新廠址在通縣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搬遷于1994年基本完成。1995年，位于市內的北京橡膠5廠的三個車間并入橡膠塑料制品廠。1998年，北京乳膠廠也搬入現在的廠區。因此，目前在同一廠區內，有兩個廠（北京橡膠塑料制品廠、北京乳膠廠），還有兩個合資企業。由于這些企業之間的重組工作尚未開始，因而這些企業仍都保留著獨立法人地位，但法人代表則都由目前的北京橡膠塑料制品廠廠長擔任，在行政上是一體。現任廠長和黨委書記1995年底任職。

當時合資企業注冊時，一香港人出資10萬元，然后該廠給他發了兩批貨，算是還了錢，自己則保留了一個合資企業的殼。另一個中美合資企業是乳膠廠成立的，美方出資11萬美元。當時美方100％包銷產品。一年后由于某種特殊原因，產品銷路在美受到極大影響。但目前這兩個合資企業都不虧損，每年能向廠里返還部分收益。合資企業的人員和母體廠分開。

橡塑廠的總資產為2億元，負債1．4億元，負債率64％。1998年實現銷售收入1．2億元。

經過幾次合并，1990年橡塑廠的職工總數達到2000多人。搬遷過來時有1600多人。現有在編職工1300人。共有離退休人員1564人，其中離休者19人。橡塑廠的主要產品有再生膠、工業膠板、橡膠滾軸、橡膠粘劑、汽車配件、乳膠手套以及雨鞋和釣魚褲。

合并搬遷中出現失誤

1994年的遷廠，成為了橡塑廠經濟效益出現逆轉的一個關鍵時點。沒搬遷前，橡膠6廠和7廠的經濟效益都還可以，沒有一家虧損企業。

但是，在合并、特別是搬遷過程中，企業出現了很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企業合并搬遷的指導思想上還是計劃經濟的思想。表現為：

第一，停產搬遷，在整個過程中丟掉了相當部分的市場。從1992年起開始逐步停產，隨建隨停，隨停隨搬，最長停產3－4年。在此期間產品沒有發展，設備、技術沒有更新。

第二，在當時搬遷時，缺乏對搬遷過來的企業如何發展的整體規劃。目前的廠址不是按照未來的產品進行規劃，而是按照工廠廠房搬遷進行設計，搬過來一個廠，就建起了一部分廠房，結果造成廠里廠房和設施布局嚴重不合理，廠區布局和廠房設計完全是作坊式的。

第三，搬遷時機不合適。當時搬遷的經費主要來自賣地的錢。這些廠子過去都在市區，并且都處于較好的地段。新廠房的最初預算是7000萬元，其中包括了部分設備的改造和引進。原設想通過土地置換，可獲得相當一部分設備和技術改造資金。但是，由于整個搬遷過程中市場環境的變化，原有的計劃受到很大影響。1990年賣地時，北京市的房地產還沒有變熱，賣地僅賣了1個億。而等到1991年9月開始動工建新廠房后，隨著房地產熱的迅速升溫，建材價格又直線上升，賣地的錢連蓋新廠房還不夠，到最后工程決算時，總費用已高達1．5億元。原來準備進行技術設備改造的錢不僅大部分都用在了工程建設上，而且，至今5000多萬元的工程建設款尚未與承建公司結清。同時，橡塑廠在搬遷過程中也擠出了部分資金和使用貸款，進行了部分設備的技術引進。但在引進設備中也出現了重大失誤，有些引進設備原本就是國內生產的，出口后又以國外設備進口，結果設備安裝后根本就不能用。

橡塑廠從1993年起開始出現虧損，目前已累積虧損4000多萬元。盡管如此，隨著企業生產能力的逐步恢復和產品結構的調整，初期虧損迅速增長的勢頭看來現在已得到遏止。自1996年后，企業逐年減虧：1995年虧損1400萬元，1996虧損1000萬元，1997年虧損500萬元，到1998年實際虧損已下降至400多萬元。橡塑廠1999年制定的指標是力爭不虧損。

橡塑廠并沒有向我們提供企業通常都準備好的一份正式的發展戰略規劃文本。這表現出企業領導人現在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處理現期的生產經營問題上，還難以顧及長遠的發展問題。1995年新領導人上任后，連續3年未休息一個雙休日，工作相當辛苦。目前生產經營上的主導思想，是“維持生存，再圖發展”。工作的重點是在現有條件下加快產品結構的調整和高附加值新產品的開發。如再生膠過去只有一種，且年生產能力只有6000噸，現已有5種新產品投入生產，設計生產能力1萬噸，并已逐步打開了市場。又如橡膠板過去只能生產窄板，不能適應用戶的需要，現在正通過技術改造，提高多種規格和性能橡膠板的生產能力。

然而，即使是這些短期的努力和預期，似乎也因政策環境的變動而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例如，由于橡膠板生產所需的部分原料需要進口，但國家現已將這類原料列為嚴格控制進口的商品，結果因原料缺乏造成目前生產的困難。再如，1999年中國開展的打擊走私，使海關的管制越來越嚴厲。橡塑廠很多原料需進口，一些產品也要擴大出口，但由于海關管制力度的加強在一些技術環節缺乏明確的標準，具體業務人員的處理又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從而使本來較順暢的進出口渠道變得障礙很多。

廣開融資渠道希圖擺脫困境

為了改變目前的這種情況，在得不到國家資金支持的情況下，橡塑廠除了積極調整產品結構和擴大生產能力外，一直在想辦法開辟多種融資擺脫困境。一個主要的辦法是進行對外合作，現在正在與多家外商，主要是臺灣和澳大利亞的公司進行接觸。如果談判成功，橡塑廠將用部分優良資產與國外公司，或者國內其他企業合資進行重組。用廠方的話說，“就是使一部分資產和人員先突圍出去。如果搞得好，再回過頭來解救剩下的那部分。即使最終解救不了，也不至于全軍覆沒”。

另一個可能會帶來轉機的情況是，現在北京市化學工業總公司也正在籌劃，將下屬的國有企業組建為輪胎、建材和膠塑制品三個集團。這可能會在組建過程中給橡塑廠的重組帶來新的變數。

盡管我們的調查總在試圖引導橡塑廠領導人更深入地談及企業改革的話題，但他們似乎更多傾訴的是企業當前所面臨的重重困難和對現體制的怨氣。部分原因是改革已說了不少，做了也很多，但企業背著如此沉重的包袱，幾乎沒有辦法靠自身擺脫困境。例如，如果能夠找到資金，或者由國家注入新的資本金，按所計劃的方案進行設備和技術改造，不僅可以新的產品打開市場，而且，大約只需600名職工即可維持現有的生產能力，勞動生產率會有很大提高，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橡塑廠領導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國有企業制度方面的改革，國有企業不一定就搞不好。部分原因則是改革面臨著各種實際困難和政策障礙，如重組改制難以引入外部資金，銀行債務的清償以及職工問題的處理都難以解決。又如，目前橡膠廠內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已進行了多年，各個方面都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規章制度。但是，對于富余人員、包括下崗人員的處理，已經遠遠超出了企業能夠解決的范圍。幾乎所有規則都由上面制定，但幾乎所有的責任都由企業來承擔。另如退休職工問題，如果廠里現在不能按期繳納各項保險費，原屬于廠里的1500多名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就會立刻受到影響。

成功案例

享譽中外的北京“王致和”3年前挺身南下，入資控股同樣是中華老字號的“桂林花橋腐乳”。然而，收到麾下的在業內有著全國“白方腐乳”領頭羊之稱的桂林花橋腐乳廠，卻是一個舉步維艱的虧損企業。3年過去了，“王致和”在南方是水土不服，還是健康成長？日前，記者專程趕到桂林，實地探營有著“桂林三寶”之一美譽的桂林花橋腐乳的發展變化。

為了扭轉被動局面，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團總經理、王致和桂林腐乳廠董事長王家槐(右二)多次親臨桂林，與干部職工研究對策。王致和還從北京先后派去白振國、張子平、宋豐江三位同志擔任北京(桂林腐乳)食品公司高管，他們與當地干部一起不斷推廣先進的管理理念，推行績效考核和多勞多得的薪酬管理制度，規范管理流程，使公司很快步入良性發展軌道。(領導班子正在研究企業發展戰略)公司實行“向生產一線、向管理人員傾斜”的工資分配原則，根據不同崗位制訂了三種工資分配形式，有效地激發了員工的積極性。記者在廠里采訪時恰巧是星期天，正趕上工人加班加點，廠內一片忙碌景象。

公司領導不僅重視產品的外包裝，對公司內部的生活環境也同樣十分關心，他們籌建了職工活動場所、職工書屋，開辦職工之家。從北京來到桂林腐乳公司的總經理白振國堅信，實現桂林花橋腐乳的振興，不僅靠歷史悠久的品牌，更要靠現代人的人心。(圖為花園式的廠區)

為確保有著300多年歷史的桂林花橋腐乳“形、色、香、味”特色依然純正，改制后的企業強化產品質量，嚴格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產品實行可追溯控制程序，批批產品實行檢驗，件件產品放心出廠。

改制3年來，企業不僅實現了扭虧為盈，向地方政府上繳的稅費比改制前增加了100多萬元，而且企業員工的工資也得到提升。今年公司的利潤又比去年同期增長4.34％，銷售收入增長4.99％。公司還申請了產品新包裝的版權登記5件，新包裝外觀設計專利3件，對老包裝進行了版權登記保護。如今北京二商集團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已成為桂林市國資委引以為自豪的國企改制成功案例。該廠生產的“象山腐竹”，與桂林花橋腐乳齊名，在桂林市場占有率達70％以上，也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馳名商標。

第三篇：國企改革

國企該不該改革，應該怎樣改革，一直是國內經濟學家爭論的熱點話題。面對2012年中國經濟活動的收縮以及國有企業利潤的同比下滑，經濟學家指出新一輪國企改革可以給中國帶來新的增長機會。如果能通過國企改革消除資源配置扭曲，僅此一項就可以獲得2%的年均GDP增幅。那么，怎樣的國企改革才能創造出新的增長機會呢？改革的關鍵是什么？該如何破除阻力？

我想首先從國有企業的需要改革的原因說起，為什么要進行國企改革，因為國企存在著一系列弊端，阻礙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市場的效率。具體來說，首先是國有產權的原始主體虛置，導致國有產權配置和運行低效率。國有產權無法真正明晰到每一個具體公民的名下，產權的數量和存在狀態對于每一個具體公民即原始主體來說都是“虛置”的，他也就無法，也沒有動力真正去行使、監督他的國有產權。第二，國有產權與政府的行政權力合一，導致產權運行行政化。國企國有產權是由國家的各級政府來管理運營的，即使是 2003 年以后逐步成立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也是政府的特設機構。國有產權被各級政府及其部門所把持，形成“部門所有”和“地區所有”，導致條塊分割。各地方、各部門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必然人為阻礙國有產權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流動，形成地區封鎖、部門壁壘，由于國有產權幾乎無法按照市場經濟規則順暢流動，必然造成國企產權結構凝固化、封閉化，進而導致國有資產運行的低效化。第三，國有產權異化為“官員產權”，政企很難真正分開，官員作為國有產權的真實代理人同時也是股東代表，追求的往往不是國有股權的經濟效益，而是政績指標，即其行為是扭曲的。這不僅增大了資源配置的盲目性、隨意性進而低效性，而且，產權與政權的合一，使得政府官員手中的行政權力在國有產權原始主體（全國公民）監督缺位的情況下變成一種“權力資本”，這就為政府官員的“尋租”活動提供了條件。國企運行中還存在著其他的弊端，包括產權運行的委托—代理鏈條冗長且具行政性，代理成本高昂，運營效率低下，國有產權界定不清，缺乏產權激勵與約束功能，一股獨大’，對公司治理績效的損害更為明顯。它使產權多元化的股東制衡機制被極大削弱，導致公司無論從競爭力、靈活性、對中小股東的責任感以及公司的生命周期來看，均缺乏與國際企業競爭的實力。

所以，國企改革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迄今為止我國國有企業主要經歷了兩輪大的改革。第一輪從1978 年開始到1989 年，這一輪改革的特點是以效益為導向的改革。內容包括政府對企業的放權讓利、擴大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國有企業經濟責任制、利改稅、廠長負責制及承包制等。第二輪改革是1992 年由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發起的，這一輪改革的特點是以產權為導向的改革，內容包括股份合作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股份制、抓大放小、“兩轉”改制(產權與身份轉換)和兼并重組等。改革期間，一些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質疑。郎咸平2004年發表了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矛頭直指格林柯爾掌門人顧雛軍，對其近年來開展的一系列國企并購行動提出質疑，認為這些收購導致大量國有資產的流失，并由此引發了學界和民間有關國企產權改革的大討論。指出顧雛軍利用財務手段，把一些經營困難但生產條件較好的國有企業的賬面虧損做大，然后再低價收購這些企業。一旦收購完成，再利用類似的財務手段，制造“收購后贏利”的假象，從而巧取豪奪了大量國有資產，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一些郎咸平的支持者認為，權力支配、暗箱操作、法規不全、國資流失、職工及債權人權益受損已經成為當前國企產權改革的攔路虎。在國退民進的改革浪潮中，公平喪失，效率失察，一場正在上演的民資合法侵占國資的狂歡盛宴應該叫停。他們甚至認為，俄羅斯私有化進程教訓正在中國上演。當時很多民眾是支持郎咸平的，認為國企改革應該停止。而我是比較支持以張維迎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的觀點，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問題，一定要置于市場經濟轉軌的框架下來考慮，不能冒然引爆仇恨國資流失情緒。國有資產流失等種種問題在個案上成立，但在總量上不成立，種種問題的出現固然有

損社會公平，但國有資產改革的滯后同樣導致市場的不公平，在市場經濟體制尚未確立的大背景下，國企產權改革不能因噎廢食，改革方向不能簡單否定。另一方面，鑒于上述的國有企業的種種低效率和弊病，國企的改革不能停止。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國企改革中確實存在著一些負面現象：一是國資賤賣；二是職工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三是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過企業改制來套取銀行資金和進行金融詐騙；四是新的控制人由于戰略、能力、資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來不錯的國有企業反而給“整垮”了。因此，如何在改革中最大限度地減少負面效應，以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和被侵吞，確保職工的利益不受侵害是我們應當考慮的問題。國企產權改革必須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在涉及全民利益的根本問題時，決策者應該在充分尊重全體人民意愿的基礎上尋找到國有企業產權變革的最佳途徑。通過擴大公眾參與的范圍，保證國有企業改革不會出現少數人控制的局面。在產權變動問題上，不能僅僅是通過少數人的內部交易方式剝奪絕大部分人長期積累的基本財產。

國企改革中，首要解決的問題是改革動力不足。大多數國企都不愿意改革，而且不會主動改革，因為國有企業，尤其是一部分央企，已經成為特殊利益集團。這就意味著國有企業的改革，在今后仍然需要三個力量去推動。第一，用政策力量。我們是主張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應該就國有企業的改革、央企的改革以及央企的產權多元化改革，中央政府盡快出臺政策，用政策推動；第二，用行政力量去推動，就是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應該把央企的改革、央企產權多樣化的改革作為一屆政府任期內很重要的目標之一；第三，用市場力量去推動，現在國有企業一些獨占經營，壟斷的領域，允許民營及其他資本進入。民營資本和其他資本的進入，必然會形成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的市場力量。

其次，關于壟斷的問題。凡涉及資源壟斷、行政壟斷、國家安全、軍工和具有公用性質的國企一律應實行單一的“國有體制”，確立一套嚴格科學的國企管理模式和架構。二是在競爭性領域的國企應逐步退出，讓民營企業逐漸發揮其作用。

第三，應該解決產權不明晰，政企不分的問題。盡管2003 年國資委成立以后實際代理了國企產權人的角色，改善了國企的治理結構，并對其管理、激勵和決策體制進行了規范。但是，這些并未徹底改變國有企業“產權人不清”的弊端。國資委作為國有企業的股東，其實是扮演“股東代理人”的角色，而究竟國有企業的所有人、受益人和控制人是誰? 并不明朗。實際上在國有企業中實現的公司治理機制一直是一種內部人控制和黨政機關行政干預的混合物。當前重要的是加強董事會建設和“政企分開”;而在管理層為防止“內部人控制”、國企高管薪酬失控等弊端，重點是多方加強對經營管理層的約束和監管，切實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管理層問責機制。國資管理部門作為國資的出資人代表（國有股的股東代表），對大型國企的產權多元化改革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要理性推進大型國企的產權多元化改革，必須分離目前國資管理部門作為行政管理者與“出資人”的雙重職能，消除其角色沖突，明確其角色定位——國資管理部門作為宏觀的行政管理者，而國有投資控股公司作為出資人。國資委要破解當前存在的政企不分等難題的關鍵是設立監管的中間層———國資運營平臺公司。國資運營平臺公司是國有資本的運營機構，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它處于政府與市場的“界面”，是實現政資分開、政企分開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最重要的“節點” 國資運營平臺公司一般有三大功能: 資產處置、整合重組和投資管理。這個平臺可以貫徹國家對國有資本“進”和“退”、國有經濟布局調整政策，體現政府意志，而經營運作的操作應按市場方式，遵循市場規則。

最后，應該注意國企產權多元化改革的重點具有動態性。由于改革的內外部條件是變化的，有關的政策也隨著改革實踐的深入而不斷調整，因此，國企產權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點具有動態性。在最初階段或者說近期階段，國企產權多元化改革的重點是非公共領域和半公共領域企業、較小的企業、經營一般甚至較差的企業、地方企業、國有企業和國有獨資公司、孫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長期階段，國企產權多元化改革的重點則是公共領域的企業主要是其非關鍵和非核心環節的企業、特大型或航母型企業、優勢企業、央企、國家絕對和相對控股公司、集團（母）公司。

國企改革，需要打破壟斷，給民營經濟一片更廣闊天地，并且實現利益再分配，讓國企的股東——老百姓能夠真正分享到其中的好處。改革的過程也許不會那么順利，但重要的是社會形成共識，將改革繼續向前推

第四篇：關于國企改革

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一些看法

首先,國有企業是怎樣形成的呢?

共產黨掌握政權后，在城市通過沒收和贖買的方式對舊中國的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進行改造，逐步轉變為國有資產。在此基礎上，國家的勞動政策是：高就業、低工資、低福利、高積累的“兩高兩低”。這樣，工人們的剩余價值基本上全部用于社會積累和社會再生產，不斷地擴大國有資產的總量。

在農村，當農產品的價格過低時，農民們就會拒絕出售。為了壓低農產品的價格，維持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強行掠走農民們的剩余勞動，用于支撐起城市全民企業及其職工的有關利益，國家強行在農村實行了集體合作社制度，這樣，就形成了集體所有制。

應該說，城市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鄉鎮的集體所有制企業，構成了國有企業。而全民和集體也不是彼此分離，互不相連的，他們互相彌補，互相滲透。因而，國有企業實際上是城鄉居民共同所創造的。

其次,我國國企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

改革開放以來，國企改革是各項改革中爭論最多、最激烈的。在改制過程中，主要體現有1997年推行股份合作制，1999年用多種形式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2002年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2003年加快實施股份制改革和經營者收購等。取得的成績也比較顯著：

一是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取得重大進展。國有企業的數量已從上個世紀90年代的30多萬個，減少至目前的10萬個左右，但國有資本的總量并沒有減少，而是有所增加。全國500強企業中，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349家，占69.8％；資產占94.9％；利潤占88％。

二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在理論上政策上已明確股份制是公有制包括國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一大批國有大型企業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互相參股、資產重組等實現了投資主體多元化。在不斷改善股權結構的基礎上，逐步完善公司治理，健全委托代理關系，改進鼓勵與約束機制。

三是開始推進壟斷行業改革，逐步引入競爭機制。不僅明確在非自然壟斷性業務方面要引入競爭機制，而且對自然壟斷性業務方面，也在探索如特許經營權拍賣等方式，使其具有一定的競爭性。

四是逐步建立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實行國家統一所有，由中央和省地兩級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各級國資委正在逐步減少非出資人職責，以便較好地承擔出資人的職責。

盡管中國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正在逐步走上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軌道，但是，上述改革遠未達標。國有企業的數量特別是地方國有企業的數量還是太多，國有資本仍需向能發揮優勢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大企業集中。國有大中型公司的股權結構仍有待完善，治理水平亟待提高。壟斷行業改革才剛剛開始，已逐漸成為國企改革重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也剛搭起架子。最重

要的，國務院國資委前一段用了大量精力處理過去改革遺留的問題，很難集中精力履行好出資人職責，國有金融資產、自然資源資產，非經營性資產的管理體制的框架還沒有搭起來。總之，今后國企改革的任務還很重，仍需抓緊做好。

我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看法：

國有經濟的歷史存在權，就在于它是保障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性質和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經濟基礎。縱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每一項都需要國有經濟發揮其基礎性的保證功能和功效。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都和這些任務密切相關。因此，必須從構建和諧社會的任務出發，重新認識國有經濟的功能；從實現社會和諧的角度，去把握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方向。

因此，國企的目標應該是全民福利極大化，還是企業現金收入最大化？我認為，在新的體制下，國有經濟的主要控制形式應是控股方式，國有經濟應與合作經濟、民營經濟、外資企業在市場平等的相互關系中為人民做貢獻。政府應當追求的是社會福利總和的極大化，而不再是國有經濟或國有企業利潤極大化。國企的目標還應該體現為對資源控制方式和效率的最大化。國企應該淡化盈利性目標，提升公益性目標。建立國有控股公司的過程就是一個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國資委可以通過有效監管國有控股公司來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通過國有資產存量的重組，客觀上有利于形成規模較大的企業集團。在組建控股公司時，要按照國有控股公司的種類，分類組建國有控股公司，一類是競爭性產業的國有控股公司，一類是非競爭性產業的國有控股公司。其中，在非競爭性產業中，應逐步引入競爭機制，提升非競爭性產業國有控股公司的競爭力。

其次，壟斷性行業的改革問題已經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問題，我國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以解決壟斷性產業改革問題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革新階段。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經營管理者激勵約束機制的逐步完善，私分、侵吞、挪用國有資產的腐敗現象有所遏制。但是，由于多數國有企業處于壟斷性行業，部分經營管理者的行為逐步轉向政策性和機會性尋租的集體腐敗。現在這個問題日益突出，成為一個事關國家經濟改革與發展大局的重大問題，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最后，在保證政府投資主體的前提下，強化市場定位，變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變行政性委托管理為企業委托管理，減少不必要的管理層次。積極引導、幫助、支持企業尋求外國合資合作伙伴，以此提升企業的經營理念、管理模式和整體實力。

國企改革的方向，是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我們從更遠的歷史時空來理解、體察國企改革的過程，才可以對國企改革的方向問題形成清醒的認識。1992年我國對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即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方向和基本目標。這個方向和目標在20年來沒有改變過。國企改革的目標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企改革的任務是進行國有經濟戰略布局調整，實現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的有機結合，而不是走向私有制道路。這是國企改革的實質所在。

第五篇：國企改革破冰

對于具有公益性質的國有企業，改革涉及到四個方面，一、是以企業內部勞動用工，干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為主要內容的內部改革，也包括規范的治理結構建設和管理體制建設。

二、是建立有別于競爭企業有出色的競爭人管理制度，考核和評價應切合企業的功能定位。三，是實施有效的行業監管，包括價格，服務標準，成本控制，收入分配，資源配置和行業限制，提高透明度，防止企業利用壟斷地位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

四，是形成規范合理和政府間政策安排，以兼顧企業為社會服務和企業持續發展的雙重目標。對于競爭型國有大企業，改革的方式: 是依托資本市場進行公眾公司改革，具體的講就是國資委近幾年一直在推動國有企業整體上市工作，我們判斷競爭型國有大企業最終的體制模式很可能就是一個規范的公眾公司，完全按照資本市場的要求和規則運作。

國企改革涉入深水區

1、董事會、監事會等機構權力的增加：

管理制度上打破了一人說了算的的格局，官本位思想將被有效去除，董事會、監事會等機構權力的增加將有利于企業民主的發展，有利于改變重大決策一個人或幾個人說了算的格局，從而有利于控制國有企業的投資等經營的風險

2、央企高管的薪酬問題一直是貧富差距的巨大根源：

央企管理者應該拿多少錢，是怎么計算出來的，在此次改革報告和以后的改革過程中有望更加透明化和公開化，消除社會對于央企收入的憤怒心理。

3、央企利潤分配問題：

中央企業的壟斷地位造成民營資本無法進入某些領域，哪么央企在此領域獨斷專營的利潤如何分配，是管理者和企業創造了價值，還是國家利益轉移給了央企？利益獲得后是否應該增加上繳比例，根據什么來制定比例才更合理？也是央企改革的重中之重。獲得更多利益是否都要承擔更多社會責任，某些領域是否應該打破央企獨斷的局面，都是社會所期待的和關注的。廠辦大集體改革即將開始

1、對于此前困擾改革的兩大主要障礙，“錢從哪里來”及“人到哪里去”等問題也都提出了較為明確的解決路徑。2010年底，由財政部牽頭，國資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三部委在全面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聯合向國務院上報請示，提出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廠辦大集體改革的政策建議。

4月18日，國務院發布了18號文件《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廠辦大集體改革工作的指導意見》，繼國務院2005年發布的88號文件《國務院關于同意東北地區廠辦大集體改革試點工作指導意見的批復》之后，將廠辦大集體企業改革由東三省試點推廣到了全國。這也意味著，繼國有中小企業改制、國有大中型企業主輔分離、輔業改制之后，新一輪大規模的企業改革馬上將拉開帷幕。

據悉，此輪廠辦大集體改革的總體目標為，從2011年開始，用3~5年時間，通過制度創新、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使廠辦大集體與主辦國有企業徹底分離，成為產權清晰、面向市場、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職工得到妥善安置，職工合法權益得到切實維護。

廠辦大集體改革成本缺口問題是過去幾年一直困擾此項改革的最大障礙之一：

除經濟補償金外，還有一塊較大的改革成本是廠辦大集體拖欠的社保欠費。”

1、對中央下放地方的煤炭、有色、軍工等企業興辦的廠辦大集體補助100%；

2、對地方國有企業興辦的廠辦大集體補助50%，并對提前完成改革的地區給予一定比例獎勵。同時，允許地方統籌使用中央財政的補貼。

這些政策基本兼顧了廠辦大集體改革中經濟補償金和社保欠費兩項主要成本。，《指導意見》中還明確主辦國有企業可以利用廠辦大集體占有的固定資產、土地、債權債務軋差等資產用于支付改革成本。

國資委已經出臺政策，對央企在廠辦大集體改革中支付的有關費用予以核銷國有權益或進入損益后核增業績利潤，建議各地國資委也可出臺類似政策，以提高主辦國有企業實施廠辦大集體改革的積極性。人到哪里去？

對此報告要求，各地和各企業對職工身份要認真進行梳理，根據不同情況，妥善處理，并注意盡量不要引起攀比。

而對于改革過程中集體資產界定與處置問題，邵寧也特別強調在操作中要把握幾個要點：一是主辦國有企業用于廠辦大集體改革的資產應當確實是占用的資產，劃轉資產要主要用于補足改革成本缺口；二是主辦國有企業要主導劃轉資產和集體資產的評估，不能因此造成國有資產損失；三是集體企業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進行規范改制，做到產權清晰，權責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