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社區矯正的一點思考

對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一點思考

黃銀秋韓文杰

摘要：社區矯正是一項新事物，在我國開展社區矯正是有利的，符合世界趨勢的，在目前開展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問題，我們要仔細研究和解決好這些問題，為社區矯正的更好開展掃除障礙。

關鍵詞：社區矯正；原因；問題；對策；

一、社區矯正的概念

社區矯正，英文Communitycorrection，有的國家稱之為“社區矯治”，它是一種不使罪犯與社會隔離并利用社區資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區環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總稱。國外較常見的包括緩刑、假釋、社區服務、暫時釋放、中途之家、工作釋放、學習釋放等。

社區矯正起源于西方國家，其產生與發展深受早期啟蒙思想家和近代新派教育刑理論的影響。今天，社區矯正已在世界各國被廣泛使用。

二、開展社區矯正的好處

目前我們開展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主要適用于被判處管制、被宣告緩刑、被裁定假釋、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被暫予

1監外執行的5種罪犯。

經過一段時間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實踐，我們認為，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有以下幾個好處：

（一）符合世界刑罰改革發展的趨勢。

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刑罰適用都已經進入非監禁刑為主的階段。社區矯正模式開始成為刑罰適用的主導。世界上多數國家在社區中矯正的罪犯人數都比較多，這種不使罪犯與社會隔離，并利用社區資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區矯正方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不僅社區矯正適用的數量大并繼續呈增長趨勢，而且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多數國家設有專門的社區矯正執行機構和人員，社區矯正的種類也很多，社區矯正的成本低、效果好是深受世界各國青睞的主要原因。

（二）開展社區矯正能夠提高罪犯改造質量。

刑罰的最終目的就是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實施社區矯正一方面可以減少獄內交叉感染，另外罪犯在與社會的密切交往中，不再排斥社會、仇視社會，有效地防止其重新犯罪。另一方面，也為罪犯創造了極為寬松的改造環境，有利于調動罪犯改造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同時，它還有利于罪犯婚姻的穩定和家庭的完整，減少社會對立面，緩解部分社會矛盾，從而有利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質量，充分體現人道主義原則。

（三）開展社區矯正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資源，降低行刑成本。把罪犯放在社區進行矯正，一方面可以減少監獄人口和國家對監

獄運行的投入，降低行刑成本，緩解監獄改造的壓力，使監獄能夠集中財力、人力、物力矯正那些惡習深且社會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從而合理配置行刑資源，充分地利用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提高對罪犯的教育改造質量。

三、目前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和對策

（一）現行試點工作中主管機關的角色與法律規定不協調

社區矯正是“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實施的。目前，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多數落在了二支隊伍和力量身上：一是以司法局（所）為主的專業主導力量，二是以社會志愿人員為補的社區矯正工作補充力量。而其中起著主要作用的一般就是以司法局（所）為主的專業主導力量。例如按照我區社區矯正的有關規定：接受社區矯正的犯罪人在矯正期間將首先到所在街道司法所報到，由司法所為其登記造冊；此后矯正人員要根據個人情況定期向社區司法所電話匯報，定期到司法所當面談話；司法所負責掌握社區矯正人員的情況，定期對其進行走訪教育。由此可看出司法所在社區矯正中發揮了主角作用。

然而，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卻規定了對被宣告緩刑、假釋、判處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進行監督考察都應該由公安機關執行，由此可以得出公安機關對社區矯正對象進行監督考察應是法定的執行機關，而社區矯正對象所在的工作單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包括司法所也只是有責任配合的協助單位。

但我國公安機關目前任務繁雜、工作經常超負荷，很難再顧及社

區矯正的監督考察工作。司法所接受社區矯正工作，緩解了公安機關這一問題和困難。

因此，早日對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相關法律法規予以修改、完善，另行制定更為詳細的《社區矯正法》，明確社區矯正的主管機關和監管模式。筆者認為，從目前社區矯正的試點工作來看，社區矯正的主管機關應該為司法局（所），而監管模式則應設置成以司法局（所）為主、社區為輔的模式。應該在司法部（廳、局、所）里設立社區矯正監管部門，由專人負責，行使權利。并由該部門對社區志愿人員進行組織和培訓，以確保社區矯正監管人員的素質。

（二）可以適用社區矯正的刑罰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適用較少。長期以來，由于受重刑思想的影響和擔心社會不穩定等原因，加之相關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方式的配套措施不完善，導致我國在司法實踐中大量使用監禁刑，而對于可以適用社區矯正的刑罰，例如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緩刑、假釋、監外執行等，在實際中適用量卻很少。這個我區目前尚無一例管制類別的社區矯正對象就可以看出。

要解決這一問題，要從立法和司法實踐兩方面考慮。

首先要在立法上加以重視，在刑法中增加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緩刑、假釋、監外執行等刑罰適用的范圍，同時要放寬這些刑罰的適用條件和程序規定。

其次，還要盡快完善對社區矯正的立法工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區矯正機構和制度保障，讓司法者能夠放心適用非監禁刑罰。

（三）如何解決矯正對象的就業、生活等問題

我國目前處于社會轉型期，就業壓力很大，下崗人數較多，外地的流動人口源源進入城市，而農村經濟相對不發達，因此，社區矯正對象的就業問題并不樂觀，而沒有正當生活收入，就會造成當事人情緒的不穩定。如果不能妥善安排他們的就業和生活問題，這可能會成為他們重新犯罪的隱患。

因此，幫助他們尋找工作或辦理最低生活保障，幫助他們在獲得工作后努力保持，幫助他們妥善解決個人與家庭、鄰里的關系，幫助他們樹立生活信心，正確認識社會正確面對自己，正確認識社會現實與主觀能力之間的矛盾等等，就成為社區矯正工作者首先面對的問題。如我所就通過與民政部門聯動，成功為數名社區矯正對象申請了社會救濟，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困難。

社區矯正工作者還應該根據每個矯正對象的不同情況，充分運用社會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則和方法，對矯正對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關心，切實維護其合法權益。摒棄千人一面、一刀切的矯正思路和方法，視不同對象的具體情況，將剛性、死板的矯正管理、紀律、要求等靈活實施或變通體現，量身訂制出帶有個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真正做到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實事求是地實現以個別教育為主的社區矯正目標。又如我所社區矯正對象吳仲階是個有錢仔，由于年少貪玩，法律意識淡薄，與別人一起參與了搶劫，我們針對其犯罪情節輕微,社會交往復雜，觀念不成熟，受外界因素影響比較大，容易被誘惑，可塑性強的特點，我們抓住焦點，結合其自身的“前車之鑒”、講解典型青少年犯罪案例等教育方式，強化法律意識，同時與其父母、社區等進行幫教聯動，司法所要求他每天到父母商鋪幫忙，嚴禁夜歸等，有效控制他再度與以前的損友交往。目前吳仲階思想基本穩定，并即將成為我街第一個安全解除社區矯正的對象。

社區矯正是一項新課題，讓我們司法工作者努力去實踐，大膽去創新，為搞好社區矯正工作，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貢獻一份力量。

第二篇：對社區矯正工作的思考

對社區矯正工作的思考

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是黨中央、國務院著眼形勢發展需要，在總結分析我國刑事司法實踐的基礎上，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是推進我國司法體制改革、完善刑罰執行制度的一項重要舉措。

一、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是維護社會穩定，建設和諧社會的客觀需要。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社會矛盾的凸顯期。在加快發展的過程中，許多深層次問題逐漸顯現，形成了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引發違法犯罪的消極因素增多。因此，改造好犯罪分子、減少社會對立面顯得十分重要。開展社區矯正，既能使一部分罪犯改正惡習，降低重新犯罪率，又能幫助他們增強重新適應社會的能力，有利于實現經濟、社會與人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為構建和諧欒川創造有利條件

二、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是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方面。嚴厲打擊犯罪，既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重要手段，又是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長期戰略。每一名罪犯身邊都有親屬、鄰里、朋友等密切人群，刑罰的寬嚴不僅影響罪犯本人，而且對這些人群也會產生重要影響。對那些罪行輕微或者已經棄惡從善的罪犯實施社區矯正，不僅有利于化解他們的對抗情緒，有效

減少社會對立面，而且有利于爭取社會的理解和支持，增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向心力和認同感。

三、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是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現代刑罰制度的重大舉措。社區矯正模式是刑罰不斷文明、社會不斷進步的重要體現。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一直采用較為嚴厲的刑事懲罰手段，在有力打擊違法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的同時，也帶來了監禁刑適用比例和行刑成本居高不下的問題。因此，適時改革和完善我國刑罰執行制度，才能更好地適應社會進步要求。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既實現了我國罪犯改造工作基本原則和司法工作傳統優勢的法律化、制度化，又順應了世界刑罰制度的發展趨勢，體現了更理智、更人道、更高效的現代刑罰理念，有利于在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增強刑罰效能的同時，合理配置行刑資源，降低行刑成本，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刑罰制度。

第三篇：對未成年社區矯正人員關愛的思考

對未成年社區矯正人員關愛的思考

未成年人因各種原因一時失足，加入到“社區矯正”的行列，社會的包容、幫助與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以后的人生路。可是目前在“社區矯正”過程中，還存在不少難題。

何謂“社區矯正”？社區矯正是與監禁刑罰執行對應的一種非監禁刑罰執行方式，是指將符合法定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有關部門、社會組織和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社區矯正對象，他們失過足、犯過罪，刑滿后也難免受歧視、受冷漠。這時候，如果他們得到幫助和溫暖，能獲得新生；相反，如果受到歧視或拋棄，有可能重新犯罪，成為社會安定的隱患。社區矯正的出現，幫助迷失的心靈重新找到了方向，在家門口鋪了一條“新生路”。

那么，未成年人的矯正之路有哪些難題？原因何在？如何突破？帶著疑問，記者上周走訪了市司法局、鄞州區司法局、海曙區社會工作協會，以及甬上不少社區，且聽他們如何說。

困境

迷失的心靈如何起航

小夏今年17歲，一年前因為一起團伙搶劫案而被判緩刑，加入到社區矯正的隊伍。可是對他的“回歸”，讓不少人犯了難。

“小夏陳的父母在外打工，他一直跟著爺爺過。讀完初中后，小夏就開始迷戀網絡，并結交了幾個社會上的朋友，抱著好玩刺激的心態參與搶劫而被判緩刑。

“雖說按照法律規定，社區居委會在社區矯正中只是輔助作用，但是因為熟悉其家庭情況、距離近等原因，我們的輔助也很關鍵。不少矯正對象遇到困難，第一個尋求幫助的地方就是居委會。”這位社區書記說，小姜就是其中一位。

小姜是因為偷竊被納入社會矯正的，這樣的“污點”在孩子心中留下了很深的陰影，他把自己關在家里，不想出門，不想見人。司法部門專職的社區矯正人員給孩子做過幾次心理疏導，但畢竟不能隨時跟蹤，每次小姜表現反復的時候，他的家人總是第一時間打電話給社區。

“可是我們社區沒有這樣的專業心理輔導人員，與孩子的溝通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于是我們就聯系志愿者來幫忙，可是人家也有工作，無法做到隨時傾聽、疏導。”社區書記說，專業人員的缺乏使得社區在幫扶矯正對象時有心無力。

除此以外，還讓社區書記尷尬的，是在小姜提出想找份工作時，對方招工條件中“無犯罪記錄”的要求讓人犯了難。“雖說最后我們還是幫小姜找到了工作，但是心里還是有些感慨。他們犯錯時只是個孩子，只是因為一時的糊涂，希望社會能給予更多的包容。”

原因

四大因素不可忽略

對未成年人來說，社區矯正不僅僅是監管，教育和幫扶更為重要。面臨這些困境，原因何在？

首先，家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未成年人的犯罪特點決定了家庭在其矯正中的重要作用。”市司法局社區矯正處處長趙小明說，從誘因上看，未成年人犯罪多是因為父母疏于監管，而他們又正處在生理上和社會化過程中的特殊時期，好奇心強烈，自我控制能力較低，社會經驗較少，判斷能力較弱，崇尚江湖義氣，易于感情用事，最終導致犯罪。因此，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離不開家長的配合。

可現實中，有些家長不能從自身尋找原因，不配合社區矯正工作。甚至有個別家長覺得“丟人”，怕遭到別人異樣的眼光，從而影響孩子重拾自信。

其次，組織機構的不完善導致專業人員缺乏。“社區矯正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長期、持續、深度、專業的介入和幫扶，但現實情況是專業人員嚴重缺乏，這是目前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去年3月1日開始實施的《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確立了司法行政部門在社區矯正中的主體地位，但相應的組織機構、人員配備還沒有完善起來。

第三，專門針對未成年人的矯正辦法缺失。目前的社區矯正中，并未將未成年人單獨列出，他們的矯正和成年人矯正辦法類似，主要有公益勞動、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會公德教育、技能培訓、心理矯正以及就業指導、生活指導等。雖說兩者之間確有共性，但不加區分混同“操作”，并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矯正。這樣的監管、教育也缺乏足夠的約束力，無所事事的時候如果多了，他們就很容易再次和社會上不良青少年混在一起。

第四，社會對社區矯正的認同度還有待提高。“在不少人看來，對犯罪的人進行社區矯正，會‘讓人覺得不安全’，擔心一旦管控失調，容易造成重新犯罪。有些人甚至表現出過度的憂慮、恐懼，盡量避免與社區矯正對象接觸，這給社區矯正工作帶來許多困難。”姚孝娟說，這一方面需要提高大家的認同度，同時矯正對象也要做好自己的心理調適。

呼吁

加強組織建構是關鍵

面臨困境，如何突破？首要的是加強組織建構。

現行的《社區矯正實施辦法》施行前，司法行政機關主要負責社區矯正人員的日常監督管理與教育，執法環節由公安部門負責。《刑訴法》及《刑法八》修正案、《社區矯正實施辦法》施行后，司法行政部門的職能加大，執法主體轉移，如明確規定縣級司法行政機關要特別做好社區矯正人員的適用前調查評估、接收、進入特定場所、外出、變更居住地審批，承擔辦理對社區矯正人員給予警告、提出治安管理處罰建議、提出撤銷緩刑、假釋、收監執行建議、提出減刑建議等重點執法事項；司法所要做好對社區矯正人員接受監督管理、教育學習和社區服務等情況的及時考核、指導社區矯正小組開展工作、做好期滿解除社區矯正與安置幫教的銜接等社區矯正日常工作等。可是，現行的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很難適應新的目標和要求。因此，加強組織建構勢在必行。

第二個呼吁是對未成年人的幫扶工作應該前移。

一位社區書記講述了這樣一件事情：社區內有一個14歲的孩子，早年父母在一次意外中雙雙逝去，他便跟著年邁的奶奶生活。孩子從小脾氣就倔，不聽奶奶的話，奶奶打罵多了，孩子就愈加叛逆。從讀初中開始，孩子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惡習，已經幾次被學校警告。奶奶無奈，向社區求助，社區多次上門勸說，孩子也聽不進去。

這位社區書記感慨：如果對未成年人的社區幫扶能夠前移，提前到他們行為出現偏差，但是還沒有達到犯罪的程度，那樣幫助會更大，也更有意義，他們的人生就不會留下犯罪的痕跡。

第三，應針對未成年人的特點，探索專門的矯正方式。如可以按照人身危險性大小，將其分類，實施不同強度的管理方式，也可以有針對性地制定個別化的矯正方案，有的放矢等。如可以探索以政府購買服務、配備專業技能強的專職社區矯正協管員等方式，與專業的心理咨詢機構合作，對他們進行系統、專業、持續的矯正、疏導。

當然，對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離不開全社會的支持配合。社區內的居民要以寬容的心態來接納他們，學校、相關單位也應該為其提供便利并保護其隱私。讓我們共同為失足孩子的回歸路，添一份力。

推動社區矯正

或許可以這樣做

社區矯正面臨的困境具體要如何突破，大家都在探索。上周，記者在鄞州區司法局采訪時，社區矯正科科長余建明提出了幾點自己的想法：

一、根據我國社區矯正的工作的特點，建立一支穩定的社區矯正司法警察隊伍。目前至少按本轄區社區矯正人員50：1的比例配備縣級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設立審前調查、報到登記、矯正執行、教育管理、內勤檔案等工作崗位。各鄉鎮、街道司法所按社區矯正人員20：1的比例配備專職工作人員。為利于社區矯正工作的執法，對社區矯正專職工作人員實行司法警察編制。

二、為整合現有資源，在縣級司法行政法律服務中心設立“社區矯正”工作窗口。做到有專人值班，主要負責社區矯正人員的報到、談話和法律文書的傳遞工作。并在中心內增設“集中教育室”和“心理咨詢(輔導)室”，以加強對社區矯正人員教育和心理疏導，進一步提高社區矯正效果。

三、對居住地須作出明確的解釋，以防止社區矯正人員脫管或漏管現象的發生。按照各地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習慣做法和部分地區有條件地開展流動人口社區矯正工作的經驗，社區矯正人員的居住地一般應為其戶籍所在地。如矯正人員長期在外務工或經常居住地與戶籍地不一致的，將務工地或經常居住地作為社區矯正執行地的，應同時符合以下條件：(一)在務工地暫時居住或經常居住地居住時間必須一年以上，并具本人暫住證。(二)務工地暫住房或經常居住地的住房必須是自購房(包括其直系親屬的自購房)或是享受政府優扶的廉價租賃房。(三)必須有務工單位或居住地村(居)委會的擔保人，以加強監管。(四)在社區矯正期限內不準擅自改變居住地。

四、提高專項經費標準，確保社區矯正各項工作的有效開展。《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的施行，對推進社區矯正工作規范化建設，嚴格社區矯正人員的監督管理，提高教育矯正質量，促使其順利融入社會，預防和減少重新違法犯罪，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各級司法行政部門的工作帶來了新的壓力，特別是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工作量不但大增，且執法力度得到提升。現有的每年按社區矯正人員總數人均2000元(2004年標準)的專項經費標準已無法滿足社區矯正工作的日常開展，應至少提高到人均3000元標準，應根據實際監管要求逐年增加。

五、采用政府買服務的方式，大力發展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矯正工作。建立“陽光社區矯正服務中心”積極為社區矯人員提供心理矯正、技能培訓、臨時救助和法律服務；配備社區矯正專職工作人員，利用自身優勢，發揮專業教育矯治作用；組建“三老”(老黨員、老干部、退休老教師)志愿者和大學生“村官”助理志愿者隊伍，建立專群結合的工作機制。

六、建立全國聯網的社區矯正工作信息管理平臺，及早實行資源共享。目前，以地市或縣區為界的社區矯正信息管理平臺，對各自轄區內的社區矯正工作管理和相關部門的銜接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的施行標志著全國社區矯正工作的統一和規范，加上當前人口流動頻繁，建立全國聯網的社區矯正工作信息管理平臺，實行各地社區矯正機構信息資源的共享勢在必行。

第四篇：對我國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的思考

對我國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的思考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頒布的《關于開展社區矯正工作試點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確立的組織管理模式是“司法行政機關要牽頭組織有關單位和社區基層組織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會同公安機關搞好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督考察，組織協調對社區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和幫助工作。街道、鄉鎮司法所要具體承擔社區矯正的日常管理工作”。《通知》事實上確認了公安機關是“執法主體”，司法行政機關是“工作主體”。并希望通過一段時間的試點，逐步過渡到完全由司法行政機關(具體通過司法所)承擔對社區矯正的管理。

一、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的沖突與弊端

(一)法律與《通知》規定的沖突

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非監禁刑(社區矯正)執行的組織管理的歸屬是公安機關，與“兩院兩部”聯合下發的(通知)以及《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的規定存在著對立與沖突。

對于社區矯正對象中的管制、假釋、被暫予監外執行和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執行主體，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都做出了明確規定，且規定一致。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規定：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罪犯的執行主體是公安機關，對于假釋的罪犯，由公安機關予以監督。《刑事訴訟法》還規定，對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機關執行。但《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在緩刑考察機關的規定上略有區別。我國《刑法》第76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而《刑事訴訟法》第217條規定，“對于被判處徒刑緩刑的罪犯，由公安機關交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考察”。兩個刑事法律規定的區別性體現在：一個是“直接管理”，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另一個是“間接管理”，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考察。但兩者管理主體的最終歸屬仍然是公安機關。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雖然對管理的主體作了明確的規定，但對管理的內容規定是粗疏的，使得這種管理流于形式。

《通知》對管理主體的規定是“司法行政機關要牽頭組織有關單位和社區基層組織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公安機關要配合司法行政機關依法加強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督考察，依法履行有關法律程序。對違反監督、考察規定的社區服刑人員，根據具體情況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對重新犯罪的社區服刑人員，及時依法處理”。顯然，《通知》規定的組織管理模式是司法行政機關為主導，公安機關由過去唯一的管理主體轉為“配合”的輔助地位。由司法部頒布的《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則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市(地、州)和縣(市、區)司法行政機關應當設立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作為同級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負責指導、監督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的實施，協調相關部門解決社區矯正工作中的重大問題，檢查、考核本地區社區矯正實施情況。鄉鎮、街道司法所具體負責實施社區矯正。”再次確認了街道、鄉鎮司法所具體管理的主體地位。

一項法律制度能否成功施行，有賴于其本身規范的確定性和統一性。就確定性而言，各部門的管理職責必須明確完整；就統一性而言，體現為法律部門之間、上下位法律之間的協調一致，以確定性和統一性保證制度的施行。

(二)“雙主體”管理模式在實踐中的弊端

目前試點中組織管理模式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若不能及時有效地解決，會越來越成為社區矯正工作深入開展的“瓶頸”。這些困難與問題主要體現在：司法所工作人員力量不足。司法所是社區矯正的“工作主體”，目前不少地方還存在一人所、兩人所。司法所除承擔社區矯正工作外，還承擔著人民調解、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普法宣傳等職能，人手不足問題較為突出。同時，一些司法所管理體制不順，不少工作人員是事業編制，他們不僅身兼數職，而且有的主要精力是從事基層黨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人員的流動性較大。這對于專業性、程序性、執法性較強的社區矯正而言，無疑有較大的影響。影響職能部門間的協作配合。社區矯正工作需要政法部門間的協作配合，但實際工作中，職能部門間的協作配合還存在以下問題：

(1)公安派出所與司法所配合不力。基層工作人員普遍反映，當司法所提出請派出所對屢次不服監管教育甚至對抗的社區服刑人員實行訓誡、警告、行政拘留等懲罰措施時，有的派出所不夠重視，常以工作忙、人手少等理由消極應付，或認為社區服刑人員已經交給司法所監管，與自己沒有關系了，不再履行職責。由于司法所沒有執法權限，致使一些監管措施、懲罰制度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影響了刑罰執行的強制性與嚴肅性。

(2)法院、監獄和看守所對“雙主體”的銜接易產生疏漏。通過調研發現，法院、監獄、公安看守所送達法律文書及相關材料時，存在法律文書不齊全、送達不及時、漏送達等問題，甚至沒仔細核對罪犯的真實姓名、經常居住地等基本情況而出現錯送達。一些法院對未羈押的罪犯判處管制、宣告緩刑或決定暫予監外執行時，一些監獄、公安看守所釋放假釋犯或暫予監外執行犯時，僅告知罪犯應按時到居住地的派出所報到，而沒有明確告知還應到司法所報到及不按時報到的法律后果。有的看守所將法律文書只送達公安機關，不送達司法行政機關，導致司法行政機關很難掌握罪犯的情況，一旦出現法律文書送達不及時、漏送達等情況時，極易發生脫管、漏管現象。另外，有的法院審判后沒有采取適當方式通知罪犯執行地的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做好接收準備工作，實踐表明，”雙主體”的管理模式帶來了執法機關地位不明、職責不清、銜接不暢、效率不高等問題。并導致了多頭指揮、多頭檢查、多頭交辦任務、多頭要數據材料的現象，給試點單位帶來工作中的雜亂和不便。這種多元管理格局會導致寶貴的行刑資源浪費，不利于對刑罰執行工作的歸口管理和法律監督，容易發生脫節現象。盡管“雙主體”管理存在弊端，但是“雙主體”的管理模式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為在試點階段，尚不能體現司法所等獨立承擔執法的任務。就現實而言，由于司法所編制所限和力量不足，不得不借助外力來開展社區矯正工作。2004年1月，上海成立了新航社區服務總站(社團組織)，政府以購買服務的形式讓社會工作者參與和協助司法行政機關做好社區服刑人員和刑釋解教人員的教育轉化、幫困解難、生活指導等輔助性工作，但實際上他們承擔了社區矯正的大部分工作，諸如個別教育、集中教育、落實思想匯報、組織安排公益勞動和心理矯正等。但是社會工作者是以助人自助的理念開展工作，其本身沒有也不應有執法管理的權限。①如果以社會工作者為主導開展社區矯正，勢必將社區矯正引人重幫困解難，輕監管懲罰的路徑。2007年上海市檢察機關在監外執行專項檢查活動中。發現脫管漏管的監外執行罪犯823人；2009年，又檢查發現脫管漏管的監外執行罪犯256人。雖然2009年比2007年有較大進步，但數字表明對社區矯正仍然有嚴格管理的必要性。

2009年，中央綜治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和規范監外執行工作的意見》，針對“一是因為交付執行環節部門間工作不銜接，造成漏管；二是一些地方對監外執行罪犯的管理措施落實不到位，造成脫管；三是交付執行、監管管理等環節的一些問題在法律和制度上規定缺失或規定不明確，導致實踐中責任不清，執行工作不到位”的問題②，特別強調和強化了公安機關在社區矯正管理中的職能。③該《意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社區矯正試點中，司法所管理不力的問題。

那么，司法所管理不力，是否可以考慮仍然由公安機關來管理呢?一些學者認可這樣的觀點，理由是：公安機關具有長期監管非監禁刑的經驗，公安機關負責社區矯正可以避免與現行法律法規的沖突；當前，社區警務已經成為世界各國警務改革的基本方向。其“打防結合、預防為主”的犯罪控制理念和“專群結合”的工作方針同社區矯正的追求不謀而合；公安機關管理更具法律的權威性。

筆者認為不妥。公安機關行使偵查逮捕權，同時又行使社區刑罰執行權，不符合刑罰權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的原則。現在，社會各種矛盾叢生，犯罪率持續攀升，維護社會治安秩序，預防、制止和偵查違法犯罪的任務不堪重負⑤，但我國《刑法》將非監禁刑罰執行權賦予了公安機關，因此，公安機關不得不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和打擊現行犯罪的長期疲憊中，抽出少量的精力行使職責，使得管理流于形式。而且，在公安機關內部也一直沒有設立專門負責緩刑、假釋、管制的工作機制，監管人員不固定、工作缺乏連續性、崗位責任不明確，不利于社區矯正的健康發展。但是司法所在社區矯正試點中作為“工作主體”又無執法權，但凡涉及社區服刑人員的遷居、外出、收監執行、突發事件等均要向公安機關通報，由公安機關做決定。造成社區服刑人員對司法所作為管理、監督機構缺乏認同感，而作為“執法主體”的公安機關，卻不負責具體工作。其結果是造成了工作的復雜化，職責交叉，銜接不力。

二、組織管理模式的局限與重構

(一)現有組織管理模式的局限性

筆者認為：“兩院兩部”在《通知》中確立的“雙主體”的組織管理模式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主要表現為三點：

一是該模式屬過渡性的模式，不適合長期使用。過去由公安機關派出所承擔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管理，由于公安派出所工作繁忙，實際上疏忽了對此項工作的認真管理。從權力制約原則出發，基層公安部門也不適合承擔對社區矯正的管理。但試點模式仍然明確公安機關作為執法主體，并讓司法行政機關的司法所承擔具體管理工作，而司法所本身有多項繁重的工作，本身并不具有執法的性質。因此，兩家管理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容易引起扯皮、推諉、銜接上的漏洞，責權不明，這種非專業化的機構和人員進行管理，不符合現代的專業化管理的基本要求。試點的決策者也可能考慮先由兩家管理，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再轉為一家管理。但實際上完全可以進行一步到位的試點。在確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和工作人員后進行試點，在試點開始時可能制度不夠健全，管理不一定到位，可由公安機關積極配合，經過一段時間的改進和完善，逐步形成獨立的執法管理模式。令人遺憾的是，在2009年我國社區矯正的試行推向全國，仍然沿用這種2003年試點時的過渡性模式，許多在試點初期所產生的問題沒能妥善解決又將帶到面上。

二是這一模式是基于“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運作”的指導思想下確立的模式，與黨中央提出的改革創新的理念不符。具體表現為，我國《刑法》規定了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管理主體是公安機關，因此，在“兩院兩部”的《通知》中，仍然保留公安機關作為執法主體，而司法行政機關是作為工作主體。似乎這樣可避免與《刑法》的規定不一致。但問題在于隨著我國社區矯正的試點和推進，需要對非監禁刑罰執行的“法律框架”進行突破和修正。

我國目前的“法律框架”存在著與“社區矯正”試點的理念存在不適應的問題。事實上，在“兩院兩部”的<通知》中讓“司法行政部門參與社區矯正的管理”的規定已經突破了現行的法律框架。為了給這種突破有一個“不突破現行法律框架”的解釋，于是出現了所謂的“公安機關是執行主體，司法所是“工作主體”的文字游戲。因為讓街道、鄉鎮司法所承擔社區矯正的日常管理工作，本身就是“執法”。

筆者認為，既然社區矯正是我國刑罰制度改革的試點，就應該允許對現行法律包括組織管理的框架有所突破，否則，怎能體現出刑罰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因此，社區矯正的組織管理模式不應在現有的、已經過時的法律框架下運作，而應根據我國的國情，實事求是地開展具有突破性的試點。

如何突破現行法律框架的限制?這里需要根據科學發展觀的原則。按照科學的方法進行試點。具體說來，在全國確定試點模式前要進行充分的論證，并確定多種選擇方案，目前“兩院兩部”確定的派出所和司法所作為社區矯正執行主體的模式可以作為一種選擇，但這并不是唯一的選擇；第二種模式是設立專門的社區矯正管理機關(不包括公安機關)，”’經過幾年的社區矯正試點實踐，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實際工作者認為后一種模式有利于進行專業化管理、職責明確，也有利于提高效率。既然如此，也迫切需要對此進行試點。

三是試點模式的確立忽視了地方的差異。社區矯正的特點是需要利用社區的資源對社區服刑人員進行監管和改造。我國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在資源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經濟發展和文化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在全國范圍內設定一個單一的、過渡式的模式進行試點，難免會給一些地區造成削足適履的尷尬局面。因此，社區矯正試點應在確立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允許各地有一定的自主選擇的余地。允許出現略有不同的適合本地特點的組織管理模式。在經過若干年的試點之后，試點的組織管理部門需要對試點模式進行評估和可行性論證，分析利弊，逐步形成適合國情的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同時也允許有一定的地區差異。

令人遺憾的是，在這些局限性問題尚未解決的背景下，2009年兩院兩部又通過《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的行政命令，將不成熟的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向全國推行。不難預見，我國第一批、第二批試點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組織管理體制中出現的問題和困難勢必重復出現在新的試點省、自治區、直轄市。

(二)未來組織管理模式的重構

作為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需要在試點實踐的基礎上進行優化選擇。選擇的前提是有利于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管、矯治和幫扶，有利于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有利于降低刑罰成本。通過研究和比較，筆者傾向于建立與現有模式不同的管理模式。即建立獨立于公安機關和司法所的社區矯正組織管理模式。目前的管理模式無論是司法所還是派出所都屬兼管性質，不利于社區矯正向專業化、職業化方向的發展(專業化是指該機構專司社區矯正的管理而不負責其他工作，職業化是指未來的矯正官擁有與政法部門公務員一樣的選拔要求和職業身份)。具體說來，在司法行政機關內部建立專門的與司法所分離的社區矯正機構和專職的社區矯正官隊伍。

在司法行政機關內部建立社區矯正機構的理由是：監禁刑和非監禁刑的執行都要遵循統一的刑事法律制度開展，這種目標價值的一致性要求刑罰執行活動要由性質相同或相似的國家職能機關在同一系統下負責執行，矯正機構與監獄管理機關同屑司法行政系統，能夠做到監禁刑與非監禁刑執行活動的順利銜接，從而有利于整合相關資源和提高工作效率。雖然監禁刑與非監禁刑的執行有所不同，但行刑的目的和在手段上的運用有許多共同之處。如對服刑人的風險評估、需要評估，對服刑人的分級管理、分類改造，積極創造條件有利于服刑人員回歸社會等。從發展的趨勢來看，今后將會有大量的監獄押犯通過假釋的形式提前出獄。這就意味著監獄工作將要更大限度地向社區延伸，社區矯正也需要更多地向監獄延伸，如社區矯正工作者需要做假釋前的報告，在服刑人入獄后不久就要幫助其做假釋的計劃和準備。另外，在社區矯正中重新犯罪的服刑人員和違反監管規定情節嚴重的，其非監禁刑將被撤銷而收監。總之，社區矯正機構設在司法行政機關，有利于監獄管理和社區矯正相互銜接，有機結合，以便資源共享、優勢互補。

社區矯正機構與司法所分離出來的理由是：目前司法所任務繁重(已有人民調解、法律宣傳、法律服務、法律援助、安置幫教、司法信訪、綜合服務窗口，政府隨時交辦的保持社會穩定等非刑事執法任務)、工作人員素質與執法要求有距離、流動性大，難以保證隊伍的穩定性和專業化。不太適合同時承擔執法與非執法的任務。有觀點認為，可以通過社區矯正立法或人大授權等形式賦予司法所執法地位及其工作人員刑罰執行的職能。這一觀點也代表了試點省市司法行政機關的普遍要求。但問題在于：如果賦予司法所刑事執法機關的地位，那么，司法所的其他的非刑罰執行的多項任務由誰來承擔?如果司法所同時承擔刑罰執行和非刑罰執行的任務，始終面臨著由服務者、教育者向管理者、監督者的頻繁轉換，勢必造成管理任務在性質上的混淆，例如，作為刑事執法機關來從事大量的人民調解工作顯然是不適當的，也無法在公眾面前樹立起統一的刑罰執行的角色。

在構建獨立的矯正機構的同時，需要組建一支高素質的社區矯正官隊伍。具體操作如下：第一，選調、吸納現在從事社區矯正的工作人員。從全國來看，社區矯正工作的實際管理者來自三個方面：一是監獄、勞教等政法系統的干警；二是司法所的干部；三是招聘的社會工作者和社區矯正工作人員。在目前專業人員缺乏的情況下，可通過考核，將以上三類人員中的優秀者納人社區矯正官隊伍中來。

第二，設立社區矯正官的準人標準。將社區矯正官納入國家公務員系列。對進入該系列的人員除了要有相應的學歷、專業外，還要有其他的資格要求。今后的社區矯正官需要有一定的學歷和專業背景，如刑事執法、犯罪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精神病學等，以較好完成監管、矯治和幫扶的任務。2001年修訂的《法官法》、《檢察官法》確定了法官、檢察官與律師一起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才能獲得從業的基本資格，為建立社區矯正官制度的資格準入提供了思路。可對社區矯正官進行專門的認證資格考試，制定規范的準人標準，以提高矯正官隊伍的整體素質。在目前社區矯正工作者急需的情況下，可以先從相關專業的畢業生中通過考試進行選拔，通過培訓上崗。隨著社區矯正工作的發展，逐步提高進入隊伍的門檻。

第三，認真體現按勞分配原則。目前從社會招聘的司法社工及相關工作人員與司法所公務員和從政法部門抽調的干警的收入差距懸殊。由于同工不同酬，使得一些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的積極性難以調動，一旦有更高待遇的工作崗位隨即跳槽，造成了矯正隊伍的流動性大，影響了工作的效果。這些情況表明：要做好社區矯正工作，必須認真考慮和設定合理的工資標準。并注意將工作效果與學歷結合起來考慮。如有的工作者學歷不高，但經驗豐富，工作投入，取得了顯著成績；也有人雖然有較高學歷，但缺乏工作經驗。成效并不明顯。因此，在分配時不能顧此失彼，在確定其待遇時，至少應考慮以下因素：(1)承擔的工作量。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設定其待遇。(2)試點區域內不同地區之間的平衡。相同的工作性質和相同的工作強度應獲得大體相同的待遇。

第四，恰當利用社會力量和志愿人員。犯罪的預防、治理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僅僅依靠專門的社區矯正官是不夠的，也難以完成監督改造的任務。因此，要充分利用社區資源，鼓勵社會力量和志愿者的加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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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對未成年犯執行社區矯正的幾點思考

對未成年犯執行社區矯正的幾點思考

韋鳳珍?

【內容摘要】社區矯正是我國自2011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實施后，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正式實行的一項刑罰執行制度。社區矯正對促進被判處緩刑、管制的輕型罪犯及被裁定暫予監外執行、假釋等罪犯的改造和回歸社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成長和回歸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國社區建設相對不夠完善，社區工作人員緊缺，社區矯正經驗不足等原因，在部分未成年犯的社區矯正方面仍然存在監管不到位、矯正方式簡單化、矯正效果不理想等問題。本文立足于防城港市未成年犯社區矯正的現狀，提出強化部門聯動、改進矯正方式、構建行為矯正平臺等建議，以強化未成年犯社區矯正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讓失足未成年人更好地回歸社會，奉獻社會。

引子

2012年以來，防城港市因犯罪被判處緩刑、管制在各個社區執行社區矯正的未成年犯共有31名。為挽救失足犯罪的未成年人，幫助執行社區矯正的未成年犯成長、成才，早日回歸社會，防城港市檢察機關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檢察辦公室的檢察官們經常通過電話回訪、當面談話或與社區、司法人員聯系等方式，對未成年犯的社區矯正執行進行監督和幫 ? 作者為防城港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

一、未成年犯執行社區矯正的法律依據

社區矯正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臵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刑事判決、裁定或決定的服刑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方式。《刑法修正案八》明確對判處管制、緩刑以及假釋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這一規定標志著我國社區矯正法律制度的確立，為完善我國刑罰執行制度，特別是非監禁刑的執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規定了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社區矯正是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適用范圍主要包括被判處管制、被宣告緩刑、被暫予監外執行、被裁定假釋、以及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五種罪犯。在符合法定條件的情況下，對于罪行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未成年犯……應當作為重點對象，適用非監禁措施，實施社區矯正。《刑法修正案八》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對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如果沒有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的情形，緩刑考驗期滿，原判的刑罰就不再執行，并公開予以宣告。”這些規定明確了未

程序是否合法，適用對象是否符合社區矯正的條件，同時還要對社區矯正的方式和過程進行監督。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于2013年1月1日實施后，為貫徹執行其中規定的未成年人犯罪特別程序，各地檢察機關均設立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檢察辦公室，并開拓實行捕、訴、監、防一體化工作機制，與監所檢察部門共同參與監督未成年犯刑罰執行工作，幫助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檢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被人民法院裁定執行社區矯正的未成年犯由于犯罪情節輕微、悔罪態度良好、社會危險性較小，成為檢察機關參與教育和挽救的重點對象。

三、防城港市未成年犯社區矯正存在的主要問題 防城港市地處中國大陸最南端，是一座總人口不足100萬的邊境小城市。由于地處邊陲，經濟發展、教育培訓、社會綜合管理水平與大城市相比還有差距，對社區矯正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有限，導致未成年犯社區矯正還存在一些問題。

（一）矯正人員的缺乏導致監督管理不到位

防城港市共有兩個城區、一個縣級市和一個縣，下轄24個鄉鎮和2個街道辦事處，基層司法行政機關的設臵是四個司法局，26個司法所。《社區矯正實施辦法》規定，司法行政機關負責指導管理、組織實施社區矯正工作。該26個司

教育的方向和目的，導致部分未成年犯既不能在社區矯正過程中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反省自己的行為，也不能得到有效的知識和技能的培訓，甚至使部分未成年人產生犯罪了也沒有什么大不了，只不過在家老實呆上一段時間就又可以恢復原樣，不會有什么對自己不利后果的錯誤觀念，達不到改造的目的。

（三）過度偏向“教育”忽略“懲罰”導致未成年人對罪責刑的認識有偏差

一直以來我國對未成年人犯罪執行的刑事政策為“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由于各種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相繼出臺后，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成長、權益保護呼聲愈高，導致在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理上，更多地偏向了教育而忽略了懲罰，在執行過程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如在對未成年人執行社區矯正的時候，矯正工作人員往往只重視在思想予以勸解和教導，在行動上只要不違反規定即不再詳細過問。這種重思想教育輕行為改造讓未成年犯對既往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實施犯罪的緣由不能深刻反思，更無法認識到勞動對于改造自身、服務社會的重要性。當前，青少年犯罪中以搶劫、盜竊等侵財性犯罪居多，多數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源于單親家庭、家庭暴力、輟學、迷戀網絡、父母無暇照顧等一種或多種因素，為了滿足其上網、交友或生存的需要，便通過這種不勞而獲的手段一步步走向犯罪。如果社

成熟，知識、技能、閱歷等相對于成人來說較為欠缺，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均缺乏理性的定位。由于心理、家庭、環境等因素走上犯罪道路，經過偵查、起訴、審判等司法程序，他們大多數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具有良好的悔過之心，但也有一部分未成年人不能正確看待自己的罪責刑，容易走極端。因此，對于未成年犯的教育和改造，不能大而化之，簡單設臵流水作業式的矯正方法對特殊個體效果難免差強人意。而全面考慮未成年犯的身心特點、環境差異、個體需求等因素，構建司法行政機關、檢察機關、社區、學校等相關部門共同幫扶矯正的聯動工作機制，才能促使未成年犯有效回歸社會。

（一）加強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建設，充實社區矯正力量 基層司法機行政關是對未成年犯進行社區矯正的直接責任者，要全面開展社區矯正工作，一方面需加強司法行政機關的軟硬件設施建設，完善心理治療、閱讀、交際溝通等矯正措施的設臵和空間、硬件的配備。另一方面，加強司法隊伍建設，同時招募有相關心理疏導、親情彌補、公關交際等專門知識的志愿者充實到社區矯正的人員當中。這些人員可以跨區域志愿服務，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讓未成年人在社區矯正時能夠得到有效的心理輔導，彌補殘缺家庭對未成年人造成的缺憾，培養其融入社會、相互溝通交流的技能，幫助他們正確看待既往及規劃人生目標。

下達“社會服務令”，推薦到社會公益性機構，由檢察機關聘用的輔導員對其進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規定時間內從事有益的無薪工作，對社會作出一定補償，使其重拾自尊，早日回歸社會。①

在未成年犯執行社區矯正時推行社會服務令，一是有利于增強未成年人的服務社會意識，培養勞動技能，形成正確的勞動觀念和自律意識，促使其重新融入社會；二是有利于實現管制、緩刑等刑罰制度的懲罰性，促使未成年人反思自己的犯罪行為，對今后的人生起到警示作用；三是有利于糾正當前重視教育忽略懲罰的矯正局面，促使未成年人自覺糾正違法無代價的錯誤意識；四是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利用社區公益機構對未成年人執行社會服務令，加強對未成年犯的教育和感化，減輕了司法機關的壓力，降低矯正的成本，促進未成年人更好地認識社會、服務社會。

（四）積極創建行為矯正平臺，為未成年人的成長提供知識、技能保障

如前所述，未成年犯的安臵是社區矯正的一大難題，思想上的教育、疏導相對抽象，結合行為上的矯正和學習、工作上的引導才能真正促進未成年人身心的回歸。司法行政機關和社區、學校、社會經濟組織可以聯合創建未成年人學習、技能和工作平臺，讓未成年人在一個輕松的監管狀態下實現 ① 陳馨：《對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會服務令制度”的思考》，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1月第31卷第1期。

1幸福、所處社區和學校的正常秩序，乃至于一國長遠的發展和繁榮，小家不安則大家易亂，“少年強則國強”。當然，未成年人社區矯正軟硬件設施的配備，聯合矯正平臺的搭建，離不開政府、團委和各維護未成年人權益團體的支持。因此，舉社會之合力，挽救失足未成年人，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消除未成年違法犯罪引起反向蝴蝶效應，安定、繁榮、和諧的社會秩序才能逐步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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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陳馨：《對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會服務令制度”的思考》，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J]，2012年1月第3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