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如何完善反腐制度安排

淺析如何完善反腐制度安排

一、當前反腐形勢

在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召開前夕，十七屆中央紀委八次全會，在充分肯定黨的十七大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取得新的進展和成效的同時，特別提醒全黨同志：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必須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堅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拒腐防變警鐘長鳴。

二、制度反腐

目前，在一些地方，學習文件、學習精神、學習先進模范成為增強黨性修養、反腐的重要途徑。然而，道德的約束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的。很多官員當政時大談反腐，而自己卻貪污腐敗，比如今年落馬的原重慶市委書記***和原重慶市北培區區委書記雷政富。我認為，根本上來講，還是需要從制度約束上解決腐敗問題。鄧小平同志曾說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我認為，反腐需要在加強法制建設的同時拓寬監督渠道，完善監督制度。

三、反腐需要靠法制

與依法治國類似，我認為也需要做到四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1.制定一些必要的法律，讓權力運行在陽光下。

如：《重大決策程序條例》，《政務公開法》，《行政組織法》三部法律。要想從源頭上遏制腐敗，必須約束和規范領導干部的重大決策權，特別是當這個決策涉及社會公共利益和群眾利益時，要嚴格加以規范和約束。公開是反腐敗的利器，只要公開了，很多腐敗現象就沒有藏身之地。為了明確政府權力的邊界，劃清政府部門之間的權力關系，應將公權力納入法治的軌道，制定法律明確各個部門的職責權限、相互關系，以及機構職能、編制，這對于預防和減少腐敗有重要的意義。

2.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目前來說，這三條做得不夠的地方還有很多。在一些地方或者領域，一把手的絕對權威依然存在，人治思想還很濃厚。法制觀念不夠導致有法律和沒有法律的效果類似。這也充分反映在了反腐問題上。用一句流傳廣泛的話來說就是：“說你沒問題，你就沒問題，有問題也沒問題；說你有問題，你就有問題，沒問題也有問題”。這導致了反腐工作在有些情況下可能存在較大的漏洞或錯誤。所以，現在還需要加強這三條的落實。而具體如何落實，則也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各個層面，如監督的加強等。

四、反腐敗需要增強監督，拓寬監督渠道。

監督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有效運作是反腐的重要途徑。而現在已有的上級、同級、下級三級監督在執行當中都遇到了一些困難。與此同時，近幾年很多引起廣泛關注的大案要案往往來自于網絡監督。很多時候，網絡的相對匿名性使得人們更能方便地說出真話來。

1.目前現狀：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

以一個地級市而言，其上級為省委、省政府、省紀委。而這些部門都在省會，離該城市實在太遠。而在很多時候來到這個城市，如檢查工作等，多是蜻蜓點水、走馬觀花而已，是下級部門提前安排好的，也很難看到什么問題。

對于同級監督來說，同級紀委有權監督黨委。然而，紀委是在同級黨委領導下工作，紀委書記的人事任命權等都掌握在市委書記手中，這將直接導致紀委不能大膽監督市委。

另外，以人大的監督而言，在一些地方為了解決同級人大主任的黨內職務低于黨委書記，不便監督的問題，提出了黨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的辦法。我認為這是一種因噎廢食的制度，是變相將權力趨于更加集中，將監督困難變為不監督。

而對于下級監督來說，這也是相當困難的。首先，普通人民群眾對于市委、政府的主要負責人知之甚少，基本沒有任何接觸，很難監督。而下級工作人員，則依然由于人事任命權等類似原因，很難監督。

2.解決辦法

從現行體制看，在許多地方，管人、管錢、管項目的實權部門及其實權人物特別是黨政一把手的權力比較集中，許多權力缺乏有效監督。不受監督的權力容易滋生腐敗，專權容易產生腐敗。擴大民主，分散權力，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制約，就能有效地預防和減少腐敗。因此，必須重視研究和建立健全對各級管人、管錢、管項目的實權部門及其主要負責人的監督制約機制。

3.網絡監督

網絡監督是隨著網絡的廣泛發展而興起的。最近幾年，網絡監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貪官都是被微博或者網帖爆料而拉下馬的。例如今年的原重慶北培區區委書記雷政富，陜西“表叔”楊達才；而就在前幾天，有人爆料出山東省農業廳副廳長單增德給情婦離婚承諾書，承諾自己將于妻子離婚，并與情婦結婚，甚至讓廳辦公室工作人員作為自己承諾的見證人。目前，山東紀委已立案調查。目前，關于網絡監督，我認為要做的是：首先，有關部門對于網絡監督要及時、積極回應，不能拖著不調查，或者假裝沒看到。其次，更要鼓勵人民群眾的網絡監督。11月25日，廣東省政法委認證微博廣東政法發布微博稱：“微博案源多;鼓勵廣東各級檢察院及其反貪局、反瀆局開辦官方微博，循線依法反貪反瀆。”

五、總結

如今已經改革開放三十年，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現在的歷史階段，正是腐敗的高發期。目前的反腐形勢不容樂觀，正如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所警示的“腐敗問題可能導致亡黨亡國” 的那樣，全黨上下必須牢記反腐的重要性，下定決心解決反腐問題。并且，我認為，只用從制度上解決，才能徹底地、有效地解決反腐問題。

六、參考文獻 1.第十七屆中央紀委第八次全會公報

2.王岐山就反腐問計專家 專家建言領導公開財產

3.黨政一把手成腐敗高發群 “三太現象”是根本

http://news.sina.com.cn/c/2004-09-06/16113598336s.shtml

4.李九成是權力過度集中導致腐敗的“標本”

5.網傳山東農業廳副廳長為情婦寫離婚承諾書 紀委已介入

6.人民日報：廣東政法喊你微博找案源 政法回復無睡意

第二篇：反腐制度

淺析我國的制度反腐

內容摘要：行政倫理學作為行政學與倫理學的交叉學科，屬于應用倫理學的范疇。腐敗作為一種現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國政府之中。權票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等甚至導致個別國家內部的政治動蕩和更迭。從組織層面上來講，腐敗是制度缺失或內在缺陷的一種外在表現；而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它是公職人員行政良心的自我侵蝕和泯滅的過程。文章將通過案例分析以及對比研究的方法著重就前一種表現作深入分析，所分析的方面包括反腐制度的構建以及通過制度的構建如何反腐，而對后一種情況將按邏輯的需要加以必要的敘述和討論。關鍵詞：制度；腐敗；行政倫理

政府具有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這兩大職能。正是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這樣的職能才使得政府在社會文化生活中起著主導作用，而基于它的主導作用又使得行政倫理這一附屬于政府固有屬性的部分對社會具有極強的示范效應。它的積極的正面的表現向社會傳導的是一種正的示范效應，而像腐敗等一些消極的負面的丑聞則會給社會帶來一種負的示范效應。就像我們常提到的“和平與發展”一樣，“制度和腐敗”也是我們常說的一對名詞。腐敗就像是政府天生的痼疾一樣，構成了對政府行政倫理的挑戰，而它的負的示范效應也同樣容易造就威脅到政府行政倫理的外部環境。

一、關于制度和腐敗的概念界定和問題說明

制度就我們最一般的理解而言無非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

辦事規程或行動準則。許多情況下，制度也是某一領域的制度體系，如我們通常所說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文中對于這些制度體系或多或少都將略有涉及，但重點將側重在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這兩方面。至于腐敗，我們最易聯想到的或許是官員和商人之間的權錢交易行為，但是文章中所涉及 的腐敗不僅包含有這一狹隘的群體意識，而且囊括所有存在的有違行政倫理規范的公職人員的行政活動行為。

二、制度構建與反腐敗的必要性

（一）制度的構建及完善

就制度本身而言，它其實只是一種形式上的框架和規定而已，真正的制度是植根于人心并且在實際的行為活動中體現在外的實際的行為效果。我國目前的制度構建在很大程度上是流于形式的一種表面文章，而且最要命的是，制度的合法性構建不但沒有成為眾多利益集團的一種強有力的約束反而成為一種用來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對于這方面的問題，我國實施的聽證制度（其實是一種法律方面的制度對于經濟行為的約束，體現了法律制度與經濟制度的某種交叉關聯）似乎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制度的最初構建上我們的目的是要達到加強政府或相關公企的透明度以利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但是在實際的實施過程中我們的制度逐漸流于形式，聽證會被戲稱為“聽漲會”。在很多情況下，聽證會是逆民意而上調價格的，盡管是逆民意的，但在制度的形式上它符合法律程序，亦即已經成為合法的價格上調。這在很大方面體現了我國在制度構建上的脆弱性和缺陷。至少在制度的構建

過程中沒有在人心中根植下制度的觀念，正是由于此，而在表面上形成了一種看似合理，但于本質中卻缺失真正民意的現象。下圖是關于出租車換型過程中的各種利害關系圖，按照這張圖所標示的關系我們

圖 出租車換型過程中各種利害關系

圖中：政府收集并傳達信息和媒體收集并宣傳信息 對于這一換型過程有一個比較大致的了解，政府在出租車換型過程中應該是一個組織者的角色，像潤滑劑一樣組織協調多方利益，但是實際的情況卻是政府在主導各方的利益，而像大眾傳媒這樣一種透明化的力量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政府部門的干擾。腐敗其實也就是在這些客觀條件下滋生的。作為理念的制度總是和實際運行的制度存在較大的差距，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需要加以警醒的方面。從某些方面來看，我們還缺乏一種有效的使實際運行的制度向理念的制度靠攏的制度。很大程度上，中國人的人情價值觀抑制了這一制度的構建，這也是倫理道德價值在行政管理過程中偏離正軌而流向腐敗的重要原因。對于我們制度的完善，倫理道德價值觀的塑造應該成為制度骨架中活的文化因素。

（二）腐敗的產生及反腐敗的必要性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的一點是，腐敗絕對是一種危害性很大的社

會性問題。小時候，我們聽得最多的故事里就有一個“小時侯偷針，長大偷金”的故事。它給予我們的啟示是在行政管理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做到防微杜漸，因為源自于公職人員自身的腐敗不僅針對自身而且于他自身所處的組織有著一種多米若骨牌效應。這種多米若骨牌效應所表現出來的是：單獨的個人是難以腐敗起來的，各種形式的腐敗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際關系網上的。一旦上級拉起關系網腐敗起來，上行下效，下級又在其自身領域內拉起關系網進行腐敗，那么長此以往必將使腐敗之氣蔚然成風。

腐敗的產生多種多樣，它滋生的土壤里制度的因素絕對是一個比重較大的成分。由于制度的相對穩定性，因此通過制度進行反腐是一種在各國都運用的比較多的方法或手段，而且西方國家制度的建立都是以法律為基礎的，不僅如此，在他們的社會文化里同樣存在著實施這種剛性體制的條件。各國在反腐敗的斗爭中總結出了許多有益的制度經驗，實施的比較成功的有新加坡的高薪養廉制度，有美國的規范政黨籌款制度，有大部分西方國家實行的集中采購、招標投標制度以及發達國家實行的金融實名制度、財產申報制度和彈劾制度等。這些制度的建立不僅是針對日益存在的猖獗的腐敗現象的，而且在凈化整個行政機構的倫理道德方面都有著長期而有用的作用。我國相對而言，還缺乏與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發展相適應的反腐敗體制，盡管最近這些年也采取了一些相對應的改革措施，但是在實施和執行過程中卻還是不夠徹底或者流于形式。例如：我國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制度。雖然已經在國家的相關的法律文獻中得以確立，但是它卻是一個很不徹底

的制度，范圍僅局限于縣級以下的領導干部和公職人員，因此在政府透明化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滋生政府腐敗的自留地。

腐敗因為其負的社會示范性和存在的無謂的腐敗消耗（非生產性的尋租導致的資源浪費和分配的不協調）而使得反腐敗成為各國政府的必不可少的工作。下表是我國04年的財政支出結構和03年的真實支出結構。按經濟建設費、社會文教衛費和行政管理費進行統計比較，表1 2003年中國國家財政支出結構表（單位：億人民幣）支出結構 總支出 經濟建設 社會保障 撫恤救濟

國家 27868 6820 1262 498 比重（%）100 24 5 1.8 教育醫療衛生行政公務 2937 778 4713 112.817 資料來源：根據《2004年中國財政年鑒》，整理計算。*行政公務項目中出去了估計1500億元左右的公安和武裝警察費用，如果加上，行政公務開支的比例高達22% ①

表2 2003年中國國家真實支出結構表（單位：億人民幣）支出結構 總支出 經濟建設 社會保障 撫恤救濟

國家 37960 4407 3854 498 比重（%）10011.61 10.151.31 教育醫療衛生行政公務 2937 778 14266 7.83 2.0437.58 注：實際國家支出為財政表上支出27868億+預算外收費支出4500億+扣除財政轉移外的社會保障費支出2593億+3000億非編制人員供養費用。實際經濟建設支出4407億為除其40%的行政事業人員工資和行政管理費后的數額+預算外支出中的經濟建設費用315億；行政管理費為財政決算表上的4713億+預算外收費支出的85%即3825億+經濟建設支出的行政管理性費用2728億+3000億非編制人員供養費用。②

我們很容易發現經濟建設費用的實際支出比預算支出低12.39個百分點，社會文教衛費用（包括社會保障、撫恤救濟、教育和醫療衛生）的實際支出比預算支出只高出0.3個百分點，而行政公務費（即行政管理費）實際支出卻比預算的高出了20.58個百分點。這種明顯的差異所顯現出來的是我國預算體制上的缺陷，它表明我國的預算外支出和體制外的隱形支出存在著一個影響巨大的支出量。作為對制度的一種規范和完善，從2004年起，預算外資金支出為財政預算外專戶支出，1周天勇.中美財稅立法體制及支出結構比較[j].財貿經濟,2005,第6期:p33 ○

2同腳注○1 ○篇二：反腐倡廉制度匯編

《反腐倡廉制度匯編》

議 事 制 度

一、在區委、區政府的領導下，認真履行本機關的職能職責，切實抓好領導班子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宣傳貫徹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及法律法規，努力做好經濟發展等各項工作。

二、充分發揮領導班子的核心作用，在抓好領導班子建設的同時，切實做好機關各部門的領導和組織協調工作，分工合作，切實當好區委、區政府工作決策的參謀。

三、認真履行對全區商務領域經濟發展進行規劃、指導和服務職責。

四、抓好群團工作，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推動機關精神文明建設。

五、嚴格實行分工負責制，認真抓好三個會議：

1、黨組會：一般三個月召開一次，特殊情況隨時召開。由黨組書記主持。

2、局長辦公會議：行政工作及研究、布置和檢查各項工作執行情況，本機關行政重大事情，實行局長辦公會議制度。局長辦公會議一般每月召開一次，特殊情況隨時召開。由局長或副局長主持。

黨的中心工作或行政重要工作或特殊情況也可以隨時召開黨政聯席會議。

3、行政例會：行政一般事務工作及針對各階段工作落實、執行情況，以及研究布置下步工作任務，實行行政例會制度。行政例會，由局長或局長辦公會議決定召開，由局長或分管副局長主持，一般每半個月召開一次，內設機構負責人參加。

黨組議事規則

為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進一步規范商務局黨組議事內容和程序，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和區委的有關規定制定本規則。

一、議事范圍

（一）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二）貫徹上級黨委的決議、決定；

（三）黨組和紀檢工作計劃和黨建工作中的重要問題；

（四）討論和決定本單位的重大問題;

（五）計劃及實施情況;

（六）黨組會議和工作報告；

（七）黨組成員認為應該提交討論決定的重要問題。

二、議事程序

（一）由有關部門提出議案，黨組書記審定，并確定開會時間、會前準備工作及列席人員等，一般不討論臨時動議的問題。

（二）黨組成員接到議案后，要認真準備，進行必要的調查研究。

（三）召開黨組會議，就議案進行充分討論，通過討論研究，還要形成明確而具體的貫徹決議、實施步驟和基本措施，決議一旦通過，每個委員在行動中必須絕對服從，按照分工各負其責，積極貫徹。

三、表決

（一）對需要作出決議的議案，要進行表決。

（二）每個成員對所要決議的議案，必須表示明確的態度，或贊成、或反對、或棄權。

（三）書記和和黨組成員在黨組內部是平等的，一人只有一票的表決權利。

（四）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決議，如果贊成和反對的人數接近，除在緊急情況下

必須按多數意見執行外，一般應當暫緩作出決議，要進一步調查研究，交換意見，下次會議再表決，在特殊情況下，也可將爭論情況及時向上級黨委報告，請求裁決。

四、黨組決議的貫徹

（一）黨組有關職能部門負責決議貫徹情況的查辦工作；按照會議確定的實施步驟和基本措施，對黨支部和有關部門進行督促檢查，并將查辦情況向黨組匯報。

（二）決議在貫徹實施中，如發現與黨的政策或單位的實際不符，黨組要及時重新討論，并作出撤銷或修正原有決議。

局長辦公會議制度

一、局長辦公會議由局長主持，副局長參加，辦公室負責記錄。根據工作需要也可請有關人員列席。

二、局長辦公會議可根據工作需要不定期召開。

三、局長辦公會議重點研究決定行政工作事項；醞釀提交上級部門討論決定的重大事項；對黨組討論決定事項的組織實施進行協調；討論單位行政日常工作中的有關事項；交流日常工作。

領導班子成員廉潔從政八項承諾

一、不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在商品買賣置換中，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購置或以劣換優謀取不正當利益；

二、不為本人謀取預期的不正當利益或以其他方式為配偶、子女和其他親友謀取不正當利益；

三、不以借為名占用他人住房、汽車；

四、嚴格執行公務用車配備、使用和管理的規定；

六、不收受和贈送現金、代幣購物券、各種支付憑證和貴重物品；

七、不利用本人及家庭成員婚喪嫁娶、遷新居等名義大操大辦、收錢斂財；

八、不公款大吃大喝、高消費娛樂健身、出國（境）或國內旅游。

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制度

黨員領導干部除自覺參加所在黨支部的組織生活以外，還必須積極參加領導班子定期召開的以思想交流、統一認識、開展批評自我批評、進行工作總結等為中心內容的民主生活會。

一、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時間安排：原則上每年一次，按排在十一月份；如遇特殊情況，可適當增加次數，需要延期的報上級黨委同意后實施。

二、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內容和議題：基本內容主要就以下問題進行檢查、總結、統一認識，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情況；加強領導班子自身建設、實行民主集中制情況；艱苦奮斗、清正廉潔、遵紀守法情況；堅持群眾路線、改進領導作風、深入調查研究、密切聯系群眾情況；其他重要問題。

三、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的準備：領導班子成員在會前必須做好參會準備。準備工作包括根據區委的要求，結合本單位工作和領導班子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確定中心議題；采取多種形式，廣泛征求黨內外群眾的意見和建議，歸納整理在會議上通報；召開會議的確切日期，并提前通知到會人員準備工作；提前一周報告上級黨委，以便級黨委派人參加會議。

四、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由領導班子主要負責同志召集和主持。主要負責人要做到三帶

頭：會前帶頭準備發言提綱；會上帶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引導班子成員暢所欲言；會后帶頭整改。領導班子成員都要圍繞會議中心議題實事求是準備發言提綱，并踴躍發言和積極整改；領導干部之間要互相談心、溝通情況、交換意見，達到真誠團結，共同做好工作。

五、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的報告于會后15天以內，要書面向上級黨委報送會議情況。

信訪工作領導責任制及責任追究

一、堅持定期研究信訪工作，每季度召開一次會議，研究信訪工作，解決信訪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有特殊情況要及時研究，解決重大疑難問題。

二、堅持領導接待群眾來訪制度。局長定期接待來訪群眾，親自聽取群眾的呼聲，協調解決重大信訪案件。

三、堅持局長親自批閱重要來信制度。對于群眾直接寄送的信件和重要來信，都要親自批閱。凡是需要辦理的，要有明確的意見批交有關人員辦理。對上級領導批示的群眾來信，要及時查辦，并向領導反饋處理結果。

四、實行目標管理制度。把信訪工作納入干部職工責任制考核范圍，把落實信訪工作領導責任制，做好信訪工作，維護社會穩定及群眾來信、來訪處理等列入職工考核內容，嚴格考核獎罰。

五、嚴格實行信訪責任考核查究制度。對重點信訪案件不履行職責，推諉、敷衍、拖延的，將予以通報批評，情節嚴重造成不良后果的按職工管理權限給于黨紀政紀處分；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給工作造成損失和惡劣影響的視情節輕重，應當給予批評教育或給予黨紀處分；構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對上級有關部門交辦的信訪案件，在確定的時限內不能查結上報的或無故推托不辦或對已經確定的正確處理意見拒不執行，致使案件久拖不決一個月以上的；對轄區群眾到上級機關集體上訪，上級機關通知前去做工作而在規定時間內無故不到，使群眾在上級機關較長時間滯留，對社會政治穩定造成一定影響的，要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報告上級部門，采取通報批評，一票否決等形式，實行則任追究。

領導接待日制度

為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暢通信訪渠道，及時協調處理信訪事項，保護信訪人的合法權益，根據皖辦發（2005）17號文件精神，結合本局實際，制定本制度。一.參加接待群眾來訪的領導

由擔任領導職務的局領導輪流接待。

二.接待群眾來訪的時間和方式

局領導接待群眾來訪分為定期和不定期兩種：定期接待群眾來訪時間為每周三，每位局領導輪流安排接待；不定期接待每周三以外的時間，如果發生群眾集體上訪或有重要信訪問題，根據信房事項請有關局領導直接出面接待信訪人。三．接待群眾來訪的地點

商務局領導信訪接待室設在小會議室里

四．接待群眾來訪事項的處理原則和方法

㈠堅持首訪接待責任制和重大疑難信訪件領導？案件制；

㈡嚴格遵守國家《信訪條例》規定的程序、手續和時限要求；

㈢對能夠當場處理的問題，接訪領導直接答復或提出處理意見，責成有關科室辦理；對情況復雜、涉及面廣的疑難信件，責成有關科室在規定的時間內辦理；

㈣對已給受理并在規定期限內正在辦理的信訪事項，對不屬于本局職權范圍的信訪事項，對

已經或者應當通過訴訟的信訪事項，應當及時向信訪人告知；

㈤對多人來訪提出共同信訪事項的,要求信訪人推選不得超過5人以上的代表提出.五.接待群眾來訪的組織安排 ㈠局辦公室責任局領導接待群眾來訪的具體事務性工作。

㈡接待室應有接待領導和工作人員的姓名和職務標志。

㈢局辦公室安排一名工作人員參與接待，并做好接待記錄；同時每年對局領導信訪接待工作情況進行總結。

領導信訪包案下訪制度

一、局領導要按照有關文件要求，層層落實責任制，形成全方位監督約束機制。

二、包案領導要對本部門的信訪工作負責。不得推諉、拖延，更不得將矛盾上交、轉移。造成不良后果，影響社會穩定的要追究主要領導責任。

三、包案領導要親自閱批重要來信來訪和接待重要來訪，認真研究群眾來信來訪反映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吸取群眾的合理化建議，切實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對那些不切實際或一時難以解決的，將政策講清、道理講透、讓群眾心悅誠服，切忌態度粗暴、方法簡單，將矛盾激化。

四、包案領導要超前開展工作，變上訪為下訪，要深入細致地搞好信訪隱患排查，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防止大規模集體上訪的醞釀和形式。發現集體上訪苗頭，要及早介入，早控制、早化解。切實做到見微知者，未雨綢繆及時化解矛盾，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

五、局內要把信訪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要召開專門會議，對信訪工作進行分析研究，同時將信訪動態和領導包案負責安排意見向信訪辦報送

行政例會制度

一、行政例會由局長或局長辦公會議決定召開，由局長或分管副局長主持，一般每半個月召開一次，科室負責人參加，必要時全體職工參加。

二、行政例會主要內容：

行政一般事務工作及對各階段工作落實、執行情況以及研究布置下步工作任務。1．傳達學習黨和國家方針政策、上級有關文件精神和區委、區政府重要文件及領導講話精神；

2．通報區委、區政府的決定、決議； 3．通報工作情況，廣泛聽取意見；

4．安排布暑中心工作和下一個階段的工作。政務公開行政首長負責制

第一條 為了把政務公開工作真正抓好抓實，理順政務公開工作程序，形成上下協調的運行機制，使政務公開工作按照正常軌道運行，發揮其應有作用，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條 商務局機關負責人對政務公開工作負總責，擔任政務公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指導、組織、協調、監督政務公開工作，全面抓好政務公開工作。

第三條 局政務公開領導組副組長協助組長按照分管工作的職權范圍，負責分管工作以內的政務公開工作。根據需要定期或隨時向組長匯報請示政務公開工作，總結行政公開工作經驗，準確掌握分工范圍內政務公開工作的運行情況。

第四條 各部門科室負責人，對本科室的政務公開工作負全責，把政務公開作為行政過程中的主要手段。對所屬工作人員的政務行為實施管理和監督，及時發現違反政務公開規定的公務行為，并進行妥善處理。問題較大時要及時向領導組匯報。

文明辦公制度

一、政務公開、執法透明。

1、在主要窗口或顯著位置向社會和服務對象公開本單位的主要職責、權限和義務，公開辦事流程、公開經辦人姓名、崗位、職責、聯系電話、監督舉報電話以及能夠公開的辦事結果。

2、堅持“四牌”制度（部門機構指示牌、部門科室職責牌、工作人員身份牌、外出工作留言牌）。

3、執法人員持證上崗、亮證執法，建立嚴格的崗位責任制度，自覺主動地執行單位和上級的各項規章制度。

二、文明辦公、熱情服務。

1、全面推行文明服務用語，杜絕服務禁語，為服務對象營造文明、熱情、便捷、周到的服務環境。

2、對待服務對象思想上真心、用心、誠心，工作上熱心、細心、耐心。

3、工作人員風紀嚴謹、衣著整潔、舉止端莊、文明禮貌，依法辦事。

三、環境優美、秩序井然。

1、合理布置辦公設備，辦公桌椅擺放整齊、整潔有序。

2、凈化、美化、優化室內外環境，做到室內外清潔衛生，窗明幾凈，物品擺放有序。

行業禁令

一、嚴禁在執法過程中，接受執法對象的宴請、饋贈和娛樂消費，違者予以紀律外分；造成嚴重后果的，予以辭退或開除。

二、嚴禁在工作期間飲酒，違者予以紀律外分；造成嚴重后果的，予以辭退或開除。

凡違反上述禁令的，除對當事人處理外，對其所在部門的直接領導、主要領導予以紀律外分；對違反上述禁令的行為，隱瞞不報、包庇袒護的，一經發現，將從嚴追究有關部門領導責任。

政務公開監督制度

第一條 為確保政務公開工作長效機制正常運轉，使其在一個良好約束環境下，充分發揮其在執政中的優勢效能，特制定政務公開監督制度：

第二條 實行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相結合的監督機制。1.內部監督，即由單位紀檢監察室負責實施監督政務公開工作，對行政過程中是否按照政務公開要求施政進行監督檢查，并對發現的問題提出糾正意見；

2.外部監督，通過設立征求意見箱、設立舉報電話、發放征求意見表、網站公布熱線電話等定期聽取群眾意見及反映的問題，并逐條逐項地梳理出來，向政務公開領導小組呈報。

第三條 實行上下級互相監督的網絡約束機制。上級對職權所轄的政務公開工作真正負起職責，經常指導、幫助、教育、督促下級的政務公開工作；下級有權向上級反映情況、提出要求和觀點。對政務公開工作過程中的不合理情況可向政務公開領導小組提出。

第四條 設立舉報電話、舉報箱：篇三：論制度反腐

論制度反腐

反腐倡廉是我國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我黨在新時期將長期堅持的一項重要工作，建立反腐倡廉制度體系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證。把制度建設作為構建懲防體系的核心和根本途徑，預示著制度反腐必將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的戰略性選擇。

一、反腐倡廉制度體系淵源及現狀

我黨的反腐敗斗爭經歷了運動反腐、權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的過程。而制度反腐思想是在反腐倡廉的實踐中逐步確立，并不斷強化的，毛澤東同志早就提出，在黨內要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廉政建設還是要靠法制的戰略思想，江澤民同志多次強調，要與時俱進不斷推進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胡錦濤同志在中紀委三次全會上指出，依靠制度懲治和預防腐敗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徑。黨和國家領導人這些制度反腐思想在十五大和十六大報告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十五大提出反腐敗“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黨的十五大以來，黨和國家針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新情況、新問題，圍繞建立黨的紀檢和行政監察兩個法規體系，陸續出臺了一批反腐倡廉實踐急需的規范性文件，為我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逐步邁入了“有法可依”軌道，進一步拓寬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的深度和廣度，同時也為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辦案件提供了依據和保障。十六大進一步提出“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創新體制，把

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制度反腐思想逐步深入人心。

當前我國正處于體制轉軌、結構調整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時期，客觀上存在誘發腐敗的多方面因素，從目前我國社會腐敗現象來看，權力是腐敗的軸心，體制機制的缺陷、制度管理的漏洞是腐敗的主要根源，因此，依靠制度懲治和預防腐敗，充分發揮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根本性、基礎性作用，對于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二、制度反腐倡廉建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是一項龐大系統工程，必須總體規劃，突出重點，整體推進，必須解放思想，立足創新，著眼改革，積極探索制度反腐的有效途徑，確保各項工作落到實處。既立足解決眼前反腐敗工作面臨的實際問題，又要從長計議，有利于反腐敗懲防體系的長遠建設和發展。

1.制度反腐應注意把制度建設貫穿于反腐各個環節當中，在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等各方面都建立起長效的制度反腐機制。制度建設不能出現反腐敗真空地帶，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市場經濟的今天，形形色色的腐敗行為不斷出現，腐敗人員往往是抓住制度建設的空白點，鉆空子，找缺口，挖空心事找制度上的漏洞去進行腐敗行為。針對腐敗現象易發多發、涉及“權、錢、人”的關

鍵部門和重點領域，結合實際制定重點防范的制度和措施，集中力量解決社會和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把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各類行業作為反腐制度供給的重點，在教育、衛生、交通、電力等部門加大反腐敗制度供給力度，切實維護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對執紀執法、組織人事部門也要用制度去規范，確保廉潔從政。2.制度反腐應注意從源頭上抓起，制度建設應突出合理、公平、公開和公平競爭的特點。在建立健全科學的干部任用和管理監督機制為重點的干部任用制度時，就應該突出公平、公開的用人特點，在經營性土地使用等指標拍賣掛牌辦證制度時，就應突出公平競爭的特點，這就是反腐敗抓源頭，從制度上預防和治理腐敗的具體制度。遵循陽光防腐、利益導向、源頭治腐的總體思路，大力加強制度建設，實現反腐路徑創新。按照公共政策、權力運行“公開透明”的要求，推進陽光政務建設，完善行政服務中心運作，自覺接受社會監督，謹防腐敗滋生蔓延。

從提高腐敗成本角度，探索建立廉政退休金制度和腐敗經濟制裁制度，建立公務員不良記錄披露制度，加大腐敗的打擊力度，增加腐敗被查處的概率，促使公職人員消除腐敗動機。推行機關福利收入統一制度，積極推進公車改革，探索職務消費貨幣化改革的有效方法和途徑，努力消除職務消費的腐敗黑洞。

3.制度反腐要注重加強保護老百姓和群眾的利益。要切實從制度上解決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公款吃喝、吃拿卡要、看病貴、行路難、辦證難，解決糾紛難等問題。看起來小，但他關系到黨和國家

的形象。從制度上來解決老百姓的具體問題，要深化政務公開工作，公開公眾關注的熱點問題、重點信息和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政府信息，讓群眾有更多的知情權。建立法規制度建設和重大決策社會討論、群眾論證、民主聽證制度，完善民主決策、民主評議制度，充分保障群眾的發言權、決策權和評議權。要完善信訪投訴制度，切實加強投訴中心和舉報中心建設，加快舉報立法，建立健全舉報獎勵和對舉報人的保護制度，切實保障群眾的監督權，充分調動公眾參與反腐敗的積極性。

5．反腐倡廉制度建設要求注重建立健全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加強對重點環節和人財物等重點部位權力行使的監督，努力探索和創新有效的監督機制。注重加強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監督。切實把對領導干部權力的監督制約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關鍵環節來抓。逐步建立重大事項報告、重大財務申報及廉政述廉等制度，加強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情況的監督檢查制度。加強對權利運行的監督。注重探索建立領導者對工作分級管理的監督機制，繼續加強紀檢監察部門對各項工作的監督。

當前影響我們黨的最大問題還是腐敗問題，所以胡錦濤總書記提出我們整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過程都要反對腐敗，旗幟鮮明、一以貫之地反對腐敗，確保我們的反腐倡廉建設不斷取得新進展。反腐重點在于制度防腐，加強制度的約束力，制度反腐才是根本。

第三篇：論制度反腐

論制度反腐

反腐倡廉是我國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我黨在新時期將長期堅持的一項重要工作，建立反腐倡廉制度體系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證。把制度建設作為構建懲防體系的核心和根本途徑，預示著制度反腐必將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的戰略性選擇。

一、反腐倡廉制度體系淵源及現狀

我黨的反腐敗斗爭經歷了運動反腐、權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的過程。而制度反腐思想是在反腐倡廉的實踐中逐步確立，并不斷強化的，毛澤東同志早就提出，在黨內要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廉政建設還是要靠法制的戰略思想，江澤民同志多次強調，要與時俱進不斷推進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胡錦濤同志在中紀委三次全會上指出，依靠制度懲治和預防腐敗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徑。黨和國家領導人這些制度反腐思想在十五大和十六大報告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十五大提出反腐敗“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黨的十五大以來，黨和國家針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新情況、新問題，圍繞建立黨的紀檢和行政監察兩個法規體系，陸續出臺了一批反腐倡廉實踐急需的規范性文件，為我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逐步邁入了“有法可依”軌道，進一步拓寬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的深度和廣度，同時也為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辦案件提供了依據和保障。十六大進一步提出“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創新體制，把

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制度反腐思想逐步深入人心。

當前我國正處于體制轉軌、結構調整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時期，客觀上存在誘發腐敗的多方面因素，從目前我國社會腐敗現象來看，權力是腐敗的軸心，體制機制的缺陷、制度管理的漏洞是腐敗的主要根源，因此，依靠制度懲治和預防腐敗，充分發揮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根本性、基礎性作用，對于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二、制度反腐倡廉建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是一項龐大系統工程，必須總體規劃，突出重點，整體推進，必須解放思想，立足創新，著眼改革，積極探索制度反腐的有效途徑，確保各項工作落到實處。既立足解決眼前反腐敗工作面臨的實際問題，又要從長計議，有利于反腐敗懲防體系的長遠建設和發展。

1.制度反腐應注意把制度建設貫穿于反腐各個環節當中，在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督等各方面都建立起長效的制度反腐機制。制度建設不能出現反腐敗真空地帶，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市場經濟的今天，形形色色的腐敗行為不斷出現，腐敗人員往往是抓住制度建設的空白點，鉆空子，找缺口，挖空心事找制度上的漏洞去進行腐敗行為。針對腐敗現象易發多發、涉及“權、錢、人”的關

鍵部門和重點領域，結合實際制定重點防范的制度和措施，集中力量解決社會和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把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各類行業作為反腐制度供給的重點，在教育、衛生、交通、電力等部門加大反腐敗制度供給力度，切實維護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對執紀執法、組織人事部門也要用制度去規范，確保廉潔從政。

2.制度反腐應注意從源頭上抓起，制度建設應突出合理、公平、公開和公平競爭的特點。在建立健全科學的干部任用和管理監督機制為重點的干部任用制度時，就應該突出公平、公開的用人特點，在經營性土地使用等指標拍賣掛牌辦證制度時，就應突出公平競爭的特點，這就是反腐敗抓源頭，從制度上預防和治理腐敗的具體制度。遵循陽光防腐、利益導向、源頭治腐的總體思路，大力加強制度建設，實現反腐路徑創新。按照公共政策、權力運行“公開透明”的要求，推進陽光政務建設，完善行政服務中心運作，自覺接受社會監督，謹防腐敗滋生蔓延。

從提高腐敗成本角度，探索建立廉政退休金制度和腐敗經濟制裁制度，建立公務員不良記錄披露制度，加大腐敗的打擊力度，增加腐敗被查處的概率，促使公職人員消除腐敗動機。推行機關福利收入統一制度，積極推進公車改革，探索職務消費貨幣化改革的有效方法和途徑，努力消除職務消費的腐敗黑洞。

3.制度反腐要注重加強保護老百姓和群眾的利益。要切實從制度上解決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公款吃喝、吃拿卡要、看病貴、行路難、辦證難，解決糾紛難等問題。看起來小，但他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形象。從制度上來解決老百姓的具體問題，要深化政務公開工作，公開公眾關注的熱點問題、重點信息和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政府信息，讓群眾有更多的知情權。建立法規制度建設和重大決策社會討論、群眾論證、民主聽證制度，完善民主決策、民主評議制度，充分保障群眾的發言權、決策權和評議權。要完善信訪投訴制度，切實加強投訴中心和舉報中心建設，加快舉報立法，建立健全舉報獎勵和對舉報人的保護制度，切實保障群眾的監督權，充分調動公眾參與反腐敗的積極性。

4、制度反腐要注重提高干部隊伍廉潔自律意識。貪婪是萬惡之淵。貪婪加權力，必然產生腐敗。戒貪婪、守清廉，提高干部隊伍廉潔自律意識是防止腐敗產生的重要思想基礎。最近幾年，中央查處的黨內高級干部中的腐敗分子，都是在“貪婪”二字上栽跟頭。反腐倡廉教育應作為公務員培訓的重要內容。

5．反腐倡廉制度建設要求注重建立健全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加強對重點環節和人財物等重點部位權力行使的監督，努力探索和創新有效的監督機制。注重加強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監督。切實把對領導干部權力的監督制約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關鍵環節來抓。逐步建立重大事項報告、重大財務申報及廉政述廉等制度，加強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情況的監督檢查制度。加強對權利運行的監督。注重探索建立領導者對工作分級管理的監督機制，繼續加強紀檢監察部門對各項工作的監督。

當前影響我們黨的最大問題還是腐敗問題，所以胡錦濤總書記提出我們整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過程都要反對腐敗，旗幟鮮明、一以貫之地反對腐敗，確保我們的反腐倡廉建設不斷取得新進展。反腐重點在于制度防腐，加強制度的約束力，制度反腐才是根本。

第四篇：完善反腐機制形成監督合力

完善反腐機制 形成監督合力 07-6-13

○竹

峰

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以保證廉潔從政為目標，加強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監督，把黨內監督與各方面監督結合起來，形成監督合力，提高監督實效。因此，加強懲防體系建設，必須完善反腐倡廉機制，形成監督合力。

建立健全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權力運行機制。近幾年來，圍繞加強監督機制建設，集團公司黨委和紀委作了大量的工作，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懲防體系建設，形成了有效的縱向監督體系和懲處措施，但從全局來看，還缺乏與集團公司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完善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缺乏行之有效的跨部門的橫向監督協調機制和措施，致使制約權力的機制較“軟”、較“虛”，致使一部分掌握實權的權力機關和權力行使者，沒有得到更加有效的監管，導致了個人或集體違紀案件的發生。因此，為了確保集團公司跨越式發展的順利進行，必須建立健全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權力運行機制，加強對權力決策機構（個人）及權力執行者之間的相互制約機制，以監促廉，從而建立一個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權力運行機制，塑造勤儉、廉潔、高效的企業形象。

我們可以通過劃分各種監督機制的功能和責任，重視監督系統的層次性和明確劃分不同層次監督機制的職責權限，加強監督的總體規劃和避免各種監督機制的相互碰撞，進而使各種監督機制既能發揮積極主動性和創造性，又能發揮監督系統的整體功能，形成監督系統的合力。重視和依靠廣大職工群眾的民主監督，使“舉報箱”、“舉報電話”、“領導接待制度”等監督措施真正發揮作用；強化職能部門的監督，使對同級黨委及其成員的監督檢查名副其實，切實解決一些廣大職工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防止“一言堂”和個人專斷；全面推廣和落實“兩公開一監督”制度；把群體監督的威力性與輿論監督的曝光性有機結合起來。總之，正如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強調指出的，在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我們“要切實加強各級黨組織和紀律檢查機關對黨員干部的監督，加強人民群眾、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對我們黨的監督，建立健全黨內和黨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監督制度”，從而形成強有力的監督網絡，發揮監督的整體效能。

強化以權力互相制約為主要內容的內部監控機制。從反腐敗斗爭中揭露出來的大量違法違紀案件看，許多腐敗分子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但卻為所欲為，暢通無阻，屢屢得手，一個突出的原因就是有些單位和部門疏于防范和管理，內部監督制約機制不健全，監督不到位，制約不得力。強化內部監督制約，核心是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制約，關鍵是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約的職責和權力集中于某個部門或某個人，權力應進行適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約，改變“一言堂”的專權結構。對掌管“人、財、物”等容易產生腐敗、滋生不正之風的重要崗位、環節和部位，在定期進行崗位輪換的同時，還要加強崗位內部的制約機制建設，強化業務和分工的制約，制訂必要的權力運行程序，不經過有關權力運行的制約程序，權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約的權力格局，即以權制權。通過在個人、群體和不同機構中合理配置權力，達到權力的相互啟動與適度分散及平衡。當一種權力的行使超過其合法限度時，就會引起相關權力的自行制約與限制，這樣一種權力制衡機制應包括規定權力實施的程序和標準、權力行使各個環節上的互相制衡、廠務公開、個人重大事項申報、離職審計和崗位交流等制度。

加強專職監督力量，建立具有相對獨立性、高度權威性的監督機構。從現行的體制來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實行的是雙重領導體制，受上一級紀檢監察機關和同級黨委的雙重領導，起主要作用的是同級黨委。由于種種現實因素，便出現了監督客體領導監督主體，監督主體依附于監督客體的狀況，這在客觀上使監督者難以履行監督職能，缺乏執紀的自主性、獨立性，使紀檢監察工作容易受到權力的干擾和關系網的阻撓，尤其是涉及到同級黨委個別領導者的權益時更為突出。這便大大削弱了職能監督本身的力度。為了改變這種現狀，我們可以在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創造具有集團公司特色的做法。一是考慮到目前改革的可行性，可以采用“分散宣教，集中懲處”手段，即各基層紀委在行使黨風廉政宣傳教育方面，只對同級黨委進行宣教工作、效能監察工作和黨風廉政日常考核等工作，而查辦案件工作要由集團公司紀委、監察處集中管理，紀委不辦本單位的違紀案件，而是由集團公司紀委監察處統一從其它單位協調辦案人員和力量進行案件調查核實。其經費及物資設備由集團公司紀委監察處報請集團公司專門渠道審批撥付，各基層紀委干部的任免及福利待遇由集團公司負責。二是賦予更大的權限，增強監督手段。也就是說，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監督實踐的新特點、新動向的要求，不論所建什么樣的監督主體機構，都必須充分協調以紀檢、監察、審計、保衛四個部門的職能和手段，賦予一定的紀檢監察權、偵查權、審計權。從而形成案件調查和懲處四位一體的高度集中的調查權。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形成合力，發揮綜合監督效能。

而官員們的態度、感染者的命運、疾病導致的鰥寡孤獨們的現狀和未來，也都被持續不斷地記錄著。這個被疾病改變的村莊，某種程度上也被傳媒改變著。不管是文樓本身的獨特性使然，還是新聞的職業慣性使然，它變成了一個農村艾滋病醫療的試驗田，一個艾滋病政策的試驗田，也變成了中國艾滋病報道的試驗田。最終，它也檢驗著民間力量、政府作為和媒體在災難面前可能達到的效率，以及這種效率的實現方式。

事實上，新聞發源地的形成，不僅三農問題和艾滋病問題如此，也不僅湖北、安徽、河南如此。2003年的一篇新聞學的論文曾對一家報紙自1998年到2003年5月5年中所謂“批評報道”所涉及的省份進行定量分析，涉及出現頻率最高的5個省份的報道，占該報“批評報道”總數量44．6％，而湖南、湖北、河南3省均居其中，各占8．5％。當然，它們都屬于國家“中部崛起”戰略中所指的中部。

“中部”的新聞事件頻發和中國媒體記者的“心理慣性”相輔相成，共同把“中部”塑造成了中國新聞傳播的地理中心之一。諸多全國性的政策、話題、社會現象，都在這個地理中心里變成細節翔實的新聞事件。

多數情況下，這樣的新聞事件及其揭示的社會問題，對觀察者而言，像是公眾傳媒上的傷口，從中可以窺測中國時代轉型的錯位和落差，以及它們帶來的傷痛。

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的新聞本無所謂地域的分別。“中部”作為傳媒觀察的關鍵出現，是因為“中部”新聞事件的高密度使公眾傳媒的傷口變成了輿論的潰瘍，不僅觸目驚心，而且經久難愈。新聞發生的密度也成了新聞。

監督傳播效率

阜陽假奶粉和大頭娃娃一事天下大白后，本地媒體在全國矚目前已有報道；嘉禾拆遷事件轟動一時，引起全國關注的報道卻最早見于北京《新京報》。

許多年輕的記者在采訪中常常遇到年長的采訪對象突然跪倒在地，聲淚俱下。屬于“上層建筑”的來自遠方的新聞媒體，常常被含冤受屈者視作冤情獲得轉機的可能性之一。

地方性的新聞個案受到全國媒體的一致關注，并且很快形成某種傾向性的輿論，過程十分復雜。市場化媒體的機動性近年已有增強，但覆蓋范圍還很難做到無遠弗屆。網絡新聞的普及，以及同行間的競爭，一方面對媒體快速有效地采集新聞提出了高要求，另一方面縮短了媒體的觸角所及，或者說操作半徑。中部6省地處北京、廣州和上海之間，乘坐飛機或汽車等快速交通工具，基本上一日可至。這使它天然地處于幾個媒體集中而且影響力大的媒體重鎮的操作半徑之中。中部事件成了本地新聞而外的全國性新聞競爭的第一落點。中部的事件動輒驚動全國，與此不無關系。

這些跨地區的新聞操作，一般被讀者也被報道涉及的地方政府歸之于所謂“負面新聞”或“批評報道”。地方官員常常認為，媒體的“批評報道”有損本地區在全國輿論乃至社會心理中的“形象”，因此轉而從動機上指責具體報道的記者和媒體。中國新聞媒體一線的記者常常遭到某些重大新聞事件當事人的質疑：

全國都有這樣的事情，為什么單單要報道我們？

那些象征性的新聞事件，比如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2004年的“阜陽假奶粉事件”和“嘉禾非法拆遷事件”，背后指涉的收容遣送制度、農村食品安全和城市化中的拆遷問題，不獨廣東、安徽或湖北才有，而是全國大范圍長時期普遍存在。媒體對各地相關事件的輿論監督也一直不斷。然而只有上述事件最終驚動高層，社會呼聲強烈，指向鮮明。政府也正是借這些個案，因勢利導，出臺了相關政策，使類似事件朝著可以解決的方向邁一大步。

實際上，這些并不鮮見的新聞能夠被廣泛報道、轉載和評論，促成經年積久的社會現象發生實質性的改變，究其原因，只能說那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充當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問題普遍存在和媒體的關注曠日持久，使矛盾充分顯露，輿論背后集聚的社會力量才能形成明確的改革訴求，這種訴求將尋找個案作為突破口，從而得以表達。新的政策在民意的支持下，迅速出臺推行。

有人將“中部”各省的高曝光率，歸之于中部與中國幾個媒體密集的城市的距離，以及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緩慢，改革難度大，暴露問題相對較多之故。

“中部”的新聞事件之所以易于形成全國性的輿論合力，與中國新聞的“地緣格局”的確有關。中部作為重要的資源和勞動力輸出地，重要的商品糧基地，這種資源輸出的經濟位置，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被再三強化。中部“發展慢，改革難，問題多”，背后實有更深遠的歷史結構在發揮作用。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部”的媒體形象是一個象征符號，從更長遠和更大范圍內來說，傳媒對“中部”的觀察，是將其視作中國歷史格局--尤其是“現代化”過程中的切片和標本。中部的水災和礦難，三農問題和河流污染和艾滋村，這些與中國發展未來走勢高度相關的議題，急需媒體形成接近的價值判斷，形成輿論的合力，集體發揮社會功能。

新聞的慣性與惰性

艾滋病防治志愿者烏辛堃給本刊記者發來郵件說，他剛剛經歷了一次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中國心臟地帶的旅行)，途經山西、河南和安徽3省。他解釋說：用“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來形容這次旅行，首先是因為This land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red earth supposed to be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ower and wealth．(這塊有黃河和紅土的土地被看作中國文明、權力和財富的源頭)，而如果不是用“心”體驗，不是共同生活的經驗，很難對這塊土地上的問題有更深的認識。

他委婉地說，媒體對艾滋病的報道，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國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現狀。然而，媒體有一種“渲染悲傷”和“報憂不報喜”的傾向。當跟他一起到艾滋村的大學生看到感染者仍然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之前，很多人一直以為，一旦感染艾滋病，就會氣息奄奄。

在2005年春節前安徽、江蘇等地發生流腦的時候，傳染病專家姚文虎略帶不滿地表示，很多采訪他的媒體，連“暴發、散發、流行、大流行”這些流行病學的術語的區別尚還一無所知，新聞標題用語有誤。“這絕對不利于人們判斷形勢、不利于傳染病醫生開展工作。(未完)

為輿論監督提供制度保障--知情權與表達權對輿論監督的意義 關鍵詞： 輿論監督 知情權 表達權 法制保障 [摘要]：

近年來，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一再強調”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本文認為，知情權與表達權的確立，為輿論監督提供了法制化的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的法制意義。

2007年春天以來，我國新聞媒體掀起了此前少有的輿論監督浪潮：”重慶釘子戶“，”廈門PX項目“，”無錫太湖藍藻“、”山西黑奴工“，”陜西華南虎“......無不激起巨大的社會反響，推動有關問題的解決，令人刮目相看。新聞界一向感嘆輿論監督難，為什么如今能夠突破某些條條框框的限制，大刀闊斧地開展輿論監督？原因自然多種多樣，而黨和國家有關輿論監督的新理念、新政策以及相應法規在十七大前后的出臺，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2007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十屆人大五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同年10月，黨的十七大勝利召開，胡錦濤總書記在政治報告中莊嚴承諾：”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如此一再強調”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而且”四權“并舉，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深化民主法制建設的決心與信心。

字面上，上述”四權“并沒有明確講到”輿論監督“。但是，”監督權“已包含了”輿論監督“的內容。我國憲法第27 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第41 條規定：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這就意味著，公民監督權具有憲法依據。”從概念上看，公民監督權指公民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利，包括批評權、建議權、申訴權、控告權、檢舉權以及運用輿論工具進行監督的權利。“[1]而公民運用輿論工具進行監督，就是輿論監督。所以十七大報告講到監督時很明確地講到了輿論監督：”落實黨內監督條例，加強民主監督，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 早在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就明確提出：”要通過各種現代化的新聞和宣傳工具，增加對政務和黨務活動的報道，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支持群眾批評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反對官僚主義，同各種不正之風作斗爭。“從此，”輿論監督“就成為此后歷次黨代會政治報告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的一個重要內容。經過多年的建設，輿論監督已經與立法監督、司法監督、行政監督、黨內監督和群眾監督一起，構成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監督體系。作為民主政治的產物，輿論監督是公民通過新聞媒體依法對國家機關、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事業組織和個人活動的合法性、合理性進行的了解和評論，是實現言論自由權利的重要手段，是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的一種形式，更是實現民主權利的有效手段。[2]隨著現代傳媒業的迅猛發展，輿論監督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許多國家，輿論監督已經成為一種跨地區、跨空間、無處不在的有效監督手段，成為反映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監控公共權力運作過程的”電子眼“，捍衛公共利益的”守望者“，預警社會腐敗現象的”警報器“，對整個社會的良性運行發揮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當代中國的輿論監督總體上還處于比較艱難的境地。曾有人把輿論監督難概括為”四難“：一是采訪難，二是取材難，三是獲得有關部門和單位的支持難，四是解決問題難。[3]當然，千難萬難，主要難在被監督者往往從地方和本位的利益出發，處處設置障礙，甚至毆打記者，非法拘禁記者。2008年初的”西豐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1月1日，法制日報社主辦的《法人》雜志刊登了記者朱文娜采寫的《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報道西豐縣商人趙俊萍遭遇的”短信誹謗“案，其中涉及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三天后，西豐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員攜帶立案文書和拘傳文書，到北京《法人》雜志編輯部，以涉嫌誹謗，要求拘傳記者，令輿論一片嘩然。

為什么我國的輿論監督一方面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受到人民群眾的喜愛和支持，一方面又困難重重、步履維艱呢？從根本上說，主要是缺乏相應的制度支持。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共中央曾決定：”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群眾中，特別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于我們工作中的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4]，并且領導我國新聞媒體在50年代初開展過有聲有色的輿論監督。遺憾的是，這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并沒有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也沒有成為新聞媒體的內在需求。相反，長期以來奉行”正面宣傳為主“的 方針政策，不僅弱化了新聞媒體開展輿論監督的內在沖動，而且為不少人壓制輿論監督提供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報喜不報憂“成了新聞宣傳的一種”常態“，”捂蓋子“成了不少人對付輿論監督的家常便飯。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王國慶在做客央視《新聞會客廳》時說，地方的新聞發言人有這樣的說法：現在發生在一些地方的所謂不好的事情，90%都能”捂住“，只有10%倒霉的給披露出來了[5]。試想，90%都能”捂住“，這難道不正是最生動的注解嗎？ 我們知道，輿論監督是一個過程：首先是新聞媒體把被監督對象的情況傳遞給作為監督者的人民群眾，人民群眾從而對被監督對象的所作所為進行判斷與評價，形成輿論，再通過新聞媒體傳播出來，形成輿論壓力，達到監督目的。由此可見，輿論監督要順利進行，必須首先向公民全面、及時、客觀地提供各種信息。只有公民知情，并且能夠自由表達，才談得上輿論監督。在民主法制的意義上，要有效開展輿論監督，必須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與表達權。知情權（The Right to Know）是由美國新聞記者肯特?庫柏（Kent Cooper）1945年首先提出的概念，本意是指民眾享有通過新聞媒介了解政府工作情況的法定權利。20世紀50年代以來，知情權逐漸被理解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權利和個人權利，即公民有了解社會活動的權利，包括對國家事務、社會事務和其他事務的了解。

就輿論監督而言，保障知情權是順利開展輿論監督的前提，公民不知情，輿論監督就成為一句空話。但是，輿論監督僅有公民的知情又是遠遠不夠的，因為輿論監督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正是因為”輿論“是一種無形的社會力量，而輿論的形成，則是公民自由表達的結果。廈門PX項目、山西黑奴工等重大問題的妥善處理，離不開公民的自由表達。因此，保障公民的表達權，讓公民自由地發表意見、提出批評，就成為輿論監督的內在要求。

所謂表達權，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各種形式發表、傳遞自己的意見、主張、觀點，參政議政，而不受他人或組織的非法干涉、限制以及侵犯的基本權利。[6]在憲政意義上，表達權屬于精神自由權范疇。因此，表達權也就是表達自由。其中，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表達自由。我國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這是憲法關于表達自由的規定。從權利內容和特點上看，知情權與表達權具有明顯的差異：知情權本質上表現為公民對多種信息來源的訴求，而表達權本質上則表現為公民對表達意見的自由的訴求。但是，兩者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當代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在《論民主》中精辟地指出，”多種信息來源“（即知情權）與”表達意見的自由“（即表達權）是民主政治的兩項必要條件。[7]事實上，知情權與表達權何嘗又不是輿論監督的兩項必要條件呢？對于輿論監督來說，知情權與表達權缺一不可。只有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與表達權，才能為輿論監督提供法制化的制度保障。盡管我國1982年憲法已從根本大法上確立了表達權，但保障的有效性仍然不足。譬如，缺乏政治性重視，缺乏法律的剛性保障，整個社會也缺乏基本的表達權意識[8]。好在歷史終究是要不斷發展，不斷前進的。1987年，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這是黨的文件最早涉及知情權與表達權的內涵。可以這樣說，十七大前后黨和國家的幾個重要文件一再強調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就是一種政治性重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過程中，這種政治性重視必將逐漸轉化為法制性規范。

事實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已經落實為信息公開制度的確立。經過數年努力，一部以”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為根本理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07年1月17日經國務院第165次常務會議通過，并在2007年4月5日公布，將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8月30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從2007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這部專門法律刪除了2006年草案中對媒體報道的限制性規定，即：”新聞媒體違反規定擅自發布有關突發事件處置工作的情況和事態發展的信息或者報道虛假情況，將由所在地履行統一領導職責的人民政府處以5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突發事件的相關信息由該地人民政府統一發布，新聞媒體的相關報道也歸其統一管理。”這一刪除表明，最大限度地保證信息發布的暢通、透明和準確，已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確立。這樣，輿論監督也就獲得了一種法制化的制度保障。2007年11月3日，記者在安徽省六安市采訪，因涉及對當地政府一個職能部門的批評，市委宣傳部一名領導橫加阻攔，甚至辱罵、威脅記者。對此，新華社發表的一篇時評嚴正指出，“阻撓輿論監督是蔑視人民知情權”[9]。這一評論表明，保障知情權已成為開展輿論監督的法制依據。在確立知情權、表達權以及監督權的過程中，輿論監督也受到黨和國家的充分重視與大力提倡。1945年7月，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如何解決一個國家“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問題時，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歷史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10]毛澤東“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理念，令人怦然心動，不過這僅僅是一種“私下”談話，而非正式文件。令人鼓舞的是，溫家寶總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引用毛澤東的話，首次在國家正式文件中指出：“只有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懈怠。”強調各級政府“要接受新聞輿論和社會公民監督”。2008年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又進一步提出，“創造條件讓人民更有效地監督政府。”毫無疑問，“讓人民更有效地監督政府”并且“創造條件”加以推進，已經成為國家對輿論監督的基本價值取向。我們欣喜地看到，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倡導，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地方領導人的自覺追求。海南省委書記衛留成曾感慨，“輿論監督和媒體曝光是促進我們解決老大難問題的一種契機。”[11] 2008年1月，新一屆云南省政府上任伊始，即推出兩項“輿論監督新規”：一是將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納入對行政首長進行“問責”的依據之一；二是在新修訂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規則》中，新增“省政府及各部門要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的規定[12]。盡管云南省政府如何落實這兩項輿論監督新規還有待觀察，但這種重視輿論監督的制度建設無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4月15日，被河北省人大常委會任命為省政府副省長、代理省長的胡春華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歡迎新聞界的朋友監督我，也歡迎廣大人民群眾監督我”。有理由相信，在知情權與表達權的制度保障下，輿論監督必將達到一個前所未的廣度與深度，也必將在當代中國的政治民主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促進作用！

第五篇：我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制度安排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制度安排的缺陷及其完善

論文摘要: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制度安排的特點是:服務于當地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注冊資本金較低,股東持股比例一定,治理機構設置靈活和監管指標明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制度安排的缺陷是:準入門檻過低,限制資本投入,忽視債權人權益保護和監管指標不合適等。因此,應適當提高準入門檻、鼓勵資本投入、保護債權人權益和調整監管指標。

一、我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制度演進歷程

2006年12月20日,中國銀監會下發了《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提出,按照商業可持續原則,在農村地區建立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和貸款公司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要求各地積極引導包括境內外銀行資本、產業資本和民間資本在內的各類資本投入到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中,并決定在吉林、四川、青海、甘肅、內蒙古、湖北6省(自治區)的農村地區進行試點。2007年1月22日,中國銀監會又出臺了“三項規定”:即《村鎮銀行管理暫行規定》、《農村資金互助社管理暫行規定》和《貸款公司管理暫行規定》。2007年10月12日,經國務院批準,中國銀監會決定將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試點由原來的6省(自治區)擴大到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截至2008年底,全國已有105家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獲準開業,其中,村鎮銀行89家,農村資金互助社10家,貸款公司6家;105家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共吸納股金40.4億元,吸收存款42.8億元,貸款余額27.9億元,累計貸款39.7億元,96.8%的貸款投向農村小企業和農戶。數據表明,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拓寬了農民、農業和農村的融資渠道,有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

二、我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制度安排的特點

(一)服務于當地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

村鎮銀行定位于經中國銀監會有關機構批準,由境內外金融機構、境內非金融機構企業法人、境內自然人出資,在農村地區設立的主要為當地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的銀行業金融機構。農村資金互助社定位于經中國銀監會有關機構批準,由鄉(鎮)、行政村農民和農村小企業自愿入股組成的,為社員提供存款、貸款、結算等業務的社區互助性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公司定位于經中國銀監會有關機構批準,由境內商業銀行或農村合作銀行在農村地區設立的專門為縣域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貸款服務的非銀行業金融機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資金不能用于“三農”以外的其他領域,服務對象限制在縣級行政區,或鄉(鎮)和行政村一級的社區,不準許跨區經營,村鎮銀行不能發放異地貸款。

(二)注冊資本金較低

在縣(市)設立的村鎮銀行,注冊資本不低于300萬元人民幣;在鄉(鎮)設立的村鎮銀行,注冊資本不低于100萬元人民幣。農村資金互助社的注冊資本:在鄉(鎮)設立的農村資金互助社,注冊資本不低于30萬元人民幣,在行政村設立的農村資金互助社,注冊資本不低于10萬元人民幣。貸款公司的注冊資本不低于50萬元人民幣。

(三)股東持股比例一定

村鎮銀行應由境內外金融機構、境內非金融機構企業法人、境內自然人出資,其最大股東或唯一股東必須是銀行業金融機構。最大銀行業金融機構股東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鎮銀行股本總額的20%,單個自然人股東及關聯方持股比例不得超過股本總額的10%,單一非銀行金融機構或單一非金融機構企業法人及關聯方持股比例也不得超過股本總額的10%。對于貸款公司,制度規定應由境內商業銀行或農村合作銀行全額出資。貸款公司不得吸收公眾存款,其營運資金為實收資本和向投資人的借款。

(四)治理機構設置靈活

“三項規定”提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治理機構應具有靈活性和有效性。不同形式的金融機構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建立不同的治理架構,不必拘泥于固定的“三會”形式,應注重組織制度的有效性和股東的真正到位。

(五)監管指標明確

對村鎮銀行的監管指標:資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資產率低于5%時,適當減少現場檢查的頻率和范圍;資本充足率高于4%、低于8%時,督促其制訂切實可行的資本補充計劃,限期提高資本充足率,加大非現場監管及現場檢查力度,適時采取限制其資產增長速度、固定資產購置、分配紅利和其他收入、增設分支機構、開辦新業務等措施。對農村資金互助社的監管指標:資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資產率在5%以下時,允許向其他銀行業金融機構融入資金,適當降低現場檢查頻率;資本充足率低于8%、大于2%時,禁止其向其他銀行業金融機構融入資金,限制其發放貸款,加大現場檢查力度;資本充足率低于2%時,責令限期增擴股金、清收不良貸款、降低資產規模,限期內未達到規定的,要求其自行解散或予以撤銷;對單一社員的貸款總額不得超過資本凈額的15%;對單一農村小企業社員及其關聯企業社員、單一農民社員及其在同一戶口簿上的其他社員貸款總額不得超過資本凈額的20%;對前十大戶貸款總額不得超過資本凈額的50%;資產損失準備充足率不得低于100%。對貸款公司的監管指標:資本充足率大于8%,不良貸款率在5%以下時,適當減少檢查頻率;資本充足率低于8%、大于4%,或不良貸款率在5%以上時,加大非現場監管力度,督促限期補充資本、改善資產質量;資本充足率降至4%以下,或不良貸款率高于15%時,責令其調整高級管理人員、停辦所有業務、限期重組。限期內不能實現有效重組、資本充足率降至2%以下時,責令投資人適時接管或由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予以撤銷;對同一借款人的貸款余額不得超過資本凈額的10%;對單一集團企業客戶的授信余額不得超過資本凈額的15%。資產損失準備充足率不低于100%。

三、我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制度安排的缺陷

(一)準入門檻過低

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制度安排是低注冊資本,即低準入門檻。低準入門檻有利于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設立,但準入門檻過低,將會使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出現“先天不足”——資金不足,進而抵御經營風險的能力較弱。而且,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貸款方式以信用貸款為主,信貸資產的風險系數較大,同時還要應對自然災害、動物瘟疫等不可抗力導致的違約風險。因此,應完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制度安排,適當提高準入門檻。(二)限制資本投入

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制度安排限制了資本的投入,所以在其運行過程中,極易出現資金不足的問題。如,村鎮銀行各類股東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限制了具有較強資金實力的單個自然人、單一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和單一非金融機構企業法人向村鎮銀行投入資本;農村資金互助社各類股東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也限制了具有較強資金實力的單個農民或單個農村小企業向農村資金互助社投入資本;貸款公司的營運資金為實收資本和向投資人的借款。貸款公司“只貸不存”的制度安排,也使其資金實力受到限制。因此,應完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制度安排,鼓勵資本投入。

(三)忽視債權人權益保護

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主要任務是為農民、農業和農村提供貸款,而貸款制度的安排,又不要求貸款人提供擔保品。所以,如果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發生支付危機或破產倒閉,不僅難以償還存款人的存款本金和利息,損害存款人的權益,而且投資人也難以收回投入的資本,損害投資人的權益。因此,應完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制度安排,加強債權人的權益保護。

(四)監管指標不合適

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管指標,主要是資本充足率和不良資產率。不良資產率監管指標是不合適的,它可能會影響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發揮作用。因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任務是為“三農”提供金融服務,尤其是貸款服務,而服務對象又是風險較大和不確定的對象,所以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率有時可能會較高。如果嚴格按照制度規定的不良資產率來衡量,則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就可能難以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應完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制度安排,調整監管指標。

四、完善我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制度安的對策

目前,我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制度安排的法規,主要是中國銀監會發布的《村鎮銀行管理暫行規定》、《農村資金互助社管理暫行規定》和《貸款公司管理暫行規定》。因此,完善我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制度安排,主要是結合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特點,修改完善這三部法規,維護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正當權益,促進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實現為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服務的目的。

(一)適當提高準入門檻

適當提高準入門檻,既不會太影響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設立,又可較好地解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資金不足問題,增強其抵御經營風險的能力。進一步來說,就是適當提高注冊資本最低限額。這樣,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才能滿足當地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資金需要。

(二)鼓勵資本投入

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制度安排,限制了有關股東的資本投入,可能會出現資金不足的問題,所以,應完善制度安排。第一,完善村鎮銀行各類股東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提高單個自然人股東及關聯方持股比例,提高單一非銀行金融機構或單一非金融機構企業法人及關聯方持股比例。第二,完善農村資金互助社各類股東的持股比例制度安排,使實力較強的單個農民或單個農村小企業可以自由向資金互助社投入資本。同時,允許吸收非社員存款,并擴大資金互助社的社員范圍,使金融機構也可以向其投入資本。第三,完善貸款公司營運資金來源制度安排,使其既可以吸收股東資本和向投資人借款,也可以適當吸納公眾存款和向其他銀行業金融機構融入資金,提高資金實力。

(三)保護債權人權益

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制度安排,必須保護股東和存款人的合法權益。在制度安排上,要保證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實行審貸分離;對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償還能力、還款方式等進行嚴格審查,要求借款人提供擔保;對保證人的償還能力、抵押物、質物的權屬和價值以及實現抵押權、質權的可行性進行嚴格審查;借款人到期不歸還擔保貸款的,要依法要求保證人歸還;經審查、評估,確認借款人資信良好,確能償還貸款的,允許不提供擔保。(四)調整監管指標

服務的需要,又可以滿足商業銀行自身發展的需要。所以,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管指標安排,可以使用商業銀行的監管指標,即使用資本充足率和資產負債比例監管指標。

參考文獻:

[1]牛娟娟.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負重前行,市場化機制嚴重滯后[N],金融時報,2009—01—14。

[2]紀瑞樸,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降低準人門檻帶來的隱患[J],紅旗文稿,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