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信訪案例剪輯

農民上訪是鄉村社會諸多矛盾的集中反映，在一些地方已經成為基層工作的突出難題。本文試通過對于184起上訪個案的分析，探討農民上訪的內部規律和化解鄉村沖突的思路。初步看法是：上訪現象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信訪工作體系似應進行適當調整。我們曾經專門分析過農民日報收到的196封農民上訪信，如果說，寫信還是農民表達訴求的溫和形式，那么，親自進京上訪則具有了更多的行動性，對于城鄉穩定都有直接刺激。為了深化這項研究，1999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對進京上訪農民進行了一次專門調查。主要方法：

（一）跟蹤查閱并統計了農民日報社群工部1998年和1999年兩年的上 訪登記記錄；

（二）研究人員專門到報社接待上訪農民并進行深度訪談。在1個月的時間里，共訪談上訪農民15批（30人次），根據錄音整理出個案報告15篇。

一、上訪者：精英式人物開始突現

（一）人口特征：上訪者是一個以男性居多、中年人居多的農民群體在報社的上訪登記中，1998年和1999年共184次上訪，其中1998年91次，1999年93次?？紤]到有一部分上訪沒有登記，實際上訪次數會更多。從性別看，男性150次，女性23次，還有11次未注明性別。在我們直接訪談的15起上訪中，男性14次，女性1次。從年齡看，35歲至60歲的中年農民居多。上訪登記中，這一年齡段的上訪者有125次，占總數的67.9％。最大年齡者73歲，最小年齡者24歲。在我們接待的上訪者中，最大年齡62歲，最小年齡26歲，平均年齡48歲。

（二）規模變化：與上年同期比較，1999年上半年大量增加而下半年顯著減少。從登記來看，年度間的變化不明顯，都是90余次。但是，年度內的分布卻有顯著差別。1998年1月至7月記錄上訪32次，8月至12月59次，1999年1月至7月記錄上訪65次，是1998年同期的兩倍。但1999年8月至12月的上訪記錄次數銳減，只有28次，是1998年同期的一半。這種變化并不是常態，訪談發現，1999年下半年整肅法輪功和50周年大慶，北京和各地都加強了對于上訪人員的控制，抑制了上訪人員的增加。在訪談的15起上訪中，初次進京者10起，再次或第3次進京者有5起。

（三）區域分布：上訪者的來源地范圍很廣。在184次記錄中，除5次未注明來訪人地址外，其余179次涉及全國25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其中河南省36次，河北34次，山東17次、黑龍江11次，四川9次、湖北9次、安徽8次、吉林、內蒙古和山西省各6次，重慶、遼寧和江蘇各5次，其他省分別是1至4次不等，海南、西藏、上海、廣西等沒有。上訪人次的差別顯然與地理距離有關，但其他因素同時存在。

（四）職業構成：普通農民是上訪者主體。上訪者的社會身份絕大多數是農民，但具體職業不盡相同。從我們的直接訪談看，15起上訪的30人中，普通農民20人、鄉村教師1人、林地承包者1人、鄉村醫生2人、個體從業人員4人、村民組長1人，鄉鎮企業工人1人。從文化程度來看，15名主述人當中，中專學歷1人、高中學歷3人、初中學歷10人、小學1人。

（五）上訪者的個人表現：精英化趨向值得注意。在15起上訪農民者中，我們與每起上訪者都有兩個小時以上的個別交談，其中有一部分還一起就餐。從這些上訪者在訪談交流過程中的個人表現來看，大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在數量上約占半數，可以稱為“理性

型”?；咎攸c是：為上訪準備了一定的書面材料；有比較清楚的敘事能力，能夠完整有序地反映問題；對于相關的政策法律有初步了解，能為自己找一定的法律政策依據；態度自信但并不強硬。第二類在數量上是少數，可以稱為“感覺型”?；咎攸c是：一般沒有為上訪專門準備材料；感覺到事情不合理，但又缺乏明確的政策法律依據，上訪行為本身帶有某種咨詢性質。有的直接說“就是因為不懂法才上訪”。第三類在數量上是少數，約占三分之一，可以稱為“精英型”。基本表現是：一般有過上訪經歷，對于信訪路徑比較熟悉；表述問題頭頭是道，有條有理；能熟練地援引法律政策，甚至輕松地向接待者背出政策法規的部分原文。他們對于相關政策法律的熟悉程度往往令人吃驚。在態度上，高度自信而且立場強硬，有的很富有鼓動性。

訪談過程中我們形成的突出感受是，近年來上訪事件的增多，上訪經歷的復雜，上訪過程的漫長，正在磨練出一些善于表達部分農民利益的“上訪能人”，這可以說是另一種鄉村精英。這些人不同于舊社會那些喊冤叫屈的“告狀者”，也迥異于改革初期那些為冤假錯案平反而上訪者。第一，他們的上訪多數不僅僅為自己的某種冤情，而是往往代表著一個數量的村民，得到了特定人群的支持；第二，他們對于相關的政策法律有比較好的理解把握，有些人甚至有一定的現代政治知識；第三，他們在村民中具有相當強的動員能力，是沖突過程中基層政府的主要談判對手。有不少人來北京上訪前曾經組織策劃過較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如河南農民李進才曾組織400多名村民到地委上訪，吉林農民江憲文曾組織了200多村民到省城上訪。話語中，他們雖然常常會感嘆自己力量微弱，但同時又強硬地認為公理在自己方面，因此，當正常的上訪失敗時，不諱言將進行更有力量的努力??

一些地方官員經常說某人是“上訪油子”、“痞子”等。現在看來，對于一些人做何道德評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在鄉村中有什么樣的策動能力。不論這些上訪精英的個人品行如何，或者在上訪過程中是否懷有個人目的，但作為上訪代表而言，他們不僅有見識，能看到部分農民的共同利益所在，而且有魄力，能夠將這種分散的共同利益實現某種組織化的表達，因此，他們被相當一部分農民推舉為代言人。當這些人與一定范圍內的公眾利益、集體力量相結合時，在鄉村社會中的影響力是需要關注的。所以，探尋鄉村沖突的化解機制，需要重視對于這類人物的觀察分析。

二、上訪訴求：群體性的利益表達

（一）主要訴求內容

農民上訪反映的問題涉及農村生活的很多方面，多數事件具有綜合性，如負擔問題直接連著土地問題甚至腐敗問題。根據直接引發沖突的“事由”加以簡單分類，大致如下：

A、農民負擔問題（63次）。其中：反映亂攤派濫收費52次；農業稅不據實征收2次；公糧收購中打白條、壓級壓價、暴力征糧等問題7次；電費問題2次。

B、土地問題（51次）。其中：地方政府違法征地，村干部將款項揮霍，對于農民補償不合理，19次；土地利用不合理16次，如耕地非法變為宅基地，工業造成耕地污染，水土 流失嚴重等；土地承包問題11次，主要是農民承包的耕地、林地權益被侵犯；還有5次記錄只注明“土地問題”，具體內容不詳。

C、鄉村干部貪污腐敗以權謀私問題（24次）

D、村級選舉違法問題（4次）

E、農村教育問題（4次）。如村小學失修無人管、鄉村教工資被拖欠等。

F、打擊報復問題（30次）。包括干部利用權勢對上訪人進行人身傷害、非法關押等。在我們的15起個案訪談中，有12起上訪人提到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報復。

G、政法部門問題（12次）。主要是反映地方司法部門徇私枉法或判決不公，如吉林省楊淑濤反映其子被人殺害，公安部門要求受害人家屬“私了”。

H、其它問題（6次）。如反映縣種子公司出售假種子、鄉鎮機構精簡清退退人員不合理、村里五保戶沒飯吃等。

（二）上訪組織形態

從上訪代表的利益背景來看，大致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為單個人或單個家庭的利益來上訪，稱“個體型上訪”。個體型上訪采取的形式主要就是單個人上訪。上訪人就是利益直接受到侵害的人，如反映本人的離婚問題、反映家人被村主任打傷、反映村里隨意撕毀與自己的土地承包合同等。

第二。為某個群體的共同利益上訪，上訪者稱代表若干村民，所提交的上訪材料有若干村民簽名甚至指印，我們稱之為“代表型上訪”。這里的群體是個不確定的范圍，指有著共同利益而且這一利益受到相同侵害的部分村民，有的是幾乎一個村民組，有的是幾十個承包戶，有的是幾十戶耕地被征用的農戶，有的是一個行政村中的部分農戶，也有的是一個有著共同利益的特殊群體，如河北邱縣的一 個現役軍人母親上訪，代表70多戶現役軍人家屬反映鄉政府扣發兩年的優撫金。在我們直接接待的15次上訪者中，有2次是個體型上訪，13次是代表型上訪。代表型上訪的重要特點是，上訪者一般都是結伴而來，多數情況下是兩至5人。報社的上訪接待記錄一般只登記主訴人，因此無法統計每起上訪者的具體人數。據群眾工作部的負責人說，在上訪者中，大概有三分之二為兩個人以上。

第三、有共同利益訴求的若干農民一起參與上訪或者大部 分參與上訪，這種上訪既有利益的集體性，又有行動的集體性，突出特點是以行動的規?；瘉盹@示訴求的強烈，我們稱為“集體型上訪”。這與通常基層政府部門所說的“集體上訪”概念有所不同，后者不論上訪人背后的利益群體有多大，只要上訪人數達到5人，即定為“集體上訪”。在我們接待的13起代表型上訪中，最多人數是5人，均不屬于我們定義的集體型上訪。但是，有8起在來京上訪前發生過集體型上訪，規模從60人左右到400人左右不等，其中：集體上訪到鄉縣一級的有4起，上訪到地（市）一級的2起，上訪到省一級的2起。

三、上訪行動：一個理性的訴求過程

在直接訪談中，我們沒有發現在言語語行為上有“滋事”傾向甚至無理取鬧的上訪者。聽報社接待人員介紹，他們曾遇到過個別蠻不講理或者精神上似乎有點怪異的人。絕大多數上訪農民在表現上都是平和、理智的，訪談人員可以比較容易地進行交流對話。因為我們能很耐心地傾聽，上訪者都表現出欣慰和感激，反映從來沒有那個部門的工作人員這么認真地聽他們講話。

（一）上訪者怎樣來到北京

A、絕大多數是經過逐級上訪來到北京的。我們訪談的上訪者，只有一例從鄉鎮直接到北京來上訪，他說不知道“不能越級上訪”的規定。其余14起都是先到鄉鎮、到縣市、到省一級一級逐級上訪的。

B、上訪的費用籌集。代表型上訪的費用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上訪代表自己承擔，這是少數情況。河北農民康樹元說：“村民們信得過我，就讓我來替大家上訪，還要湊錢給我，我不要。我自己能負擔得起?！边|寧農民李啟陽說：“這些年我搞韓國小食品生意，賺的錢我都用來上訪了。”一種是共同共同集資。集資又有兩種形式：其一是均攤，支持上訪者農戶負擔的費用相同，如每戶50元；其二是自愿出資，每戶數額不限，30、50不等。

C、上訪農民都準備了若干份上訪材料，這些材料送到各個部門單位，包括控告信、村民簽名、相關的證明材料等。

D、上訪農民了解法規政策的途徑主要有：

通過電視等新聞媒體。

自己買書看。一位上訪者稱為了上訪買過300多部法律書，另一位還給我們看了他剛剛買的《土地法釋義》。

親威朋友以及熱心人提供。山西農民鄭金和說“我這些文件（指《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山西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規程》）是從當干部的朋友那兒要的?！?/p>

（二）上訪者在北京

A、上訪農民在北京一般都去過3個以上的中央部門或者新聞單位。他們往往是把自己知道的有關部門都跑遍。

B、上訪者的北京生活。主要有四種形式：

住每天10～20元的便宜旅館；

借住在親威或朋友家；

借住在來京打工的老鄉處；

靠打工、撿破爛等維持生活，居無定所，上訪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但又不同于以就業為目的的外出農民。

（三）進京上訪后的心理準備

幾乎對于所有的上訪人來說，都面臨一個問題：這次來京上訪后，如果問題仍然不能得到解決，他們會怎么辦。這也是我們向他們正面提出并討論的問題。從10幾位上訪者的回答看，有4種選擇：

第一、繼續上訪。遼寧的李啟陽說：“我是鐵了心要上訪的。這問題一天不解決我就一天不安歇，就是上訪一輩子，我也認了。國家需要安定這我們都知道，可我們上訪農民都是有真憑 實據的，有照片，有錄音，有錄像?！?/p>

第二、放棄上訪，轉向正面對抗。吉林江憲文說：“我們村民已經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六條做出決定了，罷免現任村長，但鎮上不批，所以現在他們還沒下臺，要是實在不行，我們回去后就行使我們的公民權利?！焙幽侠钸M才說：“現在我看到《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我準備回去發動我們村的群眾，真正依法選出我們村民的當家人?！?/p>

第三、選擇躲避，外出他鄉。安徽農民董輝說：“我想好了，這回要是真的不行，回去我就準備搬家。我在湖北打工，我就把我全家老小都搬到湖北去！至于戶口問題，孩子上學問題，唉，只有以后再說了，一步一步來吧！先逃出去再說。”

第四、接受失敗現實，放棄上訪。內蒙古農民楊榮久說：“我們農民能有什么辦法，這事拖了3年多都得不到解決，我們已經告到頭了，沒有別的辦法了！”

四、上訪升級：沖突積累的因素

（一）上訪的升級

上訪多數都起因于農民和鄉村基層干部的沖突，而上訪者從家鄉走進北京，是上訪升級的表現。從我們的直接訪談來看，上訪升級有兩種機制：

第一、直接利益受損引起初期的上訪，而且逐級上訪都沒有解決，最后來到北京。主要特點是，一開始沖突就比較激烈，在后來的上訪過程中，雖然問題沒有解決，但也沒有明顯的擴大或加劇。在這個過程中，基層政府的問題主要是缺乏作為。

第二、上訪引起上訪的升級。在初次上訪后，作為上訪起源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增加了新的沖突，導致進一步的上訪。如上訪農民被拘留、上訪群體被暴力驅散及打擊報復等現象出現，引起農民更多不滿而進一步上訪。在這個過程中，基層政府主要問題是對于上訪事件本身處置失當。

（二）信訪部門的因素

毫無疑問，各級信訪部門已經做了大量工作，對于穩定農村卓有貢獻。但是通過這次調查，我們也感到，信訪部門在化解沖突、解決問題方面的作用還發揮得很不夠。信訪工作人員通常的處理方式是：第一、把農民的上訪材料留下來，填一封信轉到其他部門，讓上訪人回去；第二、把上訪地區的干部叫來讓他們把上訪群眾領回去，自己解決。轉信往往不解決問題，而讓基層干部來領人只是矛盾的下交。一方面，材料在一層一層向下轉，另一方面，農民在一級一級向上走，上訪行動往往是“終點又回到起點”。這其中，主要不是信訪工作人員個人的問題，而是信訪部門本身有種種體制性的局限。如有的農民去縣政府信訪辦反映違法征用耕地，而征地過程本身就是土地經過縣政府批準的，在這種的情況下，縣信訪辦只能無所作為，農民也只有繼續向上走。

（三）司法部門的因素

某些地方的領導對司法部門的干預已嚴重影響了法律執行。內蒙一農民反映，他們組的土地被鄉村干部非法賣掉二十幾畝，他們到法院起訴，法官告訴他：“當然你贏了，連判決書也擬好了，但我不能宣判，否則我的飯碗也沒有了?！?/p>

（四）媒體承擔了上訪者過多期望。

越來越多的上訪者涌向媒體，把媒體看成了主持正義的希望寄托，這是一種不正常的情況，顯示出行政和司法部門不得力。媒體沒有實際權力，媒體也有自己的運作方式，他們強調“新聞”價值，有時甚至重視“炒作”的需要，也要受一些規章制約。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當然非常重要，但是媒體的暴光，不應當也不可能成為化解社會沖突的制度化途徑。

五、關于農民上訪：理解和意見

（一）關于上訪的正面理解

上訪顯示了農村存在的種種沖突與不和諧，從這個意義上理解，上訪是消極的負面的。對于基層干部來說，上訪是農民對于他們權威的一種挑戰甚至抵抗，因此他們不能容忍甚至敵視。但是，任何社會都存在沖突，都需要正常的沖突化解機制。我們認為，上訪也有正面的意義，根本一點是，上訪并不是“造反”，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抵抗，而是一種體制內的利益訴求形式，甚至可以說是現行體制內積極的政治參與。如果說農民上訪是一種對于基層政府的抗爭，那么這也是一種“依法”抗爭，而無意動搖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基礎。農民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他們沒有采取直接的對抗方式，而是以現行的政策法律為依據，在現有的社會政治體制內部尋求幫助，這正說明他們相信政策法律，相信政府，說明他們還有一定的政治效能感。這應當是黨和政府所愿意看到的。對于政府來說，最重要的是保持信訪這種沖突化解渠道的有效性，使絕大多數上訪者能在體制內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不至于使有些人被迫采取制度外的解決方式。

（二）加強信訪體系建設的一點意見。

信訪體系成功的關鍵是對于各種權力部門監督的有效性?，F在的問題是，信訪機關主要設置在行政部門內部，農民所控告的部門往往就是這個信訪機關的上級主管部門，顯然讓信訪部門來糾正這些部門的問題是困難的。于是農民只有繼續向上告，而在上一級機關，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目前的信訪體系，雖然從外部看是群眾監督，但從內部機制看還是權力機關的自身監督。信訪在本質上應該體現人民群眾的監督權，而有效的監督應該是，由權力的授予者來監督這種權力的使用。因此，可以考慮的調整思路也許是，在各級人大常委會之下設立比較完備強大的信訪機構，將信訪監督和人大常委會對于政府及其它權力機關的監督結合起來，將上訪事件的處理和人大常委會經常性的執法檢查結合起來。

在信訪體系調整中，有必要建立人民代表和農民上訪之間的制度性聯系，充分發揮各級人民代表在解決農民群眾不滿意的熱點難點問題中的作用。農民有訴求可以首先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也應當積極主動地到上訪農民中做工作。如果上訪者的要求不合理，代表應該做好解釋安撫，如果上訪者的要求是合理的，應該積極幫助落實。人民代表在掌握民情、代表民意、行使權力的過程中，可以從那些基層農民最關心的事情入手，特別是那些導致農民上訪的事情。通過這種信訪體系的運作，可以將大量沖突化解在基層，也讓人民代表實實在在地接受人民群眾的檢驗，密切人民代表和農民群眾的關系。

第二篇：剪輯學習態度

剪輯的首要任務，就是對大量地原始素材畫面進行準確地選擇，正確地使用。而且在進行素材畫面選擇使用時，要充分認識，正確把握文案里面說的內容是否和素材匹配，對文案里面說的每一句話都要弄清楚所要表達的意思，才能運用自如，恰當合理。不過，一些剪余和備用的鏡頭也不要隨便丟棄，有時還有再選用的價值，比如，在剪肇慶供電局的時候，一個片子里就有大量的鏡頭素材，而有些鏡頭是不同景別同鏡頭內容的素材，怎么樣接得順，怎么樣更好的利用景別表達文案所要表達的思想。從而往往會在剪余或者備用的鏡頭里從新挑選出更加符合的畫面。

配音在片子當中起到解說、引領的作用，所以在配音和畫面配合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每一句話都有其意思和所要表達的內容，所以不能在一句話還沒說完或者所表達意思還沒結束的時候換鏡頭，要不會使看起來很不清晰。也就是所謂的“聲畫對位”。

音樂與畫面而配合后使某一特定場景產生特殊的感染力。從而起到帶動情緒的作用。而且音樂在剪輯片子當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因為每一首曲子都有其旋律、節拍，也可以說是音樂的節奏，剪輯的時候可以根據音樂的不同旋律和節拍，高潮或者低潮來剪輯其相應的畫面或者轉場。從而更能帶動情緒。

節奏，除了根據音樂的旋律來剪輯意外，畫面上也同樣要有節奏感。譬如，動接動，就說畫面內容間的動作相連接，動作的快慢都可以體現片子不同的節奏感。

總的來說，剪輯的關鍵我認為是，在你理解文案和熟知素材以后，在腦海里有一條理清的思路是至關重要的。就是說，哪里需要什么鏡頭，哪里需要什么的節奏，哪里需要什么音樂等等。

第三篇：剪輯感恩

剪輯感恩

秋天，漫天飛舞的秋葉開始自己譜寫樂章，那名叫做“感恩”，蔚藍的天空下白云依偎在他的懷抱那情被稱“感恩”。驀地，耳畔反反復復的縈繞著那旋律：“感恩的心，感謝有你，伴我一生，讓我有勇氣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謝命運，花開花落我一樣會珍惜·” ·

“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一句句描繪著母愛的溫暖，傾訴著母愛的美麗。而卻最近在網上討論的沸沸揚揚的“上海機場一赴日留學生刺母事件”讓人聽了后很揪心。赴日留學生僅僅只是因為自己在日本的學費而與前來接自己的母親發生爭執，連刺母親九刀，最終一場學費的爭吵竟成了母親與命運的掙扎。之后母親還反復地告訴記者“自己的兒子精神不正常”“我不想兒子坐牢，希望兒子在點出來，我還要帶他去看病?！?/p>

母愛是偉大的，母愛是無私的。

做過了二十個春夏秋冬，我們是否還記得？十月懷胎，哇哇啼哭，喃喃學語··一路走來，愛成了一部無聲的電影的勾勒體。沒有聲音，我們卻一直沐浴在愛的陽光里，一直允吸著愛的瓊漿玉露。

二十年了，如今的我們早已長大。而我們與父母之間的交流卻越來越少。可我們是否可以感覺到他們對我們的愛一直存在，一直沒有改變?，F在的我們大多都在外邊讀書，每次天氣轉冷或變化無常的時候，你曾否聽到過電話那頭的聲音“天冷了，要記得加衣服”“這天變化很快，要注意身體”在他們收聽天氣預報的同時，關注著兩個城市，一個家

里的，一個你所在的城市。就這樣一句簡單的提醒，傾注了他們的愛。

大學的生活，要說擠不出時間也過意不去，然而在空余的時間里我們是想到給自己的父母打一個電話、發一條短信還是想想因為上課而擱置在一邊的游戲，韓劇。

“感恩的心，感謝命運，花開花落我一樣會珍惜”生活需要一顆感恩的心來創造，一顆感恩的心需要用生活來滋養?！蔽覀兂兄Z不了“無私，但我們可以帶給他們一句問候，一份安慰。

剪輯感恩，懷著一顆感恩的心，感謝父母，感謝命運，感謝你我他。

第四篇：信訪案例分析

信訪案例分析（模板）

****年**月**日，有司乘人員電話反映對其做出了相應的處理，于****年**月**日結案，上訪人息訪。現將此例柔件做一簡單分析：

一、上訪人的基本情況

上訪人：尚某(不愿公開自己姓名)，女，漢族，現年42歲，初中文化，家住趙河鎮大史莊村2組，全家六口人，均為農業戶口。

二、上訪人的初衷與目的

上訪人尚某與信訪對象李峰為鄰居，兩家宅基地前面是單身婁某的老宅子。在婁某去世時，李峰家為其安排了后事，按照農村風俗，李峰家得到了婁某的宅基地。而尚某家也想占用婁某這塊宅基地，使自家的房產能更寬敞些，所以就耿耿于懷，兩家時常因為雞毛蒜皮小事發生糾紛。

三、上訪人的背景與原因

李峰，男，現年44歲，漢族，初中文化，住趙河鎮大史莊村1組，愛人王亞玲，現年44歲，漢族，住址同上。兩人于1986年結婚，婚后于1987年8月生育一孩女孩，叫李國鳳，又于1989年9月生育二孩女孩，叫李二鳳，李峰于1989年9月25日在趙河鎮衛生院采取了男性絕育措施。由于受農村重男輕女思想的誘惑，二人于2007年7月28日政策外抱養三孩男孩。計生部門于2007年9月27日對其征收了5000元社會撫養費，尚某得知后，認為李家出錢太少，隨即向上級計生部門反映此事，主要是想讓李家多出些錢，以滿足自己的心理平衡。

四、處理的結果分析

計生部門在接到尚某的上訪件后，重新對李峰夫婦進行了調查，認為對其征收5000元社會撫養費只是根據其經濟條件第一次征收，并與其簽訂了分期繳納協議書。隨后于2008年1月30日又對其征收了3000元，余額分期繳納。

五、主要體會與啟示

在此例案件中，上訪人由于與被上訪人因宅基地糾紛而存在矛盾，故意向上級計生部門反映此事，而被上訪人同時也確確實實存在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事實，于是就形成了上訪案件的前提。從別一個方面講，作為我們計生部門，也沒有完全按計生政策辦事，社會撫養費的首次征收額度過低也是造成此次上訪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們計劃生育工作者，作為計劃生育政策的宣傳者、執行者，在具體工作中要嚴格按照《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和《河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相關規定辦事，決不能隨意變相降低標準，引發上訪因素的產生，給工作造成被動局面。

第五篇：“吃”信訪 案例

河南省公安廳一位曾下鄉掛職鍛煉的領導，一談起“吃”信訪直搖頭。

所謂“吃”信訪，即個別人把信訪作為“生活出路”，或者叫“致富捷徑”，老百姓稱此是“吃”信訪。

盡管這些人在眾多信訪者中只占少數或極少數，但影響惡劣。

近日，河南省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曹萌、河南省內鄉人民法院工作人員程相鵬和《法治周末》記者，聯合對109例信訪案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至少有33.9%，即37例是老百姓所指的“吃”信訪案

我國現行的信訪機構龐雜繁多，歸口不一。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人大、政府、法院、檢察院及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都設有信訪機構，但信訪部門沒有任何法定的實體職權。由是，或應賦予信訪部門更大的權力。

典型案例

荒誕信訪獲利的故事

曹萌 程相鵬 法治周末記者 薛洪濤

以“家丑”被外揚為由纏訪獲32萬元

村民李某與丈夫就生孩子后哺乳問題發生糾紛，李某堅持母乳喂養，丈夫以“忙”為由，堅持讓孩子爺爺奶奶用奶粉喂養，后李訴至法院，法院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從有利于孩子成長出發，強制李某的丈夫交出孩子，讓李某哺乳。

這類案件在全國比較典型，為保護女同胞諸如產假、哺乳等特殊權利，法院對此案進行了宣傳，中央、省、市新聞媒體先后予以報道或轉載。

但李某認為這是其家事，她不想讓“家丑”外揚，讓全國人民都知道這件事，遂以侵犯名譽權為由，首先在上海市某區法院將登載該案的某新聞媒體告上法庭索賠10萬元。經審理，法院認為，該新聞媒體對李某與丈夫的訴爭進行的報道，既沒有虛構也沒有使用侮辱性語言，構不成名譽侵權，判決駁回李某訴訟請求。

按理說，事情到此應該結束了，但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李某對該判決沒上訴，卻抱著孩子在該新聞媒體大門口靜坐。為平息事態，被訴新聞媒體從體恤孩子角度出發，給李某一萬元生活補助費，但問題恰恰出在這里。李某嘗到甜頭后，以同一事由、同一理由，多次赴京上訪。中辦、國辦信訪局多次批轉地方處理。

為了社會大局穩定，上級下了平息該案“死命令”，李某所屬市、縣、鎮、居住地村支兩委均成立息訪小組，不厭其煩地做李某的思想工作。李某自稱有病，讓她70多歲的老母親出面，提出四個息訪條件：

1、罷免四級息訪小組領導職務，追究其刑事責任；

2、賠償其精神損失200萬元；

3、給其3個男孩在市區安排3份工作；

4、給其3個男孩在市區購買3套住房。

市主要領導多次親自接待李某及李某的母親，耐心聽其陳述，結論：李某及李某的母親反映侵犯其名譽權問題不存在，其是無理上訪。最終該案以補償其生活費32萬元才息訪。要知道，對于經濟還不發達、2009年人均收入僅4800余元的山區農業縣來說，32萬元相當于李某居住地一位農民66年的收入。

該案息訪處理方法引起當地群眾極大憤慨，也給了一些人“有理無理，纏訪就有理”的錯覺，無形中助長了“吃”信訪的不正之風。

夢見中央領導答應與其結婚

村民郝某(女)，高中畢業文化程度，2008年開始到北京上訪。她上訪的理由是：她夜里多次做了細節不同，但內容相似的同一個夢，夢見中共中央某領導要與她結婚，她來北京問問這位中央領導截至她上訪之時，為啥遲遲沒與她結婚。

接待她的人員認真、詳盡又婉轉地給了她答復。她對答復不滿意，認為這位中央領導沒同她結婚，應當承擔“造成她精神恍惚”的責任。接待她的同志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根據“屬地息訪”原則，通知相關單位將她從北京接回原住地。地方領導為息訪，可以說是磨破了嘴、跑斷了腿，并解決了郝某提出的“解決她上訪交通費、住宿費、誤工費、精神損失費”等數千元。

經強制醫學檢查、治療，郝某間歇性精神病好轉。但郝某借此作起了文章———她把政府救濟她的數千元錢用于家庭開支花完后，又以同一理由不斷赴京上訪，上述息訪程序多次重復，以至當地老百姓說，“郝某是把這(指赴京上訪)當做了發家致富的絕招”。

政府不給介紹老婆所以來上訪

河南省公安廳一位曾下鄉掛職鍛煉的領導談起“吃”信訪直搖頭。他掛職鍛煉期間，單身農民江某赴京上訪。江某上訪的理由是：他沒妻子，政府不給他介紹個老婆就是不關心他，所以來上訪。

為接江某回縣，這位領導整整在京尋找了20天，但江某玩起了“捉迷藏”，后窮盡各種尋找方法，甚至不惜個人出錢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尋找。

20天后終于找到江某，但江某就是不回縣，并發誓“中央領導不給他說個老婆帶回去，他就是不回(縣)”，還說什么“國家不給他說個老婆，就是不要他了，國都不要民了，民還要國干什么”，弄得該領導啼笑皆非。

后又經過5天耐心工作，江某答應回縣，但提出要政府補償他上訪誤工費、生活費等3000元。為能“息訪”，這位領導當場自己掏了3000元。

事隔兩個多月，江某又以同一理由再次赴京上訪，該領導再次赴京；估計救濟費又揮霍光了，上述過程再次重復，不同的是江某索要的補償費一次比一次多。

這位領導談起這段經歷，說是“終生難忘”。他說，咱剛到一個地方掛職鍛煉，領導把“息訪”這個大事交給咱，是對咱信任?！跋⒃L不了”，既不好向領導交差，也擔心領導說咱工作沒盡心，更怕破壞一方社會大局穩定，因此，只要江某答應回縣不再上訪，他提的除嚴重違法的條件外，我能辦的都辦，害得我個人花光掉工作十余年的積蓄數萬元。

“后來呢？”

“后來江某在第N次赴京上訪途中發生車禍死亡，我的息訪工作才算最終完成。”這位領導平靜地回答。因江某赴京上訪次數太多了，他也記不清江某是在第幾次赴京上訪中發生 2 車禍死亡。

為啥不按毛主席的指示解放臺灣

村民王某赴京上訪已是第3個年頭了，是各級黨政機關釋法息訪工作沒做到家，還是息訪小組工作不得力？答案都是否定的?？梢哉f，為了使王某息訪，息訪小組窮盡了解數，但王某仍然不停地赴京上訪。

他赴京上訪的理由是：毛主席活著的時候，就說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現在毛主席已去世多年，中間換了幾任領袖，為啥還沒落實？我來北京就是問問這個。

按照“屬地息訪”原則，王某所在鄉鎮領導會同司法部門，多次耐心做工作，勸說王某回鄉，每當從北京接王某回村時，王某就提出解決他“誤工費、車費、補貼他生活”等要求，這些要求不答應，他死也不回村。

無奈，息訪小組答應了他的要求，開始時解決千余元，嗣后籌碼不斷增加達數千元，但事隔不久王某又再次赴京去問“解放臺灣”的事了，并且反復多次。

當地一知情群眾告訴筆者，王某私下曾說過，咱60多歲了，農忙時幫助干個小活，農閑時進京去，一是散散心；二是上訪也算個“職事”；三是經濟上又不吃虧，賺錢的事咋不干？

以上訪逼法院就范“吃”去7萬元

內江有限公司與中礦有限公司簽訂價值200余萬元購銷合同一份，后者遲延履行違約，被二審法院終審判決繼續履行合同外，另支付賠償金280余萬元。中礦有限公司在終審判決生效后一年內履行完合同。

內江有限公司以中礦有限公司遲延交付合同標的物為由，申請法院執行滯納金1900余萬元。

法院明白告知，因遲延交付合同標的物產生的滯納金法律沒規定計算方法，況且直接執行該巨額滯納金，一是沒有生效法律文書為依據；二是涉嫌以執代審不妥，需請示上級法院。

內江有限公司“不買法院賬”，數百名職工打著橫幅多次集體上訪，逼迫法院就范，但對外宣稱是“這些職工自發組織的”。

一位參與息訪的同志說，僅為動員這么多職工回縣“按法辦”，他先后與其他同志一起去省城動員6次，僅縣財政前后因這起集體上訪案派專車接回縣內就“吃”去7萬余元。

原因分析

“吃”信訪何以愈演愈烈

歸納這37例“吃”信訪案，不難發現以下四個特點：

一、“吃”信訪者年齡一般偏大。信訪條例規定，對無理上訪者，輕則拘留，重則勞教，但對60歲以上喪失勞動能力者一般不采取該措施。“吃”信訪者正是鉆了這個法律空子，使當地政府以及司法機關不能采取上述措施，無形中加重了息訪工作的難度。

二、相互串聯，互相聯系。這些“吃”信訪者大都互相有聯系，如什么時間某某領導要 到那里去視察，這些“吃”者會互相轉告，以便抓住領導視察時機，逼迫涉訪單位答應自己的經濟要求。

三、不斷交流“吃”信訪的經驗。為追求信訪的最大經濟效益，這些“吃”信訪者不斷交流信訪經驗。如交通費，他們大都以2元至10元不等的價格購買火車站站臺票或短程票，當列車員查票時，他們均明白告知是進京上訪，地方政府或司法機關如何如何不公、家庭經濟十分困難無錢買票，引起同情。當火車到達北京終點站其被帶到治安室，治安詢問時，他們回答如出一轍：我們來京上訪本來就沒地方住，不如你們把俺拘留了，一不愁住，二不愁吃，三也好向領導交差，弄得治安室同志左右為難，只好“免費”放行。

四、“吃”信訪者都有一套上訪材料，交給北京相關接待單位后，大都批轉交基層“依法處理”，先轉送該基層駐京辦事處“白吃白住”，然后由基層將其接回，所花費用當然是基層掏腰包，這也為“信訪者追求最大經濟效益”埋下伏筆。

造成“吃”信訪現象愈演愈烈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

“吃”信訪的人利用國家機關全力以赴保穩定的這種心理，故意選擇在重要節假日或重要會議期間上訪，以引起各級領導高度重視，達到滿足個人的無理要求。地方政府為了使當事人不上訪，向“吃信訪”者妥協、讓步，使“吃”訪者認為只要上訪就能得到更多好處，甚至是原有問題解決后，又提出新的、更多、更高甚至無法滿足的要求。

其次是“犧牲法律”的副作用。

有些單位為了求得一時的清靜，作出無原則的讓步?！盎ㄥX買太平”、“擺平就是硬道理”等成為信訪工作的實際考核目標，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無理纏訪人“吃”信訪的氣焰。有的“吃”信訪人為了達到自己“吃”的目的，就將進京或到省上訪、重大節日、會議、敏感時期上訪當成向有關部門施壓，“吃”有關部門的重要手段；有的甚至聚眾尋釁滋事、沖擊國家機關，造成惡劣影響。因此，解決“吃”信訪問題，已經成為當前信訪工作的當務之急，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犧牲法律”問題。

再次，績效考核實際操作的不完善。

為敦促基層積極解決人民群眾反映的問題，各級部門都把信訪工作納入績效考核中，并細化了考核細則，但這一做法，卻成了“吃”信訪人“吃”及施壓的工具。

一位法官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他所在的法院百余人敬業奉獻，可以說沒過過一個完整的節假日或星期天，十年間獲20余次表彰。但就是因為有一件“吃”信訪案經6次釋法、11次促膝談心、8次座談、5次市縣鄉村四級聯席會議集體研究沒息訪，被重扣績效分數而取消評先資格，打擊了大家的積極性。這位法官反映的情況，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績效考核操作的不完善，對“吃”信訪無形中又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

解決之道

建議確定信訪終訪制

為杜絕或減少“吃”信訪問題的發生，在當前，至少應當加大信訪工作改革力度。

我國現行的信訪機構龐雜繁多，歸口不一。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人大、政府、法院、檢察院及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都設有信訪機構，但信訪部門沒有任何法定的實體職權。

各信訪機構在處理各類信訪問題中，并沒有與其職能相對應的行政許可權，即行政許可法沒有賦予其對應處理各類信訪問題的實際權力，形成了在大量的信訪問題面前束手無策的狀態，對于明知是個“吃”信訪的人，也只能聽之任“吃”。

而有職有權的部門往往找各種借口，把他們惹出的問題往信訪部門一推了事，導致問題堆在中央或省級。這不是信訪部門無能，更不是信訪部門工作人員只會簽轉地方“按法辦”，而是國家現行信訪體制問題，是信訪工作體制存在的一大弊端。

從政府機構改革慣例看，在政府機構中，凡稱局的一般是職能部門，凡稱辦的一般是辦事部門，凡稱委的一般是協調部門。信訪機構改革中，名稱是從信訪辦改為信訪局，但其職能沒增加。而人民法院涉法信訪的處理機構，往往是一個庭的附屬任務。

在人民法院內部，正是由于信訪沒有法律明確的法定權力，因而無論哪個內設機構都是牽強附會地去處理。

比如，有人認為信訪就是申訴，過去是告訴申訴庭負責，告訴申訴庭撤銷后，應由審判監督庭管理；也有人認為信訪反映的問題五花八門，有涉及國家賠償的、有反映干警違紀的，也有反映裁判不當的，應由法院內設紀檢監察部門負責；還有人認為人民法院施行大立案格局，群眾反映的問題應由立案庭先審查，符合立案條件的予以立案解決，不符合人民法院管轄范圍的，告知其去向，由立案庭負責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中間環節。

由是，或應賦予信訪部門更大的權力。

目前，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益遭到侵害時，國家施行“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在建設社會主義法制過程中，各類的程序法、實體法不斷地完善增多，但相對于信訪而言，可依據執行的只有國務院的信訪條例，各省、市雖作了一些貫徹信訪條例的辦法等，但還未上升到法律高度。

從現行信訪條例和實施辦法看，道德上規范的多，法律上規范的少；對不能采取的行為敘述的多，對如何處置則沒有明確。如信訪條例規定上訪不得圍堵國家機關，不得攔截公務車輛。但如果發生此類事情，處理則不嚴厲。信訪法律、法規建設滯后，使信訪愈演愈烈，造成當前處理該類問題的主要手段是“人治”，是上一級領導的批示或推諉、扯皮，破壞了安定團結和依法治國的法治進程。

不妨賦予信訪部門更大權力，嚴厲制裁那些“吃”信訪者。

為強化信訪功能，有人建議像“兩審終審”制一樣，制定信訪法，確定信訪終訪制，用以保證有限度的上訪。

同時，還要嚴肅處理那些慷國家之慨者。

一個案例足以說明問題

長沙市天心區農民許有維赴京上訪，鎮政府與保安公司合作兩次去京截訪花了逾10萬元，后派十余人的“服務隊”兩班倒，每天守候防止許“逃跑”再上訪，類似情形持續了3個月。

既“領工資”，又享受優惠的生活待遇，并惠及看望他的親屬，許有維說：“每頓飯開車去外面找飯館吃，喝酒吃菜隨便點。無論啥時間，我說要吃鴨子，馬上有人出去買，即便買衣服，我也不需要掏錢?？醋o人員還跟我商量，只要我不跑每天給我100元，給30多元一包的白沙煙兩包，且兌現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