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和諧社會和諧家庭與法律意識

和諧社會和諧家庭與法律意識

【摘要】和諧社會的實質是以提高公民法律意識的法治社會。和諧社會的構建離不開和諧家庭的建設，而和諧家庭的建設又依賴家庭成員法律意識的提高，因此，無論是構建和諧社會還是促進和諧家庭都有必須要從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著手。我們要深入開展公民普法活動，進一步增強公民的法律意識，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質和運用法律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從而推動全社會自覺學法、知法、守法、用法，促進和諧家庭與和諧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和諧社會 和諧家庭 法律意識

法律意識是人們關于法的各種現象的感知、情緒和意志的總和，是人們對于各種社會現象，包括生產與生活以及由此發生的各種社會交往現象，從法律的角度感覺、認知、評價并且用以支配行為方式的意識，是人們將自己置身于法律世界、法律生活和法律秩序中的自覺性。筆者認為，無論是構建和諧社會還是促進和諧家庭都有必須要從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著手。

一、和諧社會的實質是以提高公民法律意識的法治社會所謂和諧社會，就是指構成社會的各個部分、各種要素處于一種相互協調的狀態。按照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所謂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當是各方面利益關系得到有效的協調、社會管理體制不斷創新和健全、穩定有序的社會。具體說，就是一種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但和諧社會構建必須通過提高人們法律意識實現法治才能體現和保證，所以和諧社會的實質是以提高公民法律意識的法治社會。

首先，不和諧因素需要法治調整。當前社會中有不和諧因素，比如腐敗、權錢交易、偷稅漏稅、走私販私等，都需要通過法治來規范和調整。和諧社會首先是崇尚法治的社會，但是要在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都很不均衡的國家，最終實現依法治國、實現社會和諧，就必須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使人民群眾正確理解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分清合法與非法，運用法律手段，通過合法程序，依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通過法治渠道解決矛盾糾紛和問題等，維護和促進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其次，法治使“小人”無處藏身。“小人”得志是造成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一個“以法治國”的社會里，“法”是至高無上的，它是一切行為的準則，剛性很強，“法”是強制性的，無論是君子還是小人都要遵循“法”這個大原則，否則就要受到“法”的制裁；在法治社會里，“法”是公開的，“法” 1

就象一面鏡子，無論在明處的君子還是在暗處的小人，用“法”一照，皆暴露無遺；在法治社會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論是孤軍奮斗的個人，還是拉幫結派的“兵團”，不論你是弱者還是強者，都只用一根尺子衡量；在法治社會里，裁決“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小人光琢磨人不琢磨事是要吃虧的。[i]第三，法治更具約束力。法的實施與國家強制相關，且是有組織、專門化和程序化的。和諧社會的構建正是需要這種約束力作為后盾。沒有規則的約束，人們的行為表現為隨意性，就必然會造成沖突，造成不和諧。

第四，法治體現了人與社會的互動。馬克思說過，“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 人類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不斷地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的歷史。實現法治與民主，是人類尋求政治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是迄今人類社會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最安全的社會方法。構建和諧社會就是需要人與社會的互動。

第五，法治體現了人民的民主參與。在當代中國，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理性、文明、秩序、效益與合法性的完美結合。是一種具有特定價值基礎和價值目標的法律秩序。其根本的價值就在于將社會的強權納入了法律的軌道。因為法治的目標必須在廣泛政治參與的情況下才能實現，法治的基本旨趣是限制專斷的權力和保障個人自由。法治社會的意義不僅在于法制的完備，更為重要的是如何保障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每一個人如何運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和諧社會不是靠少數人就能建成的，而是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參與才能建成。法治正是體現了這種和諧社會建設的民主參與。

第六，和諧社會需要公民良好的守法意識的支撐。守法就是要求一切個人和組織都應以憲法和法律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依法辦事，任何行為都不能超越憲法和法律所界定的范圍。只有具備良好的守法意識，才能實現嚴格依法辦事；只有嚴格依法辦事，才能保證國家和各項工作皆依法進行，依法治國的理想才能成為現實，建設和諧社會才有可能。公民具有守法意識，首要的前提是知法。連法律為何物有什么用處都不清楚的人，即使犯了法也罔不自知，何談守法意識。因此，開展扎實有效的法治宣傳教育，廣泛普及法律知識，是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提高全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建設和諧社會社會的一個重要途徑。而如果群眾不知法懂法，也就不會或者不善于運用法律。

二、構建和諧家庭也要從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著手

建設和諧社會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和諧家庭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沒有千千萬萬穩定和諧的家庭，就不會有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可以說，家庭的和諧幸福，是衡量社會是否和諧的一個重要緯度，失去了這個緯度，社會和諧就無從談起。有人認為只有加強道德建設才能建設和諧家庭，而筆者則主張建設和諧家庭應以提高家庭成員的法律意識為先，因為法律是道德的底線。很難設想，家庭成員法律意識低下而其道德卻很高尚。一個家庭成員法律意識都很低的家庭是不可能成為和諧家庭的。家庭中有三種關系，即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關系、以血緣或收養為基礎的親子關系和以人與物的關系為基礎的人與物的關系。因此，判斷家庭和諧就要以這三種關系是否和諧為標準和尺度。和諧的家庭中這三種關系能夠協調發展，共同促進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的健康發展。然而，這三種關系的和諧需要依賴家庭成員法律意識的提高。

第一，從夫妻關系和諧看。婚姻是家庭的基礎和起點。夫妻關系是家庭中的核心關系，是家庭生活和諧的主導力量與重要支撐。關系和諧的夫妻能夠在平等

與尊重的前提下，相互關愛、信任、諒解、支持和慰藉，攜手共建溫馨的家庭，發揮家庭的積極功能，使每一成員都享受到家庭的和諧之美。這樣的和諧之美，首先就要夫妻雙方各自尊重對方的權利和履行自己的義務，法律意識不高的人不尊重配偶的權利，不讓配偶有一點自己的空間，不履行夫妻間的忠實義務，甚至對配偶實施毆打、捆綁、傷害等暴力，那就不可能有和諧的夫妻關系。如果夫妻法律意識提高了，各人都自覺地履行夫妻的義務并尊重配偶的權利，再輔之以處理夫妻關系的藝術，還愁夫妻關系不和諧？

第二，從親子關系和諧看。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是兩代人之間的聯系和互動。在和諧的家庭中，不同代的人在認識和行為上的差異可以在法律規定的權利和義務的基礎上通過及時溝通得到整合，從而形成融洽的代際關系。父母一代給予子女的是撫養、教育、經濟和服務性的支持和幫助，子女給予父母的是贍養和情感慰藉。這些在婚姻法第21至23條都有明確的規定，如果長輩和晚輩都能自覺地按照法律規定的要求去做，親子關系就不會出現嚴重不和諧的現象。

第三，從人與物的關系和諧看。家庭財富是家庭必不可少的要求，也是家庭穩定、和睦、幸福的物質幸福。和諧的人、物關系應當是家庭成員共同勞動致富，勤儉持家，合理支配運用家庭財富，在經濟上相互支持幫助，使家庭財富能更好地服務于家庭成員生存、享受和發展地需要，更好地服務于家庭的建設和發展。人、物關系的和諧，實質就是人們的財產關系的處理得當。家庭成員在處理財產關系時應當以法律為準繩。只有以法律為準繩處理財產關系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合理，才能達到人們期望的和諧。

三、如何培養公民的法律意識

“與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法律意識不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法律意識，不可能自發產生，它需要外部的灌輸。” 那么，如何培養公民的法律意識呢？我們認為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１、強化法律意識領域的助推性健康因素

以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針對具體的群體具體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律意識啟蒙運動。借助各種媒體和生動的形式將法律的觸角延伸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層次，加快法律的社會化步伐。以法律理念的先行帶動法律行為，以法律制度的變革激活人們法律意識和行為的變革。

２、推行中心城市先行，城鄉共進的法治策略

由于法律意識領域在城鄉有著顯著的不均衡的差異，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的長期持續，市場經濟的重點必然也只能落在城市，城市文明的優越使其更具備較鄉村成熟的法治環境，因此城市法治要先行，尤其是中心城市更要先行。先行實現法治的城市帶動鄉村法治，城鎮化、工業化、產業化、市場化的“三農”發展戰略將是持久的，這種邊緣化了的外嵌式的鄉村社會將不斷消亡和轉化，最終實現整體秩序的整合和升級。

３、端正在消解法律意識領域阻卻性因素的心態

從某種角度講，法治也是一種法律意識的塑造工程。我們不能再忽視這種潛在的因素，法律制度的解決并不必然導致法律意識的提升。觀念形態不改變，法治無深化之可能。我們必須整頓法學的研究秩序和體系，變傳統的法學教育為大眾法學教育和終身法學教育，我們應當變抱怨和容忍的態度為建設性的態度。我們的法治亟須減少的是破壞性的、膚淺的、浮躁浪漫、輕率而片面的臆斷和行動。

４、培養和塑造公民自覺、自愿的守法精神

要實現法治國家的目標，就必須把現代法治的精神———公平、民主、正義、效率等內化為公民的法律意識，從而構筑公民守法的內在基礎，自覺、自愿服從法律規則，有法必依，促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培養公民積極的參與意識，弘揚社會正義精神。

５、高度重視和發揮社區建設的重要作用

將社區建設作為把普法滲透于社會基層和家庭的重要支撐。隨著社會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社會基層民主的擴大，社區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它不但是市民日常生活的最重要場所，同時也是政府與市民建立經常性聯系和實施基層化管理的重要環節。社區建設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而現代社區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則是要努力營造良好的社區法律文化和社區法治秩序。因此在這一方面，我們不但應著力探討如何把普法工作滲透于社區的有效途徑和方法，而且應當認真總結社區建設如何能夠為提高市民法律素質提供社會化長效支撐的有益經驗。

６、強化民主與法制、依法治國的法律宣傳機制

通過各種渠道和各種形式傳播于全社會。要經常不斷地運用各種典型實例，有選擇地借鑒國外有益的實例，向社會各個角落進行傳播，使每個社會成員的法律意識升華于這種法治氛圍之中。[viii]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大眾傳媒的特殊作用，將其作為向公眾進行法律信息傳遞和對其予以宣傳教育和引導的最為日常化、大眾化和常規化的重要普法手段。這是現代社會高度信息化發展趨勢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普法模式轉變的一個重要方面。

７、不斷發展和擴大基層民主自治

要進一步消融國家優位理念，逐步樹立起社會優位理念。要在加強基層民主自治體制建設的同時，大力發展獨立于政府及其它權力機關的社會中介組織，努力建成一個健康發展的公民社會，使公民在自治中培養民主意識和責任意識。同樣重要的是，要不斷健全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現代法治社會的基礎，市場經濟對規則的需求，市場主體對權利意識的發育和擴張都為法律意識的成長準備了土壤。從歷史上看，正是市場經濟造就了市民社會的主體，拓展了市民社會的活動空間，塑造了市民社會的意識形態，塑造了市民社會的自治體制，促進了適合于市民社會的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形式。[ix]可以說，沒有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也就沒有法治，更談不上公民法律意識的養成。８、多種措施提高企業員工的法律意識

一是要增強依法辦企業的意識。特別是公司法，已實施多年并進行了修改，企業經營者應當嚴格遵守。二是要增強按合同辦事的意識。由于合同是有法律效率的協議，依合同辦事，使雙方都明確自己的權利義務，從而保證必備的交易條件和秩序，使交易得以順利進行。三是增強公平、合法競爭意識。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應遵循以下基本原則：（1）自愿；（2）平等；（3）公平；（4）誠實信用；（5）遵守公認的商業道德，并且明確規定了哪些行為是不正當競爭行為，還規定了經營者的義務。這些為經營者劃定了正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的界限，應當成為企業經營者的必備意識。四是增強自覺服從宏觀調控的意識。市場的宏觀調控就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功能缺陷、避免市場失衡而對市場進行調節和控制。其相關法律很多，企業在自身經營活動中，一定要有服從調控的意識，自覺地按照法律法規辦事。五是增強按涉外法律和國際慣例辦事的法律意識。社會主義市場是一個開放的市場，企業大量業務涉及對

外經濟關系，因此必須有相關的意識。此外，規模較大的企業還應當在領導斑子中配備一名熟悉法律的人，招聘懂法的人參與管理并聘請法律顧問對一些法律問題把關。六是要在員工中開展法治教育，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可采取以下形式：

1、講座、報告會、座談會。此類方法具有時間集中、形式正規、氣氛嚴肅等特點，適用于企業管理的各級、各部門的領導干部。在與會期間可邀請企業管理專家進行企業管理法律知識的專題講座或涉及企業法律法規在實際工作中的應用，使管理的領導更加重視依法經營。

2、培訓班、研討班。此類方法具有時間集中、形式正規、受眾面大等特點，適用于各級企業工作者。企業工作人員，可以通過集中學習，更系統的理解涉及企業的法律、法規知識，交流工作經驗，取長補短；一般企業工作人員，也可以通過參加企業工作人員崗位培訓班，接受到企業工作的基本知識和專業人員的特別指導，做到合格上崗。

3、利用網絡。現代社會是信息時代，網絡作為最便捷的工具以漸漸成為人們索取信息最重要的途徑。可以把涉及企業法律、法規的條例、文件附在網上直報的頁面上或制成專業網頁，使一般企業工作人員都能夠隨時了解有關企業管理的法律知識。

4、利用報刊、宣傳欄。在各種媒體瘋狂涌入的年代，報刊依然是有些地區和個人接受信息的主要來源，也是企業工作人員接受信息的主要來源。企業管理人員可以同本地區的報刊發行部門合作，制作依法管理企業的法制宣傳教育的專刊和在本企業內出依法管理企業的法制宣傳教育的專欄。

總之，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家庭要從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著手。

【參考文獻】

[1].童大煥《人類文明與優勝劣汰》，載《雜文選刊》2002年第6期

[2].轉引自耿治《法律意識是實現法治的前提——讀《法律意識論》》

[3].武志國《論我國當前法律意識領域的阻卻性因素》《法律圖書館》

[4].孫光妍 畢曉棠《法律意識與法治建設 》人民日報2002年08月13日第十版 學術動態欄

[5].《民主與法制》2003.12.4 電視報道

第二篇：談和諧家庭與和諧社會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黨的十七大，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科學發展、社會和諧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我們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就是說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不僅要達到藝術上的和諧、自然上的和諧，還要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不管是人與自然的和諧還是人與人的和諧，人都是主角。人是社會性動物，它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處于社會中的，因此，要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要有大量的和諧家庭作為基礎，和諧家庭是和諧社會的堅實基石。

建設一個溫馨和睦、和諧的家庭是社會的需要，也是每個家庭成員的共同責任。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家庭面臨著許多困惑與挑戰。離婚率攀升，失諧的家庭通過其家庭成員將不良的情緒輻射到社會，激發各種社會矛盾，大大增加社會發展的成本，延緩社會發展的速度。近幾年來，因家庭問題所引發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影響越來越泛，家庭問題得到社會各界越來越密切的關注，如家庭中青少年道德修養有待提高，不良教育方式引發的少年離家出走，第三者插足造成離婚率的提高、單親家庭的增多，家庭暴力，“空巢”老人家庭的出現等問題，嚴重地威脅著社會的有序、良性的發展。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怎樣提升家庭的凝聚力，增強婚姻的穩定性，如何經營才能獲得健康與安全，獲得和睦與和諧，怎樣為家庭成員成長提供支持的源泉，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共同問題。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它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的基本要素包括：家庭成員、居住的房屋和一定的財富。從相互關系上把握，包括：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關系；以血緣或收養關系為基礎的親子關系；以人與物的關系為前提的互為關系。從其功能性上來理解：家庭是人成熟、成長的搖籃；家庭是人成就事業、努力拼搏的情感港灣；家庭還是人生旅途中的溫馨驛站。孟子說過：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意思是說修身才能齊家，齊家才能治國。他道出了個人、家庭和社會的關系，家庭是聯結個人與社會的紐帶，它是社會最基本和最可持續的單位，家庭的發展直接影響到個人和社會的發展。“家和萬事興，家齊國安寧”，家庭是否和諧，關系到每個人的幸福，關系到每個家庭的穩定和積極功能的充分發揮，進而關系到整個社會的健康、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說，和諧社會需要和諧家庭，和諧社會的構建首先應從營造和諧家庭開始。

現代社會的家庭主要趨勢是核心家庭，從其基本關系來看，主要包括夫妻關系；親子關系；人物關系。家庭的和諧實質上是家庭人際關系的和諧，我們要重視協調家庭三大基本關系。

夫妻關系和諧。夫妻和諧的前提是平等與尊重，離開了這一前提的愛，只能是一種不平等的、以一方的意志為主導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或占有與被占有關系，或主人與仆人的關系，這不是現代社會夫妻和諧的含義。夫妻和諧的德性要素包括：在平等與尊重的前提下，夫妻雙方相互關愛、信任、諒解、支持和慰藉，在共筑愛巢的過程中創造性地發揮家庭的積極功能，享受家庭的和諧之愛與和諧之美。

血緣關系和諧，即父母與子女關系的和諧。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的傳統，隨著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其內容已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比如“尊老”，不僅僅指傳統意義上的養老送終，還包括：經濟上的供給、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比如“愛幼”，不僅僅指供其吃飯穿衣，更不是一味“溺愛”，而是父母對子女承擔起撫養、教育和監護人的責任。家庭是兒童初始社會化最重要的場所，這也是家庭積極功能的重要內容。

人物關系和諧。人與物的關系可以折射出人與人的關系，在現實生活中，人、物關系不和諧往往是引發家庭關系不和諧的重要原因，但人們卻未能從家庭道德建設的層面加以重視。我們知道，在家庭中，一定的財富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如何通過家庭成員的辛勤勞動獲得和積累家庭財富，如何合理地打理家庭財富，使它更好地服務于家庭成員的生存、享受和發展的需要等，都需要運籌和協調。勞動致富、勤儉持家是必不可少的家庭美德。

和諧是春天的一縷微風，和諧是冬夜里跳動的火苗，和諧是我們心中永恒的微笑。朋友們，讓我們共同攜起手來，構建和諧社會，從營造一個個和諧家庭開始吧。

第三篇：建設和諧家庭構建和諧社會

文章標題：建設和諧家庭構建和諧社會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各種社會關系的原始出發點。中國有句古訓叫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深刻闡述了家庭建設對于國家和社會建設的重要意義，闡述了家庭和睦是保證社會穩定和事業成功的基礎。那么和諧家庭的標準是什么？本人認為和諧家庭主要應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即：尊老愛幼、夫妻和睦、民

主平等、遵紀守法、鄰里團結、勤勞致富等等。

從目前我市城鄉家庭的整體情況來看，崇尚文明、追求和諧、倡導美德是主旋律，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社會意識出現了許多多樣化的趨勢。反映在家庭領域，表現為家庭成員思想意識和文化需求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社會的深刻變革給婚姻家庭領域帶來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現實問題，一些家庭出現了價值觀念扭曲、道德行為失范、子女教育有誤、婚姻穩定性下降、家庭暴力加重等問題。

一、離婚率趨高。雖然有專家指出，離婚率適當提高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但是，離婚率提高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家庭的不穩定、不和諧。據調查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我市家庭離婚率不到5，而現在竟達到18左右。去年我市共有963個家庭解體。盡管離異者有各自的理由和“說法”，但有相當一部分人僅僅是借口“性格不和”而草率離婚。

二、家庭教育薄弱。目前大多數家長注重的是孩子的學習成績，這與我們國家目前的教育體制和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有關，也與家長的教育觀念有關。我們市婦聯開展的家庭教育狀況調查中家長特別是中小學生家長最關心的問題也是學習問題，雖然近幾年在品德教育方面的重視程度有進一步的提高，但孩子的成績仍然在家長的心目中占據第一重要的位置。由此導致的問題多不勝數，如許多孩子在品德、行為習慣方面表現出任性、自私、孤僻、粗暴、自大、缺乏愛心等多種缺點和問題。

三、傳統美德漸失。由于目前社會中家庭平均人口較少，比較多的是三口之家，傳統的大家庭已不多見，加之物質生活條件越來越好，個別年輕人又受到一些不良風氣的影響，一些傳統美德如尊敬老人，勤儉持家等等漸漸淡化。個別年輕人竟然不以不贍養老人為恥，城市里生活無著的老人將富有的兒女告上法庭的事情也時有發生。

四、家庭暴力不斷發生。

從市婦聯最近幾年接待的信訪來看，目前我市“家庭暴力”主要有二類。一類是肉體暴力，這是一般情況下的暴力。第二類是精神暴力，比如長期不溝通交流，精神上忽視歧視漠視，對對方造成心理重負和壓力。這種暴力看起來沒有肉體傷害，但對配偶的刺激很厲害，有時甚至超過第一種。來自法院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市大約有35的離婚案都涉及家庭暴力。我們市婦聯最近幾年信訪接待的情況統計，家庭暴力也有逐年增多的趨勢，雖然不能排除女性隨著經濟社會地位的提高，其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不斷增強而增加投訴的因素，但是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目前家庭暴力問題仍不同程度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家庭的和諧。

那么，當前我市怎樣開展和諧家庭的創建活動呢？本人認為：

一、要加強宣傳，不斷增強人們創建和諧家庭的意識。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家庭的轉型，家庭的凝聚力不如以前傳統的大家庭了，三口之家甚至兩口之家的增多，使家庭矛盾也趨于分散和隱蔽。加上人們工作壓力不斷增大，生存環境和工作環境不斷變遷，許多人對家庭的關注也慢慢減少了。人們為了生存發展整天在外奔波，回到家里有時連話都懶得說。許多外出打工的人，有時一連幾年都不回家。相當比例的人越來越看重自身價值的實現，卻忽視了對家庭的責任。這些情況都是造成人們形成或忽視家庭問題的原因。因此，應該加大和諧家庭的宣傳力度，使人們在重視事業的同時關注家庭、熱愛家庭，使和諧家庭成為大家溫馨的港灣，也成為和諧社會的基本單元。

二、要加強教育和引導，努力促進家庭和諧。如何解決好家庭問題，是我們社會教育中的一個空白。許多人認為，怎樣當家長不需要學習。實踐證明，僅僅學習往往還很不夠。有不少人事業上功成名就，但是家庭卻一塌糊涂，甚至因家庭問題毀掉一生。目前有問題的家庭很多，但人們缺少解決問題方面的幫助。許多發達國家的公民有自己的私人心理咨詢醫生，也有一些專門咨詢機構，一旦產生問題立即咨詢求得解決。我國目前這方面的工作還有待于進一步開展。因此，應鼓勵建立一些家庭問題咨詢中心之類的咨詢機構，幫助那些遇到問題和困惑的人們，減少各種家庭沖突的產生和發展。在教育內容的側重上，第一要加強對女性的宣傳教育。因為在家庭中，女性的作用非常重要，家庭主婦的言行對其他家庭成員往往產生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對子女的教育方面，母親往往比父親花費更多的時間和心血。正如德國教育家費洛貝爾所說“國民的命運，與其說是操在掌權者手中，倒不如說是握在母親的手中。”因為每個人的生命都毫無例外地是有母親孕育的，在出生的很長一段時間，同時也是人生最關鍵的一段時間，是在母親的撫育下度過的，母親作為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和榜樣，自身素質對孩子的聰明才智、思想道德和人格品質具有重要影響。近年來，我們市婦聯圍繞提高女性素質、加強家庭教育開展了一系列工作，如近兩年在全市舉辦了更新家庭教育觀念報告會20多場，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另外，我們還連續幾年開展了“女性素質年”、“五好文明家庭”創建等活動，通過一系列的活動載體，力圖在提高女性素質、轉變家庭教育觀念等方面取得一些成效。第二要倡導樹立“經營”家庭的觀念。婚姻關系更多的是一種伙伴關系，需要互相理解讓步。家庭也像一個企業及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一樣，需要不斷用心經營，否則就會出現危機甚至解體。每一對夫妻在共同生活了幾年十幾年之后，大都會產生一定的差距，這時互相的理解和重新認識非常重要。第三要在家庭中倡導傳統美德。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心者必培其心。營造和諧家庭還要增加傳統美德教育，在家庭成員中形成關心國家和社會，傾情公益事業的氛圍。作為家長要以身作則，注意自己的言行對子女的影響。

三、要加強法律救助，有效緩解家庭暴力問題。我國目前沒有專門的反家庭暴力法。只能從《婚姻法》、《刑法》中尋找與之相對應的條例。如刑法中關于虐待罪的，就是與家庭暴力最相關的。其規定為“一方對另一方施暴，造成肉體，精神的惡劣后果，持續發生的，就叫虐待。”從中可以看出，國內更強調的是結果。即一定要造成嚴重后果。在取證上，對受害者的傷害有嚴格的規定，比如傷口的長度、大小、面積等。目前我國法律考慮到婚姻關系的特殊性還強調一定要受害方主動作為，即自己上告。如果不告就不能立案。這種規定也是有社會原因的，因為涉及感情的案件當事人態度較復雜，從而給處理工作帶來一定的難度。從懲罰行為來看，國內現有法律主要分為經濟賠償，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三種。如新《婚姻法》規定，兩人若是因為家庭暴力原因而破裂，無過錯的一方可以比有過錯的一方得到更多的財產。而造成了身體傷害的嚴重后果的，一般按《刑法》的虐待罪處理，沒有造成嚴重后果的以行政處罰和道德批評為主。總的說來因為家庭暴力本身具有的社會特點和多面性，《刑法》和《婚姻法》不可能有一一做出詳細規定。去年我們市婦聯為維護受害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并給他們提供幫助，與市政法委、市公安局聯合建立了“奉化市110婦女兒童（家庭暴力）救助中心”，在各鎮街道成立110婦女兒童（家庭暴力）救助站。

家庭是社會穩定的基石，是人生旅途中溫馨的驛站，是社會發展的“助推器”。“家和萬事興，家齊國安寧”！推進和諧家庭的建設必將進一步促進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一個和諧美好的社會大家庭將成為我們幸福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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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和諧家庭,和諧校園,和諧社會

孔雀初中2015級

國旗下講話

—和諧家庭,和諧校園，和諧社會

（行禮）

尊敬的各位老師，同學們：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為大家演講的題目是《和諧家庭,和諧校園，和諧社會》。

我們生活在和諧的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與人協調相處，和諧對于我們來說是如此美好！

美麗的鮮花，因為有了綠葉的依偎，才顯得清純和鮮潤；藍藍的天空，因為有了白云的打掃，才顯得靜穆和安詳；寬廣的土地，因為有了萬物的擁抱，才顯得和諧和馨香。而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社會，甚至一個國家，不也是因為互相依存，互相映襯，互相促進，一起共同發展，才呈現出五彩斑斕的和諧嗎？ 和諧猶如一幅畫，好似一首歌。和諧產生美麗，和諧生發了力量。

和諧之美在于感恩父母。

同學們，我來問大家一個簡單的問題：是誰把我們帶到這個世界上來，讓我們感受這明媚的陽光、享受這美好的世界呢？是我們的父母，是我們最親愛的爸爸媽媽。父母的愛就像大海那樣深厚：當我們在學習、生活上遇到困難時，最擔心的是父母；當我們取得成績和榮譽時，最開心的是父母；為了給我們一個好的生活環境，父母不辭勞苦，辛勤工作??所以，我們應該感恩我們的父母。

2012-11-26

和諧之美在于寬容。

因為擁有寬容才有和諧。寬容是人類情感中的種子，她能在人類的心靈這片凈土上扎根發芽，在愛的保護下茁壯成長。寬容之心是多么偉大的，她能夠熄滅怒火，她能感化邪惡撒播善良，她能夠無私奉獻，從不計較。她讓我們享受陽光一般的溫暖，雨珠一般的滋潤。在學校里，同學間難免會有一些小矛盾，這時就要以一顆寬容的心來對待別人。你說一句對不起，我說一句沒關系，事情不就解決了么？為何非要鬧到雙方都不愉快呢？笑著接受別人的道歉，笑著對別人道歉難道是件很難的事么？

寬容是一種美德，寬容別人就是善待自己。記得有這樣一句話：“心是一個容器，當愛越來越多時，仇恨就會被擠出去。”讓我們學會寬容，用愛來充滿內心，善待怨恨，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時，風平浪靜。

和諧之美在于謙讓。

我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溫文爾雅，落落大方，見義勇為，謙恭禮讓的民族；華夏兒女的舉手投足、音容笑貌，無不體現一個人的氣質與素養。荀子云：“不學禮無以立，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

“謙讓”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如果大家能夠自覺地謙讓一點,把更多的空間留給別人,其實也是把空間留給了自己。鄰里之間，同學之間，路人之間遇到矛盾，即使“有理”，讓一讓也就平息了；

乘公交車時，給老、弱、孕、幼者讓個座，愉悅會在你的心中油然而生，美好一瞬也會在他人心間永駐??

謙讓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潤滑劑，是給幸福澆水，是錦上添花。謙讓不僅惠及他人，也陶冶自己。

和諧之美在于誠信。

誠信是一顆珍貴的鉆石。誠信好比一支玫瑰，在花園之中，她是最美的，美得嬌艷欲滴，美得惹人心潮，美得高尚，美得完美無暇。有了誠信，和諧之美才足以體現！

和諧之美在于淡泊名利。

老鷹為了搏擊長空而在天空自由翱翔，而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羽翼，因此無限的天空賜予了它自由快樂的空間；風帆只為乘風破浪而在海中搏擊風雨，而不是夸耀自己的檣桅，因此浩瀚的大海給予了它豪壯寬闊的樂園。其實，和諧之美絕不容忍名利所縛，只有淡泊名利才可以稱為和諧之美。

和諧不是強行的，而是順其自然的。不和諧的生活不會產生共鳴，無法演奏生活的樂章！和諧不是停滯，也不是凝固，而是一種積極的前進的狀態。

同學們，讓我們全校上下，攜起手來，讓文明禮儀之花開滿校園的每個角落，為創建一個文明、有禮儀的和諧社會而努力奮斗吧！

謝謝大家！（行禮）

第五篇：農民現代法律意識與中國農村和諧社會

農民現代法律意識與中國農村和諧社會

全面建設和諧社會，農村是關鍵。實踐農村和諧社會最重要是農民現代素質的培育。沒有農民現代素質就沒有農村社會的現代化，更談不上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的和諧秩

序。

一．農民現代法律意識在農村和諧社會建設中的作用評析

依法治國是和諧社會的基本前提，而農民現代法律意識則是中國農村和諧社會建設對農民素質的內在要求。現代法律意識指的是以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制度為基礎的法律價值觀念體系，包括民主意識、平等意識、公正意識、維權意識、程序意識、效率意識、道德自律意識、規則意識、敬法守法意識等。培育農民現代法律意識對中國農村和諧社會建設中的立法工作、法律實施及經濟建設等頗具現實意義。

（一）農民法律意識與和諧社會的立法

法律意識在立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正如黑格爾所說，“通過法律意識，也正是因為法律意識，立法者才?捕捉到時代精神?，并將之反映到法律文件中。”（注：[俄]B·B·拉扎列夫：《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頁。）農民法律意識在農村立法中的具體作用體現在二個方面：一方面，農民現代法律意識對已經制定的法律具有“評價”與“校正”功能。所謂對立法的評價是指社會主體依據一定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的評價標準對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社會生活實際的要求，是否具有正義性、可實現性、可操作性所作的主觀價值判斷。農民評價法律總要具有某種評價的尺度和標準，而評價標準的確立取決于農民自身法律意識水平。農民法律意識的立法評價功能直接關系到農民對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的態度和感情，直接關系到法律能否得到農民心理認同，從而影響到立法在農村實際生活中是否能夠得到廣大農民的一體遵循。此外，如果立法與絕大多數農民的法律意識相背離，不能得到八億農民的廣泛認同，就可能導致法律在農村和諧社會建設進程中的扭曲變形乃至法律的廢止。法律意識的這種對法律的扭曲、變形乃至法律的廢止的功能，有的學者稱之為法律意識對立法的“校正功能”。另一方面，農民現代法律意識是農村立法的重要補白。法律意識對立法具有“補白功能”是基于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復雜性和變動不居使然，因為農村立法不可能做到完美無缺，完全適應農村社會生活的需要。特別是在中國農村社會持續變遷的過程中，法律自身所具有的相對穩定性使它經常不能適應農村和諧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遷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滯后性”。這

些因素常常導致立法難以跟上農村和諧發展對法律的需求，出現某些法律調整的社會空白領域。而在這些無法調整或法律不完備、不健全的社會關系領域，法律意識往往能起到一種“拾遺補缺”的作用，即農民往往根據他們的法律意識來規范自己的行為，調整他們之間的關系。因此，有學者把法律意識的這種功能稱之為“準法律功能”或“補白功能”。

（二）農民法律意識與和諧社會的法律實施

在農村社會的法律實踐過程中，農民的法律意識扮演著“雙刃劍”的角色：對農村社會法律規范持認同、支持態度（堅定的法律信念）對農村法律的高效益實現以及全面推進農村和諧社會建設極具正面效應；與之相反，與現行農村法律相悖的法律意識（諸如法律信仰缺失及厭訴心理、權力依附心理等）卻是農村法律實施的巨大障礙，是與農村和諧社會格

格不入的。

農民法律信仰的培育是農村和諧社會法制建設的最基本前提，農民法律信仰的缺乏，將會為濫權與專橫提供廣闊的空間；農村基層法律機關法律信仰的缺乏，則會使法律的公正與權威遭到無情的嘲笑。“法治化的過程實質上就是法律逐步獲得并保持神圣性的過程。”（注：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蘊》，吉林大學社科學報，1997年第2期。）正如二千多年前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所言：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加國民普遍的服從，信仰法律是“普遍服從”的前提。柏拉圖曾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處于從屬地位，沒有法律的權威，我敢說，這個國家一定要覆滅。”（注：《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頁。）在當今中國農村，國家法律、地方法規并不少，但由于種種原因，卻使廣大農民對法律知之甚少，農民的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再加上部分法律對農民的確存在不公正之處，最后導致農民在無奈中對法律敬而遠之……如此現狀，何談對法律的忠誠與信仰！而法律信仰又是和諧社會建設工程中的基本支撐力量。沒有農民的法律信仰，根本談不上農村和諧社會中法律實施效果。

（三）農民法律意識與和諧社會中的農村市場經濟秩序

法律意識的價值取向和法律意識的內容是由社會經濟基礎和經濟結構決定的。但是，法律意識能否正確反映社會經濟結構的內在要求對社會生產方式和經濟結構的正常運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農民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法律意識，則農村社會經濟建設就會比較順利，得到高速發展；相反，如果農民的法律意識不能正確、全面反映社會經濟結構的內在法權要求，或對社會經濟基礎的內在要求作了片面的、歪曲的反映，則農村經濟的發展就可能困難重重，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可能被扭曲，發生變形或畸形現象。

事實證明，農民現代法律意識中的民商法律意識對農村市場經濟的正常有序進行具有重要意義。根據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民商法律意識至少應當包含訴訟法律意識、契約

自由觀念、主體平等觀念、誠實信用觀念、等價有償觀念、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觀念等。只有國家和農民將這些法律意識和觀念要素全面反映到民商法律制度和農民的民事行為之中，農村市場經濟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穩定的發展。否則，農村市場經濟的運作和發展就會被扭曲和變形。如沒有訴訟法律意識，農民在解決利益糾紛、維護自身權益時，就不能自覺運用法律，更談不上培育“尋求法律救濟”的法律心理；沒有契約自由、主體平等、等價有償的觀念，就沒有市場交換的公平正常的進行；沒有誠實信用的觀念，農村經濟生活中就會出現強買強賣、欺行霸市、制假賣假、不履行合同等現象；沒有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意識，農民就不可能在民事和商事活動中顧及他人和社會的利益，自覺承擔民事活動和商事交往中的法律責

二、制約中國農民現代法律意識培育之因素分析

梁治平先生在論及中國法制現代化和法律意識現代化的困難時，曾經分析道：“最根本的原因大概在于，中國當代法律基本制度源于西方，并不是土生土長的東西，而制度后面的那套思想觀念、行為卻是千百年來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有其深厚的根基，決不是一種政治或社會力量在短時間內可以改變或者清除的。盡管中國人引進西方法律制度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但是透過他們的言行舉止不難察覺，實際上存在著另外一套獨特的行為準則”（注：梁治平：《新波斯人信札》，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頁。）。對此，筆者頗為贊同。與此同時，我們應當看到，在農民法律意識現代化進程中，除了上述傳統法律文化因素外，還有諸多社會文化因素極具障礙功能，具體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法外行政

在現實生活中，行政與農民的生活有著密切聯系，從出生后的戶籍登記開始，工商、稅務、公安、司法、房管、村委會等等，伴隨著農民的一生，它們依法運轉是農民高質量生活的保證。行政法治之實現程度既是衡量一個國家秩序化的根本標志之一，亦是中國全面和諧社會建設的一個表征。但在農村實際生活中，行政侵權、行政越權、行政失職等法外行政現象的普遍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周廣立現象（四年內免費代理行政官司251件）從另一角度表明了農村行政違法行為的普遍性。無怪乎百姓感嘆道，在基層，需要法制教育和法律知識的，不僅僅是我們，更主要的是政府官員！如此法外行政行為普遍存在，其對中國農村法治化進程推進之破壞力是顯而易見的。

法治社會，必然是權力、權利相互尊重的社會。但目前在農村，幾千年流傳下來的行政文化中“官本位”之觀念仍在一些基層行政人員頭腦中根深蒂固，將行政視為對民眾的一種絕對權威支配，無權力受限意識，法外行政行為屢見不鮮。根據徐顯明先生著名的“權力權利守恒定律”（此消彼長，此長彼消），行政權擴一分，公民的權利便少一分。如何喚起農民對法律的信仰及對法的理性遵從，是中國農村和諧社會法治化之關鍵。法外行政的泛濫

（權力的無限性）必然導致民眾追逐權力、迷信權力、崇拜權力；相反，若在權與法的較量中，權力不再是一匹放縱不羈的野馬（法律成為控制它的韁繩），必然會使農民產生還是“法大”的質樸感覺，消除“法大還是權大”的困惑，對權力的迷戀就會被對法律的崇拜所

替代。

（二）普法畸形、執法粗暴、司法腐敗

作為農家子弟，曾親眼目矚了那些父老鄉親是如何在無奈中對法律敬而遠之的。

我曾多次見過縣里、鄉里組織的法制宣傳，一輛大卡車停在村口，大喇叭對著村子高聲吼叫著譬如抗稅、漏稅負什么責任，違反計劃生育負什么責任，違反土地政策負什么責任，以及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規定，甚至很多地方性規定，這些規定全部是兇巴巴的禁止性條款。而車上的人呢，早跑到村委會去吃狗肉、喝燒酒去了，時不時還傳出些行酒令和劃拳聲。可以想象，農民能對這些斷章取義、只見義務責任不見權利保護的“法律”感興趣嗎？再看看那些鐵路公路沿線的標語吧：“誰失火，誰坐牢”、“計劃生育也是法，違法要罰款”、“橫穿鐵路，軋死不賠”……如此這般變異的“普法運動”把法律完全丑化了！

與此同時，一些地方屢禁不止的粗暴“執法”、違法執法則會讓農民深感畏懼，甚至恐懼。催糧催款時，鄉政府、派出所、地方打手“聯合執法”；落實計劃生育政策時，將超生婦女“五花大綁”，如果是“超生游擊隊”，則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將家俱全數充公、房屋推倒；農民未交“買地錢”，算成違章建房，鄉政府租來推土機“行政強制執行”；去打工先交大筆錢“買”了暫住證、未婚證再說，去深圳的還要邊防證，否則算成“三無人員”，被聯防隊員用繩子一捆，收容遣送了，等著家里拿錢來贖吧。然而，當他們被無故開除，被聯防隊員暴打，被黑心老板拖欠工資而不得不去進行被城市人譏之為的“跳樓秀”時，那些保護他們的法律——合同法、行政訴訟法、勞動法卻形同虛設。這時，法律在農民權利保護的正義時空中卻

“無故”缺席。

對于這樣被異化的“惡法之治”，他們寧愿選擇禮治。如果有一天，中國九億農民不怕法律了，歡迎法律了，那么，我敢斷言，真正的法治便為期不遠了。到那時，農村才真正地步入了和諧社會。否則，我們仍將在“初級階段”徘徊，甚至倒退。

（三）部分農民的畏法、厭訴心理

從傳統視角來看，中國，特別是在廣大中西部農村，社會有序化，多不依靠法律。平等社會主體之間的交往、爭議的解決，依靠的是代代相傳的鄉規民約和宗法族規。訴訟作為一種法律賦予的以爭取自身合法權益的法律活動，本可以構成民間沖突、官民沖突合理裁決的法律制度。但是在一般平民百姓看來，“對簿公堂”是違背“和為貴”之祖訓的，正如《大宅門》中的二奶奶所言：“居家過日子，以息事寧人為好”，“一場官司十年仇”，“怨仇宜解

不宜結”，“退一步海闊天空”等等，這是傳統國民以“曲則全”、“和為貴”、“不爭”為處世哲學的真實寫照。“中國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況下生活的，他們對法律制訂些什么規定不感興趣，也不愿意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們處理與別人的關系以是否合乎情理為準則，他們不要求什么權利，要的是和睦相處與和諧。”（注：[法]加勒·達維德：《當代主要法律體系》，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頁。）。

時至今日，中國農民之所以不愿訴諸法院，依然存在厭訴心理、“包青天”意識，除上述傳統法律心理以及“有罪推定”的司法思維定勢的消極影響之外，筆者認為更多的是當今中國農村法律運作的殘酷現實使然：首先，農民沒有能力支付使用法律武器的成本。農民出不起訴訟費、法醫鑒定費、律師服務費。一場官司從一審到二審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農民耗不起時間，也耗不起住食宿費、交通費，甚至付不起舉證材料的打印費。其次，農民沒有能力克服自卑。農民相信黨、相信政府、相信“包青天”，只有黨和政府幫他打官司，他才敢打；只有“包青天”存在他才敢“民告官”。否則，農民是不會自信地走進法院，討回公道的。再次，農民無力沖破“官官相護”的關系網，獲得公正的判決。在我國的許多地方，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神通廣大的人士多得很。官司打來打去，打得雙方都不愿打的事例也多得是。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多數情況下唯有在無奈中選擇委曲求全，接受強勢者一手炮制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需要澄清的是，雖然農民的畏法、厭訴心理亦是影響中國農村法治化進程、制約農村全面和諧建設的重要因素，但較之前面的二個方面，則是我們最不該責備的了。

三、轉型時期對培育農民現代法律意識的幾點思考

（一）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是克服傳統法律心理消極影響，培育農民現代法律意識的物質基礎

我國農村法治社會的建構，說到底是按照現代法治社會的樣式對傳統社會的逐步改造。其中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確立和在實踐中的顯著成效，是法治社會形成與發展的最具基礎性的強大動力源泉，是培養農民現代法律意識的物質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落后的生產力和封閉的生活方式是宗法等級意識、權利淡泊意識、畏法與厭訴心理等滋生的溫床，同時亦是培養現代法律意識的巨大絆腳石，正如馬克思當年在分析西歐大陸一些國家的發展狀況時指出：“這些國家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于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他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苛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頁。）這充分說明了經濟發展對培養公民現代法律意

識的重要性，沒有高度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就不可能推毀小生產方式及傳統法律心理對農民現代法律意識的消極影響，更不可期望社會正義制度化。

市場經濟是自主性經濟，主要靠市場主體擁有的、受到法律保護的權利自主活動，而不像計劃經濟那樣，主要靠權力和被動的服從來活動。在自主性經濟中，農民有自主權，他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從而培養權利意識和自主精神；市場經濟是平等性經濟，市場主體都是平等的，平等交換、平等競爭，一切交易都要公平、自愿、等價、互惠才能成立，而不像計劃經濟體制下“國營”老大、“集體”老二，“先公后私”。這有利于培育農民的平等意識與習慣；市場經濟是契約性經濟，市場主體靠主體之間的契約聯結在一起并進行活動。契約（合同）是在法律的范圍內雙方或多方當事人平等、自愿訂立的“法律”。正如馬克思所說：“……通過交換和在交換中才產生實際關系，后來獲得了契約這樣的法的形式。”（注：《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頁。）“廣大公民在合同的訂立、履約和違約后通過法律程序解決的過程中，在與切身利益攸關的問題上，親身體驗著法治的優越，培養著法治的精神。”（注：公丕祥：《東方法律文化的歷史邏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市場經濟在農村的充分發展必然為培育農民的民主意識、平等意識、規則意識、程序意識、契約精神等法治意識提供肥沃土壤。

（二）注重實踐環節、講究實效，充分發揮民間固有的習俗、慣例和規范對農民社會關系的調節功能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指出了以法律手段取締風俗習慣的暴力性和政治風險性：“法律是制定的，而風俗則出于人們的感悟。風俗以人民?一般精神?為淵源；法律則來自?特殊的制度?。推翻?一般的精神?和變更?特殊的制度?是同樣危險的，甚至是更為危險的。”，“要改變這些風俗習慣，就不應當用法律去改變。用法律去改變的話，便將顯得過于橫暴。那個強迫俄羅斯人把胡子和衣服剪短的法律、以及彼得大帝讓進城的人把長袍剪短到膝蓋上那種暴戾的做法，就是苛政。”（注：[法]孟德斯鳩：《論法和精神（上）》，商務印書館196

1年版，第309—310頁，第154頁。）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于農村傳統社會組織、結構以及社會關系等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嚴厲打擊了農村原有民間組織。在反“封建”、破“四舊”名義下對各種傳統觀念和民間知識的全面清理，目的是想通過強制性改造運動把舊時的農民改選成新時代的公民，并以正式 的法律去取代民間固有的習俗、慣例和規范。但事實上卻證實了孟德斯鳩預言，鄉規民約依舊以其合理性在農村社會頑強地生存著，同時亦驗證了“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一黑格爾的至理名言。在農村社會“合理而不合法”的現象甚為普遍，這不能不再次引起立法者的深思！事實上，當法律拋開民間固有的習俗、慣例和規范，試圖強行介入農村時，國家的正式法律在農村社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地氣”（根基）。因為為了使法律家喻戶曉，常常需要習慣作為補充，畢竟立法者所用的概念要求借助習慣予以闡明。在一個文明與落后同在的國度，在廣袤的農村大地，我們不能忽視民間固有的習俗、慣例和規范的成長土壤與社會功能。正如列寧所說：“假使我們以為寫上幾百條法令就可以改變農村的全部生活，那我們就會是十足的傻瓜”（注：《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01頁。）善待好的有效的習俗、慣例和規范也是由我國的國情決定的。“在一些落后的鄉土農村依然普遍沿襲、保存、使用著大量的習慣，對習慣、習俗等民間法的遵循大大超過了對法的呼喚，國家法往往還處于次要的補充地位。”（注：田成有：《鄉土社會的國家法與民間法》，云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5期。）我國法制的統一、依法治國的推進和“送法下鄉”的運動，的確不能完全消除和擯棄人們心中認可的有效的習俗、慣例和規范。現階段的民間固有的習俗、慣例和規范在農村存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此，我們的確不能從所謂現代法治的視角形而上學地指責和譏諷農民們的“合理不合法”行為。

需要澄清的是：重視民間固有的習俗、慣例和規范在農村社會的調節社會關系之作用，并不是說農村社會不需要國家的法律，更不是主張國家政權應當從農村社會中徹底退出。從總的趨勢看，中國農村從遵循村規民約向信仰國家法轉換是必然之事。這既是鄉規民約自身缺陷使然，更是依法治國方略、全面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農村的充分發展必然會擠壓村規民約的生存空間，進而使之退出農村社會。此外，民間固有的習俗、慣例和規范又有良莠之分。唯有“優秀”的習俗、慣例和規范與“善”的國家法相結合，方可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獲得合法性存在理由，成為一種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切實

培育出新的更合理的法律觀和秩序觀。

（三）完善農村基層權力制約機制，改進現有法律對農民的不公正之處，從根本上為培育農民“法律至上”的法律信仰意識提供條件

民意調查表明，農民對法律的信任程度，法律權威的實現程度，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三個基本因素：基層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法律尊重程度；國家法律與地方性法規在農村運行的狀況；法律法規對農民切身利益的保護程度。基于此，在全面推進農村和諧社會建設的進程中，為培育農民的法律信仰意識，我們既要完善農村基層權力制約機制，又要改進現有法律對農民的不公正之處。就目前而言，重點關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加強制度改革，從制度上使農村基層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尊重法律，真正做到“法內行政”，杜絕權力私化現象。而要防止和杜絕鄉鎮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之“法外行政”“執法粗暴”“司法腐敗”等現象，僅僅靠自身所謂的黨性、法律知識的學習是遠遠不夠的。正如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所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注：[法]孟德斯鳩：《論法和精神（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09—310頁，第154頁。）因此要根本制約鄉鎮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法外行政”“執法粗暴”“司法腐敗”之惡行，必須要建立完備的法律監督機制，解決權力制約問題，以保國家權力不受任何人的主觀任意的支配，實現法律的至上權威。而要實現法律權威必須做到：一方面，黨政機關堅持“權力法定”的原則，即要在國家法律規定范圍內行使職責，不可隨意推定（擴大）自身的權力范圍；另一方面，要有不依附黨政機關的專門監督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和檢查。中國目前的確有專門的監督檢查機構，但其人事、財政、考核等皆依附于同級黨政機關，讓依附者去監督被依附者，堪稱中國特色的政治笑話。

第二，改革現有的農村訴訟體制，降低農民的訴訟成本，并進一步加強對農村的法律援助力量。大多數農民對“告官”之事是敬而遠之，首先是惹不起，其次是打不起。農村現有訴訟體制的弊端突出體現為訴訟成本（全方位的）太高。這正是農民申冤不得不在無奈中繞開國家法、另辟蹊徑的根本原因所在。筆者在此還想提及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可否認，這種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法律制度的確在現實生活中發揮著不容忽視的重大作用，但是這種制度化的、范圍極小的“施舍”，又有多少農民能夠“按需分配”呢？除了個別死刑犯或標的很大的當事人能享受這種待遇外，又有幾個農民能親身體驗這種社會主義優越性呢？可以想像，一個根本不打官司、打不起官司的農民，他能信仰法律嗎？ 第三，加強農村失業、醫療等社會救濟立法，國家應支付農村的失業和社會救濟費用

至今為止，我國始終沒有考察農村的失業問題。按目前的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村維持目前的農產品產量所需勞動力不超過現有勞動力的三分之一，農村過剩人口是通過“一個人的工三個人做”，一年平均有效工作日不到一個月，沒有兼業，又沒有資本的農戶，只能在貧窮中度日。“五保戶”、烈軍屬開支等社會救濟、救助費和撫恤費用也是通過制度化由農民承擔。政府在社會救濟上對九億農民的確有不盡人意之處。這既不符合社會公平的要求，國家也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現在中央提出休養生息政策，就應當通過立法形式使農村失業、社會救濟制度化，還農民以真正的公平待遇。在這方面湖南省某縣走在了最前面，其推行農村醫療保險，由縣鎮政府、農民個人按比例投資保險，農民可以到縣鎮政府的衛生部門報銷醫療費，其上限為每人每年報銷不超過一萬元，盡管如此，但的確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第四，加強教育經費立法，國家應承擔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費用

國家要求的九年義務教育，城市由國家財政負擔，而農村卻由農民自己掏腰包。現在農村中小學的費用開支是城市的兩倍以上，而農民的收入還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用較少的收入負擔較多的費用這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的不公平。并且20世紀90年代以來，教育部以政府的名義要求鄉村兩級中小學校舍“達標”，每個鄉鎮至少需要200萬元左右，而這些最后也通過“學生集資”等途徑轉嫁給農民。“有人把這種狀況稱為?農村義務教育農民辦?。據教育部發展研究中心在1998年選取7 個省的26個樣板縣的調查：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中央補助約占1％，省補助占11％，縣投入占9.8％，其余78.2％由鄉和村籌集。這種狀況無疑問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注：黃锫堅：《農村教育投入：缺口誰填？》，經濟觀察報2003—10—27.B2.）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權責明顯扭曲的事實：中央和省級政府掌握了主要財力，但基本擺脫了負擔義務教育的責任；縣鄉政府財力薄弱，卻承擔了絕大部分義務教育經費——這種政府間財力與義務教育事權責任的不對稱，是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基礎教育經費短缺的重要制度原因。許多研究者將這種不對稱狀況形象地稱之為“小馬拉大車”和“大馬拉小車”。令9億農民振奮人心的是，2005年3月5 日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從2005年起，免除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雜費、書本費和寄宿學生的生活費，到2007年農村普遍實行這一政策。廣大農民期待著“以農民為本”的《農村教育經費法》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