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搞好能動司法與三大調解經驗材料

搞好能動司法與三大調解經驗材料

堅持能動司法推動多元調解努力提高司法公信力

縣地處省市西北部，面積2285平方公里，總人口25萬?？h法院現有法官干警51名，設四個人民法庭。近年來，我們在縣委強力推動和上級法院有力指導下，堅持“三個至上”指導思想，圍繞“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工作主題，主動回應人民群眾對法院工作的新需求、新期待，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堅持司法專業化與大眾化相結合，探索推行能動主義八四司法模式，建立了一村一法官工作機制，在制度設計中，著眼于定紛止爭、維穩促和，積極構架能動調解體系。，全縣共發生各類矛盾糾紛2766件，其中法院參與、指導各級組織化解矛盾糾紛1927件，進入訴訟程序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839件，只占全部矛盾糾紛的32%。不但解決了許多進入訴訟程序后我們可能解決不了、解決不好或解決后難以執行的案件，而且從源頭上消除了一大批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全縣群體性事件、進京非正常訪、赴省集體訪較上年分別下降67%、67%和74%。平安建設知曉率和公眾安全感滿意率分別由全省的第49位、第51位上升到第4位，第19位。有力的維護了社會和諧穩定，受到了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的廣泛歡迎，得到了最高法院、省委、高院和市委等領導同志的肯定?！斗ㄖ迫請蟆?、《人民法院報》、《日報》等多家媒體分別做了報道，全國90多家法院到我院交流工作，我院工作報告連續3年在縣人代會上全票通過，縣委3次做出向法院學習的決定。

一、立足解決現實問題，更新理念，建立能動司法模式

一個時期以來，我們的司法工作為諸多現實難題所困擾：涉訴信訪化而難解；執行案件屢清屢積；服務發展大局效能不高；法官群眾工作能力不強；違法違紀時有發生等等，導致司法公信力不高，影響法院形象，群眾殷切期盼和強烈要求解決這些問題。為此，我們問計于民，結合實際，大力更新并倡導以司法為民要主動、服務大局要推動、聯系群眾要互動、化解糾紛要聯動為內容的能動司法理念。建立了“目標四為民、理念四轉變、方式四聯動、審理四結合、機制四能動、保障四強化、監督四到位、效果四統一”的能動主義八四司法模式，實行了“一村一法官”能動調解工作機制，走出了一條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結合、司法職責與社會責任共擔、審判執行與綜治維穩相融、訴訟調解與其他調解對接的能動化解矛盾糾紛新路子，努力把矛盾糾紛化解在法庭之外、訴訟之前。

二、立足多元化解糾紛，法院引導，建立“一村一法官”工作機制

我們在對全縣農村-矛盾糾紛發生情況統計分析的基礎上，按照“法官+參審員+調解員”的模式，建立“一村一法官”工作機制：在年平均發生糾紛20件以上的村，每村設立一個法務庭，確定一名法官負責聯系指導參審員、調解員化解矛盾糾紛；在(來源：好范文 http://www.tmdps.cn/）年平均發生糾紛20件以下的村，四至七個村設立一個法務庭，確定一名法官負責聯系指導，其余每村設立一個法務中心，受法務庭指導。參審員由村黨支部推薦經縣法院審委會考查合格后，提請縣人大常委會審議批準產生，調解員由村調委會從調委會成員中推薦產生?？h人大常委會任命了160名參審員，縣法院聘請了358名調解員，作為法務庭和法務中心的主力軍。全縣已設立法務庭38個，法務中心128個。法務庭法官在辦好審理執行案件的同時，最大限度的沉到法務庭和法務中心指導工作。我們將法務庭法官、參審員、調解員的照片、姓名、電話公布在法務庭公示欄內，方便群眾和法務庭工作人員聯系。法務庭和法務中心在調解工作中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為此，我們采取了三條措施。

（一）建立五項制度，讓法官深入群眾、指導調解。一是實行法官夜談制度和下訪制度。填寫《帶案下訪、夜訪情況登記表》，每月進行專項督查。，法務庭法官共收集民情、民意、民生信息和建議630條，幫助群眾解決各類問題330件。二是法務庭的法官堅持審判工作“進農村、進社區、進企業、進學校、進軍營”活動。通過巡回辦案、就地審理，借助群眾促進案件調解。三是建立“法官說法日”制度。法務庭法官兼任聯系村中小學校的法制副校長，每月第一個工作日，對群眾和中小學生進行法制宣傳，提高群眾對調解工作的認同度，化解矛盾于無形。，共進行法制宣傳教育214次，受教育群眾達39700多人次。四是實行為民服務代辦制。法務庭法官為群眾辦理立案等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在服務中贏得群眾信任，提高調解效率。五是推行法務庭法官向村民代表述職述廉述效制度。法務庭法官每半年就履行職責情況向聯系村村民進行述職述廉述效，并

第二篇：朱蘇力：關于能動司法與大調解

朱蘇力：關于能動司法與大調解

一、引論

盡管需要進一步界定（特別是“能動司法”，我會在最后一節討論），我還是能理解目前法律界和司法界關于能動司法和大調解的基本含義，及其在當下中國的政治社會意義。

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所謂能動司法，大致是指，法官不應僅僅消極被動地坐堂辦案，不顧后果地刻板適用法律；在尚處于形成進程中的中國司法制度限制內，法官可以并應充分發揮個人的積極性和智慧，通過審判以及司法主導的各種替代糾紛解決方法，有效解決社會各種復雜地糾紛和案件，努力做到“案結事了”，實現司法的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統一。{參見《能動司法是司法運行規律的本質所在》，載《人民法院報》2009年9月1日；《人民法院要立足國情能動司法，走專業化與大眾化相結合道路》，載《人民法院報》2009年9月11日}

而所謂大調解大致是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協調）和司法調解的整合和聯動?！皹嫿ㄈ嗣裾{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既充分發揮作用、又相互銜接配合的”大調解 “工作體系，使之覆蓋社區、村（組）和各級各部門、各行各業，及時把社會矛盾化解在基層和萌芽狀態。??在‘大調解’體系中，司法調解起主導作用?！?{《四川發揮司法調解主導作用，推進“大調解”》，載《人民法院報》2009年7月28日}大調解是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ADR），但不等同。大調解更注意綜合利用當代中國解決糾紛的各種制度資源，它也比ADR 或替代糾紛解決方式等說法樸實和簡短，容易為普通中國人理解。此外，在大調解中，法院和法官始終以司法身份出現，于其中扮演核心角色，積極主動解決糾紛，因此不僅與傳統的調解不同，甚至與外國法官以非司法身份展開的調解也有重大區別。{關于替代糾紛解決方式的一般介紹，參見范愉：《糾紛解決的理論與實踐》，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版；以及Stephen b.Goldber，et al.，Dispute Resolution：Negotiation，Mediation，and Other Processes，Aspen，2003}但關于替代糾紛解決方式，世界各國并沒有、也不大可能有、甚至不應當有統一模式；而調解是寫入了中國的民事訴訟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8章。已經是當代中國司法制度的必要程序和重要構成部分。

問題是，為什么在中國司法改革啟動10年并取得不少進步之后，這個改革一般以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發布“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9年6期}為起點；但我認為，司法改革的真正起點是1991年民事訴訟法的修改，確定了“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這一原則的確定具有根本性的制度意義。中國司法制度日益正式化、程序化，法官日益職業化、專業化，為什么要關注和研究能動司法和大調解？這個問題，僅僅站在法學理論和法律職業圈內，看不清楚，也很難理解。“功夫在詩外”。它既針對了中國社會的某些問題，也針對了只有從社會角度才能看出的司法的某些問題。就前者而言，它針對的是近年來中國社會糾紛劇增、涉法和涉訴上訪人數上升以及案件執行難等社會現象。“{中央政法委有關負責人就《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的意見》答記者問：以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為根本出發點”，載《人民日報》2009年8月19日}這種現象容易讓人感覺司法未能充分實現社會對它的期待，也沒實現司法改革曾經對社會的允諾。執政黨要求法院積極運用各種糾紛解決方法來實現司法的政治和社會職能，因此有了近年來強調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基本內涵為“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和“三個至上”。2007年1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代表和全國大法官、大檢察官座談會上指出，要“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切實承擔起帶領廣大法官、檢察官和其他工作人員保障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歷史使命和政治責任，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而不懈努力?！本退痉ㄖ贫鹊母母锒裕?990年代以來，中國司法改革的基本導向是職業化和專業化，突出審判和審判方式改革，強調法官消極和中立，律師扮演積極角色，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也留下了許多不能不面對的問題——這種司法模式在許多地方，特別是農村基層社會，缺乏適用性和有效性{參見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0年版}.在宏觀層面需要適度調整。有鑒于此，從宏觀層面看，我認為能動司法和大調解的實驗和推廣是必要的，有積極意義。若放在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整個過程中看，這其實既是中國司法改革的延伸，也是司法改革的調整。盡管對習慣了改革后的司法制度和習慣了西方經典司法觀念的一些法官和法學人來說，能動司法，注重司法調解和大調解，不大習慣，甚至會心存疑惑。

有疑惑是有道理的。不僅因為任何調整改革總會改變現有的利益格局（沒有貶義，相反我認為應予以足夠的尊重），而且因為，在中國，任何調整都有“刮風”或 “一面倒”的可能，如果分寸不當，善良的追求也完全可能引發另外一些問題。任何制度的有效性都有邊界，都不可能是包治百病，能動司法和大調解同樣如此，未必能取得顯著效果、充分滿足社會的期待。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從一開始就充分估計這一在我看來正確的司法制度調整中的困難，可能出現的問題，甚在某些情況下的不可行；要把好事做好，不僅需要方向，而且需要具體扎實的措施，注意從整體上注意把握這兩項措施的分寸；還要預估可能的成本和收益，并適度加大投入。努力于依法中達到辦事和治國的目標。因此，未雨綢繆是必要的。

二、期待的限定

首先需要限定的是期待。這兩項措施，即使獲得了實效，我認為，也不大可能減少社會的訴訟需求，會降低但不可能大幅度降低涉法上訪的數量，其效果更可能是減緩訴訟需求的增加和涉法上訪的數量。在這個意義上，這兩項措施很可能是一種對于社會非常必要卻看不出顯著政績的制度調整措施。換言之，實際結果只會是邊際的變動。

因為推動中國的訴訟量增加和涉法上訪數量增加的主要變量是中國社會的變遷。經濟發展，人員流動，社會的陌生化，這本身必然導致各種糾紛增加，而與之前社會相適應的傳統的糾紛防范和解決機制必然部分失效，由此導致人們更多訴諸司法或其他權威機構來解決糾紛。這是大勢所趨，盡管聽上去不舒服，卻是社會發展的正?，F象。{關于這方面的分析和論述是大量的。參見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東譯，三聯書店2000年版}

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影響，在社會的各種制度調整回應后，這種需求經過一段時間就會大致穩定下來。事實上，相關統計數字就反映了這種司法需求在2004年之后下降了，{《中國法律年鑒》，中國法律年鑒社，1985-2008年}但由于2007年在未同相關機構溝通和聽取意見的情況下國務院相關機構突然大幅降低了訴訟收費{《訴訟費交納辦法》，國務院令第481號，2006年12月19日頒布，2007年4月1日實施}.2008年全國人大頒布實施了《勞動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2007年6月29日10屆人大常務委員會28次會議通過，2008年1月1日實施}.兩個法律都大大降低了糾紛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引發2008年以來全國各地法院的訴訟量急劇上升。這表明社會司法需求增長并不完全由司法變量決定，而是有其他非司法的社會、政治因素的介入。人們在考察這些問題時，自然不能局限于司法，但人們，甚至包括法界人士，還是很容易或出于某種利益簡單地將至僅僅視為司法問題。

涉訴上訪數量增加的因素也是多重的。其中肯定有司法不公的問題，包括腐敗和地方保護主義等，需要認真解決。但更多的問題同樣可能來自司法之外的社會因素，如立法的不夠完善或遲滯，導致了社會的法律道德共識與嚴格依法審判結果之間有沖突甚至相違背，例如許霆案。{參見蘇力：《法條主義、民意與難辦案件》，載《中外法學》2009年第1期}但從社會角度來看，影響訴訟和涉訴上訪數量增加的最可能是當代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的失業和隱形失業，這使得上訪者的機會增加，而與此同時，經濟社會發展后交通便利了，也使上訪的各種成本都降低了。雖然還沒有專門的細致的統計學研究。但各種證據表明，來自浙江、廣東、江蘇、山東等沿海經濟繁榮、輸入勞動力的省份的涉法上訪，無論就絕對數量還是人口比例，都明顯低于中西部的輸出勞動力的省份；但中西部的交通不便利、經濟發展更弱的地區涉法上訴的數量也較少。

同時司法自身也摘不干凈。最主要的因素有，第一，抗辯制顯然更多適應城市工商社會的生活條件和法律條件，不大適合目前中國廣大農村和基層社會的條件。第二，不適度的強調程序正義的司法實踐與更關注實體正義的民眾的司法期待之間有較大差距，或當年司法改革時的承諾太大太高，導致糾紛當事人或是不理解司法提供正義的能力有限，或感到失望。第三，調解的缺乏或因為社會關系陌生化的部分失效使更多糾紛，其中大量是司法根本無法圓滿解決的糾紛，涌入司法程序。第四，司法的法條主義造成某些判決不合情理，基于對司法的迷信而出現的某些司法擴張導致司法主動介入了一些司法根本沒有能力解決的事件。第五，法律職業化和專業化以來進入法院的法官總體說來更擅長審判，相對缺乏調解和“案結事了”的技能，而比較擅長調解化解糾紛的法官如今基本進入了退休年齡段，甚至數年前就因司法的職業化而要求提前退崗。第六，法學教育和律師群體還不夠成熟，唯心主義（理想主義），意識形態化，導致了缺乏務實的態度，對司法和司法所處理的問題缺乏政治經濟視角的理解。

這肯定不是全部因素。但我不追求完全，我只試圖通過初步梳理來展示能動司法和大調解可能解決哪些問題。如果我梳理的這些因素不全錯，那么，目前中國司法面臨的許多問題就不是司法獨自可以解決的。根本的改善還需要社會經濟的進一步改革發展，“發展是硬道理”，發展并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改變社會的方方面面。但與此同時，也需要執政黨和政府的綜合協調逐步解決甚至是控制。

也鑒于此，作為建立“和諧社會”的綜合努力的一部分，執政黨對中國司法提出了要求，要求司法機關以各種努力為實現這一目標追求做出貢獻。必須并且只有放在這個大局中才能理解中國目前各地的司法改革和制度完善，包括能動司法和大調解，它只是司法的一項工作，同時從屬于中國整個社會發展和政治全局。

理解了這一點，就意味著，盡管要尊重司法自身的特點和要求，但僅僅強調司法自身的便利或難處，或搬用西方司法經驗作為支持論證，都是不夠的。中國的司法必須回應中國的問題，當代中國的司法必須有效回應當代中國的問題，即使司法有難處，即使以前缺乏經驗。任何國家的司法都必須分擔一定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政治責任，這是無法逃避和放棄的。

三、可能的效果

盡管會有許多難處，但通過調整和完善，司法表現可能會有所改善，并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有所貢獻。也正是基于此，盡管沒有進行細致的成本收益分析，我認為能動司法和大調解是值得的，哪怕它并不符合西方對司法的“經典”定義。

但調解的好處并非它一定是比判決更好、更有效的解決糾紛的方式。無論是哪種調解，其功用都在于為糾紛當事人提供了判決之外的其他選項，增加了他的比較和選擇各種解決糾紛方式的機會，因此實際上增加了他的“自由”，可以降低他和社會解決糾紛的費用。從社會后果來看，這會促使他理智、比較收益。對于司法機關來說，也可以從民眾的大量選擇中獲得一些相關信息，改革和完善相應的制度。因此可以說，判決和調解之間有一種長期的制度互補又相互競爭的關系。

就現實而言，判決一般更適用于陌生人之間的糾紛，而調解等方式更適用于熟人之間的糾紛。當代中國目前仍有大約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08年末，中國城鎮人口已達6.07億人，城鎮化率為45.7%.加上實際長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居住的農村人口，許多人口學者估計中國的城鄉人口大致是各占50%.農村的人際關系不僅復雜，最重要的是這種人際關系在糾紛解決后往往還要繼續維系下去。{蘇力：《秋菊的困惑與山杠爺的悲劇》，載《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Robert C.Ellickson，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Settle Disput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在這樣的生活世界中，從國內外的研究來看，調解一般說來都比判決更好。即使在一些小城鎮，在大城市的一些社區，在家庭中，甚至在商界，也存在這種值得保護的長期穩定的熟人關系，同樣對調解有需求。{蘇力：《家族的地理構成》，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因此，在當代中國社會中，針對目前司法界的現狀，適度加強調解，將之擴展到行政糾紛，使各種調解聯動，并非只是執政黨和司法者在政治意識形態主導下的主觀愿望和追求，而必須理解為是在制度層面回應社會相當一部分民眾的公共選擇。在這些地方、社區或行當，調解是比判決更公正有效的糾紛解決方式，也是相對便宜的糾紛解決方式；使用判決，從社會角度甚至從司法的角度來看，都可能得不償失。

在中國的某些社區或針對特定類型的糾紛，能動司法同樣可能比消極的當事人主義的司法更為有效，其結果從社會的道德共識而不是法條主義的視角看也更為公平。從市場模型來看，當事人主義對于司法機關和法官是更有效率的（法院的財政和法官的工作負擔都比職權主義模式下的法院和法官更輕），對于某些當事人也可能更有效率（他們有足夠的資金雇到更好的律師，并從中獲得更大利益），但由于在中國廣大的基層社會和農村社會，那里沒有或幾乎沒有律師，而大量當事人沒有支付律師代理的能力之際，某些當事人或某些類別的人就更容易在消極被動的司法中受傷或受損。設想一位40多歲的農村婦女，在同她的進城打工小有斬獲的丈夫的離婚案中，如果法官訴諸抗辯制，前者就往往會在財產分配上受傷。在這樣的案件中，唯一可能代表國家針對案情在此案中維護這位被離異婦女利益的，就剩下主持離婚訴訟的法官。在這種情況下，能動的甚至中性意義上有所“偏頗”的裁判或審判技能適用（例如，拖延——直到該男子愿意分割更多隱藏的財產），反倒更符合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和法律共識，盡管從字面上看這顯然違反了法官中立原則。必須看到，在當代中國，這類情況還并不少見，因此能動司法或職權主義司法，在一定的司法層級，有其繼續存在的某些必要和可能。針對這種狀況，司法制度做出調整會有較多社會收益，盡管這會加重法院的和法官的各類成本——法院支付更多的人力、財力和時間以及法官個人支付更多的努力。

但上面的簡短分析只是論證了“各莊的地道都有許多高招”。能動司法和坐堂司法，調解和判決，只是相對于不同的糾紛解決語境，各有所長。因此，問題不是要用某種制度完全取代另一種制度，而是要不同的制度互補，針對不同的問題和地方，充分發揮不同制度相對于其解決的問題的優點。這意味著由此獲得的司法改善一定是邊際的。就目前而言，它會提高能動司法和大調解的性價比，也會改善坐堂辦案和判決的性價比。

四、審判與調解的平衡

如果上面的分析成立，那么即使在目前強調能動司法和大調解的形勢下，也仍然要注意保持能動與消極、判決和調解的平衡。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要注意防止一種傾向壓倒了或掩蓋了另一種傾向。

之所以提這個問題，因為我近來聽到有些地方法院甚至要求法官做到“零判決”。這是非常危險的傾向，不僅做不到，而且也有損能動司法和大調解，并且不利于司法改革成功經驗的累積。追求“零判決”還一定不利于法官某些司法專業技能的發展和培養，不利于鼓勵法官鉆研法律知識和技能，不利于調動某些法官的積極性，不利于充分發揮不同法官各自擅長的司法（包括審判和調解）知識和技能，不利于培養優秀的審判法官。這種追求弄不好就是折騰司法，折騰法官，而不是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

必須注意，就總體而言，審判工作會是、仍然是并將始終是法院的重要工作，對于中高級法院來說，甚至是其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工作，必須始終予以高度重視。即使許多糾紛可以通過調解或替代方式解決，即使大多數糾紛都可以通過大調解或其他方式解決，也不可能所有糾紛都以調解來解決；哪怕是都能通過調解解決，但也不能誤以為調解的結果一定都比審判更好，更有效。世界上從來沒有萬能的工具或知識或制度，所有的知識、工具和制度都只有在對癥下藥的基礎上才真正有用和有效。不管好聽不好聽，生活中有些問題若判決解決不了，調解也同樣解決不了，是熬過去的。想想有些50歲左右的夫妻，一個有了外心，一個不愿離，你調解、判決也可以解決，但也有不少這類問題是熬過去的。熬個3年5年，或是其間出了件什么事，就可能“夕陽紅”了。你不能說這個結果就一定不好，只有調解或判決就好。美國著名法官波斯納甚至說過，有時司法就是要求法官“對付過去”。［波斯納：《超越法律》，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頁}我知道這話聽著不舒服，政治不正確，但真實世界不照顧我們的感覺。重要的是以當事人可接受的方式解決問題，并不是以某種我們認為好的方式解決問題。而必須記住，有時，公正就不允許司法求著當事人，而必須宣示國家或立法者的意志。

“零判決”不可欲的另一個問題是，審判和調解解決問題所需要、所依賴的社會條件是不同的，帶來的社會收益也不同。前面說過，調解一般則在熟人之間、在有長期穩定關系并希望保持這種關系的人們之間更為有效，更多適用于農村、小城鎮、家庭；而審判一般對解決陌生人之間的問題，確認規則更為有效，因此更多適用于城市社會、工商業社會。而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化的發展，城市人口的逐年增加，可以預料，就全國而言，判決比例適度增加、調解比例適度下降就并非是一種不正常現象，其實是中國社會和司法發展的一種基本趨勢。由此還可以預料，調解在某些人之間在某些糾紛中不會有效，即使過去有效，現在或將來也不一定繼續有效。我們對調解的可適用性、適用的普遍程度要有一個冷靜的估計?！澳苷{則調，當判則判”可能還是一個基本原則。如果在該判決的案件中強行調解，甚至在知道調解毫無結果的案件中還一定要調解，就是浪費時間人力財力，就是不務實，同樣是教條主義，同樣不會令當事人滿意，同樣會降低當事人對司法的滿意度，同樣不利于司法的公信力和權威，而成為“作秀”。不應當假定當事人對調解和判決有什么特別的文化偏好，他們的關注永遠都是要解決問題。因此一定要反對所謂的“零判決”這種政績工程。

值得注意的另一個平衡是，各層級法院或不同地區的法院的審、調平衡?；鶎臃ㄔ嚎梢愿噙m用調解，事實也趨于如此，許多有關基層法院的研究和報道都證實了這一點。{《這里弘揚‘馬錫五’——慶陽市兩級法院訴訟調解工作實地調查》，載《人民法院報》2009年7月8日；又如有關陜西隴縣的《能動司法模式》，載《人民法院報》2009年4月16日、17日、18日、20日的連續報道}但高層級法院則應更多關注判決。省高院、最高法院的業務則應集中關注判決的案件，因為一個判決可能產生的確認規則的指導意義會非常重大，也就是社會收益很大。想想人謂的“瀘州二奶繼承案”。請看，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民事決書（2001）納溪民初字第561號；瀘州市中級法院民事判決書，（2001）瀘民一終字第621號。如果調解，此案肯定也能解決，但失去了此案判決對于全社會和對于司法制度的意義，受益的僅僅是該案的當事人。{恰恰是瀘州兩級法院的堅定判決，哪怕法學界對其法理細節小有爭議，例如，何兵：《冥河對岸怨屈的目光——析“二奶”繼承案》，載《法制日報》2002年4月7日；蕭瀚：《被架空的繼承法——張學英訴蔣倫芳繼承案的程序與實體評述》，載《私法》，卷 1輯2，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金錦萍：《當贈與（遺贈）遭遇婚外同居的時候：公序良俗與制度協調》，載《北大法律評論》卷6輯1，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鄭永流：《道德立場與法律技術——中德情婦遺囑案的比較和評析》，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4期；范愉：《瀘州遺贈案評析：一個法社會學的分析》，載《判解研究》（第2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何海波：《何以合法？對“二奶繼承案”的追問》，載《中外法學》2009年第3期}獲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并且更重要的是，從司法角度看，此案判決體現的基本原則和方向向全社會發出了一個關于家庭財產關系和制度的強有力信號，為各地法院今后對類似案件的類似處理提供了正當性和指導，便利了類似案件的解決，因此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它基于、確認和支持了我們社會的基本道德共識，同時也借此凝聚了這個社會目前的法律共識和道德共識。

對不同地區的法院也要考慮不同的審、調平衡。同是縣級法院，也許昌都地區的法院就可以更多調解，而成都郊區的調解就可以少一些。甚至在同一法院，對不同的法官也應允許不同。對于一位更擅長審判且效果良好的法官也許讓他更多判決就是好的，不僅社會效果好，也是對他的審判技能的充分發揮和有效利用，你要他達到一個他很難達到的調解比例，其實是浪費人才，浪費他的才能，就是資源使用不當；而對一位擅長調解的法官，即使沒有很高學歷，也予以尊重，也充分發揮他的能力。擅長調解的金桂蘭是好法官{關于金桂蘭法官的事跡和經驗，參見《基層法官的好榜樣——法官金桂蘭》，載《人民日報》2005年11月2日}.但公正審理案件的刑庭法官也可以是優秀法官，盡管后者只有判決。

據此，我反對對各級法院、各地區的法官和同一法院或同一審判庭的不同法官的審調比做出統一的硬性比例，并以此為標準展開評比。這不利于提高效率，不利于專業和職能分工，容易引發法官的反感，更容易引發造假，說到底不利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不應當用硬性指標，而要注意用制度激勵來促使法官解決實際問題。

五、能動司法和調解的法官

注意糾紛的以及當事人之間關系的性質只是調解成功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只是必要條件。和審判一樣，調解也需要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并且這些知識和技能必須附著于作為調解者的法官。培養人才的問題變得顯著起來了。

個人因素在調解和能動司法中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司法和調解從來都不只是知識和技能問題。當上述條件都基本具備之際，至少有時，調解能否成功，很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的就取決于調解者本人是否具有某些特質。這些特質可能包括，調解者（法官）本人的年齡、性別、耐心、氣質、社會經歷、道德權威（公正性）、體察社情和當事人的心思、熟悉方言（當事人若是講方言者）、語言生動富有感染力、善于發現隱藏的利益、會算賬（替當事人算賬）、善于提出各種安排，以及在不違反社會基本公正和情理的前提下適度的“不依法辦事”等等。某些調解者（法官）更容易獲得當事人的信任，因此調解就更可能成功。如果這種情況確實成立，那么就可以看出，挑選和培養有這類素質的法官就非常重要。挑選和培養也就不僅僅是了解審判和調解的知識和技能，而是注意選拔求真務實、善解人意、頭腦靈活、善于解決問題的人擔任特別是基層的法官。如果沒有這樣特質或具備這種潛質的法官，僅僅是一般地強調、重視甚至是支持調解也不一定能有實質性改善。

可以從馬錫五身上看到這一點。{張希坡：《馬錫五審判方式》，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許多人在贊揚馬錫五審判方式之際，都更多強調馬錫五的為人民服務精神，{《看“蒼天”，憶馬老，暢談人民法官為人民》，載《人民法院報》2009年8月19日}這當然重要并且是首要的，但馬錫五本人的其他諸多重要特質在這類敘事中被有意無意忽略了。馬錫五的年齡、資歷、本地人、隴東地區專員的身份等，這些特點都有利于強化他的政治、道德和法律權威，使得樸實的陜北民眾樂意接受他的調解。我在其他地方分析過的當代優秀法官金桂蘭同樣展示這樣的特點。{蘇力：《透視中國農村的司法需求》，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許多同樣的調解和調解方案，由一位年輕法官提出，就可能無法讓當事人接受，但如果是一位年長的法官就更可能接受了，或是胡錦濤或溫家寶來，也許不用多做調解，只要說一句，大致是“雙方都謙讓一點，要搞和諧社會嗎”，可能就可以達成協議了。這就表明，調解有、卻不完全是技術或知識問題，還取決于調解者的身份、地位和權威。

其實審判也是如此，盡管人們無意地忽視，而法界為了凸顯司法的知識和專業性有意地掩藏這一點。想想“法官老的好，律師少的俏”這句西方的俗話！如今各地法院的許多判決之所以引發申訴和上訪，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法官和法院的權威性不夠。我相信許多法官對此都深有體會。如果看到這一點，并理解這一點，那么在司法中，要注意培養和挑選具有這種素質和潛力的法官。也正因為這一點，我才一直堅持認為司法改革僅僅強調法官的知識化專業化是不夠的，認為在基層法院，特別是派出法庭沒有法學院畢業生的情況下，軍轉干部出任基層法官，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替代，至少從解決糾紛上看，可能比年輕的法學院畢業生更有效。{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特別是第10章}目前的問題是，如今“三門”法官數量日益增多，他們更擅長審判和適用法律，而當年的一大批法律專業知識不足但較為擅長調解的法官如今已陸續退出甚至早早被迫退出了司法一線。為了提高法官的專業技術能力和學歷水平，在 1990年代后期，許多地方的法官都對低學歷的法官采取了“一刀切”的行政措施，要求他們提前退休和離崗。電影《馬背上的法庭》（2006年）中就曾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參見蘇力：《崇山峻嶺中的中國法治》，載《清華法律評論》2008年第3期}法院荒疏了調解，不完全是法院思想重視不夠的問題，有人才篩選機制的問題，也有司法改革引發的有關調解知識技能傳承的斷裂。

六、激發律師調解

在商事案件（包括知識產權等案件）中能否適用調解呢？盡管這些案件更多是陌生人、城市的案件，從理論上看，似乎不可能，但從經驗來看，也有可能。宋魚水審理知識產權案件，仍然有近70%調解結案，有時還能做到“勝敗皆服”。{關于宋魚水法官的事跡和經驗，參見《公正的力量——記模范法官宋魚水》（上），載《人民日報》2005年1月13日；《和諧的分量——記模范法官宋魚水》（下），載《人民日報》2005年1月14日。另一位北京朝陽區的全國優秀法官，審理商事案件，調解結案率也達到近70%.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民二庭（審理商事案件）副庭長鐘蔚莉法官（她審理的案件調解撤訴率達到70%以上）。有關她的事跡和經驗，參見《2005“中國法官十杰”先進事跡》，載《法制日報》2006年2月27日。國外的研究也有性質類似的發現?？蓞⒖矗琒tewart Macaulay，“Non ?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 ：A Preliminary Study，”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vol.28，1963，p.55；Peter Vincent-Jones，“Contractand Business Transactions ：A Socio-Legal Analysis，”Journal of Law andSociety vol.16，1989，p.166；以及H.Laurene Ross，Settled out of Court：The Social Process of Insurance Claims Adjustments，2d ed.Aldine，1980.}這些例子表明，在城市地區的某些類型的案件中，只要對雙方有利，不訴諸正式法律和司法，調解也是可能的，甚至比農村更有可能，最主要原因是商業糾紛的訴訟和調解的機會成本不同。只要從成本上看，調解比判決更低，那么當事人就會追求，因此也值得追求。

因為從當事人的角度來看，審判不僅要付律師費，還有相應的機會成本，而只要審判的收益超出他/她的相關機會成本，真正明智的當事人和他的律師業就應當選擇調解結案。美國民事案件中有90%以上庭外解決就是一個證明。{“BeyondLitigation—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Mnookin，”Stanford Lawyer，Spring?Summer 1989，p.5；轉引自，Mary Ann Glendon，A Nation Under Lawyers，How the Crisis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is Transforming American Socie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24.}

但要想在這類案件中調解成功，律師應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在目前中國，問題是受到法條主義理念的影響，由于其訓練和執業習慣，特別是為種種貨幣和非貨幣利益驅動，有些律師往往沒有起到這種作用，甚至不利于法院調解。他們往往集中關注的是法律問題，程序問題，強調依法，太多想到“為法定權利而斗爭”，更多從法條上來看該不該打官司，而不是從對當事人最佳的層面來選擇訴訟還是調解。因此，律師有時成了不利于調解解決的因素。我認為從總體上來看律師應改變這種 “為權利而斗爭”的心態，而要在市場經濟中和職業發展中逐漸學會懂得為當事人盤算和獲取最大的實在利益，學會妥協和雙贏，自己活讓別人也活。訴訟標的為 1000萬財產，如果訴訟拖上三年，即使獲全勝，當事人的利益的實際損失也許仍然大于雙方各讓一步，收回800萬及時投資。這不僅節省了三年時間和雙方的律師費用，而且資金周轉后的獲利會遠遠超過妥協的損失。這樣的看似“無原則妥協”其實是更有原則的，更符合商人的或有商業頭腦的當事人的實在利益。“和為貴”并不只是倫理價值，其中也確有經濟價值。

要改變目前的律師職業文化，明智的法官可以利用其制度角色，河南省司法廳和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年9月1日聯合下發《關于充分發揮律師在訴訟調解工作中積極作用的意見》已采取了這一措施，{http://news.163.com/09/0902/09/5I6R6Q520001124J.html}教育和告知那些過于法條主義的或年輕好斗的律師，努力促使爭議雙方達成妥協但雙贏的協議。這個工作本來完全可以直接由法官來承擔，但鑒于目前中國的國情和商界情況，由律師啟發勸說自己的當事人可能更好一些，因為當事人可能更相信自己的律師而不是法官（甚至會懷疑法官）。

但目前有些律師可能不愿意庭外解決商業糾紛，主要原因之一這種做法導致按時收費的律師的收入降低——更多的法庭活動使律師有正當理由向客戶收費，對于那些業務量不足、知名度不高的年輕律師尤其如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全國或各地律師主管部門和物價部門應當在律師收費制度上做出調整，允許在協商和調解解決的案件中改變收費方式，以此鼓勵律師形成協商妥協雙贏的職業文化。

如果中國律師中形成了這種基于利益精算的協商妥協雙贏的職業文化，律師界就有可能成為調解的重要力量，成為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過濾和篩選機制，會大大減少需要開庭審理的案件，減輕司法工作負擔，有利于促成司法職業的真正職業化，同時成為社會和諧的潤滑劑。中國目前的律師的這種作用很不夠。中國律師業的職業文化從整體來看，還很有一點好勇斗狠的“小公雞”的味道

七、依法調解？

“依法調解”是當代中國調解中的一個政治正確乃至無人質疑的說法。{《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第4條第1款。又請看，羅干：《在全國人民調解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法制日報》2002年9月29日，曹建明：《在全國人民調解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摘要）》，以及段正坤：《在全國人民調解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摘要）》，載《法制日報》2002年9月29日}但如果仔細追究，這個說法在理論上有問題，從實踐上看則不可能成立，真照著做，一定會出問題。如果真的強調依法，為什么還要調解呢，你法官判決不就行了唄？在調解實踐中，成功的調解很少真正嚴格符合法律的相關規定，只是由于沒人追究是否嚴格依法了，因此我們就邏輯推定依法了。經驗并非如此。我想任何一位有調解成功經驗的法官都會贊同我的觀點。我也就曾分析過報紙報道的并作為金桂蘭法官的優秀事跡的成功調解，其中有很多其實是“違法”的或政治不正確的。{蘇力：《司法的合成理論》，載《清華法律評論》2008年第3期}最突出的一點是，要調解成功，往往一定要“背靠背”的交往，而這就涉嫌違反法官不得私下接觸當事人的規則。

判決的核心是法院強加于人——想想法律的定義：國家以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國家意志。而調解的核心其實是糾紛雙方以合約方式和平解決糾紛，只是有一個第三人于其中溝通，既是證人，也是溝通者，或是合約條款的設計者，在有些情況下，也有某種平衡談判協商能力的作用。在調解過程中，理論上是一切都可以協商，關鍵是雙方對各條款都基本能接受，哪怕不是非常滿意——那是不大可能實現的。這其實是契約自由和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則在糾紛解決問題上的實踐延伸。因為，從理論上看，雙方都能接受的合約，那一定是在現實條件下對雙方都最有利的解決辦法，即使某些旁人看來不大公道的合約條款，如果爭議雙方都接受，那也一定總體上來說對雙方都有利，其中涉及到利益的交換，即我在這方面吃點虧，你在另一方面要讓一點。合約中的具體利害關系交換可能非常復雜，法官若嚴格依據法律規則來評判注定會發現其中有太多的“違法”之處，但當事人冷暖自知，是“周瑜打黃蓋”的問題，是“青菜蘿卜各人所好”的問題。調解相對于判決的好處就在于它充分發揮了契約的適用范圍，減少了活壓縮了國家制定法的強制性，或者說只要可以合約解決，就不使用國家強制力。因此，在可以調解了結糾紛的條件下，如果還強調依法，其實就是不想讓調解成功。這或許也是近30年來法院調解成功率逐年下降的因素之一，盡管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同時這還可能是法官不愿調解的因素之一，因為這種要求使得法官一定要支付更多的個人努力。

國外的調解經驗也驗證和支持了這一分析。1999年主審微軟案件的聯邦地區法官就曾任命聯邦第7巡回區法院首席法官波斯納以“私人身份”作為此案的調解人。我曾分析過，如果是依法調解，那么該案主審法官自己就應有能力履行這項任務，無需任命另一位法官來調解，主審法官征召波斯納不是因為波斯納的法律知識比自己強，主審法官之所以強調波斯納以私人身份來調解，這就表明他不要求波斯納在調解中堅持法官的立場，不必須（盡管不排除）運用法律知識，而是要求他更多運用一些非法律的知識和技能。這意味著美國的司法過程和司法制度對其它知識保持了開放。{蘇力：《知識在法律中的力量》，載《法學》，2002年第12 期}

如果理解了這一點，那么要想促進調解的發展，就必須適度擺脫法條的約束，放松對調解的“依法”要求。第一，調解可以依法，但著眼點不是依法，而是調解成功。第二，從社會角度來看，背離了法律的調解不一定就不公正，相反可能豐富對法律的理解，創造新的法律。第三，在不關注是否依法的調解中，法律仍然在起作用——現行法律規定始終會成為調解雙方討價還價的籌碼。第四，調解中只要求作為調解者的法官不能從中謀利、有意偏袒一方，調解結果基本公道，距離中國社會的基本道德共識不能差距太大或過于遷就陳規陋習。

如果能夠基本認同上述分析，那么即使保留依法調解也只是一種修辭，提不提都不很重要了。調解和審判本身就意味著必須遵循基本的社會公正和社會規范，人們在提及審判是也并不總是提及依法審判。調解也完全可以如此，甚至必須如此。如果不放松這個依法的要求，調解就很難推動，法官會很多法條上的顧忌。除了前面說的見當事人的問題外，還有例如審限問題。調解一定耗時更多，要成功常常會超出審限，而這一依法的要求不放松，法官就兩邊為難。如果不宜立法明確規定審判的時限和調解的時限不同，那么也可以以某種方式允許各級院長有延長調解審限的權力。院長有這種權力至少目前看來不會引發什么大問題，因為由于制度的限制，現實中的法官和院長都希望盡快結案。

八、成本和激勵問題

放寬對依法的理解實際上是要降低法官調解——相對于判決——的某些成本。但僅僅降低這個成本可能還不夠，因為法官在能動司法和大調解中要支付的成本還不止這些，如果這些成本不能以某種方式進一步降低的話，那么就要考慮補償法官的額外支出。并且，這還進一步涉及到法院支付的成本。

注意，現在提倡能動司法和大調解最主要是因為它對社會和糾紛當事人有好處。這是社會的收益，但收獲者是糾紛的當事人，以及間接地是各地黨委和政府，而不是法官或法院。相反，由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法官和法院卻可能因這一制度調整支付額外的成本。如果不予以法院和法官適度補償，法院和法官就缺乏足夠的動力推進這項有社會收益的調整。僅僅是提倡和要求是不夠的。

在這個調整中，首先是法官會為調解付出更多。若強調調解并要獲得成功，法官肯定要比判決支付更多時間、精力，要搭上更多個人休閑時間，花費更多心力，設計更多的方案。這進而會增加法院的成本。如果調解比判決更費時間，那么單個法官處理的案件數量就一定會下降，但由于社會提交法院解決的案件數量至少在短期內不會急劇下降，因此除非原來法院人力非常寬松（事實是，中國目前各地法院絕大部分都人力緊張，最突出的表現是法官大量加班），否則各法院的人力就馬上會進一步緊張。法院顯然必須增加人手，但人手增加，辦案數量卻不會增加，訴訟收費自然也不會增加，甚至因為審調比例的改變而顯著降低?！对V訟費用交納辦法》第 15條規定，“以調解方式結案或者當事人申請撤訴的，減半交納案件受理費?！庇捎谀壳爸袊^大部分法院的大部甚至全部經費都來自地方財政的訴訟收費返還，這就意味著至少整個法院系統的經費比之前更為緊張，特別是基層法院的財政狀況。這使得法院系統整體說來缺乏動力推動能動司法和大調解。據此，我認為，目前法院和法官對能動司法和大調解的疑惑，有思想認識上的，但更多的是經濟的（成本的和收益的）。

這些擔心必須引起各級政府的高度關注并予以切實解決。要保證能動司法和大調解獲得實質收效，一定要使法官和法院有積極性，不能把這一調整的全部負擔都加在法院和法官身上。因此，原則上，一要降低法官的辦案數量，否則，繁忙的法官根本沒有能力真正貫徹這一調整。二要根據法官的工作量的實際增加而以某種方式增加法官的收入。如果法官為這一調整支付的額外勞動太多（例如加班），而收入（貨幣的和非貨幣的）不增，就可能導致至少是部分法官，特別是優秀法官、擅長判決的法官改行，退出法官隊伍。這就會對中國的法官隊伍的長遠發展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就法院來說，一些法院需要適當增加編制。在增加的人員編制中，至少在基層法院，可以更多利用目前國家在政法院校招錄培養體制改革試點單位實施的為基層政法機關定向培養的法律人才，2008年中央政法委員會、中央組織部、中央編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關于印發〈2008年政法院校招錄培養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政法〔2008〕28號）；2009年中央政法委員會、中央組織部、中央編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教育部、公安部、國家安全部、民政部、司法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公務員局、解放軍總參謀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再次聯合發出《關于印發〈2009年政法干警招錄培養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政法〔2009〕21號）。兩個方案確定由政法院校定向為基層政法機關培養法律人才。定向生的學費由財政負擔，同時發給相應的生活補助費。在校學習期間，還專門為這些學生單獨組織司法考試。根據事先簽訂的協議，定向生合格畢業后到基層政法機關工作。因為這些人的經歷、素質和技能相對說來更符合大調解和能動司法的需要。{蘇力：《基層法院法官專業化問題——現狀、成因與出路》，載《比較法研究》2000年第3期}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中央和各級政府一定要在財政上適度彌補在這一調整中法院的額外支出和財政損失。只有在這些具體措施的支持下，讓法官了解這種調整對于社會的整體意義，才可能促使法院和法官愿意推進能動司法和大調解。否則這一調整就會無功而返。

這算不上什么建議。一旦推開，各法院，特別是其中的基層法院，一定會遇到這類問題。我的分析其實已不是針對法學界，而是要提醒各級政府和相關領導，提醒高層級法院的領導，能動司法和大調解必定會引發的基層法院人力和財力緊張，呼吁他們為這一調整提供必要的投入。

也正因為上述分析，我才在本文一開始就判斷，盡管能動司法和大調解是法院系統的一次有方向意義的調整，但真正落實下來，其實際影響是邊際的，并且影響的程度和范圍在不同層級、不同地區的法院也不同。也據此，我認為總體上認為這只是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微調和完善，是資源的一個重新配置，是為了追求司法綜合效率的一次資源重新配置。如果理解了這一點，那么在推進中，就更需要慎重和穩妥。這說起來是帶有政治性的一項工作，推行起來卻更多是非常技術性的工作，要從成本收益上作出規劃和落實，而不是高唱改革。

九、能動司法與司法自制

我回到本文開頭說到的對能動司法進一步澄清和界定的問題。在目前中國語境中，我贊同能動司法的實踐，但能動司法這種表述可能會引發一些理論和實踐問題，如果拿到國際上去，至少能動司法在英美國家的司法語境中是一個有爭議并且目前是更多被詬病的司法態度。{參見，Sterling Harwood，Judicial Activism：A Restrained Defense，Austin Winfield Publishers，1996；ChristopherWolfe，Judicial Activism，2nd ed??Rowman Littfield Publishers，1997；Mark Sutherland，Judicial Tyranny：The New Kings of America Amerisearch，2005.在英美國家，能動司法（judicial activism）指的是法院或法官超越自己的依法辦事的制度角色，以司法的名義做出一些本該由立法、行政機關做出的帶有強烈政治性的司法決定，即使這種能動是出于良好的用心?？蓞⒖?，RichardA.Posner，The Federal Courts：Challenge and Reform，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96，p.318.}對這種能動司法的批評主要有兩點，一是制度性的，即司法不安分，僭越立法和行政機關的權力，以司法的（非民主的少數人決定）方式對需要以民主政治過程作出的決策，這種情況可能導致政出多門。二是實質性的，司法機關和法官，由于缺乏政治經驗、充分信息和利益平衡，往往在有社會公共政策寓意的問題上的決策出錯。

中國目前說的能動司法顯然不是這個意思。但在中國強調能動司法的過程中，這兩個問題也有可能發生。{事實上也曾有發生，最典型的是2001年的“齊玉苓案批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2001年7月24日公布、8月13日施行）。又請參看，黃松有：《憲法司法化及其意義》，載《人民法院報》（法治時代周刊）2001年8月13日。在此案中，為了追求憲法的司法化，即司法審查權，最高人民法院民庭放棄了本可適用的相關民事法律，直接訴諸憲法條文判案，由此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另一個典型案例是“李慧娟《種子條例》案”，相關情況可參看，謝遠東：《是越權還是護法：種子官司的意外綻放》，載《法制日報》2003年11月26日。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未加說明地廢止了之前就悄悄停止適用的“齊玉苓案批復”。請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廢止2007年底以前發布的有關司法解釋（第7批）的決定》（2008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57次會議通過）法釋〔2008〕15號，第26項。}只是由于中國政治體制的制約，并未或至少目前不大可能帶來重大社會后果。但司法機關還是應當注意記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因為單個人會有記性，但機構是不長記性的，否則還是會在其他地方在其他爭議上出問題，惹麻煩，包括引發一些重大社會問題，或者令司法和法官自身的權威受損。

因為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有這樣的內外部條件，可能引發司法能動主義。我就聽到不少法官有這樣的抱怨，其中之一是，某村的外來移民要求參與該村的土地調整（分地），而當年他們移民之際曾允諾不分地并獲得該村村民的同意，如今該村老村民自然不同意。當年的移民打官司，法院拒絕受理，當地黨政機關卻要求法院受理并解決糾紛。我個人認為，這類糾紛涉及公平正義問題，應當合理解決，但當地法院顯然無法也無力解決，而只能由至少是地方人大或行政機關通過制定一般規則來解決。法院一旦迫于壓力介入，無論怎樣處理都會惹出更大麻煩，引發更多爭議和糾紛，而政府和人大卻因此回避了自己理應承擔的政治責任。是的，此案中涉及公平正義，但司法只是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并不是第一道防線，千萬不能因強調能動司法或大調解，法院在這種問題上沖上火線，不是怕上火線受傷，而是受傷了也未必能解決這類問題。這里首先需要的是立法或行政的決定，而不是司法的決定。事實上，這種事情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四川各級法院都曾遇到過，而最終是通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決策機關共同努力解決的，并非司法機關獨家可以解決的。{參見王平：《災后重建中的司法策略》，載《破解——大地震下的司法策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9頁}

不僅是政治職能的分配要求法院必須如此，即使相對于決策的知情明智而言，司法也缺乏一般性的決策能力。司法的長處在于就個案做出合理判決，一般是矯正已經發生的個案中曾發生的不公。法院和法官缺乏足夠的涉及社會公共政策的知識和信息，也沒有足夠的內外研究機構和人員來獲取這類知識和信息——除非把法院變成另一個政府。因此總體而言，法院即使有心辦事，有心辦好事，也比憲法確定的法律政策制定機關更可能出錯，辦不了事還不是大問題，問題是辦壞了事。這也是能動司法中也同樣必須注意的憲政和法律制約。在這些問題上，法院要特別防止自己被輿論推著走出了自己的制度角色。

這實際要求司法機關特別是高層級法院和院長一定要有較強的政治意識。有政治意識不是為了更多“干政”，而是為了防止司法不恰當地主動“干政”或防止被要求或被迫更多“干政”。如果能動司法導致法院干了一些法院不該干、不能干和/或干不了的事，結果會對法院對法官的權威和形象都不好，也使這次調整受挫。

此外，用能動司法來概括中國司法并不準確，從長遠來看，也未必好。首先司法并不總是也不可能總是能動的，有時司法仍然要消極、被動——包括某些商事糾紛的調解，因為雙方律師完全有能力在大致平等的地位上協調砍價，達成協議。當代中國對司法的政治要求之一就是“服務大局”，這也意味著至少有時司法在大局面前必須消極和被動，盡管有時會是積極主動。即使在目前情況下，強調法官積極解決糾紛很有必要，但這是政治家針對中國社會和法治現狀作出的政策調整，若據此以能動司法來概括或要求作為整體的中國司法，未必得當；至少還需要經驗的驗證。我認為“實事求是”，“注重司法實效”，“解決實際問題”這種看似比較傳統然而更具涵蓋力的傳統表達對司法的長遠發展會更好，可能更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但這只是個人看法。因為中國的司法仍然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可塑性很強，其形態的基本穩定還需要時間，各種經濟、政治、社會力量都還在塑造它。但無論如何，它都必須回應中國問題，它必須從中國社會中生長起來。在這個意義上，如何概括、稱呼中國司法的特點也許不重要，只是人們對相關的利弊必須頭腦清楚，形成共識，也就可以了。

第三篇：能動司法和大調解制度的己見

對能動司法和大調解制度之己見

如果要評選近兩年法律理論與實踐中的熱點問題,“能動司法”一定可以算作熱點之一。這一思想一經提出,即成為各種研討會與各種法律刊物討論的主題。在諸多研討之中,“能動司法”的境遇可謂 “冰火兩重天”:一邊是法律實務界的熱烈追捧,一些法律實踐者將“能動司法”看成是解決實際的社會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另一邊是法律理論界冷靜的擔憂,一些學者們擔心如此的“全民能動”會發展成為“司法盲動”或“亂動”,有些學者甚至還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澳軇铀痉ā笔窍衿渲С终咚拇档哪菢泳?還是如其批評者所批判的那樣不堪呢?要準確地評判這一點,非得弄清楚人們所說的“能動司法”是什么不可!

一、概念

雖然“能動司法”“司法能動”乃至“司法能動主義”這些概念以及以之為基礎的司法哲學在西方已有很長的歷史,但這些概念在我國的密集出現是近幾年的事情。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是“能動司法”這一理論的積極倡導者,在某種程度上說,正是由于他的推動,這一概念才成為人們熱議的對象,并受到理論研究者與實踐工作者們的重視。王勝俊認為,能動司法就是要發揮司法的主觀能動性,積極主動地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當代中國法院系統倡導和踐行的能動司法, 是指司法主體為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積極行使司法權, 主動采取多種手段解決法律糾紛的一系列司法活動的總稱。能動司法具有主體、內容和客體三要素。法院及代表其行使權力的法官是能動司法的主體, 能動立法、積極司法、主動司法和有效司法則構成能動司法的內容。能動司法的客體是指能動司法適用的案件范圍, 主要包括疑難案件、社會廣泛關注案件和普通案件。

（二）特征

1、能動性

第一、由法律規范的特點決定的。無論法律規定如何細密,也不可能涵括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特別是無法預知未來的所有可能情形,因此,在實踐中總會出現法律未規定的情形。第二,這是由司法過程的性質決定的。司法過程無非是一個法律推理或法律論證過程,在這一過程的每一個環節中,法官都需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第三,這是由司法主體的特性決定的。每一個司法主體都是生活在一定社會中的人,都具有自己的價值判斷。

2、服務性

我認為,那應是司法的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在任何社會里,司法的目的都是為了維護一定社會的穩定、服務于某一社會的經濟發展、保障社會的和諧。也就是說,在任何社會里,司法都具有服務性功能,而不惟社會主義司法或我國的司法才如此。

3、“主動性”

主動司法是指法院及其法官在行使職權時, 在奉行審判職能被動性的前提下, 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 不將解決糾紛的場域局限于法庭, 而是主動地走向社會, 促進糾紛的解決, 引導秩序構建。具體而言, 就是法官代表法院, 走出法庭, 走向社會, 服務人民, 服務社會, 在更廣闊的領域彰顯公平和正義。

二、國外現狀

（一）美國司法能動主義

“司法能動主義，司法審查階段，90％的案件被調解解決。

（二）國內現狀

1、積極倡導能動司法。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站在全局高度, 多次要求在法院系統踐行能動司法。他強調: 能動司法是新形勢下人民法院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必然選擇。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用發展的眼光闡釋能動司法, 他指出: 人民法院應對金融危機的行動, 也是能動司法的生動實踐。司法能動作用的加強, 是當代司法的重要發展趨勢。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強調能動司法的人民性和時代性。他認為, 堅持能動司法是我國司法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我國所處的特殊歷史階段所決定的, 是時代對司法的新要求、人民對司法的新期待, 是司法權的本質屬性以及司法權運作規律所決定的。堅持能動司法既意義重大、前途光明, 又大有作為、使命光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充分認識到能動司法的社會性, 指出法院在處理經濟糾紛等案件時運用能動司法, 有效地化解了矛盾, 對維護社會穩定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 落實了司法為民原則。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積極倡導能動司法, 法院領導及廣大法官紛紛就能動司法的積極作用發表講話或文章。例如,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公丕祥就曾撰文強調

2、普遍踐行能動司法。各級人民法院特別是中級和基層人民法院在司法一線, 以司法為民為宗旨, 有效踐行能動司法。例如, 江蘇省各級人民法院堅持能動司法, 服務大局, 為“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山東省棗莊市薛城區人民法院牢固樹立“三個至上”的指導思想, 堅持“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題, 堅持能動司法。陜西省隴縣人民法院“能動司法八四模式”及其倡導的“一村一法官”工作機制?？傊? 能動司法在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已蔚然成風。

三、原因分析

（一）中國本土文化

這是因為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國情。重人際、和為貴是中國文化的傳統,有人稱中國的傳統文化是 “和合文化”。在以和為貴的傳統文化影響下,我們的糾紛解決也形成了注重調解的中國特色。通過調解實現既解決糾紛,又維持人際關系的雙重目的。鄉土經濟，熟人社會。

（二）實用主義工具

這是一種實用主義司法哲學。王勝俊在《致“人民法院能動司法論壇”的信》中就透露了這一點:“去年以來,各級人民法院堅持‘三個至上’工作指導思想和‘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工作主題,緊緊圍繞‘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充分發揮能動司法的作用,認真履行審判職責,為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做出了積極貢獻。”。

（三）中國轉型期構建和諧社會的需求

我國當前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由于社會利益格局調整,社會矛盾較為突出。同時,由于社會規制方式不完善、規制能力不足,糾紛的發生具有廣泛性。社會糾紛尤其是非常規的、群體性的糾紛的發生,呈普遍增長趨勢。如企業改制、農村征地、城市拆遷、山林土地水利權益糾紛以及各種利益群體為實現利益訴求引起的糾紛等等,表現出發生數量大、參與人員多、行為比較激烈以及負面影響較為嚴重等特點,需要我們高度重視。

（四）中國法治資源與司法能力的有限性

人員緊張，司法效率。

四、個人觀點

第一,應當充分注意我國社會轉型的法治需求,通過解決糾紛的司法活動建立規則,促進法治。我國社會正在轉型,其中包括由鄉土經濟與計劃經濟轉軌為現代經濟與市場經濟;由傳統的熟人社會、鄉土社會轉型為陌生的,主要靠規則來維系的現代社會。城市里的小區,樓上、樓下甚至對面住了誰,甚至相處幾年都不清楚。社會日益陌生化,靠人情已經不能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只能靠規則,靠一種共同遵守的,具有可預期性的規則,來維持我們之間的相互交往,來實現商品的生產與交換并維系社會的生存與發展。社會由封閉變為開放,以及在經濟、貿易及規則方面的全球一體化,更提升了對法治的需求。

第二,應當注意法院活動的獨立性,以司法權實現對行政權力的法律制約。不能擴大行政調解權力。

第三,應當注意司法程序的正當性,維系和發展這些年司法改革的成果。如果不能正確理解和適用調解手段,就會損害這些年司法改革尤其是審判方式改革的成果,使法院走回頭路,減弱法院審判行為的正當性。這些年的司法改革,應當說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例如在司法理念上,無論是檢察機關還是法院,都初步確立了程序與實體并重,(在刑事司法中)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理念。

第四,應當注意區別情況,采用不同的應對方式

一是司法管轄區的區別。即城市與鄉村有所區別。就現實而言，判決一般更適用于陌生人之間的糾紛，而調解等方式更適用于熟人之間的糾紛。當代中國目前仍有大約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的人際關系不僅復雜，最重要的是這種人際關系在糾紛解決后往往還要繼續維系下去。在這樣的生活世界中，從國內外的研究來看，調解一般說來都比判決更好。即使在一些小城鎮，在大城市的一些社區，在家庭中，甚至在商界，也存在這種值得保護的長期穩定的熟人關系，同樣對調解有需求。

二是法院層級的區別?；鶎臃ㄔ嚎梢愿噙m用調解，事實也趨于如此，但高層級法院則應更多關注判決。省高院、最高法院的業務則應集中關注判決的案件，因為一個判決可能產生的確認規則的指導意義會非常重大，也就是社會收益很大。甚至在同一法院，對不同的法官也應允許不同。對于一位更擅長審判且效果良好的法官也許讓他更多判決就是好的，不僅社會效果好，也是對他的審判技能的充分發揮和有效利用，你要他達到一個他很難達到的調解比例，其實是浪費人才，浪費他的才能，就是資源使用不當;而對一位擅長調解的法官，即使沒有很高學歷，也予以尊重，也充分發揮他的能力。擅長調解的金桂蘭是好法官，但公正審理案件的刑庭法官也可以是優秀法官，盡管后者只有判決。

三是案件類型的區別。從案件類型上講,強調調解,以及“大調解”機制的應用,更多地適用于普通的民事法律關系的調整,以及涉及群體性糾紛的案件,或因改革措施引出的、不太適合作簡單法律評價的案件。例如因某些行業提前下崗的職工起訴單位的案件等。而在其他訴訟領域,則應當比較慎重地使用調解或者注意使用的限度。一是在刑事訴訟中,目前雖然貫徹恢復性司法的理念,主張刑事和解,允許一部分案件進行刑事調解,但其只能限制于某些具備條件的輕微刑事案件,而不能擴大其適用范圍。

第四篇：司法行政調解經驗（2篇）

村級調解工作有“新招”

市東都鎮南鮑村是個有著1120戶、3780人的大村，也是泰安市綜合經濟實力百強村、綜合治理先進村，村人民調解委員會連續6年被市、鎮評為先進調委會，2000年被評為山東省優秀人民調解委員會。該村調委會有6名專職人民調解員，下設15個調解小組，有45人的聯戶信息員隊伍。他們在調解工作中推行了“九字”（公、快、準、細、防、宣、支、訪、參）工作法，使該村的調解工作呈現出蓬勃向上的好勢頭。

“公”----堅持公開、公正、公平

用該村支書李宗安的話說就是“一碗水端平”。在南鮑村，衡量干部的標準，就是看給群眾辦事是否公道。調解工作也是如此。2002年下半年，調解主任李宗林的弟弟與村民張某發生糾紛。其弟弟與村民張某針鋒相對，矛盾大有激化趨勢。李宗林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趕到現場，對張某明確表示：“對方雖然是我弟弟，但我決不徇私情，我保證‘一碗水端平’，處理好這起糾紛”。本來擔心李主任偏心弟弟的張某一聽放了心，也表示服從李主任的調處。事后，李主任果真公正調處了這起糾紛，張某十分感動，主動與對方握手言和。

“快”—??快調、快處理，防止矛盾激化

2003年4月12日12時，調委會主任李宗林接到信息員電話，村民楊某妻子張某意外死亡，張某娘家因懷疑女兒之死與其丈夫楊某有關，于是召集20多人，手持棍棒，欲為女兒討個公道，一旦雙方交手，后果不勘設想。調委會主任李宗林放下手中的飯碗，立即通知并帶領全體調解員迅速趕到現場，將張某娘家人動員到村調委會，協商解決。因事關重大，不僅需要耐心細致作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法律依據。李主任告訴對方，在事實沒搞清楚之前，任何人都不要先下結論，如果是楊某害死了張某，將依法處理，建議先請法醫做鑒定，查明死因，再做定論。最后經法醫鑒定，張某屬正常死亡，張某娘家人消除了誤會，并十分感激說，如果不是村調委及時制止，還不知道出現啥后果。

“準”----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

俗話說，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查準糾紛發生原因，依法調處，是做好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重要前提。為建設經濟強村，該村兩委帶頭搞起了奶牛養殖廠。村民李某和徐某簽訂了購買3頭奶牛合同，合同規定，以出生活牛為條件，每頭定價4500元。不久，李某的奶牛產下兩頭母牛，一頭公牛，徐某提出只要母牛不要公牛，雙方發生糾紛。調委會首先與李某、徐某一塊學習合同法，找準了法律依據，此合同部分條款約定不明，致使難以履行，經過調解員依法調解，雙方達成了協議，即時清結，一場糾紛依法得到了圓滿解決。

“細”----做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

調解糾紛需要做大量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他們堅持在調解工作中對當事人有耐心，對調解糾紛有信心。2003年7月，村民李某因急用向其弟借款5000元，正巧其弟手中無現金，李某認為弟弟有錢不借給他，雙方發生口角，大動干戈，如果事態繼續發展下去，勢必造成家庭不和。調委會得此消息后，及時趕赴現場，迅速進行了調解。經調查了解，李某弟弟并非有錢不借，而是因為承包工程款未到位，將自己的錢墊付了民工工資，導致家中無款。最后經過三番五次上門做細致的工作，終于感動了李某，兩兄弟消除了誤會，合好如初。

“防”----做好矛盾糾紛的超前預防

多年來，他們采取超前、跟蹤、重點、專項、聯合等多種形式，預防矛盾激化和糾紛的發生。村里6名調解員分成3個組，每組負責一片農戶的糾紛排查和調解，并堅持每月召開一次糾紛排查分析調度會。三年來，共預防重大矛盾激化7件，預防糾紛發生103件，維護了全村的穩定。

“宣”------寓法制宣傳與調解工作之中

村兩委以提高村民法律素質為目的，在村里建立了法制宣傳窗，每月一期法律宣傳知識；在村里建立了廣播室，每周一次宣讀法律知識；出資購置普法教材，每戶一套，黨員干部每人一套。針對村贍養糾紛苗頭，他們以自辦調解事例為體裁，征求有關當事人意見，由村里業余劇團編排成戲曲《調解主任》在全村演出，反映強烈，很受群眾歡迎。截止目前，村里未出現過不贍養老人現象。

“支”----支持當事人依法起訴

南鮑村的所有調解工作，都在村民監督之下，盡管他們不怕苦不怕累，但調解不是解決民間糾紛的唯一途徑，為保護公民的訴訟權利，對于某些實在調解不成的糾紛，就引導當事人走訴訟程序。2004年3月，村民李某與王某傷害賠償一案，雖經調解人員苦口婆心地勸說、教育，但李某對調解結果不滿意，認為調解人員偏向致害人王某，要求起訴，調解人員幫他到法院立了案。李某起訴后，法院依法予以了審理，其判決結果，比調委會調解時的賠償額還少200元，并責成李某承擔了一半的訴訟費。事后，李某來到調委會賠禮道歉，十分后悔當初不聽調委會的意見。

“訪”-----堅持調后回訪制度

調后回訪是他們的一貫做法，通過調后回訪檢驗調解工作質量，督促當事人實際履行，及時協助當事人達成變更協議，總結調解經驗，提高辦案能力。有些民間糾紛雖經調解自愿達成協議，但由于受習慣、心理等因素的影響，難免會出現意思表示不真實現象，影響協議的實際履行，如村里的李某與徐某賠償糾紛一案，由于徐某顧面子，當場表示10日內履行，雙方達成賠償協議，但意外情況使其又不可能按期履行協議?；卦L時，徐某提出變更請求，延長期限15日，調解人員及時做了李某的工作，李某同意并自愿放棄了部分損失的賠償。

“參”----當好村兩委的參謀助手

南鮑村調委會在做好調解工作的同時，主動向村兩委獻計獻策，對涉法方面的一些問題積極為村兩委當好參謀助手。2003年，村兩委根據調委會的建議修訂了《村規民約》，對農戶之間協議換地須得到村委會同意的規定納入《村規民約》，由此避免了因土地問題而發生的糾紛。幾年來，調委會共向村兩委提出合理化建議26條，被采納18條，為村里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南鮑村人民調解委員會按照“調防結合，以防為主”的調解工作方針，積極推行“九字”調解工作法，較好的發揮了人民調解的職能作用，出現了民富村安的可喜局面。五年來，村調委會共調處民間糾紛113件，預防糾紛發生162起，防止矛盾激化27起，糾紛調處率100%，成功率98%。該村連續十年無上訪、無矛盾激化、無“民轉刑”案件，為村里的經濟發展、平安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

47年糾紛不出村——探訪申陳村人民調解工作

“申陳村村委有特點，喇叭匠下鄉——找事干”，新嫁到申陳村的媳婦都這么說。坐落在萊蕪市萊城區口鎮的申陳村是個遠近聞名的“文明村”。外村嫁來的新媳婦剛過門，就會有村委上門來囑咐要做個好兒媳，還要上一年半載的道德法制教育課。省里“文明村”不少，可是能做到連續47年矛盾糾紛不出村的，卻并不多見。這個村的人民調解工作有何“高招”呢？記者帶著這樣的疑問，走進了申陳村。

申陳村是一個擁有184戶、535人的小平原村。東西走向的“財源大街”的和南北走向的“聚賢”大街把這個小村莊規劃地整整齊齊。兩條大街的街頭各建有一座古樸精巧的牌樓，“永安”、“永昌”相對，“和盛”、“鴻興”相通，引人注目，寓意深長。當記者問起申陳村是怎樣做到47年糾紛不出村的？村支書郭本成告訴記者：我們村每屆黨支部和村委都十分重視人民調解工作，把人民調解作為農村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牢牢抓在手上，堅持高標準建設調委會。幾十年來，黨支部和村委換了一屆又一屆，但由村委主任、調解主任、婦女主任和村民小組長組成的調委會模式始終沒變，村支書、主任親自抓調解、具體做調解工作，糾紛信息員全部由群眾選舉的村民小組長擔任。在搞好組織建設的同時，還建立了村干部輪流值班、民情分析、入戶專訪、上門回訪、糾紛調處登記、晝夜巡邏、學習培訓等七項制度，確保了調解工作的順利開展。由于工作到位，近年來，村里的村民們，想的是安定，圖的是發展，哪還有心思去說短論長鬧糾紛！

不過這并不是說申陳村就沒有了糾紛。村里糾紛多的年份達到幾十起，少的年份也有七八起。尤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糾紛的發生范圍、主體不斷擴大，由過去簡單的家庭、鄰里糾紛，發展到經濟糾紛甚至跨村糾紛。過去那種“兩頭哄、雙方瞞、壓住問題就算完”的做法，早已過了它的“保質期”。申陳村調委會主任常愛英說：“現在村民們都講法了，調解工作要了解民情，講究公道，更離不了國家法律?！贝迕駛兊姆梢庾R提高了，村干部的法律知識也跟著厚起來。只上過三年學的常愛英對有關婚姻、贍養等與農村關系密切的法律早已是爛熟于心。不久前，村里有戶人家男方因病去世，女方要帶著女兒改嫁，涉及到共同財產分割和繼承權的問題。這在以前，女方的陪送嫁妝是只能從墻頭上發過去，不能經過大門口，更不要說分割雙方共同財產了。不過，在申陳村調委會把婚姻法的有關規定講給了雙方以后，事情變得順利起來了。從此，村里寡婦改嫁就少了許多糾紛?！斑@叫做調解一件，普法一片”，常愛英主任笑著說。

“家和萬事順，村安百業興”，這個道理申陳村人都有著切身的感受。可這安定的局面，不是靠說出來的，而是村委一班人認真落實“調防結合，以防為主”的人民調解工作方針，扎扎實實干出來的。調委會常主任介紹說：對民間糾紛的調解我們做到了早預防、早調解、防“激化”、多回訪。針對重大節日期間婚姻戀愛糾紛較多，春耕、“三夏”、秋收秋種大忙季節爭水、爭路、爭機具糾紛較多，秋冬交替農閑建房、農作物儲存、宅基地糾紛較多，春節前后贍養糾紛較多的實際，超前部署，開展有針對性的重點排查走訪，發現糾紛苗頭及時采取針對性措施，有效地避免了許多矛盾糾紛的發生。一旦發生糾紛調解時做到“耐心、誠心、細心”，向當事人反復宣傳法律政策，提高他們的法律政策認知度，真正做到“法德結合，文明調解”。在調解糾紛過程中，嚴格依法進行，堅持“一碗水端平”，心里時刻裝著“公”字，做到“法、理、情”相結合。一聽說誰家有糾紛，調解員放下飯碗或掀開被子，抬腳就走是家常便飯。當事人找上門來，不但好言好勸，還給他們送上茶水，端上飯菜，即使雙方舞鍬弄棒，也是毫不猶豫地沖上去。對那些說話尖刻，刺耳難聽的當事人，我們不是以怒制怒，而是采用迂回策略，引導他們把心里話講出來，然后再誠心誠意地提出解決意見。2001年因舊村改造搬遷，有一家因老人暫時無處住而同另一家發生了矛盾，提出問題不解決就住到村委會，一時鬧得不可開交。我們采取相互通氣，分頭做工作的方法，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說理調解，最終問題得到圓滿解決。我們村里的黨支部、村委會、調委會成員都是經過嚴格考察、民主推薦的，在遵紀守法、尊老愛幼等各個方面，時時處處走在群眾前面。村里的財務政務實行公開，每季度進行清算并公布，村民心里明白，干部心里亮堂。幾十年來，沒有一起因為村干部和調解人員個人原因而引發的糾紛，村民們打心里相信我們，為我們村的穩定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正是有了這份“信任”和“責任”，申陳村才有了至今47年的“家和村安”，從而有了“萬事順，百業興”的好局面?，F在，申陳村擁有3家集體企業、2家股份制企業和4家民營企業，生意都非常紅火。去年，全村經濟總收入達到760余萬元，人均純收入已有3640元。一個“永安”“永昌”的申陳村已經邁出了它堅實的步伐。

申陳村47年糾紛不出村的經驗在全省加強“第一道防線維護社會穩定”大會上作了介紹,萊蕪市司法局結合加強“平安萊蕪”建設，在全市推廣了申陳村人民調解工作的經驗。相信不久的將來，將有更多的“申陳村”在萊蕪乃至全省涌現出來。那時，我們的“平安山東”建設就真正落到了實處。

第五篇：陳燕萍與能動司法

陳燕萍與能動司法

當下有那么一位熱門人物就是被贊為“百姓信服的好法官”，也是我很敬仰而感動的，她就是現任江蘇省靖江市江陰園區人民法庭副庭長——陳燕萍，作為一名基層法官，她致力于法庭審判工作，她到鄉村辦案，到當事人家里辦案，將工作方式的靈活性和法律規定的原則性充分地結合，以人為本的辦案理念和不徇私情的工作作風，使她審理的3100余起案件中無一錯案，無一投訴，無一上訪。她真正做到了“案結事了”，無形中將審判與執行一并解決，在全社會破解“執行難”的今天，她的辦案方式和經驗尤其值得總結和推廣。

在她的頒獎詞中用“美麗”詮釋了法律。柔情法官陳燕萍，在調解家庭矛盾、解決鄰里紛爭中，在關愛無助老人、幫助殘疾兒童中，讓我們感受著法律的美麗和溫暖。

她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積極面對生活的她，更是以一種積極的態度面對法官職業。她認為：一個好的法官，不能僅僅簡單地“坐堂審案、一判了之”，而要以能動的姿態主動化解矛盾。雖然身處基層，她卻總是胸懷大局，積極審理影響民生的案件。陳燕萍扎根基層的14年，也是她在社會轉型期的大背景下，身體力行地踐行“能動司法”的14年。

那么能動司法到底是指什么呢？

其實能動司法就是提倡司法的能動性，也就是讓法官在司法過程中秉承一定的法律價值，遵循一定的法律規則，并充分運用司法經驗，創造性地適用法律，從而理性地對案件的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作出判斷。

司法能動性關涉法官在司法過程中的能動司法問題，其最直接地體現為法官在法律適用中的自由裁量權。與司法能動相對應的概念是司法克制，司法克制要求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嚴謹地執行法律的意志，而盡可能地不滲入法官個人的信仰與傾向。當然，要對司法能動與司法克制作絕對的區分是極為困難的，事實上，司法能動和司法克制是法官進行自由裁量時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的程度問題，司法能動主義的維護者強調的是法官為了“實現正義”的使命，從而輕視對司法權的限制，而倡導司法克制的人則傾向于強調在民主國家中對司法權所應該進行的限制，并通過各種方式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進行限制。也就是說，自從提出了能動司法，法官就不僅僅是板著面孔，高高在上，坐堂聽案，去機械判案，而是應該主動地去接近當事人，了解案情，以準確而人性的判案，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把法律的公正與正義展示給人們。

在她看來，基層群眾訴訟能力較弱，很難適應現代法律體系的舉證規則，維護自己的權益更加的困難，正是因為如此，作為法官更應該積極行使職權，加強訴訟指導，發揚司法的能動性，還老百姓以公道。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張培成形象地概括：“陳燕萍辦案有?三多?：走路多，說話多，流淚多?！彼ぷ鞯膱@區法庭所轄20多平方公里鎮村，人們見得最多的是“陳法官”騎車到田頭、到漁船上、到工廠調查的身影。為方便殘疾人當事人，她把法庭開到農家院子里。面對情緒激動的當事人，她總是耐心地傾聽、不厭其煩地解釋。而當“弱勢”的當事人受到侵害，她的心就無法平靜。

陳燕萍一直堅持“現場必去，群眾必訪”的原則，尤其在處理鄰里關系、農村房屋買賣糾紛等案件時，她總要帶著原告來到現場，實地勘查。“基層的案子比較小，但矛盾并不簡單，深入到群眾中進行走訪，不?坐堂問案?，這樣既方便群眾又能充分了解案情，通過走訪群眾甚至還能更加充分了解案件背后的隱情，找到化解矛盾糾紛的切入點?！标愌嗥颊f。法律貼近民心，陳燕萍付出最多的是耐心。

她的說，無論辦什么案子，當事人帶著多大的怨氣，陳法官都會給對方倒上一杯茶，并且臉上始終洋溢著微笑。這種耐心與和善讓每位接觸過陳法官的當事人和律師都印象深刻。“基層的很多案子，案情并不復雜，但往往和贍養、離婚等涉及家庭關系的糾紛有關?！标愌嗥颊f，“在審理這些案子時，不但要做到于法有據，還要化解當事人心里的氣，做到法、理、情的統一，才能排除隱患，真正實現案結事了。”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耐心都能得到理解。在陳燕萍到當事人家中了解案情，或者執行判決時，也遇到過當事人的冷言冷語，有的當事人往她身上潑水，甚至以拳腳相威脅?！拔铱梢詣佑梅ň阉麄兙衅饋?，但我沒有那么做。”陳燕萍解釋，“那樣雖然能讓他們一時服軟，但會造成更大的隱患。法官不能簡單地一判了之，要讓人信服而不是屈服。”

“用百姓聽得懂的語言審案，用百姓信服的方式化解糾紛”

“在農村最重要的就是?釋法??！标愌嗥颊f，“很多時候老百姓不是蠻不講理，而是不了解法律。一旦法官用他們的語言把法律解釋清楚，知曉了法律規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她以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為依歸，嚴格公正地辦好每一個案件。她身體力行，以個案的公正裁決來實現普遍的司法公正，把普遍公正寓于個案的公正裁決之中?！苯K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公丕祥評價陳燕萍。

“我審的不是大案要案，但對很多老百姓來說，官司一生一次，影響一生一世?！标愌嗥颊f。當初，是做醫生的父親替她選擇了法官的職業，父親告訴她，醫生救死扶傷，法官主持正義；一個治療肉體的病痛，一個調整社會關系的癥結，都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澳阋斡浄ü偾懊娴?人民?兩個字。”這句話讓陳燕萍銘記終生。

“人民法官要把人民滿意作為評價標準。江蘇靖江市法官陳燕萍扎根法庭14年，群眾評價?案子到陳法官手里，我們放心，心里踏實。?這種樸素的語言，就是對她的最高評價，說明她真正成了一名?人民法官??！弊罡呷嗣穹ㄔ涸洪L王勝俊如此評價陳燕萍。

“當我看到一對鬧離婚的夫妻吵著進來，笑著出去；當一個案子村里所有人都調解不了，我能調解的時候，有一種很強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标愌嗥颊f，“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天下無訴’。”

看了陳燕萍的事跡之后，我深深的感覺到她的偉大與司法能動的重要性，是啊，在鄉村，在基層，法律成了少數人的法律，而真正應該受到法律公平正義的庇護的，需要法律去維護權益，伸張正義的老百姓卻往往不懂得法律的程序，規范。這樣一來，司法能動的作用更能體現，法官的責任，職責更需要去履行，這不僅僅是關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我們都期待，國家機關，法治機構能更加重視司法能動性，能有更多像陳燕萍這樣的好法官出來維護百姓權益，弘揚社會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