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走向21世紀的中國法學》

2000年10月30日 09:46 文正邦

內容提要

本書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通過對我國主要部門法學理論（法理學、法史學、憲法學、行政法學、民法學、婚姻法學、經濟法學、刑法學、勞動法學、民事訴訟法學、刑事訴訟法學、行政訴訟法學、國際法學，以及“一國兩法”理論）的成就和矛盾運動的嶄新概括和深入分析，特別是對其中的新觀點、新理論、新學說、新流派、新方法、新體系的探究，并跟蹤考察其未來發(fā)展趨向，力求科學、準確、全面地總結我國法學發(fā)展的經驗和教訓，探尋其客觀規(guī)律，著重揭示跨世紀之交的中國法學的未來走向，展望其發(fā)展的遠景。

序 言

張友漁

中國法學應當面向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走向21世紀的中國法學》一書在這方面作出了可貴的努力和探索。

進入90年代以后，我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以及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都會有更大的發(fā)展，在這世紀交替的時期，國際國內形勢都給我們提出了更加重大的歷史任務，要求我們要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而努力奮斗，中國法學也理應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來科學地總結法學發(fā)展的經驗教訓，揭示法學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展望它的未來發(fā)展趨勢和方向，無疑是法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光榮任務。《走向21世紀的中國法學》通過對我國十幾門有重大影響的法學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發(fā)展道路的論述，力求深入系統(tǒng)地來回答這一重大課題，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法學這一宏偉目標而積極思索。盡管這種努力不一定能完全達到上述目的，其中的見解和論斷也不一定都十分準確，但畢竟是一個很好的嘗試，作出了很有益的開拓性工作。

有鑒于此，特撰數(shù)言，是為序。

1991年11月20日

前 言

大凡面臨時代轉折、社會發(fā)展將邁出新的歷史步伐之時，往往都會激勵起人們巨大的創(chuàng)造性精神以及理論探索熱情，本書雖然不是對走向21世紀的中國法學的方方面面所作的毫無遺漏的理論描述，而是從一個特定的范圍和視角，即選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十幾門法學理論來進行典型考察--但這種典型性研究只要是合乎科學性要求，就可望成為對中國法學走向21世紀的一種濃縮。所以本書的書名以及內容也就不回避這一重大主題，并把注意力集中于通過作者們的共同努力以期達到上述目的和效果。正由于本書給自己規(guī)定了如此艱難的任務，所以其創(chuàng)作和形成過程經過了長期的醞釀和準備，而且是艱辛的理論積累和苦心思慮的產物，是奮力探索的結果。在這整個過程中，都得到了重慶出版社有關領導和編輯的大力支持和鼓勵，并使得本書由科學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出版。特別是本書得到了法學界前輩張友漁先生的熱情支持，他在逝世前為本書寫的序言，成為了他一生鼓勵后學者的最好證明。對這些我們都深表感謝。

本書作者是由一批在各門法學中有所造詣、且思想敏銳的中青年學者組成。作者們在寫作過程中均經過了潛心研究和反復推敲、數(shù)易其稿，可謂是其心血的結晶。但由于我們是處在這樣一個飛速變化的時代，以致要緊緊追隨信息的“爆炸”和知識海洋的奔騰擴展，即使殫精竭慮也很難做到，加上水平所限，疏漏之處恐在所難免，因此懇切希望法學界前輩和同仁們熱情批評教正，我們當視此為對自己的最大愛護。

本書由文正邦主編。作者們的具體分工情況如下：

導論：文正邦；法理學：文正邦、程燎原、吳家如；法史學：耘耕、王人博；憲法學：文正邦、付子堂、田培炎；行政法學：楊海坤；民法學：趙萬一；婚姻法學：曹詩權；經濟法學：石慧榮；刑法學：姚輝、李永昇；勞動法學：楊顯光、顧雪飛；民事訴訟法學：張衛(wèi)平；刑事訴訟法學：龍宗智；行政訴訟法學：王棋國；國際法學：佟小鄂；“一國兩法”理論：文正邦。

全書由文正邦設計、組織、統(tǒng)稿。同時，耘耕對其中數(shù)門法學，陳里程對國際法學，于安、姚輝對行政法學，佟小鄂對“一國兩法”理論，趙萬一對婚姻法學，王人博、劉霞對憲法學，魯天文對導論等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并由韓德云將本書目錄翻譯成英文。盛時動、王斌也作了文字性工作。在此，對這些同志都一并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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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世紀中國觀后感

不屈的中國

——《世紀中國》觀后感

近來觀看《世紀中國》，感慨很深。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將軍當天向全世界通電，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在東北將原北京政府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改為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擁護國民政府的政治行動，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東北易幟”。

張學良說：“我們?yōu)槭裁匆讕茫繉崉t是效法某先進國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軍閥操權，妨礙中央統(tǒng)治，國家因此積弱。其后軍閥覺悟，奉還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強。我們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權力，舉政權還給中央，以謀求中國的真正統(tǒng)一。”

張作霖被炸死后，東三省議會于1928年7月2日一致推舉張學良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7月4日，張學良正式主政東北。他受命于危難之時，集國難家仇、內憂外患于一身，面臨的軍政形勢十分險惡。日本要他實行”自治“，揚言如蔑視日本警告，日本將自由行動；南京國民革命軍則敦促他早日易幟，實現(xiàn)全國統(tǒng)一。由于張學良將軍有著強烈的愛國思想，在當時全國各地高漲的反日浪潮推動下，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替換共和五色旗。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東北易幟"。張學良將軍當天向全世界通電，宣布這一消息，維護了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尊嚴，挫

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攫取中國東北的陰謀。國民政府至此獲得了形式上的統(tǒng)一。這僅僅是形式而已。舊軍閥是被消滅了，但是新軍閥隨之產生了。中國當時被外國占領的地方有：澳門-葡萄牙，香港-英國，臺灣-日本，外蒙古。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許，日本關東軍島本大隊川島中隊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數(shù)人，在沈陽北大營南約800米的柳條湖附近，將南滿鐵路一段路軌炸毀，稱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即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fā)動進攻。次日晨4時許，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五大隊從鐵嶺到達北大營加入戰(zhàn)斗。5時半，東北軍第七旅退到沈陽東山嘴子，日軍占領北大營。戰(zhàn)斗中東北軍傷亡300余人，日軍傷亡24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也是它企圖把中國變?yōu)槠洫氄嫉闹趁竦囟扇〉膰乐夭襟E。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頂峰，使中國國內的階級關系發(fā)生重大變動。自古以來，有國必有防，無防國不立。強烈的國防觀念，既是衡量一個民族生存的重要標志，也是構成一個國家綜合國防實力的重要因素，全民國防觀念強，維護國家生存與發(fā)展的觀念就強。一般的情況下，在外敵入侵的時候，以喚起人民抵御外患的國防意識；而在和平時期，人民最容易滋長無敵國外患的麻痹思想和茍且偷安的心理。古今中外的事實教育著人們：沒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走向衰落的民族；國防觀念淡

漠的國家，是走向滅亡的國家。為了中華民族的強盛，就一定要增強全民的憂患意識，把我們的國防建設搞好。

悲慘的歷史，我們不敢忘記：“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訓我們時刻銘記。為此，我們要從現(xiàn)在做起，努力學習文化知識，鍛煉強壯的體魄。把我們偉大的祖國建設的更加繁榮富強！

第三篇：2018法學考研畢業(yè)生走向何方

2018法學考研畢業(yè)生走向何方

內容來源：凱程考研集訓營

近些年，北大清華、人大、中財、中國政法、外經貿的法學專業(yè)一直比較熱門，薪資令人羨慕。各個公司、企業(yè)、政府部門和行業(yè)部門需要大量的具有法學背景的人才加盟。北師大的學生則大多數(shù)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公檢法機關、公司企業(yè)、律師事務所、金融機構等工作。

如何成為吃得開的法學人?

想靠個人之力在艱難的就業(yè)環(huán)境下破局，學習法學專業(yè)的人才就要在成長上下足功夫。

史詩認為，首先，學法學，學術基礎和能力要扎實。很多學生覺得上大學就是為了找份好工作，所以一入學就開始忙著實踐，忽略了專業(yè)基礎的鞏固和扎實。其次，要看重相應的社會能力，如提升英語水平，參加司法考試及時拿到資格證，參加其他方面職業(yè)資格能力的考試，獲取更全面的能力，而非只鉆研法律方面的事情。之后，學法律最終會走向社會從事實務工作，實習經驗和求職能力也必不可少，但前提是已經具備了扎實的專業(yè)基礎，并且有重點地找?guī)讉€行業(yè)、幾家單位，進行一段比較固定、長時間的實習。走馬燈式的實習看似能增加履歷，卻起不到積極的培養(yǎng)作用。

雖然學法學不是必須參加司法考試，但作為選拔優(yōu)秀法律人才的必要途徑，通過司考也是法學人才培養(yǎng)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在就業(yè)環(huán)節(jié)，司法從業(yè)資格證書不但是硬性門檻，往往也被視為成才指標。即便是北大這樣的名校，在培養(yǎng)法學人才的過程中也很重視與司考能力要求的恰當結合，以此對學生的思維方式和能力加以訓練，讓學生能真正掌握發(fā)現(xiàn)、分析、解決問題及參與法律事務的能力。

解廷民認為，從我國加強依法治國的遠景來看，優(yōu)秀法學人才未來將擁有更廣闊的就業(yè)空間。同時，未來建設高素質法律人才隊伍這一趨勢，將對法律人才標準提出更高要求。在專業(yè)院校接受過系統(tǒng)培養(yǎng)，并且具有司法從業(yè)資格，兩者兼?zhèn)涞姆扇瞬旁诰蜆I(yè)時將更有優(yōu)勢。

法學專業(yè)就業(yè)方向有哪些?

中國政法大學就業(yè)中心主任解廷民介紹，目前法學專業(yè)就業(yè)方向比較多元，除了中央、省市、地方三級黨政司法機關和律師事務所等傳統(tǒng)領域外，各類企事業(yè)單位也需要法務方面的專業(yè)人才。

對于很多想學法學的人來說，律師是一個夢寐以求的職業(yè)。在某律所工作的法學畢業(yè)生周一文(化名)介紹，高端的律師工作確實很有吸引力。本科在北京某律所實習期間，他獲得的收入和不少人的工資相當，每天伙食補助就有50元，工作環(huán)境極佳。“第一天實習為了給大家留下好印象，我主動申請打掃衛(wèi)生、整理雜物，結果被大家嘲笑，因為這些工作都有專人負責。”

高薪與職場上的縱橫捭闔，的確讓很多人羨慕律師行業(yè)。周先生后來正式工作才發(fā)現(xiàn)，律師行業(yè)非常看重資歷和業(yè)績。不同的事務所，不同級別、領域的律師收入差別很大，新人入行要熬很長一陣子。但無論級別高低、能力大小，共同的特點就是累，常常要把工作帶回家里，出差也是家常便飯，好不容易熬出頭，又要整天應酬，掙的也是辛苦錢。

各類企業(yè)目前是吸納法學本科畢業(yè)生最多的領域。除了法務部門外，還有不少人從事與法律沾邊的企業(yè)核心業(yè)務。在一家投資銀行工作的法學專業(yè)畢業(yè)生張航介紹，目前金融領域也受到很多法學畢業(yè)生的青睞，雖然不是和專業(yè)直接對口，但同樣會用到不少所學知識。

法學為何就業(yè)難? 為何北大清華人大中國政法就業(yè)不難？

法學專業(yè)給人就業(yè)難的印象，客觀上主要來自兩方面原因：一方面，目前開設法學專業(yè)的學校數(shù)量已高達600多所，人才培養(yǎng)規(guī)模過大。傳統(tǒng)的法學強校在就業(yè)市場通吃，而弱勢院校人才培養(yǎng)能力不足。很多學校長期以來的優(yōu)勢并不在法學上，往往也會開設這一專業(yè)，其辦學素質和基礎比較薄弱，導致人才培養(yǎng)質量難以滿足社會尤其是一線城市對于法律人才的需求。

另一方面，法律行業(yè)共同體(公、檢、法人員，律師等)具有較高的準入門檻。“逢入必考”，當律師就要考難度很高的國家司法考試，當公務員更要考百里挑一的公務員考試，這便擠壓了很多法學畢業(yè)生的就業(yè)空間。很多法學畢業(yè)生都有這樣的經驗，想從法律行業(yè)共同體轉入其他就業(yè)領域往往游刃有余，而想從其他領域轉入法律行業(yè)共同體則很難。這是因為與法律相關的核心行業(yè)對于能力有著很強的硬性要求，而不少法學專業(yè)畢業(yè)生達不到這一標準。如中國政法大學本科生司考首次通過率在70%左右，這一數(shù)字看似不高，但其實不少院校本科生司考通過率尚不足10%。其門檻之高可見一斑。

法學專業(yè)就業(yè)難，也包含一定的主觀原因，如很多法學專業(yè)學生自身學習方法和能力存在不足，對專業(yè)和未來職業(yè)的認知度也存在一定誤區(qū)等。想要擠過求職大軍，獲得那些讓其他專業(yè)學生羨慕的法律高端崗位，就要避開影響成才就業(yè)的負面因素，成為一個吃得開的法學人。

學法學到底哪家強?

作為廣泛開設的專業(yè)，考生在報考法學時也有很大的選擇空間。總體來說，開設法學的院校可分為政法類院校和綜合類院校，兩者在人才培養(yǎng)上各具優(yōu)勢。目前，政法類院校雖然也擁有各類其他專業(yè)，但呈現(xiàn)法學專業(yè)一家獨大的局面，學科地位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具有豐厚的教育資源，師資隊伍更雄厚，法學專業(yè)學科方向齊全。而且法學專業(yè)學生數(shù)量多，如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專業(yè)學生占全校總數(shù)的60%以上，這便讓校園具有了濃厚的法學學術氛圍和學習氣氛。在校園里和人萍水相逢，寒暄兩句就會聊到法學上。像中國政法大學這樣的院校，在法學之外同樣擁有不少其他專業(yè)，提供跨專業(yè)、復合型人才的培養(yǎng)模式。在就業(yè)方面，政法類院校畢業(yè)生在社會和行業(yè)上具有更廣泛的認可度，擁有一定的品牌優(yōu)勢。目前我國知名度最高的政法類院校有五所，也就是所謂的“法學五院”：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從教育部學科評估結果來看，法學專業(yè)居前十的學校里，“五院”就占了4席。

一些以法學為優(yōu)勢專業(yè)的一般院校，尤其是綜合類大學，也不示弱。史詩說，一流的綜合類大學更有利于培養(yǎng)跨專業(yè)跨領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不同學科可融會貫通、互相交流，更容易讓學生培養(yǎng)出對社會多角度的觀察理解能力。法學是一個社會學科。學生不僅要具有法律知識和能力，還要用到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方方面面的綜合性知識，判斷分析法律問題和法治現(xiàn)象。在人文、社會學科豐富的綜合類院校，學生擁有更便利的條件開拓學識視野。

不過，綜合類大學法學專業(yè)的實力和社會認可度往往也和大學自身的名氣掛鉤，如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廈門大學、吉林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

第四篇：中國會計世紀名師

中國會計世紀名師:

王化成 1963年2月生,中國人民大學會計系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全國會計專業(yè)碩士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中國會計學會財務成本分會副會長,中國會計學會副秘書長,中國總會計師協(xié)會常務理事,中國成本研究會理事,英國卡迪夫大學中國會計、財務與管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會計研究》、《中國會計與財務研究》等雜志特邀編審。研究方向及主講課程為財務管理、財務分析、預算管理等。主要著作:《國際財務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管理》、《企業(yè)財務學》。

謝志華 1959年10月出生,現(xiàn)任北京工商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副校長。目前主要從事金融市場、企業(yè)改制、國有產權運行模式、出資者財務、所有權監(jiān)督、母子激勵與約束機制、預算體系與預算機制、財務管理、審計和投資管理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至今已發(fā)表論文160余篇,出版學術著作有《審計管理》、《會計報表結構分析》、《貨幣商品經營論》等四十多本,其中專著七本。已完成和正進行的國家、省部級和大集團公司課題十余項,主持了二十多家企業(yè)的改革設計和體制設計。

湯谷良 1962年生,普納思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著名財務學家,博士生導師,北京工商大學會計學院院長、教授。主要從事企業(yè)財務的研究,在集團公司財務、資本結構、財務政策、公司預算管理、財務體制等方面有所創(chuàng)建,是公司“經營者財務”學說的倡導者。現(xiàn)已出版《公司財務政策》、《湯博士點評中國財務案例》等專著3部,主編《預算管理的構造與運行》,合著《高級財務學》,《企業(yè)財務學》等30部財務專著,發(fā)表論文40多篇,并多次獲得國內貿易部、北京市、中國會計學會、北京商學院等有關單位的獎勵。近年來,湯教授在財務咨詢、策劃方面具有較高的社會知名度。

伍中信 1966年生,湖南衡陽人,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伍中信是我國會計學產權學派的發(fā)起人和重要代表人物,作品被譽為“中國會計學產權學派的奠基之作”,“財權流”已成為我國財務學的主流觀點。近年來,在《光明日報》、《會計研究》、《管理世界》、《財政研究》、《國有資產研究》等專業(yè)刊物上發(fā)表論文100余篇,其中,在國家專業(yè)一級刊物發(fā)表20余篇。主要專著有:《財務治理結構論》、《產權理論與中國會計學》、《現(xiàn)代財務經濟導論——信息、產權與社會資本分析》、《財務公共關系理論與實務》、資本市場機構財務運作》、《高級財務管理理論研究》、《資本經營財務概論》等。

楊雄勝 1960年2月生,南京大學會計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會計學會學術委員、管理會計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學會秘書處副秘書長。曾在《會計研究》、《財政研究》、《金融研究》、《財貿經濟》、《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中國經濟問題》、《中外管理》、《財務與會計》等報刊雜志上發(fā)表論文200余篇,已出版《現(xiàn)代成本管理》、《會計學概論》、《會計咨詢與服務》等十余部專著、教材。連續(xù)八年獲中國會計界最高學術獎--中國會計學論文獎,曾直接參與財政部《內部控制--基本規(guī)范》、《貨幣資金》、《采購與付款》、《銷售與收款》、《工程項目》等五個全國性規(guī)范文件的研究、起草。

張為國 1957年1月生。任中國證監(jiān)會監(jiān)首席會計師,并繼續(xù)兼任上海財大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注冊會計師協(xié)會常務理事、中國會計學會理事、中國評估協(xié)會常務理事、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成員。主要研究財務會計理論與實務、會計研究方法、會計思想史、財務及會計與證券市場關系研究等;主要著作有《會計目的與會計改革》、《當代中國會計問題研究》(英文)、《租賃會計》等。

陳毓圭 1961年生于江蘇。在財政部會計司工作。主要從事財務會計改革方案設計和會計準則制定,并在聯(lián)合國國際會計標準政府間專家工作組以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擔任中國代表,進行國際會計協(xié)調工作。發(fā)表了多篇學術論文、調查報告和專著。主要著作:《宏觀財務與會計準則》、《宏觀財務論》、《論財務會計改革》、《論改進企業(yè)報告》等。

曲曉輝 1954年生于吉林伊通。中國第一位會計學女博士和第一位會計學女博士生導師。現(xiàn)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廈門大學會計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廈門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財務會計和國際會計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會計準則建設、會計國際協(xié)調、物價變動會計、集團會計與財務等領域有所建樹。先后主持國家項目3項、部級重大項目2項、部級重點項目3項,其他部級及國際項目4項。出版著作《論物價變動會計》、《會計準則研究--借鑒與反思》等14部(含主編、合作);發(fā)表論文60余篇,入選國際會議論文7篇。

陳信元 1964年8月出生,經濟學(會計學)博士,博士研究生導師,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教授, 院長;《會計研究》、《中國會計與財務研究》編委;中國會計學會學術委員,中國會計教授會理事。主要研究領域為財務會計。主要著作:凈權益會計論》、《合并會計報表》、《新中國會計思想史》、《高級財務會計》、《會計學》、《財務會計》等。

孫

錚 1957年生于上海市,現(xiàn)任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會計理論、財務理論、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在《會計研究》、《實務稅務》(臺灣)等境內外期刊雜上發(fā)表論文累計80余篇,在境內外公開出版的專著、主編、合著的書籍13本,參編的書籍21本,其中專著《論證券市場管理中的會計規(guī)范》(96年版)1998年獲國家教育部全國普通高校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經濟學三等獎。

魏明海 1964年3月出生,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會計信息與投資分析、財務理論與公司治理、國際會計。出版《盈利管理研究》、《財務戰(zhàn)略:著重周期性因素的影響》、《公司高管的會計責任:前世通公司CEO法庭審理分析》、《管理激勵、業(yè)績評價與會計研究》、《會計理論基本結構》、《我國會計協(xié)調測定與政策研究》等6部著作。主編《會計理論》、《比較會計概論》、《基礎會計學》、《工商企業(yè)會計》、《股份公司財務管理與會計》等7部教材。在《管理世界》、《中國會計與財務評論》、《會計研究》和《審計研究》等刊物發(fā)表學術論文80余篇。

劉

峰 1966年2月出生于安徽省無為縣。現(xiàn)為中山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現(xiàn)代會計與財務研究中心主任。目前的研究內容為:我國會計準則制訂與實施效果的驗證等問題、資本市場信息披露與監(jiān)管的案例研究、珠江三角洲區(qū)域專業(yè)化下中小企業(yè)的生存模式與成本戰(zhàn)略。在《會計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發(fā)表論文70余篇,出版《會計理論》、《會計準則研究》、《會計準則變遷》、《市場經濟下財務會計基本理論與方法研究》等著作、教材近20部;關于會計基本理論、會計準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

張先治 1957年2月生,現(xiàn)任東北財經大學財務與會計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會計學院副院長。中國成本研究會理事、南京理工大學教授、臺灣東吳大學客座教授。主要研究企業(yè)財務管理與績效評價。主要著作:《經濟效益研究》、《企業(yè)資本經營論》、《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研究》、《財務分析》、《企業(yè)重組財務與會計問題研究》。

劉明輝 1964年5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xiàn)任東北財經大學雜志社主任、《財經問題研究》常務副主編、《東北財經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曾在《會計研究》等省級以上刊物發(fā)表學術論文、譯文共320余篇,其中60余篇被權威雜志轉載,37篇論文獲政府有關部門或學術團體的獎勵;近年來先后主持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2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1項、財政部、教育部等部級以上科研課題16項;作為中國注冊會計師獨立審計準則組的資深專家,參與中國注冊會計師獨立審計準則第一至第六批共42個項目的研究、起草和修訂工作;先后編著、主編、參編各種學術專著、教材、教學參考書及工具書共62部,其中本人獨立撰著或主編共31部,個人累計著述字數(shù)約1200萬字;其主要代表作有《獨立審計準則研究》、《審計學概念與方法》、《公司財務理論》、《審計》、《走向21世紀的現(xiàn)代會計》、《企業(yè)會計設計導論》、《獨立審計學》、《財務管理》、《管理咨詢》等。

于增彪 1955年7月出生,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執(zhí)業(yè)注冊會計師。主要研究興趣: 管理會計、行為會計、預算及管理控制系統(tǒng)、成本管理、薪酬與激勵制度、職業(yè)道德、管理會計與流程優(yōu)化。發(fā)表學術論文50多篇、著作10余部。主要著作有《管理會計》、《行為會計基礎研究:一個基本的理論框架》。在我國行為會計、成本控制和預算管理等學術領域具有重要影響。

王立彥 1957年2月出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國際會計與財務研究中心主任,《經濟科學》副主編。研究領域:會計信息與價值分析、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成本管理、環(huán)境核算和業(yè)績等。主要著作:《官方統(tǒng)計與國際比較會計》、《宏觀核算整體化構架研究》、《股份公司會計、財務、國際化》。

羅 飛 1952年5月生,現(xiàn)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會計學院院長,會計學博士研究生導師,會計學博士后聯(lián)系導師。其主要研究方向在財務會計、成本會計、國際會計、財務管理等方面。公開出版各種著作20多部,發(fā)表論文百余篇。科研成果多次獲得政府部門和各級學術團體的獎勵。主要著作:《企業(yè)成本學》、《企業(yè)特種會計》、《成本會計》。

趙德武 1963年10月生,西南財經大學副校長、會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資本市場下財務理論研究。先后獨著或參著出版專著5部,發(fā)表論文80余篇,主編、副主編、參編教材及工具書20多部;承擔完成各類課題16項;獲獎項目20多項。主要代表作:《中國會計管理模式研究》、《會計計量理論研究》、《財務管理》、《財務經濟行為與效率分析》。

孟 焰 1955年8月出生,中央財經大學會計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學術研究方向和興趣: 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企業(yè)融投資中的財務與會計問題,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企業(yè)業(yè)績評價與激勵機制,中西方會計比較。迄今已在世界著名學術刊物英國《管理會計研究》和我國《會計研究》、《財政研究》、《審計研究》、《金融研究》》等著名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100余篇,獨著、主編、參編了《西方管理會計的發(fā)展及對我國的啟示》、《管理會計學》、《西方審計學》、《會計英語》等著作10余部。

薛云奎 1964年3月23日生,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博導。現(xiàn)任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院長和中國會計教授會秘書長。薛云奎教授從事會計與信息技術的理論研究,在財務會計理論、會計準則制定等領域發(fā)表了大量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多項教學與研究成果獲得各種獎勵。主要著作:《會計大趨勢:一種系統(tǒng)分析方法》、《會計準則制定的方法論研究》、《會計頻道》。他提出的網(wǎng)絡環(huán)境下的管理集成與會計頻道概念,已得到國內外會計學界的普遍認同。薛云奎教授是我國會計與信息技術領域的開拓者,他致力于縮短與國際上的學科差距,注重會計學科領域的拓展和新興學科的創(chuàng)建。

宋獻中 1963年9月出生,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其研究領域主要是企業(yè)社會責任會計、財務理論與機制、資本運營與財務戰(zhàn)略、稅收籌劃等。出版《企業(yè)社會責任會計》、《財務理論與機制》、《稅收籌劃與企業(yè)財務管理》個人專著三部,出版《財務理論與公司政策》譯著一部,主編和編寫《財務管理》、《公司理財》、《中級財務管理》、《重組財務》等教材和其它著作十余部。在《中國工業(yè)經濟》、《會計研究》、《財政研究》等雜志上公開發(fā)表論文70余篇。主持和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財政部、中注協(xié)和省有關部門課題10余項。

耿建新 1969年出生47歲,中國人民大學會計系教授、博導。國研室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政策年鑒》總編輯、“中國政策網(wǎng)”創(chuàng)始人。主要從事政策科學理論和方法論的研究;經濟政策和經濟理論的研究;政治、經濟、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研究;地方財源建設、效益財政和政府采購研究;后勤產業(yè)化、社會化研究;國有資產管理和國有企業(yè)改革、改制方案及實證研究;縣域政治、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綜合研究;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yè)發(fā)展研究;能源安全與行業(yè)發(fā)展研究;信息產業(yè)、汽車產業(yè)等產業(yè)研究;“三農”問題研究。發(fā)表論文70余篇,撰寫、主編、參編著作20余部。主要著作:《現(xiàn)代公司會計管理》、《企業(yè)集團會計管理》、《高級會計學》。

孫菊生 1964,江西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教授。在國內外重要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共20篇,代表性成果:《經營者股權激勵的治理效應研究》、《目標成本規(guī)劃解析》、《表外籌資會計問題研究》等。

傅 磊 1951年12月生,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會計學院院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財務會計理論與實務、財務管理實務。在主要學術刊物發(fā)表論文60余篇,出版專著、譯著5部,出版教材9部。主要著作:《我國企業(yè)財務管理的回顧與思考》、《財務管理》、《財務會計學》等。

王建忠 1957年生,天津財經學院教授。現(xiàn)任天津財經學院會計系主任。天津市審計局特約審計員,中國會計學會會計史研究組成員、秘書,中國中青年財務成本研究會理事,中國會計與財務研究》編委,天津珠算協(xié)會理事兼大學工委主任。主要著作:《會計全書》、《中國會計簡史》、《中國審計簡史》等。

張杰明 1954年1月生,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審計理論與實務。主要著作:《現(xiàn)代審計基礎結構研究》、《當代審計學》、《當代西方審計》等。張杰明,經濟學博士。歷任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廣東省信宜市副市長、廣州市審計局副局長,2003年5月就任廣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

王光遠 1962年出生,廈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其研究涉及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審計乃至經濟學各相關領域。在《會計研究》、《審計研究》、《經濟評論》、《管理科學學報》、《中國經濟問題》等重要學術刊物上發(fā)表了百余篇論文,獨著、合著、主編著作10余部。主要著作:《制度基礎審計學》、《現(xiàn)代財務結構》、《管理審計理論》、《決策會計學》等。

李若山 52歲,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MPAcc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MPAcc項目中心主任、財務系主任、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咨詢專家、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專家委員會委員。致力于會計、審計理論及財務方面的研究。已在國內外雜志上發(fā)表論文200多篇,出版專項教材等15本。主要著作:《審計案例》。

黃世忠1962年9月出生,廈門國家會計學院副院長、廈門大學會計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目前主要從事報表粉飾、財務舞弊、合并報表和國際會計等方面的教研工作,發(fā)表近百篇學術論文、出版著作十部、譯著四部,主持和參與了國家、省部級科研課題十余項,多項研究成果獲得國家和省部級獎勵。主要著作:《長期股權投資會計與合并會計報表》、《股份制改組中的資產評估理論與實務》、《中級財務會計學》等。

張龍平1966年2月出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會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是我國知名青年審計專家。曾在《會計研究》、《中國注冊會計師》等全國一級刊物上發(fā)表有影響的論文數(shù)十篇,在經濟科學出版社、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等出版有影響的專著二十余部。主要著作:《注冊會計師審計控制系統(tǒng)研究》《審計》、《獨立審計準則導論》等

龔清浩(1909-2001)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博導,著名會計學家。主要著作:《會計辭典》。

第五篇：中國法學流派

中國法學流派淺論 鄭州大學 付承為

提到中國法學流派一詞，目前學界尚無系統(tǒng)明確的論述，或者說，在大多數(shù)學者看來，中國不存在法學流派。筆者以為，多數(shù)學者對“流派”一詞的定義還是局限于目前的西方法學流派的定義，即有系統(tǒng)的自圓其說的理論，有許多學者的支持和完善，有大量的獨立性標志，有自己明顯的甚至于偏激的觀點，有較長的時間跨度和較寬的空間跨度??

筆者以為，這是一種形式上的界定。所謂流派，應是從不同角度來闡釋法、理解法、宣揚法，促進法與社會的同步接軌（盡管法律總是滯后于社會的發(fā)展），解決實際的法律問題，解放人們的思想，從而實現(xiàn)法律的最主要功能——提供穩(wěn)定的、可預測的秩序，以便人們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合理預測未來，安排自己的人生。這是筆者認為的實質意義上的可以被稱之為流派的標準。

在確定了實質意義的標準之后，筆者將闡述中國法學四大流派——權利本位論流派、法條主義流派、法律文化主義流派、本土資源論流派，下面一一闡述各個流派的核心觀點，以及筆者的個人意見。

權利本位論流派

本流派著眼于中國法學的發(fā)展方向，即強調中國法學的應然。此流派以張文顯先生為代表，他認為，法理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就是權利義務關系，而在這個關系中，權利是本位性的，即是說權利是中國法學的核心、追求和著重點。張文顯先生提出此觀點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特別強調義務、強調階級斗爭的國家來說，這樣的提法無疑是需要的，但這種提法給他本人帶來了很多麻煩，毫無疑問，他遭到了許多的批判，甚至他的導師都公開反對他。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推行，中國學界接收了許多的西方思想，權利本位論的價值越來越得到學界的肯定，張文顯先生也就成為了中國法理學的領軍人物之一。但是，這種觀點的正確性筆者持懷疑態(tài)度，筆者更傾向于英國學者哈特的觀點，即法律規(guī)則理論。哈特認為，法律規(guī)則可以分為第一性規(guī)則和第二性規(guī)則，第一性規(guī)則即是義務性規(guī)則，它是根本性的規(guī)則，第二性規(guī)則是權力性規(guī)則，是附屬性規(guī)則，因為權利的享有依賴于相對應的義務的履行，未有義務，權利便無從談起。筆者進一步認為，義務本位論是基于邏輯和哲學意義而言的，而權利本位論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口號，是一種類似于啟蒙運動的號召，它的學術性價值其實并不是太高（相對于解放思想而言），更多的是一種對學界的沖擊，是一種對中國法律人和普通民眾的啟蒙，而且，它的作用已經出現(xiàn)，因為目前學界幾乎所有的理論都強調公民的權利，批判國家機關的絕對權力，而且，公民的法律意識普遍增強，我國訴訟案件急劇增多，法律工作者也大大增加。從這個意義上講，它的價值是非常大的。

中國一直以來強調義務，致使我國形成了義務大于權利的法律體系，義務大于權利必然會導致人們對法律的規(guī)避，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社會的許多潛規(guī)則，而權力本位論有利于沖破這種規(guī)避法律的現(xiàn)象（雖然它帶有一種矯枉過正的意味），使我國形成權利義務相

平衡的法律體系，樹立公民對法律的信任，形成公民對法律的忠誠，而不僅僅是將法作為一種工具。這對我國法律的發(fā)展無疑是最重要的。

法條主義流派

該學派沒有什么理論，基本上說它是一種態(tài)度，即不討論法的應然問題，不涉及政治性的敏感問題，將法學的研究局限在對法條的解釋和歸納上，以法條為基準、中心。此流派可以說在中國很早就已經出現(xiàn)，在當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知識分子都變得謹慎，只能在非政治非現(xiàn)實的范圍內進行研究，尤其是法學這樣一個和政治掛鉤很強的學科，要想“保住自己”，就要注意自己的言論。這種慣性一直延續(xù)到今天，是今天仍有許多這樣的學者。再者，有些學者們要想做出點“成績”，不得不說一些違心的話，發(fā)一些違心的文章，當然這些文章都是嚴格的遵守“法律規(guī)定”的。

應該指出，我國目前的立法現(xiàn)狀其實非常糟糕，許多法條之間存在著矛盾，基本法和司法解釋存在矛盾，法和“適用辦法”之間的矛盾就更為突出。因此，首先，在中國，法條主義注定會因法條本身的不完善而陷入困境，以致不會有什么研究成果；再者，中國法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將法律這種工具變得在國民心中神圣起來，培養(yǎng)國民對法律的忠誠，減少規(guī)避法律現(xiàn)象的發(fā)生。而法條主義顯然對這個問題于事無補。因此，筆者對法條主義的存在必要性很是懷疑。

法律文化主義流派

法律文化主義的出發(fā)點是來自西方的法律是否可以和來自中國的文化相融合。這一流派的提出者是梁治平先生，他的核心觀點就是文化決定論，即每個民族在實踐中所遇到的問題基本相同，但是卻會形成不盡相同的處理方法，而這種不同的根由就是文化類型或者說文化式樣。而法律就是一種典型的處理問題的方法，因而法律的不同從根源上來講，是文化式樣的差異造就的。也就是說，中國法律就是中國文化的產物，西方法律就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將西方的法律用到中國的文化土壤上的嘗試的合理性是很小的，或者說，或者說中國要想建成和西方那樣的法治，需要從文化層面著手。

法律文化主義可以說是對近年來我國向西方學習但是學習效果卻不盡人意的一種思考和一種試圖的回答。首先，法律文化論對法的不同的原因的分析止步于文化，沒有進行深層次的探索；再者，此論是一種嚴重的對中國文化的不自信為基點的，這就導致其結的必然失真性。但是此論的最主要價值體現(xiàn)在于，將文化列入的法學家研究的范疇，但這種價值也存在著一定的風險，那就是泛文化論——幾乎將所有的社會現(xiàn)象的原因都歸于文化，將文化一詞的含義無限夸大。

法律文化主義的最大弊端在于將中國今年來的學習西方法律的努力和進路給予了否定性的評價，將在已經對傳統(tǒng)法制失去信心的中國法學界不知去路，再次陷入迷茫。

本土資源流派

本流派注重西方所謂“普世法律”的中國化問題，或者說將兩者加以結合，實現(xiàn)中國的法治。本論不像某些傳統(tǒng)的學派用中國傳統(tǒng)的

理論來附會西方理論，從而論證我國古代法律的先進性，通過這種方式來達到一種心理上的滿足，并在主觀上否認西方法學的強勢（我不認為強勢就是先進）。朱蘇力提出本土資源論，其本土資源指的是“民間法”，即一種區(qū)別于國家制定法的民間的通行規(guī)則，簡而言之就是習慣。蘇力在法律規(guī)避的語境下引出了這一概念，他的核心論點就是強調立法對這些民間法的適當吸收，從而減少公民尤其是農村公民對法律的規(guī)避。從更深的層面講，一個導致諸多規(guī)避的法律體系是一個惡的法律體系，這樣的法律體系絕對不可能培養(yǎng)公民對法的信仰和忠誠，而對法的忠誠和信仰是中國法律在目前的環(huán)境之下最需要的東西，或者說中國法律的“幼稚”就是源于忠誠和信仰的缺失。

筆者對本土資源論很推崇。近代以來，由于整個民族的狂熱學習西方，導致了嚴重的對傳統(tǒng)中國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代，以至于目前法學界的真理都止于西方，當我們問到“什么是正確”的時候，我們聽到的許多回答都是“西方國家就是這樣做的”。這種不信任嚴重妨礙了中國法學的發(fā)展，或者說我們目前的中國法學中幾乎沒有中國的概念。理論界基本的研究就是批判我國目前立法和司法然后用說教性的語言解說西方的相關情況，而實務界則以鄙視的眼光看待理論界，他們將理論界看作是只會說空話的書呆子。

在這種背景下，強調中國的本土對法律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這將使法律和中國現(xiàn)實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是中國法學真正成為研究中國法律問題的法學，這將不僅培養(yǎng)公民對法律的忠誠和信仰，而且有利于實務界與理論界的和解，這對中國法學的發(fā)展至關重要。

筆者以為，無論是哪個流派，無論其從哪個角度來探究中國法學，對中國法學理論的豐富化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國法學流派同時帶有相同的通病，他們都沒有自己獨立的哲學基礎，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呼吁。這是中國自百家爭鳴以來就有的通病，中國所謂的學者，就是提出自己的理論，然后博取統(tǒng)治者的贊同和施用，從而將自己“送入孔廟吃冷豬肉”。中國法學流派的觀點也帶有附和政治的色彩，或者我們可以換一種角度——美其名曰實用主義哲學。其實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幾乎所有社會科學的通病，若是期望找到真理，我們只能希望中國的政治色彩不在這樣濃烈，給法學一個真正自由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