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改革的現狀與前瞻

司法改革的現狀與前瞻

中國的司法改革在過去的十多年里一直是一個非常熱門的公共話題。但是這

一、兩年來，關于司法改革的議論好像多少顯得有點低迷，不是那么紅火、提神。司法改革面臨司法機關、法院自身難以克服的很多問題，它涉及到國家整個政治體制的改革和完善，遠遠超出了單純的審判領域或有限的司法領域。

司法改革已經推行了十五六年，如果要對迄今為止的司法改革作一個回顧和評價，國家檢察官學院的張志銘副院長說有點一言難盡的感覺。在法制日報社與贛州中院共同主辦的以“中國司法改革的現狀與前瞻———地方法院現代化建設”為主題的“贛州司法論壇”上，他引用了前人的兩個詩句“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道出了這份感覺。

中國司法改革的現狀

多年以來一直走在司法改革最前沿的北京大學賀衛方教授在論壇上演講時說，大家都知道，中國在發生著變化，而這種變化最大的一個方面正好是在大家所工作的領域，是過去十多年間改革最具活力的一項，就是司法體制改革。

賀衛方說，司法體制改革可以解決有些人希望在政治領域改革能夠解決的問題。比如說如何保護公民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我們想方設法地通過公正的司法制度的建立，通過法官素質的提高，程序正義的實現，審判過程的更加公開，執行體制的理順、證據制度的改造，檢察權和審判權的合理構造，律師對司法過程的更深刻的參與，使公民權利得到更好的保障。如老百姓與政府之間的糾紛，可以把案件起訴到法院，當事人不需要對司法公正有任何的擔心，這就意味著國家的政治生活發生的變化，法院成為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西方有些國家，比如美國，連總統競選中因選票發生糾紛，這樣的沖突居然最終是由法院作出裁判并決定，良好的司法體制保障了政治生活的有秩序的進行，保證了最高權力的和平交接，而司法制度在政治關系的調整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賀衛方看來，法院不應成為改革的先鋒。法院為什么要進行改革？就其本性而言，法院就是一種強有力的保守精神的機構，因為司法機關應當是現行秩序的維護者 1

而非破壞者。

但是，中國的司法改革還是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如開放法院，為保證這種公開，老百姓拿著身份證就可以去法院聽取庭審，同時，多種多樣的改革也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如青島中院的主審法官制的改革、成都中院的審判長的改革，為后來在全國推行的審判長選任制度開辟了道路。一段時間，不少法院突破了法院組織法的規定，成立“經濟糾紛調解中心”，某個法院甚至成立了“房地產糾紛法庭”，專門審理房地產糾紛，河南有一個區法院推出了“先例判決”制度，即要求后面的案件必須依據前面類似案件的判決而判決，還有，廈門思明區法院率先推出“法槌改革”，敲響了華廈第一槌，推出了“宣誓改革”，即證人到法庭作證前必須手按憲法宣誓，保證所言為實??列舉起來，這類改革簡直可以說是不勝枚舉的。

那么，這些改革究竟成效如何呢？賀衛方說，在大眾傳媒上，我們看到了仍然是不能夠讓人樂觀的信息，出現了許多要求對法院進行監督的呼聲，法官也感覺不到自己的偉大和光榮。別的不說，就說法院的財政與法官的待遇問題，不論是法院和法學界都不斷呼吁，但這樣的呼吁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這是我們在改革的推進過程中遇到的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中國司法改革的道路盡管曲折，但從前瞻的角度看，前景還是非常光明的。張志銘教授認為要看到和強調兩個必然。

第一、法治是中國社會轉型、社會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轉化的必然。

中國現在是一個轉型社會，這種轉型導致的一個趨勢就是法治，就是要建立法治國家，這樣來講轉型中國的法治趨勢可能比較抽象，其實只要我們稍加觀察和思考，也可以發現法治趨勢是一種顯著的生活現象。比如我們每個人原來都屬于國家的某個單位組織，現在情況大不相同了，單位組織對個人的約束明顯削弱，很多人甚至都不再是“單位人”了。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社會轉型使得政府用來調控社會的經濟資源、權力資源、意識形態資源大大減少。從前每一個人都是全方位的“單位人”，是國家的人、政府的人，離開了單位、離開了國家和政府很難生存下去，因此，政府的指令和意識形態能夠通過單位組織充分發揮整合社會的作用。現在不同了，利益高度分化、社會高度分化、人心高度分化、意見日顯多樣，社會結構不同了，為達致社會整合的社會治理方式也要做相應的調整。這個調整就是從人治、德治、政策治到法治，就是邁向法治的必然。

第二、通過司法改革、政制改革強化司法在國家和社會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實

現法治、建設法治國家的必然。

實行法治必然要強化司法和法院的作用，從世界范圍看，法治社會是司法作用高度凸現的社會。張志銘說，中國的司法和法院已經是并將繼續是一個“朝陽產業”，對此人們已有廣泛的共識。總之，看到并強調這兩個必然，有助于我們增強信心，在目前司法改革面臨許多難題、從而使人們在情緒上顯得低迷的時候，有助于使我們鼓起探索問題、解決難題的勇氣。

如何看待中國的司法改革

對中國十多年來的司法改革成就，應該有一個恰如其分的評價。有些學者認為，到目前為止的中國的司法改革其實并沒有取得什么真正貨真價實的成就，如果硬要說有什么成就的話，可能只有統一司法考試，但統一司法考試只能算一個“半拉子工程”，因為它只是解決了考試的問題，司法官資格授予的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獲得資格后如何進入法律職業的問題，這種改革的意義顯然要大打折扣。

張志銘教授認為這樣來看待中國的司法改革太過挑剔、太過消極了。他個人認為，中國二十多年的司法改革，其成就是非常巨大的。這不僅表現在觀念認識上、人員素質上、物質設施的改善上，還表現在司法機關的組織構造和實際運作上。尤其是對中國司法發展所面臨的問題，目前學界、社會和司法實務界在認識上已取得高度一致，都認為中國的司法改革及相關的政制改革，就是要在整體上克服三個方面的弊端：一個是司法的地方化，一個是司法的非職業化，一個是司法的行政化。

盡管中國司法改革的推進遭遇種種困難，但從今后看，從它可能取得的成就看，取決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克服和解決這三個方面的問題。發現問題是解決問題的一半，如果這句話成立的話，那么對于中國司法的這種高度一致的問題意識不就是我們已經取得的一種了不起的成就嗎？張教授感慨地說，倒退五年、十年我們能如此清晰地表達自己對中國司法的看法嗎？當然，中國的司法改革和司法進步還表現在許多顯性的方面，如辦公設施、審判場所的改善，人員素質的提高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說，十余年來，我國司法改革的進程無論是從規模上，還是從具體改革方案方面都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特別是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后，或是出于對96年體制建構中欠缺之處的彌補，或是出于對司法實踐工作機制的諸多完善，司法實務界紛紛出臺了多項改革舉措，理論界對司法改革問題的研究也逐漸成為一門顯學。但如果我們稍加留意的話，我們會發現近兩年來司法改革的步伐正在放慢，具體的原因有很多，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許多改革措施欠缺應有的生命力。

清華大學法學院張衛平教授認為，在我國經濟體制加速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社會意識、觀念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參政、議政的意識在不斷強化，同時政治體制也在不斷跟進，相關制度的透明化、公開化和程序化以及權力的監督制約也都在不斷被強化。但目前的中國畢竟處于轉型時期的社會，處于新舊體制轉接過程中，與此相應，我國的地方法院也是轉型期中的地方法院，因此不能奢望在法院現代化的建設過程中一下擺脫原有制度的制約，只有逐步地改進，甚至通過局部的改良來實現法院的現代化。

司法機構現代化建設

中國的司法改革、司法制度建設如果要有一個比較完好的設計的話，可能不得不有賴于各地方法院基于自己區域特點、地方特點，基于自己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狀況，作出針對性的努力。

賀衛方說，從一個地方層面上觀察，一些涉及司法制度的框架問題是必須認真考慮的，首先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縱向分權的問題。

地方司法設計的第二個問題是司法官員的選任標準是否應當在高層次法院和較低級別法院之間有所區別。過去我們討論法官選任問題，多半只是籠統地討論，很少結合不同層次法院的法官所從事工作的差異作出有區別的論證。基層法官所處理的案件尤其是民事糾紛大多跟本地的風土人情有著密切關聯，相應的，法官也需要有“人情練達”的素養。許多糾紛只是一些利益的平衡而已，法官在處理這類糾紛時很難像科學家那樣精密判斷，這只能取決于法官的崇高威望。實際上，司法也有某種類似于“接受美學”的道理存在。同樣的話，出自不同人的口，對當事人的說服效果是很不一樣的。基層法院的法官固然要有良好的法學修養，同時，民眾的信賴也是至為關鍵的。而那些經常對案件中的法律問題作出解釋和判決的高層次法院的法官，相對而言，重要的是學理精湛。所以，我們有必要對于基層法官的選任標準加以再思考。

最后一個問題涉及到更整體化的事項，那就是如何發揮基層社區包括鄉村精英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問題。

賀衛方教授建議可以考慮更多地發揮地方精英的作用，是否可以讓農村里既有年資，又有聲望的人們不僅僅只擔任調解工作，而是每周兩天開庭審理一些田土細故類

型的糾紛和輕微的刑事案件，對他們的判決不服者，才能夠上訴到縣一級法院？他說，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在建立一種合理的地方司法制度時應當通盤考慮。

張衛平教授認為，地方法院的現代化建設就是一個消除原有地方法院體制的弊端，使其能夠滿足社會主義現代法治要求的過程。地方法院的現代化應當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硬件方面，即地方法院具有滿足地方現代司法所需要的人、財、物———高素質的審判人員、具有保障法院高效率運作的財力和物質條件；其二軟件方面，具有適應現代法治的法院體制和司法理念。法院體制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法院體制問題由于關涉多方面的問題，因此在地方法院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應當是最困難的基本作業。

人們已經比較一致地認識到，當下法院體制所顯現的主要問題是：法院結構和運作的行政化、法院司法的非獨立化、法院人、財、物的地方化，審判人員的非職業化等，這些問題彼此之間又是相互關聯和交叉的。張衛平指出，這些問題的存在無疑是法院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地方法院現代化建設的一個主要內容和任務無疑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張志銘教授強調，今后的司法改革應當特別關注地區差異，處理好中央與地方、整體與局部的關系。現在很多地方法院都把“建設現代化法院”作為整合自己的改革和發展的口號，現代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詞語，其含義比較深刻。他說，這幾年，地方法院的改革熱情可敬可佩、改革成就可圈可點，可以說，中國司法改革的很多舉措都是自下而上發生的。但與此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地方自主的司法改革面臨著也許更為嚴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考量，而且也不大可能造成國家司法制度在整體上的邁進。

如何激活中國的司法改革

充分的法治一定是中國的未來。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陳衛東教授認為，激活未來中國的司法改革，有三個路徑值得參考：

第一、司法改革的進行與司法改革理論的研究應當集中在體制改革上。我們推行的改革更多應當是總結實踐中的寶貴經驗，從整個體制上或者從一個體制入手來推進，而不能僅僅局限于工作方法、人事制度乃至服飾、儀式上的變化。應當著重解決縱向上公、檢、法三機關的相互關系與權力配置問題，調整后的權力機制應當實現權

力高效運行但又不失制約的效果。

第二、改革的推進應當尊重司法規律，從司法活動的內在要求入手、從建構科學體系的角度出發來進行，而不能忽視司法活動的內在規律，想當然地任意推行各項改革。改革措施的設計應當經過理論上的縝密論證，形成的方案應當先行試點，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再予以推廣。

第三、司法改革過程中有關制度的建構應當放到整個世界的司法平臺上考慮，要具有全球性開放目光，不要更多地以“國情”為借口對世界通行的制度與規則大打折扣。在這種理念指導下開展的司法改革與相關制度設計才具有與世界其他國家對話進而相互借鑒、相互交流的可能。否則一味地抱守中國的國情與現狀，“閉關鎖國”式開展改革，中國的司法改革之路只能是越走越窄。

清華大學的張衛平教授指出，實現法院體制的轉變和改革是法院現代化建設的基本方向和目標，這一點必須明確，一個獨立的，具有高素質審判人員的，有相應物質保障的司法機構的存在是法治運行的基本條件。因此，我們應當堅定不移地朝向這一目標邁進。所有的司法改革和法院現代化建設的措施都應當服從這一目標，都應當是邁向這一目標的具體措施。而不是阻止邁向這一目標。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注意到地方法院現代化建設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基本作業，也就必然體現社會轉型的基本特征。討論和實施地方法院的現代化建設均不應當脫離這一背景。

法制日報2004-10-14 13:51:28蔣安杰 李青

下載于中國律師網

第二篇：司法社會工作人才培養的前瞻與思考

司法社會工作人才培養的前瞻與思考

王 偉

[摘要]司法社會工作是我國新近產生卻極具發展潛力的專業之一。目前我國司法社工人才培養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面臨不少挑戰和困難，因此，高校司法社工人才培養的理念轉變和制度創新迫在眉睫。

[關鍵詞]司法社會工作 人才培養 理念轉變 制度創新

近年來，中央十分重視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2011年、2012年先后頒布了《關于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和《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年）》兩個重要文件，進一步明確了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的目標與任務，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及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支撐。高等院校作為司法社工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如何回應社會需要，促進自身發展，是必須討論的問題。

一、我國司法社工人才培養的現狀

高等院校在社會工作人才培養中的作用是難以替代的。離開了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制度，社會工作人才培養目標就難以實現。我國大陸自1988年在北京大學設立第一個社會工作專業以后，這一專業陸續開始在各個高等院校中開設。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7年底，我國大陸設置社會工作本科專業的高校達到211所，每年畢業的本科學生有一萬人左右；有153所高職高專院校開展專科層次的社會工作教育。到2010年，據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的不完全統計，中國大陸開展社會工作本科專業教育的高校約有260所。此外，還有數十所高校開展社會工作科學學位的研究生教育，有十余所高校開展社會工作博士教育。

司法社會工作是我國新近產生卻極具發展潛力的專業之一。經過幾年的發展，各類高校培養了一大批從事刑滿釋放、解除教養人員的安置幫教、青少年犯罪預防、禁毒和社區服刑人員矯正的司法社工人才，在預防、減少犯罪、化解矛盾糾紛等方面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就司法社工教育而言，無論在專業設置方面，還是在人才培養、畢業生就業安置方面，都仍處在探索階段，還面臨不少挑戰和困難。

首先，司法社工作為一種專業和職業還沒有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了解和充分認識。司法社工至今仍未取得像西方國家那樣獨立的學科地位，只能在社會學、社會工作專業的大框架下發展。我國雖然已經開始探索適合中國社會的司法社工專業理論，但不難看出這僅僅只是司法社工作為教育的一般條件, 不能因此而成為成熟的專業教育。從教育部公布的專業目錄上看，司法社工并沒有作為一個學科或專業獨立設置，其在專業建制上仍附屬于社會學或社會工作專業，如福建警官職業學院在社會工作專業下設司法社工方向，更有高校甚至以矯正社會工作專業等同于司法社工專業。由于社會學、社會工作專業起步相對較早，這就使司法社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邊緣性的學科或專業，由此造成社會認可度不高、學生第一志愿報考率低、師資嚴重不足等等問題。其次，司法社工專業教育的目標定位有偏差。人才培養目標定位是人才培養的方向和基礎。司法社工專業教育首先要解決“培養什么樣的人”、“為誰培養人”這一核心問題，但從目前情況看，司法社工專業培養目標逐漸出現多元化的傾向，甚至出現了目標定位的隨意、多變和眾說紛紜的現象。如首都師范大學司法矯正社會工作專業將其培養目標定位為：培養能夠從事社會管理、社會福利、慈善救助、社會保障、弱勢群體社會服務、以及各類社會培訓工作的社工師及助理社工師，同時為培養社會工作專業碩士（MSW）輸送高級人才，這一定位混淆了司法社工與一般社會工作的邊界；又如福建警官職業學院社會工作專業（司法社工方向）的培養目標是：主要針對社區矯治工作，為政法部門以及社區、學校等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具有法律應用和社會工作能力的應用型專門人才，其目標定位偏低、偏窄，“主要針對社區矯治”顯然不能涵蓋司法社工的全部內容，因為司法社工不只針對矯正本身，它可以介入到司法運作的始終，包括刑事司法、民事司法及其行政司法的整個過程，甚至可以介入到大司法體制下的人民調解制度中來。

第三，人才培養模式相對滯后，不能適應社會發展對司法社工人才培養的要求。我國司法社工人才培養存在明顯的缺點，集中體現在“特色不突出”、“實踐性不強”兩個問題上。目前高校司法社工教育基本沿襲傳統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即所謂的“通才教育”模式，希望受過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人能夠承擔多種任務、滿足多種社會需求，課程設置缺乏針對性，各課程間過分強調學科的系統性、完整性，課堂教學與司法實務聯系不緊密，教學模式簡單刻板，過于偏重課堂教學，對社會調查、實習教學、案例分析、專題研討等實踐教學環節重視不夠，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培養不夠，人才培養特色不明顯，在人才市場缺乏競爭力。

最后，專業教育與職業制度不銜接，畢業生就業渠道較窄。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政策支持不夠，從事社會工作的民間組織發育不健全。目前社工專業學生的就業率，特別是專業對口率很不樂觀。據悉，近年復旦大學社工就業率在該校排名倒數第四；青島大學68個本科專業，社會工作專業排名64位；重慶社會工作專業就業率連續3年排名倒數第四；昆明某高校社會工作專業的畢業生30多人，從事專業對口工作的學生僅2人；四川某高校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40多人，從事社會工作的不過5人。樂觀估計，社會工作專業的對口率僅為10%—30%。而司法社工作為一個新興的專業（方向）或職業，雖然缺乏統計數據，但其就業率、對口就業率比之傳統的社會工作專業更低應是不爭的事實。

二、高校司法社工人才培養的理念轉變和制度創新

我國高等教育的上述不適應性和滯后性必須予以改變，否則將會對專業化職業化的司法社工人才隊伍建設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因此，司法社工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迫在眉睫。

（一）進一步轉變教育觀念，更新教育理念

教育觀念更新是教育發展的重要前提，教育理念的根本轉變關系到司法社工人才培養的質量，也關系到司法社工者的個人權益以及生存和發展的空間。一是要樹立正確的辦學理念。司法社工人才屬于法律職業人才，在人才培養環節首先要堅持德育為先、能力本位，制定適應司法社工人才特點的政治標準、品格標準和行為規范，著力解決職業精神、職業道德、職業技能不相適應的問題。

二是要轉變鄙薄專業教育的陳腐觀念，克服輕視司法社工教育的思想。目前社會認可度不高是制約司法社工人才培養的一個嚴重問題。由于司法社工“扎根基層的草根性”和“服務對象的特殊性”，人們對司法社工的認識還不到位，還沒有真正把在基層從事特殊人群的教育改造、幫困扶助工作的司法社工作為一種職業來看待，這一專業本身的體面和尊嚴也就有意或無意地被忽視。因此，我們必須從思想觀念上真正理解司法社工的專業價值理念，認識到司法社工者的社會角色的重要現實意義，確立起專業化職業化司法社工的體面意識和尊嚴意識。

三是要全面適應和諧社會建設對司法社工人才培養的需要。當前，各級政法機關正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等三項重點工作，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時代課題，以協調社會關系、解決和預防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公正為己任的專業社會工作, 就成為一種社會的必然選擇和制度化安排。我們要深刻認識到培養司法社工人才對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進一步加強人才培養，全面提高辦學的質量和效益，不斷適應和諧社會建設對司法社工人才培養的需要。

（二）進一步創新教育制度

如前所述，我國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目標以及高校對培育高層次、實務型和應用型人才的強調，這些現實動向必然要求我國高等教育體制的相應轉變。因此，必須牢牢把握制度創新的重點，如教學、評價、崗位、激勵機制等制度，采取由點到面、從局部到整體、從表層到深層分步實施的做法，確保制度創新在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中循序漸進。

一是加強教育研究，建立專業標準，形成專業制度。專業是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的微觀基礎。司法社工要想得到發展，擺脫邊緣學科的尷尬角色，改變依附社會學、社會工作專業的境況，需要我們加強教育研究，構建起完整的理論體系，建立起自己的專業標準：系統的理論、專業權威、社區認可、倫理守則、專業文化，最終形成自己的專業教育制度。在此方面，需要國家在宏觀政策方面給予足夠的重視和加強，盡快賦予司法社工獨立的專業地位，并在輿論宣傳、資金投入、崗位設置等方面給予支持，以此形成司法社工專業教育發展的社會支撐體系。

二是創立高校與行業聯合培養人才的新機制，把人才培養與社會用人制度相銜接。社會用人制度對高校人才培養工作具有重要的支撐和導向作用。目前，我國司法社工正處于起步階段，更需要爭取政府在人事制度、就業崗位、財政政策等方面大力支持，建立高校和行業間的制度化聯系和選拔、培養、管理、使用相銜接的長效工作機制，完善司法社工制度，開發司法社工崗位，使司法社工成為以法官、檢察官、律師、公證員為主體的法律職業者的一種補充，改變目前司法社工專業人才就業乏門的現象。

三是在司法社工專業教育中，要樹立一流師資出一流人才的理念。繼續深化改革科研管理和評價體系，完善職稱評定制度、績效取酬和獎勵制度，強化競爭機制,為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和發揮教師才干、建設高素質的教職工隊伍、提高辦學效益和學校整體水平創造條件。通過校企合作共建綜合管理平臺，建設由行業專家、技術骨干組成的兼職教師隊伍，提高司法社工專業教育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

（三）全面轉型人才培養模式

首先，要進一步清晰司法社工專業教育的目標定位。司法社工專業教育的定位是根據其人才培養目標和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特征來決定的。因此，要按照司法社工人才培養特征，進一步明確司法社工的專業定位，包括專業教育的層次，專業人才培養的規格、專業的職業面向等等。

其次，改革教學模式，重構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應根據司法社工職業崗位(群)的要求，探索實行職業資格證書制與能力培養相銜接，進一步架構司法社工的專業教育課程體系，增設凸顯司法社工特色的核心課程，如司法社工概論、矯正社會工作、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等，加強課堂教學改革，在教學模式上實現從“學科中心”向“能力中心”轉變，改革目前以灌輸式和知識傳授為主的教學方法，倡導啟發式、討論式、案例式的教學，培養社會需要的優秀司法社工人才。

第三，積極探索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教育培養模式。校企合作作為高校人才培養的有效形式，是人才培養模式形成的基礎，也是破解當前司法社工人才培養“特色不突出”、“實踐性不強”瓶頸的有效途徑。高校需正視并切實解決影響和制約校企緊密合作的關鍵性問題，建立起政校企合作共同培育人才的體制機制，架起政府、學校、行業企業間溝通、合作的橋梁，暢通人才供求信息，推動高校教育從計劃培養向市場驅動轉變，從傳統的升學導向向就業導向轉變，全面提高學生的就業能力、工作能力、職業轉換能力以及創業能力。此外，還需增加對實踐教學的投入，建設一批專業實驗室與實習基地，改革實踐教學體系，增加特色實踐教學環節，引進資格認證考試，開展證書教育，從而把學生真正培養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司法社工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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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司法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

如賀衛方教授前文所言：“一般大眾傳媒更如同約好了似的，對于法院、檢察院以及公安系統在司法和執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負面現象連篇累牘地加以報道。”近來又有以揭露社會不公現象為己任的“焦點訪談”報道了云南兩個地方法院嚴重違反程序法的情況，又一次把人們的目光吸引到司法公正的問題上。這一報道引出了一個老話題，即司法公正與社會環境的關聯問題。如人們所知，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對現行司法體制的改革來實現司法的公正性。這種改革是針對司法體制自身的，尤其是目前的分散化的司法改革——審判機關的司法改革、檢察機構的司法改革等更限于自身體制的改革。而這種自我手術式的和非擴散性改革的局限性，使司法改革難以有很大的作為。我們應當認識到如果與司法體制相關的體制不改革，沒有一個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的體制環境，司法體制自身的改革也就難以取得實質性的成效。筆者的這種觀點似乎有“環境決定論”的嫌疑，但必須承認，如果不消除外部體制上的問題，而只是簡單地對“終端”“殺毒”，即使是天天升級“殺毒軟件”也將無濟于事。

以“焦點訪談”報道的情況看，云南的兩個基層法院嚴重違反程序法的一個原因是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預，而這似乎還是一個主要原因。問題在于，為什么地方行政能夠干預基層法院的司法工作呢？為什么法院沒有能夠頂住來自地方行政的干預呢？這里涉及我們長期議論的司法獨立性問題。我們可以設想基層法院面對地方的行政干預“勇敢”而上，去堵“槍眼”，但后果會怎么樣呢？我想，如果抵制地方行政干預沒有什么不利后果以及能夠有效抵制的話，相信就不會發生上述報道的司法不公問題。問題恰恰在于地方行政能夠有效地干預，這種干預是以制度和權力作保障的，而不是以情感為基礎。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名義上獨立行使司法權的法院是無法加以有效抵制的。不是奉行“不抵抗主義”，而是抵抗常常是無謂的。地方行政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準確地講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與法院是什么關系？從表面上看似乎沒有關系，但實際上，法院是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法院的人、財、物，哪一項不受地方行政的控制？除了地方政府以外，可以干預的還有其他一些權力機構。地方各級法院的院長從名義上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的，但最重要的提名權卻是在地方組織。在財政方面，更是要受到地方行政的控制。

從實質上分析，地方行政機構就是地方的主要權力機構，地方法院不過是地方權力機構的組成部分而已。在這個意義上，甚至談不上地方干預與否的問題。這種關系在建筑格局上也能反映出來。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機關或地方黨的辦公樓處于中心位置，而法院、檢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的辦公樓圍繞其外。法院與其他行政機關完全是等同的位置。從實際結構關系看，法院不過是地方行政的附庸，法院就應當服從于地方行政。退一步而言，地方行政干預不對，那地方黨組織又能不能干預呢？問題的答案具有悖論特征，實踐中答案卻是肯定的。為了維護地方的利益，地方行政可以通過地方黨組織實行間接干預。由于地方黨組織的干預具有其政治正當性，因此法律理論上的不干預理論就難以對抗。在權力架構方面，基于這種政治正當性，設計者也沒有打算要真正讓法院擺脫這種權力干預。對于大案、要案，地方權力機構可以通過特定的機構對公、檢、法進行統一協調，這是眾所周知的實情。統一協調是從積極意義上來表述的，消極意義上就是干預。

從中國目前的現狀觀，不僅是基層法院受制于地方的干預，更高一級、高二級的審判機構不也處于這種境況嗎？地方權力機構對司法干預的動因很多，地方的經濟利益、地方權力機構中具體行使權力者個人的利益、權力行使者對司法公正性與司法者的認識差異等等。在我國的經濟體制架構下，經濟主體的利益與地方權力主體有著密切的關系，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全資企業，由于各種無法脫離的利益聯系，也就必然要使地方行政進行干預，不干預是不可能的。領導批條這種干預方式在實踐中從來都是暢通無阻的。因為我們的體制和觀念成就了這一點。

要保證法律的統一實施，堅持法治原則，獨立的、不受干預的司法是其必要條件。對此，似乎我們都明白。但遺憾的是，這種認識僅限于法的理論和理想層面，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認可。一句“中國國情”就將這種認識全部消解了，因為所有關于司法獨立的原則和措施都是非中國傳統的。而且正當的干預更為干預者提供了干預的契機。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觀念上并未真正接納獨立審判的意識，另一方面，是我們的體制架構為這種干預提供了條件。因此，當我們在觀念上接受了獨立司法的必要性時，就應當改革能夠干預司法的現行權力結構體制。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就應當在推行司法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當然，要進行這方面的改革是十分困難的，但正如賀衛方教授前文結語所言：“我們且不可‘只揀無火處走’”

（作者系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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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司法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

如賀衛方教授前文所言：“一般大眾傳媒更如同約好了似的，對于法院、檢察院以及公安系統在司法和執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負面現象連篇累牘地加以報道。”近來又有以揭露社會不公現象為己任的“焦點訪談”報道了云南兩個地方法院嚴重違反程序法的情況，又一次把人們的目光吸引到司法公正的問題上。這一報道引出了一個老話題，即司法公正與社會環境的關聯問題。如人們所知，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對現行司法體制的改革來實現司法的公正性。這種改革是針對司法體制自身的，尤其是目前的分散化的司法改革-審判機關的司法改革、檢察機構的司法改革等更限于自身體制的改革。而這種自我手術式的和非擴散性改革的局限性，使司法改革難以有很大的作為。我們應當認識到如果與司法體制相關的體制不改革，沒有一個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的體制環境，司法體制自身的改革也就難以取得實質性的成效。筆者的這種觀點似乎有“環境決定論”的嫌疑，但必須承認，如果不消除外部體制上的問題，而只是簡單地對“終端”“殺毒”，即使是天天升級“殺毒軟件”也將無濟于事。

以“焦點訪談”報道的情況看，云南的兩個基層法院嚴重違反程序法的一個原因是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預，而這似乎還是一個主要原因。問題在于，為什么地方行政能夠干預基層法院的司法工作呢？為什么法院沒有能夠頂住來自地方行政的干預呢？這里涉及我們長期議論的司法獨立性問題。我們可以設想基層法院面對地方的行政干預“勇敢”而上，去堵“槍眼”，但后果會怎么樣呢？我想，如果抵制地方行政干預沒有什么不利后果以及能夠有效抵制的話，相信就不會發生上述報道的司法不公問題。問題恰恰在于地方行政能夠有效地干預，這種干預是以制度和權力作保障的，而不是以情感為基礎。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名義上獨立行使司法權的法院是無法加以有效抵制的。不是奉行“不抵抗主義”，而是抵抗常常是無謂的。地方行政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準確地講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與法院是什么關系？從表面上看似乎沒有關系，但實際上，法院是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法院的人、財、物，哪一項不受地方行政的控制？除了地方政府以外，可以干預的還有其他一些權力機構。地方各級法院的院長從名義上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的，但最重要的提名權卻是在地方組織。在財政方面，更是要受到地方行政的控制。

從實質上分析，地方行政機構就是地方的主要權力機構，地方法院不過是地方權力機構的組成部分而已。在這個意義上，甚至談不上地方干預與否的問題。這種關系在建筑格局上也能反映出來。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機關或地方黨的辦公樓處于中心位置，而法院、檢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的辦公樓圍繞其外。法院與其他行政機關完全是等同的位置。從實際結構關系看，法院不過是地方行政的附庸，法院就應當服從于地方行政。退一步而言，地方行政干預不對，那地方黨組織又能不能干預呢？問題的答案具有悖論特征，實踐中答案卻是肯定的。為了維護地方的利益，地方行政可以通過地方黨組織實行間接干預。由于地方黨組織的干預具有其政治正當性，因此法律理論上的不干預理論就難以對抗。在權力架構方面，基于這種政治正當性，設計者也沒有打算要真正讓法院擺脫這種權力干預。對于大案、要案，地方權力機構可以通過特定的機構對公、檢、法進行統一協調，這是眾所周知的實情。統一協調是從積極意義上來表述的，消極意義上就是干預。

從中國目前的現狀觀，不僅是基層法院受制于地方的干預，更高一級、高二級的審判機構不也處于這種境況嗎？地方權力機構對司法干預的動因很多，地方的經濟利益、地方權力機構中具體行使權力者個人的利益、權力行使者對司法公正性與司法者的認識差異等等。在我國的經濟體制架構下，經濟主體的利益與地方權力主體有著密切的關系，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全資企業，由于各種無法脫離的利益聯系，也就必然要使地方行政進行干預，不干預是不可能的。領導批條這種干預方式在實踐中從來都是暢通無阻的。因為我們的體制和觀念成就了這一點。

要保證法律的統一實施，堅持法治原則，獨立的、不受干預的司法是其必要條件。對此，似乎我們都明白。但遺憾的是，這種認識僅限于法的理論和理想層面，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認可。一句“中國國情”就將這種認識全部消解了，因為所有關于司法獨立的原則和措施都是非中國傳統的。而且正當的干預更為干預者提供了干預的契機。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觀念上并未真正接納獨立審判的意識，另一方面，是我們的體制架構為這種干預提供了條件。因此，當我們在觀念上接受了獨立司法的必要性時，就應當改革能夠干預司法的現行權力結構體制。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就應當在推行司法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當然，要進行這方面的改革是十分困難的，但正如賀衛方教授前文結語所言：“我們且不可‘只揀無火處走’”

第五篇：WTO與司法改革

WTO與司法改革

王利明

討論司法改革，首先要搞清楚我們司法改革的目標是什么，我們要朝著哪個目標進行司法改革。近年來，各地法院司法改革確實邁出了可喜的步伐，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每一個地方的做法并不一樣，有的做法是好的，有的做法是否符合我們改革的目標還值得探討和研究。如：有關院長接待制，是否符合司法獨立性，還有待進一步的思考。

我個人認為，司法改革應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第一，司法改革的目標是進一步增強司法的獨立性。這個司法的獨立，是從體制上考慮的，有人認為這是整個體制完善的關鍵，我同意這種看法。同時我想強調，司法獨立不僅是體制完善的問題，而且是一種公正的程序，它是正當程序的表現。就是說：當事人打官司好比是一場競技比賽，法官實際上是裁判，(從民事上講)當事人好比是比賽的雙方，法官作為裁判，假如在吹哨時不是獨立的，受多種因素影響等等，那么這樣的法官來吹哨可能就是黑哨，不是公正的裁判。因此，裁判的公正、獨立才是整個比賽獲得公正的前提，應當從這個意義上考慮司法獨立。沒有公正的程序就沒有司法獨立，從程序的意義上來理解它，它的價值是無法估計的。很多同志都提出，我們的傳統是重實體輕程序，這對我們觀念的影響是不是根深蒂固的?在程序的公正方面，我們缺乏這種觀念，這可能是東方法律與西方法律的一個比較大的區別。在審判實踐中，重實體輕程序這種現象仍然比較嚴重，所以我們現在如果特別強調程序的公正，當然首先要強調司法的獨立。

在當前，中國強調司法獨立，要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首先，要處理好與立法機關的關系。我們通常講司法機關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它的含義如何理解?有人把它理解成上下級隸屬關系，這種理解是不對的。向人大負責的本質含義是，就嚴格執法、公正裁判這一點上，司法機關履行了職責，就是最好的對人大負責。這里講的對人大負責，就是對人民負責、對法律負責，決不是行政上下級隸屬關系的負責。人大的監督，我認為是事后的、間接的、抽象的、一般的監督，同時這種監督是集體性的。這里特別涉及到人大是否對個案實行監督的問題，這曾在全國人大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我個人是不太同意這種提法。首先，它無法確定個案監督的范圍。如重大案件的標準很難界定。其次，從民事角度上，我們強調個案監督表面上看是加強了人大的權威，但實際上，使人大從最高的監督機關成為處理個案的具體機構，這可能就降低了人大的地位。而且從民事方面來說，人大陷入到具體的民事案件后，將會陷入到無止無休的雙方當事人的利益糾纏之中，如果支持一方當事人，那么另一方當事人就會無止無休的找你，甚至上訪，這樣就會極大地損害人大的權威。特別是如果人大作出一個錯誤的決定，就會涉及到國家賠償問題，這樣就會使人大處于一種很難堪的境地。同時，個案監督會有損司法的獨立性，因為如果最后由人大來決定個案的裁判，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代行司法權力，這的確同我國憲法的權力分工原則不相適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司法機構行使職權，這恐怕對加強司法獨立不會有更大的好處。特別從程序正義、程序公正的角度講，假如我們允許人大對個案監督，那么對這個程序如何設計，將會遇到很大麻煩。如果從程序正義的角度講，在沒有一套公正的程序保障的條件下，是不是能夠獲得真正的正義，我覺得這還是值得研究的。如當事人如果對人大的決定不服，如何給當事人以救濟，并且以什么程序給予救濟，怎么去上訴等，它都沒有一套公正的程序，在沒有公正程序保障的情況下很難達到預期的正義的效果。總體上，我認為司法公正問題，最終要靠司法機構內部制度的完善和整體上提高法官素質來解決。當然，外部監督不是不重要，也很重要。其次，要處理好司法與行政的關系。按照WTO的要求，要強化司法的獨立性，但這并不意味著行政機關不能調處任何糾紛，關鍵是行政機關有沒有最終解決糾紛的權力。讓誰最終解決糾紛，這是關鍵。行政和司法的界限必須明確，只能由法院擁有解決糾紛的最終權力，如果這個問題不能明確，行政機關擁有最終解決權，這就不符合WTO的要求，同樣也很難說

是符合法律的要求。從實踐來看，在這方面確實還有許多的問題值得探討，如有的地方規定，企業在撤銷以后，由行政機關組織清算小組清算，這個規定是不是合法值得討論。但是我們必須明確，行政機關無權這樣做，而且這樣做會使行政機關陷入到將來的民事爭議程序中去，表面上看是擴大了行政機關的權力，實際上會造成無止無休的麻煩。這里的關鍵原因是，它們不是最終解決糾紛的機構。這樣的問題最終只能由法院決定，清算小組應該由法院決定，怎么能由行政機關來決定呢?現在就出現了不少行政機關被起訴的情況，這就是沒有劃清行政和司法的界限。分清這個界限，從實踐來看，要正確區分行政職能和司法職能的界限。司法不能受制于政府配合行政中心任務的目標，如基層人民法庭有的成了地方政府的具體執行機構，配合政府從事計劃生育、收糧征稅等工作，有損于司法機關的形象，還有一些地方司法機關和企業搞共建，這也可能影響司法公正。以上兩點是從外部獨立來說的。

從內部獨立來說，我們首先要討論的是，司法獨立，是不是僅僅指法院的獨立?法官的獨立是不是包含在司法獨立特有的范疇里。法官個人在行使司法審判權時，是否處處都要征求領導的意見，這確實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確實我們承認目前我們法官的整體素質不高，但是從長遠的角度看，司法獨立不僅僅是法院的獨立，而且還應體現為法官的獨立，即法官行使審判權的獨立。在獨立行使審判權這一點上，法官都應當是平等的。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在司法領域行政權和司法權不分的現象十分嚴重，應該講在一定程度上行政權代替司法權，這兩個問題的界限也沒有劃分得特別明確。我們當前的司法改革，首先涉及的是審判委員會的功能問題，這一問題一時間引起很強的爭論。我個人認為審判委員會對于保障裁判的公正、審判的質量，在歷史上確實發揮過重大的作用。但是，法官隊伍的整體素質有所提高，當前按照司法現代化的要求，審判委員會的功能恐怕需要重新探討和認識。我覺得從程序公正的角度上講還是存在一些缺陷的，因為按照程序公正要求，應當有回避制度，但是在審判委員會存在的情況下，當事人很難做到申請誰回避；按照公正的程序，當事人應當有當面陳述的權利，但是在審判委員會存在的情況下，當事人很難實現這種權利；按照公正的程序，審判應當公開，公開是最重要的公正程序，但在審判委員會存在的情況下，這些都很難做到。特別是，我們考慮到，過多地由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使法官產生辦好辦壞與自己無太大利害關系的心理，對公正裁判案件缺乏強大的責任心，這樣就造成即使這個案子出現問題，也是由集體負責，集體負責實際上就是無人負責。我覺得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實行的“錯案追究制”，在實際中效果很小，與這一點恐怕也有關系。集體負責實質上是無人負責，因為你不知道應該對誰追究責任，長此以往，是不利于我們法官隊伍整體素質提高的。這是一個連環套，越加強審判委員會的職能越不利于提高法官的素質，法官素質不高又要更加強調審委會的職能。我認為倒不如實行法官獨立責任制，真正的由法官獨立行使職能，獨立行使審判權，由法官對自己的裁判負責，這樣才能形成巨大的壓力，來促使他不斷地上進，從而保證法官獨立后的裁判公正。所以，我認為我們改革不應強化審判委員會的職能，而是盡量弱化它的職能，充分強化法官獨立審判責任制。

第二，司法改革應當強調司法的權威性。對于這一點，在實踐中，認識很不夠，不僅是群眾，有些領導干部，甚至是中層以上領導干部認識也很不夠。其實我們講法治，最終要明確司法的權威代表著法治的權威；司法沒有權威，法治就談不上權威。如果我們要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治國的基本要求，就必然而且必須要提高法院的地位，使司法成為解決法律爭端最權威、最具有約束力的方式。而政府行為和私人行為對法律的依賴，應當轉化為對法院的依賴，法院應當不僅是獨立裁判的機構，而且是督促機構和個人嚴格守法的機構。司法什么時候有權威了，我們國家的法治什么時候才真正有希望了。所以強化司法的權威性，應當作為我們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那么這里有幾點需要討論。

第一，對法院生效的判決必須執行，不能以實事求是等名義對生效的判決反復提審、反復查處。有一個案件經過六次審判，最終還是回到最初的結果，有的甚至出現七、八次審判。

對于這一點，有的學者批判我們的裁判沒有終局的效力，這一說法不一定對，但是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提審、復查等制度中所存在的問題。我不是說程序上講它不符合程序正義，但從司法的權威性上講，這是嚴重損害司法權威的。如果一個領導批個條子說復查，這的確損害司法的權威。另外，對二審以后進入審判監督程序的，程序已經走完了，我們只能推定這個裁判是公正的，我們沒有辦法確定經過多少次審判，最后確定的結果才是公正的，只能認為經過了這個程序，最后推定它是公正的。這種多次重復進行審判的作法不僅影響生效判決的效力，而且是一種嚴重浪費司法資源的行為。

第二，我們討論司法權威，是不是說法院什么都管，什么都能管。我認為法院既然是解決糾紛的最終機構，那么所有的糾紛都應該提交到法院來解決；司法在任何時候，權限都是有限的，所以美國討論可司法性問題，就是說某一糾紛它能不能到法院來解決。過去我們對這一問題討論不夠，后來有幾個案件涉及這個方面，大家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如北大那個告學位委員會的問題，我覺得如果純屬學術的問題，司法界不宜過多地介入，除非它違反了一種程序，那么應該給予一種司法的救濟。但是，如果假如說純屬一個學術的評判，我看司法最好不要介入，否則司法代替了一種學術的評判，這是一種比較危險的作法。司法在任何時候，它的權限都是相對的、有限的；同樣，司法的資源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們非要管一些我們根本就管不了的事情，那么執行起來也是相當困難的；最后，管的執行不了的話，也會損害司法的權威性。所以，我認為法院不是什么都能管。什么都管，不一定會強化司法的權威，可能會損害司法的權威。

第三，加強司法的權威性，要注意提高法官的職業道德。守法是對于一般公民的基本要求，法官不僅僅是一般的公民，對他不僅僅是一般的要求，從事這種職業具有特殊性，對他應有特殊的要求。一般公民可以廣泛地交朋結友，而法官則不能，弄得不好就會陷入到人情案、關系案中。一般公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對于法官可能恐怕要有更高的要求。這確實是一種自律問題。我認為假如你要當法官的話，可能就要陷入孤獨的一群，這個意思就是說，法官不宜介入太多的社會關系，太多了對于法官的獨立、法官的形象、法官的權威可能都有些損害。我們過去對于法官過分強調平民化，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要密切聯系群眾，這在當時來說是對的，但這與當代社會司法現代化的要求是不太符合的。法官要保持他的權威性，特別是在上級法院，確實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朋友。只有做到讓人見到法官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這樣我們的司法才會更有權威。

第四，應當強化司法的統一性。當前司法權隔裂的現象比較嚴重，有的地方法院，按照有些學者的觀點確實成了名符其實的地方法院。對于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我個人認為確實還沒有根本解決，在個別地方甚至是越來越嚴重，特別是表現在執行方面尤為突出，所以解決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問題是當前解決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環。當前，我們強調法院垂直領導十分必要，這對于解決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應當能夠起到它應有的作用。但是，僅僅通過強調強化這種垂直領導是不夠的，還應當從人、財、物等各個方面來隔斷司法和地方的密切聯系，真正保證司法的獨立和公正，保障司法權在全國的統一。首先從人事制度方面，我國憲法規定，各級法院院長由同級人大選舉產生，我認為這并不意味著提名必須都由同級人大來解決。當然，現在我們不可能修改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在不違反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情況下，我覺得是否可以考慮提名由上級人民法院來決定，最后選舉產生的權力歸人大。但是這個提名的權力是否適當的與地方分離，由上級法院來決定，應當非常必要。其次，從經費管理體制方面，我們目前的經費管理缺乏統一的法定化的標準，不同的地方法院待遇不一樣，因為當地的經濟情況不同，辦案條件等等情況也不一樣，這種現象不僅造成了法官之間的一種不公平，而且不利于法官之間的交流；所以我個人認為法官的待遇，包括辦公條件等等都應當法定化，盡可能地法定化，這現在看來是非常困難的，但應當是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同時，在財政預算方面也應該有所改革，當然現在要實現司法機構的獨立預算是十

分困難的，但完全由地方來供給法院資金看來是有問題的，這與地方保護主義現象有著不可分隔的聯系，所以，我呼吁在這方面有所改革，盡可能地由中央財政統一撥付。關于法院設置的改革，現在也是討論得非常熱烈，有的建議要設置大區法院，或者使法院系統的設置與行政區劃不完全一致，這都是很好的建議，我覺得可以借鑒。

第五，完善審判方式和程序。我國審判方式的改革雖然已經取得了極大的成就，但仍需要進一步深化。改變的目標是適應嚴格執法和司法公正的要求，建立一套公正的、公開的、民主的、高效的審判程序制度。鑒于原有的超職權主義的審判方式既不利于追求客觀的真實，也極易導致司法的腐敗，所以我國審判方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要加強法官的職權，而是要弱化法官的職權和作用，強化當事人參與訴訟活動的程序權利和作用，認真落實公開審判制度，禁止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單獨接觸一方當事人，貫徹調解的自愿原則，減少法官依職權所從事的調查取證活動。庭審方法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審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獨立負責和責任制，判決書應當詳細闡述判案理由并應當公開出版，尤其是在法院內部的審判機構的設置方面，也應當促使行政權和司法權分離，廢除所謂對案件的裁判實行“層層把關、層層審批”制度，逐步落實合議庭的職權，同時要改進審判委員會制度，使審判委員會從討論和決定過多的案件中解脫出來，工作重心放在宏觀的審判工作指導及工作總結上。在司法解釋方面，根據加入世貿組織的要求，我們今后在有關知識產權、投資、國際貿易、金融等方面應當充分考慮世貿組織的有關規定以及國際慣例，使司法解釋在這些方面也盡量與國際接軌。

程序制度的改革需要建立一套公正的、合理的、充分反映效率要求的程序制度。此外，也要保障程序的完整性和體系性。在我國現行的程序法中并沒有充分體現程序的及時終結性，尤其表現在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制度方面。由于我國的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是建立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理論之上的，而并不重視終審判決的穩定性、終局性，尤其是忽略了程序的及時終結性，具體表現在：對再審的次數沒有限制，因此，在判決裁定生效后可以無次數限制的再審。同時根據民訴法第179條的規定，只要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或者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即可再審，從而使當事人只要發現了新的證據即可要求再審，甚至可以在一審或二審中故意隱瞞證據，將之留待兩審終審后利用該證據啟動再審程序。實事求是作為我們黨的思想路線和工作方法無疑是非常正確的，然而，“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運用在程序法中必須遵循程序的規律，體現程序正義的價值，也就是說實事求是是以程序的及時終結性和程序的正義為前提的。按照程序公正的要求，程序必須即時終結，因為法院的審判活動是有時間限制的，事實不能無限期地調查下去，證據也不能無限期地收集和提供，當事人也不能一遍又一遍地將案件交給法官繼續審理。對于再審程序而言，它只是一種特殊的補救措施，目的在于糾正已經生效的判決和裁定，不能對案件反復審理。第六，建立法律職業的專業化制度，努力提高法官的整體隊伍素質。加入世貿組織必須要盡快提高法官的整體隊伍素質，可以說，現有的隊伍素質整體上不能適應加入世貿組織后的需要。法官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為了增進司法的獨立和公正，全面提高法官的隊伍素質，需要努力建立嚴格的法官的選拔和淘汰制度，實行法官的精英政策，同時要完善法官的任職保障制度、高薪制以及責任制，尤其要建立一套法官職業道德和紀律，加強對法官職業道德的訓練，努力實現法官隊伍的職業化和專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