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電影《一九四二》觀后感

電影《一九四二》觀后感

1942年，一個遙遠的年代，充滿了戰爭和饑餓，恐慌和死亡。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正處于白熱化階段。燎原之火，生靈涂炭，天災人禍，哀鴻遍野。

軍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集在一城一郭的征伐劫掠之時，幾乎鮮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發一場慘絕人寰的大旱災。1942年，河南大旱，轉眼下一年，緊接著又是一場特大的蝗災，連番的自然災害導致了一場幾乎遍及整個河南的大饑荒。饑餓如魔咒一般降臨到3000萬人身上，吞噬了至少300萬人的生命，迫使300萬人流落他鄉。那時，已有1/3土地被日軍占領的河南，仍然是國民黨手上最豐產的省份，國民政府從那里征購糧食供應著整個西北的軍隊、官僚和城市需求，這樣的負擔，令河南的農民在往年儲藏下的糧食早早告罄。在傳統的中國，應對自然災害，強大的集權政府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當1940年代，河南的災荒已成事實時，國民政府或耽于抗戰，或礙于國際形象，卻遲遲不見任何及時有效的行動，廣大的災區簡直就是無政府的狀態。于是，當遍地絕望的時候，茫然無助的災民，只有向著更遠的有糧食的地方逃難。

影片的主角老東家，狡猾，市儈，典型的封建地主，可即便如此也無法對抗這史無前例的災難，他被迫逃荒，親眼見證著兒子、兒媳、老伴等親人的種種死狀。他的遭遇是三百萬災民的縮影，面對這群人的苦難，無論是高高在上的蔣委員長，還是深入民間報道災難真

相的美國記者白修德，以及海內外的每一個人，怎么能從這眼前的人間煉獄之景側目，絕望無止的逃生，中華民族多舛的命運。

人性是復雜的，當真正獲得了生存機會的時候，人性便開始閃耀光芒，花枝出賣自己，更多的是為了自己孩子的繼續生存，并將自己比較完好的棉褲換給了栓柱；栓柱為了保護花枝的孩子不惜生命的回去找丟失的孩子，并最終為了保留住孩子的紀念物慘遭殺害；甚至腐敗的軍需官聽到星星吃撐了而不能彎腰的敘述我也多少有些動情。

影片真實再現了當年社會的生活狀態，讓我們這群80后不禁感慨自己生活在多么幸福的時代，有吃有喝，和平的時代。小時候曾聽爸爸媽媽講60年鬧災荒，小時候穿不上衣服，吃不飽飯。媽媽姊妹6個，姥姥就是一把糠野菜熬一鍋稀飯，大家都是搶的吃。地上長得能吃的都吃了，什么樹葉子能吃就吃什么，聽起來像天方夜談。根本沒什么油水，家里炒菜的時候都是用筷子在油瓶里面蘸一下，滴兩滴在鍋里。四姨吃的拉不出來，姥姥就用手給她摳??原來爸媽講過的自己小時候的生活，在這部影片里我真實看到了，看得我心里難受，眼里濕潤。

當樹皮被扒光，草根被吃凈，人們喪失了人性，更可惡的是竟然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里面殘忍不堪的鏡頭更是讓人觸目驚心。白修德拍到的狗吃人的照片讓蔣委員長面目何堪？政府的腐敗，官員的貪污，即使在這樣的大災之年也毫不遜色，可惡的政府在懲治他們的時候，還要求災民也來觀看，要求形式主義。這是蔣委員長在政治上的一場大失敗！當河南省長李培基告之河南省災荒政府統計死亡1062

人，實際上有300萬人時，他不禁潸然淚下，走進教堂向上蒼祈禱。樸實的栓柱，寧死也不吃日本人的饅頭，也不幫日本人打仗，可是又有多少為了活下去的老百姓在給日本人干活？被國民政府軍當做包袱放棄的災民在巨大的生存壓力面前，為了繼續生存只能選擇日本人“刺刀上的饅頭”得以茍活，但其倒向日本人的根源不正是因為國民政府軍放棄了河南，放棄了災民，放棄了人民，所以惡毒的日本人才能通過發放“刺刀上的饅頭”得逞，這些侵略者才能在一定范圍內得到災民的支持。螻蟻尚且偷生，何況這些已經異化的市民。

這樣的歷史讓我們震撼，我們炎黃子孫更不能忘記。感謝馮小剛導演這部影片，只有讓歷史的苦難昭然若揭，我們才能更清晰地認知我們這個民族，認識到我們如何走到了今天。在這物質豐盈，社會和諧的社會階段，為我們上演了一道精神大餐。無論影片的角度如何，無論它所提供的政治背景是否正確，我們確實有過這樣的歷史。當今社會發展之速度，我們都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老一輩人的苦難我們不能忘記。在提倡節儉，不浪費的今天，看過了電影《一九四二》更加迫使我們追求簡樸的生活，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不禁重溫兒時“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詩句。

第二篇：電影一九四二 觀后感

《一九四二》觀后感

小編導語：馮導的電影《一九四二》已經上映了，在這個愛國情感高漲的2012年，和一二九運動紀念日到來之際觀看《一九四二》這部影片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影片會給人很多的思考，如果還沒有看過《一九四二》，不妨先來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評價《一九四二》的吧！更多關于《一九四二》，的觀后感、影評盡在巨人作文網！

看完《一九四二》，我終于明白，為什么馮小剛這個級別的導演還對影片能否過審戰戰兢兢。它的過審是一次電影對意識形態的勝利以及對民族性反思的勝利。

《一九四二》是這樣一部特別的電影：在抗戰和民族災難之時，我們的黨和我軍將領完全缺席，而忙前忙后的主角變成了國民黨極其及其軍隊。因為意識形態的緣故，這在以前內地的主流電影中絕少出現的。記憶中，這種我黨我軍在重大歷史面前缺席而把主角讓位于國民黨的電影，還算是1986年的《血戰臺兒莊》；《建國大業》在這方面也做了歷史性的進步，國共有了平分銀幕的機會，并難能可貴地對蔣介石進行了人性化處理；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抗戰的也只是國民黨軍官和戰士，但卻在身份上做了模糊處理，且只作為電影的時代背景。在《一九四二》中，雖然也表現了蔣鼎文等國民黨將領的麻木不仁，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貪污腐化，但同時，你可以感受到蔣介石在內政外交上的無奈，他也需要向國際力量尋求庇護，也需要向地方財團尋求幫助，影片施與了這個我們傳統意識形態中的異端分子以同情。這種表現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這也說明我們的文化意識形態領域正在逐步軟化，很多創作禁區正在被逐步打開，需要的只是時間。而這些正是在以馮小剛為代表的電影人逐步爭取下實現的。

這是一部“在路上”的電影，災民因饑荒而流徙。馮小剛和編劇劉震云采取了災民、軍隊、政府、宗教、記者五條線索并行推進的敘事手法，讓這五類人面對饑荒，從而做出反應。從劇作的角度來說，19個主角，50個次要角色，這不論在戲劇，還是電影中都是大忌，何況各方面人物又互不交叉，這對影片的戲劇性提出了巨大的考驗，風險性極高。事實也確實如此，多線敘事必然會分散角色的情感力量，讓習慣于追隨幾個人物命運的觀眾無所適從，而且從成片來看，張涵予和蒂姆。羅賓斯飾演的兩個神父的線索是可以被砍掉的，太游離于故事主線之外，我想，馮小剛在最初的故事設計中應該有更多的想法，但礙于整體結構，無奈剪掉了很多的戲份。

多線并進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是會形成一種大氣的格局。而這種格局對歷史題材來說是提升水準的一個要求。一位傳媒學者曾如此描述過理想化的傳媒品格：“一種仰天俯地的境界，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一種大徹大悟的智慧。”我無意用這種品格去對應任何一個導演或者是作品，因為那是一種理想。在《一九四二》中，馮小剛反其道而行，他的立意不在于追求這種理想，更多的是暴露丑惡。他曾說，《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鏡子，鏡子里面他的臉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碼它能讓他“知丑”，總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拍完《一九四二》，他也不會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在向歷史學習的過程中，他學會了“知恥”。在影片中，我們看到了馮小剛對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面對饑荒的時候，國人的猥瑣、自私都呈現出來。這種批判跟斯皮爾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單》中對猶太人的批判有著相似之處，在那部影片中，猶太人即使是遭遇死亡，依舊不忘記貪財的本性。

第三篇：電影一九四二觀后感

談《一九四二》

災年常有，首先向雅安地震中的遇難同胞祈福。

——題記

懷著復雜的心情，又看了一遍《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因為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情：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丘吉爾感冒……” 電影在一個男人以河南話的平靜獨白中拉開帷幕。將“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斯大林格勒戰役”等相提并論，可以想見，馮小剛導演是真下了要說出點兒事的決心了。

張國立飾演的老東家是一絲線，一扇窗，跟著他走，我像是一步步探險，漸漸地看清了一九四二到底發生了什么。

有的人會說，逃荒，主要是逃荒。是的，就像是影片中《時代》雜志的記者白修德問一位中國官兵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人因為旱災而流離失所時，這位官兵的回答是“螞蚱，主要是因為螞蚱。”對！這部影片講的就是逃荒——300萬河南人的逃荒……可這部電影據稱又是經歷十年拍攝的艱辛之作，馮小剛導演之所以花這么大心血怕不僅僅是為了展現那從河南延津至陜西潼關蔚為壯觀的逃荒場景吧？

是生的本能。

影片中出現最多的一個字，是“餓”。一開場，就是地主與佃戶之間關于吃的一場慘不忍睹的廝殺：少東家因為花枝來借一升小米而提出要跟她“睡覺”，當此時恰好佃戶們舉著火把殺到了老東家院墻下，花枝才得以逃脫。緊接著讓人印象極深的便是搶糧而引發的佃戶之間血腥的廝殺——不管是鏟是叉，抓住什么就是什么 不論眼睛還是心臟，統統地刺去……殘忍、血腥、揪心，同時又沒有對與錯，大家都只有一個目的——生存！就像領頭打劫老東家大院的佃戶刺猬說的：“大爺，沒辦法，餓呀！”

正是這一場劫難使老東家——唯一不需要逃荒的一戶——一夜之間傾家蕩產，從而加入了逃荒的行列。本來老東家一家的逃荒路也應該比其他人要“輕松”一些的，因為雖然家被“抄”，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老東家的馬車上裝滿了糧食。然而，一九四二這個災年不比往年——逃荒路上一共遭遇四次日軍飛機的殘忍轟炸。飛機像烏鴉一樣襲來，本來就已經餓得搖搖欲墜的手無寸鐵的河南農民干脆也不躲避。有的只是婦女和孩子的哭叫，有的只是血肉摻和著泥土在炸彈沖擊波的作用下漫天橫飛，有的只是轟炸機隊列呼嘯而過后大地的呻吟，有的只是掉頭回來進行二次轟炸和機槍低空掃射的飛機帶給人們的心理防線的徹底的土崩瓦解和絕望……

敵機過后，沒有糧食和馬車之說，能茍延殘喘地活著已是萬幸。

沒有吃的不行，要活！所以吃樹皮、泥土。當老東家兒媳婦生產之時，星星把她比自己的生命看得還重的小黑——一只貓——奉獻了出來，當老東家對自己的女兒萬般“感恩戴德”時，星星說了一句：“爹，我也要喝貓湯。”當白修德以“臥底”的身份加入逃荒之列時，老東家唆使栓柱和瞎鹿在晚上搶了白修德的驢和餅干，當栓柱拿著相機要吃的時候，白修德高呼：“餅干、驢你們牽走，相機留下，相機不能吃……”

栓柱本是老東家請的長工，為了逃荒路上把他留住開馬車，老東家答應會把星星許給他，當栓柱將一快餅干遞到星星面前時，星星要吃，而栓柱的要求卻是“你先和我弄”，星星掙扎而逃，花枝卻來了，她拿了兩快餅干在手里，說：“給我兩快餅干，我跟你弄。”栓柱呆了，花枝見此拿起餅干走，又說：“這兩快餅干算是給瞎鹿償命的（花枝的丈夫瞎鹿因找驢而被國軍扔進開水鍋），一條命，值兩快餅干……”

這些因為饑餓而自然表現出的行為和語言，足以讓觀眾體會到死亡對難民的威脅已至何種地步；當生存的最基本條件都得不到滿足的時候，一切道德的準則已不復存在……

是對人性的思考。

白修德，《時代》雜志的記者，你說他是親共派也好，你說他是民主派也罷，可以不加任何頭銜，但可以把他看作是普羅米修斯的一位使者，或是一位穿越至一九四二的觀眾——一位帶著人性本能思考的觀眾。

起初他向美國駐重慶大使館行政院秘書長張厲生反映他所聽說的河南大批災民逃荒與餓死的狀況時，這位秘書長給他的回答是：“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如果有百姓向西遷徙，那也是為了躲避戰爭。”他想讓中國的官員關注河南的情況，無奈之下只好親自去看看河南的真實情況。當他經歷飛機對難民的轟炸和掃射之時，這個西洋人用英語對著天空哭罵：“混蛋！停下……”而當他看到人吃人、狗吃人的時候，他的心臟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先是呆立了半天，然后迅速拿起相機，伴和著抽泣的聲音，將眼前的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景象記錄下來……

饑餓，驅使著難民向西掙命。而與此同時，蔣介石還要求河南要像保豫軍隊提供三千萬斤軍糧……

印證了一句話：在極端環境下，人的潛力是無窮的。拖著由于饑餓導致的嚴重虛脫的身軀，災民們到了洛陽。隨后是不顧生命危險地爬開往陜西方向的火車，連車頂上都堆滿了人…… 到了潼關！該高興了吧？并不，好像解脫并不是件簡單的事，正如同在愛情中受到傷害的一方，總要傷好久。栓柱因為發現自己的兒子被擠下了火車而跳車去找，終于在不肯忍受日本人的屈辱之下而被軍刀貫穿大腦；可惜的是還忘了落在火車上的三升小米——那可是他用老婆換來的！

說到賣老婆，相信有一個場景讓很多人都刊心刻骨。星星因為對生存的強烈渴望而向老東家主動提出要他把自己賣到工廠里去，結果她卻被賣到了妓院；當一位前來“瀟灑”的官爺要求她為他洗腳時，她卻端著臉盆，半晌說出：“不是我不愿伺候您，是因為我吃得太多，蹲不下去……”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在極度惡劣的生存條件下所顯現出的無可奈何的行尸走肉般的落魄；我們看到的，是一切象征人類文明進步的元素在這里變得毫無意義；我們看到的，是人性的泯滅，人不再為人！

正因為如此，對“生”的追求才成為了“萬物之主”，所有的心似乎都被奴化了，所有的腦海中只有一個所謂的“信念”，那就是“尋吃的”。這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災民的普遍狀況……而老東家，本來是這個范本，和其他難民在本質上沒什么區別，只是主要通過他的家庭遭遇使我們跟著災民走了一遍逃荒路；可是當火車抵達潼關的時，到陜西了，老東家只身一人，卻不和災民同往陜西進發了，而是往回走。一位難民看他一個人拄著拐杖往相反的方向去，便問他：“不往陜西去了？往回走，就是個死呀！”老東家并沒有頓足，邁著蹣跚的步伐，邊走邊答：“家里人都死光了，就剩下我一個了……死也要死的離家近些……”

老東家在最后時刻的“覺悟”似乎是導演有意而為之，喚醒了人對親情的意識，也引發觀眾對影片中人性的進一步思考。

國家。

這是不可能繞開的話題。雖說是戰爭時期，主要的國策是“安內必先攘外”，可是當人民處在這樣的生存危機之下，政府難道不應該體恤一下他的子民嗎？

我清楚地記得，當白修德記者歷盡周折，最后經過宋慶齡的關系見到蔣介石時，他向蔣介石動容地帶著哭腔地匯報河南的真實慘況，并將“狗吃人肉”的照片遞交給他；白修德走后，蔣介石的第一反應居然是在辦公室怒摔杯子，指責這個美國佬“多管閑事”，并要求宣傳部長“封口”……

在豫軍作戰正是勢頭有利之時，蔣介石卻從緬甸發回了電報，要求豫軍“有序地撤出河南”。收到電報后，河南戰區指揮官一言不發，其副手說道：“國家貧弱，只有甩包袱，這樣才能

顧全大局……在危險苦難時刻，國家、民族、領袖、主義，一個比一個不靠譜……”

是啊，當道的不是共產黨。雖然我也將成為共產黨員，但這絕不是為共產黨歌功頌德，因為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是共產黨，他們將會比老百姓先餓死，而不一定是戰死。

所以，看到蔣介石放棄河南，豫軍西撤的時候，日本人停止了對河南的正面進攻——因為連野蠻的日本人也對這個慘無人道的舉措一時想不出對策，當然，肯定不是說日本人有多么善良——日軍指揮官在飛機上看到大批軍隊正撤出河南的狀況時，與下屬說道：“中國政府已經放棄河南了，如果我們把軍糧發給災民，他們會怎樣？”下屬說：“他們可是中國人啊！”日軍官又說：“別忘了，他們首先是人……”

我們暫且不論日本人給河南災民發軍糧后那些災民是否一定會投靠日本人，僅就一個國家而言，正經受著自己的子民因為“吃”而背叛它的危機，這是一個民族何等的悲哀？而當蔣氏集團得知日本人的這一舉動時，一位官員感嘆道：“日本人真是太惡毒了，他們居然給災民發糧食。”天可憐見他聽到此聞后首先想到的竟不是政府的失民！這也就難怪災民寧可信“主”而不信政府了。

然而在這多重的災難而又孤立無援的處境下，“主”似乎也不靈了。當逃荒路上的教父找到神父并向他哭訴災民的悲慘處境時，他說：“你不是說這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安排的嗎？那他為什么這么做！”神父說：“災難不是主的旨意，是魔鬼的詛咒……”教父則失聲痛哭：“如果上帝斗不過魔鬼，那信他還有什么用……”

這一句話，道出了人民心中多么希望能有一個靠山來抵擋這災難。

唯一讓人感到幾絲欣慰的也帶有幾分悲涼的場景，是老東家從陜西往回走時，路邊上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正在哭著叫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她的媽媽，她不知她親愛的相依為命的媽媽已經走了；老東家看此景便過來，用手指探了探這位媽媽的鼻孔，對小女孩說：“你的媽媽已經走了，”小女孩一下哭得更厲害了：“媽媽走了，我一個認識的人也沒有了……”老東家拉起她那餓得皮包骨頭的小手，含淚道：“吖呀，你叫我一聲爺，咱們兩個就算認識了……”兩個背影，一老一少，在雪地里走著，步履蹣跚，導演讓這一個畫面持續了很久，像是一個天問，給中華民族……

死，雖然過程的殘酷很難讓人想象，但對災民來說，卻無疑是最好的歸宿，最完全的解脫。如老東家在其母病死后所說：“死了好，早死早托生。來生千萬別托生到這個地方了……” 當然，震撼人心的不僅僅是人所面臨的絕望深淵，更是——死了，死了太多的人。當蔣介石問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李培基頓了一下，吞吞吐吐地答到：“政府統計，一千零二十六人，”蔣又問：“實際呢？”李培基尷尬地低下頭說道：“三百多萬。”三百多萬……

一九四二年，當甘地絕食、丘吉爾感冒的時候，我們的祖國腹地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 今天，雅安地震了，同是災難，與河南大逃荒不同的是，雅安背后，有靠山。

二零一三年五月

第四篇：《一九四二》電影觀后感1000字

小編導語：馮小剛導演的電影《一九四二》是一部災難片，沒有了馮氏幽默的賀歲檔感覺會缺少點什么，但是《一九四二》給了觀眾深刻的思考。這部根據劉震云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改編的電影《一九四二》是一部值得觀看的賀歲歷史劇！更多關于《一九四二》電影觀后感盡在巨人作文網！

一九四二年，河南，旱災，蝗災，三百萬人餓死。“在死三百萬的同時，歷史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宋美齡訪美、甘地絕食、斯大林格勒血戰、丘吉爾感冒。”馮小剛的電影保留了劉震云小說里的這句話，在風云突變的大時代，個人的悲慘只是你個人的大事，蔣委員長心里則另有其他，日寇步步緊逼，陜北盤踞著逐漸坐大的敵對武裝，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場，戰后世界格局與中國國際地位??與這些大事相比，河南的災情未免來得不是時候。其實蔣委員長并非不信，只是不愿相信。如同王小波筆下花剌子模的君王，他拒絕聽到關于河南任何壞消息，“災是有的，但沒那么嚴重。”直到看到《時代》記者拍到狗吃人尸的照片，蔣委員長才不得不承認災難的存在，才開始杯水車薪的救援。

信仰有何作用？《少年pi》里，信仰讓派在苦難中從容地活下來面對生命，但《一九四二》里張涵予的神父卻在饑餓和炮火中迷失，看著小女孩美好的生命灰飛煙滅，他有了疑惑，為何上帝總打不贏魔鬼？他對外國神父說，他覺得自己的心里也住進了魔鬼。面過已成為過去的苦難，少年派可以做出選擇，選擇心有猛虎細嗅薔薇。但設若深陷苦難無法自拔永遠也看不到盡頭呢？電影里，人們都為了活著嘗盡苦楚，卻沒有一個人選擇自殺，他們都卑微地生存者，財主的讀過書愛小貓的女兒寧愿自己被賣到妓院，只因想吃飽想活命，佃戶愿意賣掉小女兒，徐帆在給孩子一個托付后自己把自己賣掉，如此凄涼，卻沒有人選擇死。如同余華的《活著》，活下去是柔軟而剛強的，死了就什么都沒了。在苦難中，生更容易更有價值，還是死更容易更有價值，有時還真難以輕易判斷誰更值得尊敬。真實的歷史里，一無所有的父母，會毫不猶豫地賣掉自己的兒女，女人們會被城里來的人販子買走當老婆或賣到妓院，據說有一對父母，將自己的兩個孩子殺死，只是不愿聽到他們哭喊著要吃的東西。當然，也有人選擇一家人傾其所有后飽餐一頓一起去死。

電影里的日軍用軍糧收買災區人民，竟收獲奇效，這一招蔣委員長稱之為“陰險”，但委員長，河南正是你甩出去的包袱啊。對于大人物來說，我們都是螻蟻，棋子，必要時可以是棄子。張默扮演的長工，被日本人長刀刺死，饅頭在刀尖，絕妙的隱喻，給你吃，后面就是刀。從百姓的角度來說，這糧食吃還是不吃，是個問題。用司令官的話說，人餓死了，土地還是中國的，仗打輸了，我們就都是亡國奴了。但大人物們讓我們死，日本人讓我們活，至于土地，跟我們何嘗有一毛錢關系？所以，小說里說人民竟倒戈打中國軍人，電影里沒有正面表現，想必有著不小的顧慮，姜文的《鬼子來了》可在前頭擱著呢。有人說，拍一九四二算什么，怎么不敢拍二十年后，請問這些人是外賓嗎？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敗退臺灣，其實一九四二年這場饑荒中顯露出來的問題已經為他的崩潰埋下了伏筆，貪污腐敗泛濫，官僚主義嚴重，政府行政效能極為低下，而社會力量又被嚴

厲管控，這一切都是七年后失敗的先兆。溫故一九四二，溫故而知新，要知道，可以餓死三百萬，也可以餓死三千萬，有時候有天災，有時候是是誣陷為天災，有時候可以逃荒，有時候卻不讓出去要餓死就餓死在自己家。也許那樣的饑荒不會再來，但各種混亂未必會消失，如何選擇，如何決定，值得每個人深思，值得大人物們警醒。

第五篇：電影一九四二觀后感1000字

電影一九四二觀后感

前次課上我們觀賞了《一九四二》，感觸頗多，卻不知改如何提筆。觀影之前，當“逃荒”，這樣單薄的字眼出現在面前時，或許我們大多只能像劇中的小女孩一樣把“逃荒”理解為“沒有吃的了，不愿意餓死，出門尋吃的”。雖說我們沒有真正經歷這樣的大災荒，沒有餓過肚子，沒有吃過苦，但劇中所反映的卻讓我們真實的感受到了當時災荒和抗日戰爭同時發生時，河南人民民不聊生的狀況。形勢所致，政策又將如何呢？

影片這樣描述了整個劇情：老東家范殿元，大災之年，戰爭逼近，為了躲災，他趕著馬車，拉著糧食，載著家人，加入往陜西逃荒的人流。躲災過程中，他從開始的充滿希望，到慢慢失望，最后絕望。三個月后，到了陜西潼關，車沒了，馬沒了，糧食沒了……車上的人也沒了。這時老東家特別糾結，他帶一家人出來逃荒是為了讓人活，為什么到了陜西，人全沒了？于是他決定不逃荒了，開始逆著逃荒的人流往回走。

而最讓我覺得煽情的是影片最后“人流中喊：“大哥，怎么往回走哇？往回走就是個死。”老東家：“沒想活著，就想死得離家近些。”轉過山坡，碰到一個同樣失去親人的小姑娘，正爬在死去的娘身上哭。老東家上去勸小姑娘：“妮兒，別哭了，身子都涼了。”小姑娘說，她并不是哭她娘死，而是她認識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認識了。一句話讓老東家百感交集，老東家：“妮兒，叫我一聲爺，咱爺倆就算認識了。”小姑娘仰起臉，喊了一聲“爺”。老東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陽光下灑滿了希望。

影片《一九四二》分別從國民政府、國際記者和宗教人士以及普通災民四個不同的視角詮釋這場了災難：國民政府方面，與高層彬彬有禮卻冰冷虛偽的外交辭令相比，影片中國軍軍官的那句“國家貧弱，只有甩包袱，才能顧全大局”的哀嘆或許更能解釋當局的抉擇與災區的人民悲慘命運；國際記者和宗教人士都從人道主義出發，試圖用自己的方式解救災民，只可惜他們的力量和方法遠遠不足以解救飽受戰亂、災荒蹂躪的災民；民眾方面，無論是老東家一家所代表的中小地主，還是瞎鹿、栓柱所代表的貧農，在這場災難中都無力保護自己的財產、尊嚴甚至生命。

回首曾經這樣的災難，我們又將怎樣面對現實。

或許，我們更多的會說“以史為鑒”，可“鑒”又談何容易。時間會拭去人們心頭的災難所帶來的悲傷，會撫平歷史的疼痛，會揩去社會中的那些不美好。但，鑒史，我們需要從多方面考慮。1942的大災荒，雖說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但人為因素在災難的發展過程中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我們首先應當注重對自然的保護，珍惜和保護環境其次，政府應該顧全大局，關注民生；人們自身應當珍愛生命，互相尊重。

再多的“借鑒”，也不如我們實際生活中的行動。《一九四二》，讓我們更愛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