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看油田與地方的關系？

4﹒ 如何看油田與地方的關系？

2013年7月25日，滄州市副市長、任丘市新任市委書記田金昌，在到任的第一天就來到華北油田，就華北油田與任丘市共同發展和油地共建等問題進行了交流與探討。田金昌書記明確表示，沒有華北油田就沒有任丘的今天，就沒有任丘的未來。高度重視油田、支持油田和服務油田，向服務油田好的城市學習……任丘高層領導的要求，向我們傳遞出一個強烈的信號：油地關系將步入和諧共榮的新階段。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時期，油地關系成為雙方關注的重點，如何正確認識油地關系問題，顯得尤為重要。

油地關系：興衰與共，唇齒相依

石油、天然氣作為戰略性資源，為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提供“血液”，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息息相關。油田的發展離不開地方的支持，地方發展也離不開油田的帶動，油地之間是一種興衰與共，唇齒相依的關系。

1976年初，華北石油大會戰拉開序幕，3萬多名石油工人匯集華北大平原，近百臺鉆機廣布城鎮農村，日夜轟鳴，奮力找油……，經過37年的相互支持、艱苦創業，華北油田從一個會戰初期的石油勘探開發企業，建設成了一個主業突出、多元發展的國有特大型企業，在全國石油戰線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華北油田人以勤奮、友好、樂觀的生活態度同地方群眾保持著魚水之情，雙方以服務為琴、真誠為弦，彈奏著油地共建的和諧樂章。在華北油田踏上騰飛之旅的同時，地方經濟也步入了加速發展的快車道。

在油田會戰初期開始，河北省政府為支援油田建設，從省到各區、縣、市均建立了支援油田建設系統，為油田會戰和后期發展出臺了相

應政策文件，譬如職工家屬隨礦、農副業地等，為油田職工家屬的生活提供了有力保證。在生產建設方面，河北省各級黨委、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建章立制，通過支油辦的協調運行，為油田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秩序。

華北油田的奮勇前進，也對地方發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十一五”以來，華北油田在河北省企業納稅排名始終位居前3位。以合作項目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先后與河北10多個市縣簽訂了合作框架協議，有力推動河間、霸州、肅寧等油區周邊縣市經濟快速升級發展，機關總部所在地任丘市已發展為全國百強縣、河北省十強縣。多年來，公司每年都投入一定資金，履行所承擔的38項社會管理職能，與有關地方政府一起滿足了礦區民眾的公共服務需求，關心支持公益事業；利用富余電力緩解地方電力緊張矛盾，受益人口300多萬；將內部醫療改為開放式醫療，使周邊9個縣市215萬名群眾享受到高質量醫療救治服務；大力開展扶貧援建，對口支援的10幾個貧困村莊實現了脫貧致富，公司被評為“河北省扶貧工作先進單位”。

油地共建：同下發展“一盤棋”

華北油田與地方政府克服困難，在發展過程中相互支持，同下發展“一盤棋”。從三十多年的發展進程來看，油田與地方共謀發展的利益是一致的，在發展的道路上建立戰略合作關系，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新的發展環境下，油地雙方要把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同幫互助、共謀發展的良好傳統發揚下去，因為只有和諧共建，才能共興共榮，這也是多年發展過程中油地雙方達成的共識。

華北油田公司，是唯一一個中石油下屬企業總部建立在縣級城市的特大型國有企業。公司在完成生產經營任務的同時，還承擔了公用

事業管理、社會保障、高等職業教育、離退休人員管理、社區服務與管理、社會救助、消防等社會管理職能。在承受著艱巨的企業發展壓力的同時，油田公司不忘以實際舉措拉動地方經濟發展。近年來，公司采取多項務實舉措，下大力氣積極推進新型油地關系。一是有效拉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公司圍繞主營業務發展，在上級政策和自身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延伸拓展產業鏈條，新成立公司盡可能當地注冊、當地完稅，同時促進當地就業和城市建設。近年來僅在滄州地區，就注冊成立公司31家，著力發展了燃氣、凝析油深加工、精細化工等業務，年收入超過20億元、屬地納稅超過1億元，回饋和支持了地方經濟發展。二是廣泛深入開展油地共建。“十一五”以來，公司共投資4400多萬元，鋪設修繕道路175條875公里，使沿途300余個村鎮交通得以改善；累計向滄州、廊坊等地方用戶供電19﹒1億千瓦時，受益人口300多萬；大力開展扶貧援建，對口幫扶滄州市孟村縣楊石橋村、河間市西柳洼村，投資700多萬元幫助滄州鹽山縣、張家口尚義縣的10幾個貧困村莊脫貧致富。三是不斷加強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的溝通聯系。公司主動同地方黨委、政府溝通，及時介紹油田的建設發展情況、重大項目工程的進展情況，贏得理解和支持，近兩年來組織召開油地聯席會6次，涉及儲氣庫、煤層氣等業務發展的重大問題得以解決。今年以來，河北省政府進一步明確將“定期聽取華北油田公司匯報”制度化，并針對涉及油田企業建設發展的有關問題建立協調機制，指定省發改委為涉及油地建設事項的具體聯絡和協調部門；另外，在2012年油田公司選派5名干部到省直廳局和地方黨委、政府交流掛職，1名地方干部來油田掛職的基礎上，持續加大企地“雙向交流掛職”力度，積極建立企地干部掛職交

流長效機制，從而進一步密切油田與省直機關、地方黨委政府的聯系。

公司總部所在地任丘市，同時容納有中石油17家企業機構，油田各企業在任丘礦區常住人口有16萬人，其中待業子女2萬余人、員工家屬3萬余人。由于任丘是縣級市，容納能力有限，企業無法向其移交社會管理職能，給生產建設發展帶來較大負擔。同時城市功能不夠完備，在解決油田子女就業、入托，員工家屬就醫，油區發展建設等方面很難提供相應的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務，使企業發展需求與城市功能支持不能有效銜接。雖然存在諸多現實不足與困難，地方政府仍然高度重視油田、支持油田和服務油田。近年來相繼出臺的《任丘市優化華北油田發展環境有關規定》和《任丘市支持中國石油駐任丘企業發展若干規定》，開啟了新形勢下油地發展共謀、合作共贏、城市共建、文化共榮的新篇章。同時，任丘市今年將啟動實施“打造宜居宜業城市”建設工程，加快城市建設步伐，完善公共服務配套設施，為石油企業全身心抓好生產經營創造良好環境。

油地未來：和諧共建譜新篇

油田與地方毗鄰而居，“和諧”二字貫穿了情結與機緣，包含了責任與貢獻，油地關系的未來一定要以大局為重，堅持和諧共建，為未來開辟更為廣闊的空間，共同譜寫發展新篇章。

公司堅持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用市場的辦法解決矛盾和問題，發展油地互補經濟，建立油地經濟共同體。以“促進發展、為民謀利”為目的，以“一地一策”為方針，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持續加大對外溝通協調力度。鞏固并擴大前期工作成果，與河北、山西、內蒙古等省委、省政府建立溝通匯報機制，定期匯報工作、反映問題，贏得理解和支持；利用資源、技術、資金等優勢，與廊坊、晉城、錫

盟等市委、市政府建立起戰略合作關系，爭取更多話語權；與任丘、沁水、錫林浩特等縣市，建立起油地聯席會制度，定期溝通情況，協調解決存在問題，實現共同發展，力爭盡快與油區所在省、地區、市（縣）全面建立起友好合作、共同發展的協調保障機制，為公司持續、穩健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市場空間。

廣大干部員工在工作生活中，要積極樹立人人都為油地和諧共建、共建共榮而努力的理念，理性對待油地關系中的焦點問題，以油田員工、城市主人的雙重責任感，切實為油地和諧共建、共興、共榮作出自己的貢獻。

第二篇：周易看姓名與人生關系

周易看姓名與人生關系

為了區別每一個人類個體，人類發明了姓名，其實即使在原始社會，沒有文字和語言，我們的老祖宗也是在意識里有區分某甲某乙的概念，并最終形成了對人代號的出現。姓名與人生息息相關，在周易里，姓名與人生的關系更是可以預測和推理，證明了姓名確實影響著人生。今天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下吧。

《易經》是中華民族的瑰寶，是前人智慧的結晶，是經的住考驗的預測方法，曾經在我國古代的軍事、人文思想中起過重要的影響，人們相信：世間的萬物皆應太極運轉，獨陽不生，獨陰不長，木、火、土、金、水，循環不止，是天地萬物循規蹈矩的原因，人的一切行為都在數理的運轉中，無人可以逆勢而轉，這些思想在古代哲學中根深蒂固，姓名也相應的被納入了數理的運轉中，結合了周易的姓名學也自成一派，在周易預測學中占了一席之地。

嚴格的說姓名本是心理學，姓名對人的影響本是一種心理作用我相信：一個人的名字對其人的存在有影響，比如在未見其人而先聞其名的時候，一個響亮的、具有高尚意義的名字可以先在聞者心間建立一個良好的形象，這就給其人帶來了良好的影響，反之則可能帶來不良的影響。

首先，姓名對一個人的性格傾向有著強烈的誘導作用，不同的姓名誘導著不同特點的的性格。我們知道“性格即命運”，性格改變了，思維方式、行事方式也就改變了，命運自然就被影響了。通過對一個人性格傾向的誘導來間接地影響人的命運正是姓名影響人的命運的主要方式之一。

其次，不同的姓名有著不同的理數和理數配置。良好的理數配置會有助于風調雨順運勢環境的形成，不良的姓名理數配置則會給人帶來非常駁雜的運勢環境。

第三，姓名通過其理數五行來影響一個人的八字五行是姓名影響人的命運的另一個重要方式。姓名理數五行及其組合對一個人八字五行所起的作用有著很大的差別。一個優良名字的理數五行對其八字起著弱補強調的作用，對改善自身的運勢非常有利；而一個不良名字的理數五行則會對其八字缺陷起到助紂為虐的作用。

第四，姓名在精神方面的誘導作用，如自我暗示以及人們對一個人名字的喜惡也是影響其命運的一個重要因素。

姓名與人生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目前尚不能準確衡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姓名對人生的際遇確實能產生影響，如果你有興趣研究，不妨就在周易這個無邊的智慧海洋里去尋找答案吧。

第三篇：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重大變遷

中央與地方關系是一個多層面、多角度的體系，它包含著中央與地方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乃至文化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最大變化，表現為中央與地方經濟關系的變化。經濟體制改革每向前跨進一步，都使中央與地方關系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并打上受經濟體制改革影響的烙印。我國中央與地方政治關系的改革，一般都是經濟關系變化的延伸和發展，是經濟體制改革在上層建筑領域的表現。而“均衡、和諧地協調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不管是對經濟體制改革還是對政治體制改革，都是一件十分重要也十分棘手的事情。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而言，能否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統一的市場經濟還是互相封鎖的市場經濟。對于政治體制改革而言，能否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直接影響到地方和基層組織積極性的發揮，甚至影響到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大體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也隨之劃分為與經濟體制改革相對應的兩個階段。

一、以放權為主導的中央與地方關系(1992 年以前)

中央與地方關系根植于一個國家的社會體制之中，一國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狀況直接決定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形態特征和發展變化。

1949 年取得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國家結構形式上選擇的是單一制的中央集權模式，這是基于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最重要問題所作出的決定。表現在經濟體制上則是一種高度集中的資源再分配——利益滿足體制，中央政府通過這樣一個完整的網絡決定地方政府的行為。這種利益滿足體制奠定了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的模式——高度中央集權型，中央對地方政府具有強制性的指揮權，決策大多由中央一級作出，地方政府的基本職能僅在于實現全社會利益的一部分。這種高度的中央集權模式造成我國經濟管理中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不利于地方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采取這些措施，才能充分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取得巨大成就。在巨大成功的推動下，改革從農村發展到城市。1984 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它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為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但長期以來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權的管理體制已很難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求，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其進程。鄧小平分析說：“機構龐大，人浮于事，官僚主義，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這邊往下放權，他那邊往上收權，必然會阻礙經濟體制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后腿。”只有改變這種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才能趨于合理。而要改變這種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最為關鍵的就是權力下放。因此，他強調，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權力下放為中心環節。同時，鄧小平也十分重視政治體制改革，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相互依賴，相互配合”。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應當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即下放權力，發揮地方積極性，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因此，1978 年以來，在總結新中國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認識是：要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就必須分權、放權，要通過“精兵簡政，真正下放權力，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把人民群眾和基層民主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我國堅持“兩個積極性”的總體原則，實行的是以“下放權力”為基本特征的向地方傾斜的政策。黨的十三大報告確認：“凡是宜于下面辦的事情，都應由下面決定和執行。這是一個總的原則。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要在保證全國政令的統一的前提下，逐步劃清中央和地方的職責，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中央的責任是指出大政方針和進行監督。” 在這一時期，權力下放的理論與實踐交錯產生與進行，互相促動。這一時期的權力下放包括1980 年的財稅權下放、1982 年的立法權下放以及1984 年的投資決策權下放。然而，在這一過程中，開始出現了令人不安的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問題。“有的地方和部門的保護主義，已發展到了嚴重的程度，為了他那一點個人和局部利益甚至連犯罪的問題都敢加以保護。”同時，在這一階段的改革中，形成了東重西輕的梯度分權格局，即東南沿海一帶，權力下放較大；而中西部地區，則權力下放較小。權力下放不均等，不僅進一步擴大了東西部的差距，而且導致地方與地方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不公平、不平等競爭，權力下放使地方政府的功能急劇膨脹，為了地方的狹隘利益，產生了壟斷意識，形成了“諸侯經濟”。早在1988 年就有人尖銳地指出全國已有20 多個“獨立王國”、2000 多個“諸侯”。各地方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斷向中央爭投資、上項目，利用自身權力加劇地方割據和封鎖，搞自成體系的“大而全，小而全”，使各地產業結構趨同，并引發了一系列資源大戰。

概括來看，這一階段的總體特征是：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強調發揮兩個積極性，其結果是以權力下放、地方分權為主，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這一點江澤民同志給予了明確闡述：“改革開放以來，實行權力下放，地方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有力地推動了改革與發展。這是一條重要經驗，應當充分加以肯定。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有的地方和部門過多地考慮本地區、本部門的局部利益，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不力，甚至出現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應當由中央集中的則集中不夠，某些方面存在過于分散的現象。我們既不允許存在損害國家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也不允許存在損害國家全局利益的部門利益。”

二、不斷磨合的中央與地方關系(1992年以來)

從歷史來看，最理想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應該是平衡與協調關系。在權力分配上，既能保證中央政府有足夠的力量治理好全國，又能保障地方有適度的權力建設好地方。任何一方的權力過大或過小，都將破壞權力的正常運轉。中央的權力過大，影響地方的建設與發展；地方的權力過大，則威脅中央的治理。這是1992 年以來我國力圖達到的理想狀態中的中央和地方關系。

1992 年，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定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高級形式，這種形式下的經濟運行模式和運行機制既不同于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形式下的運行模式和運行機制，也有別于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形式下的運行模式和運行機制。市場經濟要求尊重市場的內在運行規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從此，我國的整個經濟運行快速地向市場化方向轉變，進入一個急劇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全面改革的歷史時期。與此同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政治體制的功能也必然要發生變革，以適應經濟體制和社會、經濟生活方式的變化。可以說，從對物質資源的直接管理到非直接管理，從以管理物質資源為主到管理非物質資源為主，是政治體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生的重要變革。中央與地方關系作為整個政治體系中的子系統，也必然要發生適應性變化。與這樣一種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結構，既要求有必要的中央集權，又要求有在中央有效控制下的地方適度分權。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中央集權條件下的地方分權，必然會造成“諸侯林立”的分裂局面；而沒有在地方分權基礎上的中央集權，又會復歸于僵化的“大一統”模式。只有實現二者的結合，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需要，實現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合理化。

為了改變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實行行政放權而帶來的中央宏觀調控能力削弱和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的狀況，1994 年新的財政體制分稅制及其他管理體制的實行，使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調整與改革以市場經濟為取向，標志著建立新型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分稅制的一個明顯特點，就是擴大了地方固定收入的范圍。這有利于促進地方合理地組織經濟，有效地利用資源，提高經濟效益，最終做到既增加了地方的收入，也能增加中央的收入，實現財政、稅收上的“兩個積極性”。實踐表明，分稅制的實施開始把中央與地方分工合作的關系導入一條制度化的軌道。因此，早在五年前甚至更早，就有經濟學家稱其為“中國式的聯邦制”或“財政聯邦制”。?

分稅制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創新，它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博弈格局，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各地方對于中央財政的依賴度，明顯強化和改善了中央宏觀調控能力。但是，分稅制并非萬能，雖然加大了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但對于地區差距問題，不僅未能加以解決，反而進一步擴大。由于分稅制改革主要是“中央主導型”模式，自實行以來，中央和地方的經濟分成比例幾乎年年在變，中央可以根據經濟形勢的需要，隨意調整中央和地方的分配關系，地方政府只能被動接受，從而導致地方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抱怨和抵觸聲音。再加上在分稅制確立之后，由于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事權劃分得不明確，雙方都會采取一些機會主義行為來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地方這一層面，過度重視地區間的經濟競爭導致大量低水平重復建設，由此又形成地方保護主義，并進而導致嚴重的腐敗問題。而地方由于承擔了從中央轉移而來的財政壓力，又必須考慮另外開辟財源，因而往往集中注意力于土地開發，通過“經營城市”來增加收入、緩解財政壓力，這就導致了房地產過熱和房價猛漲以及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績工程”。?瑏瑥這樣一些問題的存在，既威脅到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又往往使得中央的調控措施失去應有的力度與效果，甚至影響到其權威與合法性。

總之，這一階段的總體特征是：在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強調發揮兩個積極性，它意味著中央要加強屬于自己的宏觀調控權，同時把屬于地方的權力劃歸地方。因此，1992 年以后我國在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磨合上出臺了不少有針對性的政策，增強了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同時也出現了新的地方保護主義。如此看來，要想達到理想狀態的中央與地方關系任重道遠。

三、權衡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理論思路

如前所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既經歷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階段，又步入了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期。雖然兩個時期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權衡重點和最終取向不盡相同，但都植根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環境中，都是基于對歷史上所犯錯誤的規避。在這其中，我國的社會體制發生了深刻變化，高度一體化的官僚集權體制被打破，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開始走向分離，社會逐步趨于多元化。中央與地方關系也不例外，傳統單一的中央高度集權模式讓位于多元化的、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并存的新格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分稅制的實行、政府機構與職能的改革等，我國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有了實質性變化，初步建立起政治運作與經濟運行相對獨立的政經二元化體制。?瑏瑦但是，當改革進入深水區以后，以分權為路徑解決我國的中央與地方關系遇到了難以突破的瓶頸。因此，我國在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權衡上有著理論拓展的空間。

中共三代領導集體在不同時期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上均形成了極具智慧性的理論。概括來看，1956 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關于中央和地方關系的理論直接指導了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實踐，同時也具有不容低估的現實指導價值；在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針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實際問題，系統提出了經濟轉軌時期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原則，并在隨后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1995 年江澤民在十四屆五中全會上發表《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的講話，系統闡述了第三代領導集體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原則和構想，這直接指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權衡。從理論上來看，中共三代領導人都在不同時期堅守了相同的理論原則。這一方面彰顯了理論本身的生命力，同時這些理論思路也是現今發展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準繩。

一是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全面系統地論述了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對于我們的意義。“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是國家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原則問題，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全國經濟的協調發展。我國國家大、人口多，情況復雜，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賦予地方必要權力，讓地方有更多的因地制宜的靈活性，發揮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利于增強整個經濟的生機和活力。同時，全國經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中央必須制定和實施全國性的法律、方針、政策，才能保證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促進國民經濟有序運行和協調發展。”?瑏瑧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是《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的一個重要思想，成為后來我國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重要原則，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堅持了這一思想。這說明三代領導集體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這也是我們權衡中央與地方關系時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

二是要維護中央權威。1996 年3 月11 日，江澤民在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討論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央領導和中央政令的權威必須維護，這也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政治原則和政治紀律。”對照建國以來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維護中央權威是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是確保國家安全、社會政治穩定和經濟協調發展的需要，是深化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也是擴大對外開放的需要。

三是要尊重地方利益，屬于地方的權力要劃歸地方。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發揮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實行投資的合理分工。中央掌握的建設資金集中用于全國性或跨地區的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重點工程，以及科技、教育、國防等方面的重點項目。地方政府投資主要用于本地區公益性、基礎性項目。”這就確定了屬于地方政府的一項重要權力：投資管理權。這樣，按照三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思路，就是賦予地方必要的權力，特別是與其權力、職能、責任相一致的地方經濟調控權要劃歸地方，應充分尊重地方利益。

四、拓展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實踐途徑

從實踐角度來看，中央和地方關系有著較大的拓展空間。

其一，權力下放的思路不能放棄，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而言更是如此。從新中國中央和地方關系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始終處于一種集權、分權的循環往復中。中央的積極性高了，就影響了地方的積極性；地方的積極性高了，就影響了中央的權威。改革開放初期實行的以行政放權為主要特點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改革所帶來的后果是：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和中央宏觀調控能力的削弱。這似乎讓人談虎色變，談到分權就聯想到中央的孱弱。于是在以后的改革中，我們一方面放權，另一方面又出臺不同的政策對所放權力進行約束，直接帶來現今地區梯度格局明顯，東西部之間、沿海與內地之間差距愈益拉大，導致地方政府更多的抱怨和新的地方保護主義的出現。

權力下放本身沒有錯。歐美國家三百多年來都遵循給予地方更多的積極性和自主權的原則，也未見那些國家的統一地位發生過改變。那為什么我國出現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復建設和政績工程？ 原因就在于在權力下放過程中沒有給予地方更多的監管權。如果我們能更好地發揮民間力量、非政府組織以及公共領域的監督作用，那么地方政府在一些宏觀規劃和大的城市建設上就必須做到透明化，同時采用一定范圍的聽證制度，在保證地方利益的同時，考慮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效益。

其二，尋求通過制度化、法律化的途徑來達到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平衡。我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代表了國家的所有主權，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分支，有義務服從中央的命令，中央政府可以隨時通過法律或命令超越并取消地方規定。自1994 年實行“分稅制”以來，地方政府逐步具備了自己穩定的稅種和財政收入來源，作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地位凸顯，甚至有人說，加上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以及大量歸于地方支配的預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以各種形式實際支配的公共財力遠遠大于中央政府。?瑏瑨獨立的利益主體使地方政府具備了經濟學中“經濟人”的特點，這也是中國地方保護主義的根源。但是，不論人權、財權還是事權，地方政府與中央實質上很難“平等對話”。在單一制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只能謀求一些制度外措施如“跑部錢進”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謀求自身作為“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我國中央與地方關系種種問題的實質是，單一制下不具有明確法律地位的地方政府，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形成同中央的博弈。因欠缺類似“州際貿易條款”的有效調控機制，在中央與地方的博弈中，中央并非在每一方面都處于明顯的優勢地位，尤其是在經濟方面。這使得中央對地方權力的收放猶豫不決，也直接導致建國以來我國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始終徘徊于“集權—放權”的循環之中、“放—亂—統—死”的怪圈轉個不停。所以，通過法律約定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成為一個刻不容緩的話題。

從現實來看，雖然我國現行憲法、地方組織法中對于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職權劃分有一些規定，但這些規定是原則性的、粗線條的，過于籠統，缺乏嚴格、準確的界定和區分。這樣，中央根據需要，可以隨時收權和放權；地方為了自身利益也可以向中央討價還價。因此，如一些學者所建議的那樣，可以考慮制定一部中央與地方關系法，規定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劃分。當然這里所提到的法律方式包括兩種：一是可以通過立法方式確定中央和地方的權限，二是應該通過法制手段解決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沖突和分歧。

其三，可以從歷史和他國尋求政治智慧。從歷史來看，世界上的大國所采用的幾乎都是聯邦制國家結構形式。在當今世界約200 個國家中，雖然只有28 個聯邦制國家，但它們占了世界1 /2的土地和1 /3 的人口，并呈現出豐富的多樣性。對于大國而言，這些國家由于疆域面積龐大、人口眾多，勢必存在各種不同的要求，無論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這些帶有地方特色的要求如果全部交由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進行權衡，就不會強調每一個地方的各自特色和利益。美國、德國的聯邦制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比較規范的中央與地方關系。顯然，謀求政治文明的發展是沒有國界的，他國的歷史經驗可以為我國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提供政治智慧。

總之，任何一個大國的有效治理，都必然依賴良好的中央與地方分權。通過中央與地方的分權，中央政府能夠更加有效地收集和處理實施治理所必需的信息，將自己的權力更加深入地貫徹到社會的末梢，并合理控制政府規模，建立一個更有效率的政府；而地方政府能夠更加了解民眾的偏好，從而更加有效地回應居民對地方性公共物品的需求，同時各個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也有助于居民通過“用腳投票”獲得更好的公共服務，地方政府也會由此產生制度創新。

第四篇：中國民居與地理環境、地方風俗的關系

中國民居與地理環境、地方風俗的關系

我國歷史悠久，疆域遼闊，自然環境多種多樣，社會經濟環境亦不盡相同。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這種傳統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環境的烙印，生動地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

一、中國北方民居與地理環境

中國北方黃河中上游地區窯洞式住宅較多，在陜西、甘肅、河南、山西等黃土地區，當地居民在天然土壁內開鑿橫洞，并常將數洞相連，在洞內加砌磚石，建造窯洞。窯洞防火，防噪音，冬暖夏涼，節省土地，經濟省工，將自然圖景和生活圖景有機結合，是因地制宜的完美建筑形式，滲透著人們對黃土地的熱愛和眷戀。

（一）、北院落民居（以北京四合院為主）——北京民居

四合院是北京地區乃至華北地區的傳統住宅。其基本特點是按南北軸線對稱布置房屋和院落，坐北朝南，大門一般開在東南角，門內建有影壁，外人看不到院內的活動。正房位于中軸線上，側面為耳房及左右廂房。正房是長輩的起居室，廂房則供晚輩起居用，這種莊重的布局，亦體現了華北人民正統、嚴謹的傳統性格。北京地區屬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冬寒少雪，春旱多風沙，因此，住宅設計注重保溫防寒避風沙，外圍砌磚墻，整個院落被房屋與墻垣包圍，硬山式屋頂，墻壁和屋頂都比較厚實。

中國北方院落民居以北京四合院最為典型。四合院坐北朝南，大門開在東南角，稱“坎宅巽門”，認為是吉利的，實際上也有利于保持私秘性和增加空間的變化。進入大門西轉為外院，安排客房，仆房和廚、廁。從外院向北通過一座華麗的垂花門進入方正而大的內院，北面正房稱堂，供奉“天地君親師”牌位，舉行家庭禮儀，接待尊貴賓客，其左右耳房居住長輩和用作書房。院兩側的廂房是后輩居室。各房以“抄手游廊”相連，不必經過露天，在廊內也可坐賞院中花樹。北京四合院所以有名，還因為它雖為居住建筑，卻蘊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載體。四合院的營建是極講究風水的，從擇地、定位到確定每幢建筑的具體尺度，都要按風水理論來進行。風水學說，實際是中國古代的建筑環境學，是中國傳統建筑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風水理論，千百年來一直指導著中國古代的營造活動。除去風水學說外，四合院的裝修、雕飾、彩繪也處處體現著民俗民風和傳統文化，表現一定歷史條件下人們對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壽字組成的圖案，寓意“福壽雙全”，以花瓶內安插月季花的圖案寓意“四季平安”，而嵌于門管、門頭上的吉辭祥語，附在檐柱上的抱柱楹聯，以及懸掛在室內的書畫佳作，更是集賢哲之古訓，采古今之名句，或頌山川之美，或銘處世之學，或詠鴻鵠之志，風雅備至，充滿濃郁的文化氣息，登斯庭院，有如步入一座中國傳統文化的殿堂。

北京四合院親切寧靜，庭院尺度合宜，把大地拉近人心，是十分理想的室外生活空間，庭院方正，利于冬季多納陽光。東北氣候寒冷，院子更加寬大。北京以南夏季西曬嚴重，院子變成南北窄長。西北風砂很大，院墻加高。

（二）、內蒙民居

蒙古包是內蒙古地區典型的帳幕式住宅，以氈包最多見。內蒙古溫帶草原的牧民，由于游牧生活的需要，故鄉以易于拆卸遷徙的氈包為住所。傳統上蒙古族牧民逐水草而居，每年大的遷徙有4次，有“春洼、夏崗、秋平、冬陽”之說，因此，蒙古包是草原地區流動放牧的產物。

（三）、寧夏民居

寧夏地處西北遠離海洋，降水少、溫差大，氣候嚴寒，大陸性氣候特征明顯，冬春干旱多風沙，盛行偏北風，故住宅一般不開北窗。為保溫防寒，采取廂房圍院形式，且房屋緊湊，屋頂形式為一面坡和兩面坡并存。

（四）、陜北民居（西北窯洞）

窯洞式住宅是陜北甚至整個黃土高原地區較為普遍的民居形式。分為靠崖窯、地防窯和磚石窯等。靠崖窯是在黃土垂直面上開鑿的小窯，常數洞相連或上下數層；地坑窯是在土層中挖掘深

坑，造成人工崖面再在其上開挖窯洞；磚石窯是在地面上用磚、石或土坯建造一層或兩層的拱券式房屋。黃土高原區氣候較干旱，且黃土質地均一，具有膠結和直立性好的特性，土質疏松易于挖掘，故當地人民因地制宜創造性地挖洞而居，不僅節省建筑材料，而且具有冬暖夏涼的優越性。由于地坑式窯洞難于防御洪水的侵襲，且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近年來，一些地方已經放棄了地坑式窯洞的修造，并陸續在地面上營建磚木結構房屋而居。

窯洞是一種特殊的“建筑”，不是用“加法”而是以“減法”即“減”去自然界的某些東西而形成的可用的空間。流行在中國西北部黃土高原地區。深達一二百米、極難滲水、直立性很強的黃土，為窯洞提供了很好的發展前提。同時，中國西北部地區氣候干燥少雨、冬季寒冷、木材較少等自然狀況，也為冬暖夏涼、十分經濟、不需木材的窯洞，創造了發展和延續的契機。

（五）、山西與山東民居

山西太行山區與山東膠東丘陵一帶兩地民居形式類似，單門獨院，有門樓，兩面坡屋頂。由于山高石料普遍，依照傳統上建筑材料就地取材原則。故磚石住宅較多。山西民居還多見磚雕等裝飾。兩地緯度相近但降水存在差異，故屋頂坡度略有不同，前者因地勢較高，東南面有東北—西南走向的太行山阻擋海洋氣流，降水不多（＜700毫米/年）；后者廣谷低丘距海近，降水較多（＞700毫米/年），為便于排水屋頂坡度較陡。

（六）、陜南居民

陜南地區，有山坳、河沿和平壩，居民根據地勢、原料等條件，建有多種居民，傳統的住房有石頭房、竹木房、吊腳樓、三合院及四合院等。

石頭房：多建于山區，鎮巴、安康、西鄉山區很普通遍，顧名思義，石頭房以石為基本材料。通常是后墻靠山崖，三邊以石頭砌墻，屋頂木架上鋪以油頁石板。石頭房經風耐雨,造價低廉。竹木房：四壁用圓木壘成，并留有門窗。屋頂用毛竹搭在木梁上，再以竹篾條結成以蓼葉覆蓋。有的人家在橫梁上架木，上鋪密竹，抹上灰泥，成為頂樓，上置火塘，用以熾烤和存放糧食。竹木房多建于抹邊及山坳，南鄭、寧強和城固等山區常見。

吊腳樓：多建于沿江集鎮。吊腳樓以木樁或石為支撐，上架以樓板，四壁或用木板，或用竹排涂灰泥。屋頂鋪瓦或茅草。吊腳樓窗子多向江，所以也叫望江樓。吊腳樓是遠古巢居的發展。三合院和四合院：多見于平壩城鎮。三合院有正房3間，中間為堂屋，東西為廂房2－3間。正房前方屋檐外伸，可用來吃飯、歇腳。廂房開間比正房小，兩端有圍墻相連，墻中間朝南開門。四合院由正房、廂房和過門房組成，中間有一天井，比三合院更講究。三合院和四合院居室以土坯、磚石、木料為基本材料，大門多向南。忌朝西。隨著款方經濟的發展，農村磚房和城市樓房日益多起來。

二、中國南方民居與地理環境

（一）、江蘇民居

江蘇民居以蘇州為代表。素有“東方威尼斯”之稱的蘇州水網密布，地勢平坦，房屋多依水而建，門、臺階、過道道均設在水旁，民居自然被融于水、路、橋之中，多樓房，磚瓦結構為主。

青磚藍瓦、玲瓏剔透的建筑風格，形成了江南地區纖巧、細膩、溫情的水鄉民居文化。由于氣候濕熱，為便于通風隔熱潮防雨，院落中多設天井，墻壁和屋頂較薄，有的有較寬的門廊或寬敞的廳閣。

（二）、上海民居

位于長江口的上海，地理位置優越，是近代民族工業的發祥地之一。經濟發達，住宅質量較好，多為磚瓦結構樓房，式樣新穎美觀大方，建筑風格充分顯示出人文因素的影響，頗有“海派”文化的影子。

（三）、福建民居

閩西南地區的客空人土樓是一種特殊農村住宅。土樓外形有方、圓之別，酷似寵大碉堡，其外墻用土、石灰、沙、糯米等夯實，厚1米，可達5層高；由外向內，屋頂層層下跌，共三環，主體建筑居中心；房間總數可達300余間，十幾家甚至幾十家人共居一樓。福建是東南沿海的“山國”，境內山地丘陵占80％以上，地形復雜，歷史上匪盜現象較為嚴重，中原漢族遷居此地后，為御匪盜防械斗，同族數百人筑土樓而居所，故形同要塞的土樓，防御功能突出。此外，福建地處東南沿海地震帶，氣候暖熱多雨，堅固的土樓既能防震防潮又可保暖隔熱，可謂一舉數得。

（四）、云南民居

干欄式竹樓是滇南傣、佤、苗、景頗、哈尼、布朗等少數民族的主要住宅形式。滇南氣候炎熱潮濕多雨，竹樓下部架空，以利通風隔潮，多用作碾米場、貯藏室及雜屋；上層前部有寬廊和

曬臺后部為堂和臥室；屋頂為歇山式，坡度陡，出檐深遠，可遮陽擋雨。

多彩多姿的中國傳統民居折射出我國地大物博、自然條件差異顯著的特點，同時，也是我國廣大勞動人民改造和利用自然適應環境的生動體現。講課時不妨引用“郵票上的各地居民”，讓學生認識各地特色不一的民居文化，有助于進一步使學生加深理解地理環境的區域分異及環境與人類的關系。

（五）、南方天井民居（以徽州民居為主）

“天井’其實也是院落，只是較小。中國南方炎熱多雨而潮濕，人稠山多地窄，故重視防曬通風，布局密集而多樓房。天井民居以橫長方形天井為核心，四面或左右后三面圍以樓房，陽光射入較少。正房即堂屋前向天井，完全開敞，狹高的天井起著拔風的作用。各屋都向天井排水，外圍聳起馬頭山墻，可防火勢蔓延。墻頭高出屋頂，作階梯狀，磚墻抹灰，覆以青瓦墻檐，白墻黛瓦，明朗而素雅，是南方建筑一大造型特色。天井民居以中國東南部皖南贛北即徽州地區最為典型。徽州民居的特色：

１、村落選址的重要性。符合天時、地利、人和皆備的條件，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村落多建在山之陽，依山傍水或引水入村，和山光水 色融成一片。住宅多面臨街巷。整個村落給人幽靜、典雅、古樸的感覺。

２、平面布局及空間處理。民居布局和結構緊湊、自由、屋宇相連，平面沿軸向對稱布置。民成多為樓房，且以四水歸堂的天井為單元，組成全戶活動中心。天井可少2～3個，多則10多個，最多的達36個。一般民居為三開間，較大住宅亦有五開間。隨時間推移和人口的增長，單元還可增添，符合徽州人幾代同堂的習俗。建筑形象突出的特征是：白墻、青瓦、馬頭山墻、磚雕門樓、門罩、木構架、木門窗。內部穿斗式木構架圍以高墻，正面多用水平型高墻封閉起來，兩側山墻做階梯形的馬頭墻，高低起伏，錯落有致，黑白輝映，增加了空間的層次和韻律美。方整的外形，形如“一顆印”為徽州民居的獨特風格。民居前后或側旁，設有庭園，置石桌石凳，掘水井魚池，植果木花卉，甚至疊山 造泉，將人和自然融為一體。大門上幾乎都建門罩或門樓，磚雕精致，成為徽州民居的一個重要特征。

三、小結

通過對中國民居的研究性學習，我越發領略到中國歷史底蘊的深厚、疆域的幅員遼闊。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環境養育了各族兒女，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和習慣，形成了風格迥異、色彩斑斕的民情風俗，它們共同造就了各具特色的中國民居。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這些積淀了最豐富的民俗文化的古民居的保護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傳統民居所蘊含的精神和文化應該被永恒地傳承和發揚下去，我們也應賦予其生氣和活力，使之真正成為我們可以留給子孫后代的一筆寶貴的財富。

第五篇：中國民居與地理環境、地方風俗的關系

中國民居與地理環境、地方風俗的關系

一、中國北方民居與地理環境...........................................................................................1

（一）、北院落民居（以北京四合院為主）——北京民居............................................1

（二）、內蒙民居.......................................................................................................2

（三）、寧夏民居.......................................................................................................2

（四）、陜北民居（西北窯洞）..................................................................................2

（五）、山西與山東民居.............................................................................................2

（六）、陜南居民.......................................................................................................2

二、中國南方民居與地理環境...........................................................................................3

（一）、江蘇民居.......................................................................................................3

（二）、上海民居.......................................................................................................3

（三）、福建民居.......................................................................................................3

（四）、云南民居.......................................................................................................3

（五）、南方天井民居（以徽州民居為主）.................................................................3

三、少數民族民居............................................................................................................4

（一）、西南少數民族盛行的干闌住屋民居.................................................................4 1）、侗族鼓樓...........................................................................................................4 2）、傣族竹樓...........................................................................................................4

（二）、藏族碉房.......................................................................................................5

（三）、蒙古包...........................................................................................................5

（四）、新疆維吾爾族民居——“阿以旺”.................................................................5

四、特殊的住宅形式——水上民居的“舟居”..................................................................5

我國歷史悠久，疆域遼闊，自然環境多種多樣，社會經濟環境亦不盡相同。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這種傳統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環境的烙印，生動地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

一、中國北方民居與地理環境

中國北方黃河中上游地區窯洞式住宅較多，在陜西、甘肅、河南、山西等黃土地區，當地居民在天然土壁內開鑿橫洞，并常將數洞相連，在洞內加砌磚石，建造窯洞。窯洞防火，防噪音，冬暖夏涼，節省土地，經濟省工，將自然圖景和生活圖景有機結合，是因地制宜的完美建筑形式，滲透著人們對黃土地的熱愛和眷戀。

（一）、北院落民居（以北京四合院為主）——北京民居

四合院是北京地區乃至華北地區的傳統住宅。其基本特點是按南北軸線對稱布臵房屋和院落，坐北朝南，大門一般開在東南角，門內建有影壁，外人看不到院內的活動。正房位于中軸線上，側面為耳房及左右廂房。正房是長輩的起居室，廂房則供晚輩起居用，這種莊重的布局，亦體現了華北人民正統、嚴謹的傳統性格。北京地區屬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冬寒少雪，春旱多風沙，因此，住宅設計注重保溫防寒避風沙，外圍砌磚墻，整個院落被房屋與墻垣包圍，硬山式屋頂，墻壁和屋頂都比較厚實。

中國北方院落民居以北京四合院最為典型。四合院坐北朝南，大門開在東南角，稱“坎宅巽門”，認為是吉利的，實際上也有利于保持私秘性和增加空間的變化。進入大門西轉為外院，安排客房，仆房和廚、廁。從外院向北通過一座華麗的垂花門進入方正而大的內院，北面正房稱堂，供奉“天地君親師”牌位，舉行家庭禮儀，接待尊貴賓客，其左右耳房居住長輩和用作書房。院

兩側的廂房是后輩居室。各房以“抄手游廊”相連，不必經過露天，在廊內也可坐賞院中花樹。北京四合院所以有名，還因為它雖為居住建筑，卻蘊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載體。四合院的營建是極講究風水的，從擇地、定位到確定每幢建筑的具體尺度，都要按風水理論來進行。風水學說，實際是中國古代的建筑環境學，是中國傳統建筑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風水理論，千百年來一直指導著中國古代的營造活動。除去風水學說外，四合院的裝修、雕飾、彩繪也處處體現著民俗民風和傳統文化，表現一定歷史條件下人們對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壽字組成的圖案，寓意“福壽雙全”，以花瓶內安插月季花的圖案寓意“四季平安”，而嵌于門管、門頭上的吉辭祥語，附在檐柱上的抱柱楹聯，以及懸掛在室內的書畫佳作，更是集賢哲之古訓，采古今之名句，或頌山川之美，或銘處世之學，或詠鴻鵠之志，風雅備至，充滿濃郁的文化氣息，登斯庭院，有如步入一座中國傳統文化的殿堂。

北京四合院親切寧靜，庭院尺度合宜，把大地拉近人心，是十分理想的室外生活空間，庭院方正，利于冬季多納陽光。東北氣候寒冷，院子更加寬大。北京以南夏季西曬嚴重，院子變成南北窄長。西北風砂很大，院墻加高。

（二）、內蒙民居

蒙古包是內蒙古地區典型的帳幕式住宅，以氈包最多見。內蒙古溫帶草原的牧民，由于游牧生活的需要，故鄉以易于拆卸遷徙的氈包為住所。傳統上蒙古族牧民逐水草而居，每年大的遷徙有4次，有“春洼、夏崗、秋平、冬陽”之說，因此，蒙古包是草原地區流動放牧的產物。

（三）、寧夏民居

寧夏地處西北遠離海洋，降水少、溫差大，氣候嚴寒，大陸性氣候特征明顯，冬春干旱多風沙，盛行偏北風，故住宅一般不開北窗。為保溫防寒，采取廂房圍院形式，且房屋緊湊，屋頂形式為一面坡和兩面坡并存。

（四）、陜北民居（西北窯洞）

窯洞式住宅是陜北甚至整個黃土高原地區較為普遍的民居形式。分為靠崖窯、地防窯和磚石窯等。靠崖窯是在黃土垂直面上開鑿的小窯，常數洞相連或上下數層；地坑窯是在土層中挖掘深坑，造成人工崖面再在其上開挖窯洞；磚石窯是在地面上用磚、石或土坯建造一層或兩層的拱券式房屋。黃土高原區氣候較干旱，且黃土質地均一，具有膠結和直立性好的特性，土質疏松易于挖掘，故當地人民因地制宜創造性地挖洞而居，不僅節省建筑材料，而且具有冬暖夏涼的優越性。由于地坑式窯洞難于防御洪水的侵襲，且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近年來，一些地方已經放棄了地坑式窯洞的修造，并陸續在地面上營建磚木結構房屋而居。

窯洞是一種特殊的“建筑”，不是用“加法”而是以“減法”即“減”去自然界的某些東西而形成的可用的空間。流行在中國西北部黃土高原地區。深達一二百米、極難滲水、直立性很強的黃土，為窯洞提供了很好的發展前提。同時，中國西北部地區氣候干燥少雨、冬季寒冷、木材較少等自然狀況，也為冬暖夏涼、十分經濟、不需木材的窯洞，創造了發展和延續的契機。

（五）、山西與山東民居

山西太行山區與山東膠東丘陵一帶兩地民居形式類似，單門獨院，有門樓，兩面坡屋頂。由于山高石料普遍，依照傳統上建筑材料就地取材原則。故磚石住宅較多。山西民居還多見磚雕等裝飾。兩地緯度相近但降水存在差異，故屋頂坡度略有不同，前者因地勢較高，東南面有東北—西南走向的太行山阻擋海洋氣流，降水不多（＜700毫米/年）；后者廣谷低丘距海近，降水較多（＞700毫米/年），為便于排水屋頂坡度較陡。

（六）、陜南居民

陜南地區，有山坳、河沿和平壩，居民根據地勢、原料等條件，建有多種居民，傳統的住房有石頭房、竹木房、吊腳樓、三合院及四合院等。

石頭房：多建于山區，鎮巴、安康、西鄉山區很普通遍，顧名思義，石頭房以石為基本材料。通常是后墻靠山崖，三邊以石頭砌墻，屋頂木架上鋪以油頁石板。石頭房經風耐雨,造價低廉。

竹木房：四壁用圓木壘成，并留有門窗。屋頂用毛竹搭在木梁上，再以竹篾條結成以蓼葉覆蓋。有的人家在橫梁上架木，上鋪密竹，抹上灰泥，成為頂樓，上臵火塘，用以熾烤和存放糧食。竹木房多建于抹邊及山坳，南鄭、寧強和城固等山區常見。

吊腳樓：多建于沿江集鎮。吊腳樓以木樁或石為支撐，上架以樓板，四壁或用木板，或用竹排涂灰泥。屋頂鋪瓦或茅草。吊腳樓窗子多向江，所以也叫望江樓。吊腳樓是遠古巢居的發展。三合院和四合院：多見于平壩城鎮。三合院有正房3間，中間為堂屋，東西為廂房2－3間。正房前方屋檐外伸，可用來吃飯、歇腳。廂房開間比正房小，兩端有圍墻相連，墻中間朝南開門。四合院由正房、廂房和過門房組成，中間有一天井，比三合院更講究。三合院和四合院居室以土坯、磚石、木料為基本材料，大門多向南。忌朝西。隨著款方經濟的發展，農村磚房和城市樓房日益多起來。

二、中國南方民居與地理環境

（一）、江蘇民居

江蘇民居以蘇州為代表。素有“東方威尼斯”之稱的蘇州水網密布，地勢平坦，房屋多依水而建，門、臺階、過道道均設在水旁，民居自然被融于水、路、橋之中，多樓房，磚瓦結構為主。青磚藍瓦、玲瓏剔透的建筑風格，形成了江南地區纖巧、細膩、溫情的水鄉民居文化。由于氣候濕熱，為便于通風隔熱潮防雨，院落中多設天井，墻壁和屋頂較薄，有的有較寬的門廊或寬敞的廳閣。

（二）、上海民居

位于長江口的上海，地理位臵優越，是近代民族工業的發祥地之一。經濟發達，住宅質量較好，多為磚瓦結構樓房，式樣新穎美觀大方，建筑風格充分顯示出人文因素的影響，頗有“海派”文化的影子。

（三）、福建民居

閩西南地區的客空人土樓是一種特殊農村住宅。土樓外形有方、圓之別，酷似寵大碉堡，其外墻用土、石灰、沙、糯米等夯實，厚1米，可達5層高；由外向內，屋頂層層下跌，共三環，主體建筑居中心；房間總數可達300余間，十幾家甚至幾十家人共居一樓。福建是東南沿海的“山國”，境內山地丘陵占80％以上，地形復雜，歷史上匪盜現象較為嚴重，中原漢族遷居此地后，為御匪盜防械斗，同族數百人筑土樓而居所，故形同要塞的土樓，防御功能突出。此外，福建地處東南沿海地震帶，氣候暖熱多雨，堅固的土樓既能防震防潮又可保暖隔熱，可謂一舉數得。

（四）、云南民居

干欄式竹樓是滇南傣、佤、苗、景頗、哈尼、布朗等少數民族的主要住宅形式。滇南氣候炎熱潮濕多雨，竹樓下部架空，以利通風隔潮，多用作碾米場、貯藏室及雜屋；上層前部有寬廊和曬臺后部為堂和臥室；屋頂為歇山式，坡度陡，出檐深遠，可遮陽擋雨。

多彩多姿的中國傳統民居折射出我國地大物博、自然條件差異顯著的特點，同時，也是我國廣大勞動人民改造和利用自然適應環境的生動體現。講課時不妨引用“郵票上的各地居民”，讓學生認識各地特色不一的民居文化，有助于進一步使學生加深理解地理環境的區域分異及環境與人類的關系。

（五）、南方天井民居（以徽州民居為主）

“天井’其實也是院落，只是較小。中國南方炎熱多雨而潮濕，人稠山多地窄，故重視防曬通風，布局密集而多樓房。天井民居以橫長方形天井為核心，四面或左右后三面圍以樓房，陽光射入較少。正房即堂屋前向天井，完全開敞，狹高的天井起著拔風的作用。各屋都向天井排水，外圍聳起馬頭山墻，可防火勢蔓延。墻頭高出屋頂，作階梯狀，磚墻抹灰，覆以青瓦墻檐，白墻黛瓦，明朗而素雅，是南方建筑一大造型特色。天井民居以中國東南部皖南贛北即徽州地區最為典型。徽州民居的特色：

１、村落選址的重要性。符合天時、地利、人和皆備的條件，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村落

多建在山之陽，依山傍水或引水入村，和山光水 色融成一片。住宅多面臨街巷。整個村落給人幽靜、典雅、古樸的感覺。

２、平面布局及空間處理。民居布局和結構緊湊、自由、屋宇相連，平面沿軸向對稱布臵。民成多為樓房，且以四水歸堂的天井為單元，組成全戶活動中心。天井可少2～3個，多則10多個，最多的達36個。一般民居為三開間，較大住宅亦有五開間。隨時間推移和人口的增長，單元還可增添，符合徽州人幾代同堂的習俗。建筑形象突出的特征是：白墻、青瓦、馬頭山墻、磚雕門樓、門罩、木構架、木門窗。內部穿斗式木構架圍以高墻，正面多用水平型高墻封閉起來，兩側山墻做階梯形的馬頭墻，高低起伏，錯落有致，黑白輝映，增加了空間的層次和韻律美。方整的外形，形如“一顆印”為徽州民居的獨特風格。民居前后或側旁，設有庭園，臵石桌石凳，掘水井魚池，植果木花卉，甚至疊山 造泉，將人和自然融為一體。大門上幾乎都建門罩或門樓，磚雕精致，成為徽州民居的一個重要特征。

三、少數民族民居

（一）、西南少數民族盛行的干闌住屋民居

干闌住屋主要分布在中國西南部的云南、貴州、廣東、廣西等地區，為傣族、景頗族、壯族等的住宅形式。

干闌是用竹、木等構成的樓居。它是單棟獨立的樓，底層架空，用來飼養牲畜或存放東西，上層住人。這種建筑隔潮,并能防止蟲、蛇、野獸侵擾。

傣家竹樓由十根柱子支撐，鋪以樓板竹篾，用編織的草排蓋頂，帶有欄桿、走廊，美觀別致。永寧納西族的樓房為木質結構，中央住人，也是經堂、休息的處所。崩龍族矮腳竹樓分前廳后廳，以竹籬笆隔開，男人住前廳，女人住后廳，前后廳各有火塘。景頗族竹樓以長脊短檐式屋頂為特色。壯族的“麻欄”則比較接近木構建筑。

廣西三江的侗寨也有樓房，全部木結構，有外廊式小樓，也有連幢的大樓，可供若干房共同居住。唯有瑤族的竹樓，樓下住人，樓上儲糧食雜物，畜廄不在樓內，而在樓后。白族的樓房，以坐西朝東為正向，三間為普遍，布局平均為“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有院落，人居室和廚房、畜圈分開，人亦住樓下，中間一間為堂屋，接待客人。布朗族的竹樓十分簡單，用竹片編成，茅草蓋頂。樓上，中央設火塘，火塘邊吃飯、待客，四周安臵床位。1）、侗族鼓樓

每逢節日，侗寨男女老幼便歡聚在鼓樓前“踩歌堂”或看侗戲。夏天，人們到鼓樓聊天乘涼；冬天，大家圍坐在火爐邊講故事。鼓樓至今仍是侗家人議事、休息和娛樂的場所。鼓樓是侗族人民的標志，也是侗族人民團結的象征。

侗族民間有“建寨先樓”之說。每個侗家至少有一座鼓樓，有的侗寨多達四五座。過去鼓樓都懸有一面牛皮長鼓，平時村寨里如有重大事宜，即登樓擊鼓，召眾商議。有的地方發生火災、菲盜、也擊鼓呼救。一寨擊鼓，別寨應聲，照此擊鼓。就這樣，一寨傳一寨，消息很快就傳到深山遠寨，鼓聲所及，人們聞聲而來。因此，侗家人對鼓樓，長鼓特別喜愛。侗寨鼓樓，外型象個多面體的寶塔。一般高20多米、11層至頂，全靠16根杉木柱支撐。樓心寬闊平型，約10平方米見方，中間用石頭砌有大火堝，四周有木欄桿，設有長條凳，供歇息使用。樓的尖頂處筑有葫蘆或千年鶴，象征寨子吉祥平安，樓檐角突出翅起，給人以玲瓏雅致，如飛似躍之感。2）、傣族竹樓

傣族人住竹樓已有1400多年的歷史。竹樓是傣族人民因地制宜，創造的一種特殊形式的民居。顧名思義，竹樓是以竹子為主要建筑材料。西雙版納是有名的竹鄉，大龍竹、金竹、鳳尾竹、毛竹多達數十種，都是筑樓的天然材料。

傳統竹樓，全部用竹子和茅草筑成。竹樓為干欄式 建筑，以粗竹或木頭為柱椿，分上下兩層。下層四周無遮欄，專用于飼養牲畜家禽，堆放柴禾和雜物。上層由豎柱支撐，與地面距離約5 公尺左右。鋪設竹板，極富彈性。樓室四周圍有竹籬，有的竹籬編成各種花紋并涂上桐油。房頂呈

四斜面形，用草排覆蓋而成。一道竹籬 將上層分成兩半，內間是家人就寢的臥室，臥室是嚴禁外人入內的。外間較寬敞，設堂屋和火塘，既是接待客人的場所，又是生火煮飯取暖的伙房。樓室門外有一走廊，一側搭著登樓木梯，一側搭著露天陽臺，擺放著裝水的壇罐器皿。傣家人的習慣進屋都要脫掉鞋子，光腳踩在竹席上，天長日久竹席就變成亮锃锃的。當人們步上木梯，坐在金黃色的篾席上，喝著主人送來的茶水或米酒，眺望著窗外綠茵茵的油棕、椰子和香蕉樹，聽著鳥兒的歌聲，真是別有一番情趣。

傣族喜歡獨家獨院，當孩子成人娶親，便有新的院落出現。誰家建造新竹樓，全寨子的人都會來幫忙，送 草排，贈青竹，來幫工。因此建房速度相當快，一幢樓一兩天即可竣工。新樓落成，男女老幼前往祝賀。傣族人民喜愛的“贊哈”，更是以自己的歌聲，祝福主人遷入新居后的美滿生活。

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竹樓也在演變進化。不少竹 樓已不是全竹結構了。有的用木板作墻鋪地，有的用磚塊砌墻，有的屋頂已不用茅草而用油氈，青瓦或鐵皮鋪成。樓下不再飼養畜禽，只供堆放雜物。室內的陳設，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彩電、錄音機、音響等家用電器，已習以為常。

（二）、藏族碉房

碉房是中國西南部的青藏高原以及內蒙部分地區常見的居住建筑形式。當地并無專名，外地人因其用土或石砌筑，形似碉堡，故稱碉房。碉房一般為2～3層。底層養牲畜，樓上住人。過游牧生活的蒙、藏等民族的住房還有“氈帳”，這是一種便于裝卸運輸的可移動的帳篷。

藏族民居的墻體下厚上薄，外形下大上小，建筑平面都較為簡潔，一般多方形平面，也有曲尺形的平面。因青藏高原山勢起伏，建筑占地過大將會增加施工上的困難，故一般建筑平面上地面積較小，而向空間發展。西藏那曲民居外形是方形略帶曲尺形，中間設一小天井。內部精細雋永，外部風格雄健，高原的日光格外強烈，民居處于一片銀色中，顯得格外晶瑩耀眼。

藏族民居在處理住宅的外形上是很成功的。因為簡單的方形或曲尺形平面，很難避免立面的單調，而木質的出挑卻以輕巧與靈活和大面積厚寬沉重的石墻形成對比，既給人以稱重的感覺又使外形變化趨向于豐富。這種做法不僅著眼于功能問題而且兼顧了藝術效果，自成格調。

（三）、蒙古包

在中國西北部蒙古族住的氈帳稱“蒙古包”，是用木枝條編成可開可合的木柵做壁體的骨架，用時展開，搬運時合攏。小型的氈帳直徑為4～6米，內部無支撐，大型的則需在內部立2～4根柱子支撐。氈帳的地面鋪有很厚的氈毯，頂上開天窗，地面的火塘、爐灶正對天窗。

（四）、新疆維吾爾族民居——“阿以旺”

這是新疆維吾爾族的住宅形式。這種房屋連成一片,庭院在四周。帶天窗的前室稱阿以旺,又稱“夏室”，有起居、會客等多種用途。后室稱“冬室”，是臥室，通常不開窗。住宅的平面布局靈活，室內設多處壁龕，墻面大量使用石膏雕飾。

四、特殊的住宅形式——水上民居的“舟居”

瓜嶺古村寨是廣州惟一建在水上的清代建筑民居，距今已有500多年的歷史，2003年發現后被廣州市立為內控歷史文化保護區。增城瓜嶺村寨是典型的嶺南水鄉風格。水道、荔枝林、碉樓、祠堂、民居的布局在戰亂時代，有戰略性意義，水道環繞全村，起到護村的作用，岸邊有全村最高的建筑碉樓(相當于現在9層樓高)，可以觀察遠方的敵人；對岸有生長上100年的荔枝林，相當茂密，豐收的季節，場面應該十分熱鬧；民居在村的最中央，祠堂以及大型的建筑成一字擺開在水道的岸邊，能防御外敵入侵，起到保護村民的作用。

此外，中國還存在不少比較特殊的住宅形式。到了近現代，由于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多和現代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居民多居住在樓房里。且用于居住的樓房樣式不斷變化更新，樓層也有不斷增高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