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國中國文化之征文參賽

中國文化征文參賽

學校班級：中國計量學院10電子1班姓名：盧杰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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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是一種文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是一種文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還是一種文化。那么文化是什么？誰也說不清楚，往往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從詞源上說，在西方，“文化”一詞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是耕作，培養，教育，發展，尊重的意思。查資料不難知道1871年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書中對文化的表述為：“知識、信仰、道德、法律、藝術和習慣等凡是作為社會的成員而獲得的一切能力、習性的復合整體，總稱為文化。”而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說到：“在一個理性生物中，一種對任意選頂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選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產生，就是文化。” 黑格爾說：“文化是絕對精神對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過程，也即絕對精神自我認識的過程。”日本小學館《萬有大百科事典》中表述：“日語的文化即文明開化”。《法國大百科全書》卻表述為：“文化是一個社會群體所特有的文明現象的總和。”在我國，“文化”一詞，古已有之。“文”的本義，是指各色交錯的紋理，有文飾、文章之義。《說文解字》稱：“文，錯畫也，象交文。”其引申為包括語言文字在內的各種象征符號，以及文物典章、禮儀制度等等。“化”本義為變易、生成、造化，所謂“萬物化生”，其引申義則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與化并聯的使用，則最早見于《周易·賁卦》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將“文化”合為一詞而用的是西漢的劉向，他在《說苑·指武》中寫道：“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晉束皙《補亡詩·由儀》稱：“文化內輯，武功外悠。”南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中云：“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中國古代的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屬于精神文明范疇，往往與“武力”、“武功”、“野蠻”相對應，它本身包含著一種正面的理想主義色彩，體現了治國方略中“陰”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內容，又有倫理意義。梁啟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說，“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釋出來之有價值之共業也。”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說：“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義，應在經濟、政治，乃至一切無所不包。”可見文化的豐富多彩。我認為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創造活動，是意識、觀念、心態和習俗的總和。

歌德說：“文化的衰落表明一個民族的衰落，這兩者走下坡路的時間是齊頭并進的。” 這一點沒錯。文化生命力，就是國家生命力、民族生命力，文化生命力的延續就是國家和民族生命力的延續。對于任何民族或國家來說，文化就是根，是魂。沒有文化或不注重文化建設的民族或國家不會強大甚至走向消亡。難道不是嗎？ 回顧歷史，我們都知道從夏到商，商繼承了夏文化；周滅了商，接受了商的文化；周統一后，講究忠孝、仁義道德，有了祭天、祭祖的文化，可見文化在歷史的變遷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想想中華文化得以綿延發展的根本要素，是在于他的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創新性。整個中華文化的發展過程，是一個沖擊、與融入與創新的過程。如果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沒有異質文化的沖擊、融入和創新就會衰落。國家也會隨著衰落甚至滅亡。春秋戰國時期，五霸割據。我們的先人孔子、老子、孟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諸子百家，在冥冥中探討著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天的關系、現世與未來的關系，呈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碰撞出學術的火花，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思想基礎。

著名語言學家許嘉璐說：“文化的力量比核彈厲害，比航空母艦更厲害。航空母艦、核彈可以摧毀地面的建筑，可以銷毀生命，但消滅不了文化。”“無科技無以強國，無文化足以亡種”，都是有其道理的。歷史經驗證明，有文化的國家和民族，遇到困難和挫折，不會在沉默中消亡，一定會在沉默中崛起。綜觀世界國家和民族的變遷史，我們看到，猶太民族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在公元一世紀就有了國家，后來被滅了，從那時起一直到1947年沒有自己的祖國，他們分散到東歐和西歐等世界各地，但是它的民族沒有被同化，民族的根和魂還在，因為它們保持了自己的宗教、希伯來語文化。就是因為他們有了猶太民族文化的存在，1947年又得以復國，至今不過60余年時間，在中東崛起為最強大的國家。這說明了什么？我們中國人不也應該從中反思點什么嗎？

近代日本不也占領中國的臺灣以及朝鮮半島等地，為了推行日本文化，對臺灣的中華文化、朝鮮半島的朝鮮文化和高麗文化進行了摧殘，同樣由于文化的力量，臺灣和朝鮮甩掉了日本的控制，經濟社會發展很快得到復蘇。難道這離開文化能做到嗎？

再回頭看看，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民族以“崇尚道德”和“禮義之邦”而著稱于世界民族之林。愛國、厚仁、重義、誠信、敬親、貴和、求新、好學、奉公、勤儉、等道德文化，經過數千年的不斷陶冶、實踐和發展，已經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和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歷史源遠流長，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國人、海外華人引以榮耀和自豪，它是中華民族的重要凝聚力。

前人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的傳統文化，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也是我們從先輩傳承下來的豐厚的歷史遺產。它不僅記錄了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發生、演化的歷史，而且作為世代相傳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風俗習慣，滲透在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制約著今日之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和思想方式。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并不簡單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簡單相加，而是中華民族各種思想文化的總和，包括了各種觀念形態和物質形態的文化。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里，中國有好幾種比較流行的思想體系，比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雖然大家相信的信仰并不相同，但是并不影響大家總是能從中找到他們想要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并不是局限一種思想的教義，引用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些不同的思想在古代中國對不同的階級民眾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影響雖然不同，但是總的來說使中華民族一直保持統一的和諧情景。

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識形態領域占據著正統地位，對中國文化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可以說，儒學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主流。他強調的是“禮”和“仁”。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禮”是與“德政”相結合的。在《為政》中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即主張禮治德化與政令刑罰相輔而行，即為禮的體現。另一重要內容即是“仁”，如《論語》中的“克己復禮為仁”、“仁者愛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實踐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為一種精神品質，包含了多方面的倫理道德原則。除了是一種使人們自覺、主動地遵循禮的道德素養之外，還是一種處理人際關系的道德倫理準則。儒家思想體系充分體現在《大學》所講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中，總的說起來就是，究天人之際，明修身之道，述治國方略，求天下為公，最終實現天人和諧的境界，即從哲學的高度認識宇宙，以倫理準則規范人生，落實到治國平天下，最終

實現天人和諧。儒家思想上至國家的象征，下至平民百姓也使用以解決問題的一種文化思想。他并不是只有知識分子才用的什么高等的思想，而是貫徹整個古代中國的一種思想。只不過是文人階級留下了更多的有關他的文化痕跡，但是這不能埋沒其為整個中華民族服務過的事實。道家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尤其是對于中國古代的失落文人，那些懷才不遇或是屢受挫折的人。道家的閑散安逸、清貧樂道無疑也是另一種生活選擇，也幸虧有了道家思想，古代的人不至于在難以實現自身抱負的時候找不到撫慰內心的精神之藥。它是中國哲學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遙灑脫人生的精神資源。道家特別是《老子》的思想對中華民族的思想外化發展影響極大，可以說，《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啟白代之學，中國歷史上各家學派，無不從其汲取學術思想養分。司馬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變，因變，應變”可謂道家之特長。“道”是老子思想體系的核心。關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簡明的概括：“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論，“道生萬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謂“道法自然”，是說“道”是按自己的樣子為法則的。老子還有其樸素的辨證思想。關于對立統一方面，“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關于量變質變，“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壘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關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則全，枉則直、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感”。以“靜觀”、“玄鑒”為特征的直覺認識論。還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學，包括無為而治，所謂“小國寡民”，“不得已”而用兵。“無為而治”就是統治者應該少一點欲望，少一點作為，對人民聽其自然，這樣，統治才能穩固。

佛教于兩漢之際從印度傳入中國，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開始生根、發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種倫理道德色彩相當濃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脫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為了實現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惡從善的理論學說和倫理道德準則，形成了有關宗教倫理道德的思想體系。佛教自傳入中國以后，它的道德倫理思想，尤其是它的眾生平等、出離家庭和超越當前社會秩序的觀念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及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引發了不斷的摩擦斗爭。佛教由于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制約和決定，也受到儒家傳統觀念的抵制和左右，從而沿著適應中國文化特點的軌跡演變和發展，形成了調和儒家思想、宣傳忠孝觀念的中國佛教倫理道德學說。佛關懷眾生，?如母憶子?，不但不忍心眾生身受地獄之苦，而且廣發?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的誓愿。這是何等的慈心！何等的悲愿！這才是真博愛！這才是真憐呀！佛家慈悲為懷，以慈悲之心渡己渡人，相信一切人都是可渡的。沒有人是絕對惡的，正是“無不可渡之人”。佛教這樣勸解大眾，多多行善不要作惡為國家的穩定做出了貢獻。佛教從出世的角度論述了孝的極端重要性，從人生解脫角度闡發了禁欲主義思想，還從認識論和人性論相聯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體、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為倫理道德的出發點，這種道德訓條和儒家的“惻隱之心”、性善論相通，和我國的國家本位與民本思想的文化傳統相近，因而在歷史上影響頗大。

儒文化、道文化、佛文化這三大中國古代的重要文化，雖然有時有著教義沖突的地方，但是，中國文化包容各種思想。因為我們注意到的只是他們為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并不在意他們可能的那些沖突。在我看來，這是和諧的，它們以其為古代中國的文明構建了一個和諧的精神環境。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中國古代社會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比較穩定的文化形態，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在現實生活中的展現。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我們有責任和義務去反思我們的文化糟粕，繼承和發展我們的優良傳統文化。

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曾經不成問題。但走上近代社會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們開始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進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調整了以前對傳統文化的看法。但是，這種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艱難的過程中前進。有前進，有障礙，有時甚至還會倒退。于是鴉片戰爭結束已有一百六十多年，但對傳統文化的反思，仍舊沒有根本性的突破。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國中，可謂絕無僅有，也使很多人感到大奇不解。這可能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數千年的歷史，時間長，在其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要增加一些東西，因此內容十分豐富，構成成份極其復雜。有許多東西是好的。有許多東西是糟粕。而精華與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塊。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說愛你，又不容易。因為分明有著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來。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又有許多至可寶貴的東西，以至造成這樣的結果。不能不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構成復雜的這個特點，令后人感到十分尷尬。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難以前進的一個原因。

但人類社會總在不斷前進的，文化也在不斷前進。這種前進，在政治上，表現為以民為本，直至后來的由民作主；在經濟上，表現在重農重商，直至后來的市場經濟；在思想文化上，表現為尊重別人的思想觀點，直至后來的思想自由；在對待人上，關心人，愛護人，直至后來的尊重人的價值與尊嚴。

中國人古代一直存在著以民為本的思想。商周時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說法。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說：“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這些思想本身，是進步的。在人生態度上，司馬遷那種雖處逆境而奮發有為，蘇東坡豪放達觀的胸懷，張衡、徐霞客那種對真理的執著熱愛，孟子“我善養浩然之氣”，偉大詩人杜甫“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抱負，均是一種健康的精神境界。對待自然、命運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劉禹錫的“天人交相勝”，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說，無不包含著人定勝天的思想光輝。在對待個體生命的權利和自由上，《古詩十九首》和阮籍《詠懷詩》對人生意義的關注，《世說新語》中對個人價值的肯定，《紅樓夢》中賈寶玉、林黛玉對自由愛情的熱烈追求，都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鮮的血液。在對待個人與社會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位卑不肯忘憂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對待人與自然上，《棘敕川》、《岳陽樓記》、《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學作品，更是體現了我們這個民族與自然界之間存在著的特殊感情。

登長江，誦“大江日夜流”，頓生一種豪情。臨高山，讀“一覽眾山小”，頓生一種斗志。讀《騰王閣序》，吟及“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又生一種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撓，如此強健，唯斯國方有也！

在西方文化沖擊下，我們的文化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其長處。“獨在他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中國人崇高天倫，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溫暖著我們的人生，支持著我們戰勝各種困難。“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誰與”、“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中國人熱愛現實，關心現實，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種虛無主義思想對人心靈的損害，能把人們注意力吸引到建設現實生活上。“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面對生活中種種挑戰，中國人并不屈服，而始終保持一種信心、斗志，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仁者愛人”。中國人常常講究道德，以友善態度看人，以友善態度對待其它民族，這對于國內社會秩序的建立，對于國際社會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積極的。有著強烈的為國為民建功立業思想。從馬援的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為”，曹操的“對酒當家，人

生幾何”，到王昌齡的“秦時明月漢時關”，均體現這種強烈抱負的存在。與自然也有著天然的共鳴：“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人閑桂花落，月靜春上空”，等等。

所有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塵莫及的。世界文化時代的到來，終將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難以阻擋的。而中國傳統文化的這些長處，必將成為世界文化的極其珍貴部分。

中國新文化的建設，正如人們常說，必須堅持繼承、吸收、創新。繼承是必要的。主要是傳統文化中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反映了事物本質和規律，或反映了中國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會中的一些高尚品質，是應繼承的。但要反對無限拔高。中國傳統文化是在特定時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時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辭，都是錯誤的。

這些年來，有些人看到周易、論語、禪宗等思想成果的價值，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極盡溢美之詞，那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過來大力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了，儒家文明重新復興是大勢所趨！這純粹是一種意淫，愚昧可笑。中華文明是要復興，但絕不是去復興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學、民主、崇高人的尊嚴和價值是新中華文化，而不是純粹的儒學。

我們還要虛心學習。站在整個世界文化角度來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長短，應該互相學習，才能共同進步。別人可以學習我們，我們也可以學習別人。別人不來向我們學習，是別人的愚蠢。而我們不去學習別人，則是我們的愚蠢。學習永遠不是一件丟面的事，而是一種聰明的表現，是一種追求進步的表現。善于學習別人的優點，才能趕上別人，超過別人。即使已經超過別人，也要繼續向別人學習，因為別人總會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們好一些。人類社會作為一個由許多民族組成的大家庭，攜手前進是最明智的。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向我學一點東西，我也向你學一點東西。這樣大家都會變得更加聰明，更加成熟，達到共贏的目的。人類文明，必然要以這種方式前進，才能發展更好，也才能使各個民族更快地進步。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這個重大命題和戰略任務，反映了建設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條件下強調和諧文化建設，其主旨是在以人為本的原則下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強調從公平正義的文化權益出發，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強調與世界各國文化的交流、對話、競爭，并在消除文化逆差后充分顯示中國的文化綜合實力，強調民族凝聚力與親和力，進而形成緩釋日常矛盾沖突的文化氛圍、文化機制、文化精神，強調對創新精神的激活。

文化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標志，是無形的國土；文化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是建設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資源，尤其是在知識經濟時代，文化更是生產力的先導。所以，我國要實現“和平崛起”的戰略目標，不僅要有硬實力的支撐，還必須具備文化上的影響力和感召力，即文化軟實力。發展文化軟實力不僅能為國家軟實力建設奠定基礎，也能為國家硬實力的增強提供精神動力和思想支撐；它不僅事關一個民族的國際形象，也決定了全球化背景中一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我們要與世界文化共進退，弘揚和發展中華的優良文化。

第二篇：征文參賽要求

征文參賽要求

1.內容寫作就是表達一個新奇、好玩、有意思的想法；題材不限，可以關注現實生活，可以仰望星空想象未來，只要展現當下青少年的創新思維；任何形式獨特、內容具有想象力、創造力的原創作品都可以參賽。

2.形式

可以是“文字+X”的表達方式，鼓勵突破傳統寫作模式，大膽挑戰創意寫作的全新形式，追求文字和新媒體元素的完美結合。文字可以是——文學類（小說、散文、詩歌、劇本、評論、紀實等）應用類（書信、演講稿、說明書、各種報告、游戲文本、廣告文案等）X可以是——一切具有創新意識的新媒體元素，天馬行空，任意想象吧！

3.字數參賽作品在1000字以內

獎項設置1.作者獎項

未來之星·金星獎：每組各1名，每人可獲得價值2萬元的獎學金。

未來之星·銀星獎：每組各2名，每人可獲得價值1萬元的獎學金。

未來之星·新星獎：每組各3名，每人可獲得價值5千元的獎學金。

最高人氣獎：根據網絡投票和電視投票各評出1名最高人氣獎。同時頒發證書及獎品。

優勝獎：每組前30名，均頒發獲獎證書及獎品。

備注：所有參賽選手均可申請加入主辦單位舉辦的小作家俱樂部和小記者俱樂部。經審核合格后，辦理入會手續并頒發證書，會員可憑證參加俱樂部各種內部活動。

第三篇：中國文化之精神

中國文化之精神 [林語堂]

(一九三二年春在牛津大學和平會演講稿)

此篇原為對英人演講，類多恭維東方文明之語。茲譯成中文發表，保身之道即莫善于此，博國人之歡心。又當以此為上策，然一執筆，又有無限感想油然而生。

（一）東方文明，余素抨擊最烈，至今仍主張非根本改革國民懦弱委頓之根性，優柔寡斷之風度，敷衍逶迤之哲學，而易以西方勵進奮斗之精神不可。然一到國外，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昔之抨擊者一變而為宣傳者。宛然以我國之榮辱為個人之榮辱，處處愿為此東亞病夫作辯護，幾淪為通常外交隨員，事后思之，不覺一笑。

（二）東方文明、東方藝術、東方哲學，本有極優異之點，故歐洲學者，竟有對中國文化引起浪漫的崇拜，而于中國美術尤甚。普通學者，于玩摩中國書畫古玩之余，對于畫中人物愛好之誠，或與歐西學者之思戀古代希臘文明同等。余在倫敦參觀Eumorphopulus私人收藏的中國瓷器，見一座定窯觀音，亦神為之蕩。中國之觀音與西洋之瑪麗亞（圣母），同為一種宗教藝術之中心對象，同為一民族藝術想象力之結晶，然平心而論，觀音姿勢之妍麗，褶紋之飄逸，態度之安詳，神情之嫻雅，色澤之可愛，私人認為在西洋最名貴的瑪麗亞之上。吾知吾若生為歐人，對中國畫中人物，亦必發生思戀。然一返國，則又起異樣感觸，始知東方美人，固一麻子也，遠視固體態苗條，近睹則百孔千瘡，此又一回國感想也。

（三）中國今日政治經濟工業學術，無一不落人后，而舉國正如醉如癡，連年戰亂，不恤民艱，強鄰外侮之際，且不能釋然私怨，豈非亡國之征?正因一般民眾與官僚，缺乏徹底改過革命之決心，黨國要人，或者正開口浮屠，閉口孔孟，思想不清之國粹家，又從而附和之，正如富家之紈 NFDA4 子弟，不思所以發揮光大祖宗企業，徒日數家珍以夸人。吾于此時，復作頌揚東方文明之語，豈非對讀者下麻醉劑，為亡國者助聲勢乎?中國國民，固有優處，弱點亦多。若和平忍耐諸美德，本為東方精神所寄托，然今日環境不同，試問和平忍耐，足以救國乎，抑適足以為亡國之禍根乎?國人若不深省，中夜思過，換和平為抵抗，易忍耐為奮斗，而坐聽國粹家之催眠，終必昏聵不省，壽終正寢。愿讀者對中國文化之弱點著想，毋徒以東方文明之繼述者自負。中國始可有為。

我未開講之先，要先聲明演講之目的，并非自命為東方文明之教士，希望使牛津學者變為中國文化之信徒。惟有西方教士才有這種膽量，這種雄心。膽量與雄心，固非中國人之特長。必欲執一己之道，使異族同化，于情理上，殊欠通達，依中國觀點而論，情理欠通達，即系未受教育。所以鄙人此講依舊是中國人冷淡的風光本色，絕對沒有教士的熱誠，既沒有野心救諸位的靈魂，也沒有戰艦大炮將諸位擊到天堂去。諸位聽完此篇所講中國文化之精神后，就能明了此冷淡與缺乏熱誠之原因。

我認為我們還有更高尚的目的，就是以研究態度，明了中國人心理及傳統文化之精要。卡來爾有名言說：“凡偉大之藝術品，初見時必令人不十分舒適。”依卡氏的標準而論，則中國之“偉大”固無疑義。我們所講某人偉大，即等于說我們對于某人根本不能明了，宛如黑人聽教士講道，越不懂，越贊嘆教士之鴻博。中國文化，盲從贊頌者有之，一味詆毀者有之，事實上卻大家看他如一悶葫蘆，莫名其妙。因為中國文化數千年之發展，幾與西方完全隔絕，無論小大精粗，多與西方背道而馳。所以西人之視中國如啞謎，并不足奇，但是私見以為必欲不懂始稱為偉大，則與其使中國被稱為偉大，莫如使中國得外方之諒察。

我認為，如果我們了解中國文化之精神，中國并不難懂。一方面，我們不能發覺支那崇拜者夢中所見的美滿境地，一方面也不至于發覺，如上海洋商所相信中華民族只是土匪流氓，對于他們運輸入口的西方文化與沙丁魚之功德，不知感激涕零。此兩種論調，都是起因于沒有清楚的認識。實際上，我們要發覺中華民族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國哲學為最近人情之哲學，中國人民，固有他的偉大，也有他的弱點，絲毫沒有邈遠玄虛難懂之處。中華民族之特征，在于執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虛的理想。中華民族，頗似女性，腳踏實地，善謀自存，好講情理，而惡極端理論，凡事只憑天機本能，糊涂了事。凡此種種，與英國民性相同。西塞羅曾說，理論一貫者乃小人之美德。中英民族都是偉大的，理論一貫與否，與之無涉。所以理論一貫之民族早已滅亡，中國卻能糊涂過了四千年的歷史，英國民族果能保存其著名“糊涂渡過難關”（“Somehow muddle through”）之本領，將來亦有四千年光耀歷史無疑。中英民族性之根本相同，容后再講。此刻所要指明者，只是說中國文化，本是以人情為前提的文化，并沒有難懂之處。

倘使我們一檢查中華民族，可發現以下優劣之點。在劣的方面，我們可以舉出：政治之貪污，社會紀律之缺乏，科學工業之落后，思想與生活方面留存極幼稚野蠻的痕跡，缺乏團體組織團體治事的本領，好敷衍不徹底之根性等。在優的方面，我們可以舉出歷史的悠久綿長，文化的一統，美術的發達（尤其是詩詞、書畫、建筑、瓷器），種族上生機之強壯、耐勞、幽默、聰明，對女士之尊敬，熱烈的愛好山水及一切自然景物，家庭上之親誼，及對人生目的比較確切的認識。在中立的方面，我們可以舉出守舊性、容忍性、和平主義及實際主義。此四者本來都是健康的特征，但是守舊易致落后，容忍則易于妥協，和平主義或者是起源于體魄上的懶于奮斗，實際主義則凡事缺乏理想，缺乏熱誠。統觀上述，可見中華民族特征的性格大多屬于陰的、靜的、消極的，適宜一種和平堅忍的文化，而不適宜于進取外展的文化。此種民性，可以“老成溫厚”四字包括起來。

在這些叢雜的民族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我們將何以發現此文化之精神，可以貫穿一切，助我們了解此民族性之來源及文化精英所寄托?我想最簡便的解釋在于中國的人文主義，因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就是此人文主義的精神。

人文主義（Humanism）含義不少，講解不一。但是中國的人文主義（鄙人先立此新名詞）卻有很明確的含義。第一要責，就是對于人生目的與真義有公正的認識。第二，吾人的行為要純然以此目的為指歸。第三，達此目的之方法，在于明理，即所謂事理通達，心氣和平（spirit of human reasonableness），即儒家中庸之道，又可稱為“庸見的崇拜”（“religion of commonsense”）。

中國的人文主義者，自信對于人生真義問題已得解決。自中國人的眼光看來，人生的真義，不在于死后來世，因此基督教所謂此生所以待斃，中國人不能了解；也不在于涅 NFDD3，因為這太玄虛；也不在建樹勛業，因為這太浮泛；也不在于“為進步而進步”，因為這是毫無意義的。所以人生真義這個問題，久為西洋哲學宗教家的懸案，中國人以只求實際的頭腦，卻解決得十分明暢。其答案就是在于享受淳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樂（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等），及在于五倫的和睦。“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或是“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村”。這樣淡樸的快樂，自中國人看來，不僅是代表含有詩意之片刻心境，乃為人生追求幸福之目標。得達此境，一切泰然。這種人生理想并非如何高尚（參照羅斯福所謂“殫精竭慮的一生”），也不能滿足哲學家玄虛的追求，但是卻來得十分實在。愚見這是一種異常簡單的理想，因其異常簡單，所以非中國人的實事求是的頭腦想不出來，而且有時使我們驚詫，這樣簡單的答案，西洋人何以想不出來。鄙見中國與歐洲不同，即歐人多發明可享樂之事物，卻較少有消受享樂的能力，而中國人在單純的環境中，較有消受享樂之能力與決心。

此為中國文化之一大秘訣。因為中國人能明知足常樂的道理，又有今朝有酒今朝醉，處處想偷閑行樂的決心，所以中國人生活求安而不求進，既得目前可行之樂，即不復追求似有似無疑實疑虛之功名事業。所以中國的文化主靜，與西人勇往直前躍躍欲試之精神大相徑庭。主靜者，其流弊在于頹喪潦倒。然兢兢業業熙熙攘攘者，其病在于常患失眠。人生究竟幾多日，何事果值得失眠乎?詩人所謂“共誰爭歲月，贏得鬢邊髯”。伍廷芳使美時，有美人對伍氏敘述某條鐵道建成時，由費城到紐約可省下一分鐘，言下甚為得意，伍氏淡然問他：“但是此一分鐘省下來時，作何用處?”美人瞠目不能答復。伍氏答語最能表示中國人文主義之論點。因為人文主義處處要問明你的目的何在，何所為而然?這樣的發問，常會發人深省的。譬如英人每講戶外運動以求身體舒適（Keeping fit），英國有名的滑稽周報《Punch》卻要發問“舒適做什么用?”（fit for what?）（原雙關語意為“配做什么用?”）依我所知這個問題此刻還沒回答，且要得到圓滿的回答，也要有待時日。厭世家曾經問過，假使我們都知道所干的事是為什么，世上還有人肯去干事嗎?譬如我們好講婦女解放自由，而從未一問，自由去做甚?中國的老先生坐在爐旁大椅上要不敬地回答，自由去婚嫁。這種人文主義冷靜的態度，每易煞人風景，減少女權運動者之熱誠。同樣的，我們每每提倡普及教育，平民識字，而未曾疑問，所謂教育普及者，是否要替《逐日郵報》及《Beaverbrook》的報紙多制造幾個讀者?自然這種冷靜的態度，易趨于守舊，但是中西文化精神不同之情形，確是如此。

其次，所謂人文主義者，原可與宗教相對而言。人文主義既認定人生目的在于今世的安福，則對于一切不相干問題一概毅然置之不理。宗教之信條也，玄學的推敲，都擯棄不談，因為視為不足談。故中國哲學始終限于行為的倫理問題，鬼神之事，若有若無，簡直不值得研究，形而上學的啞謎，更是不屑過問。孔子早有未知生焉知死之名言，誠以生之未能，遑論及死。我此次居留紐約，曾有牛津畢業之一位教師質問我，謂最近天文學說推測，經過幾百萬年之后太陽漸減，地球上生物必殲滅無遺，如此豈非使我們益發感到靈魂不朽之重要；我告訴他，老實說我個人一點也不著急。如果地球能再存在五十萬年，我個人已經十分滿足。人類生活若能再生存五十萬年，已經盡夠我們享用，其余都是形而上學無謂的煩惱。況且一人的靈魂也可以生存五十萬年，尚且不肯甘休，未免夜郎自大。所以牛津畢業生之焦慮，實足代表日耳曼族的心性，猶如個人之置五十萬年外事物于不顧，亦足代表中國人的心性。所以我們可以斷言，中國人不會做好的基督徒，要做基督徒便應入教友派（Quakers），因為教友派的道理，純以身體力行為出發點，一切教條虛文，盡行廢除，如廢洗禮，廢教士制等。佛教之漸行中國，結果最大的影響，還是宋儒修身的 理學。

人文主義的發端，在于明理。所謂明理，非僅指理論之理，乃情理之理，以情與理相調和。情理二字與理論不同，情理是容忍的、執中的、憑常識的、論實際的，與英文commonsense含義與作用極近。理論是求徹底的、趨極端的、憑專家學識的、尚理想的。講情理者，其歸結就是中庸之道。此庸字雖解為“不易”，實則與commonsense之common原義相同。中庸之道，實則庸人之道，學者專家所失，庸人每得之。執理論者必趨一端，而離實際，庸人則不然，憑直覺以斷事之是非。事理本是連續的、整個的，一經邏輯家之分析，乃成片斷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惟庸人綜觀一切而下以評判，雖不中，已去實際不遠。

中庸之道既以明理為發端，所以絕對沒有玄學色彩，不像西洋基督教把整個道學以一般神話為基礎（按《創世記》第一章記始祖亞當吃蘋果犯罪，以致人類于萬劫不復，故有耶穌釘十字架贖罪之必要。假使亞當當日不吃蘋果，人類即不墮落，人類無罪，贖之謂何，耶穌降世，可一切推翻，是全部耶穌教義基礎，系于一個蘋果之有無。保羅神學之理論基礎如此，不亦危乎?）。人文主義的理想在于養成通達事理之人士。凡事以近情近理為目的，故貴中和而惡偏倚，惡執一，惡狡猾，惡極端理論。羅素曾言：“中國人于美術上力求細膩，于生活上力求近情。”（“In art they aim at being exquisite,and in life at being reasonable.”見《論東西文明之比較》一文）在英文，所謂to be reasonable即等于“毋苛求”、“毋迫人太甚”。對人說“你也得近情些”，即說“勿為己甚”。所以近情，即承認人之常情，每多弱點，推己及人，則凡事寬恕、容忍，而易趨于妥洽。妥洽就是中庸。堯訓舜“允執其中”，孟子曰“湯執中”，《禮記》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用白話解釋就是這邊聽聽，那邊聽聽，結果打個對折，如此則一切一貫的理論都談不到。譬如父親要送兒子入大學，不知牛津好，還是劍橋好，結果送他到伯明翰。所以兒子由倫敦出發，車開出來，不肯東轉劍橋，也不肯西轉牛津，便只好一直向北坐到伯明翰。那條伯明翰的路，便是中庸之大道。雖然講學不如牛津與劍橋，卻可免傷牛津劍橋雙方的好感。明這條中庸主義的作用，就可以明中國歷年來政治及一切改革的歷史。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評以再思可矣，也正是這個中和的意思，再三思維，便要想入非非。可見中國人，連用腦都不肯過度。故如西洋作家，每喜立一說，而以此一說解釋一切事實。例如亨利第八之娶西班牙加特琳公主，Froude說全出于政治作用，Bishop Creighton偏說全出于色欲的動機。實則依庸人評判，打個對折，兩種動機都有，大概較符實際。又如犯人行兇，西方學者，倡遺傳論者，則謂都是先天不足；倡環境論者，又謂一切都是后天不足。在我們庸人的眼光，打個對折，豈非簡簡單單先天后天責任各負一半?中國學者則少有此種極端的論調。如Picasso（畢加索）拿Cézanne（塞尚）一句本來有理的話，說一切物體都是三角形、圓錐形、立方體所拼成，而把這句話推至極端，創造立體畫一派，在中國人是萬不會有的。因為這樣推類至盡，便是欠庸見（commonsense）。

因為中國人主張中庸，所以惡趨極端，因為惡趨極端，所以不信一切機械式的法律制度。凡是制度，都是機械的、不徇私的、不講情的，一徇私講情，則不成其為制度。但是這種鐵面無私的制度與中國人的脾氣，最不相合。所以歷史上，法治在中國是失敗的。法治學說，中國古已有之，但是總得不到民眾的歡迎。商鞅變法，蓄怨寡恩，而卒車裂身殉。秦始皇用李斯學說，造出一種嚴明的法治，得行于羌夷勢力的秦國，軍事政制，紀綱整飭，秦以富強，但是到了秦強而有天下，要把這法治制度行于中國百姓，便于二三十年中全盤失敗。萬里長城，非始皇的法令筑不起來，但是長城雖筑起來，卻已種下他亡國的禍苗了。這些都是中國人惡法治、法治在中國失敗的明證，因為繩法不能徇情，徇情則無以立法。所以儒家倡尚賢之道，而易以人治，人治則情理并用，恩法兼施，有經有權，凡事可以“通融”、“接洽”、“討情”、“敷衍”，雖然遠不及西洋的法治制度，但是因為這種人治，適宜于好放任自由個人主義的中華民族，而合于中國人文主義的理論，所以二千年來一直沿用下來，至于今日，這種通融、接洽、討情、敷衍，還是實行法治的最大障礙。

但是這種人文主義雖然使中國不能演出西方式的法治制度，在另一方面卻產出一種比較和平容忍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之下，個性發展比較自由，而西方文化的硬性發展與武力侵略，比較受中和的道理所抑制。這種文化是和平的，因為理性的發達與好勇斗狠是不相容的。好講理的人，即不好訴諸武力，凡事趨于妥協，其弊在怯。中國互相紛爭時，每以“不講理”責對方，蓋默認凡受教育之人都應講理。雖然有時請講理者是因為拳頭小之故。英國公學，學生就有決斗的習慣，勝者得意，負者以后只好謙讓一點，儼然承認強權即公理，此中國人所最難了解者。即決斗之后，中外亦有不同，西人總是來得干脆，行其素來徹底主義；中國人卻不然，因為理性過于發達，打敗的軍人，不但不梟首示眾，反由勝者由國庫中支出十萬元買頭等艙位將敗者放洋游歷，并給以相當名目，不是調查衛生，便是考察教育，此為歐西各國所必無的事。所以如此者，正因理性發達之軍人深知天道好還，世事滄桑，勝者欲留后日合作的地步。敗者亦自忍辱負重，預做游歷歸來親善攜手的打算，若此的事理通達，若此的心氣和平，固世界絕無僅有也。所以少知書識字的中國人，認為凡鋒芒太露，或對敵方“不留余地”者為欠涵養，謂之不祥。所以凡爾賽條約，依中國士人的眼光看來便是欠涵養。法人今日之所以坐臥不安時做噩夢者，正因定凡爾賽條約時沒有中國人的明理之故。

但是我必須指出，中國人的講理性，與希臘人之“溫和明達”（“sweetness and light”）及西方任何民族不同。中國人之理性，并沒有那么神化，只是庸見之崇拜（religion of common sense）而已。自然曾參之中庸與亞里士多德之中庸，立旨大同小異。但是希臘的思想風格與西歐的思想風格極相類似，而中國的思想卻與希臘的思想大不相同。希臘人的思想是邏輯的、分析的，中國人的思想是直覺的、組合的。庸見之崇拜，與邏輯理論極不相容，其直覺思想，頗與玄性近似。直覺向來稱為女人的專利，是否因為女性短于理論，不得而知。女性直覺是否可靠，也是疑問，不然何以還有多數老年的從前貴婦還在蒙地卡羅賭場上摸摸袋里一二法郎，碰碰造化?但是中國人思想與女性，尚有其他相同之點。女人善謀自存，中國人亦然。女人實際主義，中國人亦然。女人有論人不論事的邏輯，中國人亦然。比方有一位蟲魚學教授，由女人介紹起來，不是蟲魚學教授，卻是從前我在紐約時死在印度的哈利遜上校的外甥。同樣的中國的推事頭腦中的法律，并不是一種抽象的法制，而是行之于某黃上校或某部郭軍長的未決的疑問。所以遇見法律不幸與黃上校沖突時總是法律吃虧。女人見法律與她的夫婿沖突時，也是多半叫法律吃虧。

在歐洲各國中，我認為英國與中國民性最近，如相信庸見，講求實際等。但是英國人比中國人相信系統制度，兼且在制度上有特殊的成績，如英國的銀行制度、保險制度、郵務制度，甚至香檳跑馬的制度。若愛爾蘭的大香檳，不用叫中國人去檢勘票號（count the counterfoils），就是獎金都送給他，也檢不出來。至于政治社會上，英國人向來的確是以超逸邏輯，憑恃庸見，只求實際著名。相傳英人能在空中踏一條虹，安然度過。譬如剜肉醫瘡式補綴集成的英人杰作——英國的憲法——誰也不敢不佩服，誰都承認它只是捉襟見肘顧前不顧后的補綴工作，但是實際上，它能保障英人的生命自由，并且使英人享受比法國美國較實在的民治。我們既在此地，我也可以順便提醒諸位，牛津大學是一種不近情理的湊集組合歷史演變下來的東西，但是同時我們不能不承認它是世界最完善最理想的學府之一。但是在此地，我們已經看出中英民性的不同，因為必有相當的制度組織，這種的偉大創設才能在幾百年中繼續演化出來。中國卻缺乏這種對制度組織的相信。我深信中國人若能從英人學點制度的信仰與組織的能力，而英人若從華人學點及時行樂的決心與賞玩山水的雅趣，兩方都可獲益不淺。

第四篇：中國文化之佛教

中國古代宗教

佛教篇本專題學習的主要內容：熟悉佛教的創立者和佛教的圣跡； 了解佛教在世界傳播的路線；熟悉小乘和大乘的區別；熟悉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 掌握佛教的教義。

一、佛教的創立者和圣跡傳說

（一）佛教的創立者——喬達摩?釋達多（公元前565—485）

喬達摩Gautama、悉達多Siddhārtha。生于公元前六世紀，因為他屬于釋迦Sākya族，人們尊稱他為“釋迦牟尼”，即“釋迦族的圣人”。佛是“佛陀”的簡稱，是梵語Buddha的音譯，“佛陀”的意義是“覺者”或“智者”。釋迦成佛時的感嘆:“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現前。”佛教徒均尊釋迦牟尼為本師，而自稱為佛陀的弟子。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統治時期，佛教從恒河中下游地區傳播到印度各地。

（二）佛教的圣跡1（尼泊爾藍毗尼園遺址）

佛教的圣跡2 印度鹿野苑遺址——此為釋迦牟尼初轉法輪之地。

（三）佛教意象

1、蓮花——佛教的象征

根據佛經記載，佛陀降生前夕，其父凈飯王宮中出現八種祥瑞：四時花木，悉皆榮茂，池沼突兀盛開大如車蓋的奇妙蓮花。

佛陀成道后，轉法輪時坐的座位叫“蓮花座”，相應的坐勢叫“蓮花坐勢”，即兩腿交叉，雙腳放在相對的大腿上。在佛教典籍中，蓮花也經常出現。《妙法蓮花經》即以蓮花為喻，象征教義的純潔高雅。漢譯佛經里常有“七寶蓮花”之稱，我國的凈土宗也叫“蓮宗”。我國的佛教寺廟中，三世佛及菩薩大都是足踏蓮花座。

2、菩提樹——覺悟之樹

菩提樹，亦稱“覺樹”、“道樹”，是佛教的圣樹。“菩提”一詞是梵文 Bodhi 的音譯，意為“覺”、“智”、“道”。菩提樹原名“蓽缽羅”（Pippala）,為常綠喬木。相傳悉達多太子出家后，潛心修了六年苦行，有一天在一棵蓽缽羅樹下打坐，凝神靜思，終于豁然開悟，證得菩提果（覺悟）而成佛，因而后人稱此樹為“菩提樹”。我國傣族地區的人民稱菩提樹為“吉祥之樹”。

3、娑羅樹——無憂之樹娑羅樹（Sāla）又名“無憂樹”，是佛教的圣樹。據《本生經》上記載說，佛陀的降生和入寂均與娑羅樹有關。佛陀的母親摩耶王后懷孕后，按當地的風俗要回娘家生育，佛陀正是在其母回娘家路上的藍毗尼園的娑羅樹下降生的。而且佛陀也是在娑羅樹下圓寂的：據說佛陀傳道四十多年，已達八十高齡，他感到自己壽命將盡，在末羅國的拘尸那城的一條河畔的娑羅樹林中，選定雙樹鋪設床位，安靜地進入涅槃。

4、曼陀羅花——佛教的圣花 嬌柔的花朵在綠葉的襯托下懸垂而律動。相傳佛祖傳法時手拈曼

陀羅花，且漫天下起曼陀羅花雨。《法華經》曰：佛說法時，天雨曼陀羅花。在佛經中，曼陀羅花是適意的意思，就是說，見到它的人都會感到愉悅。它包含著洞察幽明，超然覺悟，幻化無窮的精神。

（四）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大乘”是梵文Mahāyāna 的音譯，音譯為“摩訶衍那”。小乘是梵文Hinahāyāna 的音譯，音譯為“希那衍那”。“摩訶”是大的意思，“希那”是小的意思。“衍那”為“乘載”（如車、船）或“道路”。公元一世紀左右，印度新出現了一個佛教派別，自稱能運載無量眾生從生死大河的此岸到達菩提涅槃的彼岸，成就佛果。他們自稱為“大乘”，而貶稱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為“小乘”。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區別：

（1）小乘佛教視釋伽牟尼為教主；大乘佛教則提倡三世十方有無數佛，并進一步把佛神化。（2）小乘追求個人自我解脫，即“自覺”，把證得阿羅漢果為最高目標；大乘宣揚大慈大悲，普渡眾生（不僅“自覺”，也能“覺他”）、建立佛國凈土作為最高目標。

（3）小乘的主要經典是《阿含經》等；大乘的主要經典有《般若經》、《維摩經》、《法華經》、《華嚴經》等。

（4）中國北傳佛教開始是小乘流行，但后來為大乘所取代。小乘現在主要流行于南亞、東南亞，但自稱為“上座部佛教”，不接受“小乘”稱號。

中國第一寺——洛陽白馬寺 創建于東漢明帝年間（公元68年），此前一年，明帝劉莊因夜夢金人，遂遣使西域拜求佛法，后漢使及印度高僧以白馬馱佛經、佛像抵洛，明帝躬親迎奉，并建白馬寺。被譽為中國佛教“祖庭” 佛教傳入中國

中國佛教包含了北傳佛教、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三大體系，全面繼承了印度佛教。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在中國，世界上完整的佛教經典也都在中國。可以說，佛教誕生在印度，發展在中國。佛教在中國的傳播

洛陽白馬寺 西藏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云南景洪飛龍白塔寺 佛教初傳中國的標志——伊存授經

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中國博士弟子景盧日授《浮屠經》，佛教開始傳入中國。史稱這一佛教初傳歷史標志為“伊存授經”。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大致經歷了譯傳、創造和融合三個階段。（1）譯傳階段

兩漢之際、魏晉、南北朝時期為譯傳階段。中國先后譯出大量的佛教經典，研究佛教的風氣成為一時之盛。其時的慧遠和尚（334-416）在南方廬山開始宣傳死后轉生阿彌陀“凈土”（極樂世界）的信仰。竺道生和尚（355-434）提出“頓悟成佛”的主張。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已在中國扎根并本土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2）創造階段

隋唐兩代是中國佛教的創造階段和鼎盛時期。中國僧人分別以一定的印度佛教經典為依據，開宗立派，創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形成三論宗、天臺宗、華嚴宗（賢首宗）、法相宗、律宗、凈土宗、禪宗、密宗等八個主要宗派。這一時期號稱中國佛教的鼎盛時期。佛教傳入中國（3）融合階段

近代宋元明清四朝中國佛教處于融合階段。佛教在這900年間空前廣泛、深入地與中國的文化全面結合。一方面佛教與儒、道融合，成為“三教合一”歷史背景下的佛教。另一方面，佛教借助文學、繪畫、雕塑、建筑等藝術形式，成為民間風俗習慣、民族心理與思維，乃至語言素材構成的重要有機成分。元明清三代，漢地精英佛教停滯衰退，而大眾佛教取得長足發展，出現“家家觀世音，戶戶阿彌陀”局面。這一階段從教派上說，主要流行禪宗和凈土宗，其他各宗逐漸衰落。一方面佛教與儒、道融合，成為“三教合一”歷史背景下的佛教。

另一方面，佛教借助文學、繪畫、雕塑、建筑等藝術形式，成為民間風俗習慣、民族心理與思維，乃至語言素材構成的重要有機成分。元明清三代，漢地精英佛教停滯衰退，而大眾佛教取得長足發展，出現“家家觀世音，戶戶阿彌陀”局面。這一階段從教派上說，主要流行禪宗和凈土宗，其他各宗逐漸衰落。中國主要佛教

1、凈土宗

凈土宗以口念“南無阿彌陀佛”（NAMOAMITABHA）為修行方式，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其左脅侍為觀世音菩薩，右脅侍為大勢至菩薩）為宗旨，是最簡便的法門，在民間影響最大。

其特點是希望通過諸佛/菩薩的愿力，從這個世界（濁土）死后可以進入諸佛/菩薩所在的凈土。因此，凈土信仰是佛教中特殊提倡他力的信仰(他信)形態。

2、禪宗

在南北朝時期，印度僧人菩提達摩來到中國創立了禪宗，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禪宗法門。禪宗認為解脫不在身外，也無須借助經典的指導。解脫之道就在人的內心，只要能夠放下執著，放下自我，便是解脫。五祖弘忍后，其弟子神秀立北宗（不久衰落）。慧能立南宗，后成為禪宗主流。主張“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強調佛性平等、重視人的主體性和自身的發展。禪宗是我國支派最多的佛教宗派，也是中國佛教史上流傳最久遠、對中國文化思想影響最廣泛的宗派。后來，在修持方面，禪僧又都“禪凈雙修”，禪宗和凈土宗的界限已十分模糊。

（拈花微笑——禪宗的萌芽）

三、佛教的教義

“四諦”是佛教各派共同承認的基礎教義。“四諦”所依據的根本原理則是緣起論。所謂“諦”即“真理”的意思。“四諦”亦稱“四圣諦”，即苦、集、滅、道。苦、集二諦說明人生的本質及

其形成的原因；滅、道二諦指明人生解脫的歸宿和解脫之路。

（一）苦諦

把社會人生判定為“苦”，無幸福歡樂之可言。人生有“生”、“老”、“病”“死”等多種苦（佛典有四苦、五苦、八苦、九苦等多種分類法），還有108種煩惱。

（二）集諦

對造成痛苦與煩惱原因的分析，大體可概括為：

1、“五蘊聚合說”

2、“十二因緣說”

3、“業報輪回說”

1、“五蘊聚合”說

佛陀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和現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由多種因素集合而成。“有情”（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有情識生物，即眾生）則由色、受、想、行、識等五蘊（或“五陰”）組成（其中“色蘊”包括“四大”－－風、火、水、土等因素）。既然“有情”只是“五陰”的聚合，是多種因素的集合體，所以有情自身不是獨立永存的實體，沒有單獨的“自性”（此即所謂“諸法無我”“四大皆空”）；且有情和世上萬事萬物處在無休止的變遷之中（此即所謂“諸行無常”變動不居）。“五陰聚合說”構成了佛教空觀的主要內容：無造物主、無我、無常、因果相續。

2、“十二因緣”說

涉歷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因果鏈條。現世的果必然有過去世的因，現世的因必將引出未來世的果。過去的一生行為，決定今世一生的狀況；今世一生的行為，決定未來世一生的狀況，這就是因果報應。作為能夠導致果報之因的行為，叫作“業”。“業”分身業（行動）、口業（言語）、意業（思想）三類，也就是人的一切身心活動。任何思想行為都會給行為者本人帶來相應的后果（報應或業報）。

3、“業報輪回”說

按照善惡罪福的業報法則，有情（眾生）流轉在“六道”之中，即天道（無界眾生）、人道、阿修羅道（一類專與天神戰斗的惡魔）、畜牲道、地獄道、餓鬼道，形成六道輪回。目鍵連救母→供僧人百味果品以超度（表現孝道）→民間七月半“施孤”節。

（三）滅諦

提出了佛教出世間的最高理想——涅磐。“涅磐”是梵文音譯，意譯作“滅度”、“圓寂”等。涅磐的根本特點是達到熄滅一切“煩惱”、超越時空、超越生死輪回的境界。

（四）道諦——解脫之路

即通向涅磐之路。主要從身、口、意三個方面規范佛徒的日常思想行為。再簡要一些，又被歸納為 “三學”：戒、定、慧。“戒” 約束佛徒日常生活的紀律。“戒”因人身份不同而有區別，有三皈（三皈依）、八戒、五戒、十戒、具足戒、菩薩戒等等，后發展成復雜的“律學”。其中“三皈依”——佛（覺而不迷）；法（正而不邪）；僧（凈而不染）。這是“自性三寶”，也是佛法教學的總綱領。“定”（即“禪定”）佛教的一種修持方法，教外專家稱之為佛教氣功。是心專注于一境的

心理狀態，但不想世間法，只想出世法（是面對世俗的客觀而建立迥異于世俗的主觀）。禪定的“境”有級別深淺和宗派法系的不同。禪定的主要目的是發慧（由定生慧）。“慧”（即“般若”）也是一種心理狀態，是證悟出世間法的明察力（能有洞見佛法之力，所見之境確如佛法所講），如真正做到見外界實物而以為空，如“見到”佛經所描繪的西方極樂世界景象等等。有了“慧”才能得度（“波羅密多”）獲得解脫，永離苦海。解脫后所得之境為涅磐。“慧”的發生，主要依靠經文和師長的教導，通過禪定沉思而獲得。但后世佛教世俗化的結果，佛徒大都傾向用簡便的方法求解脫（如禪宗、凈土宗）。當代中國佛教界將佛教的宗旨歸納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莊嚴國土，利樂有情”。

四、中國佛教哲學：

（一）佛教哲學的精神

強調破除人們對宇宙一切表層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識系統的執著，獲得精神上的某種自由、解脫，直悟生命的本性、本真。佛教的返本歸極、明心見性、自識本心、見性成佛之論及一整套修行的方法，是要人們尋找心靈的家園，啟發一種內在的自覺，培養一種偉大的人格。佛家的成菩薩成佛陀，是一種道德人格的趨向。而且，佛家的諸佛平等境界和與眾生一起拯救世界的熱 忱，同樣是一種寶貴的思想資源。

（二）中國佛教的特質

1、調和性：體現在對佛教外部不同思想、觀點的妥協、依從、吸收上。

2、融攝性：指中國佛教統攝內部種類經典和各學派學說。如“禪凈雙修”。

3、簡易性：中國佛教發展過程中簡化了教義和修行方法。如禪宗的簡易性體現在“見性成佛”、“頓悟成佛”的主張上；凈土宗的簡易法門是“稱名成佛”等。

五、佛教的經典和標記

（一）大乘和小乘佛教的經典，包括：

經藏（釋迎牟尼說法的言論匯集），律藏（佛教戒律和規章制度的匯集），論藏（釋迎牟尼后來大弟子對其理論、思想的闡述匯集），故稱三藏經，或稱“大藏經”。佛教的經典和標記，佛教的旗幟或佛像的胸間，往往有“卍”的標記。這標記武則天將其定音為“萬”；意為太陽光芒四射或燃燒的火。后來作為佛教吉祥的標記，以表示吉祥萬德。“卍”形符號的寫法歷來有左向的 “卍”和右向的“卐”兩種。唐·慧琳《一切經音義》提出，應以“卍”為準。佛教的標志也往往以法輪表示。認為佛之法論如車輪輾轉可摧破眾生煩惱。

六、佛教的常用的稱謂

1、一般有“四眾弟子”、“出家四眾”之稱。

比丘、比丘尼為出家男女二眾； 優婆塞、優婆夷為在家男女二眾，合稱為“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沙彌（俗稱小和尚）、沙彌尼（俗稱小尼姑），即為“出家四眾”。佛教的常用的稱謂

2、對較高水平的僧人，則根據具體情況稱：

“法師”（通曉佛法僧人）；“經師”（通曉經藏或善于誦讀經文的僧人）； “論師”（精通論藏的僧人）；“律師”（通曉律藏的僧人）；“三藏法師”（精通經、律、論三藏的僧人）；“大師”，一般用以尊稱著名僧人；“高僧”，對德行高的僧人的尊稱。佛教的常用的稱謂

3、還有以職務相稱

如住持（方丈）、監院（當家和尚）等。現在一般稱和尚為師父，稱尼姑為師太。

七、佛教寺院的總體布局

佛寺殿堂的配置大致是：以南北為中軸線，自南往北，依次為：山門、天王殿、鐘鼓樓、大雄寶殿、法堂、藏經樓和方丈室，稱為“伽藍七殿”。中國佛寺建筑原與印度相同，沒有殿堂，建塔為藏舍利。在早期，為表示敬重，塔位于寺的中央，作為寺的主體，四周圍建以僧房。后來佛像供奉于殿堂，殿堂與塔并重，塔一般仍在殿堂之前。唐宋時期，禪宗已不再風行建塔，佛寺發展以殿堂為主的布局。佛教寺院的總體布局

（一）山門（或三門）

因為寺院大多居于山林之處，故又稱山門殿。現已成為專門名詞，即使在平原也稱山門。因有空門（中）、無相門（東）、無作門（西），象征“三解脫”，所以又稱“三門”。

（二）鐘樓

位于天王殿左（東）前側，懸有洪鐘。有的寺院鐘下供奉地藏菩薩。地藏菩薩，或稱地藏王菩薩，曾音譯為“乞叉底蘗沙”。因其“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密如秘藏”，故名地藏。為佛教四大菩薩之一，與觀音、文殊、普賢一起，深受世人敬仰。地藏菩薩是大乘佛教的學者，他的事跡很多，在《地藏菩薩本愿經》有詳細記載。地藏菩薩濟世度人的精神，正是佛教“己未度，先度人”的精神。

（三）鼓樓

位于天王殿有（西）前側，置有大鼓。有的寺院供有伽藍神關羽。《法苑珠林》卷五二：“護法伽藍神斯有十八神，”其中沒有關羽的記載。近世以來，中國佛教界則以關帝為伽藍神，關帝遂成為唯一的中國伽藍神。

（四）天王殿

正中供奉大肚彌勒，兩側供奉四大天王，其背后供韋馱護法。

（五）大雄寶殿

為佛寺正殿，又稱“大殿”。大雄寶殿是整座寺院的核心建筑，也是僧眾朝暮集中修持的地方。大雄寶殿中供奉釋迦牟尼佛像。“大雄”是佛的德號。大者，是包含萬有的意思；雄者，是攝伏群魔的意思。因為釋迦牟尼佛具足圓覺智慧，能雄鎮大千世界，因此佛弟子尊稱他為大雄。寶殿的“寶”，是指佛、法、僧三寶。大殿有供奉一佛、三佛等情況。以三佛同殿居多。供一佛常見的為“釋家三尊”或釋迦及其兩大弟子迦葉、阿難。供三佛多為琉璃光藥師佛、婆娑世界釋迦牟尼佛和西方

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大雄寶殿平面圖及其造像意義

佛門里面的建筑也是表示法的。大雄寶殿從外面看是宮殿式兩層，從里面看是一層。兩層表示佛家的術語“真諦”和“俗諦”（即出世間法和世間法）。兩層里面是一層，表示世間法和出世間法是一不是二：迷了就是二，悟了原來是一。即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六）法堂（亦稱講堂）

一般在大殿之后。是演說佛法皈戒集會之處。法堂內除一般性安置佛像外，另設法座、講臺、鐘鼓。

（七）方丈室

佛寺住持（方丈）居住、說法與接客之處，有的叫華林丈室（凈土宗佛寺），有的叫般若丈室（禪宗寺院）。

（八）藏經樓

盛放佛教經典之處。

八、佛寺的由來

佛教寺院，是指安置佛像、經卷，且供僧眾居住以便修行、弘法的場所。佛教寺院最早出現于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寺”隨之而出現。寺，在中國原來就是漢代官署的名稱。據《漢書·元帝紀》注云：“凡府廷所在，皆謂之寺。” 公元一世紀東漢明帝時，西域高僧迦攝摩騰和竺法蘭應請來到洛陽，最初是住在中國專門接待外國使節和貴賓的官署“鴻臚寺”“院”則本是周圍有垣之意，引申為周圍有垣或有回廊的建筑物，亦指官舍。至于將佛教建筑稱為‘院’，則始自唐代在大慈恩寺所建的翻經院。至宋代，官立的大寺亦多稱院。如禪寺也叫禪院。自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年）以孔子廟為大成殿，于是佛寺建筑除堂寮之外，其主體部分也稱為殿，如大雄寶殿）。

九、中國佛寺建筑的文化特征

中國人從一開始就把佛寺與官府、宅邸、祠堂混同起來。這是因為在建筑格局上，支配中國人的是根深蒂固的陰陽宇宙觀和崇尚對稱的審美心理。在這種文化心理的指導下，必然會產生一種建筑模式，而模式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不僅宮殿官邸如是，祠堂民居如是，寺院道觀也如是。所以中國佛寺一開始就融合了中國固有廟堂建筑的特點，依然是平面方形，對稱穩重，南北中軸線布局，構成整飾嚴謹，氣勢磅礴的建筑群體。

十、佛寺內殿堂佛像及學佛的目的：

中國自白馬寺建立后，各地紛紛建立佛寺。佛教建寺的真正目的：一是為了安眾修持；二是為了弘法度眾；三是為了傳承文化。對一般人來說，佛教寺院是燒香拜佛的地方。對佛教徒來說，這里是供養“三寶”(佛、法、僧)的地方，是做佛事活動的場所。作為知識分子，我們學習佛教的目的在于：不忘“自性三寶”——覺、正、凈。就是要覺而不迷，正而不邪，凈而不染。學會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做一個對社會有價值的明白人

第五篇：征文比賽參賽作文

我參與，我行動，共建生態家園 有的美，稍加過目便會銘記在心并讓人浮想聯翩。即使是人工創造的河水，卻有著不輸給大自然的神韻，更是平添了幾許清瘦，幾分清冽，如同上好的透明綢緞，流光閃動，淡褐色的卵石靜靜躺在水中，竟會讓人不自覺地想起摸魚捉蟹的童年，竟會不自覺地想問一句：卵石下面，不知是否還躲著小螃蟹和那緊貼石頭的扁嘴魚兒 ？聽奶奶說：昔日，這就是我們的家鄉——長興，卻只不過是一個小村莊。放眼望去，道路只是一條細細窄窄的羊腸小道，坑坑洼洼，一下雨便全是水坑，殘留在媽媽腦海里的家鄉，到處都是平房，所見的高樓屈指可數，而且大多數都是瓦屋，刮風下雨時，重則被狂風掀頂屋倒，輕則水會進屋，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屋前的道路冷冷清清，沒有工廠，沒有商店，更不要說路燈了。一條街道就像是完全封閉的。在當年，擁有一輛自行車代步，是人們窮極一生想去實現的目標，人們追求的目的。那時人們穿的衣服都有補丁，貼切的印證了一句話：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連鞋子也是靠自己那雙靈巧的手做出來的，有草鞋、有布鞋…… 但是，美麗的景象確實隨處可見，讓人連聽聽都會深深的陶醉。

現如今，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我的家鄉變成了一個縣城。雖不比大城市的繁榮昌盛，卻獨有著自己的那一份

美麗和可愛。從前低矮、破舊的老屋早已被新穎別致的高樓大廈取代了。當年泥濘的古道也早已不見了蹤影。寬闊的交通公路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取代了它在平整、寬闊的柏油馬路上，車輛穿梭來往、川流不息。道路兩旁綠樹成蔭，人來人往。而這，是我們家鄉的變化。這，是長興的變化！只是經濟開始發展，垃圾也開始變得隨處可見。而正黨的十七大報告也開始首次明確提出“建設生態文明”,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又一重大創新成果,是科學發展理念的又一次升華,彰顯出黨的執政新思維,體現了黨的先進性,也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當前,浙江省長興縣，我們的家鄉，正處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的加快,長興面臨著資源能源日益緊缺、生態環境依然脆弱的嚴峻挑戰。因此,探索研究生態文明建設的新思路、新舉措,對于長興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藍天清澄，白云悠然在遙遠的天邊。草地依舊蔥綠，那些稀疏隱約的黃色，是季節悄悄留下的腳印。我相信，這種景色就是長興的未來！

指導老師：周衛躍

劉佳煜 初二（17）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