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育技術的發展沿革

1.1.1技術、教育技術及其發展概述

?技術technology，是為人類社會生產和物質文化生活服務的物質手段、智慧手段與信息手段的總和。?教育技術是人類教學活動中所運用的一切物質工具、方法技能和知識經驗的綜合體，分為有形/物化形態技術和無形/觀念形態技術。

?有形技術主要指在教學活動中所運用的物質工具，它往往通過黑板、粉筆等傳統教具，或者幻燈片、投影、電影、視聽器材、計算機、網絡、衛星等各種教學媒體體現出來。

?無形技術指在解決教育問題的過程中所運用的方法策略，以及教育思想、理論等。

~有形技術是教育技術的依托，無形技術是教育技術的靈魂和真正內涵。

~在人類文明史上，技術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

①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體系------------手工技術時代--------傳統教育技術

②以機械和電器技術為基礎的體系-----機電技術時代--------視聽媒體教育技術

③當代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體系-------信息技術時代---------信息化教育技術

-------手工技術時代對應傳統教育技術，并經歷了漫長發展。物化形態的教育技術包括：竹簡、粉筆、黑板、印刷材料、實物、模型等。觀念形態的教育技術主要指教育者的言語技巧和教學技能以及有形技術的運用，主要包括口耳相傳、詭辯術、講演術、孔子的啟發式教學、蘇格拉底的產婆術、直觀教學法。

?直觀教學法由17世紀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紐斯Johann Amos Comenius把“直觀性”作為一項教學原則正式提出。但并沒有在當時的實踐中產生很大的影響，但他按照直觀教學原則編寫的一本帶有150幅插圖的教科書《世界圖解》/《可見的世界》1658被認為是教育技術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世界上第一本圖文并茂的書籍。直到19世紀初期，直觀教學才開始在歐洲流行，并迅速傳到美洲大陸，使得直觀教學成為教育者的有意識的教育行為。

機電技術時代對應視聽媒體教育技術，視聽媒體的應用源于19世紀視聽技術的發展。這一時期除了物化視聽媒體技術的迅速發展，觀念形態的技術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經驗之塔理論、教育目標分類理論、標準參照評價、程序教學、先行組織者理論、基于行為主義的教學系統設計、系統方法、細化理論、成分顯示理論。

?視聽技術是能夠傳遞聲音和圖像的機械設備及電子設備，較早問世的傳遞圖像的設備包括幻燈機1845、無聲電影1860等；傳遞聲音的包括留聲機1877、錄音機、無線電收音機等；有聲電影1923和電視1924是最早能夠同時傳遞聲音和圖像的視聽設備。

?經驗之塔理論Core of Experience由美國視聽教育專家埃德加·戴爾Edgar Dale在《視聽教學法》1946中提出，是視聽教學理論的核心，是教育技術學史上最重要理論之一。其主要觀點有：

⑴越底端經驗越具體，越頂端經驗越抽象，學習者的身份由直接參與者逐漸轉變為真實事件的觀察者，最后變為間接經驗的觀察者； ⑵教學應從具體經驗下手，逐步上升到抽象。有效的教學之路應充滿具體經驗，教學的最大失敗在于使學生記住許多普通法則和概念的同時沒有具體經驗作它們的支柱，產生“從概念到概念”的言語主義；

⑶教學不能止于具體經驗，要向抽象和普遍經驗發展；

⑷教學中要善于運用各種教學媒體，使視覺符號、語言符號更易理解，并打破直接經驗的時間空間局限。

-------

1.1.2國外（美國）教育技術發展沿革

美國的教育技術產生最早，發展脈絡最清晰，影響最大，因此成為西方國家的典型代表。美國的教育技術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視覺教育、視聽教育、視聽傳播、教育技術四個階段?！曈X教育

?視覺教育指通過生動的視覺形象輔助教學的活動。

視覺教育可以追溯到近代歐洲的直觀教學，17世紀夸美紐斯由于主張”讓一切學校充滿圖像”、“讓一切教學用書充滿圖像”并于1658年編寫了第一本圖苯并茂的教科書《世界圖解》而被譽為“直觀教學之父”。當時的教學主要采用實物、模型、圖畫、表演等來輔助教學；18-19世紀直觀教具隨著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出現了照片、磁鐵、地球儀、無聲電影、幻燈等進一步推動了直觀教學。

視覺教育理論家以霍本C·F·Hoban為代表，他在《課程視覺化》一書中系統地論述了視覺教育的理論基礎，并提出了各種媒體分類的層級模型。他認為，有四個因素決定視覺教具的價值：教具本身的現實性、學生過去經驗的范圍和性質、教室環境與教學目的、學生智力成熟因素。

▲視聽教育

20世紀20年代末，隨著有聲電影、電視進入教育領域，原有的視覺教育已經不能涵蓋當時的教學內涵，視覺教育便發展成為視聽教育。視聽教學初期由于學校缺乏相應的設備、資料、專家而導致視聽教學發展緩慢。在二戰期間，視聽教育率先在軍隊和工業的發展中取得成效，利用有聲電影技術，美國在短短六個月把1200萬缺乏軍事知識的百姓訓練成海陸空作戰部隊，把800萬青年訓練成軍火制造與船舶制造的技術工人。

1946年戴爾Edgar Dale在《教學中的視聽方法》一書中提出的經驗之塔理論成為了視聽教育的主要理論依據。

▲視聽傳播

20世紀50年代后期，西方學校中的視聽材料和視聽設備劇增，教育電視由試驗階段到實用階段，教學程序和教學機器風靡一時，開始了計算機輔助教學的實驗研究。

教學器材的自動化、教學教材的多樣化、教學過程的程序化特點日益明顯，逐漸引發了“什么是視聽教育”的重新討論。

1961年美國教育協會視聽教學部主席芬恩Finm的建議下，由埃利領導的“定義與術語委員會”致力于視聽教育領域的定義和界定。1963年2月，美國教育協會視聽教學部“定義與術語委員會”

在專題報告中建議將視聽教育的名稱改為視聽傳播，即將傳播學作為視聽教育的理論基礎。此舉幫助人們把研究視野從靜態的物質手段方面轉向動態的教學過程方面，從原來僅僅注重教具、教材，轉為十分關注教學信息從發出者經過媒體傳遞到接受者的整個傳播過程。

▲教育技術

1963年的報告將視聽傳播與教學技術兩個詞并用，并沒有實現研究領域的名稱統一。

1970年美國視聽教育協會通過大會表決，改名為教育傳播和技術協會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AECT）,并于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1971年啟用。新名稱整合了“傳播”與”技術”這兩個概念，并將其實踐領域定名為”教育技術“，很快得到西方國家的追隨。

1.1.3我國教育技術發展簡史

在我國，電化教育的出現，是教育技術這個領域興起的標志。

▲電化教育的興起

建國前，電化教育是在國外的影響下進入我國的，它誕生于20世紀20年代，由上海、南京、無錫、蘇州一些學者和有關學校倡導，因其在教育中發揮了一定作用才得到政府部門的注意。但由于舊中國經濟不發達，科學技術落后，政府對教育不夠重視，故電化教育一直處于自發狀態，始終未能有大規模推廣。

▲電化教育的初步發展

建國，中國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時代，1949年11月文化部科學普及局成立電化教育處（后改名為幻燈處），負責全國電化教育，從此電化教育得到國家高度重視。

建國后的1950-1965年間，我國的電化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績，并加快了發展步伐，全國范圍普及廣播電臺教學、電視教學；高校開設電化教育選修課，講授電化教育的理論和技術；各中小學所在地區紛紛設立電化教育館，負責幻燈、電影、錄音、廣播的推廣。但1966年開始的文革使我國教育事業受到嚴重摧殘，電化教育也未能幸免。

▲電化教育的重新起步與迅速發展

文革后，我國的教育工作逐步得到恢復。1978年，鄧小平同志提出”發展電視、廣播等現代化教育手段“，為了便于學校電化教育的開展，經國務院批準，教育部建立了中央電化教育館，隨后全國各地也先后建立電教機構。

1993年我國正式將”電化教育“專業更名為”教育技術學“專業，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許多高校已經將電化教育中心相繼改名為教育技術中心，中國電化教育協會也于2002年11月改名為中國教育技術協會。

2000年10月教育部決定實施”校校通“工程，用5-10年時間在中教學普及信息技術教育，以信息化帶動教育現代化。

計算機輔助教育是電化教育的重要內容，隨著多媒體、網絡等信息技術的發展，計算機輔助教育已經向信息技術教育提升，20世紀90年代以后，遠程教學、網上學校、計算機支持的合作學習日趨多元化。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2012年升級為國家開放大學）創辦于1978年，是我國遠程教育的主要組成部分，經過80年代的建設，發展成為一個由中央電大、43所省電大、575所市電大、1500多個縣電大組成的開放式高等教育系統，形成了一個覆蓋全國城鄉的廣播電視教育網絡。

1.1.4教育技術領域定義的發展演變

Q：教育技術的定義為什么會發生演變？

A：教育技術定義內涵與外延的演變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響

①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媒體技術的發展為教育技術提供了更多的技術產品，推動教育技術從直觀教學走向視聽傳播，新技術引起的教學方法、理論、觀念的上變化必然要求教育技術在定義上得以體現，促使定義不斷變化、完善。

②相關理論推進了教育技術的觀念更新：傳播理論與早期系統論將視聽教育從媒體論轉向過程論和系統論；科學系統論將教育技術從有形的物化技術轉向無形的智能技術。

?系統論由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提出，理論認為開放性、動態平衡性、自組織性、等級結構性、整體性、復雜性、關聯性、時序性是所有系統具備的基本特征。系統論的核心思想是系統的整體觀念，系統論的基本思想是把所研究的對象當做一個系統研究其結構和功能，分析系統、要素、環境這三者的關系。

③各國的教育技術實踐受到技術基礎、理論水平、文化價值傳統等因素的影響，使教育技術的定義豐富多樣。

▲美國教育技術定義演變的五個階段

?1963定義視聽傳播時期

“視聽傳播是教育理論和實踐的重要分支，它主要研究對控制學習過程的信息進行設計和使用。”

目標是有效地使用每一種傳播媒體與方法，以開發學習者的全部潛力。它包括對整個學習系統及其組成成分的計劃、制作、選擇、管理和應用。這個定義第一次關注了學習而不是教學，強調點從媒體轉向內容。

視聽傳播取代視聽教育是教育技術史上的重要變革，改變了傳統視聽教學的理論構架，不在把研究重點放在使用形象化的視聽教材作為輔助手段以提供具體的學習經驗方面，而是放在完整的教學傳播過程與教學系統方面。

?教學系統Instructional System是教育系統的子系統，是由多種教學要素有機結合而成的復雜系統，其中動態要素有：教師、學生、心理環境；靜態要素有教學媒體和物理環境。

?1972定義首次使用教育技術

”教育技術是這樣一個領域，它通過對所有學習資源的系統化鑒別、開發、組織、利用，以及對這些過程的管理，來促進人類學習?！?/p>

這個定義在1963定義之上，從信息設計擴展到學習資源的設計；并首次使用了”管理“術語，反映了專業人士對”管理“的重視。

?1977定義強調分析和解決問題的過程

”教育技術是一個提出問題，并對解決問題的過程進行設計、實施、評價、管理的綜合有機的過程，它涉及人員、程序、思想、設備和組織等各個方面，與人類學習的所有方面都有聯系?！?/p>

定義包含三層意思：首先，教育技術是一個綜合有機的過程，包含與人類學習有關的一切因素；其次，這個過程是將先進的技術設備、思想方法應用于實際問題；最后，教育技術的著眼點只是實際應用。

?1994定義明確研究對象和研究范疇

”教學技術Instructional technology是對學習過程和學習資源進行設計、開發、使用、管理和評價的理論和實踐。“

該定義明確了教育技術的研究對象是學習過程和學習資源，學習過程作為一種認知過程主要涉及的是”人“，學習資源指條件和環境主要涉及”物“；同時，該定義還將教育技術視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領域，并將教育技術劃分為五個具有獨特功能的研究范疇。

在1977-1993年間，科技發展與相關理論發展深刻影響著教育技術學領域，導致AECT94新定義的出現。首先，微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多媒體技術等新技術如何合理運用于教與學的過程引發了討論；其次，教育心理學領域認知理論與建構主義理論代替了行為主義的主流地位；最后，遠程教育與協作學習等新的教學策略逐漸流行起來。

?2004定義規定過程和資源的范圍，重視績效

”教育技術Educational technology是通過對技術過程和資源的創設、使用和管理來促進學習，改善績效的研究和符合道德的實踐。“

?績效是管理學概念，指組織中個人或群體在特定時間內可描述的工作行為和可測量的工作結果。~AECT94與AECT04定義的比較：

⑴在對領域描述的措辭上，后者用教育技術取代了教學技術；

⑵后者在前者的基礎上，對學習過程和資源加以”技術性“與”適當性“的范圍限制；

⑶后者用三個職能范疇取代了前者五個職能范疇；

⑷后者不僅注重獲取知識，還注重改善表現工作表現等績效因素。

第二篇：一三八師沿革

一三八師沿革

一三八師沿革

133師的前身是1945年11月組建的冀中縱隊1旅，以冀熱遼14分區挺進熱河部隊為基礎組建的冀晉縱隊第2、3旅，冀中縱隊1旅組建于承德轄71、62、73團，62團前身1945年8月組建冀中軍區8分區62團，1、2、3營依次由8分區33地區隊、大城縣游擊隊和饒陽縣支隊改編，73團1945年8月組建，冀晉縱隊第2旅組建于平泉，4、5、6團依次由冀東13團，北進1支隊、冀晉軍區19團改編，冀晉縱隊第3旅組建于平泉，7、8、9團依次由101、102、103團改編，1946年4月冀中縱隊1旅與冀晉縱隊第2旅合并為冀熱遼軍區獨立2旅，冀晉縱隊第3旅改為冀熱遼軍區獨立3旅，2旅4、5團保留，1旅71團改為6團，62團分別補入4、6團，73團調歸冀中軍區，不久冀熱遼軍區獨立2旅改為冀熱察獨13旅，冀熱遼軍區獨立3旅改為獨立14旅，46年9月與獨14旅合并仍為熱河軍區獨13旅，原13旅37團（欠3營）、38團和原14旅42團合并為37團，原14旅40、41團合并為38團，原13旅39團不變，37團3營撥歸39團。1947年8月1日編入東北民主聯軍第8縱隊為22師，該師戰斗力較強，是軍主力師。1945年9月--1949年12月征戰14個省市，殲敵56735人。

涫.?腖@

梓嫧！謙

397團的前身是1938年7月以冀東大暴動武裝和八路軍4縱隊的33大隊11連（1938年6月組建包森支隊以4縱隊33大隊11連為基礎，11連前身1929年百色起義紅7軍部隊，后為（房山）淶（水）涿（縣）聯合縣縣政府警衛連及34大隊5連和6連一部（前身百色起義部隊）為基礎組建的包森支隊，1939年初擴為4個總隊，1940年7月25日在盤山縣唐院村改編為冀東13團，1營由2總隊和1總隊1大隊改為，2營由6總隊和1總隊2大隊改為，3營由7總隊改為，45年7月底13團1、4連和*連一部留在關內另組建一個團，13團2、3、連和*連一部及3個縣武工隊組建北進1支隊，9月成立冀熱遼軍區24旅，僅轄13團，挺進熱河編入冀晉縱隊（亦稱趙爾陸縱隊或熱河縱隊）第2旅為4團，46年3月熱2旅與冀中部隊合編為獨13旅，該團為37團，47年8月隨旅編入東北8縱隊為22師64團。該團是堅持冀東抗戰的老部隊，戰斗力強、尤其善長山地作戰，是師主力團，亦是軍主力團。冀熱察軍區授予1營“攻堅模范”，軍區炮兵營山炮連“無堅不摧”?？v隊1營“智勇雙全”，2連“鋼鐵連”，4連“攻堅模范”，3連軍“英勇機智”，“忍苦追敵粵桂邊”，“戰斗鞏固模范連”----397團2連44年底冀熱遼軍區授予。

399團的前身是1945年8月13日以冀中軍區地方武裝在河北趙縣大東平村組建的冀中71團,1營前身冀中6分區31區隊1、2大隊，2營由6分區44地區隊3、4、5大隊，3營的7、8連和團直*連由趙縣支隊改為，9連由束冀縣大隊改為，團直通信連由兩個區隊的通信排合編，共計2300人，冀中軍區6分區31、44區隊組建于1941年9月，31地區隊是以6分區游擊總隊1營及警備旅2團兩個連為基礎，44地區隊以6分區游擊總隊2營和警備旅2團1個連為基礎，冀中軍區授予“攻堅模范團”，1、5連“登城模范連”。挺進東北后于46年3月編入13旅為39團，47年8月隨旅編入東北8縱為22師66團。該團長于平原作戰。冀熱察軍區授予1連“攻堅模范連”，縱隊授予2營“英勇頑強營”，5連1排“楊村戰斗英雄排”，軍2、3、5連“遵紀模范連”，“英勇殲敵桂中南”1、2、8連“三好連”。

1950年2月162師山炮連與師炮兵營合編，原軍炮兵營山炮連調歸師山炮營建制。2NX簾巟

1951年2月26日從廣西（完成桂東南剿匪后）移防廣東，擔負海防和機動作戰任務。3月師部駐地花縣，397團大瀝莊，398團蚌湖，399團竹料，師啟用代號0133部隊。4月全師抽調786人組成志愿團入朝參戰，補入38軍。9月整編，撤消擔架連和運輸連，整編后全師11209人。

1952年7月奉中央軍委命令133師與46軍138師對調，轉隸46軍，番號不變，同時以143師429團團直和46軍及133師炮兵營合編，組建46軍炮兵第二團，隸屬133師指揮，每個步兵連增加一個炮兵排，配備2門60炮，2具火箭筒，機槍連增加一個57無坐力炮排，配備3門。9月6日--9日全師由廣東江村、新街車站登車，12--14日到達遼寧安東，就地休整7天，補充湖南、湖北新兵1000名，51式手槍1390支，50式沖鋒槍1343支，57無坐力炮27門，90火箭筒60具，輕機槍13挺，重機槍18挺。

9月21日全師13720人入朝參戰，經過6晝夜行軍到達順川以北水洞站一線，軍授予399團2營“團結鞏固營”，進行整編，各團92步炮連改為戰防炮連，397團迫擊炮連改為高射機槍連，398、399團輕迫擊炮連改為重迫擊炮連，警衛連改為高射機槍連，42軍獨立37高炮營調歸133師，全師13597人。

到11月7日133師接替42軍126師西海岸長峴坊至漢坡公路以西的防務

1953年6月15日將房屋移交137師，撤回二線進行整編，將兩個山炮營擴編為山、野、榴炮營，組成師屬炮兵團，其中2連改為山炮1連，5連改為山炮2連，抽1、3、4、6連的9班組成山炮3連，1、3連改為野炮4、5連，由1、3連各抽一部組成野炮6連，4、6連改為榴炮7、8連，4、6連各抽一部組成榴炮9連，炮兵團番號為炮兵516團，各步兵團組成炮兵營，轄團屬82迫擊炮連和75無坐力炮連。各步兵營以機槍連為基礎，擴編為重機槍連和82迫擊炮連，并增編一個步兵連，師成立防化連，團成立防化排。?

1954年7月改為蘇式武器師，將炮兵516團山炮營改為52防坦克炮營，各步兵團組建防坦克炮連和汽車連，步兵連的60迫擊炮排改為重機槍排，取消火箭筒排。

1955年3月撤消各步兵團4、8、12連，397、398團4連補充入師工兵營，改為工兵2連和機械連，397團8、12連和398團12連調志愿軍總部暫編3團，回國執行任務，399團8、12連和398團4連補入本團缺編單位。10月18日回國，21--27日到達駐地吉林延邊地區，師部和炮兵516團駐地延吉市，397團駐地和龍縣，398團駐地圖門鎮，399團駐地龍井鎮。

1957年5月整編，減編399團，撤消各步兵團炮兵營部，全師8418人。

1958年3月397、398團互換防地，5月28日師高炮營開赴福建前線。

1960年399團恢復實兵團，397、398團3營依次改為399團1、2營，399團減編1、2營改為397、398團減編3營，399團減編3營不變，4月步兵團重建炮兵營。

9月底高炮營由福建歸建。

1962年6月改為甲種師，擔任總參戰備值班師任務。

1969年1月參加珍寶島作戰，中央軍委授予133師四位同志“戰斗英雄”稱號，師直工科干事杜永春、398團偵察排3班長周登國、師偵察連副連長陳紹光、397團偵察排戰士于慶陽，給397團、398團偵察排記集體一等功。

1969年12月番號改為138師，各團依次改為412、413、414團。蔂

1970年2月與137師換防進駐吉林市。師部和炮兵團、414團駐地吉林市西郊，412團駐地九站，413團駐地永吉。

1973年師偵察連被國家體委評為“全國基層體育活動先進單位”。硨

1975年6月23日至7月17日移防江蘇新沂，接替68軍202師防務，師部和414團駐地新沂縣城北，412團駐地新沂縣城東，413團駐地郯城縣，炮兵團駐地東海縣徐塘莊。

1978年7月--9月與12軍交接防務，移防山東濰坊，師部駐地安丘縣，412團在諸誠縣，413團駐地安丘縣景芝鎮，414團駐地諸誠縣孟瞳，炮兵團駐地沂水馬站。

濟南軍區授予412團2、5連、413團1營炮兵連、414團3營機槍連“硬骨頭六連式連隊”。

1979年2月抽調2314名戰士參加對越反擊作戰。

1985年3月至1986年5月，赴云南老山地區執行對越防御作戰任務，歸67軍指揮，戰區番號為14軍（乙）41師（乙），全師9890人在13.9公里的防御正面93個陣地堅守了335天，粉碎越軍進攻和偷襲530多次，取得了對越防御作戰和“9.23”、“1.28”兩次出擊作戰的勝利，圓滿完成了輪戰任務。

1985年1月20日中央軍委命令138師執行輪戰任務，從136、137師、坦克8師和煙威警備區抽調252名干部，880名戰士補充138師，3月11日師分18個列車梯隊進行鐵路輸送，于3月30日到達云南文山馬塘、平壩、德厚等地集結，1985年5月28日接替南京軍區36師、偏馬方向邊防部隊和馬家灣方向偵察分隊的防御陣地，5月31日回到山東駐地。

1986年4月18日--26日移交防務給蘭州軍區61師。殲敵2100人，俘虜1人，繳獲槍75支（挺），電臺5部，摧毀火炮29門，機槍154挺，汽車15輛，138師犧牲106人，傷314人，軍委授予414團7連“攻堅英雄連”，成都軍區授予412團6連、414團3連“堅守英雄連”，軍委授予414團7連戰士童培友“戰斗英雄”，成都軍區授予412團5連副班長宗建良，412團6連戰士盛其順“戰斗英雄”，414團3營部副班長王剛“英雄通信兵”稱號。412團5連集體一等功。

1985年10月46軍撤消，改歸26集團軍建制，1986年10月開始整編，46軍坦克團和高炮團改為138師坦克團和高炮團，3個步兵團改為摩托化步兵團，營屬機槍連增加1個高射機槍排，炮兵連增加1個82無坐力炮排，炮兵營轄5個連，100迫擊炮連改為122榴彈炮1連，107火箭炮連改為122榴彈炮2連，新組建3連，高射機槍連改為雙37高炮連，105反坦克炮連保持不變。師炮兵團轄4個營，1營122榴彈炮營，2營152加榴炮營，3營130火箭炮營，4營反坦克營（1個100反坦克滑膛炮連和4個反坦克導彈連）。

師高炮營調歸26集團軍高炮旅建制，師警衛連改為警衛調整連，原46軍技術偵察大隊歸138師建制，整編后全師3個步兵團，3個兵種團，直屬通信、工兵、汽車營、警衛調整、偵察、防化、炮兵指揮連12394人。師機關和部分直屬分隊從安丘移駐濰坊原46軍軍部，414團移駐原師部營房，1987年2月整編工作結束。

坦克團前身1954年9月在河北昌平縣陽坊鎮組建，202師坦克自行火炮202團，由華北軍區裝甲兵帶訓，1956年11月歸建202師，駐防江蘇新沂，1967年6月調歸濟南軍區裝甲兵建制，改為濟南軍區獨立坦克第4團，1976年2月改為46軍坦克團，1978年9月調防山東濰坊市坊子區荊山洼鎮靈山北。

高炮團前身于1962年3月由46軍高炮大隊改編組建的高炮71團，轄1、2、3、4營，依次改為133、136、137師和46軍炮兵基干團高炮營，1975年改為46軍高炮團，原1、2、3營歸建原師，新組建57高炮營為1營，2營雙37高炮營，1978年9月調防山東濰坊市坊子區馬司公社。

1989年軍區授予高炮團“基層建設先進團”。1991年軍區授予高炮團指揮連“黨支部建設模范連”，“基層建設標兵連”。

1989年5月22日7時至24日9時30分全師5000人和武器彈藥，搭乘各型飛機69架次，安全抵達北京南苑機場，并在機場露營，6月3日在永定門、木樨園立交橋、大紅門地區組織戒嚴，7月22日師3個兵種團先期回營，8月16--20日3個步兵團返回駐地，軍委和濟南軍區分別授予413團8連和412團5連“衛國英雄連”稱號，412團5連連長袁華榮“共和國衛士”，413團8連總政和中組部'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413團8連戰士崔寶枝被中央軍委授予“二級英模”光榮稱號。

138師在解放戰爭中轉戰14個省，殲敵56735人。

第三篇：事業單位的沿革

事業單位的沿革

“事業單位”的概念產生于新中國成立之初，至少在1952年 “事業單位”這個特定詞匯就已經出現在規范性文件中。1963年，在國家編制委員會代國務院草擬的《關于編制管理的暫行辦法》（草案）中將事業單位界定為“為國家創造和改善生活條件，促進社會福利、滿足人民文化、教育、衛生等需要，其經費由國家事業費開支的單位”。但直到1998年，在國務院發布的《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中才首次從法律上將事業單位定義為“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1999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再一次明確規定了事業單位包括了“公益性非盈利為目的的教育機構、科學研究機構、醫療衛生機構、社會文化機構、社會公共體育機構和社會福利機構等”。

從比較的角度來看，我國的事業單位，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可以說是極具中國特色。其稱謂，在西方發達國家都沒有對應的詞匯；其機構性質，也很難用國外的非盈利組織（NPO）或者非政府組織（NGO）來對比。由于在《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中，它被定義為“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設立的“社會服務組織”，是“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專家們也就據此將其譯為“Public Service Unit”（公共服務機構）。事實上，“公共服務機構”這個概念還不能容納現在所有的事業單位，只是表達了其設立的初衷。

從功能上講，我國的事業單位有這樣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我國人才資源的主要聚集地。絕大多數事業單位是以腦力勞動者為主體的知識密集型組織，專業人才是事業單位的主要人員構成，我國70％以上的專業技術人才都集中在事業單位；二是我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力量；三是提供了巨大的就業機會，為緩解我國的就業壓力做出了重要貢獻。

據統計，目前全國事業單位共計125萬個，其中獨立核算事業單位95.2萬個，納入政府事業單位編制的人員3035多萬人，各項事業經費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30％以上，涉及科教文衛、農林水、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等多個領域，幾乎覆蓋了我國各個行業，從業人員僅次于企業，是我國的第二大社會組織。

事業單位改革的必要性

我國傳統的事業單位是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為推動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發揮過重要的積極的作用。但是和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樣，我國傳統的事業單位也存在著一些嚴重的弊端。

一、人員膨脹，財政不堪重負，事業單位面臨生存困境

事業單位是許多人理想的就業選擇，在國有企業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過程中又有相當一部分人員轉入事業單位，這使得事業單位人員嚴重超編，財政開支極大。各項事業經費支出現在已經占政府財政支出的30％以上，而且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中事業費比例還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但絕大多數事業單位將超過70％的事業費用于“人頭費”開支，直接用于“養事”的經費不足30％。從事業單位的角度看，財政供應資金大多被“人頭”吃掉，事業單位只有“吃飯錢”沒有“干活錢”，有些事業單位甚至連“吃飯錢”都難以為繼，于是直接導致其目標和行為偏離事業發展的基本要求和規范。而人滿為患的事業單位往往又工作效率低，服務能力缺欠，服務意識淡薄，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公共服務面臨著極為尷尬的局面。

二、機構臃腫，資源嚴重浪費

我國以往事業單位的設置，主要是考慮政府部門的特殊需要，為了發展各項事業，各級政府又都設立了相應的事業行政管理部門。由于部門分割、地區分割、行業分割、學科分割、軍民分割，所以各部門的事業單位各自為政，將本部門的利益放在首位，各自形成自己的封閉體系。這就使得我國事業單位布局分散，職能交叉，機構重復設置，造成人力、物力、財力和信息資源的巨大浪費。

三、體制改革滯后，缺乏生機和活力

長期以來，事業單位隸屬于政府，是政府權力的衍生物，于是許多行政職能也延伸到事業單位，以事代政，混淆事權。同時一些應屬于事業單位的事務又拿到政府機關，政事合一，導致政事職責不分，關系不順。此外，政府各部門對事業單位控制過嚴，管理過細，使事業單位缺乏生機和活力。政府包攬過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會、民間辦事業的熱情，例如我國的科研事業單位主要由政府承辦，企業對科技的投入只占國家全部科技投入的13.8％，而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和日本早已超過60％。

四、資源配置和服務非社會化，社會效益低下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包辦統攬社會事業，不僅各類事業資源，包括社會資源也是通過各種行政化手段加以配置和運用的。這種非社會化的資源配置方式，必然降低資源的使用效率，弱化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水平和質量，導致社會效益低下。

我國的事業單位，在鞏固國家政權，發展國民經濟，繁榮社會文化，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等方面做出過巨大成就，并將繼續發揮其獨特的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健全，人民生活的不斷提高，社會對社會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要求也在不斷的增加和提高，基本形成于計劃經濟時期的事業單位已經明顯不能適應新時期、新階段的要求。多年來它本身也在多方面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比如有些事業單位成為政府變相增加政府機構、擴大編制、占用財政預算的一類特殊機構；有些事業單位營利性行為凸現，向商業化主體演變等等。

事業單位承擔著社會公益目的卻不能提供良好地公共服務，這就是事業單位改革的根本動因。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事業單位改革只是手段，最根本的目的是要發展由事業單位所提供的各種公益服務，使其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力。

事業單位改革的歷史回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事業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在發展的同時，對社會事業體制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一是改革了事業單位的具體管理與運作方式，全面擴大了事業單位自主權。在資金來源上由過去單純依賴政府財政撥款改為多渠道籌集資金，允許并鼓勵各個單位結合自身業務活動或利用其所占有的資源進行創收。二是部分調整了事業單位的行政管理體系。三是把部分過去由政府承擔的事務交給市場，對相關事業單位實施企業化改革。四是在社會事業發展中引入民間和社會力量，民辦學校、民辦醫院、民辦文藝團體科研機構等組織相繼出現，打破了完全依靠政府組織和發展社會事業的局面。

在社會事業發展和改革取得成效的同時，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這樣的觀點和行為:事業單位改革就是要“減錢、減人”，就是要“市場化”。

一、“過度市場化”的改革取向

我國事業單位以往的改革是以“推向市場”為目標的改革，199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中發[1992]5號文件）提出對事業單位要實行企業化經營：“現有的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業型第三產業單位要逐步向經營型轉變，實行企業化管理”。問題是在具體實踐中，對實行企業化轉制或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的選擇，并非是真正根據相關機構的實際職能是否具有公益性而定，而更多地是依據機構自身在在市場上的生存能力，與此同時還在公共服務領域引入了一些不盡合理的激勵機制。過度的市場化取向會損害公眾利益，不加細分地推動本來以公益事業為目的的事業單位實行企業化經營，必然使事業單位追求的不再是社會效益的最大化而是機構本身效益的最大化，最終使政府職能和國家目標受到嚴重影響。例如，把農業科研單位推向市場化，單純從市場獲得回報來發展基礎研究，難度極大，使我國大多數農業科研單位由以前的“有錢養兵，無錢打仗”變成現在的“無錢養兵，無錢打仗”。所以出現“過度市場化”的改革取向，一方面是因為對社會事業和市場各自的功能特點認識不清，更為現實的原因則來自對減輕財政負擔的追求。這一傾向在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尤為突出。

公益事業單位應由政府支持。這些年來，政府在社會事業上的投入一直在增加，數據顯示，2000年到2002年，國家總的預算撥款增加量達82％，但除了幾項國家強令減少收費的服務項目外（如義務教育），不斷增加的投入并未帶來公共服務收費價格的下降。教育和醫療系統可以說是社會事業中市場化程度最高也最為成功的，但是據資料顯示，近年來人民最不滿意的、腐敗現象最嚴重的五個行業中，教育系統和醫療系統榜上有名。由此可見事業單位的改革不能是簡單的市場化，核心公共服務必須由政府提供，還要依靠政府支持。

二、“甩包袱”的政策和思想

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中國的事業單位承載了巨大的就業量，為政府和企業分擔了巨大的社會負擔，還承擔了多方面的改革成本，如軍轉干部安置、機關分流人員安置等。另一方面也因其機構龐大、人員臃腫而廣遭批評，因此一提及事業單位的改革，就有“減錢、減人”的建議與舉措。但是和世界上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國家比較，我國的財政支薪人員占人口的比例仍保持在一個比較合適的范圍。例如，美國有2.83億人口，政府雇員2800萬人，我國13億人口，財政支薪人員大約是4500萬人；在中央層面，美國聯邦政府雇員大約是300萬人，隸屬于總統的各類獨立機構3000個左右，辦事機構和法人機構大約300個，而我國隸屬于中央政府的事業單位大約是2600個，財政支薪人員大約是110萬人。人們普遍的印象和數據對比的結論不盡相同，仔細分析就會找到問題所在。在我國，公共事業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廣大偏遠貧困地區的公共事業更是落后，比如每384名農村人口才有一名醫護人員，78名農村人口才有一名教師。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科技投入、公共衛生投入、公共教育投入、文化事業投入都偏低。這也就是說，我國事業單位的改革重點不在于削減預算，裁減人員，而是要進行內部管理改革，建立有效的監督和績效評介系統，提高服務效率。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文明的發展，社會服務和管理的復雜性進一步增強，對公共服務人員的數量和質量的要求必然會越來越高。

三、放權過度，約束不足

不同領域的社會事業有不同的發展邏輯和運行規律，并非對所有機構都可以放權，即便在某些領域可以放權，也必須形成有效的約束。但在這些年的改革實踐中，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合理解決。比如鼓勵事業單位在政府撥款之外開展創收的問題上，諸如基礎教育、衛生防疫等承擔國家法定責任的機構乃至承擔監督執法職能的機構也被允許創收，至于創收活動的內容、收入比例、用途則幾乎沒有限制，這已經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其他的社會事業領域也存在著放權過度和約束不足的問題，社會事業領域已經出現“亂”的局面。

我們能否構建一個服務型政府與和諧社會，事業單位的改革是關鍵之一。要做好這項工作，應該認真研究我國的實際情況，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不能一說到事業單位的改革，就是簡單的“市場化”、“私有化”、“股份化”，政府更不能有甩“包袱”的思想和政策。

事業單位改革的基本途徑

事業單位改革是繼企業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由于事業單位兼具了 “行政機構”和“企業”兩種不同的屬性，要對其進行改革，復雜性、艱巨性都在企業改革和政府機構之上。事業單位的改革同黨政機關和國有企業的改革相比，無論在改革的目的、原則、途徑、方法上，還是在檢驗改革的成效上，都應有明顯的不同，必須根據事業單位的性質，遵循市場經濟條件下事業發展的規律穩步推進。

我國事業單位情況復雜，性質各異。對現有的事業單位進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的準確定位和科學分類，然后對不同類型的事業單位分別采取回歸政府、推向市場、保留和撤銷等不同的改革方式，納入各自的領域，是改革的第一步。根據現有事業單位的社會功能和實際運行情況，目前我國的事業單位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行政執法類。該類事業單位是直接承擔政府行政職能，為政府服務。主要從事監管、資質認證、質檢、簽證等類活動。這類單位應該只允許政府舉辦，經費來源完全依靠國家財政；二是公共服務類。該類事業單位承擔公共事業發展職能，為社會服務。主要從事科教文衛等社會事業和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公用事業服務相關的活動。這類單位應大部分由政府，同時也可以鼓勵社會力量興辦，實現社會事業社會辦，事業主體多元化；三是生產經營類。該類事業單位承擔著中介溝通職能，為市場和企業服務。主要從事的是咨詢、協調一類的活動。因為這類事業單位通常具有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源，具備自我經營、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能力，可以參與市場競爭，所以這類事業單位的發展方向應是成為社會中介組織，向企業化轉變，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

第二步是在分類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各自領域的改革?；貧w政府的事業單位，按行政序列和公務員管理辦法嚴格管理；對轉企業的事業單位，按照國有企業的監管要求，加強管理，深化改革，兼并重組；保留下來的事業單位，要進行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改革，有些還要進行必要的整合。經過這兩步后，達到這樣三個目的：一是實現“政事分離”和“企事分離”，把不具備“公益性”的事業單位交給市場，把具備“公益性”的事業單位還原本色，由政府財政提供保障。二是實現政府職能歸位，不應由政府提供的服務從現有事業單位剝離，交給社會去做。三是改變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凡是可以通過采購提供的公共服務，政府可以采取“花錢買服務”和“養事不養人”的辦法，用市場化的方式組織生產和供應，降低公共服務成本，提高服務的效能和品質。

對事業單位的分類改革工作一定要過細。我國的許多事業單位很難簡單的歸屬于那一類，往往具有公益服務職能的同時，還具有行政執法職能和生產經營職能。所以對事業單位的分類改革工作只能提出原則要求，各地區、各部門一定要結合具體情況做大量細致的分析工作。對具體的事業單位并不是一定要選擇整體保留或整體改制，而是要做到“政事分離”和“企事分離”。分離的形式，應該是既包括某些事業單位的整體轉制，也包擴把生產經營活動或者行政執法職能從事業單位剝離出去。特別應該強調的是，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必然要大大減少事業單位數量，但也不是事業單位越少越好，因為這不是分類改革的主要目的。必要的事業單位必須保存，根據社會事業發展的需要也許還要新設置事業單位，正如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范恒山所說，政府和企業之間畢竟需要“第三者”。

在通過分類改革對現有事業單位壓縮規模、調整結構、規范職能、恢復性質后，必須著力推進事業單位內部管理體制改革，形成富有活力和效率的管理運營機制，這是改革的第三步。這項工作應該從四個方面進行，一是建立新型的法人治理結構。對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執行人日常負責的制度。由事業單位監管機構依據對其例行的具體評估狀況，決定其財政撥款情況，或持續、或增加、或削減。由多元投資形成的事業單位，可以參考企業建立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度。二是引入新型的勞動人事制度。取消事業單位的行政級別和管理者的干部身份，實行管理者合同聘任制和全體職員競爭上崗。三是建立激勵約束制度。實行區別于政府部們的薪酬和獎懲制度，根據事業單位提供服務和完成任務的總體情況與具體業績，實施對理事會、執行人的獎勵或懲罰。四是健全財務結構和監督體系。不同類型的事業單位，國家公共財政撥款、補貼、補償等使用比例和范圍都要明確規定，在此基礎上建立相應的事業財務管理制度，從資產管理、成本核算、收入指出等方面完善管理和監督制度。

事業單位發展的可能方向

事業單位經過分類改革，或轉為行政，或轉為企業，留下的事業單位只有一種，就是單純從事社會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它們的性質是從事社會事業和公益事業的獨立于政府和企業之外的非營利組織，具有“非政府、非企業、非營利”的基本特點。這時事業單位應該完成向 “社會化”本質的回歸，以事業主體多元化、事業單位社會化、運行法制和民主化為發展方向。

過去國家包辦一切社會事業，一方面造成行政壟斷，消除了競爭，使社會事業的發展缺乏活力，另一方面使事業單位完全依賴國家，始終圍繞著財政來源而擴張、縮減，資源來源影響了“公共服務”這個基本的屬性。因此必須認識到社會事業是社會全體公眾的事業，投資興辦的主體要多元化，形成國家、民間和社會多方興辦的格局，使公辦和民辦的事業單位平衡、互補、競爭。要做到這一點，公用事業單位的融資渠道要向社會開放，廢除具有所有制歧視性的法律規定，取消民辦非事業單位和國有事業單位之間的身份差別，統稱事業法人，根據公平競爭原則，都能獲得國家財政的補助和支持。

事業單位的社會化表現在資源配置、服務的社會化和保障的社會化。市場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手段，因此事業資源的配置要改變傳統的行政方式，打破事業資源的行政化分割和部門所有制，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用社會化的方式配置資源。首先要開放社會公用事業，引導鼓勵各種資源進入，并使之能在社會事業各領域自由流動。其次事業資源可以用項目競標等形式投放社會。事業單位的改革使其不再依附于國家行政，“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因此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既是事業單位社會化的重要標志，也是事業單位改革后穩定發展的客觀要求。保障的社會化有助于提高人員的流動性，增加事業單位的活力。

傳統的事業單位管理體制缺乏法律保障和民主監督，事業費需要經常去爭取，事業機構的設立和撤銷隨意性強。為了保證社會事業單位長期穩定規范的發展，就要加強事業立法，建立和完善事業管理法律法規，對各類承擔社會事業職能的機構在設立、組織、活動等各個方面，都要有明確具體的法律法規來保障。對事業單位從資格準入到服務運營再到撤銷退出的全過程的監管，也要依據法律法規，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公平、公正和有力。

總之，事業單位改革是一項巨大的社會改革工程，不可能通過一項政策或一個理想的模式就解決所有問題，只有加強法制法規建設和制度改革創新，解決體制性障礙，不斷地嘗試、比較、借鑒新思路、新模式，才能做好中國事業單位改革這件大事。（科技新報）

第四篇：西北軍發展沿革

西北軍發展沿革

民國史上有兩個西北軍，一個是馮玉祥的國民軍，姑且稱為大西北軍；一個是楊虎城的17路軍，可稱為小西北軍。大西北軍中，又分正宗西北軍和旁系西北軍，北京政變后的國民1軍即后來的西北邊防軍可謂正宗西北軍，國民2、3 西北軍的源頭最早可追溯到1912年。當時，袁世凱決定編練新的軍隊，命名為備補軍，分前后左中右五路，任命他的親信陸建章為左路統領。左路備補軍又分前后左中右五營，陸建章起用他的內侄女婿、因參加灤州起義而被解職、此時賦閑在家的馮玉祥任前營營長。馮玉祥上任之后，立刻到河北景縣招了一營兵，石友

三、孫良誠、劉汝明、孫連仲、馮治安、佟麟閣、曹福林、韓占元等都是這次招來的，這個營就是后來那支龐大西北軍的最初班底。

1913年，左路備補軍擴編，馮玉祥升為團長，下轄三個營。馮再次出外，到河南郾城、周口一帶招了一個團的兵，梁冠英、吉鴻昌、田金凱、魏鳳樓等都是這次招來的。由于朝中有人好做官，沒多久，馮玉祥又升為京衛軍（左路備補軍改稱）1師左17師14旅旅長。1914年秋，14旅改為16混成旅，轄十營。由于該混成旅受中央直轄，屬于獨立作戰單位，馮玉祥從此夠上了小軍閥級別。大西北軍的框架到此基本形成。袁世凱死后，陸建章逐漸失勢，馮玉祥（字煥章）又不善于溜須拍馬、行賄送禮，馮部的發展出現長達七年的停滯。直至1921年，由于其連襟、陜督閻相文再三推薦，曹吳才允許16混成旅擴編為11師，下轄兩旅六團，馮任師長，張之江、李鳴鐘分任旅長，宋哲元、劉郁芬、張維璽、孫良誠任步兵團長，鹿鐘麟任炮兵團長，張樹聲任騎兵團長。不久，馮又先后兼任陜西督軍、河南督軍，部隊得到進一步發展。1922年，馮玉祥調任陸軍檢閱使，使署下轄一個師（11師）加三個混成旅，馮仍兼11師長，鹿鐘麟、劉郁芬分任旅長。張之江、李鳴鐘、宋哲元任混成旅長。第二次直奉戰爭前，馮又擴編三個補充旅，孫良誠、張維璽、蔣鴻遇分任旅長。1924年，馮玉祥聯合胡景翼、孫岳發動北京政變，組建國民軍，馮任國民軍總司令兼1軍長，胡景翼任2軍長、孫岳任3軍長。胡為老同盟會員，其部隊多為原于右任的陜西靖國軍，早年曾在陳樹藩麾下攻打過袁系陸建章，將其逐出陜西。后來改投直系吳佩孚，馮督陜時將胡部改編為陜軍第1師。孫岳也是老同盟會員，參加過灤州起義和南方政府北伐，后加入直系，曾任曹錕衛隊旅長，后改為15混成旅。奉系郭松齡兵敗后，殘部由魏益三率領加入國民軍，為第4軍；又有方振武部脫離張宗昌，加入國民軍，為第5軍。其中，1軍實力最強，有六個師加二混成旅、二炮兵旅。師長分別是張之江、李鳴鐘、宋哲元、鹿鐘麟、劉郁芬和鄭金聲（原綏遠部隊），石敬亭、石友三分任混成旅長。部隊達到15萬人。1926年，馮玉祥由于內外交困，宣布下野，赴蘇考察，部隊交由張之江代管。馮在蘇期間，奉、吳、閻以及直魯聯軍對國民軍進行了大規模的圍擊。由于2、3軍部隊平素缺乏訓練，政變后又擴軍、收編太濫，部隊不堪一擊，很快就被奉吳打散。2軍長岳維峻（胡景翼病故后接任）被閻錫山俘獲到山西，4軍魏益三叛變投吳，只剩下2軍李虎臣、鄧寶珊，3軍楊虎城、龐炳勛，5軍方振武在苦苦支撐。1軍也被打得元氣大傷，韓復榘、石友三叛變，15萬人只剩下3萬。見形勢危急，馮玉祥趕緊從蘇聯趕回，于26年9月在綏遠舉行五原誓師，組建國民聯軍，接受國民黨領導。由于北有蘇聯支持、南有廣東政府聲援，內有共產黨的政治工作，加上馮玉祥個人威信，西北軍迅速恢復元氣并擴大為六個軍。1軍馮玉祥，2軍為原陜西靖國軍余部，由于右任率領，34軍由馬鴻逵部擴編而成，5軍方振武，原4軍副司令弓富魁率部改稱6軍。1927年，國民聯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下轄九個方面軍：

第1方面軍總指揮孫良誠，下轄第3軍孫良誠(兼),第4軍石友

三、第5軍馬鴻逵，第21軍呂秀文、騎兵第2軍席液池。第2方面軍總指揮靳云鶚，下轄秦德純1個軍9月初,靳云鶚率部叛馮，后由孫連仲為第二方面軍總指揮，下轄第14、第1、第23軍。第3方面軍總指揮方振武，1927年7月該部脫離第二集團軍，韓復榘任第三方面軍總指揮,轄第6軍，張聯升第38軍，第4方面軍總指揮宋哲元,下轄張維璽等部。

第5方面軍總指揮岳維峻，下轄5個軍,以岳維峻(兼)、李云龍、鄧寶珊、衛定

一、蔣世杰為軍長。第6方面軍總指揮為石敬亭，轄駐陜各部。第7方面軍總指揮劉郁芬，轄駐甘各部。

第8方面軍總指揮劉鎮華。轄3個軍：第22軍，軍長劉鎮華(兼)；第28軍，軍長萬選才；第29軍,軍長劉茂恩。第9方面軍總指揮鹿鐘麟，下轄5個軍：第18軍，軍長鹿鐘麟(兼)；第20軍，軍長龐炳勛；第21軍，軍長呂秀文；第37軍，軍長王鴻恩；第10軍，軍長楊虎城。1928年3月，第10、第37軍留駐皖北，第21軍他調。

此時部隊達到25萬人，這是西北軍最鼎盛時期。北伐成功后，由于裁軍問題，馮玉祥與蔣介石產生了矛盾，于1929年起兵反蔣，但因馮被閻錫山軟禁；而閻錫山又出爾反爾，坐山觀虎斗；總指揮宋哲元作戰時與孫良誠發生誤會，貽誤時機；加上之前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叛變投蔣等多種因素，很快就被蔣介石打敗。1930年，馮玉祥再度與閻錫山、李宗仁聯合起兵反蔣，發起中原大戰，但在蔣的縱橫捭闔、分化瓦解之下，再次失敗。這次，西北軍被徹底打垮了，一個縱橫馳騁20年的軍事團體從此分崩離析、不復存在。西北軍余部被縮編為幾攤：宋哲元的29軍，孫連仲的26路軍，吉鴻昌的22路軍，梁冠英的25路軍以及韓復榘、石友三部隊。再說說小西北軍：楊虎城是個賀龍式人物，從殺富濟貧起家，拉起了一支部隊。參與過驅逐陸建章戰役。陳樹藩督陜時楊部被收編為陜軍一個營。后參加靖國軍，任支隊司令。在閻、馮督陜期間，靖國軍大部分投靠了直系（胡景翼就是這個時候投馮的），楊虎城堅決不投降，繼續追隨于右任，屬于比較堅定的國民黨人。后為了生存，暫時棲息于陜北軍閥井岳秀處（類似朱德南昌起義后棲息范石生處）。北京政變后，胡景翼任命井岳秀為陜北國民軍總司令，楊虎城為前敵總指揮。國民3軍孫岳擔任陜西督軍后，楊虎城部被改編為國民3軍第3師。1926年，國民軍大部被討賊聯軍打垮，鎮嵩軍劉鎮華受吳佩孚指派，率10萬大軍攻打西安。楊虎城應守城的陜西督軍李虎臣邀請，協守西安，堅守古城八個月，終于等到了馮玉祥的援陜部隊，把劉鎮華徹底打垮，解了西安之圍，楊虎城因此一戰成名，與傅作義守涿州并稱為民國兩大經典守衛戰。1927年，楊部改編為馮玉祥第2集團軍第10軍，歸鹿鐘麟指揮，參加北伐。第一戰就消滅了奉軍萬福麟（原全國政協副主席萬國權之父）部兩萬余人。北伐勝利后，全國裁軍，楊部被縮編為暫21師，歸孫良誠指揮。1929年蔣馮決裂，由于不滿馮排斥異己行為，楊虎城改投蔣介石，部隊改稱新14師。蔣唐戰爭期間，楊虎城突襲駐馬店，擊敗唐生智，立了大功，被蔣擢升為7軍長兼177軍擴編為三個師。打下洛陽后，楊虎城率部西返，蔣無奈之下只好將楊部升格為1717路軍也被稱為西北軍，隊伍達到6萬多人。1932年楊任西安綏署主任。西安事變后，楊虎城被逼出洋，17路軍撤消，縮編為38軍，陜西省主席孫蔚如兼軍長。1938年孫蔚如升任31軍團長，轄38軍（趙壽山）和96軍（李興中），不久，改稱第四集團軍。1945年38軍和96軍合并為38軍。1946年孔從周率38軍起義，投奔晉冀魯豫軍區，被改編為西北民主聯軍38軍，歸陳謝兵團指揮，小西北軍從此進入解放軍行列。1955年，有5位原小西北軍將領被授予解放軍中將、少將軍銜，他們是：孔從周、閻揆要、童陸生、張希欽、杜瑜華。

第五篇：中央機構沿革

中共中央機構沿革概要

時間：2011-06-30 來源：綜合司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已經走過了90年的光輝路程。在這90年中，我們黨不僅在政治上由一個幼稚的組織發展為成熟的執政黨，而且在組織上從最初50多名黨員的小黨成長為今天擁有8026.9萬黨員的處于執政地位、領導全國的大黨，在機構設置上也從無到有，逐步完善，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結構合理、設置完備的各級黨的機構。

認真回顧黨的機構，特別是黨的中央機構沿革的歷史，對于我們總結黨的機構設置、發展的規律，深化改革無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黨的創建時期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1921年7月----1927年7月）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規定：“我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鑒于當時黨員很少，各地組織尚不健全，大會決定暫不成立黨的中央委員會，先組成中央局負責領導全黨的工作。大會選舉陳獨秀、李達、張國燾3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

根據黨的一大決議，中央局首先注意了勞動運動。8月，中央決定，在上海成立了我黨公開從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之后，中央機關成立了人民出版社。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選舉陳獨秀等5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向警予、李達為候補委員；陳獨秀被推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張國燾為中央組織委員，蔡和森為中央宣傳委員，向警予為中央婦女委員；決定出版黨的機關刊物《向導》周刊。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選舉產生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加上蔡和森、譚平山，共5人組成中央局。三大后，中央局之下開始設置組織、宣傳、婦女、秘書等部門，并在廣州出版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前鋒》。10月，中央決定與青年團中央共同組成中央教育宣傳委員會。

1924年5月，中央正式決定分設組織、宣傳、工農等部，毛澤東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羅章龍為中央宣傳部部長，王荷波為中央工農部部長，向警予為中央婦女部部長。之后，又成立中央出版部、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歸中央工農部）、中央機關報編輯委員會（屬中央教育宣傳委員會）。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須互推總書記一人總理全國黨務”；“新的中央須特別注意設立一有力的中央組織部”和“一強固的宣傳部”。大會選舉了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的分工是：陳獨秀任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任中央宣傳部委員；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以上5人組成中央局。

9月，黨的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決定設置“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導員”；并決定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不久即改為軍事部）、農民運動委員會、職工運動委員會。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要求健全黨的機關，并決定“增設中央秘書處，以總攬中央各技術工作”。9月，中央秘書處正式成立，王若飛任中央秘書長。11月上旬，在農民運動迅速發展的形勢下，中央正式決定成立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大會的主要討論確定了黨在危急時期的任務，并決定擴大黨的中央委員會并建立黨的中央和省的監察委員會。五大后，中央的機構得到了進一步的調整和健全：中央秘書廳由王若飛繼續擔任主任，中央組織部由張國燾任部長，中央宣傳部由蔡和森任部長，中央軍事部由周恩來任部長，中央農民部由譚平山任部長，中央工人部由李立三任部長，中央婦女部由楊之華任部長，黨報委員會由瞿秋白任書記，中央黨校成立了籌備處。

7月12日，中央政治局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召開會議，決定讓陳獨秀去共產國際討論中國問題，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

三、張太雷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職權。實際上免除了陳獨秀的職務，從而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

（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

1927年8月7日，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糾正并結束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選舉了中央臨時政治局，并決定在黨的六大召開前，“中央臨時政治局執行中央委員會之職權”。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隨后，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央北方局、南方局、長江局。

11月9日至11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強調黨組織布爾什維克化和組織工作的重要性。本著“常委集權”的原則，會后改組了中央機構，取消中央組織部、宣傳部、軍事部、婦女部和農民運動委員會；在常委之下設中央組織局、職工委員會、黨報委員會。中央組織局成立后，取消了南方局、北方局、長江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大會通過的黨章第四次修正案規定：中央委員會按照各種工作需要設立各部或各委員會，例如組織部、宣傳鼓動部、職工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農民運動委員會等，中央委員會指定各部或各委員會主任，這些主任應盡可能地由中央委員會委員擔任。

11月14日，中央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其主要任務是保衛中央機關的安全，了解并掌握敵人的動向，向蘇區通報敵情，營救被捕同志和懲辦叛徒等。12月1日，又成立中央審查委員會，并通過了《中央審查委員會條例》。

1929年8月29日，中央給長江局發出指示，決定“在湘鄂皖三省蘇維埃區域成立蘇維埃區的中央局”。

1930年6月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新的革命形勢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標志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7月18日至24日，在上海召開了黨的全國組織會議，指出目前“黨的總任務是武裝暴動奪取政治，現在黨是準備奪取政權的黨”；并決定從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級行動委員會，在紅色區域成立工農革命委員會。8月6日正式成立了由黨中央、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合并組成的“中央行動委員會”，打亂了中央原來的組織系統。

8月下旬，瞿秋白、周恩來從蘇聯回國，開始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9月24日至28日召開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擴大），停止了李立三等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左傾”冒險行動，決定立即恢復黨、團、工會獨立的組織系統和經常性工作。

1931年1月15日，根據中央的決定，蘇區中央局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立，同時成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歸蘇區中央局領導。

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黨報的決議》?！稕Q議》指出，中央機關報是全國的最高的黨的刊物，每個機關報的性質如下：《紅旗日報》是中央機關報，《實話》是中央經濟政治機關報，《布爾什維克報》是中央理論機關報，《黨的建設》是中央關于組織問題的機關報；中央黨報委員會，負責中央黨報一切領導。

9月下旬，由秦邦憲、張聞天、盧福坦（后被捕叛變）等人在上海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

1933年1月初，中央臨時政治局因在上海無法立足，被迫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瑞金，同時決定成立上海中央局。

3月13日，中央創辦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即中央黨校。

9月7日，中央決定，在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未成立以前，特設立中央黨務委員會。中央黨務委員會在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前，是決定有關組織和黨員個人處分的最高機關。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選舉了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有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總書記為秦邦憲；還成立了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中央黨務委員會。

10月，中央紅軍長征后，中央蘇區成立以項英為首的中央分局（后改為東南分局），繼續領導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和游擊隊堅持斗爭。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等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會議推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會后，根據會議精神，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為總負責人。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地位，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新的正確領導。

12月17日至25日，中央在陜西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制定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并對中央領導機構作了調整：中央政治局委員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秦邦憲、劉少奇、陳云；中央書記處書記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秦邦憲；張聞天為總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李維漢（后為秦邦憲），中央宣傳部部長吳亮平（后由張聞天兼），中央白區工作委員會書記周恩來，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中央黨校校長董必武。

（三）抗 日戰 爭 時 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1937年8月2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陜北洛川召開擴大會議，制定了黨的全面抗日的路線和方針政策。會議決定擴大中央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11人組成新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

10月，中央決定，組織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

10月16日，中央軍委決定成立總政治部。

12月9日至14日，為了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總結黨的工作，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對中央及中央局機構設置作了具體決定：改組中央書記處，書記為張聞天、毛澤東、王明、陳云、康生；組成中央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組成中央東南分局，著重領導新四軍工作。在延安成立陜甘寧邊區黨委。由陳云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李富春任副部長；張聞天任中央宣傳部部長。

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一個召集黨的七大的準備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

1938年5月，中央馬列學院成立，由張聞天兼任院長。

5月5日，中央作出《關于組織青年工作委員會的決定》，規定縣委以上地方黨部直至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員會。

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六屆六中擴大會議在延安舉行。全會通過《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等，并對中央派出機構作了相應變動，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中原局和南方局，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

1939年1月13日，中央批準在重慶正式成立中央南方局。

2月至3月，中央相繼發出《關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關于成立社會部的決定》；還發出《關于統戰部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委、各特委迅速成立統一戰線工作部。4月19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組織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

1940年9月18日，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敵后工作委員會。

1941年5月13日，中央決定，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與陜甘寧邊區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央西北局。5月15日，中央發出《關于出版〈解放日報〉等問題的通知》，決定將延安《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合并，出版《解放日報》。新華通訊社事業，亦加以改進，統歸一個委員會管理。

5月20日，中央決定中央東南局與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央華中局。

6月4日，中央決定，在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設立青年運動委員會。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青委由凱豐為書記，馮文彬為副書記。

8月1日，中央作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并設置了中央調查研究局，毛澤東任主任，任弼時任副主任。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決定在全黨發動思想革命，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9月26日，中央決定成立學習研究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任弼時兼任中央秘書長，李富春為副秘書長，王首道為中央秘書處處長。組織中央書記處辦公廳，執行書記處的日常工作。

12月17日，為解決延安各干部學校沒有明確規定自己具體目的問題，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研究院直屬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直屬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軍事學院直屬軍委參謀部，延大、魯藝、自然科學院直屬中央文委。

12月22日，中央書記處會議通過《關于中央情報部的性質、任務、組織、計劃》，決定由康生任部長，葉劍英、李克農任副部長。

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決定：今后中央黨校直屬中央書記處，其政治指導員由毛澤東同志負責，組織指導由任弼時同志負責。

4月4日，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中央機要局，康生兼局長，李質忠為副局長。

4月15日，中央書記處決定，由中央出版局會同中央宣傳部及有關部門，統一指導、計劃、組織全延安各系統的出版發行工作。

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領導整風運動?？倢W委由毛澤東任主任。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1）推選毛澤東為中央委員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央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構，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問題時，“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2）設立中央宣傳委員會和中央組織委員會，作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助手機構。中央宣傳委員會統管中央宣傳部、解放日報社、新華社、中央黨校、文委、出版局等機構，由毛澤東兼任書記，王稼祥任副書記，胡喬木任秘書。中央組織委員會統管中央組織部、中央黨務委員會、統戰部、民運委員會、中央研究局、海外工作委員會等機構，由劉少奇任書記，楊尚昆兼秘書。（3）撤銷調查研究局，組成一短小精悍的中央研究局；職工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青年運動委員會合并為中央民運工作委員會；取消中央財政經濟部，在書記處之下設經建材料組；撤銷中央機要局，成立中央機要科。

4月，中央決定開展審查干部的運動，并專門成立了黨與非黨干部審查委員會。

1944年5月21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楊家嶺召開。會議的討論并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同時討論了黨的七大的準備工作和城市工作問題。全會選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并決定在全會期間由主席團處理黨的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6月5日，全會決定由劉少奇、彭真、陳云等14人組成城市工作委員會，彭真任主任委員。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大會通過的新黨章對黨的中央領導機構作了一些新的規定：“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并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一人。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央委員會依工作需要，設組織、宣傳等部與軍事、黨報等委員會及其他工作機關，分別辦理中央各項工作，受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及中央主席之指導監督”。6月19日，七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領導機構：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云等13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四）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北方局，先后成立以鄧小平為書記的晉冀魯豫中央局和以聶榮臻為書記的晉察冀中央局。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決定了同國民黨談判的方針，并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為代表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在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理黨中央主席職務；增補陳云、彭真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關于東北情況的匯報后，決定成立中央東北局，彭真為書記。

9月19日，中共中央決定將山東分局改為中央華東局，饒漱石、陳毅到山東工作；華中局改為華中分局，受華東局領導。10月25日中央華東局正式成立；12月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指定饒漱石為書記，陳毅、黎玉為副書記。10月30日，中共中央決定，將8月建立的鄂豫皖中央局改建為中原局。

12月5日，中共中央決定在重慶成立中央重慶局，對外稱“中共代表團”；董必武為書記，王若飛為副書記。

1946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由謝覺哉為主任委員。

12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來任部長，李維漢任副部長。

194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華中分局并入中央華東局。

3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組成前敵委員會，率領中共中央和軍委總部精干機關繼續堅持在陜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由劉少奇、朱德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葉劍英、楊尚昆等組成中央后方委員會移至晉綏解放區進行工作。

5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上海中央分局改為上海中央局，管轄長江流域及西南各省與平、津、青島、臺灣等地工作，必要時指導香港分局，劉曉為書記；成立中央香港分局，直接受中央領導，同時與上海局發生必要的聯系，負責領導廣東、廣西、閩粵贛、滇南、贛南地區工作，方方為書記。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決定將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解放區及其領導機構合并，組成華北局，劉少奇兼任華北局第一書記。同時，決定加強中原局，鄧小平任中原局第一書記。

5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致電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通報中央和中央工委合并后，中央和軍委各部門人事調整有關問題：楊尚昆為中央副秘書長仍兼軍委秘書長；彭真兼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為副部長；陸定一為中央宣傳部部長，徐特立、陳伯達、廖承志、胡喬木為副部長；董必武兼中央財經部部長；李維漢為中央城工部部長；李克農代理中央社會部部長；鄧穎超代理中央婦委書記；馮文彬為中央青委書記。

7月24日,中共中央決定創辦高級黨校，定名為馬克思列寧學院，劉少奇為院長。

9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為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由李維漢任部長，高文華任副部長。

12月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通過《關于中央法律委員會任務與組織的決定》，指出中央法律委員會為在中央書記處領導下，協助中央研究與處理有關全國立法與司法問題之工作機關，由陳紹禹為主任。

1949年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改稱華南分局，從香港移入梅縣。中共中央俄文編譯局在北平成立，師哲為局長。

3月14日，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任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

5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央中原局，建立中央華中局；林彪為第一書記。

6月4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7月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合并組成，同年10月21日改為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陳云為主任，李富春、薄一波、曾山為副主任。

7月17日，中共中央決定建立中共中央西北局，鄧小平為第一書記。

8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將由中央華北局于1948年6月15日創辦的《人民日報》改為中共中央機關報。

9月11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在江西贛州成立，原由香港分局改稱的華南分局并入，歸中央華中局領導，后移駐廣州；第一書記葉劍英。

（五）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9年11月通過《關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內組織中國共產黨黨委會的決定》，規定在中央人民政府黨委下，按照黨員人數及工作部門的性質，暫分設六個分黨委，即政治法律委員會分黨委，財政經濟委員會分黨委，文化教育委員會分黨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直屬機關、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署分黨委，政務院直屬機關及最高人民監察委員會分黨委，中國人民大學分黨委。

同時，中共中央又作出《關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內建立中國共產黨黨組的決定》，決定在政務院成立黨組，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檢察署成立聯合黨組，下按政法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及人民監察委員會劃分四個分黨組。

11月9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紀委由朱德任書記，王從吾、安子文為副書記。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于湖南常德，鄧小平任第一書記。

12月1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內蒙古分局，歸中央華北局領導；烏蘭夫為書記。1952年8月25日內蒙古分局與綏遠省委合并改稱中央蒙綏分局。

12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共中央華中局改稱中共中央中南局。

1951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王稼祥為部長。

1952年7月，劉少奇提出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得到毛澤東的同意。該意見強調除健全現有的4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對外聯絡部）、1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1廳（中央辦公廳）外，另增設工業、財政貿易、交通運輸、政法工作、農村工作等部門。

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省以上黨委建立農村工作委員會的指示》。11月12日，中央決定在省委以上的黨委領導下，一律建立農村工作部。

1953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其任務是有計劃地、系統地翻譯出版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師哲為局長。

2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設立馬列主義教師學院的決定》，決定將馬列學院分為兩部，一部專負培養馬列主義師資之責，原馬列學院為第二部；中央決定凱豐任馬列學院院長。

2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農村工作部，鄧子恢為部長。

3月，中共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成立，王稼祥為書記（主任委員）。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在辦理大區機構撤銷過程中，暫時成立中央大區工作部。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成立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決議，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12人組成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彭德懷負責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

秋，各中央局撤銷后，成立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一辦公室，主管政法，主任彭真；第二辦公室，主管農業，主任譚震林；第三辦公室，主管工業，主任李雪峰；第四辦公室，主任劉瀾濤。1956年黨的八大后，上述四個辦公室撤銷。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關于成立黨的中央及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4月4日，黨的七屆五中全會批準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人選；補選林彪、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6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將總參謀部聯絡部改歸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定名為中共中央調查部，李克農兼任部長。

8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將馬列學院改名為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凱豐為院長。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和中央財貿工作部。中央組織部的工業干部管理、交通運輸干部管理、財貿干部管理3個處分別列入以上各個部。同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分為中央工業工作部與中央交通工作部。1960年，中央財貿工作部、中央工業工作部、中央交通工作部與中央組織部合并。

7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彭真為主任。

（六）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1956年9月至1966年4月）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并且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總書記一人”；“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9月28日，八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譚政、黃克誠、李雪峰為中央書記處書記；董必武為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陳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組成五人小組，陳云任組長；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國家的經濟工作。

195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中央設立外事小組，負責全盤外事工作，陳毅任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由陳毅任主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是國務院管理外事工作的總口子，同時又是黨中央外事小組的辦事機構。

5月25日，黨的八屆五中全會增選林彪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決定由中央主辦一個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雜志《紅旗》，由陳伯達任總編輯。6月1日，《紅旗》雜志創刊號正式出版。

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通知指出，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各組組長如下：財經小組為陳云；政法小組為彭真；外事小組為陳毅；科學小組為聶榮臻；文教小組為陸定一。

1960年5月 中共中央保密委員會成立，羅瑞卿為主任。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6個中央局，并隨后相繼決定：陶鑄為中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為東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為西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為西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為華北局第一書記，柯慶施為華東局第一書記。

196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精簡小組，負責處理有關全國精減職工和城鎮人口工作的日常事務；成立國家機關編制小組，負責調查研究有關全國行政編制方面的問題。

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撤銷中央農村工作部、任命國務院農林辦公室主任、副主任的決定》。

1964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央，中央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黨委設置工業交通工作部。

7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1966年1月，中共中央黨史編篡委員會成立，董必武為主任。

3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教育領導小組，劉少奇為負責人。

（七）“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并對中央機構負責人作了重要調整：

（一）停止彭真、陸定

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停止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職務；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撤銷陸定一的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職務，并對他們進行審查。

（二）決定調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調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軍委秘書長，以后提請中央全會追認。

（三）決定改組北京市委，調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調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

（四）決定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

8月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

1967年1月，中央宣傳口成立，代行中央宣傳部職能。

8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委辦事組。

1968年，軍委辦事組實際取代了中央軍委常務委員會。

1969年4月1日至24日，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取消了中央書記處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等機構。4月28日，九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6月13日 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中央調查部，將其工作合并入總參謀部情報部。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該組“管轄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紅旗》雜志、新華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中央編譯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劃歸該組管轄單位的工作”，也負責已被撤銷的中央宣傳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善后事宜。

1971年10月3日，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軍委日常工作。

1973年3月，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提議，恢復了鄧小平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8月24日至28日，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8月30日，十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1975年1月5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1月8日至10日，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李德生關于免除他所擔任的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的請求。

2月5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軍委常委會是處理軍委日常工作的辦事機構，由葉劍英主持。

1976年1月21日、28日，根據毛澤東先后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確定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0月6日，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斷措施，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拔幕蟾锩钡?0年內亂至此結束。

（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1976年10月至今）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由華國鋒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將來提請中央全會追認。

197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口《關于宣傳口的工作任務和組織機構的請示報告》，中央宣傳口領導小組由耿飚牽頭。

3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下設辦公室，作為編委會的辦事機構，同時又是黨中央的一個工作部門；中共中央還決定恢復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黨校，簡稱中央黨校。

7月16日至21日，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接受了黨內外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恢復了鄧小平原任的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8月19日，十一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10月31日，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宣傳部，由張平化任部長。

1978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政法小組，協助中央管理高法院、高檢院、公安部、民政部四個部門的一些事情。

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選舉產生了由100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并選舉陳云為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

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黨中央設立秘書長、副秘書長處理黨中央日常工作。

198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原中央政法小組及其辦公室即予撤銷。

1月29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黨史委員會及黨史編審委員會，下設黨史研究室。

2月23日，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通過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選舉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萬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窮、余秋里、楊得志、胡喬木、胡耀邦、姚依林、彭沖11人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領導小組。

4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對外宣傳小組。

4月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關于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工作任務、機構設置、干部等問題的請求報告》。

5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通過并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成立中央文獻編輯出版委員會，將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改名為中央文獻研究室，作為中央毛著編輯出版委員會和中央文獻編輯出版委員會的辦事機構。中央文獻研究室是黨的工作機關，又是科學研究機構。

5月7日，經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在中央黨史編審委員會領導下，負責黨史資料的征集工作。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開了9次會議，主要討論中央政治局準備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變動方案，并通過了三項決議：一是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二是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三是在六中全會前，暫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會的工作，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198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編制委員會成立。

6月27至29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討論并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通過無記名投票，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了改選和增選，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趙紫陽、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組成。

1982年1月11日、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中央機構精簡問題。鄧小平在會上作了《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的講話。隨之，中央和國務院的機構改革工作開始進行。

2月21日，中央決定，中央書記處下設立黨史工作小組。

4月9日，中央決定，在國家農委撤銷以后，中央書記處下設農村政策研究室。

6月28日，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央黨政機關機構改革第一階段總結和下一階段打算》的通知指出，經過這次機構改革，中央直屬機構改革、配備領導班子工作已初見成效，中央的30個直屬機構，經過機構改革，局級機構減少11％，處級機構減少10％，總編制減少17.3％，各部委的正、副職減少15.7％；在新的領導班子中新選拔的中青年干部占16％，平均年齡由64歲降到60歲；在中央黨政機關的機構改革走了一步以后，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可參照中央黨政機關機構改革的精神和做法，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醞釀制定機構改革方案。此外，中央書記處決定：由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勞動人事部、教育部共同組成中央機關干部教育工作小組。

中共中央機構沿革概要

時間：2011-06-30 來源：綜合司

1982年9月1日至11日，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規定：在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的同時，選舉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黨中央只設總書記，不再設主席、副主席。9月12日至13日，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楊尚昆為副主席。

11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省、市、自治區機構改革指導小組，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領導下，負責指導各省、市、自治區一級機構改革的領導班子的配備。

1983年3月2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經中央書記處批準的《關于中央保密委員會的體制改革和機構設置的報告》。

10月11日至12日，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選舉產生以胡耀邦為主任、薄一波為副主任的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

1985年9月24日，黨的十二屆五中全會增選田紀云、喬石、李鵬、吳學謙、胡啟立、姚依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意習仲勛、谷牧、姚依林不再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請求，增選喬石、田紀云、李鵬、郝建秀、王兆國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1986年1月6日、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中央機關干部大會，號召中央黨、政、軍機關全體黨員、干部在端正黨風中做全國的表率。會上宣布，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中央機關端正黨風領導小組，喬石任組長。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

（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辭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職務的請求；

（二）一致推舉趙紫陽代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三）以上兩項決定，將提請黨的下一次中央全會追認；

（四）繼續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

9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10月25日至11月1日，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11月2日，十三屆一全會選舉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趙紫陽為第一副主席，楊尚昆為常務副主席。全會批準陳云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宋任窮為副主任；批準喬石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陳作霖、李正亭、蕭洪達為副書記。

12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負責政治體制改革實施過程中的綜合研究和協調工作，同時承擔中央交辦的有關問題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

1988年1月7日，中共中央決定，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改為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職能是調查研究，為中央制定農村政策、農村發展戰略和深化農村體制改革提供咨詢服務。

1月10日，中共中央決定，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由胡啟立、芮杏文等7人組成，胡啟立任組長，芮杏文任副組長。該小組的工作任務是，經常分析意識形勢領域的動態，研究和掌握宣傳工作的方針、政策及其它帶有全局性的問題；協調宣傳、理論、文化、新聞、出版等有關意識形勢的工作；對宣傳、理論隊伍的建設提出意見和建議。

2月14日 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直屬機關委員會和中央國家機關委員會分別改為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和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作為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分別領導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黨的工作。

5月19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政法領導小組，同時撤銷中央政法委員會。

7月21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黨的建設工作小組。組長喬石，成員有宋平、高揚等7人。

8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組成新的中央黨史研究室。

8月21日，新華社報道，自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全體會議原則批準中共中央直屬機構改革方案以后，中央書記處經過認真研究，制定了《黨中央直屬機構改革實施方案》并認真組織了實施。經過改革后的黨中央直屬機構和事業單位現有中央辦公廳、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中央顧問委員會機關，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機關；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編譯局。

1989年3月26日，《人民日報》報道，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機構和事業單位的調整和定機構、定職能、定人員編制的工作基本結束。機構改革后，有工作實體的直屬機構由改革前的24個精簡為17個，直屬工作部門人員減少了19.5％,直屬事業單位人員編制減少9.9％，與改革前相比，人員共減少15.2％。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審議并通過了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于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務。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補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免去胡啟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免去芮杏文、閻明復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7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撤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通知》、《關于撤銷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通知》、《關于撤銷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通知》和《關于成立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通知》；將中央委托中央黨校主辦的全黨的理論刊物----《求是》雜志，改為黨中央主辦，委托中央宣傳部代管。

11月9日，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決定，決定江澤民任中央軍委主席，楊尚昆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劉華清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楊白冰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增補楊白冰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1990年3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政法委員會；原中央政法領導小組成員的職務，自然免除。

3月19日，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對外宣傳小組。中央對外宣傳小組在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的領導下，負責統一管理對外宣傳工作。涉及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重大問題的宣傳，請示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

中共中央機構沿革概要

時間：2011-06-30 來源：綜合司

199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該委員會是協助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常設機構。其主要任務是：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及社會治安形勢，指導和協調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由喬石任主任，任建新、王芳為副主任。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下設辦公室。

3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原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和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合并，成立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該辦公室同時也是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中央對臺工作小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直接領導，日常工作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承辦。

7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成立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負責全國機構改革和機構編制管理工作。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由李鵬任主任，宋平任副主任。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下設辦公室，由趙東宛兼主任，曾慶紅、張志堅兼副主任。

7月15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編制委員會發出《關于撤銷中央直屬機關編制委員會的通知》。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審議并通過了江澤民代表十三屆中央委員會所作的政治報告。在論述“九十年代改革的建設的主要任務”時，江澤民指出，要“下決心進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切實做到轉變職能、理順關系、精兵簡政、提高效率”。大會同意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建議。10月19日，黨的十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镕基、劉華清、胡錦濤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劉華清、張震為副主席。

12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江澤民任組長，李鵬、朱镕基任副組長。

1993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批轉中央紀委、監察部《關于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合署辦公和機構設置有關問題的請示》。

3月5日至7日，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通過了《關于黨政機構改革的方案》。7月2日，中央發出《關于印發〈關于黨政機構改革的方案〉和〈關于黨政機構改革方案的實施意見〉的通知》?！斗桨浮反_定，中央直屬機構改革的主要任務是理順關系，調整結構，精簡內設機構和人員，進一步改善干部結構和提高干部素質，提高工作效率。調整后的中央直屬機構為：中央紀委機關與國家監察部合署辦公，一個機構掛兩塊牌子；工作部門和辦事機構9個，即中央辦公廳、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央政法委員會、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原為中央對外宣傳小組)，其中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與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為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與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為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派出機構2個，即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方案》指出，中央現有議事性委員會或領導小組12個，即：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中央黨史領導小組、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中央保密委員會、中央密碼工作領導小組、中央保健委員會。在黨中央設置這樣一些高層次的議事機構是必要的。

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

1994年3月，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部門在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下，較好地完成了黨中央確定的機構改革的任務。12個部委的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方案已基本實施。經過改革，中直各部委內設局級機構共減少21個；行政編制精簡15％。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全會決定增補張萬年、遲浩田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王克、王瑞林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1996年10月7日至10日，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問題重要若干問題的決議》，決定中央成立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建立相應的機構；審議通過了《關于召開黨的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確定黨的十五大于1997年下半年在北京舉行。

1997年4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的通知》?！锻ㄖ分赋?，根據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是黨中央指導全國精神文明建設工作的議事機構。主要職責是：督促檢查各地區、各部門貫徹落實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精神和中央關于精神文明建設一系列方針、政策的情況，協調解決精神文明建設主要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方面的有關問題，總結推廣交流先進經驗。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下設辦公室。辦公室設在中央宣傳部。

8月27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辦公室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方案》印發。《方案》規定：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是黨中央指導全國精神文明建設工作的議事機構，下設辦公室。辦公室設在中央宣傳部，由中央宣傳部代管。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辦公室的是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的辦事機構，負責處理委員會的日常工作，其主要職責是：（1）按照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的工作安排，做好組織協調、督促落實工作；（2）調查了解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貫徹落實的情況，研究分析精神文明建設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向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反映并提出建議；（3）組織精神文明建設工作經驗的交流推廣；（4）負責委員會的文秘、會務工作。由財政部會同管理中央級“文化事業建設費”；（5）完成委員會交辦的其他事項。辦公室黨的組織、人事、財務及行政管理等工作由中央宣傳部負責。

9月6日至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于9月12日在北京召開。全會討論并通過了《中央委員會向黨的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討論并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一致決定將這兩個文件提請黨的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審議。

9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預備會議。會議以舉手表決的方式，通過了由19人組成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名單、由217人組成的大會主席團名單，通過胡錦濤為大會秘書長，通過了大會秘書處工作任務和機構設置。會議還通過了十五大的議程：聽取和審查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審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報告（書面），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選舉中央委員會，選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同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首先在胡錦濤的主持下，以舉手表決方式通過了由江澤民等33人組成的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名單，隨后在江澤民主持下進行了各項議程。會議以舉手表決方式通過了丁關根、溫家寶、曾慶紅為大會副秘書長；聽取了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于代表資格審查的報告；通過了十五大選舉辦法（草案）、大會列席和來賓事項和大會日程。

9月13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出席大會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共2074名，黨外朋友和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列席了大會。大會由李鵬主持，江澤民代表十四屆中央委員會作了題為《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把有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江澤民的報告闡述了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中央建議十五大在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強調這次大會的靈魂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指出全黨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在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時，江澤民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發展民主，加強法制，實行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維護邊定團結。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推進機構改革。機構寵大、人員臃腫，政企不分，官僚主義嚴重，直接阻礙改革的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影響黨和群眾的關系。這個問題亟待解決，必須通盤考慮，組織專門力量，抓緊制定方案，積極推進。

9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由193名委員、151名候補委員組成的新的一屆中央委員會和由115名名委員組成的新一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通過關于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和關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后后閉幕。

9月19日，中國共產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113名出席了這次會議。全會選舉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副書記和常務委員會委員，報中央委員會批準。

同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191人，候補中央委員151名。全會選舉丁關根、田紀云、朱镕基、江澤民、李鵬、李長春、李嵐清、李鐵映、李瑞環、吳邦國、吳官正、遲浩田、張萬年、羅干、胡錦濤、姜春云、賈慶林、錢其琛、黃菊、尉健行、溫家寶、謝非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曾慶紅、吳儀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江澤民、李鵬、朱镕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提名，通過胡錦濤、尉健行、丁關根、張萬年、羅干、溫家寶、曾慶紅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張萬年、遲浩田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韓杼濱、曹慶澤、何勇、周子玉、夏贊忠、劉麗英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馬馼、劉麗英、祁培文、李至倫、李登柱、何勇、周子玉、趙洪祝、袁純清、夏贊忠、曹慶澤、尉健行、彭鋼、韓杼濱、傅杰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1998年3月27日，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其組成人員如下：組長尉健行，副組長錢其琛、羅干，成員唐家璇、賈春旺、許永躍、趙啟正、王勝俊、隗福臨、楊國屏、徐光春。

同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其組成人員如下：組長尉健行，副組長羅干，成員肖揚、韓杼濱、曹慶澤。

4月24日，中共中央決定，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主任朱镕基，副主任胡錦濤，委員曾慶紅、王忠禹、張全景、項懷誠、宋德福。

同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溫家寶兼任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書記，閻海旺任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正部級，主持日常工作）

5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完善金融系統黨的領導體制，加強和改善金融系統黨的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锻ㄖ分赋?，為了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和金融機構系統黨委。《通知》對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及中央金融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性質和主要職責作了規定。

6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大型企業工作委員會，為黨中央的派出機關，與人事部合署辦公，其主要職責是：負責管理國務院監管的大型國有企業和國家控股企業中黨的領導職務，以促進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中央、國務院有關精神在大型國有企業的貫徹落實；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研究探索改革和加強大型國有企業黨的領導班子建設。吳邦國兼任中央大型企業工作委員會書記，宋德福任中央大型企業工作委員會副書記。

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國務院外事機構調整的通知》。通知說，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國務院不再設置外事辦公室，原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有關職能劃歸外交部；保留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作為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列入中央直屬機構序列。

編者：中央編辦綜合司巡視員、副司長鄒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