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為人師表道德高尚——向孟二冬教授學習

孟二冬教授是一個為人師表、道德高尚的人。“斯文有傳，學者有師。”作為一名教師，孟二冬教授身上浸透著師者的博大、尊嚴與熱情。他心中有志、有智、有德、有情，在三尺教壇之上，在著書立說之中，在為人處世之間，以文化的深厚蘊涵與生命的火熱激情，滋潤和溫暖了周圍之人。孟二冬教授用服務祖國、造福民族的無私奉獻，成就了當代知識分子的人生價

值，他不愧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不愧為新世紀的時代英雄。孟二冬教授是一位“沉得下來”“鉆得進去”的學者。治學是他矢志不移的事業。在一些人匆匆忙忙為名利奔波之時，他在少人問津的傳統之學中靜得下心，沉得住氣。他深知為學之難，“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正是服膺了這種甘于寂寞、一心向學的學術精神，他才數十年寒暑如一日，筆耕不輟，切磋琢磨，獲得了優異的學術成就。博學而篤志，這是孟二冬教授不變的治學風格。

孟二冬教授是一位甘為人梯的教學者。“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在他癡情的講壇上，孟二冬教授為學生盡心盡力，不知疲倦。他心中總是念著學生，所以他總有不竭的動力與精力去付出、去奉獻，在北京的燕園是如此，在新疆的石河子也是如此。傳道，授業，解惑，孟二冬教授身體力行，完美地詮釋了一個師者的神圣使命。他以赤誠之心，將師者風范和奉獻精神帶到社會的大舞臺中，持之以恒，無怨無悔。

孟二冬教授是一位斗志昂揚的勇士。在他的生命遭遇到殘酷的病魔時，人性的可貴與輝煌愈加迸發出耀眼的光芒。在難以想象的病痛折磨之中，他從未失去對生活與事業的熱愛、信心與勇氣，他對待人生仍著獨特的信仰與堅持，他的堅毅、頑強、樂觀與從容令人贊嘆。他的生命之河，無論是風平浪靜，還是急流險灘，永遠保持著一份讓人心儀的恢宏而又恬靜之氣。

在孟二冬教授的生命中，鋪墊著一個共產黨員的本色。在數十年的求學與教學生涯中，他忠誠于黨和人民的教育事業，全心全意教書育人，扎扎實實著書立說，兢兢業業，嘔心瀝血，實踐著一個共產黨人的崇高誓言。

閱讀孟二冬教授用生命點滴寫就的人生故事，我們深切地感受到一個智者和仁者所顯現出來的精神魅

力。孟二冬教授身上所具有的深厚國學修養與鮮明時代精神，是傳統與現代的完美融合。他是一個純粹的一個高尚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們要用心去感受孟二冬教授，更要用心去學習孟二冬教授，讓孟二冬教授的精神魅力浸潤每個人的心田。

第二篇：學習孟二冬教授心得體會

這些年來，教授不給本科生上課，已經是一個比較普遍和突出的現象了。為此，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須講授本科課程。前不久，教育部又強調指出，教授兩年未給本科生授課，其“教授”稱號將被取消。教授不上課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即不能上課、不必上課和不愿上課。

所謂“不能上課”，就是指教授、特別是學科帶頭人，或因擔任科技攻關重任、或因跑課題和申請科研經費，或因帶研究生較多，或因社會兼職不少、社會活動頻繁，而分身乏術，無暇他顧。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就認為，我國目前的研究經費申請，評審太復雜，過程太瑣碎，因此耗費了教授們不少的時間和精力。再如教授帶研究生的問題，某些學校每名博導平均要帶上七、八名研究生。連給研究生上課的時間都難以保證，更不可能給本科生上課了。至于教授，特別是名教授因社會兼職過多，而在精力上應付不過來，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以北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羨林為例，其實“職”虛“銜”，加起來多達200多個。他面對“開會專業戶”的困境，不得不找“竅門”。開會期間，除跟著別人鼓掌之外，以“四分之三”的時間來思考學術問題（季羨林逾90高齡，已經不屬必須上課之列）。另外，說到大學校長，無一例外都在“雙肩挑”：一肩挑學校管理，一肩挑科研教學。事實上，繁重的管理工作大大擠壓了他們科研和教學的時間。

所謂“不必上課”，就是“教授”的職稱一旦到手的人，就可以不受“課時任務”的約束了。退一步說，即使有些學校對教授仍有課時要求，但是科研時間可以折算成課時的規定，又讓這一要求落空。

所謂“不愿上課”，有觀念影響和利益驅動兩重因素。觀念方面，某些高等院校重科研、輕教學。在一些學校流傳著這樣的看法：“一流”教授搞科研，“

二、三流”教授搞教學。于是，有的教授擔心被人視為“

二、三流”教授而不愿上課。利益驅動方面，如做課題與上課的收入就存在明顯差距。上海交大校長謝繩武在有關會議上說過，一般從事教學的教授的年薪為七萬元左右，而有科研項目的教授年收入可達50萬到60萬元。兩相比較，有些人就會爭著上科研項目，而不愿搞教學。再如校內上課與校外上課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教授在本校給本科生上課，是其本職工作，大都只有一點課時補貼。而到外面“走穴”，卻可憑十分豐厚的“開口費”而致富。如應邀去某大企業高級管理人才培訓班講課，或者去考研培訓班面授應考“機宜”，出馬一次的收入，相當于本人月工資的幾倍或十幾倍。因此，不少學校到校外“走穴”者多，在校內上課者少。

一些高校的教學管理人員都想拿起教育部的有關規定，遏制住教授不上課的勢頭。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對策”表現在“逃課”、“代課”、“混課”幾個方面。課表上已有安排，到時無人上課，這稱為“逃課”；課表上安排的是某教授上課，進課堂的卻是某教授的研究生，這稱為“代課”；不備課就進課堂，東拉西扯，這稱為“混課”。有的人因“走穴”在外，在天上飛來飛去。常常是從機場出來，就直奔課堂。“有些任課‘名師’一上課就說‘我剛下飛機’，然后就開始談他這次出去的所見所聞，或者隨便翻翻他電腦中的材料，一節課很快過去了”（顧爽：《有一種‘名師授課》，見8月30日《光明日報》）。

孟二冬是一面鏡子，我們應對著這面鏡子找出自己的差距；孟二冬是一個榜樣，我們應像他那樣教書育人。至于前面提到的，在課堂上喜歡以“我剛下飛機”為開場白的某教授，應當明白乘飛機“走穴”，無準備上課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請再不要拿“我剛下飛機”說事了。

第三篇：學習北京大學孟二冬教授心得體會

學習北京大學孟二冬教授心得體會

學習北京大學孟二冬教授心得體會2007-02-16 10:36:0

2這些年來，教授不給本科生上課，已經是一個比較普遍和突出的現象了。為此，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須講授本科課程。前不久，教育部又強調指出，教授兩年未給本科生授課，其“教授”稱號將被取消。教授不上課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即不能上課、不必上課和不愿上課。

所謂“不能上課”，就是指教授、特別是學科帶頭人，或因擔任科技攻關重任、或因跑課題和申請科研經費，或因帶研究生較多，或因社會兼職不少、社會活動頻繁，而分身乏術，無暇他顧。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就認為，我國目前的研究經費申請，評審太復雜，過程太瑣碎，因此耗費了教授們不少的時間和精力。再如教授帶研究生的問題，某些學校每名博導平均要帶上七、八名研究生。連給研究生上課的時間都難以保證，更不可能給本科生上課了。至于教授，特別是名教授因社會兼職過多，而在精力上應付不過來，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以北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羨林為例，其實“職”虛“銜”，加起來多達200多個。他面對“開會專業戶”的困境，不得不找“竅門”。開會期間，除跟著別人鼓掌之外，以“四分之三”的時間來思考學術問題（季羨林逾90高齡，已經不屬必須上課之列）。另外，說到大學校長，無一例外都在“雙肩挑”：一肩挑學校管理，一肩挑科研教學。事實上，繁重的管理工作大大擠壓了他們科研和教學的時間。

所謂“不必上課”，就是“教授”的職稱一旦到手的人，就可以不受“課時任務”的約束了。退一步說，即使有些學校對教授仍有課時要求，但是科研時間可

以折算成課時的規定，又讓這一要求落空。

所謂“不愿上課”，有觀念影響和利益驅動兩重因素。觀念方面，某些高等院校重科研、輕教學。在一些學校流傳著這樣的看法：“一流”教授搞科研，“

二、三流”教授搞教學。于是，有的教授擔心被人視為“

二、三流”教授而不愿上課。利益驅動方面，如做課題與上課的收入就存在明顯差距。上海交大校長謝繩武在有關會議上說過，一般從事教學的教授的年薪為七萬元左右，而有科研項目的教授年收入可達50萬到60萬元。兩相比較，有些人就會爭著上科研項目，而不愿搞教學。再如校內上課與校外上課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教授在本校給本科生上課，是其本職工作，大都只有一點課時補貼。而到外面“走穴”，卻可憑十分豐厚的“開口費”而致富。如應邀去某大企業高級管理人才培訓班講課，或者去考研培訓班面授應考“機宜”，出馬一次的收入，相當于本人月工資的幾

倍或十幾倍。因此，不少學校到校外“走穴”者多，在校內上課者少。

一些高校的教學管理人員都想拿起教育部的有關規定，遏制住教授不上課的勢頭。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對策”表現在“逃課”、“代課”、“混課”幾個方面。課表上已有安排，到時無人上課，這稱為“逃課”；課表上安排的是某教授上課，進課堂的卻是某教授的研究生，這稱為“代課”；不備課就進課堂，東拉西扯，這稱為“混課”。有的人因“走穴”在外，在天上飛來飛去。常常是從機場出來，就直奔課堂。“有些任課‘名師’一上課就說‘我剛下飛機’，然后就開始談他這次出去的所見所聞，或者隨便翻翻他電腦中的材料，一節課很快過去了”（顧爽：《有一種‘名師授課》，見8月30日《光明日報》）。

教授不愿意和不認真給本科生上課，其負面效應不小。作為教授，“教書育人”是其首要職責，不愿或不認真上課，是嚴重失職。作為學校，教授是珍

貴的教學人才資源。教授不上課，造成高級人才的大浪費。作為學生，一度對名師的向往就會落空，在大學所學知識也必然受損。俗話說：“名師出高徒”。這句話有一個前提，就是“名師”必須面對面地給學生傳授知識。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大名師云集。如聞一多、朱自清等名教授、大學者都親自給學生上課。西南聯大日后涌現出一大批棟梁之材，多因名師當初為其奠定了堅實的知識基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蘇步青、谷超豪等享譽全國的教授都堅持為大學本科生上課，近年來，有一個人的名字通過媒體報道，被人們廣泛傳頌。他就是北大教授孟二冬。孟二冬的學術專著《登科紀考補正》，被業內專家認為是近些年來我國文學界和史學界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他的教學態度和業績更是有口皆碑。北大要經常派人去“對口支援”單位——新疆石河子大學。孟二冬受派于2004年3月1日起，到石河子大學中文系支教。除了給2002級138名本科生講

授《唐代文學》必修課外，還為該校中文系教師開了《唐代科考》選修課。到任不久，因聲音嘶啞而就診，竟被確診為喉癌，醫囑必須“禁聲”。可他全然不顧自己的病情，硬撐著不折不扣地完成了這次支教任務。他以淵博的學識滋潤了學生，以無私的奉獻精神感動了學生，從而受到學生的崇敬和愛戴。

孟二冬是一面鏡子，我們應對著這面鏡子找出自己的差距；孟二冬是一個榜樣，我們應像他那樣教書育人。至于前面提到的，在課堂上喜歡以“我剛下飛機”為開場白的某教授，應當明白乘飛機“走穴”，無準備上課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請再不要拿“我剛下飛機”說事了。

第四篇：學習孟二冬教授心得體會

這些年來，教授不給本科生上課，已經是一個比較普遍和突出的現象了。為此，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須講授本科課程。前不久，教育部又強調指出，教授兩年未給本科生授課，其“教授”稱號將被取消。教授不上課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即不能上課、不必上課和不愿上課。

所謂“不能上課”，就是指教授、特別是學科帶頭人，或因擔任科技攻關重任、或因跑課題和申請科研經費，或因帶研究生較多，或因社會兼職不少、社會活動頻繁，而分身乏術，無暇他顧。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就認為，我國目前的研究經費申請，評審太復雜，過程太瑣碎，因此耗費了教授們不少的時間和精力。再如教授帶研究生的問題，某些學校每名博導平均要帶上七、八名研究生。連給研究生上課的時間都難以保證，更不可能給本科生上課了。至于教授，特別是名教授因社會兼職過多，而在精力上應付不過來，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以北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羨林為例，其實“職”虛“銜”，加起來多達200多個。他面對“開會專業戶”的困境，不得不找“竅門”。開會期間，除跟著別人鼓掌之外，以“四分之三”的時間來思考學術問題（季羨林逾90高齡，已經不屬必須上課之列）。另外，說到大學校長，無一例外都在“雙肩挑”：一肩挑學校管理，一肩挑科研教學。事實上，繁重的管理工作大大擠壓了他們科研和教學的時間。

所謂“不必上課”，就是“教授”的職稱一旦到手的人，就可以不受“課時任務”的約束了。退一步說，即使有些學校對教授仍有課時要求，但是科研時間可以折算成課時的規定，又讓這一要求落空。

所謂“不愿上課”，有觀念影響和利益驅動兩重因素。觀念方面，某些高等院校重科研、輕教學。在一些學校流傳著這樣的看法：“一流”教授搞科研，“

二、三流”教授搞教學。于是，有的教授擔心被人視為“

二、三流”教授而不愿上課。利益驅動方面，如做課題與上課的收入就存在明顯差距。上海交大校長謝繩武在有關會議上說過，一般從事教學的教授的年薪為七萬元左右，而有科研項目的教授年收入可達50萬到60萬元。兩相比較，有些人就會爭著上科研項目，而不愿搞教學。再如校內上課與校外上課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教授在本校給本科生上課，是其本職工作，大都只有一點課時補貼。而到外面“走穴”，卻可憑十分豐厚的“開口費”而致富。如應邀去某大企業高級管理人才培訓班講課，或者去考研培訓班面授應考“機宜”，出馬一次的收入，相當于本人月工資的幾倍或十幾倍。因此，不少學校到校外“走穴”者多，在校內上課者少。

一些高校的教學管理人員都想拿起教育部的有關規定，遏制住教授不上課的勢頭。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對策”表現在“逃課”、“代課”、“混課”幾個方面。課表上已有安排，到時無人上課，這稱為“逃課”；課表上安排的是某教授上課，進課堂的卻是某教授的研究生，這稱為“代課”；不備課就進課堂，東拉西扯，這稱為“混課”。有的人因“走穴”在外，在天上飛來飛去。常常是從機場出來，就直奔課堂。“有些任課‘名師’一上課就說‘我剛下飛機’，然后就開始談他這次出去的所見所聞，或者隨便翻翻他電腦中的材料，一節課很快過去了”（顧爽：《有一種‘名師授課》，見8月30日《光明日報》）。

教授不愿意和不認真給本科生上課，其負面效應不小。作為教授，“教書育人”是其首要職責，不愿或不認真上課，是嚴重失職。作為學校，教授是珍貴的教學人才資源。教授不上課，造成高級人才的大浪費。作為學生，一度對名師的向往就會落空，在大學所學知識也必然受損。俗話說：“名師出高徒”。這句話有一個前提，就是“名師”必須面對面地給學生傳授知識。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大名師云集。如聞一多、朱自清等名教授、大學者都親自給學生上課。西南聯大日后涌現出一大批棟梁之材，多因名師當初為其奠定了堅實的知識基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蘇步青、谷超豪等享譽全國的教授都堅持為大學本科生上課，近年來，有一個人的名字通過媒體報道，被人們廣泛傳頌。他就是北大教授孟二冬。孟二冬的學術專著《登科紀考補正》，被業內專家認為是近些年來我國文學界和史學界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他的教學態度和業績更是有口皆碑。北大要經常派人去“對口支援”單位——新疆石河子大學。孟二冬受派于XX年3月1日起，到石河子大學中文系支教。除了給2002級138名本科生講授《唐代文學》必修課外，還為該校中文系教師開了《唐代科考》選修課。到任不久，因聲音嘶啞而就診，竟被確診為喉癌，醫囑必須“禁聲”。可他全然不顧自己的病情，硬撐著不折不扣地完成了這次支教任務。他以淵博的學識滋潤了學生，以無私的奉獻精神感動了學生，從而受到學生的崇敬和愛戴。

孟二冬是一面鏡子，我們應對著這面鏡子找出自己的差距；孟二冬是一個榜樣，我們應像他那樣教書育人。至于前面提到的，在課堂上喜歡以“我剛下飛機”為開場白的某教授，應當明白乘飛機“走穴”，無準備上課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請再不要拿“我剛下飛機”說事了。

第五篇：關于向孟二冬同志學習的決定

關于向孟二冬同志學習的決定

在深入開展新時期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過程中，在全面落實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過程中，北京市教育系統涌現出了一大批先進人物，北京大學孟二冬同志是其中的一名杰出代表。

孟二冬同志，男，現年48歲，中共黨員，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多年來，他熱愛教育事業，熱愛學生，堅持不懈地教育學生追求真知，樹立人生理想，成為學生健康成長的良師、高尚人格的楷模，被北京大學黨委授予“優秀共產黨員”和“優秀教師標兵”榮譽稱號。孟二冬同志淡薄名利，甘于寂寞，潛心治學，出版了多部重要論著。他歷時七年，經過大量艱苦的研究，完成了100多萬字的《〈登科記考〉補正》，榮獲北京市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以及北京大學第 九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得到了我國文學界和史學屆的高度評價。2004年，他還獲得北京大學教學優秀獎。

為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孟二冬同志主動要求參加北京大學對口支援石河子大學的教學工作，從2004年3月起到石河子大學中文系支教。他非常珍惜支教的時光，努力把自己的全部知識奉獻給石河子大學的師生們。到石河子大學的第二周，他就出現嚴重的嗓子喑啞癥狀，盡管每天打針、吃藥，但他堅持為石河子大學中文系2002級四個班130余名學生每周授課10學時，同時還為中文系教師開設了“唐代科考”課程，利于業余時間積極主動與中文系教師座談，交流教學工作經驗，為中文系學科建設出謀劃策，圓滿完成了北京大學和石河子大學雙方協議計劃的支教任務。2004年4月26日，他在劇烈的咳嗽中，在同學們的掌聲和感動中，堅持講完《唐代文學》最后一節課，倒在講臺上，隨后經醫院診斷，他已患食管惡性腫瘤。近一年來，孟二冬同志在北京接受了三次大手術，但仍以頑強的毅力坦然面對病痛折磨，堅持課題研究和指導研究生的工作，積極籌備讓自己的研究生去石河子大學為本科生開設講座。

孟二冬同志的先進模范事跡，體現了一名優秀共產黨員教師的高尚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他的先進模范事跡，已在北京大學和新疆石河子大學廣大師生員工中產生了強烈反響，得到了高度評價。北京大學授予孟二冬同志“優秀共產黨員”和“優秀教師標兵”榮譽稱號。為進一步彰顯孟二冬同志的先進模范事跡，提高教師隊伍的師德水平，決定在全市教育系統開展向孟二冬同志 學習的活動，號召廣大教師和教育工作者向孟二冬同志學習。學習他處處以共產黨員的先進性標準要求自己，為黨和人民的教育事業淡薄名利、無私奉獻的精神；學習他愛崗敬業、為人師表，為教書育人恪盡職守、嘔心瀝血的精神；學習他甘于寂寞、嚴謹治學，為追求學術鍥而不舍、求真務實的精神；學習他珍愛生活、自強不惜，為克服困難堅韌不屈、樂觀向上的精神。廣大教師和教育工作者要以孟二冬同志為榜樣，自覺肩負起為中華民族培養、造就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責任，奮發有為，開拓進取，做讓人民滿意的教師和教育工作者。

全市教育系統各級黨組織要認真組織開展向孟二冬同志學習的活動，要把學習孟二冬同志的先進事跡與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結合起來，與加強教師師德建設結合起來，引導廣大教師和教育工作者不斷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和教書育人能力，為辦好讓人民滿意的教育而努力奮斗。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保持共產黨員

先進性教育活動領導小組 2005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