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行政體制改革

小議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我國行政體制改革

當前，我國的發展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新形勢新任務對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尤其是近些年興起的公民社會及其相關組織對我國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起到了重要影響，是進一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過程中必須重點考慮的因素之一。因此，從公民社會視野來分析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難題難點及有效途徑等內容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我國政府治理模式的轉變

所謂公民社會，“就是國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間關系的總和，其組成要素是各種非國家或非政府所屬的公民組織，包括非政府組織（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團、協會、社會組織、利益團體和公民自發組織起來的運動等，它們又被稱為介于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第三部門’”。[1]公民社會理論于近一、二十年間的復興與拓寬，用鄧正拓先生的話說“幾乎形成一股可以被稱之為全球性的‘公民社會思潮’”。[2]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和完善，“社會”重新崛起，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分開始凸顯。究其原因即在于市場經濟不僅是經濟發展模式的變化，而且是人際關系、個人與社會、社會與國家的關系的實質性變化。在這種背景下，人民內部的自組織化趨勢明顯加快，公民的主體意識逐步增強，民間組織興起，推動著政府與社會關系的衍變,并對我國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許多新要求。

（一）公民社會的興起，要求政府由單元的管理模式向多元的治理模式轉變隨著公民社會的興起，政府的管理模式應向多元管理主體轉變。多元社會管理主體就是指社會管理的主體既包括在社會管理中一直承擔主導角色的政府，也包括這些年逐漸凸現出來的作為政府重要補充力量的市場化組織和公民社會。政府不再是惟一的社會治理者，它必須努力實現與第三部門、私營部門和公民的共同治理。政府應該通過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和社會化，將民間力量釋放出來，整合社會各個領域的力量，形成國家與公民社會合作治理的網絡，滿足公眾日趨多樣

化、個性化的需求。

（二）公民社會的興起，要求建立政府與公民社會相互合作的治理模式公共事務的管理需要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相互間的合作。這種合作會把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社會團體的利益、不同的社會力量集合在一起，納入政府的決策過程，提高政府的社會決策水平。而且，通過政府與公民社會在公共事務上的合作管理，還能激發公眾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同時，通過公民社會組織對社會閑散資源的整合，加強公民對公共政策的理解，增強人們對政府的政治認同，增加政府的合法性。政府與公民社會對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型關系，公民社會可以填補我國政府管理功能上的不足，從而形成一個上下互動、政府行政功能和社會自治功能互補的合作模式。

（三）公民社會的興起，要求建立政府與公民參與的互動治理模式

公民社會的興起表明兩點：第一，公民深層次的權利意識正在覺醒，公民正試圖通過積極的政治參與行為維護自身的利益；第二，公民在權利意識覺醒的基礎上為了共同的政治目的和相同的利益正在結成持久性的集團組織。這種組織可能致力于非常特殊的利益，也可能致力于廣泛的公共問題，但其基本的和明確的目標是影響政府和社會。這就要求政府必須賦予公民更多的參與決策的權力，以利于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和責任性；要求政府改變原來的“包辦一切”的管理模式，還政于民，還權于民，與民共治，并在一切可能的范圍實現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協調、自我監督。而政府只承擔維護國家內外安全，建構和維護制度框架，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調節收入再分配、提供社會保障和解決社會沖突等必不可少的職能。

（四）公民社會的興起，要求政府管理從人治向法治轉變

由于受長期的人治傳統和集權體制的影響，我國的政府管理中人治現象仍十分普遍。人治所帶來的危害歷史早已證明。同樣，歷史也證明了“法治優于一人之治”，只有法治方能有效束縛權力濫用。法治政府不僅僅是意味著有多么完備的法律體系，更關鍵的是意味著憲法法律至上。一切政府行為都不能超越憲法和法律的框架，都必須服從于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權力可以不受法律的制約，任何人都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否則，再好再完備的法律也只是一紙空文。構建和運行法治政府，就是要實現分權與權力制約，就是要實現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就是要實現司法獨立和建立違憲審查制度。從根本上說，建構和運行法治政府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規范和制約政府的權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

二、公民社會視野中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路徑

我國公民社會的興起對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同時也為我國進一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針對我國歷次行政體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依據我國政府治理模式變遷的趨勢，我國未來的行政體制改革需要把握好以下幾點。

（一）政府還權于公民社會，擴大行政主體是深化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著力點

權力是行政的保障和后盾，在我國，權力的重新配置主要是將權力從上級政府合理下放到下級政府，從政府外移到社會和市場，這是由集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發展這一趨勢所決定的。

經過三十年政治與行政體制的不斷改革，目前我國已基本具備了還權的條件。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既有擁有相應的社會權力的渴望，同時也有這樣的能力與基礎。政府權力向社會的轉移是不斷通過改革權力過分集中的政府體制，實現國家與社會權力資源合理配置來實現的。當社會擁有相應的活動權力時，社會參與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就具有了相應的合法性基礎，公民參與行政活動也有了合適的心理依靠，這在無形中會使行政主體擴大，而這一行政主體的擴大不僅能分擔政府的部分職能，滿足公眾日趨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更能成為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新生力量，使改革更加迅速和順利。

（二）大力培育公民社會組織，加強與公民社會組織的合作是推進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力量之源

公民社會組織與群眾有著天然的聯系，發揮公民社會組織的橋梁和紐帶作用，有利于加強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對話、溝通、協商，進而建立政府與社會的協作機制。促進實現社會自律和自治，可以支持政府的各項改革，對政府實行民主監督，抵制浮夸、浪費的官僚作風，抑制腐敗現象；將傳統體制下的許多社會公共事務轉移給公民社會組織，發揮公民社會組織公益性、互動性功能，建立體制

機制為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和公共服務創造條件，提供舞臺；補給資金財物為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提供物質保障；制定法律法規為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及其與政府的合作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三）拓寬公民參與渠道，健全公民參與機制是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政治參與是旨在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的普通公民的活動。有序的政治參與包括選舉投票、助選、公民組織與社會運動，以及與人民代表和政府官員的個別接觸等。當前，拓寬和完善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的渠道，必須完善原有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完善公民享有制度資源的形成機制。要實現制度內利益訴求表達渠道的通暢，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努力：一是要完善基層民主制度，要適當增加農村人群和基層群眾在各級人大、政協等組織的代表名額，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進一步擴大基層民主，健全基層自治組織和民主管理制度，讓廣大群眾更好地參與管理基層公共事務；二是改革和完善信訪制度，嚴格執行信訪回復制度，推行信訪受理責任制和失職責任追究制度；三是要完善立法和重大決策聽證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和監督制度。同時，要發揮大眾媒體利益訴求表達的作用，特別是要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構建廣播、電視、網絡、報刊等多層次、多渠道的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表達平臺，充分發揮媒體收集信息、引導輿論和社會監督的職能。

（四）加強依法行政是深化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根本保障

建設法治政府是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必然選擇。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必須依法行政，這要求行政機關堅持法律至上的原則，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行使行政權力和承擔責任，以實現國家的職能，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要全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大力推進依法行政。各級政府要進一步強化法治觀念，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做到依法辦事、依法決策、依法處理問題，既不失職，又不越權，把政府各項行政行為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行政。進一步健全法制，特別要重視那些規范和監督權力運行的法律制度建設。創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機制，擴大立法工作的公眾參與。這充分表明了政府對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視。

（五）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加快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切入點

把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新形勢下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切入點，可以有效地解決政府為誰服務、誰來服務、服務什么和怎樣服務的問題。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們要以轉變職能為核心，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大力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努力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發展環境，為人民群眾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建設服務型政府，必須正確樹立為民服務理念，在政務活動中最大限度地滿足群眾的需要，做到保障民權、尊重民意、關注民生、開發民智。通過服務型政府建設，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從而最終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體制。我國的大部制改革就是通過貫徹實施大部門行政管理體制，為人民群眾打造一個更加高效廉潔、辦事得力、服務到位的人民政府。首先它能夠較好解決職能交叉和職責不清問題。“大部門制”改革中加入了“決策、執行、監督” 的分立，使“三權”進行分立歸屬，而不僅僅是把職能相近部門合并。這種“三權”分立有兩層含義，一是在政府整個部門設置中進行專門分工。即部門分別行使三權。二是在大部門內部也有專門分工，分別行使三權。“大部門制”將能解決政出多門，政府之間職能交叉、權責不清的狀況。它能真正帶來政府公共管理質的飛躍，并成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先聲。第二，它能夠從體制上和資源上進行必要的整合。“大部門制”根據政府職能業務的共性和重合性合并一些部門，但權力相互監督的部門不會融合到一個部門里。目前政府行政體系當中突出的問題是政府行政機構偏多，行政效率低下。近年來不論是宏觀調控還是各類專項行動，決策部門在行政管理上十多個部門聯合下文、聯合行動已成常態，但最后往往互相推諉責任，權責不明，導致問責無門。大部門制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第三，較快地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塑造公共服務型政府。過去政府機構改革的重點在政府職能轉變，而“大部門制”則是側重改變政府職能機構繁多、職能交叉的現象。可使政府運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宏觀管理角色定位，徹底塑造公共服務型政府。

我國正在推行的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也是向服務型政府邁進的重要一

步。首先，省直管縣通過調整省以下財政體制。突破市管縣體制在發展空間上的束縛,從外部對縣域經濟注入新的發展活力。其次，通過“市縣分置”可以實現城鄉合治向城鄉分治的轉變,達到城市獨立經營、鄉村自我治理的目的,有利于統籌城鄉發展和三農問題的真正解決。還有，實施省直管縣改革,有助于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分權分層框架構建和地方政府層次設置的問題,提高財政體制的統籌協調水平和整體運行效率。

建設服務型政府，政府應從經濟建設的領導者和指揮者位置上退下來，成為經濟發展方向的指引者、經濟關系的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者。政府要不斷強化公共服務職能，為公眾參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活動提供保障和創造條件。政府要逐步形成有效制度安排，依法規范和約束行政行為，健全民主決策機制，增加政策透明度和政務活動的公開性，建立健全群眾監督和參與機制。

第二篇：2014行政體制改革

2014行政體制改革推進

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解讀

行政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更是關鍵環節。李克強總理指出，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要抓好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在報告提出的若干重要改革中，行政體制改革列在最前面，凸顯出這項改革的重要性。2014年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要抓好

2014年簡政放權的力度不能減，要一鼓作氣，盡量往前趕，爭取把本屆政府減少1/3審批事項的目標任務，在今年大部分完成。取消下放審批事項，不僅看數量，還要重質量，要把那些含金量高的、管用的，能真正激發市場活力的直接放給市場、放給企業。特別要

要全面清理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現在國務院部門實施的非行政許可審批還有405項，地方政府可能更多。這些非行政許可審批，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主要是現在經濟社會發展中不斷出現新情況，有關部門認為需要管理，就用紅頭文件來規定。還有省級政府部門、市縣級政府，按規定沒有行政審批設定權，也用“紅頭文件”設定了許多管理事項。2014年要對各類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和各級政府用紅頭文件設置實施的管理事項進行全面清理，原則上一律取消。確需保留的，要按行政許可法的要求和規定程序，經過嚴格論證，調整為行政許可。今后不許再設置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凡增加公民、法人

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要公布目錄清單，一律向社會公開，依法規范管理，接受社會監督。對那些反映多、意見大、又不利于激發市場活力的，還是要繼續取消下放。除清單之外，一律不得實施行政審批。實際上這也是向“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逐步推進，清單之外，“法無禁止即可為”，企業只要按法定程序注冊登記，即可開展投資和經營活動。而對政府來說，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不能隨意干預市場和企業經營。還要進一步規范行政審批過程的管理，盡量簡化程序。國務院部門也要逐步實行一個窗口對外、“一站

今年要重點抓好三件事：一是落實注冊資本由實繳登記制改為認繳登記制。實行公司股東（發起人）自主約定認繳出資額、出資方式、出資期限等，并由其對繳納出資情況真實性、合法性負責的制度。注冊公司時股東（發起人）只需向政府工商管理機關登記認繳的出資總額或股東認購的股本總額，作為企業的注冊資本。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為公司承擔責任。公司實收資本不再作為工商登記事項。放寬注冊資本登記條件。除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取消有限責任公司最低注冊資本3萬元、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最低注冊資本10萬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冊資本500萬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設立時股東（發起人）首次出資比例

二是由“先證后照”改為“先照后證”。通過改革，除涉及國家安全、公民生命財產安全等外，不再實行先主管部門審批、再工商登記的制度，商事主體向工商部門申請登記，取得營業執照后即可從事一般生產經營活動。對從事需要許可的生產經營活動，持營業執照和有關材料向主管部門申請許可。由于許多前置性審批是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決定

三是將企業檢驗制度改為年報公示制度。企業按制度在規定期限內將規定的內容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報送報告，并向社會公示，任何單位和個人均可查詢。企業對報告的真實性、合法性負責。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可對企業報告公示的內容進行抽查。一旦發現企業報告不真實，就要依法予以處罰。還要建立健全經營異常名錄和黑名單

大量行政審批事項取消下放后、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后，必須加強事中事后監管。減少了事前審批，事中事后監管就要跟上。長期以來，政府管理有一個習慣性思維，一說到管，就想設置行政審批。另一突出問題是，日常監管不到位，一出問題就搞“突擊”監管，搞“大檢查”，而且查誰不查誰、罰誰不罰誰、罰多還是罰少，隨意性很大。再就是一說加

要把監管職能履行到位，必須對監管方式進行改革，要創新監管方式，建立一套科學監管的規則和方法，防止走入“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要建立健全科學的抽查制度、對問題和責任的追溯制度。有了科學的監管規則和機制，具體的監管執行特別是需要專業技術的監管工作，委托第三方、用購買服務的形式去做。這樣就可以解決政府監管力量特別是專業技術力量不足的問題。現在我們對違法的處理過輕，起不到真正的懲罰和警戒作用，這一方面也要改革。要讓違法者無利可圖，有的一次違法，可能終身不能在這個領域從業。把這樣一套監管制度、規則和機制建立健全起來，可以顯著提高政府監管的效能，降

省市縣政府機構改革要緊緊圍繞職能轉變這個核心，嚴控機構編制，確保總量不突破。為此要把握好兩條硬杠杠：一是對機構設置實行總額限制，二是確保財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對于加強的職能，合理的增編要求要滿足，但必須在嚴控總量的前提下，通過盤活存量調劑解決。在這個前提下，要鼓勵地方大膽探索創新，推進機構編制結構優化。中國地方大，各地差異也很大。在嚴控機構編制總量的前提下，要給各級地方政府職能轉變、機構設置、人員編制調整優化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權，鼓勵地方大膽探索創新，使不同層級、不同地區政府，特別是市、縣政府，能夠根據當地實際和履行職能的需要，推進職能轉變，在更大范圍、更多領域綜合設置機構，實行大部門制，提高行政效能。還要通過改革實行編制實名制管理，從制度和管理上解決在編不在崗、“吃空餉”、虛報冒領工資等問題。

事業單位改革也要有新思路。新思路的核心就是逐步建立購買服務的機制，政府花錢為老百姓買服務，養事但盡量少直接養人、少養機構，進而努力做到不直接養人、不養機構，在公共服務提供上實現社會化、市場化。按照這個思路，大量事業單位都可以逐步社會化，辦成非營利機構。特別是凡適合購買服務的，首先就應當走這條改革道路。對現有事業單位，即存量部分，要積極穩妥地逐步改、實行預算管理；對新增公共服務事項，即增量部分，適合購買服務的就一步改到位，不再增加機構和人員。政府部門直接承擔的大量事務性管理工作，也可逐步以購買服務的方式交給事業單位、社會組織或企業承辦。改革后，政府可與這些機構建立新型合作或契約關系，同時也可以招標、承包、委托等方式向營利性的企業購買服務，也就是說，營利性企業也可以承辦非營利性公共服務項目。這樣就可以在公共服務領域更多引入市場機制，增加政府和人民群眾的選擇性，提高服務質

第三篇：行政體制改革

行政體制改革：完善公務員制度

健全公務員法規體系是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的根本保證。世界各國在建立和推行公務員制度的過程中，都十分重視公務員的立法，不但制定有公務員總法規，而且有單項法規和配套的實施細則。各國都把是否“依法用人治事”作為現代國家公務員制度的重要標志。可以說，沒有“法治”便沒有現代公務員制度。

（一）公務員的管理必須有法可依

我國《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的頒布和實施，對我國公務員制度的建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六年多的實踐表明，僅有《暫行條例》是不夠的，仍不足以約束和規范推行公務員制度的行為，難以糾正“推公”中的種種偏差和失誤。因此，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關鍵是要在公務員法制建設方面取得進展。

首先，要提高立法層次。我國應該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加快起草《國家公務員法》的步伐，爭取該法案盡早在全國人大通過并頒布實施。其次，逐步健全單項配套法規。對已出臺的職位分類、考核、獎勵任免、升降、辭職、辭退、培訓等單項法規進行補充和完善。此外，還要抓緊對公務員紀律、聘任、監督等內容進行研究，爭取在近年內出臺法律規定。從而建立起比較系統、比較完備的公務員管理體系。使國家對公務員的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公務員行為必須用法律加以規范

當公民通過法定程序進入公務員隊伍后，就與國家行政機關建立了行政法意義上的職務關系。這樣，公務員在執行公務時，是代表國家在行使行政權力。從事社會事務的管理。而非個人行為。因此，公務員的行為必須用法律加以規范和約束，防止公務員手中的權力“越軌”避免侵害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使公務員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始終為公共利益服務。公務員的行為規范包括政治行為規范、工作行為規范、廉政行為規范、生活行為規范等內容。

（三）公務員的權益必須有法律保障

為了使公務員忠于職守，國家必須對公務員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公務員權益保障體系的內容主要有：

１．職業保障。即公務員“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經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退職或者行政處分”。有了職業保障，公務員才能安心工作，認真履行職責，而無后顧之憂。

２．經濟權益保障。即公務員有“獲得勞動報酬和享受保險、福利待遇”的權利。除國家法律和政策規定外，任何機關或領導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或者扣減國家公務員的工資，也不得提高或者降低國家公務員的保險和福利待遇。

３．政治權益保障。即公務員有“獲得履行職責所應有的權力”；有對國家行政機關及領導者提出批評和建議和權利；有參加政治理論和業務學習的權利；有參加政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及工會的權利。

４．法律救濟保障。國家公務員對于行政機關及其領導人員侵犯其合法權益的行為，可向上級行政機關或行政監察機關提出申訴或控告。受理機關必須按照有關規定做出處理。屬于國家行政機關對公務員處理錯誤的，應當及時予以糾正；對公務員造成名譽損害的，應當負責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對公務員造成經濟損失的，應當負賠償責任。

綜上所述，只有具備了職位分類這個“基礎”，管理機制這個“核心”，法規體系這個“保障”，才能算得上是比較“完善的國家公務員制度”。

司法體制改革完善

新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全會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堅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在鄧小平的倡

導下，黨和國家在各個領域進行了撥亂反正，并于1978年、1982年兩次修改憲法，1988年、1993年兩次修改憲法，從而使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走向健康發展之路。“

鄧小平同志指出：“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鄧小平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十分重視通過健全法制保障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1979年6月他指出：“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與健全法制，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旨在”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促使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

鄧小平認為，沒有好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特別使沒有健全與完備的法律制度，單靠人治，就可以使壞人任意而行，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如果一個黨、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樣只要這個人有變動，就會出現不穩定。因此，他指出，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可以說，鄧小平依法治國理論的核心就是：“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的兩點論。正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充分認識到完善的法制對于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意義，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國司法制度在黨的領導下，1979年，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恢復司法部的設置，1983年6月，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決定在國務院成立國家安全部，以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領導。這些規定，從這種結構上加強了司法機關的建設。

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對《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作了適當修改。同時制定或重新頒布了《律師暫行條例》、《公正暫行條例》等，這些有關司法制度的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司法制度的恢復和走向健全。

從改革開放到黨的十五大的召開的近20年間，黨非常重視政法工作，領導人民制定了數百件法律、法規，從而基本建立起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法學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充實了司法隊伍，司法制度也逐步完備，法院組織體系逐步完善，不僅建立了四級兩審終審制的普通法院體系，而且建立起了鐵路運輸法院、軍事法院等專門法院。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建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律師制度也快速發展起來。全國已有11萬7千多名律師，9600多家律師事務所。司法機關辦理了數以萬計的各種案件，維護了國家的安全、社會的穩定以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法院在定紛止方面發揮了空前的作用，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逐步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大大增強，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所有這些都是在黨重視司法工作以及司法制度建設的條件下取得的。中國司法制度的完善

1997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大會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并提出到2010年，要形成一整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對憲法進行修改，將鄧小平理論、依法治國載入憲法，從而使我國法治化進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為了實現法治，必須重視司法制度的建設，成分發揮司法在社會生活中的調節作用。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司法在調整生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司法對于維護國家與社會安全，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懲罰腐敗，實現民主與公正，維護社會主義方面發揮著無以代替的保障作用。沒有科學完善的司法制度，法治只是空中樓閣，無法實現。

無庸諱言，近一個時期，司法腐敗、司法不公等現象較為嚴重。這既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轉型時期出現各種問題的原因，同時也有司法制度不健全、存在缺陷的原因。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逐步建立以及社會主義法治的發展，現行的司法制度在某些方面已不再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的要求，為此，必須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必須看到進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已經提出，要“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進行審判權和檢察權。”十五大的召開，為司法改革指明

了方向，而司法改革的目標是實現司法公正，推行司法改革應堅持黨的領導。我們的司法改革是黨領導下的司法改革。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我們的司法改革才有正確的方向、明確的目標，也才能保證在全國范圍內自上而下，有步驟地推進，惟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從體制上、制度上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協調各部門的利益。目前，我們不難發現，各個部門都在進行司法改革，這些改革充其量不過是工作方式的調整，嚴格說來并不是司法改革。因為任何一個部門不能改革涉及其他部門職權范圍內的權責，這就迫切要求黨中央統一組織、協調，成立司法改革的專門機構，從整個司法體制上加以改革。

在推進司法改革過程中，必須樹立法院的權威地位與公正形象。法院作為各種社會糾紛的裁判者，其公正執法是維護法律尊嚴，實現社會穩定的基石，法院在黨的領導下獨立執法。法院依法審判，只服從法律，目前，法院受地方政府的牽制太多，致使司法活動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涉，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司法公正性以及黨的威信受到嚴重的損害。為此，法院財政獨立于地方政府的體制，由國家設立專項經費，防止地方保護主義的利益驅動對司法統一的破壞。法院內部也應進行改革，應實行嚴格的法官資格取得制度、選拔制度、培訓機制以及法官職務保障措施與懲戒制度（包括訓誡、停職、開除等）。還應進行審判組織改革，完善合議制與獨任制，發揮合議庭與獨任法官的積極性，實現審者判、判者審的審、判合一，逐步減少乃至廢除審判委員會聽取匯報裁判案件違反現代訴訟原則的制度。應發揮黨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優勢，加強法官職業道德建設以及對違反職業道德的懲戒。

還應重新認識與確立公檢法之間的關系。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混淆了三機關尤其是法院與非法院之間的區別。法院之為法院，就在于它是社會糾紛的裁決機構，其中立性、被動性是其公正司法的前提，是實現法治的根本保證。為此，必須區分法院與非法院，應逐步樹立法院的公正形象，使法院成為公正的象征，為人們所尊崇。為實現司法制度的民主化，需要重新配置國家權力，我認為，反是限制、剝奪公民人身、財產、隱私權的權力應由法院行使，防止公安機關等行政機關濫用權力侵犯公民憲法權利。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應著重對職務犯罪的偵查以及對所有刑事案件的審查起訴與支持公訴，應加強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偵查活動的指揮、領導，實現追訴效益的最大化，還有改革完善檢察機關對法院裁判的抗訴機制。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應進行檢察體制的改革。公安體制的改革應以實現社會治安根本好轉以及提高刑事偵查質量為出發點。

律師制度是實現司法民主的重要標志。近幾年來，我國律師隊伍大大壯大，但仍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應進一步發展律師制度，發揮律師制度在法治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律師是法治社會中的重要力量，應正確認識律師的性質，改革律師管理體制以及律師組織形式，創造律師依法自由執業的良好環境。

為了提高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及法律職業人的認同感，應當實行法律職業一體化。為此，應當改革法學教育制度，促成能夠培養并保持高素質司法從業人員的合理機制。具體包括：統一的資格考試制度，即實行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統一考試；統一的司法研修制度；系統的職業道德維持制度。

進行司法教育改革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統一司法考試制度，實現“進口”統一、資格統一。第二階段，建立統一的司法研修制度，解決進修培訓標準和業務素質不統一的問題。

第三階段，建立、健全和完善司法官和律師的素質保持制度。應逐步形成從律師中選拔法官、檢察官的機制。為了保證司法官道德品行的養成與持續，維護司法公正，應提高司法官待遇（薪俸等），使之高于一般公務員的標準。

實踐證明，什么時候堅持了黨的領導，我們的司法工作就能健康發展，反之，司法工作就會遭到破壞。在推進司法改革的過程中，要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司法機關獨立辦案的關系。二者不是對立的關系，司法是在黨領導下人民治理國家的重要工作，但黨的領導不是代替司

法機關辦案，而是方針、路線、政策的領導。黨在領導人民制定出反映全體人民意志的法律后，司法部門嚴格依法辦案，我認為就是堅持了黨的領導。在司法機關辦案遇到了阻力時，黨要幫助司法機關排除阻力，目的同樣是保證司法機關辦案不受其他單位和個人的干預。黨的各級領導要力戒用皮條子、打招呼的形式去影響司法機關的辦案活動。同時，司法機關在依法辦案的過程中，還應執行黨在特定時期不同的刑事政策，例如，像目前的“嚴打”，當然，執行黨的刑事政策不是脫離法律，“從重從快”必須是在法律規定的量刑幅度內從重，在法律規定的辦案期限內從快。所以，正確處理好刑事政策與法律的關系，也是堅持黨的領導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黨更加重視司法工作，重視司法制度的建設。我相信，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司法改革一定會取得成功，司法公正目標一定會實現。

第四篇：淺析中美行政體制改革比較

淺析中美行政體制改革比較

———對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的認識

[摘 要] 行政管理體制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在行政創新方面有不少有益的經驗，也存在不少教訓，把我國行政體制改革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改革、創新作比較，得出二者之間的優勢和差距，有利于探討我國行政管理創新的方向和途徑。

[關鍵詞] 行政體制改革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走過30年偉大歷程,作為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1982年開始大致每隔5年進行一次,經歷了六次大的改革。整體上看,卻始終沒有跳出“精簡—膨脹—再精簡一再膨脹”的怪圈。[1]將中美行政體制改革進行比較，發現我國行政體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并對其問題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展望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新方向。

一、中美行政體制改革比較

我國和美國現今已是位居世界前兩名的經濟大國，在全球活動中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將我國和美國的行政體制比較，發現二者之間的優勢和差距，有利于探討我國行政管理創新的方向和途徑。

第一，改革的經濟條件不同。美國是從1980年代后開始實施行政管理的。這時美國早已加入了關貿總協定(GATT)，即世貿組織的前身。也就是說，他在進行行政體制創新時，不必再刻意考慮與關貿總協定接軌的問題。[2]而我國政府機構改革則是在加入世貿組織前進行的。我國政府機構早在建國初期就開始了，已進行了七次。我國建國以來的前四次政府機構改革全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進行的。后三次改革雖已進入了市場經濟的大門，甚至已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還未加入世貿組織。原來的許多改革還難以適應新形勢的要求。第二，改革的起點不同。我國政府機構改革與美國政府再造的起點也不同。美國政府再造主要是解決政府應如何做的問題，而我國的政府機構改革主要應解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做什么，即理清政府的職能的問題。

第三，改革的視角不同。美國的行政體制創新，都是從多個方面和多制度進 1

行改革的。即不僅改革機構設置、內部結構，調整、精簡人員，而且從行政管理方式、方法，行政管理制度等都進行全面的改革。而我國政府機構的視角則比較單一。

第四，改革的效果不同。美國政府近幾年精簡機構，裁減冗員都落到了實處。即進行了實質性的精減。比如，美國聯邦政府就精減去40%的人員，被裁減雇員絕不可能變相地享受政府財政上的薪金支出。同時運用“贖買政策”使一大批雇員離開政府重新擇業。美國政府對相當數量需要裁減的公務員給予一次性補貼，鼓勵其離開政府，重新擇業。平均每人補助2.5萬美元。[3]這就真正做到了減員減少費用支出。而我國的政府機構改革則是減員不減少費用支出，甚至還要增加費用。我國減下的人員大多數仍在吃“皇糧”。因為被減人員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分流到下級政府或事業單位，照樣吃“皇糧”。

從比較中可以得出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還存在著許多不可忽視的的問題。

二、我國行政體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現有行政體制與社會現實要求及其發展趨勢有很大的差距，存在著許多問題。為順利推進我國行政體制改革，要對現有行政體制存在的問題進行系統的梳理，對產生問題的原因進行深入的分析。

首先，我國現行體制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制度缺失。從行政職能到權力配置，從行政組織到權力運行，都存在著制度規定的欠缺，使得體制缺乏穩定性、明確性、預期性。制度缺失主要是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職責和權限缺乏明晰的法律規定；實踐中，行政組織方面缺乏程序的約束，因而受到行政首長主觀意志的左右；有關承擔社會公共職能的制度缺失；政府之間權限糾紛解決的制度沒有建立。總之，正是上述行政體制在制度上的不完善和缺失，使得行政體制的種種弊病難以遏制。

其次，行政體制與社會需求不匹配。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上，一是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我國多年來形成的自上而下的“指揮式”管理模式與市場經營多元化的網絡結構已不適應。二是在政府和社會關系上，政府對社會的管理也明顯不適應。可以說，“我國社會組織力量之弱，已經不能適應多元階層、多元利益并存的需要。”[4]

再次，行政體制缺乏科學性。現行的行政體制本身科學性就不強，行政體制的建立缺乏科學論證和系統性、整體性考慮，忽視了行政管理的規律性：政府結構方面存在著不合理現象；行政體制中權力配置不科學；行政權力的運行不科學。

最后，行政體制缺乏權利參與。行政體制在傳統上被認為是政府內部的事情，可由政府自我調整，一直在排斥受行政權力影響的組織和公眾的參與。在當前開

放性、多元化的社會結構中，各種利益主體沒能有效地參與行政體制過程。

三、現行行政體制問題的成因

我國現行行政體制存在的問題，既有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也有社會經濟環境的原因；既有利益追求的本質因素，也有規則欠缺的制度因素；既有現代精神的欠缺，也有理論研究的薄弱。具體分析，行政體制問題背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和民主、法治精神的缺失。我國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現代市場經濟還不完善，傳統文化中“官本位”的價值取向在社會上仍居主導地位。“官本位”思想對政府機關和、行政工作人員和社會都有消極影響，“官本位”意識使政府習慣于凌駕于社會之上、企業之上、個人之上，而難以把自己擺到“服務者”、“合作者”的位置；使公務員普遍缺少參與社會流動的意識和競爭意識；使企業和老百姓習慣于事事依靠政府，存在著“等、靠、要”的依賴心理。[5]

第二，計劃經濟對行政企業的慣性影響。計劃經濟體制在我國實行了幾十年，計劃經濟的管理理念已經滲透到了我國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當前行政體制難以擺脫的陰影。當前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建立在計劃經濟社會結構上的行政體制已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社會結構。我國的行政體制的轉型已經遠遠落后與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

第三，缺乏法律支撐和保障。現在，某些官員出現了“藐視”法律的特殊心態，以權代法，法律意識極其薄弱。同時，法律制度建設還不完善，是行政體制 改革存在的普遍問題的原因之一。

第四，缺乏可行的理論指導。我國究竟應建立什么樣的行政體制，既缺乏實證調查，也缺乏深入的理論探討。其中，對行政體制實踐指導功能不足，是行政體制理論研究的缺陷。我國行政學和行政法學都存在理論與實踐存在嚴重的脫節現象。而且，不僅理論研究脫離實踐，事務部門也在排斥理論。因而，“政府職能轉變之所以不被重視，與理論研究和理論指導滯后不無關系。”[6]另外，理論研究的目的就是有效地指導人類的實踐活動，以減少人類實踐活動的盲目性。這就決定了理論研究即來源于實踐，又高于實踐，必須具有強烈的創新意識和超前意識。當前行政體制理論難以發揮實踐功能的根本因素，就是研究缺乏創新，不僅如此，在許多方面還大大落后于行政體制改革和社會形勢的發展變化。

四、對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展望

我國現行行政體制存在的問題，催促我們不斷改革，完善我國行政體制。以

下是對我富哦行政體制改革的展望：

（一）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促進行政效率

行政決策的源頭一般在于行政的審批，因而對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也可以是對行政改革的前源改革。對于在對審批項目清理和處理的過程中還是存在著片面追求數量指標，為減而減的情況，如果忽視更深層次的改革和減少的理由，其后果將是審批項目數量在表面上減下來，但實際上卻沒有能達到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所要求的公正、廉政的目的。

因此要遵循以下三條原則：第一，市場調節優先原則。即凡是通過競爭、價值規律等市場機制能夠解決的事情，均應由市場決定，不應設定審批；第二，社會自治優先原則。就是對于靠單個市場主體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要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等中介機構的作用，通過制定并執行行業標準、職業行為規范約束同業行為、獎優罰劣等自律機制加以解決，而政府就沒有必要設定審批了；第三，政府干預方式從緩原則。即政府在必須干預經濟生活時，也應采取相對緩和的方式，盡可能地減少市場扭曲，及對社會經濟和相對人權利的負面影響。[7]

除了以上論述提出外，還需注意中央與地方應當實現的聯動和互動模式。中央政府應加快行政審批改革步伐，力求在制度創新、機制創新和解決實際問題上有所突破。這樣，在實現上下聯動和互動后，才能更好、更快地促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動行政改革的步伐。

（二）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體制，優化行政改革

行政改革的目的無疑在于提高行政效率，切實保證行政的透明和公正。因而，建立和改善公共行政體制，是行政改革必須嘗試走過的一條思路。行政改革的熱點問題依然是在政府職能的轉變、中央與地方的分權以及地方行政體制的改革上。而在政府職能轉變上，將政府的職能確定為：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其中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環節。[8]

在有關公共行政體制的改革中，公務員制度的改革也是很重要和引人關注的一塊。在當前和今后的一個時期，進一步完善公務員制度，旨在進一步完善公務員制度和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收入分配制度，全面推進事業單位人事制度的改革，統籌做好各項人事工作，加強公務員隊伍的作風建設。其基本途徑將是加強公務員法等配套法規建設的深入實施，以進一步完善公務員制度。

另外，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系處理轉變也是公共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顯見的方面。對于這個方面應采取分權集權的方法。

（三）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根本推動行政體制改革

服務型政府就是政府遵從民意的要求，在政府工作目的、工作內容、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上用公開的方式給公民、社會組織和社會提供方便、周到和有效的幫助，為民興利、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是適應社會公共需求不斷增長的需要。提供公共服務，滿足社會公共需求，是政府的根本職能和本質所在。[9]同時，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建設服務型政府，是推進市場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需要，也是提高政府管理效能的需要。

因此，改革現行行政管理體制，建立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新型行政管理體制，不僅是當前政府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解決政府管理效能低下的深層次問題的關鍵。

總之，完美的行政體制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它要根據社會的發展，人們的要求，不斷改革創新，不斷精益求精，這樣的行政體制才是真正完美的。我國現行的行政體制雖有缺陷，但是會在不斷改革中，趨于完善，繼續推進我國繼續發展壯大。

參考文獻：

[1] 鄒東濤, 《中國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報告》[J].中國改革開放30年(1978～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 [3]《于新恒，中西方行政體制改革比較》[N].《中國改革報》，2003年1月27日.[4]丁元竹、江汛清：《我國社會公共服務共給不足原因分析》[N].《中國經濟時報》2006年5月23日.[5]薛剛凌：《行政體制改革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第89頁.[6]卓越：《行政發展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頁.[7] 李建平《深化行政審批改革研究綜述》[N].《云南行政學院學報》 2003年01期.[8] 李水金 《當代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前沿理論及基本走向》[N].《理論與改革》2006年 第3期.[9] 鄧蓉敬 《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研究綜述》[N].《當代社科視野》 2008年弟4期.

第五篇：行政體制改革

行政體制改革：完善公務員制度

健全公務員法規體系是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的根本保證。世界各國在建立和推行公務員制度的過程中，都十分重視公務員的立法，不但制定有公務員總法規，而且有單項法規和配套的實施細則。各國都把是否“依法用人治事”作為現代國家公務員制度的重要標志。可以說，沒有“法治”便沒有現代公務員制度。

（一）公務員的管理必須有法可依 我國《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的頒布和實施，對我國公務員制度的建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六年多的實踐表明，僅有《暫行條例》是不夠的，仍不足以約束和規范推行公務員制度的行為，難以糾正“推公”中的種種偏差和失誤。因此，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關鍵是要在公務員法制建設方面取得進展。首先，要提高立法層次。我國應該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加快起草《國家公務員法》的步伐，爭取該法案盡早在全國人大通過并頒布實施。其次，逐步健全單項配套法規。對已出臺的職位分類、考核、獎勵任免、升降、辭職、辭退、培訓等單項法規進行補充和完善。此外，還要抓緊對公務員紀律、聘任、監督等內容進行研究，爭取在近年內出臺法律規定。從而建立起比較系統、比較完備的公務員管理體系。使國家對公務員的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公務員行為必須用法律加以規范

當公民通過法定程序進入公務員隊伍后，就與國家行政機關建立了行政法意義上的職務關系。這樣，公務員在執行公務時，是代表國家在行使行政權力。從事社會事務的管理。而非個人行為。因此，公務員的行為必須用法律加以規范和約束，防止公務員手中的權力“越軌”避免侵害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使公務員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始終為公共利益服務。公務員的行為規范包括政治行為規范、工作行為規范、廉政行為規范、生活行為規范等內容。

（三）公務員的權益必須有法律保障 為了使公務員忠于職守，國家必須對公務員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公務員權益保障體系的內容主要有：

１．職業保障。即公務員“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經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退職或者行政處分”。有了職業保障，公務員才能安心工作，認真履行職責，而無后顧之憂。

２．經濟權益保障。即公務員有“獲得勞動報酬和享受保險、福利待遇”的權利。除國家法律和政策規定外，任何機關或領導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或者扣減國家公務員的工資，也不得提高或者降低國家公務員的保險和福利待遇。

３．政治權益保障。即公務員有“獲得履行職責所應有的權力”；有對國家行政機關及領導者提出批評和建議和權利；有參加政治理論和業務學習的權利；有參加政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及工會的權利。

４．法律救濟保障。國家公務員對于行政機關及其領導人員侵犯其合法權益的行為，可向上級行政機關或行政監察機關提出申訴或控告。受理機關必須按照有關規定做出處理。屬于國家行政機關對公務員處理錯誤的，應當及時予以糾正；對公務員造成名譽損害的，應當負責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對公務員造成經濟損失的，應當負賠償責任。

綜上所述，只有具備了職位分類這個“基礎”，管理機制這個“核心”，法規體系這個“保障”，才能算得上是比較“完善的國家公務員制度”。

司法體制改革完善

新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全會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堅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在鄧小平的倡導下，黨和國家在各個領域進行了撥亂反正，并于1978年、1982年兩次修改憲法，1988年、1993年兩次修改憲法，從而使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走向健康發展之路。“

鄧小平同志指出：“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鄧小平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十分重視通過健全法制保障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1979年6月他指出：“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與健全法制，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旨在”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促使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

鄧小平認為，沒有好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特別使沒有健全與完備的法律制度，單靠人治，就可以使壞人任意而行，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如果一個黨、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樣只要這個人有變動，就會出現不穩定。因此，他指出，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可以說，鄧小平依法治國理論的核心就是：“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的兩點論。正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充分認識到完善的法制對于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意義，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國司法制度在黨的領導下，1979年，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恢復司法部的設置，1983年6月，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決定在國務院成立國家安全部，以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領導。這些規定，從這種結構上加強了司法機關的建設。

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對《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作了適當修改。同時制定或重新頒布了《律師暫行條例》、《公正暫行條例》等，這些有關司法制度的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司法制度的恢復和走向健全。

從改革開放到黨的十五大的召開的近20年間，黨非常重視政法工作，領導人民制定了數百件法律、法規，從而基本建立起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法學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充實了司法隊伍，司法制度也逐步完備，法院組織體系逐步完善，不僅建立了四級兩審終審制的普通法院體系，而且建立起了鐵路運輸法院、軍事法院等專門法院。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建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律師制度也快速發展起來。全國已有11萬7千多名律師，9600多家律師事務所。司法機關辦理了數以萬計的各種案件，維護了國家的安全、社會的穩定以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法院在定紛止方面發揮了空前的作用，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逐步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大大增強，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所有這些都是在黨重視司法工作以及司法制度建設的條件下取得的。

中國司法制度的完善

1997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大會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并提出到2010年，要形成一整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對憲法進行修改，將鄧小平理論、依法治國載入憲法，從而使我國法治化進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為了實現法治，必須重視司法制度的建設，成分發揮司法在社會生活中的調節作用。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司法在調整生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司法對于維護國家與社會安全，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懲罰腐敗，實現民主與公正，維護社會主義方面發揮著無以代替的保障作用。沒有科學完善的司法制度，法治只是空中樓閣，無法實現。

無庸諱言，近一個時期，司法腐敗、司法不公等現象較為嚴重。這既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轉型時期出現各種問題的原因，同時也有司法制度不健全、存在缺陷的原因。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逐步建立以及社會主義法治的發展，現行的司法制度在某些方面已不再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的要求，為此，必須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必須看到進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已經提出，要“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進行審判權和檢察權。”十五大的召開，為司法改革指明了方向，而司法改革的目標是實現司法公正，推行司法改革應堅持黨的領導。我們的司法改革是黨領導下的司法改革。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我們的司法改革才有正確的方向、明確的目標，也才能保證在全國范圍內自上而下，有步驟地推進，惟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從體制上、制度上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協調各部門的利益。目前，我們不難發現，各個部門都在進行司法改革，這些改革充其量不過是工作方式的調整，嚴格說來并不是司法改革。因為任何一個部門不能改革涉及其他部門職權范圍內的權責，這就迫切要求黨中央統一組織、協調，成立司法改革的專門機構，從整個司法體制上加以改革。

在推進司法改革過程中，必須樹立法院的權威地位與公正形象。法院作為各種社會糾紛的裁判者，其公正執法是維護法律尊嚴，實現社會穩定的基石，法院在黨的領導下獨立執法。法院依法審判，只服從法律，目前，法院受地方政府的牽制太多，致使司法活動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涉，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司法公正性以及黨的威信受到嚴重的損害。為此，法院財政獨立于地方政府的體制，由國家設立專項經費，防止地方保護主義的利益驅動對司法統一的破壞。法院內部也應進行改革，應實行嚴格的法官資格取得制度、選拔制度、培訓機制以及法官職務保障措施與懲戒制度（包括訓誡、停職、開除等）。還應進行審判組織改革，完善合議制與獨任制，發揮合議庭與獨任法官的積極性，實現審者判、判者審的審、判合一，逐步減少乃至廢除審判委員會聽取匯報裁判案件違反現代訴訟原則的制度。應發揮黨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優勢，加強法官職業道德建設以及對違反職業道德的懲戒。

還應重新認識與確立公檢法之間的關系。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混淆了三機關尤其是法院與非法院之間的區別。法院之為法院，就在于它是社會糾紛的裁決機構，其中立性、被動性是其公正司法的前提，是實現法治的根本保證。為此，必須區分法院與非法院，應逐步樹立法院的公正形象，使法院成為公正的象征，為人們所尊崇。為實現司法制度的民主化，需要重新配置國家權力，我認為，反是限制、剝奪公民人身、財產、隱私權的權力應由法院行使，防止公安機關等行政機關濫用權力侵犯公民憲法權利。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應著重對職務犯罪的偵查以及對所有刑事案件的審查起訴與支持公訴，應加強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偵查活動的指揮、領導，實現追訴效益的最大化，還有改革完善檢察機關對法院裁判的抗訴機制。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應進行檢察體制的改革。公安體制的改革應以實現社會治安根本好轉以及提高刑事偵查質量為出發點。

律師制度是實現司法民主的重要標志。近幾年來，我國律師隊伍大大壯大，但仍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應進一步發展律師制度，發揮律師制度在法治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律師是法治社會中的重要力量，應正確認識律師的性質，改革律師管理體制以及律師組織形式，創造律師依法自由執業的良好環境。

為了提高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及法律職業人的認同感，應當實行法律職業一體化。為此，應當改革法學教育制度，促成能夠培養并保持高素質司法從業人員的合理機制。具體包括：統一的資格考試制度，即實行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統一考試；統一的司法研修制度；系統的職業道德維持制度。

進行司法教育改革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統一司法考試制度，實現“進口”統一、資格統一。第二階段，建立統一的司法研修制度，解決進修培訓標準和業務素質不統一的問題。第三階段，建立、健全和完善司法官和律師的素質保持制度。應逐步形成從律師中選拔法官、檢察官的機制。為了保證司法官道德品行的養成與持續，維護司法公正，應提高司法官待遇（薪俸等），使之高于一般公務員的標準。

實踐證明，什么時候堅持了黨的領導，我們的司法工作就能健康發展，反之，司法工作就會遭到破壞。在推進司法改革的過程中，要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司法機關獨立辦案的關系。二者不是對立的關系，司法是在黨領導下人民治理國家的重要工作，但黨的領導不是代替司法機關辦案，而是方針、路線、政策的領導。黨在領導人民制定出反映全體人民意志的法律后，司法部門嚴格依法辦案，我認為就是堅持了黨的領導。在司法機關辦案遇到了阻力時，黨要幫助司法機關排除阻力，目的同樣是保證司法機關辦案不受其他單位和個人的干預。黨的各級領導要力戒用皮條子、打招呼的形式去影響司法機關的辦案活動。同時，司法機關在依法辦案的過程中，還應執行黨在特定時期不同的刑事政策，例如，像目前的“嚴打”，當然，執行黨的刑事政策不是脫離法律，“從重從快”必須是在法律規定的量刑幅度內從重，在法律規定的辦案期限內從快。所以，正確處理好刑事政策與法律的關系，也是堅持黨的領導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黨更加重視司法工作，重視司法制度的建設。我相信，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司法改革一定會取得成功，司法公正目標一定會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