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浙江民營企業授信考察報告

關于浙江民營企業授信考察報告

近年來，浙江經濟快速發展，民營企業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浙江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成為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出現令世人矚目的“溫州模式”、“浙江現象”。民營企業的健康、快速發展為浙江創造了良好的授信環境，使浙江金融機構的授信業務和其它金融業務得到了快速發展，從而又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務和資金支持，民營企業與金融業務相互促進，推動了浙江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一、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

以“溫臺（臺州）模式”為代表的浙江民營企業起源于家庭作坊經濟，其發展的進程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春風使浙江沉眠已久的工商文化和敢于闖天下的民風迅速綻放，溫州等地的千家萬戶各起爐灶，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家庭作坊經濟如雨后春筍破土而出。同時，溫州等地的市場推銷人員走向全國各地，溫州當年的十萬供銷大軍“來自千家萬戶，走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賺來千金萬銀”，在推銷當地家庭作坊生產的小商品的過程中，既積累了豐富的市場經驗，也實現了最初的資本積累。第二階段為90年代中后期，部分家庭作坊經濟開始走向股份合作制，加強了上下游企業的合作聯合，家庭作坊經濟走上公司制的道路，民營公司初具規模，同時，一些專業市場和塊狀經濟初步形成。第三階段為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民營企業在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后，實力大大增強，出現大批極具規模和品牌效應的集團式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在規模和經濟份額上都占據浙江經濟的絕對優勢，浙江經濟已成為民營經濟的天下。

杭州灣地區的民營經濟發展歷程有所不同，但終究殊途同歸。80年代這些地區的經濟基本為“蘇南模式”，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集體經濟蓬勃發展，到80年代末期已形成一定規模。進入90年代，這一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產權改革，通過職工參股、企業拍賣等方式，鄉鎮企業、國有企業大量轉制為民營企業，經濟結構由“蘇南模式”轉型為“溫臺（臺州）模式”，民營經濟占據了絕對優勢。由于這一地區民營企業的特殊發展歷程，使其民營企業的規模比溫臺地區要大，而其企業機制比蘇南更為靈活。

經過改革開放后二十多年的發展，民營經濟在浙江各地遍地開花，除少數基礎性行業外，競爭性行業已完全民營化。據有關資料統計，目前浙江民營企業總數占浙江全部企業總數的98%，民營企業就業人數占全部就業人口的82%,民營企業產值占浙江國民經濟總產值的83%，浙江經濟已成為民營經濟的代名詞。

二、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特征

在二十多年的發展中，浙江民營經濟呈現出與其它地區民營經濟所不同的特征，這些特征造就了浙江經濟的強勢和特有活力，也為金融業健康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草根經濟。現在，人們喜歡將浙江民營經濟俗稱為“草根經濟”。它指的是浙江民營企業都是土生土長，在家鄉本土成長壯大。浙江民營企業是浙江農民在離鄉不離土的家庭作坊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企業，與開放地區的外來經濟所不同的是，它生于本土，長于本土，扎根于本土。即使今天，浙江民營企業發展壯大起來后，業務擴展到各地，其公司總部、生產基地、資金中心仍然扎根于本土。

2、塊狀經濟。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的塊狀特征尤其突出，各地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經濟和主導產業，地區分工明顯，各地區的主導產業在浙江、全國仍至世界都較為突出。如義烏小商品城、紹興輕紡城、寧波服裝、永康五金、嵊洲領帶、海寧皮革、永嘉鈕扣、蒼南商標。塊狀經濟彌補了浙江小企業、小商品經濟的不足，通過地區專業化、規模化使小企業、小商品得以做大做強。

3、專業市場發達。在塊狀經濟的基礎上，浙江各地組建了一系列的專業市場，為地區主導產業服務，如義烏小商品市場、永嘉鈕扣市場、永康五金城、寧波服裝市場、蒼南商標城等已成為全國性的專業市場。專業市場的發達為民營企業提供了良好的供銷渠道和市場信息，使浙江民營企業站在了同一產業的市場前端。

4、地區發展較為均衡。我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是地區不平衡。而浙江民營經濟在各地都得到了較好的發展，不管是杭州灣地區的寧波、紹興，還是南部山區的溫州，乃至內陸腹地的義烏、永康、東陽，民營經濟都較為發達。民營經濟的遍地開花使浙江地區經濟整體上得到較為均衡的發展，經濟的有效腹地比其它省份大。

5、中小企業為主體。發源于家庭作坊的浙江民營企業日前絕大多數仍為中小企業，其中從業人員100人以下的占企業總數的92%。經營收入1億元以上的企業僅占1%。浙江民營中小企業數量眾多，經營靈活，市場反映靈敏，產銷對路，相當多的企業還具有小而優、小而專的特點，企業效益良好。但這些企業也存在著家族式企業、管理水平不高、財務不規范、抗風險能力差的缺點。

6、制造業為主。浙江民營企業從家庭手工作坊發展而來，民營企業普遍從事的是制造業，其它行業的占比較少。浙江民營企業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勞實干做起來，目前經濟中投機的成份已較少，從而使浙江經濟的現有基礎較為夯實。

7、小商品生產占較大份額。浙江民營企業有相當部分從事小商品生產，他們抓住產業轉移的機遇，利用自身低廉的成本優勢將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場，通過大市場的規模效應進一步強化了自身的低成本優勢。這些小商品技術水平不高，市場競爭主要在于成本競爭，浙江民營企業的低成本優勢得到強化以后，其它企業已很難與之競爭。這些小商品雖為傳統產品，但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市場的波動性較小,浙江民營企業占領這一市場后，便獲得了長期穩定的市場空間，企業經營相對穩定。

三、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造就的金融環境

金融業務的發展以當地經濟的發展為基礎，浙江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為當地金融業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頗具特色的民營經濟和社會文化氛圍為銀行授信業務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近幾年，浙江各家銀行的授信業務發展較快，且授信資產質量優良，這些得益于當地以民營經濟發展為基礎而形成的良好授信環境。

江浙一帶是中國最具歷史文化沉淀的地區，由于歷史的淵源沉淀，浙江地區民眾具備較高的素養，民風崇尚榮譽，注重名聲。進入工商社會以后，這種歷史文化和民風淵源逐漸演化為誠實守信的社會環境。而浙江以民營企業為基礎產生的草根經濟將誠信的社會環境進一步得到強化。浙江各地目前沒有建立社會征信系統，但草根經濟使浙江形成了天然的社會征信系統。由于浙江民營企業土生土長于浙江本土，企業、經營者、法定代表人的經營歷程、資產情況、行業品行、歷史信譽以及社會關系等授信信息能夠得到比較順暢的溝通，授信信息不對稱的矛盾被草根經濟所化解。同時草根經濟的特征使浙江金融機構很容易得到企業的動態信息，民營企業經營中的發展變化情況能夠比較及時地傳遞到授信業務人員，從而使授信業務人員能夠動態監控風險，隨時根據民營企業的經營變化調整授信策略，采取有針對性的風險控制措施。因此，草根經濟使授信業務建立在信息較為充分、及時的基礎上，從貸前到貸后的整個業務流程中，授信風險的可控程度比較高，銀行的主動性較強。

從微觀經濟環境來看，民營經濟的特征使浙江的微觀經濟主體產權天然明晰，企業運作的深層次矛盾得到解決，經營者的責權利三者天然合一。浙江的民營企業大多數仍為中小企業，具有抗風險能力弱的缺點，但當地的專業市場、塊狀經濟為浙江中小民營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其小商品生產具有獨特的市場空間；大量的民營制造企業股東的投入較大，負債率普遍較低。浙江民營企業的特點為浙江金融機構授信創造了良好的企業微觀環境，為浙江當地各銀行優良的授信資產質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浙江的民營企業在東南西北中遍地開花，促進了浙江經濟整體上的均衡發展，從而為浙江金融機構創造了較為廣闊的經濟腹地。應當說目前浙江各銀行授信業務的回旋余地比較大，業務發展的內涵與外延空間都比較廣。

四、浙江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政策

浙江各銀行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政策有一個逐步演化的過程。在浙江民營企業發展的初、中期，民營企業基本為幾大國有銀行限制準入的客戶，銀行信貸資金的支持對象主要是國有和集體企業。當時民營企業的信貸資金主要來自于地下錢莊和當地信用社，溫州等地民間融資非常發達。到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各股份制銀行率先選擇以民營企業為主要的授信支持對象并獲得較快的發展；而國有和集體企業開始從經濟競爭領域退出，由此使得一貫以國有和集體企業為支持對象的幾大國有銀行的發展落后于股份制銀行，且資產質量也遠遠落后于股份制銀行并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到90年代后期，浙江各國有銀行轉變了對民營企業的認識，加大了對民營企業授信的支持力度。進入本世紀，不僅大、中型民營企業得到各家銀行授信的積極支持，眾多產品有市場的中小民營企業也成為各家銀行信貸資金支持的對象。

由于浙江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及其獨具特色的經濟特征，當地各銀行普遍看好民營企業。各家銀行創新民營企業授信理念，調整傳統的授信政策,再造授信流程，加強產品創新，加大對民營企業授信的投放力度。在對民營企業授信業務上，股份制商業銀行方法更為靈活，措施更為有力，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投放力度比國有銀行大。

在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客戶戰略上，浙江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提倡客戶培植戰略，廣東發展銀行浙江分行將之稱為“種芝麻，抱西瓜”。對產權明晰的中小民營企業采取積極的培育政策，通過培育培植中小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培養客戶的忠誠度，分享中小民營企業成長壯大的成果，與民營企業共成長。部分銀行將此政策具體化到績效考核中，將中小民營企業培養成優質大戶的相關業務人員、責任人將得到績效獎勵。在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選擇上，堅持兩個發展性和成長性原則，一是企業的經營具有發展性和成長性，二是銀企業合作的的前景具有發展性和成長性；注重二種效益，一是客戶提供的綜合效益，二是客戶提供的中長期效益。

針對中小民營企業擔保難的問題，浙江的股份制銀行充分挖掘企業兩方面的擔保資源，加強業務創新。一是充分挖掘企業的資產資源，各種動產質押、倉單質押、應收款質押、品牌質押、知識產權的質押等等應有盡有；二是挖掘企業的客戶資源，通過客戶的上下游企業和一些關系客戶開辟擔保渠道。

財務報表是授信信息獲取的主要渠道，中小民營企業的財務報表不規范問題在浙江同樣存在，但多數情況是企業的資產利潤沒有全部在報表中反映，浙江銀行界稱為信息良性不對稱。針對民營企業財務信息的失真，商業銀行沒有固守財務信息，轉而尋求民營企業的活信息。銀行界在對中小民營企業進行授信調查和信用評級時，會認真調查企業用電量、銀行結算量、企業現金流量、納稅額等活性信息，并將這些活性信息納入企業信用評級指標體系。這些活性指標體系更能真實反映企業生產經營的真實情況，從這些活性指標入手進行授信調查和信用評級既能更好地控制授信風險，也有利于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拓展。

在中小民營企業的行業政策和地區政策上，浙江銀行界的民營企業授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各行普遍把競爭過于激烈、產品替代性強的行業列為限制性行業，對具有地方特色的傳統產業予以支持。一些專業市場發達、塊狀經濟特征突出的地區則成為各家銀行授信支持的重點地區，部分銀行將這些地區拉直管理，一些銀行則對這些地區分支機構給予了比較大的授信授權。

五、民營企業授信風險控制

針對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存在的問題，浙江各商業銀行沒有簡單地回避這些風險，而是采取了一系列靈活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這些風險控制使授信的安全性得到較好的保障，也使民營企業的授信能夠得到快速的發展。近幾年浙江各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授信超常規倍增式發展，但授信資產質量普遍良好，資產不良率普遍在5%以下，許多地區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更是控制在1%以下，成為國內銀行界的奇跡。這一奇跡的產生與浙江良好的授信環境有關，但更得益于銀行積極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

各銀行在從事民營企業授信中非常重視風險控制，近幾年各銀行在自己的績效考核體系中強化了資產質量的權重，加大了獎懲的力度。有些地區的銀行將授信質量與一把手的年終考核薪酬直接掛鉤。廣東發展銀行杭州分行的風險管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該行教育員工“授信業務收來的是利息，損失的是血本”，“騙你的是最好的朋友”，“對待授信風險要象航空公司對待飛行一樣”，“要象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信貸資產”。在授信風險理念上，該行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反對風險最小原則，這樣將最大限度地獲得業務機會和利潤，反之則會喪失業務機會，獲得較低的利潤回報。在對企業監控的著眼點上，該行強調從資金流、物資流等動態和活性信息著手，而不是盯財務報表。該行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實行企業經營者的首席（行長）談話制，使問責審批人對中小民營企業經營者形成直觀認識。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調查實行雙人調查制，調查內容要重視活性信息而不是財務報表，對部分企業實行業務人員與審批人員的聯合調查；對部分企業直接參與企業的合同談判，獲得企業的第一手業務資料。在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貸后監控上，該行主動深入，授信達到一定規模后，該行要求企業增加注冊資金規范相關管理，關健崗位的員工必須符合其要求的素質，達不到其貸后監控的要求，該則堅決收貸。這些靈活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使其得到較好的回報，其140億的授信資產，不良率僅為0.4%。

為控制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準入風險，有些銀行從一些活性指標入手設置了自己的準入指標體系；有的銀行要求一把手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包發放、包管理、包本息收回，并將此“三包”與一把手的年終考核掛鉤；在授權體系上根據地區風險和機構風險控制水平實行了差別授權和動態授權，設置了授權警戒線；對各種形式的中小民營企業貸款實行風險組合管理。為解決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風險溢價，銀行利率上浮的方法運用的較為普遍。一些銀行還要求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授信即貸即收，不得展期和以貸還貸。

六、浙江民營企業授信對我們的啟示

浙江各商業銀行面臨的民營企業授信環境與深圳不同，其民營企業授信的做法，我們不能簡單的移植照搬；但其民營企業授信的一些理念、管理方法、運作機制、業務創新等對我們當前的授信業務及管理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值得我們借鑒。

1、在企業授信上，表面看來我們不會以所有制來歧視民營企業。但我們仍有認識上的不足。一是對民營企業的未來發展認識和準備不足。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昭示了企業產權改革的方向，企業產權改革是企業改革的核心，民營企業以其產權的天然明晰迎合了企業改革的未來，同時民營企業的內在機制造就了其市場經濟中強勁的競爭力，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民營企業必將占據未來市場的絕對份額。因此，在內涵于未來的授信業務上，僅僅以一視同仁來對待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將可能使我們錯失未來。未雨綢繆，重新審視和規劃民營企業授信的未來是十分必要的。在當前以民營為核心的企業產權改革中，由于缺乏前期研究和準備，面對EMBO、MBO、企業并購等民營化授信業務，我們有時顯得手忙腳亂。二是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理念需要重塑。隨著授信市場競爭的激烈化和大中型企業融資渠道的多元化，中小企業授信將成為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如果說我們現在沒有歧視民營企業，但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確實是我們所忽視的領域。有些中小民營企業規模不大，但卻小而專、小而特，具有自身的生存空間，應該成為我們授信支持的對象；對于經營者素質較高，企業運作規范，經營機制靈活，有發展潛力和增長空間的中小民營企業，我們應以客戶培植的理念給予授信支持，培養客戶的忠誠度，“種芝麻，抱西瓜”，為我們的授信儲備未來。

2、隨著授信買方市場的形成，我們的授信理念應作重新調整，我們應調整風險最小理念，堅持風險可控原則。這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堅持風險可控為前提，風險是否可控無從把握的冒險業務不應納入我們的授信范圍，這是授信區別于風險投資的本質所在。二是堅持風險可控而不是最小，在授信賣方市場條件下，我們可以優中選優；授信買方市場條件下，風險最小原則將束縛業務空間，失缺高利潤業務。授信業務與風險相伴生，關鍵在于授信風險是否能為我們所控制。在授信買方市場條件下，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將為我們爭得最大的業務空間和利潤空間。

3、正確認識傳統產業。當前，商業銀行的授信行業政策存在著重高新技術產業輕傳統產業的偏向。商業銀行授信業務的價值取向并不在于技術水平而在于安全性和效益性。高新技術產業（成熟前）在伴隨著高利潤的同時，也伴生著高風險，與風險投資的價值取向相吻合。企業能在傳統產業中占有較高份額，或有獨特的市場空間，這說明了企業具有較穩定的生存空間，從而兼具安全性和效益性，其價值內涵正是授信業務的取向，絲毫不能為我們的授信業務所輕視。

4、授信調查和貸后跟蹤重視企業活性信息。信息不對稱是授信業務的固有矛盾，民營企業更甚。如果停留于文字上的固化信息，信息不對稱是難以化解的。抓住企業的用電用水量、現金流量、銀行結算量和納稅額等企業活信息，往往更能使我們了解到企業經營的真實信息，做活授信調查和貸后跟蹤，事半功倍，更好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5、開拓異地授信業務。從對浙江商業銀行授信情況的調查看，內地授信業務的客戶選擇余地要比深圳大得多，甚至其不予授信支持的客戶在深圳卻已成為各商業銀行爭搶的對象。作為經濟組織的商業銀行本身不能以行政區劃畫地為牢，深圳目前逐漸成為資金過剩地區，而深圳銀行相對內地行具有理念、服務、產品等方面的競爭優勢，局于深圳一隅只能喪失發展空間。當然，授信業務具有貸后跟蹤的特殊要求，對異地授信應選擇貸后跟蹤要求少，難度低的項目。

6、從與浙江商業銀行授信的比較情況看，我們對利率杠桿利用不夠，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很少上浮利率。相對于大中型企業，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具有平均風險水平較高、人力資源投入大、業務成本相對較高的不足，但銀企合作中企業不占強勢。因此，我們需要也有可能利用利率杠桿來彌補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風險溢價和成本提補。同時，提升利率也可能促使企業從成本考慮而優先償還，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授信風險的控制。

7、加快社會征信系統的建設。作為移民城市的深圳，與浙江草根經濟的特征相反，人們缺少歸宿感，社會誠信的自然基礎較差，這更需要通過人為強化，建設社會征信系統，逐步為深圳各商業銀行的授信業務創造良好的誠信環境。

(作者單位：深圳市國內銀行同業公會)

第二篇：關于浙江民營企業授信考察報告

關于浙江民營企業授信考察報告

近年來，浙江經濟快速發展，民營企業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浙江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成為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出現令世人矚目的“溫州模式”、“浙江現象”。民營企業的健康、快速發展為浙江創造了良好的授信環境，使浙江金融機構的授信業務和其它金融業務得到了快速發展，從而又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務和資金支持，民營企業與金融業務相互促進，推動了浙江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一、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

以“溫臺（臺州）模式”為代表的浙江民營企業起源于家庭作坊經濟，其發展的進程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春風使浙江沉眠已久的工商文化和敢于闖天下的民風迅速綻放，溫州等地的千家萬戶各起爐灶，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家庭作坊經濟如雨后春筍破土而出。同時，溫州等地的市場推銷人員走向全國各地，溫州當年的十萬供銷大軍“來自千家萬戶，走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賺來千金萬銀”，在推銷當地家庭作坊生產的小商品的過程中，既積累了豐富的市場經驗，也實現了最初的資本積累。第二階段為90年代中后期，部分家庭作坊經濟開始走向股份合作制，加強了上下游企業的合作聯合，家庭作坊經濟走上公司制的道路，民營公司初具規模，同時，一些專業市場和塊狀經濟初步形成。第三階段為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民營企業在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后，實力大大增強，出現大批極具規模和品牌效應的集團式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在規模和經濟份額上都占據浙江經濟的絕對優勢，浙江經濟已成為民營經濟的天下。

杭州灣地區的民營經濟發展歷程有所不同，但終究殊途同歸。80年代這些地區的經濟基本為“蘇南模式”，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集體經濟蓬勃發展，到80年代末期已形成一定規模。進入90年代，這一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產權改革，通過職工參股、企業拍賣等方式，鄉鎮企業、國有企業大量轉制為民營企業，經濟結構由“蘇南模式”

轉型為“溫臺（臺州）模式”，民營經濟占據了絕對優勢。由于這一地區民營企業的特殊發展歷程，使其民營企業的規模比溫臺地區要大，而其企業機制比蘇南更為靈活。

經過改革開放后二十多年的發展，民營經濟在浙江各地遍地開花，除少數基礎性行業外，競爭性行業已完全民營化。據有關資料統計，目前浙江民營企業總數占浙江全部企業總數的98%，民營企業就業人數占全部就業人口的82%,民營企業產值占浙江國民經濟總產值的83%，浙江經濟已成為民營經濟的代名詞。

二、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特征

在二十多年的發展中，浙江民營經濟呈現出與其它地區民營經濟所不同的特征，這些特征造就了浙江經濟的強勢和特有活力，也為金融業健康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草根經濟。現在，人們喜歡將浙江民營經濟俗稱為“草根經濟”。

它指的是浙江民營企業都是土生土長，在家鄉本土成長壯大。浙江民營企業是浙江農民在離鄉不離土的家庭作坊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企業，與開放地區的外來經濟所不同的是，它生于本土，長于本土，扎根于本土。即使今天，浙江民營企業發展壯大起來后，業務擴展到各地，其公司總部、生產基地、資金中心仍然扎根于本土。

2、塊狀經濟。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的塊狀特征尤其突出，各地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經濟和主導產業，地區分工明顯，各地區的主導產業在浙江、全國仍至世界都較為突出。如義烏小商品城、紹興輕紡城、寧波服裝、永康五金、嵊洲領帶、海寧皮革、永嘉鈕扣、蒼南商標。塊狀經濟彌補了浙江小企業、小商品經濟的不足，通過地區專業化、規模化使小企業、小商品得以做大做強。

3、專業市場發達。在塊狀經濟的基礎上，浙江各地組建了一系列的專業市場，為地區主導產業服務，如義烏小商品市場、永嘉鈕扣市場、永康五金城、寧波服裝市場、蒼南商標城等已成為全國性的專業市場。專業市場的發達為民營企業提供了良好的供銷渠道和市場信息，使浙江民營企業站在了同一產業的市場前端。

4、地區發展較為均衡。我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是地區不平衡。而浙江民營經濟在各地都得到了較好的發展，不管是杭州灣地區的寧波、紹興，還是南部山區的溫州，乃至內陸腹地的義烏、永康、東陽，民營經濟都較為發達。民營經濟的遍地開花使浙江地區經濟整體上得到較為均衡的發展，經濟的有效腹地比其它省份大。

6、制造業為主。浙江民營企業從家庭手工作坊發展而來，民營企業普遍從事的是制造業，其它行業的占比較少。浙江民營企業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勞實干做起來，目前經濟中投機的成份已較少，從而使浙江經濟的現有基礎較為夯實。

7、小商品生產占較大份額。浙江民營企業有相當部分從事小商品生產，他們抓住產業轉移的機遇，利用自身低廉的成本優勢將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場，通過大市場的規模效應進一步強化了自身的低成本優勢。這些小商品技術水平不高，市場競爭主要在于成本競爭，浙江民營企業的低成本優勢得到強化以后，其它企業已很難與之競爭。這些小商品雖為傳統產品，但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市場的波動性較小,浙江民營企業占領這一市場后，便獲得了長期穩定的市場空間，企業經營相對穩定。

三、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造就的金融環境

金融業務的發展以當地經濟的發展為基礎，浙江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為當地金融業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頗具特色的民營經濟和社會文化氛圍為銀行授信業務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近幾年，浙江各家銀行的授信業務發展較快，且授信資產質量優良，這些得益于當地以民營經濟發展為基礎而形成的良好授信環境。

江浙一帶是中國最具歷史文化沉淀的地區，由于歷史的淵源沉淀，浙江地區民眾具備較高的素養，民風崇尚榮譽，注重名聲。進入工商社會以后，這種歷史文化和民風淵源逐漸演化為誠實守信的社會環境。而浙江以民營企業為基礎產生的草根經濟將誠信的社會環境進一步得到強化。浙江各地目前沒有建立社會征信系統，但草根經濟使浙江形成了天然的社會征信系統。由于浙江民營企業土生土長于浙江本土，企業、經營者、法定代表人的經營歷程、資產情況、行業品行、歷史信譽以及社會關系等授信信息能夠得到比較順暢的溝通，授信信息不對稱的矛盾被草根經濟所化解。

同時草根經濟的特征使浙江金融機構很容易得到企業的動態信息，民營企業經營中的發展變化情況能夠比較及時地傳遞到授信業務人員，從而使授信業務人員能夠動態監控風險，隨時根據民營企業的經營變化調整授信策略，采取有針對性的風險控制措施。因此，草根經濟使授信業務建立在信息較為充分、及時的基礎上，從貸前到貸后的整個業務流程中，授信風險的可控程度比較高，銀行的主動性較強。

從微觀經濟環境來看，民營經濟的特征使浙江的微觀經濟主體產權天然明晰，企業運作的深層次矛盾得到解決，經營者的責權利三者天然合一。

浙江的民營企業大多數仍為中小企業，具有抗風險能力弱的缺點，但當地的專業市場、塊狀經濟為浙江中小民營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其小商品生產具有獨特的市場空間；大量的民營制造企業股東的投入較大，負債率普遍較低。浙江民營企業的特點為浙江金融機構授信創造了良好的企業微觀環境，為浙江當地各銀行優良的授信資產質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浙江的民營企業在東南西北中遍地開花，促進了浙江經濟整體上的均衡發展，從而為浙江金融機構創造了較為廣闊的經濟腹地。應當說目前浙江各銀行授信業務的回旋余地比較大，業務發展的內涵與外延空間都比較廣。

四、浙江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政策

浙江各銀行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政策有一個逐步演化的過程。在浙江民營企業發展的初、中期，民營企業基本為幾大國有銀行限制準入的客戶，銀行信貸資金的支持對象主要是國有和集體企業。當時民營企業的信貸資金主要來自于地下錢莊和當地信用社，溫州等地民間融資非常發達。到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各股份制銀行率先選擇以民營企業為主要的授信支持對象并獲得較快的發展；而國有和集體企業開始從經濟競爭領域退出，由此使得一貫以國有和集體企業為支持對象的幾大國有銀行的發展落后于股份制銀行，且資產質量也遠遠落后于股份制銀行并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到90年代后期，浙江各國有銀行轉變了對民營企業的認識，加大了對民營企業授信的支持力度。進入本世紀，不僅大、中型民營企業得到各家銀行授信的積極支持，眾多產品有市場的中小民營企業也成為各家銀行信貸資金支持的對象。

由于浙江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及其獨具特色的經濟特征，當地各銀行普遍看好民營企業。各家銀行創新民營企業授信理念，調整傳統的授信政策,再造授信流程，加強產品創新，加大對民營企業授信的投放力度。在對民營企業授信業務上，股份制商業銀行方法更為靈活，措施更為有力，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投放力度比國有銀行大。

在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客戶戰略上，浙江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提倡客戶培植戰略，廣東發展銀行浙江分行將之稱為“種芝麻，抱西瓜”。對產權明晰的中小民營企業采取積極的培育政策，通過培育培植中小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培養客戶的忠誠度，分享中小民營企業成長壯大的成果，與民營企業共成長。部分銀行將此政策具體化到績效考核中，將中小民營企業培養成優質大戶的相關業務人員、責任人將得到績效獎勵。在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選擇上，堅持兩個發展性和成長性原則，一是企業的經營具有發展性和成長性，二是銀企業合作的的前景具有發展性和成長性；注重二種效益，一是客戶提供的綜合效益，二是客戶提供的中長期效益。

針對中小民營企業擔保難的問題，浙江的股份制銀行充分挖掘企業兩方面的擔保資源，加強業務創新。一是充分挖掘企業的資產資源，各種動產質押、倉單質押、應收款質押、品牌質押、知識產權的質押等等應有盡有；

二是挖掘企業的客戶資源，通過客戶的上下游企業和一些關系客戶開辟擔保渠道。

財務報表是授信信息獲取的主要渠道，中小民營企業的財務報表不規范問題在浙江同樣存在，但多數情況是企業的資產利潤沒有全部在報表中反映，浙江銀行界稱為信息良性不對稱。針對民營企業財務信息的失真，商業銀行沒有固守財務信息，轉而尋求民營企業的活信息。銀行界在對中小民營企業進行授信調查和信用評級時，會認真調查企業用電量、銀行結算量、企業現金流量、納稅額等活性信息，并將這些活性信息納入企業信用評級指標體系。這些活性指標體系更能真實反映企業生產經營的真實情況，從這些活性指標入手進行授信調查和信用評級既能更好地控制授信風險，也有利于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拓展。

在中小民營企業的行業政策和地區政策上，浙江銀行界的民營企業授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各行普遍把競爭過于激烈、產品替代性強的行業列為限制性行業，對具有地方特色的傳統產業予以支持。一些專業市場發達、塊狀經濟特征突出的地區則成為各家銀行授信支持的重點地區，部分銀行將這些地區拉直管理，一些銀行則對這些地區分支機構給予了比較大的授信授權。

五、民營企業授信風險控制

針對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存在的問題，浙江各商業銀行沒有簡單地回避這些風險，而是采取了一系列靈活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這些風險控制使授信的安全性得到較好的保障，也使民營企業的授信能夠得到快速的發展。近幾年浙江各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授信超常規倍增式發展，但授信資產質量普遍良好，資產不良率普遍在5%以下，許多地區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更是控制在1%以下，成為國內銀行界的奇跡。這一奇跡的產生與浙江良好的授信環境有關，但更得益于銀行積極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

各銀行在從事民營企業授信中非常重視風險控制，近幾年各銀行在自己的績效考核體系中強化了資產質量的權重，加大了獎懲的力度。有些地區的銀行將授信質量與一把手的年終考核薪酬直接掛鉤。廣東發展銀行杭州分行的風險管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該行教育員工“授信業務收來的是利息，損失的是血本”，“騙你的是最好的朋友”，“對待授信風險要象航空公司對待飛行一樣”，“要象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信貸資產”。在授信風險理念上，該行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反對風險最小原則，這樣將最大限度地獲得業務機會和利潤，反之則會喪失業務機會，獲得較低的利潤回報。在對企業監控的著眼點上，該行強調從資金流、物資流等動態和活性信息著手，而不是盯財務報表。該行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實行企業經營者的首席（行長）談話制，使問責審批人對中小民營企業經營者形成直觀認識。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調查實行雙人調查制，調查內容要重視活性信息而不是財務報表，對部分企業實行業務人員與審批人員的聯合調查；對部分企業直接參與企業的合同談判，獲得企業的第一手業務資料。在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貸后監控上，該行主動深入，授信達到一定規模后，該行要求企業增加注冊資金規范相關管理，關健崗位的員工必須符合其要求的素質，達不到其貸后監控的要求，該則堅決收貸。這些靈活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使其得到較好的回報，其140億的授信資產，不良率僅為0.4%。

為控制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準入風險，有些銀行從一些活性指標入手設置了自己的準入指標體系；有的銀行要求一把手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包發放、包管理、包本息收回，并將此“三包”與一把手的年終考核掛鉤；在授權體系上根據地區風險和機構風險控制水平實行了差別授權和動態授權，設置了授權警戒線；對各種形式的中小民營企業貸款實行風險組合管理。為解決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風險溢價，銀行利率上浮的方法運用的較為普遍。一些銀行還要求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授信即貸即收，不得展期和以貸還貸。

六、浙江民營企業授信對我們的啟示

浙江各商業銀行面臨的民營企業授信環境與深圳不同，其民營企業授信的做法，我們不能簡單的移植照搬；

但其民營企業授信的一些理念、管理方法、運作機制、業務創新等對我們當前的授信業務及管理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值得我們借鑒。

1、在企業授信上，表面看來我們不會以所有制來歧視民營企業。但我們仍有認識上的不足。一是對民營企業的未來發展認識和準備不足。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昭示了企業產權改革的方向，企業產權改革是企業改革的核心，民營企業以其產權的天然明晰迎合了企業改革的未來，同時民營企業的內在機制造就了其市場經濟中強勁的競爭力，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民營企業必將占據未來市場的絕對份額。因此，在內涵于未來的授信業務上，僅僅以一視同仁來對待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將可能使我們錯失未來。未雨綢繆，重新審視和規劃民營企業授信的未來是十分必要的。在當前以民營為核心的企業產權改革中，由于缺乏前期研究和準備，面對embo、mbo、企業并購等民營化授信業務，我們有時顯得手忙腳亂。二是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理念需要重塑。隨著授信市場競爭的激烈化和大中型企業融資渠道的多元化，中小企業授信將成為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如果說我們現在沒有歧視民營企業，但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確實是我們所忽視的領域。有些中小民營企業規模不大，但卻小而專、小而特，具有自身的生存空間，應該成為我們授信支持的對象；對于經營者素質較高，企業運作規范，經營機制靈活，有發展潛力和增長空間的中小民營企業，我們應以客戶培植的理念給予授信支持，培養客戶的忠誠度，“種芝麻，抱西瓜”，為我們的授信儲備未來。

2、隨著授信買方市場的形成，我們的授信理念應作重新調整，我們應調整風險最小理念，堅持風險可控原則。這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堅持風險可控為前提，風險是否可控無從把握的冒險業務不應納入我們的授信范圍，這是授信區別于風險投資的本質所在。二是堅持風險可控而不是最小，在授信賣方市場條件下，我們可以優中選優；授信買方市場條件下，風險最小原則將束縛業務空間，失缺高利潤業務。授信業務與風險相伴生，關鍵在于授信風險是否能為我們所控制。在授信買方市場條件下，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將為我們爭得最大的業務空間和利潤空間。

3、正確認識傳統產業。當前，商業銀行的授信行業政策存在著重高新技術產業輕傳統產業的偏向。商業銀行授信業務的價值取向并不在于技術水平而在于安全性和效益性。高新技術產業（成熟前）在伴隨著高利潤的同時，也伴生著高風險，與風險投資的價值取向相吻合。企業能在傳統產業中占有較高份額，或有獨特的市場空間，這說明了企業具有較穩定的生存空間，從而兼具安全性和效益性，其價值內涵正是授信業務的取向，絲毫不能為我們的授信業務所輕視。

4、授信調查和貸后跟蹤重視企業活性信息。信息不對稱是授信業務的固有矛盾，民營企業更甚。如果停留于文字上的固化信息，信息不對稱是難以化解的。抓住企業的用電用水量、現金流量、銀行結算量和納稅額等企業活信息，往往更能使我們了解到企業經營的真實信息，做活授信調查和貸后跟蹤，事半功倍，更好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5、開拓異地授信業務。從對浙江商業銀行授信情況的調查看，內地授信業務的客戶選擇余地要比深圳大得多，甚至其不予授信支持的客戶在深圳卻已成為各商業銀行爭搶的對象。

作為經濟組織的商業銀行本身不能以行政區劃畫地為牢，深圳目前逐漸成為資金過剩地區，而深圳銀行相對內地行具有理念、服務、產品等方面的競爭優勢，局于深圳一隅只能喪失發展空間。當然，授信業務具有貸后跟蹤的特殊要求，對異地授信應選擇貸后跟蹤要求少，難度低的項目。

6、從與浙江商業銀行授信的比較情況看，我們對利率杠桿利用不夠，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很少上浮利率。

相對于大中型企業，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具有平均風險水平較高、人力資源投入大、業務成本相對較高的不足，但銀企合作中企業不占強勢。因此，我們需要也有可能利用利率杠桿來彌補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風險溢價和成本提補。同時，提升利率也可能促使企業從成本考慮而優先償還，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授信風險的控制。

7、加快社會征信系統的建設。作為移民城市的深圳，與浙江草根經濟的特征相反，人們缺少歸宿感，社會誠信的自然基礎較差，這更需要通過人為強化，建設社會征信系統，逐步為深圳各商業銀行的授信業務創造良好的誠信環境。

(作者單位：深圳市國內銀行同業公會)

第三篇：走進浙江民營企業

第二篇 走進浙江民營企業

通過這次社會實踐，我們對浙江省民營企業有了深入的了解，對民營企業家們創業、創新和創優不懈的追求精神和艱苦歷程有了更高的認識。十六大奠定了我國民營經濟飛速發展的理論基礎，民營企業創業條件日益優化，政策配套，環境改善，氛圍濃郁，熱情高漲。浙江省是全國民營企業發展最快、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數以萬計的民營企業已經成為浙江省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柱。在浙江省各級政府大力扶持下，浙江省民營經濟一直處在一個持續穩定增長的發展態勢上。

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是一條顛簸不破的真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總方針。浙江省民營企業的發展，雖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浙江省在機制上、在集群產業上、在人才培養上、在科技投入上對民營企業全方位的支持。但企業內部不斷創新的治理結構、管理體制和文化建設更是企業持續快速發展不容忽視的關鍵因素。中國加入WTO以后，面對國外商家激烈的競爭，面對生存環境的巨大改變，中國浙江的民營企業是如何應對和發展的呢？

對入世以來民營企業發展調查是一個新課題，理論界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模式。我們通過參考大量資料并結合萬事利集團的實際發展情況，總結出浙江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普遍得益于以下三點，即理論和實際相結合、企業與世界相融合、企業內部不斷整合。“三合”是一個有機整體，理論和實際相結合是基礎，企業與世界相融合是方向，企業內部整合是不斷克服困難獲得發展的保證。而企業的文化建設和合理的人才機制是實現“三合”的潤滑劑，是促進企業快速發展的根本保障。下面結合浙江民營企業的實際情況和較新理論成果分別進行論述。

1.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在高新技術日新月異、市場產品輪番更新、人們的生活方式急劇變革的時代,民營企業只有積極適應外部環境的新變化，自覺調整內部結構體系，不斷創新，才能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立足。因此現代企業必須不斷加強自我學習、自我豐富、自我超越，實現不斷創新。創新不是一種停留在口頭上的抽象概念，也不是一種嘩眾取寵的媒體文字游戲，而是一種從理論到實踐，從實踐到理論的反復的理論結合實踐的演繹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推陳出新，歸納、總結并提升為一種企業適應經營環境的經營與管理的指導理論。企業可持續發展就是對企業理念、企業行為以及企業經營謀略進行檢查、評估、糾正與完善的過程。創新源自企業的經營實踐，是企業家洞察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對企業市場拓展、市場占有必然的反饋。只有將實踐與理論不斷地結合，不斷地拓展，不斷地提高，才能實現真正的創新。創新始終是一個有助于企業產品和服務差異性增大、有助于企業戰略資產積累、有助于更大幅度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有助于大幅度提升企業競爭力的范疇。

一個有所作為的企業家，應該善于在理論的高度上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使之成為指導企業經營活動和發展壯大的企業理念，讓自己的企業擁有理論發展空間。企業家應該了解，沒有理論支撐的行為都是帶有失敗必然性的盲目行為。浙江省民營企業家很重視自身學習，自身提高，通過轉換理念，更新知識，加強競爭意識，質量意識、信用意識、團隊意識和現代企業制度意識，引導企業不斷地持續向前發展。此外，浙江民營企業家還通過外出觀摩學習，加大企業間相互交流，同時學習和借鑒先進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思路、管理模式和經營方式，“看一流企業、學一流經驗、創一流事業”，開拓眼界和思路，取長補短，相互促進。

萬事利總裁李建華告訴我們，作為合格的現代企業家，至少需要有三至五個學科以上的相關理論知識。的確，浙江省民營企業主素質現在有了明顯的提高。早期的浙江民營企業家大部分是剛剛從田地里上岸的農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在二十多年的發展中，相當一部分通過各種途徑的學習，文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已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有著擴大再生產欲望和能力的企業，自發產生了希望提升素質的要求，不斷加強自身的學習。如今民營企業主中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占調查總數的84%，其中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經理人占37%，在科技企業工作的經理人更是具有較好的文化背景。

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在另一層面上表現為科技成果及時與生產實踐相聯系。由于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科學技術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大，對社會發展影響也越來越深遠。尤其是科技產業的興起，科學技術與經濟的聯系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使得科學技術作為生產要素進入市場，成為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關鍵環節。世界經濟發達國家都競相采用最新科學技術，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品的升級換代，一大批以高新技術為基礎的新興產業也在蓬勃興起。浙江民營企業在這方面也走在全國的前列，始終堅持以科技為第一生產力，與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保持長期的合作關系，根據現代企業發展及市場的需要，優化創新環境，提高技術創新主體的創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向產業轉移，不斷推動高技術產業化進程。目前相當一批民營企業進入了高科技領域，科技型民營企業逐年增加。到2005年，浙江省基本形成了以民營科技型大企業、大集團為龍頭，民營科技創新機構為支撐，以科技型中小企業為基礎的民營科技企業群體，在全省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使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進一步走在全國的前列。

2、企業與世界相融合國際化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飛速發展的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對世界各國的未來發展和整個國際經濟政治格局正在產生巨大的影響。一個世界性的社會化大生產網絡正在形成，傳統的以自然資源、產品為基礎的分工格局已被打破，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活動中的突出作用日益明顯。中國的對外開放不斷向縱

深方向發展，“國內市場國際化、國際競爭國內化”的新的競爭格局已經形成。為了尋求經營機會、保護和擴大原有市場、克服貿易壁壘、追求優惠政策、獲取技術領先，浙江民營企業充分意識到開展國際經營，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民營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浙江民營企業在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的轉變中逐漸放眼全球，從打拼國內市場上升到拓展海外市場，從利用國內資源升級到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積極利用自身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加強與國際市場的融合與接軌，開展國際競爭與合作。形成了一幕浙江民企百舸爭流、逐鹿海外的壯闊景象。

今日的浙江民營企業逐步呈現出組團式、規模化、實業化的發展態勢，以梯度推進的企業團隊昂首邁入國際市場。1998年，浙江民營企業外貿出口僅為9.6億美元，占全省總量的8%；到2001年則達到了54.75億美元，出口占比迅速提高到24%。2002年浙江省私營企業的外貿出口總值為36.76億美元，增長1.4倍，出口增量占全省增量的33%。到2002年底，浙江已有3944家民營企業獲得自營進出口權，占全省比重為48.5%。浙江的個私業主在省外、海外共辦有市場、分市場40余個，個私企業設立境外機構132個。全省有1.58萬家個私企業的產品銷往世界五大洲的150個國家和地區，實現交貨值883.94億元人民幣。領改革風氣之先的浙江民營企業，再次抓住機遇，率先駛進國際化大潮中。

浙江民營企業向國際社會融合，是在認真分析企業自身實力和特點的基礎上，對國際化的形勢特點有一個全面透徹了解的基礎上進行的。企業國際化戰略的選擇，是在多年高速發展的基礎上循序漸進、順勢而為的結果，沒有先前名牌戰略階段的艱苦創業、沒有科技興企階段的固本強基，就不可能有實施國際化戰略的品牌、規模、技術和管理基礎。因此從宏觀上說，企業國際化經營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從微觀上說，國際化又是民營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給企業帶來嶄新的發展機遇和市場空間的同時，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和激烈的國際國內市場競爭。與世界跨國公司相比，國內民營企業就整體素質而言，在產業規模、市場占有、技術水平等方面還有明顯的差距。但是中國民營企業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靈活快捷的企業機制，生產的很多產品既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又是高技術密集型產品。緊緊抓住這些特殊優勢，充分運用發揮這些優勢，中國民營企業在走向國際化的道路上將大有所為。

3、企業內部不斷整合漢拉默、凱瑞哈默等人提出的企業核心能力理論認為：與企業的外部條件相比，企業內部條件對于企業的市場競爭優勢具有決定性作用，企業內部能力、資源和知識的積累，是企業獲得超額受益和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企業要想形成核

心競爭能力和優勢，必須加強內部管理，充分利用企業現有內部資源，提高內部運作效率。

民營企業在企業內部管理體制方面容易出現產權主體的單一化、組織結構混亂、管理人員素質較低、濃厚的家庭色彩、非科學的經驗型決策方式，以及分配和激勵約束機制的物質導向及非公正性等現象。經過十多年的積累和發展，在21世紀初，浙江省民營企業的整體規模和實力大大增強，許多民營企業完成了初始的資本積累開始向規模化方向發展，從物質資本擴張開始轉向依靠技術創新、知識積累和質量效益提高的內涵式增長。特別是許多民營企業完成了改制，其產權改革已經到位，民營企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紛紛把企業的內部管理確定為永遠不能替代的競爭因素。

浙江民營企業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提高認識，努力學習世界級績優公司的成功秘訣，利用經濟手段和科學的方法, 結合自身的實際不斷改進、創新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完善企業內部管理制度，提高企業的管理效率和決策水平，通過建立科學的管理體系和有效的企業文化對企業進行管理,使企業向著不斷提高效益的方向發展,員工的素質不斷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也相應不斷增強。在企業的思想文化、人才隊伍以及財務管理等制度方面狠下功夫，夯實企業全面建設的基礎，因而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一直立于不敗之地，持續高速度發展。

4、打造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是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特有的文化觀念、文化形式和行為模式，是企業成員普遍接受和共同奉行的理想、價值觀和行為規范的總和。企業文化是對企業進行柔性管理的基礎，它對內表現為企業的凝聚力、向心力、激勵力、約束力、導向力、輻射力、成長力，對外表現為企業的形象、企業的榮譽度、市場的親和力和競爭力。它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所在，也是企業現代化管理的重要內容。

萬事利集團提出了“萬事以人為本，事利以和為重，利萬以社為責”的現代企業管理文化模式，它以社會價值為先導，以人為本、和諧發展為重點，將企業管理文化與經營文化融為一體。萬事利通過把有形制度與企業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通過有形的制度載體表現出的無形文化，使企業得以持續穩定的高速度發展。萬事利一直認為企業是人群組織，更是人性化的組織，人性化的實質又是體現多樣性和差異性的。通過企業文化建設，以企業文化為動力，使企業文化觀念轉化為全體職工的自覺行動，大力打造新型的現代化企業形象，有效促進了企業經濟效益的不斷增長。這種追求無形資產和有形資產的共同發展，已在萬事利集團發展中形成不可忽視的戰略趨勢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5、優化人才機制

江澤民同志指出，人才是國家發展最重要的資源，人才資源是現代社會經濟增長和科技進步的重要推動力，人才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它不僅具有一般生產要素所具有的“生產功能”，還具有一般生產要素不能有的“效率功能”，在國際經濟競爭的環境里，人才要素不僅直接促進技術發明，而且直接影響引進技術的能力和速度。可見，人才已成為衡量國家和地區以及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標準。

當今和未來的國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全世界各個國家和國內各地區之間爭奪人才的現象愈演愈烈，誰能夠擁有人才，誰就能在競爭中取得主動，贏得未來。加入WTO之后，我國人才方面的挑戰最為嚴峻，大量外資企業和機構進入我國，將加大對我國人才的吸納力度，這必然會給我們穩定現有的企業高素質人才隊伍帶來更大的壓力。

“影響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首要因素就是人才缺乏”，萬事利集團董事長沈愛琴的一番話道出了民營企業對人才的渴求。民營企業要提高其產品的科技含量、提升其內部管理水平，尤其是當企業從單一產品生產經營模式向跨行業生產領域轉型，實行多元化發展時，離不開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市場開拓人才。我國從總體來看，人才總量相對不足，結構不夠合理，人才隊伍現狀同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還不相適應，亟待從企業管理制度上予以創新。建立科學的用人制度，完善人才激勵機制的收入分配制度、獎勵制度和福利制度迫在眉睫。為滿足對人才的需求，浙江省工商局和個私（民營）企業協會已計劃用5年時間，在全省啟動實施個私（民營）企業“5511培訓計劃”，即采用EMBA研修、本專科學歷進修、集中培訓、短期輪訓等方法，重點開展5萬名高層經理特訓，50萬高級管理人員業務輪訓，1000名總裁EMBA研修，100萬名技術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

萬事利集團把企業文化建設和人才培養相結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把調動人的積極性放在首位，“尊重人，關心人，理解人，信任人”，利用他們的聰明才智提高企業效率，滿足他們的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同時通過各種途徑，利用各種科學手段招攬人才，與許多高校院所、獵頭公司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系，用真情吸引行業專家和高級管理人才來萬事利工作。近年來，公司用開明開放的胸襟逐步打破了家族制管理的瓶頸，建立和完善選人、育人、用人、留人的良好機制，引進了一批擁有高學歷和豐富經歷的海內外高級人才，有計劃、有組織、有針對性地進行專業技術培訓，形成一支高素質的企業專業人才隊伍，為企業的發展和提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四篇：泉州市民營企業考察報告

泉州市民營企業考察報告

摘要：2004年7月，福建省社科聯組織該省百家民營企業調查活動，到泉州市的十五家大中型民營企業進行考察，就企業家個人狀況、企業的外部環境、經營管理、人力資源、投融資體制、技術創新等六大當前我國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問題與企業管理層進行了深入的交談。本文總結歸納了各家民營企業所反映的情況，并提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以期對當前我國民營企業發展所存在的問題作些探討。

一、企業與地方政府的關系

在所調查的十五家企業中，在談到對地方政府的看法時，無一家企業對地方政府表示滿意。企業對地方政府的意見集中在地方政府社會管理水平的低下，各種攤派、檢查過多，稅負過重，政府的官僚作風嚴重等等方面。其中反映最強烈的是很多政府部門和官員的思維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經常利用行政手段對企業進行干預，通過各種所謂的檢查干擾企業正常的生產經濟活動。

調查企業中有兩家是私營酒店——豐澤大酒店與泰和大酒店。兩家酒店的總經理都表示對地方政府部門的行政檢查感到非常反感。按照泰和大酒店總經理的估算，有權對一家酒店進行檢查管理的行政部門竟達到了39個，包括消防隊、物價局、衛生局、工商局等等。酒店經常要為應付各種名目繁多的檢查而停止正常的工作，酒店的管理人員也要把很多精力放在與政府部門的公關上，甚至有些政府部門不惜動用手中的權利來為自己牟取私利，造成酒店經濟利益上的損失和酒店人員的精力耗費。由此看出，地方政府部門還未真正轉變工作作風，思維、意識形態還有很強的計劃經濟時代的色彩，而且對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進行干預往往就給腐敗的產生提供了機會。要給民營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政府機構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只有政府只能真正轉變，民營企業才會有一個有利于其發展的外部環境。

在一些與政府部門關系密切的行業中，一方面政府部門不應該干預企業，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有必要扶持這些行業的發展。例如泉州的錦繡荘工業品有限公司，它是一家從事民間工藝——木偶頭生產的企業。這一行業的發展需要有濃厚的地方文化底蘊和旅游產業的發展作為支撐。這就不是一家企業或一個行業協會的能力所能及了。因此，地方政府有責任采取措施保護民間工藝和民間藝人，發展旅游、文化產業，協調與此相關的各行業的發展，同時進行必要的配套建設，這樣才能為行業的發展創造一個基礎。為民營企業營造適合其發展的政策和產業環境，這是地方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再比如泉州的名流路橋有限公司，它采用BOT的方式參股泉州刺桐大橋的投資建設，從政府部門手中獲取泉州刺桐大橋30年的經營權。但此大橋的建成立即與泉州市區的其余三座由政府部門經營管理的大橋形成了競爭關系，致使名流路橋有限公司不得不直接面對與一些政府部門的競爭，經營的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地方政府在與民營企業的利益博弈中，不能夠以一個“經濟人”的身份出現，而更重要的是要履行其作為一個社會管理者的職責，要成為民營企業利益的保護者。

另外，在市場準入方面，民營企業還是受到歧視，民營企業在進入某些基礎性公共行業尤其是基礎設施行業方面經常受到來自各地方政府、各行政部門的阻擾。有些民營企業的發展已經觸及到各地方政府的核心利益，因此雙方之間的利益博弈就變得更為復雜。本文認為，“小政府，大社會”是我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努力的方向。地方政府必須完全從經濟領域撤退，甚至是某些自然壟斷行業如基礎設施行業等，也可以嘗試由民營企業建設、經營。而且在經營過程中一旦發生利益沖突，地方政府必須首先保證民營企業的利益不受侵犯。

接受調查的企業都普遍表示地方政府經營管理社會的能力有待提高。社會治安環境惡化、缺乏信用、沒有良好的輿論環境等等這些都在考驗著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許多企業都強烈要求地方政府提高執政能力，增加民營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溝通，建立互信，共同打造一個適合民營企業發展的社會、經濟環境。

二、企業與宏觀經濟環境的關系

民營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一個穩定、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的快速成長與我國國民經濟整體水平的迅速提升是同步的。對于這一點，所有的民營企業家都表示贊同，他們認為民營企業的高速增長一是得益于我國政府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其二就是我國一直保持著一個穩定、良好的宏觀經濟發展態勢。

然而，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固然是一個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但是反過來宏觀經濟的波動也將對企業產生影響。市場競爭的加劇使企業直接面對市場時所感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信用的缺失也會對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產生沖擊。特別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正成為民營企業關注的焦點，很多民營企業家對這些不利因素感到十分擔憂。

首當其沖的就是從去年底開始出現，并席卷整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民工荒”問題。晉江市的許多民營企業正在深受“民工荒”的困擾，如恒安集團和安踏集團，其一線工人的缺口都在百人以上。恒安集團的一線工人中已經很難尋覓到當地人的身影，初級工種所需要的雇工大都來自經濟落后地區。但是從去年底開始，民工的數量逐漸減少，直到今年年初，民工的缺乏業已影響到企業的正常生產。恒安集團的人事部曾經通過勞務中介機構到經濟落后地區招工，但效果并不明顯，應征者寥寥。“民工荒”問題的突然出現是企業始料不及的，二十多年來民營企業最不缺的資源就是勞動力，企業成本中最不受關注的也是勞動力成本。民工的欠缺對企業改變對民工的看法、改善企業對民工的待遇、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是有助益的。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的發展速度可謂是令人驚奇，但是一線工人的工資水平和生產生活條件并未隨之出現大的改善。在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水平極大改善的情況下，工人也有很強烈的追求高工資和高的生活質量的欲望。所以，“民工荒”問題未必是件壞事。它使民營企業意識到了必須認真對待工人的待遇改善問題，這也是資方與勞方之間產生互信，共同協作從而互惠互利的一個良好契機。正如不少民營企業家所說的，民營企業正在努力提高工人的待遇和生產生活條件，但這需要有一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要給予政策扶持，加強正面宣導，共同營造一個三方協同合作的氛圍。

電力的短缺也是各家民營企業十分關注的問題，尤其是一些從事服務行業的企業，對電力極為敏感。例如前面提到的兩家大酒店——豐澤大酒店與泰和大酒店，電力是整個酒店運營的基礎，供電能不能得到保證就成為整個酒店經營的關鍵之一。現在全社會大面積的缺電嚴重影響了酒店的經營。酒店不得不自我購買發電設備，以免電力供應不足造成無法營業。但這樣做的結果卻是酒店的用電成本大幅上升，因為酒店的自我發電遠遠達不到規模發電的要求。再加上國家提升電力收費標準，酒店為此就要增加不小的開支。如豐澤大酒店，一個月的用電費用高達28萬元，并且還時常受到停電的困擾。制造業企業也是如此，停電、限電及分時段供電擾亂了企業的正常生產，企業往往要因此而調整生產計劃，相關的人員安排和原材料供應也要改變，企業無法制定規則的生產秩序，這些都大大增加了企業管理的難度，提高了企業運營的成本。呼吁政府加大電力設施投入，增加供電量就成為許多民營企業的共識，民營企業大多認為電力建設可以由政府集中全社會的資源來組織進行，也可以允許私人投資于電力行業，因為現在的民營資本已經有能力建設符合規模經濟要求的發電企業，政府應該放開市場準入的限制。同時政府在實施供電管理的時候要適當考慮民營企業的要求，多與民營企業協商溝通，盡量保證其需要，減少政府行為中的官僚作風。

許多民營企業的商品大量出口，特別是泉州地區生產鞋帽、衣服、工藝品的企業，其生產經營的外向度相當高。甚至有些企業，例如華珠鞋業有限公司，其生產的運動鞋全都外銷，出口國經濟的發展狀況對企業的影響相當大，因此企業與宏觀經濟發展狀況息息相關。我國從事輕工產品出口的企業甚多，在國際市場上競爭非常激烈，而主要的出口地又都集中在少數幾個發達國家，這使得企業對國際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變得極其敏感，企業必須及時地獲取市場信息并采取應變措施。這固然有益于企業貼近市場，提高其市場競爭能力，但是時常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牽制也使企業變得十分被動。企業的發展狀況會隨著國際經濟發展的起伏而發生改變，企業所考慮的宏觀因素拓展到了全球范圍。國際貿易中的一些貿易及非貿易壁壘也是企業所擔心的不利因素，我國與主要貿易國的貿易摩擦常常使企業蒙受損失。在此情況下，企業發展受宏觀經濟環境影響的程度大大加深，而且還受制于一些非經濟因素。比如生產并出口工藝品的亞倫集團，其生產的工藝品能不能滿足進口國消費者的偏好就成為了企業產品能否暢銷的關鍵。鑒于此，這家企業就不得不經常委派設計人員到進口國收集工藝美術信息，分析進口國消費者的喜好變化，從而設計出適應進口國流行趨勢的產品。更困難的是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個性要求強烈，流行趨勢經常處于變動之中，這就對企業的設計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企業不能跟上市場的變化，那么企業就會在短時間內被市場所拋棄。可以說，中央政府能否保持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決定著企業存在、發展的命運，尤其是中央政府要維持與主要貿易大國的良好額貿易關系，以維護本國出口民營企業的利益。

三、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

在所調查的制造業企業中，大多數企業都是由企業主個人或其家庭創辦的。企業大都是以家庭作坊起步，早期的企業成員主要來自家庭內部，最為典型的就是由兄弟合資、合作創辦一家小工廠，兄弟共同擁有股份，共同經營管理企業。這種早期的民營企業發展模式在泉州地區的民營企業中相當普遍。如果兄弟之間能夠和睦相處，正確決策，那么企業的發展速度就會極為迅速，十幾年的時間就可以使企業成為國內同行業的佼佼者。例如恒安集團，安踏集團都是如此。因此可以說，早期民營企業的這種家族式經營的模式有其獨特的功效。這種模式可以減少企業內部管理的摩擦，在企業競爭力較弱的發展早期將企業的各種資源集中配置以達到最大的效用。家族成員凝聚在一起時所產生的奮斗精神和互相支持的良好傳統是民營企業發展初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而且企業的核心管理層由家族成員組成，可以保護企業的核心商業機密，亦有利于企業降低管理難度。正如泰和大酒店總經理所言，酒店的采購，財務等重要部門都由其自己的親戚保持，不然的話肯定會出現部門負責人欺騙高層領導，侵害企業主利益的行為。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當初的很多家庭小作坊現在都已經發展成了大型的民營股份制企業。家族式經營的模式也正在漸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股份制企業的管理模式。其中在滬市上市的鳳竹集團和在香港聯合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恒安集團更是走在這些企業的前列。在這些大中型股份制民營企業中，早期的企業創始人大多已經退出生產經營管理的第一線，改而擔任企業的董事長，總裁等職務，而具體履行管理職能的總經理，執行總裁等職務都由較為年輕的“經理人”擔任。這正是現代股份制企業所要求的管理模式，家族色彩褪去，企業采用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股份公司治理結構。也正是這些企業能夠順應企業發展的客觀趨勢，及時改變經營管理模式，才保證了其在市場競爭中越來越強大的地位。

因此可以說，民營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與其發展水平是相適應的，家族式管理適合于民營企業的起步階段，一旦企業越過競爭力最弱的早期，股份制管理取代家族式管理，“任人唯賢”取代“任人唯親”就是不可避免的選擇。固然家族式經營管理模式在民營企業的發展歷史中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功效，但現代企業制度才是民營企業發展的方向，這將決定民營企業在新一輪的優勝劣汰中的成敗。可以預見，這些已經步上市場經濟正軌的大中型民營企業，將成為將來我國參與國際產業競爭的“生力軍”。

第五篇：中國民營企業考察報告

“倒u曲線”在經濟學中又稱“庫茲涅茨曲線”.“倒u曲線”現象主要是指企業在原始資本積累和原始創業階段,其業績與規模呈現正常的上升趨勢,但是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產品和利潤達到一定的臨界值時,會出現停滯不前甚至于嚴重的業績和利潤下降趨勢,直到消亡這樣一種軌跡.“倒u曲線”既可以指企業的產品,銷售額和利潤,也可以指它的業績和規模,但從本質上主要是指企業發展的運行軌跡.有三個民營企業案例:

一,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由于歷史的原因,早期中國私營企業主大多是社會邊緣人士,即無法進入主流社會層面的人士,包括勞改勞教釋放人員,返城無業知青,個體戶,農民,城鎮無業人員,被國營企業開除或辭退人員,所受教育有限,層次不高.他們往往從個體戶開始,憑著一股草莽英雄的勇氣在商海中沖撞,一不小心就發了財,成了民營企業家.二,上世紀八七到八八年的價格雙軌制,差價總額達到幾百億元,大部分差價都落入了民企老板與少數政府官員手中.三,上世紀九十初期的原材料投機生意,很多人低價買高價賣賺取市場差價而起家;九二到九三年的房地產開發熱,大片土地轉手之間就賺得幾十萬,上百萬元;九十年代中期的炒股熱,一些膽大者低價購進大量股票,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戶;是朋友,同事參股合資開辦的合伙企業.四,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的國有企業轉制過程中,過去在黨,政,軍,行政,事業單位掌握一定權力,或者在國企,民營企業當經理人期間聚攏了大量資源的人,在機會適當的時候,跣足下海,開公司

辦企業,實際是將過去的權力和市場關系變現,將無形資源變現為有形的貨幣.一批特權者變著法傾吞國家財產發了大財.這是一種公然破壞市場經濟環境,人為制造市場不公平競爭的現象-.五,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至今,由于各種原因,下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為種種原因不愿困守鄉村的農民,以及剛剛畢業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這是中國數量最大的一撥創業者,也是小打小鬧的小生意.這一類型的小老板,占中國創業者總數的90%.其中許多人是被逼上梁山,為了謀生混口飯吃.這批人中極少數因為偶然的機遇成長為大中型企業的,因為現在國內市場已經不像二十多年前,像劉永好兄弟,魯冠球,南存輝他們那個創業時代,經濟短缺,機制混亂,機遇遍地.如今這個時代,多得是每天一睜眼就滿世界找錢的主兒,少得是賺錢的機會,用句俗話來說,就是狼多肉少,僅僅想依*機遇成就大業,早已經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我們還要面對一個事實,就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素質也普遍偏低.這是因為:

一,有關權威部門在九十年代末對溫州民營企業家做的一次述職調查結果顯示:小學畢業在3.86%,初中畢業占40.3%,高中畢業在38%,大專畢業占14.1%,本科畢業占3.1%.這表明,民營企業家的主體部分的學歷還是普遍偏低.由于絕大部分的民營企業家出身于社會邊緣人士,無論是思維模式還是行為方式都局限在他出身背景的圈子里.個體戶的所有活動都不需要正規企業的那種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和激勵;農民的生產活動多數是小農經濟形態,獨家獨戶,精耕細作,自己自足,與外界的協調和配合很少,并不需要什么組織運作,處于半封閉的狀態;而城鎮無業人員長期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的邊緣人,是城市社會中低層中的低層,完全*自己的單打獨斗來生存.所以,民營企業家從創業開始就不具備現代企業家精神.當企業規模擴大,運作復雜之后,他們所創辦的現代公司與他們內心深處的小農意識或市儈式的思維方式之間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二,中國市場經濟的反站不過短短二十來年,民營企業發展成規模型企業也不過十年左右,整個中國民營經濟形態尚未形成穩定而成熟的運作模式,正如鄧小平所說的,現在一切都還都是摸著石頭過河,走到哪。算哪.很多人都說西方管理不適合應用于中國民營企業,實際上是中國民營企業與種種發達先進而成熟的西方管理文化與技術相去甚遠,民營企業遠遠沒有達

到應用現代西方管理的境界.只不過走過了二十年的道路的中國民營企業家與經過了長達幾百年的市場經濟磨練的西方企業家相比,不過像小孩一樣幼稚.從本質上來說,中國民營企業還沒有跨越西方百年前的泰羅制時代,甚至大部分的民營企業還遠遠沒有達不到這個水平.三,很多民營企業家是*膽子大,眼光,善于投機,善于鉆政策空子,善于打擦邊球而起家發財的.在他們身上,更多的是市井鉆營者的機敏和梁山好漢式的豪氣,這些民營企業家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套住上家的貨款,如何為延遲付款找借口,如何通過某種手段讓合作伙伴落入其設下的圈套,如果擺脫追債者的糾纏.民營企業家身上更多的是生意人的精明與狡黠,甚至是街頭地攤式的精于算計,缺乏的是哲學家的頭腦,企業家的眼光和政治家的胸懷.還有一些民營企業家因具有政府背景而通過權利尋租,將國家資產侵為己有,這僅僅是社會財富的再分配而已,這些人的能力更多的是體現在玩弄政治權術,上竄下跳,欺上瞞下的官場,根本談不上什么經營與管理.當企業發展壯大之后,需要現代化,專業化,規則化和制度化經營的時候,大部分的民營企業家就顯示出無奈與無能.民營企業老板絕大部分都是地主老財型,跑江湖的生意人型,博彩投機型,紅頂商人型,具有現代企業家精神和一定哲學素養的人實在是少之又少,這決定了大部分的民營企業家都沒有一種長遠發展,服務社會和振興民族經濟的思想境界.我們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大部分民營企業都不是學習型企業,而是游擊式的投機型企業;大部分民營企業老板都不是學習型 中國民營企業老板的發跡,很多都不是個人長期努力的結果,在中國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轉軌時期改革開放初期,頗有些類似十八世紀美國的西部拓荒,沒有規范的市場秩序,沒有嚴格的法律法規,市場經濟體制也是一片空白,有的只是無限的利潤空間,隨時隨地都是發家致富的機會,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市場,到處都是空白點,到處都屬無人競爭的領域,只要有超凡的膽量,沖進去就能獲得暴利.比如;經濟的轉軌期使一大批民營企業老板完全不用*個人努力,只*把握好時機和一定的膽量就發了大財,投機行為的巨大成功造就了成千上萬的富翁,也造就了這些富翁的一種投機心態——認為錢是*投機

賺來的,這些人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博彩愛好者,辦企業等同于買彩票,喜歡賭,當然他們就不太喜歡檢討賭博成功的概率,更不會謀定而后動,不打無準備之仗.因而完全忽視西方社會早已形成的企業家精神——*長期艱苦努力,*企業結構制度和經營戰略的真功夫.中國歷史是一部封閉的封建小農經濟發展停滯的歷史,是一部重農抑商的歷史,是一部對商業文化無情打壓的歷史.因此中國從來沒有形成過真正成熟的企業家文化和商業文化,因為從來沒有形成過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形成的只有政治斗爭的文化,而中國的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玩弄權術,玩弄手腕,對權利的渴求,對當官的渴望,利用權利進行黑箱操作.這種文化模式從每個民營企業家青少年時期就影響著其思想,而一旦他們開始經營企業,潛意識中的中國式政治文化思維定勢就會發揮作用,無形中影響著這些先天不足的民營企業家們的行為方式.中國民營企業家血管里流淌著一種對市場經濟及規范化管理的血液:對組織,計劃,領導,合理運作和配置資源的無知;對規劃化市場經濟游戲規則的漠視;對公平,公正和倫理道德的蔑視;對企業長期發展的短視;對正規化制度化建設的不屑一顧;對人才的不重視.這是計劃經濟,小農經濟及中國幾千年封建文化帶給民營企業家的無法磨滅的深深烙印.這是我們無可回避的真實景象.第二節民營企業的優勢

若干年前,人們對農民企業家多少有些不屑一顧,農民企業家也變成了飽含銅臭味的暴發戶之意的貶義詞.現在細細回味一下,農民種莊稼,懂得一份耕耘一份收獲,非常務實,少些浮躁,心態懂得知足,耐力比較持久.搞經營也是一樣的道理,民營企業產生,發展壯大,生存得下來,必然是有他的優勢所在的.現在有一種提法,一些專家認為民營企業已經褪掉了身上的鄉土味,逐漸開始上規模了.實際上,仔細研究一下民營企業的行業分布,就會發現,99%的民營企業都是分布在服務業,零售業,分銷業,五金金屬制品,農產品等零散型行業,就以中關村的民營企業來說吧,小本經營的占絕對優勢的比例.說白了,和大型公司比起來,都是小打小鬧.當然,小有小的優勢.我們都知道規模經濟效益,往往有些行業偏偏就沒有規模遞增的經濟效益.比如說,龍蝦捕撈,都是在一定面積的海域單船作業,多船作業對降低成本的作用極小,因為全部船只都將在同一水域作業

,其獲得好的捕撈量的機會也相差無幾.這樣就形成了許多小作業者以幾乎同樣的成本在作業.有的時候,盡管存在規模經濟,高運輸成本仍限制著效率高工廠的規模及生產地點.抵消規模經濟性的運輸成本,決定了工廠可以經濟的服務半徑.比如說,把上海生產的膨化食品用汽車運輸到東北去銷售,高昂的運輸費就限制了這種可能性.如果不是我孤陋寡聞,僅僅生產泡沫的企業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一家跨國大公司的,因為行業結構就已經局限它的擴張.還有些時候,雖然在生產過程中可能存在內在的規模經濟性,這種經濟性可能會因為庫存成本較大或銷售波動而無法獲得.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只能忽高忽低,這與大規模,資本密集,要求連續運行的設備的要求是相反的.同樣,如果銷售極不穩定且大幅度波動,擁有大規模設備的企業則不比較小的,更靈活的企業更有效.小規模,低專業化的設備或分銷系統通常在轉產方面比大的,專業性程度高的企業更靈活,雖然在穩定運行情況下,小企業的運行成本要高些.比如說,在服裝行業就是這樣,流行趨勢變化多端,時尚潮流難以捉摸,這就要求企業要有靈活性,具有快速反應能力.還要注意到,頻繁的花色變化是造成競爭的基本因素.在這種情況下,造成領先時間變短,一個大企業可能比小企業效。率低.和其它一些產業中就是這種情況.不可否認,民營企業大部分都是,技術含量低,管理水平差,競爭力不強,不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民營企業所在的大部分行業的進入壁壘比較低,利潤空間有限的缺點,也正是其優勢所在.那就是,尋找一個市場狹小的空隙,人不做我做,自然多多少少總有一些民企可以生存下來.這點倒挺像猶太民族,只要能夠自己當家作主,就是在一片荒漠建立國家,也要在逆境中求生存,欲與天公試比高,讓沙漠變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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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看,民營企業家大部分都是出身社會中下層甚至是低層,這種從下層環境鍛煉出的強烈的生存欲望刺激了人的斗志.因此上帝非常公正,他給了掙扎于底層的人一種自發向上求生拼搏的意志.正是因為這樣,民營企業往往有著一種奮發向上,不畏艱難的勇氣和韌性,尤其可貴的是,企業有著一種自我完善,不斷克服自身缺陷的勇氣,這是民營企業的一大優勢,恰恰也是我們民族經濟騰飛的最大希望.中國一向是有家文化的傳統,在這個社會背景下,95%的民營企業都脫離不了家族型企業的形態,在本

節,我們討論一下,民營企業的第二大優勢,家族企業的優點.不過我們在這里要注意到的是,家族企業與家族化管理是不同的概念,在本書的后續章節,我們會有詳細的敘述.家族企業的優勢表現在下面幾點:

一,在企業初創時期,憑借家族成員之間特有的血緣關系,類似血緣關系,親緣關系和相關的社會網絡資源,以較低的成本迅速集聚人才,全情投入,團結奮斗,甚至可以不計報酬,能夠在很短的一個時期內獲得競爭優勢,較快的完成原始資本的積累.家族企業的創立者或繼承者,往往以其較大的股份,較高的輩份或獨特的個人魅力,在家族企業中扮著家長的角色.家長依托家族的血緣關系,將企業的決策權集中在自己手中或家族內部,從而建立了集中,穩定而強大的領導實體.二,家族往往還是家族式企業融資來源的最初渠道.中國當前的金融體制主要是為國有企業服務的,家族企業的融資渠道相對單一,通常是利用家族式的網絡.創業時期企業的經營風險無疑偏大,而家族資金的介入實際上承擔了類似高科技發展中的創業風險投資資金的作用.根據調查,我國私營企業的開辦資金最主要來自于本人原來的勞動或經營積累,占56.3%,親友借款占16.3%.這一點在李書福,南存輝等江浙一帶家族企業中體現得非常突出,這些人身后往往站著一大批“隱身富豪”,使得他們的企業從來就不缺乏資金的支持.三,在迅速變動的環境中,家族企業的運作成本相對較低.家族的管理模式不僅有利于前期降低生產成本,而且從最初創業的意義上說,家族化經營的協調成本也相對較低.再加上有家族觀念的約束,信任度一開始就能達到一定水平,所以過程中的監督成本也相對較低.由于決策者與管理者均為家族中人,信息的傳遞極為快捷,遇到問題時可及時處理,無須先請示匯報.由于是利益的共同體,基本不存在內耗,從而能提高效率.在企業資金困難時,家族人員還可以不計報酬地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企業在資金上的壓力.比如藍招衍,藍招寶兄弟創辦的珍禽公司,如果沒有哥哥招衍早期在精神,物質,技術等各方面的支持,招寶恐怕早就支持不住了.四,我國社會的道德水準較低,人們的可信度較低,加上法制不

健全,由上述三項成本所構成的代理成本就非常之高.家族管理有利于企業降低監控成本,因此家族企業的總代理成本相對于其他類型的企業低.家族成員之間特有的血緣,親緣關系,使家族企業具有強烈的疑聚力,加上心理契約成本較低,再加上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合一,家族企業的總代理成本可能較非家族企業為低.比如浙江天通股份的潘廣通,潘建清父子的“子主外,父主內”的家族企業.兒子的業績主要體現在使天通公司發展成國內軟磁行業的龍頭,國內市場占有率達35%以上.而只有高中學歷的父親則在小小的郭店鎮默默運籌天通公司的制度安排,根據環境變化,改造企業.試想,如果不是基于血濃于水,親情無價的父子關系,那么小潘恐怕不會安心在外東擋西殺“打天下”,天通電子要想做大應屬不易;而沒有老潘如此殫精竭慮的實現家族控股,小潘忙了半天很可能要“為他人作嫁衣裳”.目前的職業經理人階層的缺乏和信用環境的惡化,導致民營企業家不敢貿然選擇外部經理人員進入.民營企業的所有者在選擇經理人員時的一個基本準則通常是,民營企業所選擇的經理人員首先必須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那么 我們假設家族成員決策能力為60分,非家族成員決策能力為80分,似乎應該把這個崗位交給非家族成員.然而,一項正確的決策,不僅僅需要知識和信息資源作支撐,還需要人們對企業資產以及企業的整個發展發自內心的關心.家族成員對企業的關心是不言而喻的,他們把企業的資產當作自己的生命,甚至看成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們把企業看成自己的孩子,看到企業發展壯大,就像看到自己孩子茁壯成長一樣高興;看到企業有任何的損失,有任何的挫折和失敗,就吃不好,睡不香,格外傷心.這種關心,也是企業的一種資源,筆者將這種資源稱為關心資源.正確的決策,是信息資源和關心資源兩種資源的產物.僅僅有知識資源和信息資源是不能保證科學決策的.某企業設備更新,既可以買a設備,也可以買b設備,兩種設備質量和性能相當,a設備售價100萬元,無回扣;b設備售價150萬元,有10萬元回扣,設備工程師憑借他的知識和信息,完全可以作出正確判斷,即買a設備,但他實際的決策并不是買a設備,而是買b設備,因為

價格便宜是企業的目標,是老板的目標,10萬元回扣才是他的目標.如果在工程師這個崗位上不是外人,而是家族成員,他的目標與老板的目標是一致的,他決不會作出選擇b設備的決策,他肯定會選擇a設備.之所以有這種差異,因為前者只有信息資源和知識資源,而沒有對企業的關心資源,后者擁有的信息資源和知識資源可能不如前者,但后者擁有對企業的關心資源,為保證企業的正確決策,關心資源有時比知識資源更重要.上述實例還可以細化:有a,b,c三種設備.a,b兩種設備價格都是100萬元,兩種設備性能相近,只是b設備的使用壽命比a設備低10%,a設備可使用10年,b設備只能使用9年,兩種設備都沒有回扣;c設備的性能與a設備相當,但價格比a,b兩種設備高出50萬元.在a,b,c三種設備之間,最值選擇的是a設備,要能作出這種選擇,既要有關心資源,又要有較好的知識和信息資源;一個做工程師的家族成員,雖然有高的關心程度,但因知識局限和信息資源的不夠,結果他選擇的是b設備,沒有選擇a設備,即他沒有作出最佳決策,他作出了次佳決策;一個非家族成員的工程師,他有淵博的知識和信息資源,但可能會對這個事情漠不關心,結果他選擇的是c設備.這說明,在一定情況下,家族管理雖然不能實現最佳決策,但能做到次佳決策,一般不會作出最差決策;外部人員只有能力,而沒有對企業的歸屬感,有可能作出的是最差決策.不過我們還要看到,企業規模擴大之后最需要突破的一個瓶頸首先就是管理,而在家族企業中,任人唯親的問題相當嚴重.這種“近親繁殖”的后果,就是使家族企業在用人方面的選擇面越來越窄,可用的人越來越少;家長制的管理體制及創業初期的成功則使許多老板昏了頭,自以為是,而這恰恰又排斥了社會上更優秀人才的加盟;其次,家族企業通過血緣關系建立起的信任,也會在自覺或不自覺中對其他員工產生不信任感.一方面缺乏人才,另一方面又缺少留住人才的環境,家族企業便會止步不前,甚至走向沒落.典型的例子國外有王安電腦,國內有三株和愛多.有資料證明這一點,浙江私營企業共有18.53萬戶,居全國各省區第二位,但戶均注冊資金僅76.05萬元,始終處于“長不大”或擴張緩慢的狀態.第二章“草根”與“貴族”—民營企業發展的社會障礙

第一節舉步維艱

1,國稅局征管部門來了——罰款和招待.2,國稅局稽查部門來了——罰款和招待.3,地稅局征管部門來了——罰款和招待.3,地稅局稽查部門來了——罰款和招待.4,國地稅案件復查來了——罰款或招待

5,國地稅執法檢查來了——罰款或招待.6,工商局征管部門來了——罰款和招待.7,工商局稽查部門來了——罰款和招待.8,質量技術監督局來了——罰款和招待.9,審計局來了——罰款和招待.10,勞動局來了——罰款和招待.11,環保局來了——罰款和招待.12,計生委來了——罰款和招待.13,公安局來了——招待.14,銀行來了——招待.15,市委工作組來視察——招待.16,市政府工作組來視察——招待.17,市人大工作組來視察——招待.18,市政協工作組來視察——招待.19,市委領導來視察——招待

20,市政府領導來視察——招待.21,市人大領導來視察——招待.22,市政協領導來視察——招待.23,省里來人視察——招待.24,學校來了——贊助.25,孤兒院來了——贊助.26,敬老院來了——贊助.27,老干局來了——贊助.28,文聯來了——贊助.29,洪水來了——贊助.30,旱災來了——贊助.31,援藏干部來了——贊助.32,八一來了——慰問.33,國地稅稅務師事務所來了——咨詢費.34,老板二奶來了——放血.35,黑社會來了——放血.36,報社來了——放血.37,電視臺來了——放血.在相對不穩定的大環境催長下的民營企業發展是步履艱難,困難重重.一方面要應付政策和市場的不規則變化,同時還要引導企業內部的不斷革新.孰輕孰重,從發展和運營的角度來看,都無法放的下,而柳傳志“找死和等死”之說則非常形象的概括了此種矛盾的對立和統一.比如政府的不正當干預,往往也使正在成長中的民營企業遭遇危機,某些政府部門利用權力參與不正當競爭,更是把企業推到了進退兩難的境地.1996年,福建某地一家民營企業在政府的鼓勵下,愿意搞基礎設施建設,修建大橋.雙方約定,多少年內在旁邊不再批新橋,保證建好后可以收回投資.橋建好了,有關部門一看不錯,又批準別人在他的旁邊修了另一座橋,條件更優惠,這條路更方便.政府部門的毀約,毀了當地政府的形象,也毀了這家民營企業.來看這樣一個現象:某餅店,小本生意,坐落在某公園門口,一度興旺.引起了“有關部。門”(即市環衛處)的注意.市環衛處要求他們交納80元/月的門前清潔費.餅店拒交,結果,不久之后,這家餅店前面四,五米處立了兩個大公用垃圾桶.再一個月后,餅店關門.不合理的費用你也得交,不交想看臉色.如狼似虎的“有關部門”.很多民營企業老板都有棄商從政的嚴重傾向與這個比喻不無關系,比如要數重慶力帆集團尹明善,他現在是重慶工商聯主席,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再如,安徽某地的民營的輪船運輸公司在近幾年發展迅速,從幾條破船發展為擁有8000多萬元的企業了,董事長也突然搖身一變,干起當地交通局副局長.這是因為,我們的政府對私人產權的保護非常不夠,有些地方出現了政府任意侵犯私人產權和人生權利的現象.因此我們的民營企業家“理性”地知道,只有獲得了一官半職,或者與政府官員相勾結后,對他們的產權保護才可能稍微完整一些.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正是因為民營企業看到我們在沒有與官員勾結的情況下容易被侵擾,那么自然地,一旦我們同官員勾結,我們就會和官員一樣,去恣意侵擾他人的私人產權——尤其是干擾甚至赤裸裸地霸占別人的產權,擴大自己的私人產權.當然在此過程中,也會接此機會,侵占國有資源,擴大自己的私人產權.例如海南曾經為

民間“反腐”事業而英勇犧牲的何海生先生的親生經歷所揭示的,他的公司一夜之間被篡改到別人門下,如此大膽且如此簡單的侵犯產權行為居然和法院還糾纏不清.一些民營企業家,在遇到這樣的敲詐與綁架時,采取了私下了結的辦法,讓這些黑惡勢力更加肆無忌憚.一些民營企業家不得不接受當地黑惡勢力的“保護”.另一方面的威脅讓民營企業家們更加束手無策.幾年前的雷獻強被綁架案在許多民營企業家心里都留下了陰影.被譽為“東南亞第一大排檔”的海口市獅子樓大酒店是海南省一家著名企業,而且成為海口的一大飲食景觀.他們組建的獅子樓京劇團也是海南省唯一的一家京劇團.然而,該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雷獻強不幸與其合作伙伴--某市公安局創辦的匯通貿易公司,就獅子樓夜食城的有關合作問題發生了糾紛.雷獻強先生依法向海口市振東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然而,訴訟的另一方——某市公安局卻在庭審后不到一小時出動十多名特警,將雷獻強先生從海口直接抓往南昌,制造了一起轟動海南的“獅子樓事件”.該市公安局為了達到徹底制服,控制雷獻強的目的,在雙方正在法律訴訟期間下,在舉報雷犯有侵占罪不能成立的情況下,無視法律,違法將雷抓捕.其后該市公安局派人強行侵占了雷的公司,趕走公司管理人員;

多次搜查雷的私人住宅,強行扣押,沒收雷私人及公司財產100多萬元;對雷的父親和女兒及親屬斷絕經濟來源,致使雷的女兒輟學,雷的父親無錢醫治去世,使其家破人亡,他們還強行解散由雷創辦并經海南省文體廳批準成立的獅子樓京劇團.同時,他們為了給其違法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還對雷關押了八九個月之久,并對其多次刑訊*供,*其撤銷對公安局的民事起訴,并承認自己犯有“流氓罪”,"賭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