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社會撫養費問題的法律意見

關于社會撫養費問題的法律意見

一、相關法律法規：

（一）《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

第三條不符合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八條的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照本辦法的規定繳納社會撫養費。

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分別以當地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為計征的參考基本標準，結合當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情節，確定征收數額。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征收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擅自增設與計劃生育有關的收費項目，提高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

第六條 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決定，自送達當事人之日起生效。當事人應當自收到征收決定之日起３０日內一次性繳納社會撫養費。當事人一次性繳納社會撫養費確有實際困難的，應當自收到征收決定之日起３０日內向作出征收決定的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提出分期繳納的書面申請，并提供有關證明材料。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應當自收到當事人的申請之日起３０日內作出批準或者不批準分期繳納的決定，并書面通知當事人。

征收社會撫養費，應當向當事人出具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財政部門統一印制的社會撫養費收據。

（二）《浙江省人口和計劃生育條例》

第四十九條違反本條例規定生育的，對男女雙方分別按照統計部門公布的當地縣（市、區）上一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下列倍數征收社會撫養費：

（一）多生一胎的，按照二倍至四倍征收；

（二）多生二胎以上的，按照前一胎的征收標準加倍征收；

（三）符合再生育條件但不到間隔生育時間生育以及已滿間隔生育時間但未經批準生育的，按照零點五倍至一倍征收；

（四）未婚男女已滿法定婚齡非婚生育第一胎的，按照一倍至二倍征收；

（五）未滿法定婚齡生育的，按照一點五倍至二點五倍征收；

（六）有配偶的一方與他人非婚生育的，按照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的標準加倍征收；

（七）民政部門、計劃生育行政部門、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發現收養子女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規定的，應當責令當事人在五個月內改正；當事人未在五個月內改正的，按照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的標準征收。個人年實際收入高于當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還應當按照其超過部分的一倍至二倍加收社會撫養費。

第五十一條當事人未在規定的期限內繳納社會撫養費的，自欠繳之日起每月加收欠繳社會撫養費的千分之二的滯納金；仍不繳納的，由作出征收決定的計劃生育行政部門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三）《民事訴訟法》

第102條 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

（二）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

（三）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查封、扣押的財產，或者已被清點并責令其保管的財產，轉移已被凍結的財產的；

（四）對司法工作人員、訴訟參加人、證人、翻譯人員、鑒定人、勘驗人、協助執行的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

（五）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

（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人民法院對有前款規定的行為之一的單位，可以對其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四）收入標準1、2010年3月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2009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11元；

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6683元；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0007元；

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7375元。

2、臺州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臺州調查隊公布的《臺州市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429元。

全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0006元。

二、案例分析：

本案中，一方為城鎮居民，一方為農村居民的。

社會撫養費標準按臺州市上一年度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民居民

因此，在69970～137740之間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均為合法。

第二篇：社會撫養費問答

社會撫養費問答

我市公安部門自今年7月17日起，新生嬰兒辦理戶口不再與社會撫養費征收掛鉤，很多政策外生育的新生兒父母，紛紛來到戶籍所在地的派出所為孩子辦理戶口。無論新生嬰兒是否在計劃內出生，只要憑出生醫學證明、父母婚姻證件和戶口簿即可辦理戶口。為此，我市開始流傳“超生的孩子上戶口不要錢了”的傳聞。為及時澄清市民對計劃生育政策的誤解，市人口計生委就相關問題進行了解答。

1.近來社會上傳言超生的孩子上戶口不要錢了，請問是這樣嗎？

答：這種傳言是對現行人口計生政策和戶籍政策的誤讀。出生登記是公民參與社會活動、行使法律賦予各項權利和義務的前提和基礎，依法申報出生登記是公民應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出生登記是免費的。同時，實行計劃生育是國家的基本國策，公民有合法生育的權利，也有依法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之前，有的地方為了管理的方便，自行規定了一些限制新生兒落戶的規定，如將出生登記與繳納社會撫養費掛鉤，所以就出現了所謂的“上戶口要錢”的說法。今年7月3日，省公安廳、省衛生計生委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出生登記管理工作的通知》（贛公字[2014]118號）。（以下簡稱《通知》。）《通知》強調，各地公安機關、衛生計生部門要進一步強化宗旨觀念，增強服務意識，堅持依法行政，嚴格執行戶籍管理規定，依法保障出生人口申報戶口登記的法定權利。各地不得自立限制新生兒落戶規定，堅決反對出生登記與計劃生育工作綁定，特別是對未婚生育、超計劃生育等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出生的人口申報戶口登記，不得將戶口登記與社會撫養費征收、落實長效節育措施相掛鉤。這是推進公安、衛生計生工作依法行政的重要舉措。這是新形勢下做好計生工作的新要求。不允許把計劃生育工作與出生登記綁定，并不是不重視計劃生育工作；不允許把社會撫養費征收情況與戶口登記掛鉤，并不是戶口登記后就可以逃避處罰、不征收社會撫養費。

2.為什么要繳納社會撫養費？

答：征收社會撫養費是國家推行計劃生育的一項必要的經濟制約措施，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生育的公民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是對社會相應增加的公共投入的補償，是從經濟上承擔的法律責任，同時，也是對實行計劃生育公民的一種保護。征收社會撫養費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賦予人口計生部門的一項重要職責。《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四十一條明確規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

3.超生的孩子已上戶口，還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嗎？

答：超生孩子上戶口后，仍然要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公民享有依法生育的權利，同時應當依法履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其生育行為應當符合《人口和計劃生育法》和《江西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規定。不符合《人口和計劃生育法》和《江西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以及為他人計劃外生育提供幫助而非法收養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通知》強調各級公安機關應每月5日前將上月新生兒戶籍登記和父母相關信息通報給同級衛生計生部門，并積極協助衛生計生部門做好新生兒落戶相關信息核查工作。相關信息將作為人口計生部門征收社會撫養費的依據。

4.《通知》下發前已繳納了的社會撫養費可以要求退還嗎？

答：已繳納的社會撫養費不予退還。未繳納的應當依法繳納，已繳納但未足額繳納的應當足額繳納。

白露街道計劃生育辦公室

2014年7月28日

第三篇：社會撫養費管理辦法

2015年《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

發布時間：2015-01-22

社會撫養費，是指為調節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護環境，適當補償政府的社會事業公共投入的經費，而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費用。社會撫養費屬于行政性收費，具有補償性和強制性的特點。2002年8月2日，國務院經國務院令第357號公布了《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對征收社會撫養費問題作出了規定。

社會撫養費征收對象

1、超生的;

2、符合生育政策，但未申請領取《再生一胎生育證》而生育的;

3、未到法定婚齡懷孕生育或者非婚生育、重婚生育的;

4、為他人計劃外生育提供幫助而非法收養子女的

2015年最新《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 社會撫養費擬統一征收標準

2014年11月20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發布《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送審稿)》(以下簡稱《條例》)，并公開征求意見。《條例》較2002年施行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有多方改變，其中首次明確提出，不符合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按戶籍地人年均可支配收入，對雙方當事人分別征收計征標準3倍以下的社會...2014年11月20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發布《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送審稿)》(以下簡稱《條例》)，并公開征求意見。《條例》較2002年施行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有多方改變，其中首次明確提出，不符合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按戶籍地人年均可支配收入，對雙方當事人分別征收計征標準3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這意味著此前由各地執行的數倍不等的征罰標準，將統一設上限。

統一征收標準計征設最高三倍上限

根據2002年《辦法》規定，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分別以當地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為計征的參考基本標準，結合當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情節，確定征收數額。具體征收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這意味著地方可自行制定標準。

而新《條例》擬明確規定，明確了計征基本標準，并規定已生育一個子女，不符合政策規定再生育一個子女的，對雙方當事人分別征收計征標準3倍以下的社會撫養費。已生育兩個以上子女，加重征收社會撫養費。

這意味著，社會撫養費征收最高標準被限定在不高于年人均收入的3倍。

統一執法區域按戶籍地收入標準執行

2002年《辦法》規定，當事人的生育行為，如果發生現居住地則由現居住地按照當地標準征收。如發生在戶籍所在地，則由戶籍所在地按照本地標準征收。如都未發現的，則由首先發現的地方，按當地標準征收。

而新《條例》則規定，流動人口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由其戶籍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按照戶籍所在地的征收標準作出征收決定。流動人口現居住地應當配合戶籍地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做好社會撫養費征收工作。

這意味著，流動人無論生育行為發生在哪里，均按戶籍所在地標準征收，現居住地只是配合征收工作。

撤銷鄉鎮罰權僅縣級政府可做處罰

在2002年《辦法》中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征收，由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作出書面征收決定;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可以委托鄉(鎮)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作出書面征收決定。

《條例》規范了征收主體，限制了委托征收權限。明確社會撫養費的征收，由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以下簡稱征收機關)作出書面征收決定。征收機關可以委托鄉(鎮)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開展社會撫養費征收的調查取證工作。

這意味著，鄉鎮或街道一級不再承擔征收權利，而只負責調查取證工作。

征收范圍縮小不合程序但不違法不罰

《條例》明確指出，社會撫養費征收要嚴格依法行政，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

《條例》還明確界定了征收對象，縮小了征收范圍。明確規定征收對象為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多生育的公民;對符合政策規定，但不符合程序規定生育的，不予征收社會撫養費。特別是明確提出，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征收程序的，社會撫養費征收行為無效。

《條例》首次提出，社會撫養費征收遵循公正、公平的原則。社會撫養費征收必須以事實為依據，強調結合當事人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多生育子女的情節，“合理”確定征收數額。

增加調查環節當事人申辯禁加重罰

在2002年《辦法》中，并未就超生行為進行調查的規定。

而新《條例》則在此方面增加了數款要求。其中，第十三條規定，征收機關發現公民有依法應當征收社會撫養費行為的，必須全面、客觀、公正地進行調查，收集有關證據。第十四條規定，征收機關在調查時，執法人員不得少于兩人，并應當向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出示證件。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應當如實回答詢問，協助調查，不得阻撓。詢問應當制作筆錄。

調查終結，征收機關負責人應當對調查結果進行審查，根據不同情況，分別作出給予征收、補充調查、撤銷案件等不同的處理方式。

此外，當事人有權進行陳述和申辯。征收機關必須充分聽取當事人的意見，不得因當事人申辯而加重社會撫養費征收額度。

明確“亂收費”下征費指標屬“亂收費”

在2002年《辦法》中，對于“亂收費”的標注僅為“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擅自增設與計劃生育有關的收費項目，提高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

而在新《條例》中，則明確6種亂收費行為，分別是擅自改變社會撫養費征收范圍的;擅自調整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的;下達或者變相下達社會撫養費征收指標和任務的;征收社會撫養費不出具合法收據的;向征收機關返還或者變相返還社會撫養費的;其他違反收支兩條線管理規定的行為。

上述行為要依照《違反行政事業性收費和罰沒收入收支兩條線管理規定行政處分暫行規定》和《財政違法行為處罰處分條例》進行處理。截留、挪用、貪污、私分社會撫養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降級、撤職或者開除處分。

第四篇：法律意見

法律意見書

致：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關于：貴司與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簽訂《房屋租賃合同》的相關事宜。

作為貴公司的法律顧問，根據貴我雙方《法律顧問合同》的約定，現就貴司與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簽訂《房屋租賃合同》的相關事宜提供如下法律意見，供貴司參考：

一、法律分析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2條：“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同時《合同法》第52、53、54、55條規定了合同無效、可變更、可撤銷的情況。貴司簽訂的《房屋租賃合同》具體內容應由雙方協商確定，是雙方真實意思的表示，并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權益。同時《房屋租賃合同》簽訂后應向相應的行政主管部門進行備案。《房屋租賃合同》在上述前提下，依法可以簽訂。

二、相關建議

鑒于上述情況，貴司在協商合同簽訂及合同履行過程中應注意：

1、對于出租方提交的各項證件復印件，要與原件核對其真實性，且需要相對方在復印件上簽章。

2、合同租賃標的房屋應具有合法性。在交付使用前租賃房屋應經過消防驗收合格，同時應確保出租人享有完全的產權，房產證所載明的所有人名稱與合同相對方名稱必須保持一致，租賃房屋上沒有設立擔保等他項權。

3、租賃標的物在合同期內的發生產權變更、抵押或被司法機關依法拍賣等情況下注意租賃合同法律效力及優先購買權的行使。以上意見，僅供此次貴司與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司簽訂的《房屋租賃合同》相關事宜使用，未經書面同意，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將此意見書用于其他目的。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律師

2011年12月22日

第五篇：社會撫養費征收過程中的問題和對策

社會撫養費征收過程中的問題和對策

董新建

（吳江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吳江市計劃生育協會

摘要:社會撫養費作為國家推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一項重要措施，是公民不符合法定條件生育子女而從經濟上承擔的一種法律責任，是對社會增加的公共投入的一種補償。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國各地普遍實行了這一制度，這對于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利用，增強公民實行計劃生育的自覺性，規范、調節公民的生育行為，抑制我國人口的過快增長，進一步穩定低生育水平和維護計劃生育家庭的合法權益，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經濟收入和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在當前媒體大肆炒作生育政策的背景下,社會撫養費征收制度備受政府重視和社會關注，而富人超生和特權階層超生現象的產生更是暴露出這一制度在實際運作中存在的種種缺陷及其不合理的一面，社會撫養費征收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本文針對社會撫養費功能弱化、問題表現及其原因，對這一制度本身和執行過 程進行深入剖析，為完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配套措施提供可資借鑒的系統的對策和建議。

在我國過去的30年里，尤其是在推行計劃生育之初，由于計劃生育工作相當難做，地方政策或立法中開始對“超生”規定了經濟限制措施。在早期，這種經濟限制措施被稱為“超生罰款”，后來有的地方立法修改為“計劃外生育費”。1992年3月5日國家計生委、財政部聯合頒發了《計劃外生育費管理辦法》，對計劃外生育者的范圍以及計劃外生育費的性質、征收辦法、使用范圍和監督檢查等進行了統一規定。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中發[2000]8號）提出建立社會撫養費制度，即對于不符合法定條件生育子女的公民依法征收社會撫養費，以適當補償因此所增加的社會公共投入。據此，財政部、國家計生委聯合下文，要求各地將“計劃外生育費”更名為“社會撫養費”。2001年12月29日頒布、2002年9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以下簡稱《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對于不按法律、法規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相應的社會撫養費。根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45條的授權，國務院于2002年8月制定、頒布了《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至此，社會撫養費征收法律制度正式確立。

從理論上講，“零社會撫養費”也許可以看作是依法生育、依法行政的最高境界，因為征收社會撫養費歸根結底是對法外生育的一種懲罰，是人口失控的一種補救性措施，是維護生育的規范性和公正性的最后堤壩。因此，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工作目標之一就是要實現公民普遍依法生育，從而使社會撫養費征收最小化，這也是我國當前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的上佳之策。從近年來社會撫養費征收制度的實施情況看，存在的問題非常多，情況并不樂觀，社會撫養費制度并沒有達到立法的本意，甚至有陷入困境的可能和尷尬。社會撫養費征收是計劃生育社會政策中一項重要的配套措施，而不是唯一措施。在生育控制上，如果放棄或者弱化了宣傳教育、知情選擇、優質服務、幫扶脫貧、利益補償和激勵、綜合治理以及行政處罰等卓有成效的種種做法，而單純依靠社會撫養費征收的話，那就無異于放任生育，無異于鼓勵生育，無異于激化群眾意愿與國家政策之間的矛盾。如果社會撫養費征收制度成了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中作為生育控制的主要手段或者唯一的強制手段時，則與我們的立法初衷完全相背。

一、社會撫養費制度的功能異化和弱化

2007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指出：“穩定低生育水平是新時期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務”，然而現實中一些地方選擇性征收社會撫養費，致使社會撫養費懲戒非計劃生育的功能發生多種演變，甚至成為鼓勵違法生育以牟利的手段，嚴重地危害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落實。社會撫養費是對違法生育的公民征收的社會公共資源補償費，其目的是懲戒非計劃生育者，然而這種懲戒功能正發生著多種演變，衍生出了增收功能、尋租功能等等，導致“議價孩”、“有錢就能生”、選擇性征收社會費等現象的產生，社會撫養費的懲戒功能幾經演變而正逐步弱化。

從目前各地的規定來看，社會撫養費數額的計算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是根據違法生育者上一的總收入或者超出當地平均收入水平的部分乘以一定倍數計算；其二是根據當地上一平均可支配收入乘以倍數計算。如此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前提必須是充分掌握違法生育者收入的真實情況，但法律、法規卻沒有賦予人口計生部門相應的權力和手段去調查掌握個人的實際收入狀況。因此，在實踐中，大量社會撫養費征收案件都是按照當地上一平均可支配收入乘以倍數來計算。這使得實際征收的社會撫養費大大低于應當征收的數額。幾萬元、幾十萬元對于一個普通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甚至會讓當事人傾家蕩產；但對于一個富人家庭來說，只能算是九牛一毛，就難以起到任何的震懾作用。可以說，人口計生部門執法手段的單一和無力，已經導致相關法律對富人失去了威懾力。由于違法生育又不是犯罪行為，按此規定，只要當事人交足社會撫養費，那就沒有理由強制讓當事人不違法生育，也就自然產生了“議價孩”、“有錢就能生”現象并逐步加劇，落后地區和受利益驅動的部門可能還會以此作為增加財政收入的來源，社會撫養費征收制度也就缺乏了公平性。依法生育的“規范”、“公正”之意正逐步被退化，而另一方面，并沒有因為有了社會撫養費制度而使得違法生育有所下降，實際上隨便舉幾個城市的違法生育情況就可窺豹一斑，近年來違法生育正逐步上升，可見社會撫養費對生育控制的實際功效正在逐步弱化。

實際上，解決富人超生問題還要以歷史眼光來看待問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原有的行政強制手段基本保證了在處理超生問題上的社會公平。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社會分層多元化，出現了一批經濟上富裕、身份更加自由的所謂“富人”。一方面，他們不僅占有更多的社會財富，而且占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僅從規避有關的計劃生育法律而言，富人擁有更多的手段，他們可以通過變更國籍、出國生育、跨國婚姻或者巨大的人情網等多種手段來實現超生。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數富人從身份上講，游離于體制之外，即使交納了足夠的社會撫養費，依然產生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即同樣的違法行為，卻因為身份、地位的不同，受到處罰的后果卻不相同。因為富人、名人只要交錢就可以了，而且基本不會影響或降低其生存、生活質量，從這個角度講即便能夠征收到富人、名人超生的社會撫養費，依舊無法成為阻擋這些人超生的“門檻”；但如果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體制內的職員，除了交錢以外，還要面臨丟掉工作的危險，生存都成了問題。而這也正是引起輿論質疑的關鍵所在。

雖然《辦法》和各省級政府都規定了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但由于政策彈性大，導致征收數額浮動幅度大，一般在數千元至數十萬元之間，從而使征收人員的自由裁量權過大，這就勢必為“權力尋租”制造了可能；而且由于處理的自由裁量幅度大，幅度浮動也沒有統一標準，極容易造成群眾對計劃生育工作有隨意性、不嚴肅性的理解。盡管《辦法》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擅自增設與計劃生育有關的收費項目，提高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但現實中卻存在選擇性征收社會撫養費現象，對容易征收或者征收難度不大、征收數額可能到位率大的案件，征收積極性就比較高；而對于征收難度大、征收數額小的案件，則可能走簡易處理等途徑“小事化了”，甚至放任不予處理。在法制環境差和落實地區，由于社會撫養費征收空間和幅度寬泛，政策不嚴謹，極有可能別利用作為一種亂收費的“權力尋租”途徑。

二、社會撫養費征收難的主要表現和原因

1、征收標準模糊，實際收入難以核實、取證，城鎮、農村征收標準不統一。一是征收標準模糊，適用性差。按人均收入基數收費就會對不同家庭產生相去甚遠的人口再生產的調整力度。該基數僅適用于同一類征費對象平均收入相近的家庭，對遠離平均收入的兩極家庭適用性都很差。相對低收入者來說費率偏高，征收困難，征繳后對家庭生產生活影響巨大，甚至可能對當事人造成終身致貧等可能；對高收入者容易造成實際征收偏低而缺乏足夠的調整力度。又比如《江蘇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44條中關于“非婚生育二個以上孩子的”等都沒有具體司法解釋，假如甲方與乙方非婚生育一個孩子后，又與丙方非婚生育一個孩子，則甲方第二次非婚生育和丙方該分別按哪一項規定征收社會撫養費就比較模糊。二是實際收入難以核實、取證。對于違法生育的個體戶，調查他們的生育事實相對容易，但調查他們的實際收入就比較難。個體工商戶一般沒有正規的帳目可查，相關法律沒有給人口計生部門賦予對違法生育的當事人有經濟收入狀況的調查取證權力，也沒有規定相關職能部門必須給予人口計生部門提供個體工商戶經營狀況的責任。這就使辦案人員很難真實確定個體工商戶實際的收入水平，也就容易使其社會撫養費征收額度過低而起不到懲罰的作用。而且還容易造成群眾對人口計生工作的誤解：我只要想超生，象征性的罰一點錢就能生。時間一長，群眾還真以為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放寬了。三是城鎮、農村征收標準不統一。由于很多地方城鎮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差別相當大，同樣的違法生育行為和情節，處理結果卻大相徑庭，很難讓群眾心服口服，對計劃生育工作極為不利。四是征收到位率普遍不高。由于行政執法缺乏必要的強制力，多數基層干部在行政執法中往往產生征收社會撫養費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現得的思想。沒有辦法，不少基層干部在執法中甚至采取哄、嚇、騙等手法征收社會撫養費。有的違法生育者，因為了解政府部門執法紀律的約束，甚至公開叫囂：“錢我是有的，可我不愿意交社會撫養費，稍微表示一點你們就結案，我倒是可以考慮，如果你們不同意，我這點都不交了。”迫使計生執法人員只好先收了再說，過后又往往不再積極催繳，造成歷年沉欠。在調查中發現，雖然我市征收到位率在全國也算是高的，但全額征收普遍極為困難。

2、“一事不二罰”規定和流動人口的社會撫養費征收難之間的矛盾。隨著經濟發展、改革深化，經濟結構、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也日趨多樣化，人們的商品意識和謀求發展的意識不斷增強，流動人口隨之逐年增多，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由于流動人口構成復雜、分布廣、居住分散，其擇業、生活、遷移和居住乃至生育行為都呈現社會化、自主化、動態化、個性化，流動性頻繁，使流動人口的婚孕育、節育信息難以及時而準確地捕捉，部分流動人口游離于計劃生育日常管理體制之外。流動人口違法生育案件普遍調查困難，一查就跑，讓執法人員“疲于奔命”，很難掌握違法生育對象的有效證據，無法及時有效地履行征收社會撫養費法律程序，使“流動”成為“漏洞”。而沿海發達地區的某些城市幾乎100%的違法生育者在違法生育前后都曾跨縣市的流動過，他們往往鉆戶籍改革和市場經濟中人口流動大的空子，違法生育前后“變”的居無定所、也無固定職業，哪里風聲緊就離開哪里，哪里有空子就往哪里鉆，使人口計生部門難以管理、難以跟蹤、難以處理。而另一方面《辦法》第5條規定“當事人在一地已經被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實再次被征收社會撫養費”，但對違法生育者到落后地區主動要求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惡意規避的行為又沒有相應的約束規定，致使違法生育者在違法生育前后千方百計到落后地區主動要求處理，而落后地區往往不予認真核實簡單征收低額社會撫養費后了事，而后當事人又再堂而皇之回到原籍地，從而逃避原籍地高額的社會撫養費征收。因此，真正受到處理的流動人口違法生育案例很少，即使處理了也已經對周圍的群眾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嚴重擾亂了戶籍地和現居住地的計劃生育秩序；有的甚至兩地隱瞞，以逃避社會撫養費征收。

3、社會撫養費征收制度與婚姻管理、收養政策、引產制度、生育分娩制度、人口普查、戶籍管理等其他社會政策存在嚴重的沖突。人口計生法律法規規定，沒有婚姻關系而生育子女的行為是違法生育的一種。因此，在社會撫養費征收取證中，往往必須先要核實當事人的婚姻情況。而《婚姻法》并未從法律監管的角度，對因“包二奶”、非婚同居、重婚等現象而可能產生的一些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甚至一些可能產生的違法行為如非婚生育等現象設置監管和處理機制，直接導致了婚姻登記部門對“包二奶”生育、非婚同居生育、重婚生育等本應由《婚姻法》管轄的應有之內容而“不聞不問”，而對此問題的解決則落在人口計生部門“身上”。婚姻登記部門甚至事后發現當事人隱瞞真實婚姻狀況也不作出任何處罰措施。而人口計生部門為預防非婚生育的出現、提高計劃生育率，卻在極力宣傳教育、督促甚至“哀求”非婚同居者在生育子女前“一定要”登記結婚，以避免違法生育行為的發生而增加人口計生部門不必要的工作量，真是有一種“皇帝不急急死太監”的尷尬。在收養政策上，一方面要求收養者不得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而另一方面在辦理收養手續上則簡單憑公安部門出具的報案證明來核實是否屬收養，而沒有真正去審核當事人是否屬于真實收養還是違法生育，甚至還在事實收養、公證撫養等問題上拋開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只作簡單登記式的審核就給予辦理收養（撫養）手續。現有的政策設計很容易讓一些違法生育者利用政策“空子”把違法生育行為通過收養途徑來轉化為合法的“收養行為”，從而逃避社會撫養費征收。事實上，按照現有的科技手段，只須強制當事人提供親子鑒定報告即可弄清收養行為的真實性。還有醫療衛生機構的引產制度、生育分娩制度也與計劃生育政策矛盾重重：人口計生部門要求計劃外懷孕者應終止妊娠，而衛生部門要求大月份懷孕不得終止妊娠，即使當事人同意也不行，結果好多不符合生育條件的懷孕婦女在人口計生部門苦口婆心的宣傳教育、動員下（甚至可能“威脅”、“恐嚇”下）終于同意去終止妊娠，但因為衛生部門的這一規定，而只能任由其違法生育行為發生，而到社會撫養費征收時當事人往往以不是自己的錯為由拒絕繳納；另外，人口計生部門要求生育分娩提供合法證件，衛生部門則從以人為本出發，能登記當事人情況的則作簡單登記，憑目前的科技手段，筆者認為只須強制增加分娩者DNA和指紋采樣備案這一環節，就基本上可以弄清楚分娩者的身份、是否違法生育等情況（當然這需要政府前期巨額投入，包括建立全國性的DNA和指紋采樣數據庫）。還有在在人口普查政策上，如果違法生育者刻意隱瞞，則主管人口普查的部門基本上也核實不清楚子女和父母的真實關系，違法生育的子女在普查落戶時甚至也不通報人口計生部門，使得大量違法生育者逃避征收社會撫養費（人口普查主管部門也可能考慮如果報告人口計生部門、或者在普查時設置計劃生育把關內容，則有可能造成很多人隱瞞不報而影響普查工作）。在戶籍管理上，僅憑公民的戶口本或者公安部門的信息系統也很難清楚當事人的子女狀況，因為我國的戶口本是這樣的：一是未明確子女的生育性質，只簡單注明子女父母關系，一旦分戶則很難一下子了解一戶家庭的真實人口情況，這也是導致人戶分離始終難以核實清楚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戶口紙張上一人一頁且是活頁，抽掉其中一張，就很難一目了然了解當事人真實的家庭成員情況；另外子女和父母一旦分戶，即使調閱原始數據庫，也很難分清子女生育屬性或者當事人到底有幾個子女。

4、部分特殊的違法生育案件社會撫養費征收啟動難。一是“赤貧超生”現象。有一部分違法生育的當事人家庭經濟條件相當困難，違法生育后工作人員找他們調查取證，大部分人也很配合，也承認違法生育事實，但就是拿不出錢來交社會撫養費，屬于吃在嘴里、穿在身上的困難戶。對這種對象征收社會撫養費的難度特別大，但也很容易讓群眾認為“我只要裝窮不交錢，我違法生育，你們也拿我沒辦法”。二是“非意愿超生”現象。這部分超生者本身并不想違法生育，只是不得已而違法生育，如：意外懷孕并不知情，結果大月份時才發現，但醫院又不肯做終止妊娠手術；曾多次流產，去醫院終止妊娠，但醫生告知其如果這次引產，以后可能無法再懷孕或可能對身體有害；有的自己想去引產，但因計生干部疏忽或者工作不到位，導致遺誤引產時機，這時當事人往往在違法生育后心有怨言而不肯繳納社會撫養費等。

5、被征收人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的意識淡薄，自覺交納社會撫養費的氛圍沒有形成。違法生育者總認為自己僅僅是多生一個孩子，又沒有犯罪，對依法須要繳納社會撫養費的義務，往往采取拖欠、講價錢、打折扣或托人情疏通關系的方法，想方設法逃避社會撫養費的交納。有錢的想少交，無錢的想不交、逃交，強橫的想抗交，有的干脆來個“三不理”賴交，這種現象有的地方相當普遍。如果有一例此類案件未經充分理由而降低其征收額度的，則往往會在周邊環境產生極為不利的負面影響。

6、名人富人違法生育現象抬頭且處理難度大，負面影響大。調查發現，往往因為違法生育的名人富人社會交往能力強，上層關系多，處理起來更加困難。基層的同志反映，真正因為家庭條件困難而交不起社會撫養費的違法生育者占比不到20%，這部分弱勢群體違法生育的負面影響遠沒有少數名人富人超生的影響大。名人富人違法生育而受不到處理則影響惡劣，顯失社會公平；事實上，富人名人違法生育即使足額繳納了社會撫養費，也很難在短期內消除其負面影響。法律面前理應人人平等，如果富人有錢就可以超生，用腳指頭想都知道這不符合社會公平。可是任憑你如何氣憤，你也拿這些名人富人沒辦法，因為有法為證：《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不符合有關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也就是說，如果能依法足額繳納社會撫養費，那么執法部門就沒有理由阻撓富人超生。既然他們“有法可依”，面對富人拿錢超生，政府只有加大處罰力度。所以，廣東省在全國率先推行了對高收入階層超生加重處罰的措施。可是這一招行嗎？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際操作上講，都不可行。理論上講，加重處罰無非是提高社會撫養費的金額標準，可是顯然，法律要求交10萬，還有百萬富翁，要求交100萬，還有億萬富翁，加重處罰只能縮小用錢買“超生通行證”的富人的范圍卻無法杜絕這種現象；實際操作上講，對富人加重處罰首先就面臨如何認定高收入階層的問題，如果不能有效的對高收入階層進行認定，又何談加重處罰呢？問題的癥結在于，富人名人用錢購買的其實并不是所謂的“超生通行證”，而是“超生通行證”背后的法律特權。富人繳納社會撫養費，對他們來說已經不是一種懲罰，而成為他們用錢換取超生特權的有效方式。從這個層面上講，法律要求繳納社會撫養費以懲罰超生行為的辦法，對富人來說本質上其實是允許“以錢換權”，無論你將社會撫養費的繳納標準提高到何種程度，這種本質都無法改變。而只要法律特權可以用錢購買，富人和平民在法律適用上的不公平就不可能消除。所以說，要想真正在計劃生育這一問題上達到社會公平，堵住富人享受特權的空間，除了繳納社會撫養費這一懲罰辦法外，更為重要是尋求社會撫養費以外的處罰手段和措施，以遏止、剝奪富人特權的發揮空間，回歸生育公平的底線。

7、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執法環境差。一是個別地區存在社會撫養費征收的歷史遺留問題較多，導致生育秩序混亂，計劃生育工作有積重難返之態。二是基層計生干部和計生執法人員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目前基層從事社會撫養費征收的計生工作人員已成為又一高危行業，在執法時經常遭各種形式的恐嚇，每年各地都要發生計生人員在工作中遭受人身傷害的事件，暴力抗法事件呈上升趨勢。三是來自方方面面說情者的干擾嚴重。往往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法律文書剛送達，方方面面的說情風就刮來了，對名人富人處罰的說情風往往來自上層；各級領導往往只重視經濟工作，如果計劃生育工作與經濟工作相沖突，首先犧牲的就是計劃生育工作，如在一票否決上表現尤為明顯，部分一票否決事項由于部門不支持、領導不同意等原因不了了之。鄉鎮、村在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工作中，說情風最厲害的往往來自村里的支書和主任，來自與基層計生干部經常打交道、碰面的人，正所謂“抬頭不見低頭見”，基層計生干部往往礙于情面甚至幫當事人說話。四是群眾基礎弱化。有部分違法生育當事人不理睬計劃生育的執法工作，找他們調查情況不配合、不說話、不簽字。找附近的群眾調查，也經常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自我保護色彩較濃，甚至村級管理者只當旁觀者，特別是村委會實行村民選舉前后，村里幾大頭的角色，也在向村民轉移，對服務性工作做的積極，對違法生育戶的社會撫養費征收工作則做的不積極，怕得罪人，影響個人的選票，導致執法人員很難全面掌握第一手材料。五是個別地方對非婚生育放任不管不報，有自我違法之嫌。六是個別地方存在選擇性執法，“見善而征，見不善而避之”現象時有發生。

8、行政執法不夠規范，專職執法人員普遍缺失。在推進計劃生育的進程中，我們走過了一段相當漫長的“人治”階段，一線計生執法人員剛剛從“抬柜子”等簡單粗暴的工作方式中走出來，還不習慣“辦案子”的法治形式，執法水平跟不上形勢。基層在調查取證時，擅長用行政管理手段搞征收，以動嘴皮子為主，不注意收集、固定證據；缺乏調查技巧，調查筆錄過于直白、簡單，相當多的基層干部還不太會做法律文書，往往案件材料要重新返工、重新調查，一些執法人員連基本的詢問和筆錄都不會做，甚至連送達的方式也不懂，更有甚者還不了解計劃生育政策的基本內容，更談不上運用征收程序和法律依據搞征收；調查取證浮于表面，不注意在關鍵問題上深入；由于沒有系統地學習相關法律專業知識，在強調依法行政的今天，就突顯出素質不高、能力不強，憑經驗執法的現象比較普遍。面對自我保護意識強的當事人時，基層能獨當一面的執法人員很少。執法人員素質不高還表現在接受他人說情、自我降低征收標準、減輕當事人法律責任等，同時這也容易滋生腐敗。執法人員素質不高直接導致執法不到位現象較為嚴重，執法隊伍素質較低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撫養費征收工作地推進。另外，一些地方又不善于運用申請依法強制執行、申請財產保全等手段或者沒有能夠與人民法院協調好，因此對于當事人拒絕繳納社會撫養費問題，人口計生部門感覺“很無奈”。

三、對策和建議

1、夯實工作基礎，處理違法生育案件要從源頭、從預防抓起。

各地必須建立經常性的隨訪服務，針對轄區內所有育齡婦女進行經常性的免費經孕環情的普查，加強對生育過程的控制，努力減少和避免非意愿妊娠；完善基層網絡，建立健全村（社區）、單位的計生聯系人半月或月例會制度，在例會制度上交接轄區內所有育齡婦女婚育、節育原始信息，對一些重點對象要重點交流；將計劃生育尤其是違法生育工作列入計劃生育村（居）民自治、各級計生協會工作中去；加強對基層計生干部尤其是執法人員的責任考核；縣級人口計生部門各條線均要切實沉入基層，完善孕期管理，技術服務人員應加大孕期隨訪；縣鎮兩級人口計生執法人員要經常性到各村、社區去摸情況，加強執法，對計劃外懷孕者要做到上門溝通，每次溝通均要制作筆錄，要不厭其煩的去做工作；對流出人員實行合同管理，設置計劃生育違約金制度；在法律法規上要明確實行持有效計生證明實名制生育，提高依法生育率。

提高依法生育的宣傳力度。一是部分群眾的生育觀念仍比較落后，“男孩好當家”、“男孩傳宗接代”、“重男輕女”、“多子多福”的傳統思想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部分群眾尤其是富人和流動人口的思想中，因此有針對性的對他們進行宣傳教育，促使其生育觀念轉變仍顯得非常重要。二是要加強對青少年，特別是流動人口的中年、青年群體和年輕育齡婦女的計生法律法規和知識的宣傳，深入學校尤其是初中、高中、大學開展計生知識講座，深入到各類市場、出租屋、娛樂服務場所、物業小區、建筑工地、中小旅社（賓館、酒店）等流動人口聚集區進行宣傳，積極向群眾宣傳避孕節育的有關知識。三是提高守法意識，讓群眾認識到不符合法定條件生育子女是一種嚴重違法行為，違法生育后繳納社會撫養費是應盡的義務，消除“只要繳納社會撫養費就可以合法超生”的誤解。四是各級政府、部門的領導干部要進行自我宣傳。必須意識到征收社會撫養費不是計劃生育的最終目的，而是落實計劃生育國策采取的一種手段，人口計生部門的目的是建立依法生育的公共秩序，維護生育公平，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穩定低生育水平，保證人口與資源、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要將落實可靠的社會保障、養老保障機制作為解決違法生育的一項重要措施。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目前我國尤其廣大農村主要以子女養老為主，為此，群眾想通過多生育、生男孩來解除養老的后顧之憂的想法在某些地方仍普遍存在。對于這一問題的解決，我們可以趁著當前城鎮化的熱潮，堅持自我保障與國家、社會扶持相結合的原則，堅持循序漸進，深化發展的原則，逐步在農村建立起與城鎮相適應的社會保障機制。而且要使流動人口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權利、同等的就醫權利、同等的就業權利、同等的失業保障、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只要流動人口到流入地登記且依法生育，就能享受到與本地居民相同的公共福利待遇，通過這樣的制度安排，來促使流動人口主動登記申報，積極參與人口計生管理。人口計生部門應大力落實、兌現計劃生育獨生子女父母獎勵金、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金、計劃生育公益金、計劃生育家庭子女傷殘、死亡補助金、計劃生育特困家庭補助金、持獨生子女證件職工退休一次性獎勵金、加發計劃生育家庭低保金等各種涉及計劃生育家庭的獎勵、補助、扶助、幫扶政策，在財政允許的情況下，逐步提高獎勵、補助、扶助、幫扶的標準，幫助計劃生育家庭解決生產、生活困難，切實扭轉群眾的生育觀念。

2、堵塞“以錢換超生”的法律漏洞，完善社會撫養費征收辦法和征收程序。

首先，必須從法制根源上堵塞計劃外懷孕和違法生育處理的漏洞，特別要阻斷阻富人名人利用手中的特權進行超生之路。經濟手段從來就不是懲戒違法生育的有效手段，因此，建議采用以下手段堵塞名人富人使用特權的空間：（1）建立刑事法律制度。其一，是對強制執行中不履行社會撫養費繳納的，由法院實施司法拘留；仍不履行的，轉送公安機關進行刑事拘留。其二，設立罪名，對以上措施后仍不履行社會撫養費繳納，情節惡劣的轉送檢察機關予以逮捕，罪名定為拒不繳納社會撫養費罪，納入刑法中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本罪列為自訴刑事案件，《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作相應修改。由于違法生育的社會危害性不是很嚴重，但破壞了社會公平性和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以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為宜，可采取簡易程序審理。（2）引入勞役制度。對違法生育在一定期限內不愿意繳納社會撫養費的，實行社會撫養費折抵社區勞役工作日，強制其為社區環衛服務一定期限。（3）對拒不繳納社會撫養費的，規定限制其進行高消費（在法院“執行難”中已使用）。

其次，建議立法部門或規章制定部門修訂《辦法》和地方法規（規章），使相關法律法規更具可操作性：（1）明確征收標準，對“實際收入”的含義、取證渠道等進行明確規定。一來可以避免無法操作的尷尬，二來以縮小或剝奪人口計生部門執法人員在“實際收入”認定上的巨大權力空間。建議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的收入項目確定比較合理。關于相關取證，應立法規定相關部門（單位）應必須提供出證義務，否則人口計生部門可予以罰款。為遏止富人超生，同時建議對調查實際收入低于當事人實際財產1/5以上的，應將其一定比例的財產一同納入社會撫養費的征收基數，因為富人能力大，那違法應付出的責任就應該大，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就應該大。在考量征收幅度時，應明確每一幅度的違法生育情節。要明確規定，在申請法院執行前不得減免、分期（緩期、延期繳納）；關于減免應予明確規定。（2）規范征收程序。應規定嚴格按照立案、調查取證、鄉鎮調查報告和征收處理意見、書面告知、下達征收決定書、執行征收、行政復議、法院強制執行、統一票據、收繳分離等法定程序規范操作，做到一案一檔，規范建檔；每次執法均應制作筆錄；應對違法懷孕8個月以上的實行預征，以盡早消除社會消極影響；通過職務紀律要求，杜絕選擇性執法和隱瞞不報情況的發生。（3）以立法形式解決社會撫養費的惡意規避、省際政策沖突、部門政策沖突問題。對某些人跑至欠發達地區主動繳納社會撫養費問題，建議規定“就高原則”和“補差原則”相結合；對在大陸不符合生育法定條件而赴港澳臺生育的，由中國大陸與港澳臺協商制定相關規定；對在大陸不符合生育法定條件而至境外生育的，應明確，該次生育的子女在出生一年內已取得他國國籍的不予征收社會撫養費，否則按中國內地法律、法規規定征收社會撫養費；關于防止假收養現象，應在《收養法》中強制規定當事人提供親子鑒定報告；對于利用衛生部門關于大月份懷孕不能引產規定導致違法生育行為發生的，應規定，人口計生部門已在懷孕5個月前書面告知的而執意違法生育的，應按規定的最高征收幅度征收社會撫養費。

再者，充分利用強制執行、財產保全等法律手段。社會撫養費強制執行雖然占整個征收工作的比例并不很大，但其作用以及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是積極而明顯的，人口計生部門應充分利用強制執行中各種法律手段：一是利用強制執行加大人口計生執法宣傳。通過法院的介入和審查，不僅確保人口計生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提高人口計生行政執法水平，避免了行政機關與群眾的直接矛盾和沖突，同時強制執行過程也是一次人口計生法律法規的宣傳過程，能促使廣大群眾自覺遵守計劃生育法律法規。關鍵是要選好典型案例，重點突出，達到執行一例、帶動一片的效果。二是主動加強與法院的溝通協調，做好申請執行案件的有關準備工作。（1）將當事人的固定資產先予登記，并報法院備案；（2）采取執行前財產保全。三是及時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防止社會撫養費執行不能。對故意躲避、拒不繳納的，不得減免其社會撫養費，并申請法院采取司法拘留等強制措施。

第四，建立健全違法懷孕（生育）有獎舉報制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舉報獎勵制度鼓勵市民參與社會事務管理是一條便捷、有效的途徑。但由于經濟獎勵具有一定的“剛性”，當運作一定程度時，必須同時運用其他的管理措施才能確保有效。因此，各級政府應安排專項基金，作為違法懷孕（生育）有獎舉報獎勵基金；各級人口計生部門應明確舉報渠道、專人接報、專人處理、獎勵條件、獎勵額度、獎勵方式、領獎方法以及保護舉報人的有關規定和紀律要求等。同時要對轄區所有人口落實長效措施獎勵制度，做到違法生育要處理、舉報違法生育和自覺實行計劃生育有獎的良性循環。

3、從人口適度調控角度加大對違法生育者的限制。

對于公安部門來說，不希望有人因為害怕違法生育行為暴露而不愿意上戶口，使得戶口登記不全面；對人口計生部門而言，希望所有違法生育者得到應有的處理，以維護法律法規的公正。筆者認為，一個城市的人口規模不可能無節制、無目的的擴容，兩個部門應加強協調溝通，從適度調控人口總量目標和維護家庭和諧的角度出發，規定“對一方戶籍在本地的，允許在違法生育處理后另一方及其子女可以入戶，其他違法生育者不予落戶”，以此不犧牲城市的開放心態和流動人口，達到一個管理好人口的最終目的。

4、人口計生部門執法人員應提高自身思想認識，提高執法水平和能力。

首先，樹立依法行政、依法征收的理念。人口計生執法人員必須嚴格按照法律法規要求，結合實際，確立“執法、規范、到位、維權、穩定”的社會撫養費征收指導思想，做到執法主體合法、征收對象正確、違法事實清楚、調查證據充分、依據法律準確、適用程序無誤，堅決杜絕辦“人情案”和隨意減少社會撫養費征收數額的違法行為。

其次，完善行政執法責任制和過錯責任追究制度。紀檢、監察、檢查等部門要嚴肅查處在社會撫養費征收中的亂表態、降低征收標準以及貪污、挪用、截留、私分社會撫養費、暗箱操作等違紀違法行為，直至追究刑事責任，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相應的行政處分；財政、物價、審計等部門要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規定，加強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的審計監督工作，對擅自提高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亂收費、亂罰款、亂支亂用、揮霍社會撫養費的要堅決查處，絕不姑息遷就；人口計生部門應對自身錯誤行政、違法行為應自查自糾，并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處理。

5、建立健全人口計生執法機構，配備專職且專業的執法人員。

縣（市、區）在人口計生領導小組下成立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領導小組，主要在社會撫養費征收時協調涉及公安、衛生、稅務、工商、審計、法院、統計、勞動社保、建設、民政、教育、人事、財政、文廣、工青婦等部門（單位）事宜，辦公室設在人口計生部門。縣級應成立人口計生執法大隊（或監察大隊），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執法隊伍職業化建設。建立縣級外來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專門機構，配置專門人員，專門負責包括外來人口在內的相關政策制定、服務內容、管理措施、考核評估和權益維護、社會撫養費征收等方面進行統一規劃和協調，使各項服務管理工作真正落到實處。

6、建立以基層社區為主體的人口社區化服務管理模式，統一的人口登記制度。

目前我國的人口管理體制比較混亂，管理結點多，條塊分割嚴重（公安、計生、衛生、城管、教育、民政等部門都有相應的人口登記管理職能，卻互不溝通、共享），分工不明確，信息采集渠道和更新周期不統一，導致現有人口管理服務體制難以發揮良好的效能。對人口服務管理的最大難點在其流動性大，外來人口往往沒有穩定的組織依托，造成各項信息失真，導致違法懷孕（生育）行為無跡可查和社會撫養費征收“無路可走”。作為城市的基本單元，社區（包括農村社區和城鎮社區）是各種信息的源頭，是人口的必然接觸者，相比其他組織機構更加利于承擔服務管理的職責和職能，而且服務管理更直接、相對更有效。只有真正把人口納入社區化服務管理體系，才能真正使違法懷孕（生育）行為無處遁形，社會撫養費征收才能真正順藤摸瓜，才能提高人口計生工作效率，才能真正提高人口的服務管理水平，也有利于其他社會事業的協同共同發展。因此，人口服務管理的重心也應放在基層社區，充分利用社區的有效資源，把外來人口和當地人口一同納入社區服務管理的的正常軌道，進行同等的服務和管理，對有條件的社區輔之以集中居住的服務管理方式，努力實現社區內所有人口“困有所助、難有所幫、需有所應”。核心是以基層社區工作站為主體，以人口基礎信息庫建設和現代化的社區工作站信息服務平臺為關鍵，以完善的制度建設為保障，以縣級統一的人口服務管理協調機構為支撐，實行服務、管理、教育、維權“四位一體”的全程服務、綜合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