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企分開才是國企改革核心

尊敬的黨組織：

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出臺，有關國資國企改革的話題也再次熱了起來。其中，采用什么樣的模式推進這一改革，更成為社會各方關注的焦點。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應當充分學習借鑒新加坡淡馬錫模式。

所謂淡馬錫模式，就是政府——淡馬錫——企業的三級監管體制，政府通過財政部持有淡馬錫100%的股權，淡馬錫持有下屬44家公司的股權，下屬子公司則可以通過投資、持股、設立子公司等方式，進一步擴大資本觸角范圍，形成政府到企業的6級管理層次，控制了500多家公司。

由于淡馬錫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被認為是國資國企改革的標本。淡馬錫模式取得成功的經驗到底是什么?如果中國在推進國資國企改革過程中，也采用淡馬錫模式，是否也能取得成功呢?

必須注意，淡馬錫模式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關鍵并不在模式，而在于真正實現了政資政企分開，并嚴格依法管理。也就是說，模式只是一種形式和表象，能否實現政資政企分開和依法管理，才是內容與本質。

也正因如此，在推進國資國企改革過程中，淡馬錫模式可以作為學習借鑒的經驗。但是，能否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目標，就不是什么模式可以決定的了，而必須做到政資政企的真正分開以及依法管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有關政資政企分開的問題，已引起高度重視，特別是國企改革全面啟動以后。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效果并不理想，國企所扮演的仍然是“雙面人”角色，正面靠著市場，背面靠著政府，政府看起來不管企業，實質一直牽著企業的鼻子。企業一面希望掙脫政府的繩索，一面又在千方百計享受政府的各種資源。國資委的成立也很難實現政資政企分開的目標。因為，管資產與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原則，就是一種以行政代替市場、以管制代替監管的模式。

在推進國資國企改革過程中，如果過度在乎模式的選擇，而不突出政資政企分開和依法管理，再好的模式，也會出現“南橘北枳”。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前召開的上海市深化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工作會議上，針對外界關于上海的國資改革可能與新加坡淡馬錫模式相同的傳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明確表示，上海的國資國企改革不是原班照抄淡馬錫模式。而從上海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深化上海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來看，也確實注意到了這一點，沒有過度強調模式的重要，而突出了政資政企分開和實現依法管理。如從“管國企”轉向“管國資”、建立統一的國有資本運作平臺、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國有資產資本化、對國企實行分類管理、建立混合所有制經濟等。

所以，在推進國資國企改革過程中，切不要過度在乎采用何種模式，而應當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如何實現政資政企分開和依法管理方面。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政府放權，回歸到公共領域，將資源配置的決定權和企業的經營權歸還給市場和企業。

匯報人：xiexiebang

第二篇：鐵路政企分開淺析

淺談鐵路實行政企分開

2013年3月10日，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公布，鐵道部不再保留，行政職責并入交通部；組建國家鐵路局，由交通運輸部負責管理；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承擔鐵道部的企業職責。此次改革，鐵道部的拆分無疑是最大的焦點，個人從三方面對鐵道部政企分開做一個簡要的分析。

一、基本情況介紹

鐵道部從1949年成立，多年來鐵道部為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以及國家的安全、社會穩定等諸多方面都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一路走來在歷史上留下一段輝煌。尤其是近幾年，我國鐵路實現了較快發展，從基本完備的五縱五橫的鐵路網，到已分居世界第二、第一的鐵路營業里程、高速鐵路運營里程，基本保障了國民經濟運行和人民生產生活的需要，這一歷史功績是不容抹去的，全路員工為此長期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鐵路發展經營的計劃經濟模式與之出現了抵觸和不相適應的現象，并且有著逐漸擴大的趨勢。尤其是鐵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耗資巨大，成本回收周期很長，無法引入市場予以監管和參與，勢必造成資源的浪費和各類不良現象的集中呈現，這在近幾年的國民經濟活動中，該類現象并不少見。同時，我們看到鐵道部擁有自己管理系統及公檢法系統，雖然統一歸國家相關部門管理，但對內就像一個獨立的王國，領導集權嚴重，裙帶關系嚴重，很容易滋生腐敗，原鐵道

部部長劉志軍的案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另外，由于存在政企不分體制上的種種弊端，資源配置效率低，也制約甚至妨害了鐵路的良性發展。中國鐵路必須轉變發展模式，原有的傳統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可以說，鐵道部的改革是歷史的必然。

二、政企分開的益處

總體來說，鐵路政企分開是利遠大于弊的。

第一，有利于鐵路這個領域的健康、持續、安全地發展。在政企不分的情況下，現代企業制度建不起來，因為它畢竟還是政府，它不是完全的企業。另外，鐵路資金問題長期得不到較好的解決，融資比較困難。這里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靠政府，在大發展時期，政府當然要給予支持，因為這關系到每一個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但是這是不可持續的，最終還得靠企業自己賺錢，自己發展。現在政企分開，把企業部分做成獨立的企業法人，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資金籌措的渠道就可以多元化，社會哪些方面有錢，愿意修鐵路，也可以加入進來。資金籌措的渠道打開，融資，國家當然在一定時期還有很大的給予支持。

第二，有利于從體制上或者機制上保障我們的鐵路運輸的安全。在政企不分的情況下，監管和被監管者是一個人，以至于出了事故，老百姓都不知道是政府的事還是企業的事。作為政府，這個責任究竟怎么去追究？政府的監管就很難到位，企業的主體責任，安全方面的投入就可能不到位。現在分開了，一部分承擔主體責任，一部分承擔監管作用，出了問題，就要分析原因，是誰的責任，必須要追責。政

府監管不到位，政府負責。

第三，有利于加快建設綜合交通運輸體系。鐵路固然是一種重要的交通方式，但是還要充分發揮海運、空運、公路運輸的作用。如通過海運把大量的物資從萬噸輪卸下來之后，首先到碼頭上，再用公路的方式分集裝箱拉到很遠的地方去，裝到火車上往全國目的地分運。根據不同的運輸方式，發揮最大的優勢，實行合理布局，該空運的空運，該靠火車運輸的靠火車，該高速的靠高速，大交通的體制下才能通盤考慮這個問題。鐵老大不進來，說建了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是不科學的。通過建設綜合交通運輸系統，提高綜合運輸效率、效能，發揮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的組合優勢，來提高效益，也降低成本最終歸到一條，降低物流成本。

第四，有利于預防腐敗現象的發生。通過政企分開，引入競爭機制，監管機制，能夠深入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加大對工程建設、物資設備采購、車皮審批、資產資金管理、選人用人等重點領域廉政風險的防控力度，加強領導干部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建立高風險崗位輪崗交流制度，構建重點明確、監控有力、預警及時、處置得當的鐵路廉政風險防控管理機制，切實從源頭上防治腐敗。

三、鐵路改革應該注意的幾點：

（一）在改革的過程前，制定詳細的改革方案，盡量減少在改革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損失情況，使得改革有秩序、有組織和較平穩的順利過渡。

（二）在鐵路運輸包括客運、貨物運輸、專運特運等價格方面，應更多的顧及百姓的實際消費能力，制定適當的價格政策，確保廣大群眾買得起票，坐得起車。

（三）應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政策和法規，兼顧鐵路部門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盡快成立起相應的監督體制，確保有法可依，監督得當，以保證群眾和工作人員的安全出行。

（四）規范鐵路部門的財務管理制度，建立專門的部門核算鐵路部門的經濟情況，并研究財務狀況，認真分析經濟運行中的薄弱環節，根據具體情況，制定鐵路部門的發展戰略，確保鐵路部門的長遠發展。

黨的十八大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鐵路政企分開奠定了不僅在鐵路行業、而且在整個交通運輸領域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體制基礎，其深遠影響涉及整個交通運輸領域，甚至經濟體制改革整體。本次大部制改革把鐵路政企分開作為突破口，顯示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深化改革的堅定決心。相信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們一定能克服各種困難，再創輝煌。

第三篇：政企分開 可行性

政企分開的可行性研究 銀溫泉

【專題名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 【專 題 號】F13 【復印期號】1998年04期 【原文出處】《經濟研究》(京)1998年02期第38～45頁 【作者簡介】銀溫泉 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

政企分開是改革的難點之一，政企不分直接阻礙了企業改革的深入。本文針對現代企業制度內涵中的政企分開這一重要內容，從國有產權擁有和行使的角度探討政企分開的可行性。

一、政企分開的涵義

按照政府的有關文件及學術界普遍使用的提法，政企分開大概有三層涵義。第一，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與社會經濟管理者職能分開。不少人提出的把政府職能與資產經營職能分離即政資分離，可以歸到這一層涵義。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家布魯斯等人列出了平衡政企關系的清單，從中可以看到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若干方面。他們認為，作為所有者的國家要同作為權威機關、管理機構以及非企業部門的管理者的國家分離開來，具體包括：國家作為所有者的角色應與作為負責行政、國防、政治秩序，并由法律授權稽征稅收和關稅的權威當局的國家分離開來；其次應與作為制定工商業、保健、安全以及其他標準規制的國家分離開來；第三，應與作為例行的和特殊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心的國家分離開來；第四，應與作為社會和基礎設施的政策機關的國家分離開來，作為政策機關，國家處理不能用一般盈虧含義界定目標和達到目標的手段（如共用品、外部性）；最后，國有企業部分必須和非企業部門分離，政府部門在非企業部門起作用更好些（Brus和Laski，1989）。

第二，國有資產管理職能與運營職能分開。不管國有資產管理職能涉及國有資產產權哪些方面的內容，這種管理職能都屬于所有者（出資人）的權利范圍，只要第一層涵義的政企分開做到，這一層就沒有“政”的涵義。如果在第一層涵義上分不開，這里肯定是分不開的。可見，提出把管理職能與運營職能分離在理論上是不恰當的。

第三，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分離，這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普遍做法，與政企分開更無直接關系。

我認為，政企分開的嚴格涵義應是國家所有者職能與社會經濟管理職能分離，上述后兩方面的內容都是派生的或無關的。那么，政府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作為國有資產代表，能不能解決政企不分問題，實現政資分離呢？相應地，如果政府不能作為產權代表，誰能代替政府？

二、政府作為產權代表能不能實現政企分開

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弄清政府既作為所有者，又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者，雙重角色之間有沒有矛盾，如果有，在雙重角色格局內能不能解決。

作為一般意義的所有者，投資和經營的主要目的是盈利。政府也不例外。而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者，它的目標函數是各方面的，包括社會安定、經濟增長、維持非經濟活動和國家安全等。這些目標同所有者的盈利目標有時、乃至常常是不一致、甚至相沖突的。例如，從盈利角度看，裁減冗員或在經濟周期低谷時裁減人員是正常的，但政府從社會安定角度看就是一種不安定因素；相應地，從盈利角度看，向難以還債的企業發放貸款是不正常的，而從社會安定看則是可考慮的。當然，即便就企業而言，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它也不是純粹追求利潤最大化，不管其他方面。就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而言，日本有終身雇傭制，德國有職工參與，即使在美國，企業也把社會目標作為評價企業、評價經理人員的一個重要標志。目前，國際上關于公司治理結構的研究中，也把顧客、社區作為重要的委托人，要求企業的目標函數反映顧客和社區的利益（Williamson，1985）。但這種雙重角色究竟以哪一個為主，就企業而言應是明確的。

雙重職能下有沒有可能實現職責分開呢？假定要求國有企業純粹以盈利為目標，或充當類似于市場經濟下私人企業同行的角色。假定國務院作為國有資產總代表，通過國有資產管理局行使產權管理。再假定國有資產管理局可以有效管理成千上萬家國有企業（這一假定是非常不合理的，但目前暫時忽略這一因素）。這樣，國務院評價國資局的唯一或最重要指標就是企業盈利。相應地，盈利指標也構成比國務院更高一級的機構對國務院（總理班子）的評價指標體系的重要內容。

這種評價可行嗎？國務院（總理班子）有壓力和動力搞好國有企業嗎？如上所述，由于國務院身兼兩種職能，對國務院（總理班子）自然就從兩種職能的履行業績來評價。這就涉及到兩種職能在評價指標中的權重。這是一個不易確定的問題。相應地，國有產權管理的壓力和動力就難以形成，至少難以確定壓力和動力的強度。在兩種職能行使出現矛盾時，對國務院及其國資局的評價更難。金融財政政策的變動，國家產業政策的調整等等涉及國家宏觀政策的變動，如果宏觀經濟運行有利，而不利于國有企業的業績，怎樣評價國務院及國資局的業績呢？國務院和國資局完全可以推托責任。同時，由于國務院履行的是社會經濟管理職能，它完全有能力、有辦法利用非國有經濟的資源補充、資助國有企業，如對國有企業實行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也可以利用一些規制政策如市場準入、價格管理、壟斷和反壟斷政策等，人為地形成有利于國有企業運轉的環境，或者利用金融規制政策如關于信貸和證券市場的規定，使金融資源向國有企業傾斜。同時也應注意到，在國有企業業績因國家宏觀政策變動變得很差時，國有企業的高級經理及國有企業集團利益的代理人（行業主管部門及主管國有企業的綜合部門如經貿委）有可能向國務院施加壓力，通過各種方式影響國務院的決策，使國務院采取利于國有企業但不一定利于宏觀經濟及宏觀經濟政策實施的一些政策。銀根緊縮與國有企業呼喊資金緊張、要求放松銀根，可以看成是這種兩難處境的一種典型表現形式。

政府作為國有產權代表的上述問題也使它無法對國有企業的運轉實施有效的監督和約束。首先，從管理制度看，維持一套行政系統需要大量投入，很難設想國務院會另立一套系統專門管理國有資產。因此，國務院管理國有企業首先要依靠行政系統，即使有專職管理國有資產的機構，也是要并入行政系統的。這樣運作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很可能行政色彩濃厚。其次，從對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的經營者任免來看，國務院的雙重角色也將影響經營者的目標函數，經營者可能將宏觀經濟政策變動對企業業績的不利影響作為推諉責任的理由。在1987—1992年國有企業實行承包責任制期間，就出現了因價格等宏觀政策變動而調低承包指標的情形。當政府作為國有產權的代表時，國有企業或者出現管制過死，企業缺乏靈活性，或者缺乏約束，形成內部人控制。換言之，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將會出現如布魯斯等人（1989）所說的或者過分謹慎，或者輕舉妄動的現象。

即使假設有一套合理而明確的有約束力的指標體系，假設不存在因信息不對稱因素導致的指標確定（如基數）不合理，政府對國有企業有完全信息，不存在“打埋伏”、“棘輪效應”之類的問題，國有企業的業績也難以達到有效水平。市場經濟活動的千變萬化和變幻莫測，盈利機會的稍縱即逝，要求經營者善于根據具體情況做出決策，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其結果不是指標合同所能寫盡的。合同的不完備性也使指標體系顯得僵硬。

目前企業改革正在嘗試一種做法，即明確國有資產投資主體即國有股持有機構，明確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主要是國家投資公司、國家控股公司、國家資產經營公司、具備條件的企業集團的集團公司等，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設立授權投資機構這種做法的目的是讓被授權機構擁有生產經營的一些權利（力），包括重大投資權。這減少了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層次，緩解了信息處理負荷過重問題。被授權企業與授權范圍內其他企業的產權關系基本上可以明晰，但在被授權機構層次上，所有者缺位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國有資產管理總體框架仍是多部門負責管理國有資產；公司治理結構存在嚴重缺陷，企業董事會、監事會中的大多數成員是內部人，所有者制約效率差。因此，這種做法仍然沒有解決政企分開問題，國有資產總委托人問題及相應的誰來監督和激勵的問題實質上仍未解決。

三、實行政企分開的可探索途徑

針對政府作為國有產權代表導致政企不分這一問題，學術界提出了一些解決辦法，主要有二：一是成立國有資本經營委員會，二是實行多元持股，發展機構持股。

1.關于國有資本經營委員會

一些經濟學家提出建立國有資本經營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參見吳敬璉，1993；周小川等，1994），目的是使國有資產管理機構能夠用盈利標準監督和考核企業，使國有資產管理機構能夠脫離具有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行政部門的控制。國資委將把管理國有產權作為唯一的或最重要的職能，因而實質上是一個建立在商業化經營基礎上的企業管理委員會。

國資委從行政部門獨立出來，“上級部門”——委托方——是誰呢？如果真正與行使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部門分離，實行商業化經營，“上級部門”就不應是國務院，而應是全國人大。但會不會因此產生一股與行政部門相對抗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呢？我們認為，就利益而言，行政部門利益與經濟部門利益當然有區別，即使將經濟部門納入行政部門管理，這種利益差別也是存在的。正是由于行政部門與經濟部門的利益存在差異及沖突，才有行政過分干預和政企不分問題。至于人大，其職能設計本身就使它成為一支對行政部門的制衡力量，與是否掌握經濟力量無關。而且，國資委的職能只在于從盈利角度監督企業運作。因此，這種經濟權力的轉移只是使企業脫離了行政控制，從體制上完成了政企分離，不會產生不利的政治影響。

國資委有能力管理上萬家國有企業嗎？根據管理幅度原則，國資委直接管理的國有企業應是有限數量的。一種設想為，國資委下可設若干層級式持股公司，通過持股公司管理企業。對比國際上一些企業集團的組織模式，即母公司通過持股控制一些子公司，這些子公司分別是眾多孫公司的母公司，這種對國資委管理格局的設想沒有理由不成立。但應注意的是，如果國資委把全部國有企業都納入其旗幟下，國資委實際上成了一個超大型企業集團的管委會或母公司。一個有上萬家企業的企業集團，其內部運作效率無論如何都是值得懷疑的。例如，在《幸福》雜志排名前幾位的大公司如通用汽車、IBM等，每家也不過有幾百家企業。因此，如果國資委管理數千家、乃至上萬家企業，無論是國資委的管理效率還是企業效率，肯定不會令人滿意。為了解決規模過大、內部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僅從企業層級制內部加以調整是不夠的，應把內部的一些交易活動轉移出去，通過市場進行交易。這意味著，國資委成立后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把大量交易活動外部化，通過市場為一些國有企業的產權尋找買主。

國資委能否對經營者實行恰當的激勵與監督呢？從激勵方面看，目前國有大企業的總經理、董事長的貨幣收入約為一般工人的一到兩倍，如果把這種收入差距拉大到四到五倍，即大致相當于日本企業的經營者與工人的收入差距水平，社會和工人都能接受。對經營者來說，盡管他的直接收入不太多，但可利用的在職消費如良好的辦公設施、旅行等，還是相當多的，因而能夠起到較好的激勵作用。至于監督，首先是不能實行傳統的辦法，如財務大檢查等，可利用很多手段，譬如信息披露制度，利用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等，對企業進行財務監督。

由此可以認為，如果所屬企業相對較少，國資委是可以運轉的。國資委的建立和運作可采取漸進方式，以避免體制變動過大造成各方面關系的不協調，可以設計一些過渡步驟，如國資委先管理一部分中央級國有企業（集團），數量逐漸從行政部門轉移過來，轉移速度視國資委的管理能力和所管理企業的業績而定。具體做法一是參照國際上國有企業管理模式，二是可參考深圳、上海等地國資委（國資經營公司）的轉軌經驗。對于地方國有企業，可仍由地方管理，至少在目前不屬于國資委的權力范圍。同樣重要的是，為了防止經營管理的行政化，應只有一個全國性的國資委，在各省不設分支機構。

2.關于股權多元化

實行股權多元化，是指將國有產權的中央政府所有、分級管理的格局變為多種機構都代表國家所有者行使所有權職能。可以考慮的方式有：（1）劃分中央與地方所有；（2）實行機構持股或法人持股。

劃分中央與地方所有，意味著將地方管理的國有資產明確劃歸地方所有。在經濟學意義上，判定誰擁有資產的最重要依據是看誰擁有剩余控制權或／和剩余索取權。從這個角度分析，地方政府目前實際上控制了大部分剩余控制權。它們事實上成為地方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有權處置、并已經開始處置地方國有企業。上海市政府將一些行業部門變成行業控股公司，行業內國有企業作為子公司裝入控股公司內，廣東省順德市和山東省諸城市改組中小型國有企業的經歷，以及其他一些關于產權轉讓的材料（參見課題組，1994），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不過，這種方式并沒有解決政企不分問題。

對于實行機構持股或法人持股，包括企業間交叉持股，目前有不少人認為這既能使企業擺脫行政控制，又能做到所有權在位，可以比較有效地解決所有者的監督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機構持股式股權多元化得到了較大發展，通過這種形式組建的公司逐漸增多。例如，位于浦東的中國華源集團公司，就是由紡織工業總會、外貿部、交通銀行倡議，由14家國有公司共同出資創辦的。盡管這樣組成的企業從終極所有者層次上看仍有可能是國家，股權代表仍可能由行政部門委派，因而仍存在政企不分問題，但從集團公司層次上看，股權多元化使任一行政部門都不能利用自己的股權地位干預企業事務，因而起到了弱化行政干預的作用。

在這方面，日本戰后解散財閥、削弱財閥影響的經歷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參考。日本在二戰前的企業所有權結構是股權高度集中于財閥家族手中，財閥家族通過控股公司控制企業。日本戰敗后，美國占領軍當局實行反壟斷法，拆散財閥，實行股權民主化、分散化。當時，股票主要流向個人，股權結構中個人股占多數（60%以上）。此后，隨著占領軍政策的改變和反壟斷法的放寬，特別是60年代日本實行貿易自由化，實業界人士擔心外資大量涌入，收購和兼并日本企業，于是企業之間換股或循環換股，交叉持股逐漸發展起來。交叉持股基本上是原財閥控股公司解體后原財閥系統重新加強聯系的一種形式。但在這種企業集團中，原財閥已經失去了影響，控制機構不再是戰前財閥總公司這種處于統治頂端的控股公司，而是以銀行和公司為中心的成員企業相互（交叉）持有股份和互派負責人，并組成經理會。

因此，無論從中國轉軌中的經驗還是從國際上由統制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經驗看，發展企業交叉持股是解決控制權過分集中的一個有效途徑，可以作為解決政企不分問題的一種嘗試辦法。可以考慮，在對過去“拉郎配”形成的企業集團進行改制時，有些以一個“龍頭”企業為基礎，有些則以幾個大企業為基礎，組成一個企業集團，內部實行交叉持股，集團內的其他眾多小企業相應成為這些大企業的子公司或附屬企業。考慮到中國目前的國有企業改革與重組格局，構造交叉持股模式可以采取近期與遠期兩類措施：

近期措施：（1）結合結構調整，在產品結構、技術結構類似的企業首先實行專業化重組，形成單個企業產品結構與技術裝備結構專業化，若干企業產品結構與技術結構互相補充的局面，這若干企業之間交叉持股，形成橫向結合的企業集團，同時集團內部是符合《公司法》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所選擇的企業規模不宜太大，否則結構調整工作量太大，難度大；但也不宜太小，否則企業沒有發展前途，交叉持股體制難以維持。（2）選擇往來密切，交易相對固定的上下游企業，發展交叉持股，實行縱向一體化，組建企業集團。（3）已有的企業集團的母公司之間可交叉持股，一來穩定股權，二來加強協作與溝通，這對一些地區性企業集團可能更為適用。

遠期措施：培育大企業、大集團，在企業或集團內部形成若干規模相當的企業之后，總部或母公司的控股與指揮功能逐步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下屬企業交叉持股。日本戰后在形成的交叉持股實質上是這條路子。這種做法在新興工業化經濟中（如韓國）也存在。

四、上海市和深圳市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經驗及可能存在的問題

上海和深圳兩市近年來積極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走在全國改革的前列，并產生了重大影響。對這兩個城市這方面的改革作一評價是有意義的。

兩市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都是按照“三個分離”原則進行的，即政府的社會經濟管理職能與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分離，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職能與資產經營職能分離，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分離。兩市的做法有一些共同之處。

從基本框架看，都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市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其常設機構是國資辦），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組成；它是本市國有資產所有權的總代表，依法擁有本市全部國有資產，并對其行使占有、使用、處分和收益四項權利；第二層為國有資產運營機構，由職能局、大企業集團（公司）或綜合性持股公司構成；第三層為市國有資產運營機構將其運營的國有資產按不同份額分別投入到各種類型的企業后形成的國有獨資公司、控股公司和參股公司，形成企業法人財產權。

從運行看，都是由作為市國有資產所有權總代表的市國資委對試點企業進行國有資產授權經營，委托授權企業行使所有權，按市國資委要求進行經營管理；授權企業對授權范圍內的國有資產，根據生產經營需要，以出資者的身分分別投入到各生產經營性企業，使之成為自己的全資、控股和參股公司，形成以資產為紐帶的母子公司關系，各自按照國家法律規定行使所有權和企業法人財產權。其中，市國資委負責對授權國資公司或企業集團進行考核，具體由監事會實施。逐步實行管人與管資產相結合。

以上海市為例，原來的主管局承擔的行政管理、資產管理、行業管理的職能按政府機構改革的原則一分為三——局是政府機關，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是企業，分流出去的一部分人組成的中介機構則屬于事業單位。一分為三后，黨委機關保留，一對三，并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目前作為過渡措施，局與國有資產經營管理公司的正職經批準可以兼任，但副職一定有側重。下面的機構和人員嚴格分開。例如，組建紡織和儀電國資公司后，撤消了系統內原行業性管理公司，在產品、產業和企業組織結構調整的基礎上，以資產為紐帶，以產品為龍頭，出資重新組建了一批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企業集團或有限公司。同時在領導體制上，實行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制度。紡織國資公司的決策和權力機構是公司管理委員會，既有董事會的職能，也有監事會的職能，由黨委書記任管委會主任，局長任副主任兼總經理，是法人代表，管委會成員10人，由紡織局正副書記、正副局長、工會主席、干部處長、總會計師組成。儀電國資公司實行總經理負責制，局長擔任總經理，是法人代表，設外部監事會，成員10人。監事會主席由上海市副市長擔任，還有局黨政領導，社會知名人士及職工代表，各占1／3。

這種體制的優點在于，它將過去多部門負責變成由市委、市政府領導掛帥、各部門參與組成的班子，管理企業的“部門”少了，相應地減少了部門間的制肘，減低了行政組織經濟的成本。而且，依托一部分職能部門能夠比較自然地剝離其部分權力（利），也為部門內一部分人員找到了出路，從而減少了部門改革的阻力。深圳市從1997年起還實行管人與管資產相結合，把企業主要領導的任命權從市委組織部轉移到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控股公司，相應減少了政出多門的弊端。但應看到，就政企關系而言，問題的根本不在于有幾個部門管企業，而在于誰來管、管什么。在這種體制下，國有資產所有權職能行使主體仍是政府機構，最終管理企業并對企業人事、重大活動做最后裁決。例如，國資辦也是市政府管理國有資產的主要職能機構，列入政府序列。因此，這種做法與過去的體制似乎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總的看來，我認為這種體制似乎仍未能解決政企分開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上海兩市都正在積極推進其下屬企業的公司制改造，特別是通過職工持股、企業上市等途徑實行股權多元化。這是一個很有發展潛力的方向。如果企業交叉持股、股權社會化等發展起來，產生了非政府機構持股的其他大股東，那么，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自然消失了。這意味著，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可以作為國有制改革過程中的一個中間環節，暫時作為一個“隔離帶”。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改革具有方向性的積極意義，值得各地方借鑒。

既然上海、深圳兩市都組織了（地方的）行業性控股公司，那么，有沒有可能推而廣之，中央行業部門也模仿這種模式建立行業性控股公司呢？目前，有的專業部門、主管部門正力圖這樣做，把自己從行政部門變成行政主管部門加國有資產經營者或國家授權投資機構，把行業部門內主要企業的權力再度上收，使自己變成投資中心和重大決策者。

筆者以為，這種做法有很大的缺陷。首先，已習慣于傳統體制工作方法的原“婆婆”不太可能會因自己兼職或搖身一變成為“老板”就轉變觀念變成企業家。在這方面，深圳市的做法似乎很難效仿。深圳市從80年代中期開始，就逐漸撤消了一些主管局，翻牌成了公司。但由于深圳市國有企業基礎差，底子薄，只有一些小企業。加上當時深圳正面臨一個大的發展機會，翻牌公司直接面臨負債經營、直接面對競爭性市場格局。這就使得主管部門領導向企業家身份轉變更容易一些。〔1 〕相比之下，上海市類似轉變難度稍大一些，而中央行業主管部門的類似轉變更難。如果行業主管部門翻牌，很可能不僅做不到政企分開，反而加重政企不分。第二，如果行業部門把行業內的重要的國有企業（集團）都納入自己的旗下，組成全國性的控股公司，有可能出現嚴重的壟斷局面。第三，將嚴重沖擊目前企業自主權狀況。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國有企業自主權已大大增強（盡管仍不盡如人意），“婆婆”的管制已大幅度減弱。如果現在的“婆婆”又做起“老板”，揚起出資人（產權所有者）的大旗，要比單純的“婆婆”更合理合法，更有份量。結果，將不是把企業生產經營權切實交給企業，反而很可能使企業重新回到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中的“車間”的地位，不是被搞活，而是被搞死。

五、政企不分時的企業運作方式

以上分析表明，在兩種角色由一個主體承擔時，政企分開幾乎是不可能的。西方一些國家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在美國、英國和法國等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出于校正市場失靈的考慮，國家在一些領域也設立國有企業。在這些企業，往往是由政府任免企業領導人，監督其運作，因而政企也是不分的。盡管在這些國家，公共部門的企業較少，比較容易管理，但總的看來，公共企業的運作效率是偏低的。政企不分時，國有企業是不是一定不能運轉呢？西方國家對國有企業一般采取以下幾種管理方式（曹玉書等，1995；臧躍茹，1995；國家體改委課題組，1994）：

1.政府機構直接負責國有企業管理。例如，在法國，政府對國有企業實行雙重管理，即由財政部負責國有企業的存量和增量管理，各主管部如工業部、能源部等負責對國有企業行使所有者權利，如任命董事長、總經理。在德國，財政部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負責審批國有企業的成立、解散、合并、股權變動，選聘監事會、理事會中的所有者代表等。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由計劃部國有企業特別控制秘書處負責國有企業監管：對國有企業主要收支項目等制定限額，提出關于國有企業股本變動、購并活動及利潤分配建議。

2.通過立法規定國有企業的活動。典型的是美國，國有企業管理以國會立法為核心，聯邦政府每成立一個國有企業就由國會通過一個單行法律，州和市鎮政府設立公司也要由同級議會批準。如最大的國有企業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就是1933年經國會同意、羅斯福總統簽署法案成立的。它的最高領導層有3名董事，由美國總統提名，經國會批準后再由總統任命，任期9年。3名董事負責整個企業的管理和經營，具有高度自主權，并享有電價制定權。

3.政府機構與企業合一型。例如，美國圣勞倫斯海運開發公司開始時是一家獨立的國有企業，后合并到聯邦政府運輸部以一個司的名義來管理和經營。美國各州的一些州屬企業也與之類似。如紐約公共交通管理局實際上是地鐵公司和公共汽車公司的聯合公司，紐約橋梁隧道管理局則是經營橋梁和隧道的公司。

4.設立控股公司，在政府專業部和國有企業之間建立一個“隔離層”。典型的有意大利的伊利公司、新加坡的淡馬錫公司等。以追求利潤為目標，政府不干預企業的具體經營活動。

從西方國家國有企業管理的實踐看，盡管它們只有少量的國有企業，實行上述幾種方式管理也仍存在政企不分、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等嚴重問題，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阿尤布等，1986）和西方國家的私有化浪潮也說明了這一點。自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對國有企業實行大規模私有化，一方面通過向公眾及企業內部職工出售國有股份，將國有企業變成完全私人持股或私人持股為主的企業；另一方面對于仍屬于國有的企業，實行公司化、商業化，以及租賃、責任制、委托私人公司經營管理，等等。

六、總結性的結論

以上對國有企業改革中政企分開可行性的分析表明，在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產權代表時，解決政企職責不分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此體制下尋找其他方法，如出資人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分離，是無法解決政企不分問題的。人大常委會下設立國資委并建立相應的層級制在國有企業數量相對較少時是可行的，但更多地應把設立國資委看成是一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渡措施。西方一些國家的國有企業管理經驗和教訓說明，即使是少量國有企業，政府作為產權主體也容易產生政府過分干預問題，盡管理論研究表明國有企業有其存在的理由。解決政企分開的方向應是實行產權多元化，特別是將大量國有產權通過種種途徑演變成其他公有性質的產權，其中最重要的是機構持股和企業交叉持股。

注釋：

〔1〕關于深圳市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為什么較為成功的分析，作者得益于深圳市計劃局副局長沈士成同志在1997年9 月初對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企業集團體制模式調研組的介紹。不當之處，由作者負責。

【參考文獻】

1.阿尤布，M.和赫格斯特德，1986：《公有制工業企業成功的決定因素》，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

2.曹玉書、李群，1995：《美國的國有企業及其管理》，載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編：《大型企業集團發展政策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

3.國家體改委課題組，1994：《市場經濟：國有企業改革走向》，中國經濟出版社。

4.吳敬璉，1993：《大中型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

5.臧躍茹，1995：《西方國有企業管理模式比較研究》，載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編：《大型企業集團發展政策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

6.周小川等，1994：《企業改革：模式選擇與配套設計》，中國經濟出版社。

7.Brus,W.and K.Laski,1989,From Marx to Market: Socialism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Clarendon Press· Oxford.8.Chandler, A.jr.,1990,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industrial capitalism.Cambridge:Havard University Press.9.Williamson, O.E.,1985, The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Economy, New York:Free Press.^

第四篇：政企分開_可行性

政企分開的可行性研究

政企分開是改革的難點之一，政企不分直接阻礙了企業改革的深入。本文針對現代企業制度內涵中的政企分開這一重要內容，從國有產權擁有和行使的角度探討政企分開的可行性。

一、政企分開的涵義

按照政府的有關文件及學術界普遍使用的提法，政企分開大概有三層涵義。第一，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與社會經濟管理者職能分開。不少人提出的把政府職能與資產經營職能分離即政資分離，可以歸到這一層涵義。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家布魯斯等人列出了平衡政企關系的清單，從中可以看到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若干方面。他們認為，作為所有者的國家要同作為權威機關、管理機構以及非企業部門的管理者的國家分離開來，具體包括：國家作為所有者的角色應與作為負責行政、國防、政治秩序，并由法律授權稽征稅收和關稅的權威當局的國家分離開來；其次應與作為制定工商業、保健、安全以及其他標準規制的國家分離開來；第三，應與作為例行的和特殊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心的國家分離開來；第四，應與作為社會和基礎設施的政策機關的國家分離開來，作為政策機關，國家處理不能用一般盈虧含義界定目標和達到目標的手段（如共用品、外部性）；最后，國有企業部分必須和非企業部門分離，政府部門在非企業部門起作用更好些（Brus和Laski，1989）。

第二，國有資產管理職能與運營職能分開。不管國有資產管理職能涉及國有資產產權哪些方面的內容，這種管理職能都屬于所有者（出資人）的權利范圍，只要第一層涵義的政企分開做到，這一層就沒有“政”的涵義。如果在第一層涵義上分不開，這里肯定是分不開的。可見，提出把管理職能與運營職能分離在理論上是不恰當的。

第三，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分離，這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普遍做法，與政企分開更無直接關系。

我認為，政企分開的嚴格涵義應是國家所有者職能與社會經濟管理職能分離，上述后兩方面的內容都是派生的或無關的。那么，政府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作為國有資產代表，能不能解決政企不分問題，實現政資分離呢？相應地，如果政府不能作為產權代表，誰能代替政府？

二、實行政企分開的可探索途徑

針對政府作為國有產權代表導致政企不分這一問題，學術界提出了一些解決辦法，主要有二：一是成立國有資本經營委員會，二是實行多元持股，發展機構持股。

1.關于國有資本經營委員會

一些經濟學家提出建立國有資本經營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參見吳敬璉，1993；周小川等，1994），目的是使國有資產管理機構能夠用盈利標準監督和考核企業，使國有資產管理機構能夠脫離具有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行政部門的控制。國資委將把管理國有產權作為唯一的或最重要的職能，因而實質上是一個建立在商業化經營基礎上的企業管理委員會。

國資委從行政部門獨立出來，“上級部門”——委托方——是誰呢？如果真正與行使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部門分離，實行商業化經營，“上級部門”就不應是國務院，而應是全國人大。但會不會因此產生一股與行政部門相對抗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呢？我們認為，就利益而言，行政部門利益與經濟部門利益當然有區別，即使將經濟部門納入行政部門管理，這種利益差別也是存在的。正是由于行政部門與經濟部門的利益存在差異及沖突，才有行政過分干預和政企不分問題。至于人大，其職能設計本身就使它成為一支對行政部門的制衡力量，與是否掌握經濟力量無關。而且，國資委的職能只在于從盈利角度監督企業運作。因此，這種經濟權力的轉移只是使企業脫離了行政控制，從體制上完成了政企分離，不會產生不利的政治影響。

三、政企不分時的企業運作方式

以上分析表明，在兩種角色由一個主體承擔時，政企分開幾乎是不可能的。西方一些國家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在美國、英國和法國等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出于校正市場失靈的考慮，國家在一些領域也設立國有企業。在這些企業，往往是由政府任免企業領導人，監督其運作，因而政企也是不分的。盡管在這些國家，公共部門的企業較少，比較容易管理，但總的看來，公共企業的運作效率是偏低的。政企不分時，國有企業是不是一定不能運轉呢？西方國家對國有企業一般采取以下幾種管理方式（曹玉書等，1995；臧躍茹，1995；國家體改委課題組，1994）：

1.政府機構直接負責國有企業管理。例如，在法國，政府對國有企業實行雙重管理，即由財政部負責國有企業的存量和增量管理，各主管部如工業部、能源部等負責對國有企業行使所有者權利，如任命董事長、總經理。在德國，財政部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負責審批國有企業的成立、解散、合并、股權變動，選聘監事會、理事會中的所有者代表等。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由計劃部國有企業特別控制秘書處負責國有企業監管：對國有企業主要收支項目等制定限額，提出關于國有企業股本變動、購并活動及利潤分配建議。

2.通過立法規定國有企業的活動。典型的是美國，國有企業管理以國會立法為核心，聯邦政府每成立一個國有企業就由國會通過一個單行法律，州和市鎮政府設立公司也要由同級議會批準。如最大的國有企業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就是1933年經國會同意、羅斯福總統簽署法案成立的。它的最高領導層有3名董事，由美國總統提名，經國會批準后再由總統任命，任期9年。3名董事負責整個企業的管理和經營，具有高度自主權，并享有電價制定權。

3.政府機構與企業合一型。例如，美國圣勞倫斯海運開發公司開始時是一家獨立的國有企業，后合并到聯邦政府運輸部以一個司的名義來管理和經營。美國各州的一些州屬企業也與之類似。如紐約公共交通管理局實際上是地鐵公司和公共汽車公司的聯合公司，紐約橋梁隧道管理局則是經營橋梁和隧道的公司。

4.設立控股公司，在政府專業部和國有企業之間建立一個“隔離層”。典型的有意大利的伊利公司、新加坡的淡馬錫公司等。以追求利潤為目標，政府不干預企業的具體經營活動。

四、總結性的結論

以上對國有企業改革中政企分開可行性的分析表明，在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產權代表時，解決政企職責不分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此體制下尋找其他方法，如出資人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分離，是無法解決政企不分問題的。人大常委會下設立國資委并建立相應的層級制在國有企業數量相對較少時是可行的，但更多地應把設立國資委看成是一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渡措施。西方一些國家的國有企業管理經驗和教訓說明，即使是少量國有企業，政府作為產權主體也容易產生政府過分干預問題，盡管理論研究表明國有企業有其存在的理由。解決政企分開的方向應是實行產權多元化，特別是將大量國有產權通過種種途徑演變成其他公有性質的產權，其中最重要的是機構持股和企業交叉持股。

第五篇：國企改革

中國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案例

有人問我，您認為中國大型國企改革中誰是比較成功的？

我說：中國鐵路是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案例。

為什么說鐵路是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

一、我們可以宏觀的從鐵路運輸企業內部改革的情況講一些主要原因：

1、在所有國家部屬級大型國企中，鐵路運輸企業改革是真正把改革成本消化在本企業內部的國有企業。主要表現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鐵路運輸價格一直按照國務院要求，保持著行業的最低運輸價格。為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尤其是對市場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行業性“犧牲”和重大的歷史性“貢獻”。

2、鐵路運輸企業改革是以減少行業行政管理組織機構為中心開展的。過去由10個分局管理的一個鐵路局，現在變成了由一個路局直接管理，一下子減少行政管理組織機構十分之九。同時極大的適應了鐵路運輸生產發展高度集成性的現代化要求。

3、鐵路運輸改革沒有按照原定的市場化三分改革方案運作。而是按照適應鐵路運輸行業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要求，實行了行業高度現代化、集成性、整體性的路局直管站段模式。通過最大限度的減少企業成本和調整企業內部生產關系方式進行的國企改革。

所以說，中國鐵路運輸企業改革，改革產生的社會效益最大。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也是最成功的國企改革。當然從各行業比較的角度講，鐵路運輸行業職工吃了很多的“虧”。因為現在他們的職工平均收入比電力行業少近一半左右。

二、為什么說鐵路是大型國企改革中比較成功的。我們可以從各行業國企改革狀況上講一些主要的參考性原因：

例

1、電力行業。電力行業是在原有的區域管理模式基礎上按照產供銷分離的市場模式進行的改革。結果是不但沒有有效的相對的降低電力成本，反而使我國電價超前持續走高。同屬壟斷企業，他們的改革的成本卻主要是通過全社會消化。電力企業的各種管理機構不是相對大幅度的減少，而是大幅度上升。電價市場化極高。導致他們的職工平均收入比鐵路運輸行業多近一半左右。

例

2、電信行業。這個行業也是在原有行業的基礎上按照引入競爭的三分市場模式進行的改革。為了形成三分并把鐵路電信系統撥離到電信行業。電信行業本來是一個高度現代化的集成性的整體性行業。現在我們教條的按照3分天下的模式，搞成了分立。（其實，歐美國家何嘗不想搞統一啊，只是由于他們制度的原因現在還搞不了統一）。而我們有先天的統一條件卻模仿分離。結果是造成我國電信機構重疊，重復建設，資源浪費，成本超高。一個簡單的重復收費問題都不能實現。使電信改革的成本平攤到所有使用通信工具的用戶。

例

3、金融行業。金融行業是在原有行業的基礎上按照引入競爭的市場模式進行的改革。結果是同行交叉，嚴重制肘，各家銀行都到一個地方開，導致各行成本超高。腐敗嚴重。中小企業貸款難上加難。而這個行業卻在市場經濟中成了“天然”的白領行業。使本來這個我們國家最管用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管理手段，常常是尷尬的失去控制宏觀微觀經濟的金融作用。導致股市、樓市異常發展。極大的影響和威脅著我國經濟的穩定和安全。

所以我說，大型國企改革，一定要堅持中國特色，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又是一個具有5千年文化的國家。說句笑話，如果讓小布什到中國當總統可能一天都干不了。我們不要教條的學習西方制度。制度上的很多東西是沒有可比性的。實踐告訴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實事求是，具

體問題，具體分析。

事實上，什么東西搞市場，什么東西搞計劃，是依據這個東西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我們的大型、特大型國企，是我國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適應先進生產關系本來是正確科學合理的。現在美國人到處搞市場經濟，是想把全世界成為他自己的市場。他們自己國家實質是很有計劃性的經濟。美國人為什么要搞軍事那么大的軍力，他要維護這個市場，所以他要養護一個巨大的軍事力量。這是他們經營世界市場的成本，他要中東的石油，所以他需要中東的穆斯林人按照他們的制度建立國家。誰不聽話他就用武力使你變成阿富汗、伊拉克。現在他們的國家成本太高啦，我們這些發展中國家有些養活不起他們啦，他們的內部問題，開始暴露出來啦。注意這可能是世界更危險的時候。因此21世紀中國要走自己的路。

失敗案例：淺談國企改革案例：北京橡膠廠的困惑

1990年，當時的北京橡膠6廠和橡膠7廠合并，注冊為目前的北京橡膠塑料制品廠（以下簡稱橡塑廠）。由于生產有污染，1991年，根據北京市政府的指令，橡塑廠開始醞釀搬遷。新廠址在通縣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搬遷于1994年基本完成。1995年，位于市內的北京橡膠5廠的三個車間并入橡膠塑料制品廠。1998年，北京乳膠廠也搬入現在的廠區。因此，目前在同一廠區內，有兩個廠（北京橡膠塑料制品廠、北京乳膠廠），還有兩個合資企業。由于這些企業之間的重組工作尚未開始，因而這些企業仍都保留著獨立法人地位，但法人代表則都由目前的北京橡膠塑料制品廠廠長擔任，在行政上是一體。現任廠長和黨委書記1995年底任職。

當時合資企業注冊時，一香港人出資10萬元，然后該廠給他發了兩批貨，算是還了錢，自己則保留了一個合資企業的殼。另一個中美合資企業是乳膠廠成立的，美方出資11萬美元。當時美方100％包銷產品。一年后由于某種特殊原因，產品銷路在美受到極大影響。但目前這兩個合資企業都不虧損，每年能向廠里返還部分收益。合資企業的人員和母體廠分開。

橡塑廠的總資產為2億元，負債1．4億元，負債率64％。1998年實現銷售收入1．2億元。

經過幾次合并，1990年橡塑廠的職工總數達到2000多人。搬遷過來時有1600多人。現有在編職工1300人。共有離退休人員1564人，其中離休者19人。橡塑廠的主要產品有再生膠、工業膠板、橡膠滾軸、橡膠粘劑、汽車配件、乳膠手套以及雨鞋和釣魚褲。

合并搬遷中出現失誤

1994年的遷廠，成為了橡塑廠經濟效益出現逆轉的一個關鍵時點。沒搬遷前，橡膠6廠和7廠的經濟效益都還可以，沒有一家虧損企業。

但是，在合并、特別是搬遷過程中，企業出現了很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企業合并搬遷的指導思想上還是計劃經濟的思想。表現為：

第一，停產搬遷，在整個過程中丟掉了相當部分的市場。從1992年起開始逐步停產，隨建隨停，隨停隨搬，最長停產3－4年。在此期間產品沒有發展，設備、技術沒有更新。

第二，在當時搬遷時，缺乏對搬遷過來的企業如何發展的整體規劃。目前的廠址不是按照未來的產品進行規劃，而是按照工廠廠房搬遷進行設計，搬過來一個廠，就建起了一部分廠房，結果造成廠里廠房和設施布局嚴重不合理，廠區布局和廠房設計完全是作坊式的。

第三，搬遷時機不合適。當時搬遷的經費主要來自賣地的錢。這些廠子過去都在市區，并且都處于較好的地段。新廠房的最初預算是7000萬元，其中包括了部分設備的改造和引進。原設想通過土地置換，可獲得相當一部分設備和技術改造資金。但是，由于整個搬遷過程中市場環境的變化，原有的計劃受到很大影響。1990年賣地時，北京市的房地產還沒有變熱，賣地僅賣了1個億。而等到1991年9月開始動工建新廠房后，隨著房地產熱的迅速升溫，建材價格又直線上升，賣地的錢連蓋新廠房還不夠，到最后工程決算時，總費用已高達1．5億元。原來準備進行技術設備改造的錢不僅大部分都用在了工程建設上，而且，至今5000多萬元的工程建設款尚未與承建公司結清。同時，橡塑廠在搬遷過程中也擠出了部分資金和使用貸款，進行了部分設備的技術引進。但在引進設備中也出現了重大失誤，有些引進設備原本就是國內生產的，出口后又以國外設備進口，結果設備安裝后根本就不能用。

橡塑廠從1993年起開始出現虧損，目前已累積虧損4000多萬元。盡管如此，隨著企業生產能力的逐步恢復和產品結構的調整，初期虧損迅速增長的勢頭看來現在已得到遏止。自1996年后，企業逐年減虧：1995年虧損1400萬元，1996虧損1000萬元，1997年虧損500萬元，到1998年實際虧損已下降至400多萬元。橡塑廠1999年制定的指標是力爭不虧損。

橡塑廠并沒有向我們提供企業通常都準備好的一份正式的發展戰略規劃文本。這表現出企業領導人現在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處理現期的生產經營問題上，還難以顧及長遠的發展問題。1995年新領導人上任后，連續3年未休息一個雙休日，工作相當辛苦。目前生產經營上的主導思想，是“維持生存，再圖發展”。工作的重點是在現有條件下加快產品結構的調整和高附加值新產品的開發。如再生膠過去只有一種，且年生產能力只有6000噸，現已有5種新產品投入生產，設計生產能力1萬噸，并已逐步打開了市場。又如橡膠板過去只能生產窄板，不能適應用戶的需要，現在正通過技術改造，提高多種規格和性能橡膠板的生產能力。

然而，即使是這些短期的努力和預期，似乎也因政策環境的變動而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例如，由于橡膠板生產所需的部分原料需要進口，但國家現已將這類原料列為嚴格控制進口的商品，結果因原料缺乏造成目前生產的困難。再如，1999年中國開展的打擊走私，使海關的管制越來越嚴厲。橡塑廠很多原料需進口，一些產品也要擴大出口，但由于海關管制力度的加強在一些技術環節缺乏明確的標準，具體業務人員的處理又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從而使本來較順暢的進出口渠道變得障礙很多。

廣開融資渠道希圖擺脫困境

為了改變目前的這種情況，在得不到國家資金支持的情況下，橡塑廠除了積極調整產品結構和擴大生產能力外，一直在想辦法開辟多種融資擺脫困境。一個主要的辦法是進行對外合作，現在正在與多家外商，主要是臺灣和澳大利亞的公司進行接觸。如果談判成功，橡塑廠將用部分優良資產與國外公司，或者國內其他企業合資進行重組。用廠方的話說，“就是使一部分資產和人員先突圍出去。如果搞得好，再回過頭來解救剩下的那部分。即使最終解救不了，也不至于全軍覆沒”。

另一個可能會帶來轉機的情況是，現在北京市化學工業總公司也正在籌劃，將下屬的國有企業組建為輪胎、建材和膠塑制品三個集團。這可能會在組建過程中給橡塑廠的重組帶來新的變數。

盡管我們的調查總在試圖引導橡塑廠領導人更深入地談及企業改革的話題，但他們似乎更多傾訴的是企業當前所面臨的重重困難和對現體制的怨氣。部分原因是改革已說了不少，做了也很多，但企業背著如此沉重的包袱，幾乎沒有辦法靠自身擺脫困境。例如，如果能夠找到資金，或者由國家注入新的資本金，按所計劃的方案進行設備和技術改造，不僅可以新的產品打開市場，而且，大約只需600名職工即可維持現有的生產能力，勞動生產率會有很大提高，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橡塑廠領導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國有企業制度方面的改革，國有企業不一定就搞不好。部分原因則是改革面臨著各種實際困難和政策障礙，如重組改制難以引入外部資金，銀行債務的清償以及職工問題的處理都難以解決。又如，目前橡膠廠內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已進行了多年，各個方面都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規章制度。但是，對于富余人員、包括下崗人員的處理，已經遠遠超出了企業能夠解決的范圍。幾乎所有規則都由上面制定，但幾乎所有的責任都由企業來承擔。另如退休職工問題，如果廠里現在不能按期繳納各項保險費，原屬于廠里的1500多名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就會立刻受到影響。

成功案例

享譽中外的北京“王致和”3年前挺身南下，入資控股同樣是中華老字號的“桂林花橋腐乳”。然而，收到麾下的在業內有著全國“白方腐乳”領頭羊之稱的桂林花橋腐乳廠，卻是一個舉步維艱的虧損企業。3年過去了，“王致和”在南方是水土不服，還是健康成長？日前，記者專程趕到桂林，實地探營有著“桂林三寶”之一美譽的桂林花橋腐乳的發展變化。

為了扭轉被動局面，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團總經理、王致和桂林腐乳廠董事長王家槐(右二)多次親臨桂林，與干部職工研究對策。王致和還從北京先后派去白振國、張子平、宋豐江三位同志擔任北京(桂林腐乳)食品公司高管，他們與當地干部一起不斷推廣先進的管理理念，推行績效考核和多勞多得的薪酬管理制度，規范管理流程，使公司很快步入良性發展軌道。(領導班子正在研究企業發展戰略)公司實行“向生產一線、向管理人員傾斜”的工資分配原則，根據不同崗位制訂了三種工資分配形式，有效地激發了員工的積極性。記者在廠里采訪時恰巧是星期天，正趕上工人加班加點，廠內一片忙碌景象。

公司領導不僅重視產品的外包裝，對公司內部的生活環境也同樣十分關心，他們籌建了職工活動場所、職工書屋，開辦職工之家。從北京來到桂林腐乳公司的總經理白振國堅信，實現桂林花橋腐乳的振興，不僅靠歷史悠久的品牌，更要靠現代人的人心。(圖為花園式的廠區)

為確保有著300多年歷史的桂林花橋腐乳“形、色、香、味”特色依然純正，改制后的企業強化產品質量，嚴格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產品實行可追溯控制程序，批批產品實行檢驗，件件產品放心出廠。

改制3年來，企業不僅實現了扭虧為盈，向地方政府上繳的稅費比改制前增加了100多萬元，而且企業員工的工資也得到提升。今年公司的利潤又比去年同期增長4.34％，銷售收入增長4.99％。公司還申請了產品新包裝的版權登記5件，新包裝外觀設計專利3件，對老包裝進行了版權登記保護。如今北京二商集團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已成為桂林市國資委引以為自豪的國企改制成功案例。該廠生產的“象山腐竹”，與桂林花橋腐乳齊名，在桂林市場占有率達70％以上，也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馳名商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