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檢察機關應對案件取證質量問題的調研報告

檢察機關應對案件取證質量問題的調研報告

近年來，花都區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刑事案件也逐年增加。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案件基數帶來的對案件取證質量的挑戰。2011年我院受理案件與2010年同期相比案件數量上升23.74%,涉案人數上升16.29%。審查起訴過程中，一次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査案件641件/1123人，同比去年上升了15.3%:二次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案件203件/379人，同比上升了53.7%;退回公安機關改變強制措施76件/80人，作出不起訴案件20件/28人，起訴時改變定性、追加、刪減犯罪事實的案件46件/58人,上述幾類案件占移送案件的8.3%,同比增長22.4%。這些數據都反映了在案件數量不斷提升的同時,偵査機關移送檢察機關的案件質量卻出現了下滑。

一、檢察機關審査起訴案件的特點

1.從案件總量看,案件數量和涉案人數均大幅上升，同比案件數量增幅達到丨6.29%，這就對對全科干警在保證案件質量的前提下提高辦案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

2.從退査案件上看,一次退回補充偵査案件和二次退回補充偵査案件都出現大幅上升，其中一退案件占案件總數的1/3左右，二退案件同比大幅上升了53.7%,表明在案件數量上升的同事，案件質量要求明顯提高。

3.從案件處理情況上看,而于此同時，做出不起訴決定、退回公安機關改變強制措施、起訴時改變定性、追加、刪減犯罪事實的案件大幅上升了，表明整體案件質量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

二、案件取證質量問題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證據的證明能力及存在的問題

1.取證主體不合法，取證主體不合法則證據不具有證明能力。在司法實踐，存'在著部分案件，首先由行政部門或者紀檢部門介入,部分筆錄的制作主體不是偵查人員的情況。一旦偵查機關介入偵查后，無法及時重新制作筆錄，則必然導致這類證據的證明力瑕疵，影響案件定性。同時，由于行政或者紀檢部門工作的性質，其對案件證據的選取擇與偵查機關存在區別。將這類證據作為刑事案件的定案證據移送,必然不符合證據形式的要求。

2.取證手段不合法。“兩個證據規定”和刑事訴訟法草案都就取證合法性問題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對證據取得手段上的合法做出了要求。但在司法實踐中，仍大量存在著暴力取證，筆錄與證人或者犯罪嫌疑人意思表述不一致等情況，直接導致了部分書面證據無法被采信。

3.證據形式不合法。不是所有形式的證據都能作為定案依據作為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定案依據，證據的形式要件同樣至關重要。在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已對《抓獲經過》、《起贓筆錄》一般由經辦人員簽名_但在《證明》、《情況說明》等證據材料中，仍存在大量只有加蓋單位公章而沒有自然人簽名的情況。

(二)證據的證明力及存在的問題

刑事訴訟法草案第十二條將證據類型修改為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意見：勘驗、檢查、辨認、偵査實驗筆錄;視聽資料、電子數據。

1.被害人陳述。被害人一般以筆錄形式加以固定，是偵破刑事案件和指認被告人的重要依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大量僅有被害人陳述的，或者被害人陳述無法與其他證據相吻合的案件。

2.證人證言。證人證言一般以詢問筆錄的形式加以固定：證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征，決定了證人作證優先原則,單位不能作為證人存在。

在司法實踐中，大量存在著證人證言與其他證據相矛盾的情況。這一方面是因為證人證言的表達是通過語言進行的,亦受其主觀感情的左右，部分證人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害人之間存在利害關系，使其證言與事實存在偏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偵查人員取證方法存在不足，無法依據定罪的構成要件進行詢問，導致了證人證言無法證實偵查機關移送審査起訴的犯罪事實。

3.被告人供述。被告人供述簡稱口供，口供作為“證據之王”，在司法實踐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被告人供述中核心問題是被告人翻供問題，這也是司法實踐中最常見的一類問題。這一方面是由于部分被告人存在僥幸心理，在被偵查人員突破心理防線時進行了認罪,但隨后為了逃避法律罪責,最終選擇改變口供: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部分偵査人員無法如實記錄被告人的供述，在記錄之后不將筆錄交由被告人閱讀后再簽字確認，導致被告人以此為理由翻供的情況大量存在。

4.鑒定結論。在司法實踐中，鑒定結論存在問題的情況相對較少，但仍然存在著由于鑒定主體不合法、鑒定資質存疑,導致該?鑒定結論不能采信;和由于鑒定結論對鑒定對象的描述和偵查機關提供的證據來源描述存在重大沖突，在該矛盾沒有得到合理排除前,也是不能采信為定案依據的的情況。

5.視聽資料和電子證據。視聽資料在司法時間中廣泛運用于兩搶一盜高發的銀行、網吧等地。但受限于距離和角度，這類案件中視頻往往清晰度缺乏，缺乏證明力。司法實踐中，對于視聽資料和電子證據，偵查機關經常只是隨案移送光盤一張或兩張，沒有對光盤出具任何的說明或指認。此外，個別偵查人員還存在消極取證的情況，以“査不清，找不到”為由，出具相關的說明應付了事.6.書證和物證。根據《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査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8條規定原物的照片、錄像或者復制品，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不能作為定案根據”：“書證有更改或者更改跡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書證的副本、復印件不能反映書證原件及其內容的，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偵查人員保管不善該物證已遺失無法補充,導致證據的真實性存在疑點的情況，亦存在著書證之間存在矛盾，導致無法采信的情況。

三、案件取證質量問題存在的原因

隨著“兩個證據規定”的實施和刑訴法草案的出臺，以及2012年初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通過，偵查機關的偵查刑事案件的水平面臨著新的要求和挑戰。而與此同時，我院受理案件質量仍存在大量問題。筆者認為存在以下幾點原因：

1.刑訴訴訟法律法規不斷完善，對案件證據的要求不斷提高。隨著上一年“兩院三部”聯合頒布、施行的《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兩個證據規定”）的繼續推行，以及刑事訴訟法草案的公布和修正案的通過，我國在刑事訴訟領域，對于案件證據的要求不斷提高，日益提高的證據要求與取證能力不足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

2.思想認識上存在偏差。一些偵查人員認為一些數額較小、情節較為輕微的案件對社會危害不大，只要被告人能夠及時被抓獲就行，對被告人的最終處理結果關心。一些偵査人員滿足于抓獲和處理現行犯，對于被告人之前的犯罪行為缺乏深挖意識，對被告人交代的之前的犯罪行為不予取證，導致取證時機的延誤。還有一切偵査人員將案件質量歸咎于舉報線索量少，偵查手段和裝備落后，辦案經費不足等客觀因素缺乏開拓意識，創新意識。

3.偵査方法陳舊。一是在部分案件中，主要依靠舉報線索，在舉報線索量少、質差的情況下，缺乏主動出擊的意識。二是辦案方法還停留在審訊突破上,在無法突破口供或者口供較難取得的案件中，往往收兵。更有一些偵查人員滿足于突破口供，而忽略了立案前的證據收集，立案后因為缺乏行業相關的政策法律業務知識，把握不準,找不到切入點，導致案件證據不足。

四、檢察機關提高偵查機關取證能力的對策

“壓力既是挑戰也是動力”，對案件證據要求的提高迫切需要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加強雙方互動、配合，從案件的取證程序到證據鏈的形成過程更加嚴謹。同時，也希望偵査機關更加重視公訴機關經辦人提出的補充偵查要求,切實按照要求補充完善證據體系。為進一步促進偵查機關提高偵查水平，提高我區刑事案件辦理的質量和水平，更好地完成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穩定，我院提出和進行了以下對策：

1.切實加強引導偵查能力，完善引導偵查行為。在案件審查起訴階段，對偵査機關移送案件中存在的問題，實行口頭補査和書面退查相結合的方式，提出具有針對性和指導性的補充偵查提綱，同時提出有效解決補查問題的建議，案件退查后，建立退查案件質量跟蹤反饋機制，及時主動地和經辦人聯系，督促其快速解決問題，并適時的將各經辦單位、經辦人補充情況以意見反饋的方式告知E公安分局。

2.積極建立案件協調會議和法律研討會制度。對于疑難、復雜案件，特別是公訴機關與偵査機關存在分歧的案件，應當由偵查機關：公訴部門主要負責人和案件承辦人共同參與協調，積極進行法律研討，相互交流對案件證據的認識、觀點，完善證據收集：對部分法律法規方面雙方理解存在差別的地方，要積極進行必要的研討和協調，統一認識和證據標準。

3.加快建立庭審旁聽和案件反饋機制。一方面對于部分重大、疑難案件，邀請偵査機關在開庭時旁聽,親身體驗庭審對案件證據的要求，提高偵查人員證據標準和取證意識:另一方面，對于改變定性、另案處理的案件，及時向本院偵監部門了解情況，進行反饋,從批捕階段不斷提高案件質量。

4.重視和完善對相關數據收集、分析，加強理論研究。在曰常辦案中注意收集案件中存在的證據問題，包括偵査人員違法或不當取證行為的案件的類型、數量、導致的后果等數據，分析其中存在的問題和原因，為進一步改進案件辦理質量提供數據和理論支持。

本文參考資料：華鑫偵探社：http://

第二篇：淺析檢察機關案件質量問題及解決對策

淺析檢察機關案件質量問題及解決對策

辦案是檢察機關最基本的執法活動，是履行檢察職能，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的最主要手段。而辦案質量始終是檢察機關的生命線，所以檢察機關要抓好案件質量，必須不斷端正執法思想、更新執法觀念，牢固樹立質量第一的觀念。通過不斷規范辦案行為，提高案件質量，從而促進公正執法。可以說，目前在全國政法部門轟轟烈烈開展的“規范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專項整改活動歸根結底就是要解決辦案質量問題。

一、檢察機關案件質量主要問題及其成因

檢察機關的案件質量不高，總體上來看，主要原因在于檢察機關不能嚴格執法。但進行深層次地剖析，既有主觀上存在執法不嚴的因素，也有內、外部監督機制不健全和客觀上存在的“地方保護”等原因。但筆者認為，檢察機關在執法過程中自身存在的原因是主要的，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問題：

1、存在著重數量，輕質量的問題。由于近年來，各級檢察機關都把檢察業務作為中心工作來抓，因此辦案也就自然成了檢察業務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于是有些檢察院便把“立案數量”作為工作標準之一，有的直接或變相地規定了“辦案指標”，甚至對完不成指標的單位實行“一票否決”。這樣，無形中就給基層檢察院和辦案人員施加了壓力，從而產生了“緊迫感”。在辦案過程中，為了完成任務數就難免搞一些湊數案子。這就給以后案件質量問題埋下隱患，最后又不得不為處理這類案件而采取亡羊補牢的措施。

2、存在著重實體,輕程序的問題。在全國司法界引起強烈轟動的“佘祥林殺妻冤案”中，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傾向帶來的惡果體現的最為明顯。辦案人員先入為主的認為佘有罪，于是為了追求這種所謂的實體上的公正，不惜犧牲程序上的公正。但由于歷史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國的司法體系中長期存在著重實體輕程序的現象。如何處理兩者的關系是擺在我們司法人員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程序公正是訴訟過程的公正，實體公正是訴訟結果的公正。事實上，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同等重要，當二者發生沖突時，應當程序優先。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實體公正要通過程序公正來體現，實踐證明，程序的不公正將導致實體的不公正。

3、存在著重口供，輕證據的問題。從基層檢察機關近年來查辦案件的實際情況上不難看出，一些辦案人員在具體辦案工作中還缺少證據意識，總是存在著重口供，輕證據的意識。認為只要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突破了，就意味著案件成功告破。但一些犯罪嫌疑人又把希望寄托于審查起訴或審判階段，伺機準備翻供，在公訴或開庭質證時，往往會出現一些出人意料的“新情況”，使得辦案人員始料不及。因此，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應當成為檢察機關在辦案中始終把握的一項原則，不要一有口供，就沾沾自喜，而是要十分注重和及時固定一些關鍵性的證據，注意對間接證據的收取，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真正把案件辦成“鐵案”。

4、存在著重分工，輕協作的問題。無論是公安機關查辦的刑事案件，還是檢察機關查辦的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由于實行的

是偵查、起訴分設制度，強化了內、外部的監督和制約機制，這無疑是一條成功的工作經驗。但是，這種工作機制往往會使辦案人員在查案中重視分工而輕視協作，從而為辦案帶來的一些問題：如公安機關辦理的刑事案件一旦經檢察機關審查批捕后，有時公安機關偵查部門就認為能否訴得出去就是檢察院的問題了，所以在補充證據上，往往有消極怠工的行為，從而給公訴部門的案件質量造成了諸多不利因素；在辦理職務犯罪案件中，由于偵查部門和審查起訴部門對案件的適用法律、證據固定的出發點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往往會出現工作分歧，從而為訴訟難埋下隱患。

二、提高檢察機關案件質量的對策

如何提高檢察機關案件質量，是關系到檢察事業發展的大事，是正確履行法律職責，維護公平正義的保障。筆者認為，檢察機關提高案件質量的關鍵是：不斷提高檢察干警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進一步強化質量意識和證據觀念；不斷完善工作機制和辦案制度，注重每個環節，努力形成辦“鐵”案的濃厚氛圍。

1、加強學習，提高檢察干警的綜合素質

案件質量的高低歸根到底取決于辦案人的素質，提高案件質量的前提與關鍵是選好人、用好人，要將政治素質好、道德素質高、業務素質強的人選派到辦案第一線。從事檢察工作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要抵制利的誘惑，排除情的干擾，頂住勢的壓力，警惕丑的侵蝕，防止權力的濫用。為此，不斷提升檢察干警的整體素質，是一個長抓不懈的系統工程。提高干警素質的主要途徑是學習與實踐。年初以來開展的“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加強了對檢察干警關于政治、紀律、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并取得了實效。在業務素質的提高上，必須對干警加強業務學習，不但要精通法律，還要掌握偵查技能、金融知識、市場知識和相關的科技知識，也要掌握計算機應用知識等。為規范執法行為，提高案件質量，我們積極學習應用了市院下發的《執法規范化操作細則》。《細則》下發后，除下發各科室外，我們還將各業務科室辦案流程下發到每名干警手中，要求大家全部背記下來，能夠熟練應用。為檢驗學習成果，我院里在7月底還進行了全員考試，有效促進了全院執法規范化進程。我們按照市院《爭創拔尖人才，打造工作精品活動實施辦法》的要求，積極開展“崗位培訓和大練兵活動”，同時，通過組織干警參加國家司法考試，有效調動了干警的學習熱情和工作積極性，為提高干警素質，提高辦案質量，做出了積極的努力。

2、嚴格執法，強化質量意識和證據觀念

辦理案件，要嚴字當頭，嚴格執法是提高案件質量的內在要求。只有嚴格執行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才能保證所辦案件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檢察干警一定要堅持“一要堅決，二要慎重，務必搞準”的方針，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在辦案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實事求是，把握案件的基本特點，同時要具體分析每個案件各自的特殊性，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要強化證據觀念，緊緊圍繞收集和獲取證據開展工作。辦案過程就是收集和獲取證據的過程，收集和獲取證據是辦案工作的靈魂，辦案必須以證據為核心，要千方百計地收集證據。辦案過程中的一切活動，各種手段和方法的使用，都必須圍繞證據這個核心來進行，證據是定案的基礎，它直接影響著案件的質量，保證了證據的客觀性、真實性，就能保證案件的高質量。

3、完善制度、為案件質量提供保障

案件質量是檢察工作的生命線，那么，制度建設就是檢察工作高質、高效運轉的保障線。要嚴格細化質量標準，建立和完善辦案過程中的各項制度。我們在工作實踐中，一是嚴格執行了市院下發的《執法規范化操作細則》，明確規范了各業務部門的辦案流程操作；二是在上級院的指導下，我們基層檢察院目前正推行主訴檢察官、主辦檢察官等制度，已取得一些實效。三是建

立和完善一崗雙責等制度。按照市院要求，層層簽定辦案安全責任狀，各部門明確了辦案過程中的責任、目標要求和獎懲條件，使之認真執行。在執行錯案追究責任制等激勵機制過程中，我們還由院紀檢、政工部門適時進行考核跟蹤，對自偵部門辦理的案件，對每個案件的初查、立案、起訴進行全過程跟蹤，不僅有效地防止了各種違法違紀問題的發生，而且保證了對干警的監督，促進了辦案質量的提高。這些措施的建立和完善，能夠確保案件立得住、訴得出、判得了，從而為提高案件質量提供了保障。

第三篇：經濟案件取證途徑

文章標題：經濟案件取證途徑

取證途徑，即實施犯罪證據調查的路徑和程式。也就是從什么角度著眼、從什么地方入手開始調查，沿什么路線、方向和按什么步驟、方法展開調查，以達到查明案件事實、獲取犯罪證據的目的，完成證據調查的任務。在經濟犯罪證據調查的過程中，雖然目的和任務明確，但實現的途徑有遠近之分、繁簡之別。調查途徑的選擇，直接關系

到調查取證工作的速度和質量。如果選擇正確，就可以很快打開調查局面，縮短調查過程，用較短時間、較少力量，迅速查明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等事實，及時、全面地發現、收集和保全證據，取得最佳的調查績效。反之，則可能會使調查工作走上彎路，貽誤戰機，浪費力量，甚至造成久偵不破、久查無果。每起經濟犯罪的案件事實是各不相同的，每個犯罪分子的情況也是千差萬別的。但無論什么類型的經濟犯罪，與人類的其他行為一樣，都是由行為人和行為的時間、地點、動機、手段、結果等基本要素組成的活動過程。

根據經濟犯罪在活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行為特點，可以分為兩類基本模式，一類是線型行為，另一類是非線型行為。所謂線型行為，是指這類經濟犯罪行為的實施過程，往往較為固定和有序，與正當的經濟業務行為的運作流程。這類犯罪通常必須按照一定的形式、程序、規則和經過一定的步驟、環節、階段進行，才能達到其預期的犯罪目的，實現其預期的犯罪結果。這也是經濟犯罪隱蔽性和智能性特點的具體表現。如經濟犯罪中的欺詐發行、擅自發行股票、債券犯罪，高利轉貸犯罪，違法發放貸款犯罪，逃匯犯罪，洗錢犯罪，貸款詐騙犯罪，信用證詐騙犯罪，保險詐騙犯罪，騙取出口退稅犯罪等。此外，還有的經濟犯罪，表現為幾種犯罪行為必須連續進行流水作業，才能最終牟取非法利益。如增值稅發票犯罪中的偽造、出售、購買、虛開行為，如果無人購買或虛開，則偽造、出售沒有犯罪市場；又如侵犯商標權犯罪，從非法制造注冊商標標識到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再到假冒注冊商標、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等。所謂非線型行為，是指線型行為之外的其他經濟犯罪行為。這類經濟犯罪的具體行為一般來說過程相對較短、環節相對較少，規律性和階段性表現不明顯，沒有或無需較為固定有序的作案流程。如虛報注冊資本犯罪，妨害清算犯罪，隱匿、銷毀會計資料犯罪，持有、使用假幣犯罪，泄露內幕信息犯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證犯罪，對違法票據承兌、付款、保證犯罪，抗稅犯罪，強迫交易犯罪，中介組織人員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犯罪，職務侵占犯罪，挪用資金犯罪，賄賂犯罪等。調查經濟犯罪案件，應當針對經濟犯罪行為的不同模式，采取不同的取證途徑。對線型行為模式的經濟犯罪，主要采用“流程順沿法”調查取證；對非線型行為模式的經濟犯罪，主要采用“要素聯系法”調查取證。

（一）流程順沿法，就是以正常的、合法的經濟業務活動為參照系，沿著經濟業務行為運作的一般流程，亦步亦趨、環環緊扣地開展調查，從而發現涉嫌經濟犯罪行為的異常情況和疑點，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在哪一經濟運作階段和部分違反了法律規定、實施了犯罪行為，收集獲取完整、系統的犯罪證據。以貸款詐騙犯罪的證據調查為例。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流程一般是：貸款申請———對借款人的信用等級評估———貸款調查———貸款審批———簽訂貸款合同———貸款發放———貸后檢查———貸款歸還。調查貸款詐騙犯罪時，應對以上流程中的每個環節，逐一進行調查取證。如在貸款申請環節中，一般情況下，借款人應填寫包括借款金額、借款用途、償還能力及還款方式等主要內容的借款申請書，并向主辦銀行或者其他銀行的經辦機構提供借款人及保證人基本情況，財政部門或會計（審計）事務所核準的上財務報告以及申請借款前一期的財務報告，抵押物、質押物清單和有處分權人的同意抵押、質押的證明及保證人擬同意保證的有關證明文件，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報告等。這些資料和銀行貸款工作人員的證言等，是證明作為借款人的犯罪嫌疑人有無履行借款合同的誠意、實際能力或有效擔保，是否采取了偽造項目等虛假理由或使用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等詐騙方法的直接證據。

（二）要素聯系法，就是通過調查經濟犯罪人，以及經濟犯罪行為的時間、地點、條件、原因、手段、對象和結果等諸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查明案情、收集證據。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的，每個事物內部的各個要素之間也有著必然的聯系，是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不同的要素、以及要素的不同組合，便構成了不同性質的事物。在開始調查每起具體的經濟犯罪案件時，一般都是已初步掌握了案件要素中的一項或幾項，因此，可以從已知要素的事實、證據出發，通過要素之間存在的特定關系，查明其他未知要素，從而拼出案件全貌，揭露事實真相。調查取證時，可以由人（即犯罪行為人）到案（即犯罪行為事實，含時間、地點、動機、目的、手段、對象和結果等要素），也可以由案到人。經濟犯罪中的大部分案件與自然犯罪中的普通刑事案件不同，犯罪人往往比較明確，發案時有關部門、單位和個人就已經知道嫌疑人的基本情況，調查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有關犯罪行為的具體經過、情節等案件事實。因此，調查途徑多為由人到案，從已知的犯罪嫌疑人人手，收集有關犯罪時間、地點、動機、目的、手段、方法、對象和結果等事實的證據。

也有部分經濟犯罪案發時，具體犯罪嫌疑人不明確，需要從犯罪對象、手段、動機或作案條件等著手，進一步深入查明犯罪人以及其他犯罪行為要素事實，獲取相關證據。

“流程順沿法”和“要素聯系法”是經濟犯罪證據調查的兩類基本途徑，實際上也是取證的兩類基本程式。在實際運用中，應根據每起經濟犯罪案件的具體特點及已掌握的案件情況和證據材料，因案制宜，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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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淺談如何進行稅務稽查案件取證

文章標題：淺談如何進行稅務稽查案件取證

所謂收集證據，是指法定的機關和人員，依照法律程序，發現證據、提取證據，并將證據予以固定的訴訟活動。

稅務稽查機構要正確查處涉稅違法行為，首先必須查明納稅人違反稅收法律、法規的事實。在稽查工作中，大多涉稅違法行為都是在稅務稽查機構立案以前發生的，對于整個涉稅違法行為的發

生和發展，在稽查初期，稽查人員并不是對整個案情十分了解。因此，要查清案件事實，一方面要對納稅人賬務資料進行細致檢查，并對案件所涉及人員依法詢問，另一方面針對該納稅人生產、銷售等環節認真分析，發現其疏漏，并展開細致的調查研究，廣泛收集與案件有聯系的，能夠反映案件真實情況的各種證據。只有掌握了充分的證據，并對其進行科學分析和綜合研究，才能查明稽查案件的事實真相，對稽查案件做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結論，并依法做出處理。

一、取證的步驟

收集證據工作通常包括發現證據和取得證據兩個方面。發現證據，是指利用合法手段和方法索取能夠證明稽查案件真實情況的事實材料，是證據收集的首要任務，因為只有發現了證據，進而才能取得證據。發現證據在稽查案件查處工作中顯得尤為重要。涉稅違法案件的情況非常復雜，許多證據是不易發現的，因為涉稅違法犯罪分子為了逃避懲罰，其在實施涉稅違法行為時，大多采用隱蔽的形式和狡猾的手段進行。在實施違法行為后，往往又利用偽造或虛假的財務資料，千方百計地掩蓋其罪行，力圖迷惑、欺騙稅務機關。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能夠反映其實施涉稅違法行為的證據也會發生變化，如第二套賬的轉移或殘缺不全，甚至有被銷毀的可能，需外調的與該納稅企業有業務往來的其他公司也存在注銷、失控的可能。知情人也可能因時間久遠而記憶不清，不能準確提供情況，或者因心存顧慮，不敢如實地反映案情。諸如這些情況，都給發現證據工作帶來一定困難。但是，只要涉稅違法犯罪分子實施了違法行為，不論他如何狡猾、詭秘、善于偽裝，總會在作案過程中留下有關犯罪活動的痕跡、物品和線索。盡管發現證據是一項很復雜的工作，只要稽查人員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采取正確的方法，依靠群眾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就一定能夠發現證據。

取得證據，是在發現證據之后予以提取的活動，發現證據是一項重要任務，取得證據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稽查人員在稽查中發現了證據，必須采取一定的方法把它提取出來，以便向當事人展示和審理部門的審核。同時，某個被發現的事實材料能否作為證據，還必須和其他證據相比較，進行綜合分析與判斷，提取證據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既包括運用現代化的科學技術手段，如運用化學、物理學等方法，也包括使用傳統的方法，如筆錄、繪圖、復印等。不論采取何種方法提取證據，都要保持其原狀和真實性，防止因提取而發生變化。總之，要盡可能使取得的證據與被發現的證據保持一致。

對于收集的證據，應當妥善保管，使其不受損毀，以便分析研究，作為稽查案件處理的依據，如果對收集到的證據不加以妥善保管，隨意使用，以致發生變化，影響對稽查案件做出正確判斷與處理。因而，妥善保管證據也是收集證據活動中的一項重要工作。

二、稅務稽查取證的原則

稅務稽查機構收集證據是從事稽查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為了保證其順利進行和取得成效，為正確處理稽查案件提供可靠的依據，必須遵循以下兩個方面原則：

（1）嚴格按照法定的程序進行。

稽查人員為了發現和取得證據所進行的檢查活動，是否遵循一定的程序，不僅關系到能否收集到確鑿充分的證據，而且關系到證據是否合法、有效以及納稅人的權利是否得到保障。為了保證一切與稽查案件有關或了解涉稅案情的當事人、證人，有客觀、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防止可能出現的偏差和錯誤，使收集證據工作能夠有效地進行，我國《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就收集證據的具體行為規定了方式、方法。例如，《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中訊問犯罪嫌疑人，必須由人民檢察院或公安機關的偵查人員負責進行，而且偵查人員不得少于兩人；詢問證人應當個別進行，還應告知他應當如實地提供證據、證言以及有意作偽證、假證或者隱匿罪證要負的法律責任；偵查人員執行勘驗檢查，必須持所在機關的證明文件，檢查婦女的身體，應當由女工作人員和醫師進行；嚴禁司法人員刑訊逼供和使用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方法非法收集證據。《民事訴訟法》規定：勘驗物證或現場，勘驗人員必須出示證件，邀請當地基層組織或者當事人所在單位派人參加。對勘驗情況和結果應當制作筆錄，并由勘驗人、當事人、被邀請參加人簽名或者蓋章。

《行政訴訟法》對一些收集證據具體方式和方法也有規定。例如，該法第35條規定：“在訴訟過程中，人民法院認為對專門性問題需要鑒定的，應當交由法定鑒定部門鑒定；沒有法定鑒定部門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鑒定部門鑒定。

”因此，在稅務稽查取證過程中，必須參照上述規定展開收集證據工作。

為了保證稅務稽查人員能夠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證據，《稅務稽查工作規程》第22條至第25條也對稅務稽查如何規范、合法地展開取證工作做出了明確規定，并對采取非法方式所收集到的證據，規定了不能作為定案依據。這對促進稽查人員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證據，無疑具有重大的作用。

（2）依靠群眾的原則。

無論稽查案件當事人如何狡猾，只要其實施了涉稅違法行為，總會留下一些線索和證據，難免被周圍群眾直接或間接地察覺和了解，因此在收集證據過程中，必須貫徹群眾路線，相信和依靠群眾。稽查人員要深人群眾調查訪問，注意發現知情人，就能較容易地收集到確鑿充分的證據。

依靠群眾收集證據原則，也是法律所明確要求的，我國《憲法》第27條第2款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收集證據是稅務機關行使職權的一項重要工作，自然應當嚴格遵守《憲法》的規定，堅持依靠群眾。除《憲法》外，《刑事訴訟法》第43條還規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并且可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稽查人員深入群眾調查，收集證據，必須具有群眾觀點和虛心態度。只有尊重群眾，虛心向群眾求教才能取得群眾的信任，群眾才能提供線索和有關證據，愿意講出自己所知道的與案件有關的真實情況，積極協助稽查人員做好收集證據工作。實踐中被調查人的情況很復雜。有的怕打擊報復，不敢大膽提供情況，還有的大多數知情人是當事人的雇員，往往顧慮很多，不愿講出真實情況。因此，稽查人員應善于根據不同對象，有的放矢地宣傳法律和稅收政策，講究工作方法，以便使收集證據的工作取得成效。

三、稽查案件取證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要求

實踐證明，在進行稅務稽查時，首先要做好被查對象的企業基礎資料的取證，包括：納稅人自然情況明細表，所檢查的會計資料即企業年報、納稅申報表、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全庫存商品盤點表等。通過對企業基礎資料的取證，可以對所查對象有一個更深層次的了解，及時調整稽查方向、重點，也可以通過對報表的勾稽關系的分析，發現問題及線索。其次，應重點圍繞對所發現問題的具體賬冊、憑證、報表及相關資料的取證。與此同時，稽查人員在取得上述證據過程中還應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取證工作必須及時。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證據，都是事實，要由一定的物品、痕跡或者人的語言文字表現出來。一般來講，涉稅違法案件的查處時間與當事人違法的時間間隔較長，不像刑事案件，一旦有案件發生，司法機關就能立即發現并展開調查。而且大多涉稅違法案件當事人為了逃避承擔法律責任，總想方設法隱匿或毀掉一些對自己不利的證據，企圖利用虛假的賬務資料迷惑稽查人員。因此要求稽查人員在檢查過程中必須及時收集證據，以防能夠證明稽查案件真實情況的物品和痕跡以及賬務資料發生變化或者消失。

（2）取證必須客觀、全面。為了查明稽查案件的真實情況，認識稽查案件的本來面目，稽查人員在收集證據時，必須堅持唯物論的反映論，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客觀存在的證據，不能加以夸大或縮小，也不能用主觀想象代替客觀事實，按照主觀設想的思想去收集證據，更不能弄虛作假，歪曲事實，制造假證據。否則，收集到的證據不真實全面，不僅證明不了案件全貌，而且如果以這樣的證據定案，極有可能造成錯案，無法保證納稅人合法權益。

全面地收集證據，是查明稽查案件真實情況的基礎工作和十分重要的要求。就涉稅違法案件而言，只有全面、客觀地收集證據，才能查明涉稅違法行為發生的時間、地點、動機、目的、手段、方法、過程、危害后果，誰是主要犯罪嫌疑人；才能據以正確認定是故意犯罪還是過失犯罪；是共同犯罪還是個人犯罪；以及稽在案件當事人是否應負刑事責任。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和《稅務稽查工作規程》的有關規定，稽查人員在收集證據日寸必須防止先入為主的思想，不能只注意收集證明納稅人有罪和罪重的證據，而不注意收集其罪輕或無罪的證據；也不能因只注意收集加重被查對象罪責的證據，而不注意收集有關從輕或減輕納稅人處罰的證據。只有全面、客觀地收集證據，取得正反兩方面的證據材料，才能了解稽查案件真實的各個方面和全貌，為正確處理稽查案件奠定基礎。

（3）取證工作必須深入、細致。納稅人實施涉稅違法行為后，往往會利用虛假的財務資料，混淆是非，迷惑視聽。而在對單位其他的財務、銷售、庫管人員詢問時，由于出于某種考慮，常常只提供有利于本單位的證據，隱匿于己不利的證據。所以，稽查人員不能被表面現象迷惑，必須到企業生產經營一線，深人群眾，收集那些不易發現或未被納入正常財務核算的資料證據，以便查清納稅人是否嚴格按照稅收法律、法規申報納稅。

收集證據必須細致，要注意從納稅人生產、銷售等環節查找線索，不能放過疑點，決不能走馬觀花，馬虎從事，實踐經驗證明，如果收集證據不深入、細致，往往會漏掉重要線索和證據，給稽查案件查處工作帶來不必要的困難。

（4）取證必須利用現代化科學技術手段。為了準確地查明稽查案件事實，現在應當特別強調運用科學知識和先進的技術設備去發現和固定證據。隨著社會的發展，科學技術已日益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目前，利用科學技術手段從事涉稅違法行為的案件時有發生，例如，利用激光照排技術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和私刻稅務、海關、銀行印章，利用科技手段篡改防偽稅控設備等等。因此，為了破獲涉稅違法案件，查清納稅人涉稅違法行為，必然要求運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去發現和收集證據。同時，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為稽查人員查明和杜絕涉稅違法行為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四、稽查取證時應注意事項

（1）稽查人員在調查取證時，需要取得證據原件的應向當事人外具提取證據通知書及提取證據專用清單；不能取得原件的，可以復印、復制或照相，但必須注明原件的保存單位（個人）和出處，由原件保存單位和個人簽注“與原件核對無誤，原件存我單位”字樣，并由其簽字或押印。

（2）對原始憑證、單據、賬簿進行取證時，應完整復印原件，注明什么賬簿，并在復印件上由經辦人寫明“此復印件共計多少頁，與原件一致，原件存我單位XX處”并簽字，然后由單位加蓋公章，并加蓋騎縫章。重要證據需做專項詢問以固定證據。對賬冊中的重要數據，應在賬冊前另附說明，特別是相關數據，應注明“此數據反映我單位某某問題，數字準確，屬實”，由具體經辦人簽字并加蓋公章。主要取證人應簽名在前。簽字、蓋章時要注意位置的合理性，以確保資料裝訂的完整性。對于摘抄、統計數據，應由被查單位注“此數據摘抄或統計于我單位某某賬冊，摘抄或統計數字屬實”，由具體經辦人簽字并加蓋公章。

（3）在對“視聽材料”取證時，要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進行，并符合以下要求：①提供有關資料的原始載體，提供原始載體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供復制件；②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時間、制作人和證明對象等；③聲音資料應當附有該聲音內容的文字記錄。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體規定》中的規定：“制作書證的副本、復制件、拍攝物證的照片、錄像以及對有關證據錄音時，制作人不得少于兩人。提供書證的副本、復制件及照片、音像制品應附有關制作過程的文字說明。”

（4）在對“證人證言”取證時，應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四項的規定進行：①寫明證人的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址等基本情況；②有證人的簽名，不能簽名的，應當以蓋章或押印等方式證明；③注明出具日期；④附有居民身份證復印件等證明證人身份的文件。

（5）對取證票據中已經證實為偽造、變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抵扣聯，因需要作為證據使用，由實施稽查人員依據《鑒定結論》制作《提取證據通知書》及《提取證據專用清單》，同時將上述發票復印件一并送達原單位辦理相關手續。若納稅人不慎將已抵扣的偽造、變造發票抵扣聯丟失，可提取其記賬聯。

（6）對取證票據中已經證實為接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抵扣聯，因需要作為證據使用，由實施稽查人員制作《提取證據通知書》及《提取證據專用清單》，同時將上述發票復印件一并送達原單位辦理相關手續。若納稅人不慎將已抵扣的偽造、變造發票抵扣聯丟失，可提取其記賬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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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檢察機關執法理念調研報告

寬嚴相濟與檢察機關執法理念的重塑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對構建和諧社會這一政治目標的回應，對檢察機關提出了重大課題。因此，創新檢察機關執法理念，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近年來，執法理念在我國司法中的地位與作用得到普遍重視，理論界和司法實踐部門進行了廣泛和充分的研究。在我國，不同主體

對于執法理念有一些共同的標準、原則、價值和要求，如公平、正義、效率、廉潔等，但具體內容又有不同。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構建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當前關鍵是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戰略思想為指導。公平正義是衡量社會是否和諧的一個重要尺度，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內容，對檢察機關來說，維護公平正義是其天職，應當把維護公平正義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生命線。

檢察機關執法理念存在三個突出問題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社會治安總體形勢比較嚴峻，我們在刑事司法領域，主要貫徹“嚴打”的刑事政策，控制犯罪的理念占主導地位，這與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相契合。懲治犯罪、控制犯罪，這是任何國家、政府的職責所在，也是世界各國刑事法律立法的基本價值目標之一。但刑事法治實踐表明，在現代多元社會，實現正義的方式需要多樣性，過分偏重懲治、控制犯罪理念，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維護。多年來，我國司法人員理念中，始終充斥著“高壓”、“嚴懲”的字眼，對于刑事犯罪的處理沒有很好地體現“寬嚴相濟”的政策思想。具體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偏重控制犯罪理念

多年來，人們習慣把檢察機關當成槍桿子和追究犯罪的打手，形成檢察機關濃重的控制犯罪執法理念。突出表現是重打擊輕保護，重視刑事法律的懲治功能，忽視其保護人權，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功能。主要表現是：寧愿多捕不愿少捕；寧愿錯抓不愿錯放；寧愿多訴不愿少訴。

具體表現在：1.逮捕法定條件的嚴格控制與逮捕適用的普遍化的矛盾。刑事訴訟法第60條規定，逮捕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即證據要件、刑罰要件和必要性要件。但從審查逮捕工作的實際情況來看，逮捕的后兩個條件，即刑罰要件和必要性要件被“淡化”、乃至“虛化”，逮捕的法定條件在實踐中演變為“構罪即捕”，即在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能夠作出有罪判決的情況下，檢察機關一般都批準逮捕，無逮捕必要的適用率過低。

2.起訴裁量權的擴大與相對不起訴功能萎縮的矛盾。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2款以立法形式確立了檢察機關的起訴裁量權，理論上稱之為相對不起訴。但由于受觀念、體制、立法、政策等方面因素的影響，相對不起訴在實踐中出現運行不暢、功能萎縮的狀態。實踐中，大量輕罪案件與重罪案件一樣，遵循著基本相同的訴訟程序：偵查———起訴———審判，僅有很少的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被分流，相對不起訴的價值僅在極小范圍內得以體現。

偏重程序控制理念

程序控制理念是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工具式”刑事司法理念之一，對我國社會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它的高成本使貧窮者望而卻步，它的精細與復雜使審判日益笨重。司法實踐中存在輕罪案件迅速審理的原則與簡易程序受到限制的矛盾。對于輕罪案件廣泛運用簡易程序，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的主流，但在實踐中由于審限的限制以及被告人不認罪的限制，通過設立簡易程序達到減少積案，縮短訴訟周期的目標并沒有完全實現。

程序控制理念的單調性使其無法回應多樣性的爭端，在解紛止爭面前日顯捉襟見肘。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辯訴交易制度，實踐中卻存在著類似于辯訴交易的司法操作。隨著犯罪形勢的變化，要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資源，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平和正義，推行認罪協商實有必要。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律中，只有自訴程序中才有“和解”的規定，在公訴程序中則無。但實踐中，刑事和解已逐漸突破原來的輕微刑事案件領域，甚至適用到盜竊、傷害等，尤其是在部分農村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更為普遍。

偏重刑罰羈押理念

當前突出表現是社區矯正出獄的興起與輕罪案件監禁率偏高的矛盾。目前西方國家刑罰適用的重點已由監禁矯正為主轉入社區矯正為主的模式，社區矯正不僅在適用率方面大大高于監禁率，且還有取而代之之勢。這表明社區矯正將是犯罪矯正的未來方向。我國現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國家起訴和對被告人判刑(實刑)為主要模式的。大量適用監禁刑不僅加大行刑成本，降低行刑效益，而且容易樹立社會對立面，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

和諧社會與檢察機關執法理念的更新重塑

根據和諧的內在價值要求，和諧作為司法機關執法理念的價值取向，使兩個前提發生變革。一是國家治理犯罪的理念變革，不再視所有的犯罪為不可饒恕的罪行，相反，對某些犯罪是可以原諒的。這必然促使執法機關

對犯罪本質作重新理解；二是刑事訴訟應該具有民事訴訟那樣的解決糾紛的價值理念。“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能力的內容之一，應注重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重視權利與權力的平衡，重塑全新執法理念：

樹立輕緩懲治理念

一是引進暫緩起訴措施，限制刑罰的適用范圍。筆者認為，暫緩起訴制度符合刑罰個別化和輕

刑化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兼取起訴法定主義和起訴便宜主義的長處，使訴訟程序更為合理和科學，是體現我國刑事法律與時俱進思想的一項制度創新，有利于實現刑罰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刑事訴訟程序環節的減少，縮短了訴訟時間，減輕了訟累，可以使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更為嚴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訴和審判中去，以提高訴訟質量和訴訟效率，也有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二是在強制措施的適用上，改變目前以逮捕為主導的候審羈押制度，完善羈押的替代性措施，適度提高取保候審率。筆者以為，對輕微犯罪應堅持逮捕的“謙抑性”原則，慎用逮捕措施。在逮捕條件上，應全面把握，整體衡量，“行為已構成犯罪，可能判處徒刑以上、確有逮捕必要”二者缺一不可，實踐中“構罪即捕”的做法應予以糾正。羈押決定引發了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中最尖銳的沖突，解決這一沖突的辦法是在社會利益和被告人利益之間取得平衡。就輕微犯罪而言，完善羈押的替代性措施，適度提高取保候審率，是實現這種利益平衡的較為理想的方案。在這方面，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已經表現出積極的姿態，表示對于輕刑犯要采取更為輕緩的刑事政策，充分體現“輕罪輕處，輕罪輕罰”，主張對于未成年犯、初犯、偶犯、過失犯，具有從輕、減輕情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從輕處理。

樹立程序自治理念

應擴大簡易程序和被告人認罪案件簡化審的適用范圍。公訴部門將案件起訴基于的標準就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刑訴法第46條明確規定：“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因此，將被告人認罪與否作為能否適用簡易程序的理由顯然不符合立法本意，建議取消這一要件，以便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

同時，對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的案件，能夠簡化審理的，要積極主動建議人民法院適用；對于被告人及辯護人提出建議適用普通程序簡化審理的案件，經審查認為符合條件的，應當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議適用。

樹立恢復性司法理念

恢復性司法是對刑事犯罪通過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間建立一種對話關系，以犯罪人主動承擔責任消彌雙方沖突，從深層次化解矛盾，并通過社區等有關方面的參與，修復受損社會關系的一種替代性司法活動。恢復性司法作為一種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對大量的輕微刑事案件乃至鄰里糾紛給予關注，盡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階段介入，通過化解人際關系，減少社區矛盾來預防犯罪。這種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滿意度、降低再犯率的司法模式與我國傳統的調解制度所蘊涵的“和為貴”的理念相一致。對輕微犯罪案件，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應當允許當事人和解后由偵查機關撤案或由檢察機關作不起訴處理。

樹立刑事控制與行刑社會化并重理念

在刑種刑制的選擇上，落實刑罰經濟原則和行刑社會化思想，將輕罪案件刑罰適用的重點由監禁矯正為主調整為監禁矯正與社區矯正并重，廣泛適用罰金刑和緩刑。罰金刑現已成為許多國家刑罰體系中的主刑，并且將其作為短期自由刑的一種替代措施，逐步擴大適用范圍。與此同時，緩刑作為避免短期自由刑弊端、有條件執行的心理強制作用和依靠社會力量幫助犯罪人復歸社會的一種措施，也得到了普遍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