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新時期村民自治問題的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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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時期村民自治問題的探討

作者：胡均蘭

來源：《沿海企業與科技》2005年第06期

[摘要]新時期以村務公開為主的村民自治監督機制日趨健全但也存在不少的問題，文章提出，應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規配套措施；構筑和規范村的決策程序和機制；加快鄉鎮體制改革，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

[關鍵詞]新時期；村民自治

[中圖分類號]D62

[文獻標識碼]A

第二篇：村民自治問題調查報告

村民自治問題調查報告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黨要領導人民,當好家、作好主，必須進一步發揚民主。為進一步對農村民主建設問題進行調查，充分了解農村村民自治現狀，我利用暑期社會實踐時間到萊陽市古柳樹村展開以村民自治為主題的社會調查。現將對古柳樹村村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議、民主監督四方面情況的調查總結如下：一、民主選舉是村民自治的基礎問題，關鍵要克服瓶頸制約，找準平衡基點。

村委會民主選舉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諸如選舉的理念、選舉的功能、選舉的技術、選舉的程序等構成了一系列民主選舉中的理論和實踐網絡。據古柳樹村村委會領導介紹，古柳樹村委會由全體村民選舉產生，經海選產生候選人，然后進一步選舉出村委會領導班子成員。但是，調查問卷顯示，村民雖然都對民主選舉這一舉措表示贊成和肯定，但村民的法律意識普遍較差，民主選舉的主動性和優越性并沒有完全體現出來。在調查過程中，該村表現出來的問題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1、民主選舉中的瓶頸制約：

（1）法律規定的前瞻性與文化傳統的滯后性矛盾。一般說來，法律規定總是建立在社會實踐基礎之上的，與客觀現實需求相適應。我國的村級民主選舉，本身是一種法治民主的助推劑，它既是對廣大農民的培訓，也是對整個社會的培訓。正是這種自下而上的、帶有一定超前性的民主選舉制度，推動著我國社會的民主進程。然而，這種推動作用是個漸進過程。一方面，在我國，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革的情況下，客觀形勢亟需法治民主的深化；另一方面農民的民主參與意識的滯后性有著較深的傳統文化根基。反映在村委直選中，不少選民對村委班子成員的選擇并非出于他們的主動，而往往是被塑造出來的。對候選人要素重要性的認識遠遠低于對利益分配的關注或者政治象征背景的聯系和與自己的親疏遠近。

（2）法律規定的有限性與實際操作的復雜性矛盾。我國農村的民主法治化進程與改革開放同時起步，各種社會關系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具有不確定性，這一環境下形成的民主選舉制度還是初步的，它需要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因此，《村委會組織法》對民主選舉的條文規定不可能顧及全面。雖然地方法規的《選舉辦法》能給一定配套，但也有不少局限性。在法律法規與實施細則，原則規定與具體措施之間的空隙較大，有的規定過于原則，不便操作；有的雖有行為模式，但沒有法律后果；有的內涵模糊，不好統一理解等。這里僅列舉幾點，以見一斑：一是村委會成員候選人標準難把握。《村委會組織法》十二條規定年滿十八周歲的村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的人除外。《村委會選舉辦法》

第十三條對候選人的推選條件作了細化。如果選舉委員會資格審定時，認為雖有被選舉權但不符合推選條件的人被海推為候選人后，他可否被確定為正式候選人就比較難把握，尤其是在選舉委員會與選民有較大意見分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二是選舉中的拉票現象難處理。拉票行為，既有正常、合理的行為，也有不合理，甚至帶有賄選等痕跡的行為，同時又會有兩者兼之的。如何界定它們之間的區別加以妥善處理，法律依據不足就帶來了選舉中的雜音。三是選舉結果的有效性難認定。在一些細小環節上難免出現偏差或不妥，有的可以即時得到糾正，有的卻事后難以操作，一旦選舉結果產生后，如何認定其有效性就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

2、民主選舉中的平衡基點：

村民直選法律運行的整體功能的有效發揮，關鍵在于其在適應社會發展的變化中求得自身內部結構的相互協調。因而，在實際中應重點把握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1）需求與可能。任何社會關系都需要相應的社會規范加以調整，以維護正常秩序。村委直選的有序性也必須根據農村的客觀需要，在收支平衡的運行中加以實現。一方面，村委直選具有通過一定法律規范實現廣泛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鄉村客觀現實應具有支付法律運行成本的能力。因此，在規范民主選舉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農村社會需求的各個要素對法律規定的制約作用及相互關系。

（2）效益與成本。在社會支付能力相對不變的情況下，法律的運行成本越低，那么它的效率越高。村級民主選舉的法律效益，應以最低的運行成本來獲取最佳的選舉目的。使一大批素質較好、群眾信賴的農民走上村委會工作崗位，是民主選舉最直接的目的，從而來輻射農村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以實現長遠的整體效益。

（3）周密與簡便。于法周密和于法簡便相結合的原則，是農村民主選舉中法律運行的內在要求。村級民主選舉的整個過程必須一環扣一環，法定的程序不能變，規定的步驟不能少，不能怕麻煩，圖省事，更不能走過場。但是受農村客觀環境和村民文化心理素質的影響，從選舉實踐看，能達到同一選舉目標，村民更樂于接受簡單易行的選舉方法。在有些地方推行的無候選人直選，之所以受到農村群眾的歡迎，并且取得成功，組織嚴密、形式簡便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二、對于實行民主管理，首先要堅持和完善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制度。

通常人口少且居住集中的村采用村民會議，而人口多且居住分散的村采用村民代表會議。明確規定村民代表會議的人員組成及其條件、職責、權利制定議事內容和議事規則，確定活動方式，活動程序和活動時間，并按規定嚴格執行。其次，要按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結合本地實際，明確規定民主議事的內容，凡屬村務管理的重大事項以及農民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的處理，都應先召集黨員大會討論，再分別提交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征求黨內外群眾意見，按大多數人的意見實行民主決策，堅決糾正不顧群眾意愿而由幾個干部自行其是的做法。要實行民主管理，還要切實加強群眾對村干部的民主監督。

調查中發現，古柳樹村在自治方面做得比較好。一走進他們村委會的辦公室，就能看到整整齊齊掛在墻上的各種規章制度，就如治保調節委員會成員，治調干部規定，治保調節信息員職責、幫教小組及其職責、護村隊及其職責、禁毒禁堵宣傳小組及其職責等等。從這上面來看，確實古柳樹村的自治制度是比較完善的，而且操作起來還是比較規范。村里的負責人對我們介紹了他們平常的工作方式，方法。古柳樹村是一個很大的村，總共有600多戶，共2800多人，整個村的座落是比較狹長的。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要召開村民大會是很不容易實現的，因此村里決定什么大事情就通過召開村民代表大會來參考。三官村總共分成16個小分隊，每一個小分隊的隊長要管理人員幾十致上百人不等。隊長是從他們隊下由村民推選上來的，這點做得很民主。村里決定或是傳達事情就是通過村長，書記等向隊長們來共同探討，具體的再由隊長去負責實施他們隊里的細節工作。在古柳樹村村委會的外面有一個醒目的村務公開欄，上面詳細具體的把村里的各項計劃以及許多村里的開支，收入公布在上面。

第三篇：對村民自治問題的調研報告

創新精神已成為時代精神的核心成分。創新是報業獲得不竭動力的源泉。在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面前，地州黨報中誰敢于大膽創新、不斷創新，誰善于進行觀念和管理創新、知識和技術創新，誰善于把握機遇、控制風險，誰就有可能捷足先登，掌握報業發展主動權。因此，要堅決破除各種障礙，使一切有利于報業發展的創新愿望得到尊重、創新才能得到發揮、創新

結果得到肯定。要以“不斷創新”為目的，切實創新內容、創新形式、創新手段，擴大報紙影響力，增強報社競爭力，在確保黨報權威性的前提下，實現社會和經濟效益兩個方面的最大化。

一、創新報業文化和報業制度

報業是知識密集型行業，是以人力資源為核心的文化產業。成功的報業必然得益于成功的文化。要創造出一個能夠使全體員工衷心認同的核心價值觀念和使命感，一個能夠促進員工奮力向上的心理環境和能夠推動報業發展的報業文化，以提升報業整體品位，形成全體員工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良好氛圍。

人才是能夠產生最高利潤的資源，善于經營人才的報業才能成為最終的贏家，因而報業文化建設就必須立足于以人為本。要以報業文化和報業制度的和諧為前提，尋求報業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

建設時間文化。時間是一種可與資本、技術、產品質量甚至創新平起平坐的戰略武器，在時間反應上享有優勢，可以為其它競爭差異提供基礎，從而構成報業整體上的競爭強勢。比如記者要“比警察更早到達新聞現場，取得同業采訪不到的最初訊息”，就得靠在時間上搶占先機。

建設績效文化。全面貫徹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增強全體員工的創造活力。建立起一種績效為重、任人唯賢的強大報業文化，以此激發員工的主觀能動性，為員工創造能夠充分發揮自己能力的空間，使他們從專業工作中獲得成就感，使他們的事業和精神得到與其貢獻相稱的尊重，讓默默無聞埋頭苦干的人得到獎勵和擢升。如采編人員每天采編多少稿件就得多少績效量化分，嘗試實行“日結、周示、月獎”，實行“陽光操作”，讓員工體會“快樂勞動”理念。

建設學習文化。報業要生存和發展，就必須強化知識管理，更好地開發、利用和共享知識，而學習正是獲得知識的最佳途徑。要清醒地認識到“有地州級的報紙，沒有地州級的讀者”；有從一而終的編者，沒有從一而終的讀者。地州報社相當數量的采編人員，由于長年在一個地方、一個單位學習、工作、生活，眼界不夠寬廣，知識結構與創新能力有一定的局限。因此，要以“建立學習型報社，培養全能型員工，提高核心競爭力”為目標，適當調整學習內容，豐富學習形式，切實抓好全員政治理論學習和新聞業務及相關技能培訓。

建設環境文化。任何事物的發展離不開環境，環境影響事物的發展。對于報社來說，影響報業發展的環境主要有三個，即外部環境（亦即社會環境）、內部環境、員工心理環境。在環境的建設上，一要以創建報業文明為著力點，強調思想方式，體現柔性管理，在繼續優化外部大環境、繼續以適當的投入優化內部硬環境的同時，重點抓好內部軟環境的建設，以“信任、團結、創新、出優、奉獻”為主要內容，以增強員工的愛社情、同志情、友情為主要目標，突出人本思想，體現人文關懷，抓好員工心理環境建設；二要以健全報業制度為著力點，強調工作方式，體現剛性管理，以“廉潔從業，行風優良，獎罰得當，紀律嚴明”為主要內容，抓好制度和法紀環境建設，為報業健康發展提供法紀保證。

二、創新發行渠道和經營理念

競爭的終端在發行，發行的起點在頭腦。發行既是實現編采價值的一個終端，又是編采過程的一個新的起點，是擴大報紙覆蓋面和觸及率、增加廣告量的一個重要環節。報紙的發行和廣告市場不能自發形成，要主動進行建設，要在沒有市場的地方建市場，在有市場的地方建設發展市場。

建立社會發行網絡。網絡是社會財富，今后的報紙發行，誰贏得渠道誰就贏得未來的發行空間。有發行網絡才會有競爭力，要嘗試建立一支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聯合各種社會力量、以城鎮為中心向周邊輻射的、以發行報紙為主、兼顧其它物資配送的發行網絡，以吸引穩定讀者，增加城市發行密度。

精確掌握訂戶情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黨報發行應該將行政措施與市場運作相結合，而這兩者的結合有個前提，那就是要把閱讀當地黨報的主要對象搞清楚，比如一個地區有多少黨委、黨總支和黨支部，廳、處、科級黨員干部分別有多少，普通黨員有多少？相對獨立的經濟組織，尤其是每年新增的經濟組織有多少？平時自費訂閱黨報的讀者有多少？自費訂閱者的職業、年齡、文化、收入等如何？要對上述情況心中有數，宣傳發動、征訂投遞才能準確無誤。

力爭雙贏銷售。媒體生產的是信息服務的特殊商品，而商品具有互換性。以企業訂戶為例，報社要依據企業所訂報紙的數量分別給以不同形式的回報，如為企業組織社會活動、營銷策劃、形

第四篇：村民自治推薦材料

龍角鎮村民自治推薦材料

“為群眾提供最優質的服務，讓群眾滿意，才是我們工作的宗旨和根本。”龍角鎮龍堰村計劃生育協會會長蒲東培這樣說。

2011年龍角鎮龍堰村成為重慶市首批“計劃生育村民自治示范村”之一，代表著該村計劃生育村民自治工作得到上級計生部門的肯定。計劃生育村民自治一直是穩定農村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龍堰村計生協會成立以來，堅持以“為群眾服務”為宗旨，做到了事事為群眾著想。

“多虧了我們村里的計生協會，我今年才可以納入農村計劃生育家庭部分獎勵扶助對象呀”，龍堰村5組的村民謝長中這樣說到。原來謝長中在2010年按照龍角鎮移民政策后靠移民，戶口由原來的農業戶口轉成了非農業戶口，但是一直卻沒有辦理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按照最新的重慶市農村計劃生育家庭部分獎勵扶助政策，由于政策原因戶口轉非，并一直沒有享受城鎮居民社保的獨生子女戶或雙女戶家庭，可以界定為農業戶口，繼續享受農村計劃生育獎勵扶助政策。龍堰村計生協會了解到這件事情后，及時向鎮計生辦說明此事，并提交了申請，跑前跑后為謝長中完善了申報材料，并在截止日期之前通過了審批，成為2012年龍角鎮農村計劃生育家庭部分獎勵扶助對象之一。

為群眾服務的同時也嚴格按照制度辦事。根據龍堰村村民自治規范，凡村內涉及違法生育的家庭一律必須先到相關部門接受處理，主動繳納違法生育社會撫養費。龍堰村自成立計生協會以來一直堅持

宣傳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并對出現的違法生育現象嚴格如實上報。龍堰村1組村民余洋，2006高中畢業以后就隨家人常年在外打工，去年和女朋友回到家中的時候，已經生育小孩，但二人還沒有達到結婚年齡，屬于非婚生育，按照相關規定應該繳納一定的社會撫養費。余洋卻以不打算給小孩上戶口為由一直不到鎮計生辦接受處理。村計生協會知道這件事情以后，派出協會會員對他們進行了半個月的宣傳教育，終于說服這家人辦理了相關手續。龍堰村一直都是龍角鎮違法生育案例較少的村居，村民主動繳納違法生育社會撫養費的比例也居全鎮之首。

龍角鎮龍堰村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一直以關注民生、維護民利，讓群眾滿意為宗旨，以共享陽光、共建和諧為主題，經過鎮、村干部的共同努力，在全村已初步形成了“陽光計生”管理服務新機制，使廣大群眾充分享有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大大提高了群眾對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的滿意程度。2012年龍堰村計劃生育村民自治目標任務就是，組織和帶領村民制定并落實本村的人口與計劃生育發展規劃、工作計劃，完成鎮下達的人口與計劃生育責任目標。不斷地促進村民婚育觀念的轉變，教育推動群眾自覺履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第五篇：淺論村民自治的本體問題

[摘要]村民自治的主體應是村民個人，而非村或村委會，基于此，村才是村民自治的組織，村民與村委會之間才能形成授權的關系；同時，村民自治組織應該被賦予法人的地位，這樣才能明確村委會作為法人的執行機關的定位，并使法人代表合理存在，使法人之獨立意思表示成為村民利益的保護；再者，村民選舉村委會的行為是選舉權的行使，而與之相對應的被選舉權理應在資格要求上較選舉權更為嚴格，尤其是被選舉人的兼職和回避問題必須得到重視。本體問題的明確是構建村民自我治理的權力體系的基礎，也是在村民自治過程中和以自治實現村民基本權利保障的前提。

[關鍵詞]村民自治 本體問題 自治主體

村民自治是村民的自我治理的方式和組織以及規范的總和。西方國家制度中，農村的自治傳統是其地方自治的基石和歷史傳承，是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固有的價值追求，目前西方的村民自治已經或開始轉化為鄉鎮、自治市、特別區、準政府組織等不同形式。今日中國，“村民”與“自治”的結合，既是一種地域的表明，1也是自治主體的宣示。前者，反應了“無區域即無自治”，2后者，則需要我們對村民自治組織的法律地位和村民選舉行為的性質和被選舉權等關乎其本體的問題加以探討。

一、村民自治的主體

村民自治的主體，學界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自治主體是村民個人，村民自治就是一個或幾個自然村的村民自己組織起來，在基層人民政府的指導下，依照國家的法律、法規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即由村民群眾依法辦理群眾自己的事情。第二，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治”的主體。第三，實行自治的“村”應當是“村民自治的主體”。大多數學者贊成第三種觀點，原因在于只有如此才能解決自治主體與基層政府之間的關系問題。

我們認為第二、第三兩種觀點有所偏差，在于將村委會的準行政管理權力視為自治權的內向，并先驗地將它視為集合的村民權利的外向代表。首先，現代法律必須依托于承認、尊重和保護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的理念核心，法以自由為目的，秩序也須以自由的實現和正義之光的閃耀為依歸。自治必須體現權力控制和制衡的原則，而不能將自治權置于國家權力延伸和控制之下。其次，現代民主的三塊基石——“代議制、選舉制和政黨制”。村民委員會到底應該是一個議政組織還是執行機構，或者兩者合二為一，目前我們很難界定，但是代議和選舉放置于普通村落，仍有其重要意義。通過選舉昭示出村委會和普通村民之間存在一個權力來源問題，根據憲法中的人民主權原則，一切權力皆應有來自于權利擁有者通過選舉權的運用來表達的明確授權，《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是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個體之間極為重要的一條組織原則。第三，《村委會組織法》立法目的欲以體現“草根”民主，意味著任何政府或負有執行政府委托的公共組織或團體應該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組織起來的。自治的基本原則是什么？讓我們用美國《獨立宣言》的幾段話來詮釋，“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對這些目標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據的原則和組織其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有可能使他們獲得安全和幸福。”因此，村民有權改變村委會的組織架構，而不是村委會可以凌駕于村民之上，這是我們在進行制度設計時必須謹記的原則。如果不將村民自治的主體定位于村民個人，再談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就無此必要，勢必造成“仆人”高于“主人”、“仆人”決定“主人”之局面，人為地將村委會或村這樣擬制的組織的意志取代了村民個人意志，打破了村民與村委會組織的平衡關系，勢必會造成掌握權力之人借“公共利益”而權力濫用、侵害村民個人合法利益的情況。如村民陷入此境地，其抗爭將首先在道德上遭到“不義”之指責，繼而無法得到充分有效的權利救濟。村民如非自治主體，則不具備資格動議罷免，參加自治事務的討論和決策，而僅憑民事的侵權之訴的權利保護是遠遠不夠的。第四，我們必須澄清一個悖論，“個人是不能單獨行使自治權，村民自治是一種集體的自治權。”1村民自治權的行使的確具有集體性特點，但權利只有落實到個人才有意義。如果村民個人利益遭受村組織以外的力量的侵害時，可以指望村委會代為出面以伸張正義，如果侵害者是村或村委會時，不具備自治主體資格的人尚稱其為“人”乎？誰又來保護這些不是自治主體的人？村或村委會自行解決則違背了程序正義的理念，其結果難求公平；如果引入鄉鎮政府介入則損害自治之精神。再者村委會的組成來源于村民選舉權的行使，其權力來源于村民個人意愿的外在表示，即授權。選舉權是村民自治的基礎，自治卻不是村民個人權利的簡單集合，不能因為村民自治的集體性特點而將村民的自治主體地位混淆。[!--empirenews.page--] 因此，村民自治的主體只能是村民個人，村應該基于人的組成而是自治組織，2而村委會只能作為自治機關之一是村民運用選舉權所集合的公意的結果，二者之間是委托與被委托的關系，這也是村民自治與選舉權之間的關系所在。

二、村民自治組織的法律地位

目前，我國憲法文本中規定的主體身份有三種，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村委會應該被視為地方性的社會團體而不是村鎮的派出機關。日本地方團體以區域為組織要素，為謀公益而成立的地方團體被稱為一般的地方團體，但日本的一般地方團體具有法人地位。有學者認為《村委會組織法》規定了村委會是村里的法人代表，換而言之，我國的村民自治組織是具有法人資格的社會團體，其村委會是法人的執行機關——法定代表人。不盡然矣！

首先，社會團體和法人涵義不同。其次，《憲法》與《村委會組織法》的規范沒有明確村委會的法人地位，僅僅是給自治組織確立了性質、自治功能和運作原則。第三，盡管“各政黨和社會團體，這些機構和組織主體，在法學上可以籠統地稱為法人”，3但是，我國法人的成立須經過成立和設立兩道程序，成立階段要滿足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財產和經費、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和場所，社團法人還應滿足“自愿和為實現會員共同意愿”的要求。我國對社團法人的設立或采取特許設立主義，如婦女聯合會、工會、團組織等，或采取行政許可主義，如各種協會、學會等。如果村民自治組織要最終成為法人，要么經過設立主義方式，要么采取特許設立方式，我國法律對此沒有任何規定，實踐中村委會也從未履行過登記手續，那么“皮之不存，毛將附焉”，沒有法人，何來法人代表？第四，法人機關一般由權力機關、執行機關和監督機關三部分構成。村委會是哪種機關，我們暫不界定，但村委會只能是法人機關之一，而不能是法人，且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執行機關的主要負責人，是經過權力機關明確授權的一個人或幾個人，1因此，村委會以整體名義不能擔任“村法人代表”。第五，從行政管理的令狀主義角度來看，村辦的公司只要合法登記都能夠領有營業執照和法人證書，但“村”還沒有被哪家法定機構頒發過法人證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因此，我國的村民自治組織是地方社會團體，但不具備法人資格，村委會是社會團體的機關，而非社會團體法人的機關之一，這也是村民自治組織目前所面臨的“應然”和“實然”狀態的矛盾。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不具備法人代表地位的村民委員又能夠作為村民自治組織的代表履行維護組織自身利益的職責，比如“廈門市同安區馬巷鎮瓊頭村村民委員會不服廈門市同安區人民政府海地、灘涂、權屬糾紛行政處理決定案”，2似乎讓我們感到，既然村民自治組織不具備法人地[1][2][3]下一頁 位，村委會也不是自治機關，但社會現實中一樣能起到履行維護組織公共利益的作用，因此村民自治組織有無法人資格的賦予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情。

其實，社會團體法人與社會團體大有不同。首先，社會團體是指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組成，為實現社會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法人。3顯然，社會團體基于個體的自愿組成，我們是否可以假設，如果某個村民不愿意加入社團性的村民自治組織或者加入后執意退出，那么社團性的村民自治組織首先不能強制其加入或者不準其退出，也就不能將其他村民的共同意志強加于該村民身上，如村統籌。但是，該村民又與其他村民共同居住于一個村落，也同樣享受村自治組織所給予的交通便利和環境衛生等公共設施，根據稅負平等的原則，該村民是否也應該交納公平的費用？這樣不但不利于村落的管理，也違背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則。即“地方團體對于區域所包含之地，即為自治權所到達之地，無論團體內住民、非團體內住民均當受其支配??地方團體自治權與區域有互相存在之觀念”，1這里的地方自治團體與我們說的村民自治組織概念相通，但前者具有法人地位。如果我們在上述要素之外再加上中國特色的戶籍管理制度，那么原住村民將沒有選擇加入或退出的權利，外來居民也必須服從法人在自治范圍內做的各種意思表達，如鄉規民約，照章承擔公共設施之公平費用等。[!--empirenews.page--] 其次，“法人是具有獨立人格的團體”。2法人可以做出獨立意思表示，具有獨立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因此，法人的首要關鍵就在于“獨立”兩個字。對于社會團體，我國采取的是特許設立主義或行政許可主義，它的成立要依據國家法律和行政命令以及業務主管部門的批準，因此它的政府主導色彩比較濃重，其本身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以及成立后的開展的業務很難擺脫國家的干預，事實上我國的社會團體往往承擔的就是經國家授權和委托的各項行政管理任務，如婦聯、工會和各種協會等，如果村民組織僅僅被視為社會團體，那么村委會將不得不以承擔政府授權和委托的事務為主，而非以為村民自治服務為己任，那么鄉鎮政府的干涉將堂而皇之并使自治停留在紙面上。但是，村民自治組織一旦獲得法人之認可后，隨著它的設立不可避免地向登記主義轉型，它和國家以及鄉鎮政府之間就有了一道“可以觸摸卻看不見的籬笆”，村與鄉鎮政府的權力分配關系也將隨之明晰，迫使國家行政機關和村民自治組織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之下進行運作并相互制約。目前，盡管《村委會組織法》規定，鄉鎮政府與村民自治組織的關系是“指導、支持和幫助，且不得干預”，但實際的操作中村委會已逐漸異化為鄉政府的派出機構，肩負著鄉政府所委托的任務。村民自治是國家監督下的自治，村民自治機關有義務承擔由法律規定的國家任務并協助鄉鎮政府完成其法律規定范圍之內的事務，但是鄉鎮所委派的各項事務究竟有多少是法律規定范圍之內的？近些年來，村民或村委會面對上級政府部門各種名目的亂收費、亂攤派以及各種侵害其權利的事情，除了更多地采取“上訪”伸冤的方式和少量的“民告官”訴訟之外，何曾有底氣有膽量對利益的被踐踏說一聲“不”？如果自治組織成為法人，則村委會作為自治機關將可以代表村民自治組織在法律范圍內做獨立意思表示，包括有權拒絕執行鄉鎮委托的不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事務，當然這種拒絕的權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國家或本地區處于緊急狀態情況下。對于非法或非規定范圍內或臨時性的來自于縣鄉鎮的各種稅費攤派，村委會也有權拒絕，或提交村權力機關討論。一方面，村民自治的法人地位使得村民自治組織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臻于完整和有效行使；另一方面，也迫使鄉鎮政府養成依法行政的習慣。我們總是聽到村民們對鄉鎮干部粗獷的工作作風的無奈抱怨，但是我們又不能把讓村民們幸福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某個人或某些人個人的職業榮譽感和道德情操的自我覺醒和自我堅守。這種寄望于“人治”、依賴于“人治”的思想應該被以權利對抗權力的思想取代，使“法治”的能量為村民的自由生活帶來的希望。

第三，從《村委會組織法》看，村委會的地位更接近于村民的管理人和村資源的所有人和分配者，是高于村民的施教者。如果村民自治組織具有法人地位，那么基于民意授權而成立的村委會將還原于村民自治組織的執行機關，應當以服務村民、管理村民公共事務為首要，一旦其不作為，村民或村其他有權的組織可以即時詰難之，督促其改變不作為之施政形態。當前現實村民除了到換屆之時有可能通過選舉而除之，平時發動罷免幾乎難上加難，而鮮有成功者。事實上動輒罷免極其不利于村秩序的穩定，而以日常之督促而循序漸進乃為上策，這需要制度對民意反映和作用渠道的預先設置。[!--empirenews.page--] 綜上所述，賦予村民自治組織以法人地位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同時，將村民自治組織的法人地位準確定位后，我們才能明確村委會應具有的執行機構定位和對村民自治組織的權力架構和體系進行勾勒。

三、村民選舉行為的性質和被選舉資格

既然村民自治委員會的成員和權力來自于作為村民自治主體的村民個人的授權，那么，我們需要知道村民個人在村委會上的選舉和被選舉行為是權利行使還是一種事實行為，如果是后者，則不帶來法律效力，則村委會的合法性何在？如果基于前者的考量，則面臨著基本權利行使對象方面的尷尬，因此我們必須首先明確村民選舉村委會的行為的性質。

（一）性質

所謂選舉權是指“選民依法選舉代議機關代表和特定國家機關公職人員的權利??一是選舉或被選舉為代議機關代表，二是特定國家機關公職人員，即法律規定由選舉而產生的公職人員。包括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及其特定范圍內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1我國目前的行政區劃只到達了鄉鎮一級，村作為自治組織顯然不在選舉范圍之內。但是，選舉制度，不一定只在政治制度下才有，尤其沒必要當作選出議會議員的制度來考慮，1因此選舉權應該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學者們認為選舉是指某一社會群體中有資格的成員，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方式，選擇某人擔任自己的代表或某一職務的行為。廣義的選舉不但存在于國家政治生活中，而且存在于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組織，如政黨、工會、行業協會、農村經濟合作社等均可采用選舉的方式產生自己的領導機構或成員。雖然憲法規定的選舉對象只是狹義的范疇，但我們不能顧名思義地說，村民選舉自治機構的行為就是行使憲法賦予的選舉權，要將廣義范疇的村民選舉村委會的選舉行為納入憲法學的考察范圍內，為其得到憲法保護和救濟奠定理論基礎，就需要進一步分析。

首先，開放性的憲法學本身為“村民選舉村民委員會的選舉行為是行使選舉權”這一論點留有空間。就選舉權與權力的關系而言，從選舉權產生的過程看，選舉權產生于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而相對性是權力的基本特征；從選舉權的目的看，合理地組織權力和有效地控制權力是選舉權的基本功能；從選舉權產生的社會效果看，選舉權直接影響社會生活；從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看，強調選舉權與權力的相互關系有助于提高選民的法律地位，擺正“主仆關系”。同時，利益是選舉權結構中實際存在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不能給選民帶來利益的選舉對選民來說是沒有吸引力的。2村民選舉村委會的行為過程賦予了村委會未來的一系列權力活動和其對村社會生活的影響和效果的正當性，使村委會的存在目的確定為實現村民的群體目標，如共同富裕等，農村基層的權力關系也因此得以穩定。通過選舉，完成了村民向村委會授權，昭示了村委會行使權力的過程和結果要受到村民監督的必然，符合人民主權的憲法上一頁[1][2][3]下一頁 原則。更為重要的是，村民的選舉行為是圍繞著自身的實際利益展開，代表著其自身的一定目的，如對脫貧致富、村務公開、抵制非法稅費等的要求，這些都符合選舉權的性質。[!--empirenews.page--] 其次，從《憲法》第111條我們可以看出，盡管村委會要辦理本居住地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協助維護社會治安。《村委會組織法》第4條也顯示了村委會有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的義務。實踐中，村委會除辦理村公共事務外，還必須承擔相當多的由鄉鎮下派的各種任務，如治安、救助款、扶貧款的申請，以及“催糧、要錢、要命（計劃生育）”等，其地位類似于中國古代的保長或胥吏，實踐中往往有許多人稱它為一級政府組織，或稱“村政府”。既然村委會承擔國家意志和村公共利益的實現兩個使命，那么選舉其人員組成符合人民主權的憲法原則。

第三，村委會選舉是我國參與面最廣的選舉，選舉對象雖然不是國家代議機關代表或國家公職人員，但同樣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一部分，如果方法得當，其很可能成為我國權利保護瓶頸的突破口，能夠為整個國家的政治文明發展進程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從近年來農村選舉實踐中的諸多成功案例已經印證了這一判斷。因此，村民選舉村委會的行為是行使憲法所賦予的選舉權的行為，盡管它不屬于憲法學當前對選舉權所下的狹義的定義范疇，但與其有著自然的相通之處，也應該被憲法學納入考察的范圍之內。這樣使得《村委會組織法》第12條規定的村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與憲法學和憲法文本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得以統一于一個相對同質的語境當中。事實上學界也開始將其納入我國憲法學研究的范圍，“（本文）不包括基層自治組織的選舉，當然它也是我國選舉制度的一部分”。1也只有清楚村選舉權問題，才能完整和準確地構建村民自治的權力運行體系，才能充分發揮村民的選舉權利，建設和促進村民自治。

（二）被選舉權

在我國，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作為同等概念來使用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統一說”一直是學界之通說，與選舉權相對應的被選舉權也是一項基本權利而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二者共為村民自治的起點和重要保證。《村委會組織法》第11條和第12條對此作了規定。但是，基于候選人在當選后要決策和管理公共事務，其能否勝任取決于自身的才能大小，故候選人資格要件要遠較選舉人資格嚴格。對于被選舉人的資格，各國都以積極要件和消極要件的形式在法律中加以規定，其中積極要件包括國籍、年齡、學歷、經歷等，消極要件包括能力上（如禁治產者）、道德上（如特定罪行、政治權利、特別懲戒而予以限制）、職務上等。可見，具有選舉權的村民未必具有被選舉人資格。綜合我國《憲法》第34條，關于村民自治中的被候選人的各項資格的規定體現了平等性原則的同時基本具備了各項積極條件的規定，但在經歷條件中對于在本村或本地域中的離開時間和已居住時間的條件沒有規定，這樣可能使已嫁出的本村女性或者外出務工時間很長又未遷出戶籍的村民，在工作地不具備資格參加選舉，又沒有能力在原居住地參加選舉，造成公民不能有效和順利行使權利的尷尬局面；在消極條件中的個人能力方面，現有法律規定沒有對禁治產者的適當限制，“有恒產者有恒心”，對此的限制其實并不違背憲法的平等性原則，這是對憲法精神的理解有誤，在此不做討論。但是，我們現行法律規定中沒有對一些例外情況，如對不得兼職于上級政府或其他權力機關和回避做出規定，不能說不是一個遺憾。如日本在市町村會之組織的選舉中規定，如父兄為市參事會員，町村長或助役，子弟不得有被選舉權；父子兄弟同時不得被選為議員，這樣避免了“親屬間上下其手、徇私枉法、不謀公益而為其私”的弊病。當今現實，縣以下往往出現村與鄉鎮、縣在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糾葛在一起的錯綜復雜的關系網，常常成為危害村民自治的各種行為的保護網，使得被侵害權利的普通村民的救濟成為難事。如“村霸”經常有著本身擔任或在村委或支部中擔任領導職務的親屬背景，村民對村干部敢怒而不敢言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家在縣（鄉）里有人”，且經常夾雜著宗族和黑惡勢力的因素，使得村民自治成為普通村民的惡魘。因此，我們應特別重視被選舉人資格的回避問題，并在未來修改《村委會組織法》時立法者應考慮并完備之。[!--empirenews.page--] 總之，村民自治意味著村是村民自治的組織形式，而村民自治的主體出于人民主權之原則而只能是村民個人，而不是村或村委會，否則授權問題無法解決；同時，村民自治組織應該被賦予法人的地位，這樣才能滿足自治組織獨立意思表示之品格要求，才能使自治保護村民之合法利益，符合權力制約之憲法原則；再者，村民選舉村委會的行為是選舉權的行使，而與之相對應的被選舉權理應在資格要求上較選舉權更為嚴格，尤其是被選舉人的兼職和回避問題必須得到重視。上述有關村民自治的本體問題的明確是構建村民自我治理的權力體系的基礎，也是在村民自治過程中和以自治實現村民基本權利保障的前提。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研究生。

1《憲法》第111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按居住地區設立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日]吉村源太郎：《地方自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頁。陳純柱：《村莊法人理念的確立與中國憲政制度的創新》，《河北法學》2005年第8期。本文對村民自治組織應是村而非村委會不做討論。張文顯：《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頁。參見王利明：《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5頁。胡錦光：《行政法案例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頁。王利明：《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頁。[日]吉村源太郎：《地方自治》，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頁。王利明：《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頁。胡錦光、韓大元：《中國憲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頁。[日]森口繁治，劉光華譯：《選舉制度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參見胡錦光、韓大元：《中國憲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頁。蔡定劍：《中國選舉狀況的報告》，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