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化學132班孫凱緣近代史讀書筆記

讀書報告

書名: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 出版日期:2010-09-0

3在閱讀這本書之前,對于李鴻章這位歷史人物的了解,僅限于高中歷史課上的只言片語。“一個人,不是好人就是壞人”這一慣有思維讓我對李鴻章的印象止于“十惡不赦的賣國 賊”。然而,在通讀完《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這本書后,我仿佛看到了一個有血有肉的李 鴻章,一個精于權謀卻迫于時態的李鴻章。全書從李鴻章上的奏折起筆,從他的奏折里可以看出他個人寫折子的技巧,也看出了他許多遠見和無奈,李鴻章的地位和野心使他狹隘,但就其歷史背景來說像他這樣的人是難能可貴的。從對奏折的解析,作者慢慢延伸到從“為官”、“外交”等幾個方面解讀李鴻章,使其一生的為人和功過更加飽滿,也是對晚清歷史的一種解讀。

從為官來說,李鴻章的一生為之奮斗的便是自己的仕途,他所帶來的洋務運動及后來中國之巨變只是個副產品。李鴻章以耄耋之年受命出訪俄國及西洋,他所想的只是圣上還眷顧著他,還是要啟用他而已。終生也只是在儒家的思維怪圈里徘徊而已。李之不幸乃其宿命。然而這種宿命卻是很難擺脫的。觀中國之現狀,與李鴻章相同的有,而不如他的,甚至更多。封建思維,揮之不去。千年傳統難以在幾十年間改變,泱泱十五億人,能真正理解現代民主的甚少。傳統相對封閉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在里當然聽父親的。大家庭,則由祖父當家,而大家族呢,一切聽命于族長。我們把當官的叫父母官而為官的則視皇上為父母。為帝王的,稱為天子,天為何?大到無形,而沒有具體的形象,所以實際上就是天子就是天下第一。中國的等級制度是建立在父子之上的。一級一級的套在普通人的頭上,根深蒂固。由此可見,李鴻章縱懷當時難有的先進思想,也終難逃根深蒂固的傳統。

從外交來講,李鴻章的一生,其中有30年貢獻于外交。大清王朝的外交,幾乎可以說是其一個人扛起。李鴻章自成功處理天津教案事件開始,他便實質性的踏上外交之路。清王朝的統治者也從該事件中看出了李鴻章的危機公關能力,將他擺在了天津這個對外交往最頻繁的窗口。外交的成敗,固然與外交官自己國家的實力有關,但也與外交官的高超手腕有關。所謂“弱國無外交”,有時候并不正確。李鴻章在與列強的接觸中,敏銳的意識到列強在中國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也就是說列強在中國有矛盾,這就是他“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緣起, 他利用列強的矛盾進行博弈,進而維護大清朝的利益,這不能不說是他外交生涯的亮點之一。作為滿清的最高統治者慈溪太后,選定了李鴻章作為使節。其實可以說是歷史選擇了李鴻章。李鴻章就職以來,一次次的接觸外國使節,出使歐洲,赴日、赴俄,乃

至環游全球,成為清王朝開國以來職位最高的游歷全球的官員。不論是于德國首相俾斯麥的往來, 還是與美國總統克利夫蘭的交往,他的外交家的風采都是可圈可點的。在與各國的周旋中, 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他的對手的尊重。然而,我們也不能泯滅“李鴻章一生簽的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這一事實,但我想,就像前文所言,擺在時事中,只能說時也命也,是歷史選擇了李鴻章。

李鴻章創造了諸多“中國第一”的歷史記錄:第一家機器制造局、第一家機器織布局、第一家電報局、第一個旅順海軍基地、第一支海軍、第一支洋槍洋炮隊、第一家外文翻譯館、第一條鐵路、第一批官派留學生......李鴻章在20多歲時便寫下“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誰封侯”、“即今館閣需才日,是 我文章報國時”等豪情報國詩句。平心而論,中國的煤礦、鐵路、電報、輪船、紡織、機械 制造、交通運輸以及信息企業,無不與李鴻章的推動和支持有關。抗日戰爭中,“漢陽造”步槍依舊在用,但卻很少有人知道漢陽的這家兵器制造廠就是李鴻章出資建立的。雖不能說沒有李鴻章就沒有中國的近代化,但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李鴻章,中國的近代化一定會慢上幾拍。

李鴻章的思想和經驗似乎都超過了跟他同時代的官員們。就當滿朝官員還在歌舞升平中夢想著第二個康乾盛世的到來時,李鴻章就注意到了西方思維方法變革的歷史經驗,力圖從中汲取教訓。他嘗試開新式學堂,培養出了一批人才。如果沒有李鴻章的支持和幫助,中國近代知識的傳播與更新將會更加步履蹣跚。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化,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在紐約一座公園里,至今尚有李鴻章的塑像。

孫中山對李鴻章則定論曰:“中堂從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巨險阻,猶所不辭。”

毛澤東對李鴻章說了一句歷史性公道話:“水淺而舟大”。梁啟超撰文稱:“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

讀完《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這本書,我覺得上述評價對李鴻章是比較公正的。但在腐敗無能的清廷統治下,李鴻章所做的一切,所進行的一切未觸及政治體制本質的改革,只能對貧困而苦難的國家進行縫縫補補,而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當時的命運。當時的晚清是戰敗國,戰敗了,換了誰,都只有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當時的晚清在經濟上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各國,也包括東洋的“小小日本”,科技上更如此,最終導致在國力上的極大落后。李鴻章于亂世之中挺拔角力,卻背負

了千古罵名。于情于理,我們都不該責之太深。處于那樣的時代,內外交困,能作成一點事情已屬不易。

如今,時過境遷,歲月匆匆,卻終也沖刷不掉曾經蒙在我們頭上的恥辱。回顧李鴻章,回顧晚清,即使對歷史的尊重,亦是為當今的我們舉起一面鏡。以史為鑒,認清歷史,才不會重蹈覆轍。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終有一日,我,我們將肩負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為祖國強盛而拼搏!

-11-01 化學132 孫凱緣

第二篇：近代史讀書筆記

中國近代書綱要讀書筆記

《中國近代史綱要》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內容摘要：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建設中不斷發展的歷史，在經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之后把一個季度貧困弱小的舊中國逐漸發展變成一個繁榮昌盛，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具有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的歷史。

關鍵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

中國的近現代史是指1840年以來中國的歷史。其中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的歷史是中國的近代史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是中國的現代史。經過之前的種種，中國終于迎來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階段。

但是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也并非易事，畢竟對于一個剛剛執掌全國政權的黨派來說還有許多民主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未完并且國民經濟也亟需恢復。在這之中面臨著許多嚴峻的考驗。（1.能不能保衛住人民勝利的果實，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2.能不能戰勝嚴重的經濟困難，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3.能不能鞏固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4.能不能經受住執政的考驗，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和艱苦奮斗的作風。[1]）顯然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并沒有讓我們失望逐漸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向社會主義過渡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有許多國內外的條件（1.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力量相對來說比較強大，它是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主要基礎。2.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弱小，發展困難，不可能成為中國工業起飛的基礎。3.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保證工業發展，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一個必要條件。4.當時的國際環境也促使中國選擇社會主義[2]）并且為了可以過渡好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方針，最終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在這一過程中我黨和人民也面臨著一系列的困難，但是最終完成了這一基本改造，為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基礎，開辟了道路。

在完成基本改造后，我國又迎來了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在這一階段我黨人民不斷摸索，雖然有一些錯誤的決定但是最終也是有許多的成果的。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開端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并且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提出“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3]”。并且在早期發展中發表《論十大關系》。提出工人，農民是人民群眾的主體，建設社會主義，首先必須依靠工農群眾，充分調動工農群眾的積極性：同時，必須鞏固各民族的團結，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同時還應當與民主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在發展重工業同時，更多發展農業，輕工業，區利好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

在中共八大 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方向

提出“三個主題，三個補充”思想。這些都是積極的發展，但是在這個時期也有一些可以稱得上是錯誤的發展。例如提出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的泛濫開來。并且在這之后還發生了歷經10才結束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提出也許是好的，毛主席為抵御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圖謀，消除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等現象，防止國內資本主義復辟，并為人民群眾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監督和管理尋找一絲途徑，但是毛主席卻犯了嚴重的錯誤估計，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斗。進而形成了全面的內亂，后來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 ”，挫敗“四人幫”“組閣”圖謀，直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在這段時期它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損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踐踏，大批干部和群眾遭到迫害，學術文化事業在許多方面遭受摧殘，科技水平在一些領域同是階先進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黨風和社會風氣遭到嚴重破壞[4]。

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是歷史悲劇。

在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過程總錯誤都是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都會發生一些錯誤有一些曲折，就像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還有文革一樣，只有經歷了錯誤才能更好地發展，只要及時發現并改正錯誤 最終事態都會往好的方向發展。也許這個錯誤會帶來很大的損失，但只有這樣之后才能更好的認清自己，進而得到發展。雖然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開端，我們經歷了各種曲折，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但是我們并沒有深陷在這些錯誤中不能自拔，我們在這些曲折的時光中依舊有很大的成就，有很大的成果（1.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基本建立。2.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文化，教育，醫療，科技事業的發展（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3.國際地位的提高與國際環境的改善，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且維護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3.探索中形成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若干重要原則[5]）

經過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迎來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偉大轉折，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為全會實現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轉折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開始了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全面撥亂反正，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揭開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序幕[6]。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深入推進 過程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的提出

三步走戰略和臺階式發展思想。在這之后對國民經濟和農村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且修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為了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對香港，澳門實行一國兩制，與臺灣形成九二共識。但是在抗擊非典的過程中暴露出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不協調的突出問題，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和促進社會全面進步。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國民經濟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現代化建設事業穩步推進，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顯著提高，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生活。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并不斷完善，各項改革事業取得重大進展。3.全方位對外開放取得新突破，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4.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重要進展。5.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成效顯著。6.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貫徹。7.國防和軍隊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8.祖國統一大業取得重大進展.9.積極開展全方位外交。10.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7]。

每一個國家的強盛都是一步步發展得來的，中國自文革后積極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推進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推薦現代化建設，確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不斷在其中一點一點的完善自己從量的改變逐漸積累為質的發展，病在不斷發展中發現自己的漏洞與弊端為更好地發展奠定基礎，現在的中國已經一步步的強盛，這離不開改革開放制度和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實現更偉大的目標使人口達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需要付出堅韌不包的努力，始終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埋頭苦干，銳意進取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相信這個夢不僅僅存在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腦海中，終有一天它會變成實實在在的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中國夢”。

[1]摘自《中國近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八章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的確立 第一節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

[2]摘自《中國近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八章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的確立 第二節社會主義道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3]摘自《中國近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九章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 第一節良好的開局

[4]摘自《中國近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九章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 第二節探索中的嚴重曲折

[5]摘自《中國近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九章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 第三節 建設的成就 探索的成果

[6]摘自 《中國近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十章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第一節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轉折

[7]摘自 《中國近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十章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第五節 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第三篇：近代史讀書筆記

看那妖氣彌漫的時代

——讀《叫魂》有感

摘要：《叫魂：1768中國妖術大恐慌》是美國著名漢學家孔飛力的主要代表作，它描述了1768年在弘歷統治下的清王朝，由于“叫魂”危機逐漸蔓延全國而形成的妖術大恐慌，最終卻在一宗又一宗的冤假錯案中不了了之的過程。作者旨在通過妖術大恐慌研究官僚機制與皇帝之間的博弈以及通訊系統在其中的影響，而本文僅就大恐慌的形成與影響作簡要分析并提出一些自己的觀點。

關鍵詞：清朝叫魂案；官僚制度；民眾恐慌；冤假錯案； 一.何為“叫魂案”

猶如武俠世界里不顯山露水的絕世高手，偶一發招便技驚四痤。孔飛力和他的《叫魂》一出現，就如此效果。作者帶著豐富性與奇妙性的故事，探討帝國專制統治的原動力。隨著孔飛力的視線，我們進入一七六八年彌漫四布的妖術大恐慌世界。

叫魂，一個中國特色鄉土氣息濃厚的詞語。孔飛力教授在他的大作《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中這樣定義這個名詞以及清乾隆三十三年的這個事件：“1768年, 中國悲劇性近代的前夜。某種帶有預示性質的驚顫蔓延于中國社會: 一個幽靈—— 一種名為‘叫魂’的妖術──在華夏大地上盤桓。據稱，術士們通過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發或衣物，便可使他發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靈魂精氣，使之為己服務。這樣的歇斯底里，影響到了十二個省份的社會生活，從農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宮邸均受波及。” 從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時間里，整個帝國都被這妖術恐懼動員起來。小民百姓忙著自保或者乘機打擊報復，全國十二省的各級官員忙著追緝流竄各地頻頻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廟堂的弘歷先生則寢食不安，力圖弄清叫魂恐懼背后的兇險陰謀，并不斷發出諭旨加以督促。折騰到年底，在小民不值錢的賤命和官老爺珍貴的烏紗丟了不少之后，案情真相終于大白，所謂的叫魂恐懼只是一場鬧劇：沒有一個貨真價實的妖人，沒有一件不是冤案的妖案，有的只是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沮喪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偃旗息鼓。于是，在持續長達幾個月的清剿行動中，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戕害了許多無辜無助的性命之后，這個事件終于因為破綻百出而被叫停。[1]二.“叫魂”的背后

“作為現代中國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國社會的觀察者們凸顯了一個特別令人難過的現象：社會上到處表現出以冤冤相報為形式的敵意。叫魂案從一開始就帶有這種令人不快的特性。??除了丑惡的嫉妒，還有無恥的貪婪??”

“我們在這里所瞥見的，是否是一個已被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社會道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所遭遇到的一種道德報應？在這樣一個倍受困擾的社會里，人們會對自己能夠通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了懷疑。這種情況由于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加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在這樣一個世界里，妖術既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又是對每個人的一種潛在的權力補償??”

很顯然，在這個全民運動中主角有三個：乾隆，大清官員，小民百姓。乾隆把這個事件翻來覆去，字里行間看見四個字：漢化、謀反（這其實是同一事物的兩面）。作為異族的統治者對“剪辮”這一行為所蘊涵的政治象征意義心存芥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同時，“對普通的百姓來說，術師的妖術威脅到的是靈魂和軀體之間的脆弱聯系，而對皇朝的上層人士來說，這種行為危害到的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間的脆弱聯系。”如果僧侶道士或者乞丐也能作法與神鬼進行交流和對話，這會嚴重影響到君權神授的合理合法性。作為一個江南文化的崇拜者和大清帝國的統治者，乾隆對江南感情復雜。愚民百姓的無稽之談自然是不信的，他大張旗鼓的目的在于借機打擊甚至根除因漢化而腐敗墮落的江南的官僚們以及江南書生的桀驁不遜。而大多數大大小小的官員作為社會的精英分子，經過科舉的嚴格選拔，對于“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古訓都是熟諳的，可能他們對怪力亂神也有敬畏之心，但是對于升斗小民的鬼怪故事無疑是不屑一顧的。作為地方長官，為自己的前途著想，他們推崇的是無為而治，不希望自己的管轄范圍出現對自己聲名不利的事情，即使真的出現了也會盡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乾隆朱批嚴加斥責的“化有為無之術”。中國封建政權對儒家的尊崇一方面形成了身后的儒家文化傳統，同時也在不同的朝代造就了一大批這樣的官員，即在肉身上他們是純粹的奴仆，忠君愛國，但是在他們內心深處是以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捍衛者自居的濃厚情結，在社會結構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防止社會在疾風驟雨中偏離方向。所以，官員在這場大恐慌的鬧劇中并不是積極的推動者，甚至他們起到緩沖的作用，是他們“盡力將來自君主的緊急、非常規要求導入習慣的、日常的軌道。”事實上，最后也正是軍機大臣劉統勛勸阻了“十全老人”近乎偏執的行動。一直到這里，我們可以發現，乾隆皇帝和他手下大小官員的作為完全符合他們的階級理性，也就是說他們的所思所言所行都沒有出乎人意料的地方，他們扮演了合乎他們各自身份的角色。

真正讓我們驚訝不已的是，在這場大恐慌的鬧劇當中推動者與受害者都是同一個階層——普通民眾。所有的嫌疑犯都來自最低層，他們是乞丐，僧侶和道士（其實大部分出家人都不過是穿著制服的乞丐），而舉報他們，將他們扭送衙門甚至執行私刑的英雄卻同樣是底層的農民、漁夫和小市民等等。普通民眾制造了這場恐慌，并且在鬧劇上演的過程當中不斷的推波助瀾，火上澆油。

三.“謠言”的傳播

1768年初春，絲綢之鄉德清慈相寺幾個貧窮潦倒的和尚因為嫉妒附近一座觀音殿的香火旺盛，散布謠言說有石匠在觀音殿附近“作法埋喪”，進香者若去該寺非但難得庇佑，反會遭到毒害。四個多月以后，謠言已經鋪天蓋地，山東巡撫富尼漢將消息報告給了皇帝。從浙江到山東，并由巡撫這一高級官員上報朝廷，而其間并沒有什么公共媒體參與，最主要的傳播方式就是人際傳播，竟然造成如此之大的影響。可以想象，民眾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謠言最初的形狀是石匠在觀音殿附近的不道德行為，但是經過幾個月的發展之后它的形狀變成了：術士或者妖人能夠通過發辮，衣物甚至是名字來攝取一個人的魂魄，使之為術士服務，同時極大損害被施術者的身心。顯然，謠言在傳播的過程中經過了修改和加工。每一個參與謠言傳播的人都是同謀，他們同心協力，將謠言中不合理的枝節部分削減，增加自己的細節，使之更加明確合理，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然后更快更廣的傳播出去。當謠言這一集體智慧的結晶模樣越來越清新可人的時候，幾乎都可以看見這許多同謀者滿足的笑容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取舍和細節的再造過程中，加工者充分考慮到了普通民眾的習慣、興趣、希望、擔憂，并且投文化傳統和社會價值觀所好，簡直是一件精致的藝術品。任何一個受到過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人一定不難理解“魂魄”的概念，即使并不能明確的表述它。在中國人的觀念里，宇宙是“陰”和“陽”的雙重構成，而在人的身上也同時存在著代表精神之靈的“魂”和代表軀體之靈的“魄”，并且和“陰陽”相對應。關鍵在于，在觀念中“魂”和“魄”是可以分離的，這就給那些心懷不軌之人以可乘之機，并且使自己處在危險當中。《大清律例》中有一段話規定“采生折割”的具體行為應是:“謂將人致死,取其官竅,以行妖術或使術法邪道,采取生時歲月,將人迷入深山僻處殺死,割取形骸,剜其五臟生氣,攝取魂魄,為鬼役使。今兩廣豫閩等處所市鬼葛,即是又一術也。”而采生折割在當時正是巫術的一種。由此可見這個謠言既有文化傳統的傳承，又貼近當時的社會生活，其力量之巨大是可以理解的。

謠言本身的精美，以至讓人愛不釋手并且或出于炫耀或出于慷慨的與他人分享，這固然是謠言得到大范圍傳播的一個重要原因；或者，我們也可以指責中國普通百姓的愚昧，教訓他們：當科學與文明不占領你們的思想陣地，你們的思想陣地就會被無知和野蠻占領；又或者像孔飛力先生解釋的那樣，“所謂‘盛世’，是一種慣用的說法，常被人們用來當作德政的護符，用來裝點官方文件。”乾隆的盛世是鍍金的假冒偽劣產品，實質是一個無法通過增進生產來解決社會的基本問題的“受困擾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人們會對自己能否通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己的境遇產生懷疑”，因而具有很強的攻擊性。當陌生人闖入其領域并有可能對其資源形成搶奪之勢，他們自然要自我保護，對陌生人——也就是社會邊緣人進行驅逐。在這個社會主體擠壓邊緣群體生存空間的過程中，社會邊緣人越多，流動性越大，謠言也就會相應的越來越多，流傳越來越快。

孔飛力把叫魂看作是三個版本的故事的綜合，乾隆，官僚，民眾是不同版本中的主角。可以發現，乾隆是個體，官僚是一個有組織的精英階層，質量平均且數目不大，也可看作個體。三者之中只有民眾魚龍混雜，沒有任何組織上的固定形式，“對于妖術的恐懼，并不是因為卷入其中的人數的多少，而是由于人們對此的想象產生”，也就是他們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轉到了同一個方向，他們的自覺的個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種集體心理——我們稱之為恐慌。所以，處于叫魂事件中的民眾其實也就是勒邦所說的群體，或者叫做“烏合之眾”。我們相信并且事實上也確實可能，作為一個個體言行符合理智，冷靜客觀地判斷人和事，對待某一個陌生的觀點必然是科學而辨正地看到正反兩面。簡言之，個人應該受到理性和利益的支配和驅動。但是遺憾的是，古今中外的人們的血液里仿佛天生就有從眾的紅細胞，個人往往很容易接受別人的觀點，意見和心理的趨同造就了一個個大小不一性質不同的群體。群體正如一個巨大的磁場，不斷吸引著個體被磁化而成為磁場的一部分。在群體的力量顯而易見的時候，個人會失去他存在的理由及其自我感覺。他成了一個局外人，在其他個人組成的極其上發揮一只無足輕重的螺絲釘的作用，甚至他都不是這個機器的一部分。可以想象當妖術謠言盛行的時候，一個人如果不參與到加工傳播謠言的過程中去，他就將邊緣化，他將會感覺到未知而充滿敵意的目光包圍在他的身邊，迫使他做出抉擇。當然，堅守自己的信念和道德底線的個人是有的，只是他們或者被私刑或者被官方的力量予以鎮壓，所以所謂的抉擇其實只有一個，就是融入群體。或者你可以選擇沉默，在謠言盛行的時候沉默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無聲的力量，但是，同樣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妥協，是與制造加工傳播謠言者心照不宣的默契。糟糕的是，一個人一旦成為一個群體中的一員，他的行為舉止觀點想法仿佛立刻就經過了歪曲，與其自身的理性和利益幾乎沒有什么聯系，其自身的各種素質諸如自由的意志、對意見觀點警惕的反思乃至洞察力都隨之整個消失了。就像莫斯科維奇在《群氓的時代》中所說的那樣：“事實上，人類群體的水準降到了其最差成員的層面。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參加集體行動并感到他們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說，群體中人的思想行為會接近那些最低水準的人的平均水平??地位最低的人的標準被用來判斷非常普通的事情。總之，在一個群體中，第一名會成為最后一名。”羅馬人的諺語說：議員們都是好人，但羅馬元老院是邪惡的野獸。這是個悲哀而讓人感到陣陣涼意的事實，“這個事實給人類帶來多少苦難！它是所有戰爭和每一種壓迫的根源，使得世界充滿痛苦、嘆息和怨恨”（愛因斯坦）。

在群體中，個人是不會說話的，或者說他們說的并不是自己要說的，而是群體借他們之口發表的各種宣言。在群體中，個人是不會思考的，或者說他們沒有自己的思想，群體的思想就是他們的思想，群體的心理景象就是他們的心理景象。謠言也是一種信息，只不過是扭曲了的帶有社會傾向的信息。它同樣能夠構建參與其中者的虛擬環境，民眾并不會覺得妖術有什么荒謬可笑的地方，他們的恐懼和厭惡都是真實的，他們生活在眾人齊心合力建造的山洞監獄之中，處于囚徒的困境，卻每個人都想做點什么。在這樣的集體意識或者說是集體無意識的驅動之下，“叫魂大恐慌向中國社會的觀察者們凸現了一個特別令人難過的現象，社會上到處表現出以冤冤相報為形式的敵意”。在一個備受困擾的社會，在一個即將面對“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停滯帝國的鍍金時代，人們不能確認通過自身的奮斗而改善自己的命運，這種情況由于捐稅似虎、酷吏如狼的腐敗政治現實，而變得更加無法讓人容忍。統治者不提供制度性的正義，民眾就不能從現實中獲得公平的補償，偏偏在這個時候乾隆皇帝對妖術大理清剿，于是“妖術”這一術士們專用的武器突然就像“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惡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不同的是，術士通過妖術作法獲得利益，而民眾則通過指認這種行為，控告他們的敵人是術士并使用妖術便可以借助國家機器的力量謀取私利。一個對權力始終渴求卻始終不可得的群體，突然有了這樣的機會，怎么會不緊緊抓住這樣的機會，“攫取這種自由漂浮的社會權力”呢？這樣的機會成長于謠言的土壤之中，民眾又怎么會不對散播謠言樂此不疲呢？ [2]四.“叫魂”之于普通民眾

“叫魂”對于普通民眾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呢？盡管孔飛力的資料大都本于皇帝與官僚的奏章，卻并未使他遺忘了民眾這個“沉默的集體”——恐慌來自于民眾，制造恐慌的同樣是民眾，民眾既顯得避之不及，又同時趨之若鶩。如果抽離出朝廷官府，這依然會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孔飛力對于“民眾”的論述充滿了洞見：他認為“叫魂”代表著一種虛幻的權力，而指控“叫魂”則象征著現實的權力，它所體現的都是民眾的無權無勢——這似乎帶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色彩。“在這個權力對于普通民眾向來稀缺的社會里，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只是這種所謂的現實權力，對于民眾來說也只是海市蜃樓，與“叫魂”其實別無二致。

但對于民眾而言，在人口激增、資源日少的“乾隆盛世”中，掌握哪怕一絲的權力都是對于自身的保障，因為在平時，他們是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來獲得必要的保障的，他們沒有正當的權力來捍衛自己正當的權益，甚至連卑微的生存底線都無法得以保證。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它（舊制度）幾乎既準許人違抗法律，也準許人對抗專橫行為，卻從不能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種保障。“在這樣一個倍受困擾的社會里，人們會對自己能否通過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這不禁讓人想起，去年海事大學自殺的楊元元同學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后一句話就是：讀書不能改變命運！

對于生活在這種沒有安全感的社會中的人們，“社會上到處表現出以冤冤相報為形式的敵意”，社會被無情地撕裂，人與人、人群與人群因為利益彼此對立、仇視：大到本地與外鄉、平民與僧道，小到兩間競爭香客的寺廟、兩隊爭奪生意的石匠。每個人可能剛剛用“叫魂”置人于死地，轉眼成為別人“叫魂”指控的對象——“叫魂”這個本來就被民眾臆想出的權力偶像，每個人既沉溺于權力的狂歡，又恐懼成為這狂歡的祭品。魯迅先生說中國歷史是一場擺不完的人肉宴。大眾既是這宴席的座上賓，同時每個人也都會是餐桌上的珍饈。在這樣畸形的社會，民眾只能用這種飲鴆止渴的方式來保護自己——即使這種保護顯得荒誕而脆弱。

如果沒有“叫魂”，這種隱藏在民眾心理深處的訴求不會如此強烈的爆發，但它總會以不同的形式悄悄地展現，當這個社會還無法使個人有足夠的能力捍衛自己的權利。只有當這個社會給予每個人這種權力之時，那個“叫魂”這個噩夢也將不會發生。

五.“叫魂”之于官僚階級

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們是飽讀詩書的知識階級，他們不會那么輕易地相信叫魂妖術。再說官僚士大夫一般不會有小民百姓的那種朝不保夕的衣食之憂，他們對妖術謠言也不會有切身的恐懼和不安。不過各級官員大都有守土之責，他們即使不信妖術，也不可能不擔心民間妖術恐懼對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無論于公（維持治安）還是于私（保住烏紗帽），妖術和妖術恐懼對他們都構成一種威脅，使他們不得不認真對待。

有意思的是，各級官員們盡管職位處境不同，品德操守各異，他們在妖術恐懼初起時的因應之道卻大致相同。他們都力圖息事寧人，安撫民間的恐慌，制止謠言的流傳，打擊無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門胥吏和地方棍徒。雖然剪割發辮的所謂妖術似乎在挑戰滿清王朝的剃發制度，沒有人小題大做，把這種妖術恐懼與叛亂謀反聯系在一起，并將其當做緊急的非常事件奏報朝廷。

按照常規，地方官（首先是知縣）有責任維持自己轄區的治安，并將所有超出杖責處罰的刑案報告省巡撫法庭，而死刑案則要由皇帝親自審核。《清律》將多種妖術定為死罪，據此叫魂案似乎也應該移送省庭，并最終移送北京。表面上看來，對妖案無論是就地處理還是奏報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職責范圍內的公務，而奏報朝廷還可以減輕他們自己的責任。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如果把發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范圍之內，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規獨立全權地來處理，而不必受制于專斷獨裁的君權。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優游從容的常規就會被打亂，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權的反復無常的淫威之下。對地方官來說，要避免這樣的結果，最好的辦法就是息事寧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局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范圍內，對朝廷封鎖有關的信息。畢竟，人們需要回避風險，在一個受規則束縛的環境里，最好的官員就是最少惹事的官員——也就是那些能規避麻煩，將消極應付視為美德的人。因為按照官僚責任制的常規，一項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確認，地方官員就不會因為對此項“罪行”失察而受懲罰。各省巡撫，樹立個人某種個人形象的強烈欲望，用官場的話來說就是“寬大”，這是一個好長官所應有的基本品質，它軟化了督撫與屬下之間原本是冷冰冰、公事公辦的官僚關系，這種權力對他們建立個人的權利庇護網絡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是為什么在叫魂危機發生的最初兩個月里，沒有一個官員主動向乾隆皇帝報告過地方上發生的妖術恐懼。各省官僚的這種默契，織成了一張官官相護的網絡，共同對皇帝封鎖消息。[3]六.“叫魂”之于皇帝弘歷

疑似案件愈來愈多，增加了弘歷初始的判斷。他的輕信體現在了各省官員們身上的壓力。而官員們身上的壓力，大多數化做一些冤假錯案回饋給了弘歷想要得到的新線索。

弘歷異常激烈的反應，正是統治者對臣民的防猜心理。猜忌臣下，此為歷代統治政權之統治心理，而滿人外來則為猶甚。清初之高壓統治政策，則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之命。頭發與叫魂案之聯系，具有的種族象征意義，似乎就帶有一種天然的政治因素了。盡管弘歷小心翼翼的對此保持緘默，一直忽略與避免它們之間可能的關聯。但還是無改“妖術與弘歷對大清帝國的深層焦慮之間是存在聯系的”這一事實。

具有謀反陰謀叫魂案在挑動弘歷政治控制神經的同時，也觸發了弘歷對官僚集團的控制與官僚集團進行反控制的較量。“官僚機制如何試圖通過操縱通訊體系來控制最高統治者，最高統治者如何試圖擺脫這種控制”。在專制統治結構中，皇帝與官僚專制在實施威權時確實受到了諸多障礙的限制。這些流弊部分是由于自身的管理缺陷，“官僚機器本身顢頇遲緩的工作方式，就足以使抵制專制專權的詭計得逞”。弘歷為官僚機器低效的能力所沮喪，同樣的，這個事實普遍的存在于所在社會中。理論上，政府有權開放和限制一項政策，但行政管理的可靠性與效率往往難以協調一致，甚至常為各方的力量所阻礙。權力的分散和平衡，是為有清一代也是現代統治政權的難題之一。

在叫魂危機里所折射出來的多重問題里，既“為對個人的紀律整肅提供了特別合適的機會”，也為“弘歷創造一個環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關心的問題同官僚們直接攤牌”。甚至也強化了君主和官僚之間的關系。對弘歷來說，妖術危機“為他對官僚制度的極深犯忌提供了一個出氣孔”。

清剿的繼續和案件的重審，叫魂案已逐漸明朗了。說到底，這不過是衙門重刑逼供產生出來的冤案之又一例。這場由“剪辮案”引發謀反行動的一連串事件，朝廷和各省官員以及民眾們各方所參與進來除妖運動，不過是乾隆的杰作。這個站不住腳的叫魂案完全是弘歷個人意志的體現。而民間叫魂妖術大恐慌，“只是產生于無知又滋長于忌恨的幽靈”。各方對叫魂事件的理解是因人而異的，“每一個社會群體都將妖術傳說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組合，使之適應于自己的世界觀”。“弘歷將自己的恐懼而產生的意義注入到民間妖術中去”，而民間的理解和表現出來的情況又反過來影響弘歷的情緒。

弘歷眼中的叫魂危機則屬子虛烏有。普通民眾的叫魂危機，或是一種無知的恐懼，或是成為一種“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的一種突然可得權力”。弘歷“沒有能力找到一個可與臣民共享的目標，君主和村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最終在一七六八年的中華大地上，演繹了一段不是惟一的消極歷史事件。

七．我們的反思

歷史是面鏡子，它照不清現在，也無法從它中看到未來，或許它就像作者所說，它為人們留下了手中的密碼本去解讀解碼。

因為，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類似叫魂的或動態或靜態的威脅，一直隱秘在有規則的社會之下。而大眾內心深處留下的一些空間，隨時能把不同背景的案例，解讀出不同的迷信與恐慌信息，并引出更多更深的問題。新的方式，觀點，恐懼，它們起著新的催化劑作用，將可能激起在不同年代，不同國家，由不同因素引起的社會危機，一如中國一七六八年的叫魂案。

參考文獻：

[1]孔飛力（著），陳兼、劉(譯)，《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2]Bigteeth(林中路)：《叫魂——叫烏合之眾的魂》，豆瓣網書評 [3]中華文史網編輯：《史林》，1999年第2期

第四篇：近代史讀書筆記

計算113 劉歡 學號：1104030315 《劍橋中華民國史（上）》讀書筆記

《劍橋中華民國史（上）》作者：（美）費正清 編，楊品泉 等譯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4-1-1

《劍橋中國史》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學者撰寫的中國歷史，沿襲西方漢學研究一貫堅持的嚴謹作風，廣泛引用文獻材料，注重文獻的辨偽和考訂。由于東西歷史文化的差異，該書在許多歷史問題上提出了新的觀點和質疑，而很多問題，是我們早已習以為常而從沒有考慮過的。《劍橋中國史》共16 卷，各卷由知名學者主編，卷內各章由研究有素的專家撰寫，反映了國外中國史研究的水平和動向。

最近從這部書的第12卷《劍橋中華民國史（上）》讀起，更覺得這部著作對中國歷史的觀點不偏不倚，不帶情緒，它力圖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解讀中國歷史，試圖從無數看似偶然的歷史事件的串聯中發現歷史發展和變革的原因，規律，給希望了解真相的人一道饕餮大餐。

“《劍橋中國史》的第12和13卷論述中華民國的歷史。本書是第12卷的中譯本，主要論述國民黨定都南京以前的史實。第13卷的中譯本同時出版。《劍橋中國史》具有較高的學術參考價值。在歷史研究的角度、領域等方面可供我國學術界借鑒。我們對其中不少觀點并不贊同，在某些問題上有著根本分歧。為保持原貌，我們未作刪改，請讀者自行鑒別。原書地圖所用地名有與當時地名不同者，內容也有與當時實際情況不符者，我們也未予改動。有些歷史詞語和我們習用的有出入，由于是觀點的一種反映，我們也照原文譯出。凡此也請讀者注意。書中引用的中文資料，我們盡力查對了原文。少數引文沒有查到，則從英文回譯，刪去了引號。請讀者見諒。”這是譯者的話。由此可見，該書確是最最真實的作為外國人如何看待中國現代史和中國現代文學的著作，具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

在第一章（導言）中寫道“為了有別于其前后更穩定的中央政府的時期，1912至1949年的37年被稱為中華民國時期。這些年間的特點，在軍事、政治方面是內戰、革命和入侵，在經濟、社會、知識和文化的領域是變革和發展。”一開始便清楚地介紹了中華民國時期的劃分以及特點。

“中國的現代調整問題是一個占優勢的成年文明突然發現自己在世界上處于未成年地位的問題。其次，我們必須辨認出實際的外國的存在。但是第三點區分或第三個問題是，中國人的歷史必須由中國人自己而不是由外國人來寫。第四個問題因而是：外國影響如果要傳給中國人民，必須用中國的語言和書寫方式來傳布。第五個問題是……”作者陳列了七個問題，分析了晚清到民國過渡的背景：在接受和理解外國思想的方面，中國人一直有選擇性，優先選擇接受在自己的文化傳統里存在的思想，中國人從未真正接受過外國人的全部思想，都是中國人做的事。在中國的歷史著作里很難發現對外國人影響力的描述。這個例子說明了傳統在思想傳播，以及歷史中的重要性。

其實，面海中國是改造內陸中國的渠道和路徑：晚清的鴉片和苦力貿易為何如此盛行，中國沿海人做的如此熱絡的原因其實是中國早有生意人的傳統和意識，只不過被壓制，苦力去了東南亞，形成了東南亞華人實力的先祖，不言鴉片貿易在道義上的問題，這兩項貿易實際上是中國貿易的鼻祖，無他們，就沒有現代中國貿易。宋朝中國就有海上貿易，蒙元也有，明朝也有，清朝被嚴厲控制，這些都是面海的影響。

接下來是經濟趨勢，“我認為，在1912—1949年間總產量的增長很慢，人均收入沒有增長。平均收入也沒有任何下降的趨勢。”“ 粗略地看，1949年之前的中國經濟可以看作由兩部分組成：一個很大的農業（或農村）部分，包括大約75％的人口，和一個很小的非農業（或城市）部分，以半現代的通商口岸城市為主要基地。中國農村出產占全國產出量65％的農產品，也利用手工業、小買賣和老式運輸。” 國民收入：1912~1949年中國國民收入增速緩慢，幾乎沒什么變化，很大原因是幅員遼闊的農村并沒有被改革涉及到，農業，手工業。工業增長較快，因為歐洲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時生產，無瑕東顧，中國的民族工業才有了得以發展的空間，但很多設備需要從西方進口，所以很多工廠實際上是很長時間后，取得了設備才建成投產的。

回想南京十年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27—1937年，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忘記那痛。而作者是這樣評估的：“對南京十年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估：國民黨人從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國陷入漫長的毀滅性的戰爭，僅被給予10年時間。為建立一個全新的全國性政府，為扭轉一個半世紀以來殃及國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恥辱的逆流，10年時間委實太短暫了。即使條件理想，新政府所能做的也不過只是著手政治、社會及經濟改革而已。”個人認為此處是客觀的分析了南京十年時期真實情況。

1927—1937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土地制度；農民運動；地方政府的發展；學術界的成長，1912—1949年；文學趨勢：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作者也對其做了仔細的介紹。

對于日本入侵與中國的國際地位，1931—1949年，書中是這樣寫的：“從20世紀30年代起，中國是一個無助的遭受侵略的國家，很少得到國際社會的援助；它作為戰勝的全球聯盟的一名成員國而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贏得了世界強國的地位。但由于內戰，它的地位受到了損害。”作者從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之間的密切聯系、當時的中國與有可能出現的中國之間的密切關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國失敗的原因。

我對于歷史并無深入研究，因此對于此書也只能是粗讀，我只是對其中個人認為較好的地方摘取、稍加賞析，實在不敢妄加評論。個人認為《劍橋近代史》對于喜愛歷史、潛心研究歷史的人來說實在是值得讀的書。《劍橋中華民國史》以近12萬字的篇幅敘述了本世紀上半期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者視野開闊，吸收了國外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諸多成果，能在世界文學史的格局中來觀察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進程，給人以真目下新之感。

第五篇：近代史讀書筆記

中國近代史綱要讀書筆記 土木17-4 楊宇

首先應談到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度的開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形成和發展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都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因而具備了社會主義的因素。這些因素的增長，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向社會主義轉變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民主革命勝利后產生的新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這種斗爭，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斗爭，因此，我們努力發展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分析論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狀況和基本矛盾，論述了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及主要途徑。新中國成立的最初三年，在著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的同時，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實際上也開始實行了。這主要表現在三方面：第一，沒收官僚資本，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第二，開始將資本主義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第三，引導個體農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以上事實表明，新民主主義社會不是一個凝固不變的、獨立的社會形態。它本身具有過度性，它處在很深刻的變動之中。所以我只有社會主義者條唯一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為這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著民主革命遺留任務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恢復，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即為實現第二項歷史任務而奮斗。進行經濟建設，首先要把中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變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怎樣才能發展經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資本主義業化的道路在中國是走不通的。獨立以后的中國如果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就以取得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獨立。在帝國時代，中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已經失去。為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隨著實踐的發展和經驗的積累對于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驟，中共中央的認識發生了變化。這種認識的變化主要，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睡著民主革命遺留任務的徹底完成，國內的階級關系和主要矛發生了深刻巔的變化。這說明，明確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已經成為必要；另一方面，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初步的發展，中國社會的經濟成分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說明，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在實際上已經開始了。當時中國之所以著力進行和可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因為：第一，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力量相對來說比較強大，它是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主要基礎；第二，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弱小，發展困難，不可能成為中國工業廢氣的基礎；第三，對個體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保證工業發展、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一個必要條 件；第四，當時的國際環境也促使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通過這一歷史性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社變革，開始了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我們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總體來說，這種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是努力結合中國國情的產物，同時也是在前人經驗基礎上的創造，總體上說是正確的，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堅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基礎。為什么說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有我們自己的獨創呢?體現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制度上。不僅實現了贖買，而且實行了公私合營；不僅實現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合作化，而且肯定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組成部分，使我們的公有制既有全民的也有集體的；強調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結合。體現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上。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等等。體現在社會主義文化制度上。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教育。同時還要看到，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盡管有中國自己的特色，是我們前進的基礎，但是，這個剛剛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可能一下就很完備，很成熟。以此為起點，進一步解決好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歷史向我們提出的根本性任務。正如鄧小平所說，完成這個歷史任務，需要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起來以后，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實踐證明，解決這一矛盾的最好辦法，不是“大躍進”，不是“文革命”，而是社會主義改革。社會主義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首先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果，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此基礎上，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在充分肯定和繼承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果的基礎上，在充分肯定和繼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這兩個根本性問題進行大膽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結果。其根本目的，不是要放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要更充分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改造時圍繞著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任務進行的。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黨和政府采取的實際步驟是力求與經濟發的要求相適應，一邊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不允許生產力造成破壞。正因如此，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場極其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沒有引起其列的社會動蕩和經濟破壞，而且是生產逐年增加。它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直接的推動作用。為了說明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是必要的、正確的選擇，我們還必須注意當時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社會條件。這些條件在當時都是具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