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戰后 日本民族工業

戰后日本保護民族工業的基本政策經驗研究

林晨輝

戰后的日本經濟陷于崩潰和破產境地，但經過20 年左右的發展，到70 年代初，日本便成為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戰后日本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經濟成就，最關鍵的一點是日本政府始終堅定不移地采取有效措施實行保護和扶植民族工業的基本政策，使其免受先進國家不平等競爭的沖擊和威脅，安全地度過成長時期，奠定經濟高速發展和經濟結構高級化的產業基礎。主要做法是貿易保護和限制外資并舉，突出對外資進入的限制政策。實行貿易保護政策，抵御進口產品對民族工業的沖擊 戰后初期，日本政府決定保護和扶植本國民族汽車工業，選擇了以資本密集型的、吸收就業人口能力大的重、化學工業化為主的經濟發展路線。戰后日本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一方面是為了抵御外國進口產品對本國民族工業的沖擊，另一方面是為了給本國民族工業在幼小階段創造一個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成長環境。從50 年代到70 年代，與本國民族工業以及整個經濟實力狀況和國際形勢相適應，日本的貿易保護政策經過了從全面保護轉向有選擇地保護的調整和變化，在具體措施上經歷了從管制措施為主到關稅措施為主，再到非關稅措施為主的三個階段。

（一）戰后初期采取以外匯配額制度為主要手段的進口管制措施。日本政府 1949 年制訂的《外匯及外貿管理法》，規定實行外匯配額制度，管制進口。日本通產省在執行過程中，盡一切力量減少成品進口，特別是那些直接與日本制成品競爭的商品進口，為日本民族工業戰后的恢復創造了必要條件。作為行政管制措施，外匯配額制度是50 年代日本貿易保護政策的主要手段。

（二）從 60 年代開始采取以關稅措施為主抑制進口的貿易保護政策。進入60 年代后，由于國際壓力，以外匯配額制度為基礎的進口管制措施被迫廢止，關稅成為抑制進口的主要手段。日本政府于1961 年進行了一次關稅制度的重大調整，把稅收項目由原來的900 多項增加到2200 多項，并提高了關稅稅率。隨著日本先后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和貿易總協定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加上對外貿易出現順差，關稅保護措施也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貿易摩擦日益嚴重，日本不得

不加快實施所謂貿易自由化政策。盡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采取多方面措施繼續利用關稅壁壘對民族工業實施保護。一是有意拖延，盡可能推遲貿易自由化的實施時間。二是根據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狀況陸續有計劃地開放，扶持成熟一個開放一個，用實行貿易自由化的產業掩護繼續保護扶持的產業。三是利用有效保護與名義保護的差別來實行保護。日本對工業

產品的保護性關稅壁壘一直持續到70 年代中期才基本拆除，但農產品的關稅壁壘仍在繼續實行，實行保護的農產品多達24 種。

（三）強化以非關稅壁壘為主要手段的貿易保護政策。從 70 年代后期起，日本產業面臨的主要競爭威脅從發達國家逐步轉向趕超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和一些傳統工業產業，這些國家或地區已經不僅在本國市場排斥日本產業和與日本爭奪第三國市場，而且開始直接進軍日本市場。因此在實行貿易自由化后，日本并沒有完全放棄產業保護政策，但保護從關稅壁壘轉向了越來越高的非關稅壁壘，如提高衛生檢疫標準。排污標準等商檢標準，強化行業組織等。

采取限制和排斥外資的政策，把強大的外國競爭對手拒之國門之外與大多數國家鼓勵外國投資的政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一向對外國企業在日投資采取限制和排斥政策，這實際上是日本產業保護政策從商品領域向資本領域的延伸。戰后初期限制措施最為嚴格，到60 年代中后期和70 年代開始有所松動。日本外資政策由嚴格限制到有控制地有限開放的調整和變化，都是以日本民族工業對保護的需要程度為基礎的。

（一）戰后初期規定了嚴格的外國直接投資項目的審批條件和程序，把引進外資和與外資合作的權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日本政府于1950 年頒布了“外國資本投資法”，規定引進外資項目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和篩選，要求引進外資要有利于改善日本國際收支狀況，有利于日本國內重點產業和公益事業的發展，不得沖擊國內中小企業，擾亂產業秩序。該法規定了外資進入的兩條認可標準和一條不認可標準。認可標準是：有助于直接或間接改善國際 收支者；可直接或間接對發展重要產業或公益事業做出貢獻者。不認可標準是：認為將對日本的經濟復興產生惡劣影響者。日本對外資進入的這種限制政策是進行了多方面利弊權衡后的結果。50 年代初期，日本的資金積累能力并不能，外匯嚴重短缺，引進外資顯然有助于解決當時經濟發展的困難。而且當時日本的技術水平也遠落后于歐、美，引進外資還有助于技術水平的提高。但日本政府認為，一時之利可以會帶來長遠之弊，在經營資源和經營規模上擁有明顯優勢的外國企業

在日本大量直接投資，必將導致本國企業被兼并、收購，從而妨礙本國產業和獨立技術的發展。日本政府還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把引進外資或與外資合作權交給企業，在市場導向下，企業將難以避免圖短利而招遠禍。因此，日本政府決心采取限制外資進入日本的政策，并把控制權牢固地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對引入外資的審批標準，對外只有上述的原則界限，并無明確細則。因而其中政府的權力余地相當大。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政府進行了極為嚴格的控制。在具體的審批過程中，日本往往附加極其苛刻的條件，而且故意拖延審批時間。在 50 年代，幾乎沒有外資企業能獲得投資許可。60 年代，在實行了“日元股票自由購買制度”后，政府的控制稍有緩和，開始有少量外資流入。但外資直接投資的進展仍極為緩慢。

（二）在民族工業國際競爭能力大為增強的條件下，日本政府迫于國際壓力才逐步對外資實行嚴格控制下的有限開放政策。到

了6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日本國內產業基礎已相當雄厚，技術水平和國際競爭能力大大提高，國際收支狀況也得到改善，1965 年日本對外貿易首次實現由逆差向順差的轉變。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政府迫于強大的國際壓力，不得不宣布分步驟陸續實行所謂“資本自由化”。但是在具體做法上，一是與貿易自由化措施一樣，資本自由化的實施也是采取拖延戰略；二是針對不同產業情況規定所謂自由化比率；三是加強對國際交易中違法行為的控制，特別是針對外資項目強化反壟斷法的執法；四是在開放外國投資的過程中推動國內大型企業的合并和業務協作。在制定《資本自由化實施標準》后，日本從1967 年至1975 年分五次實施逐步放寬外資政策的資本自由化措施。但是到80 年代初期，農林水產業、礦業仍然只準在外資比率不超過50％以內實行資本自由化。日本放寬對外資進入日本的限制是有條件的。開放投資的過程是以保護主義為基調的，對外資由限制到逐步放寬，所依據的標準最主要的是日本的經濟實力。

（三）戰后初期引進外資以借款為主，后來有限開放證券投資，引進外資的方式嚴格限制在間接融資為主的格局上，使外國出資者與日本企業實際經營保持盡可能嚴格的隔離。1950 年至1965 年的15 年間，日本引進外資的方式大部分是借款，主要是通過銀行，少量是由銀行擔保、由企業直接借人。這一時期引進的各類外資總額僅46.43 億美元，平均每年只有3.1 億美元，而且其中絕大部分是間接融資，占94.12％。在間接融資中，以外國貸款為主，總額達31.32 億美元，占71.1％。

從 1968 年開始，以證券投資的方式引進的外資有所增加，直接投資也略有增加，但大部分卻是經由市場的股票投資。1956 年至1965 年，日本引進的外資總額中公司股票占17.3％。1966 年至1969 年，引進外資中公司股票比重上升到48％，1970 年至1973 年進一步上升到72.3％。戰后日本采取限制和排斥性的外資政策，主要的原因是基于產業安全的考慮和自身產業

結構的選擇日本在經濟趕超過程中，并不是不需要資金和外匯，實際上日本長期受到資金和外匯不足的困擾。必要的進口和技術引進都需要巨額外匯，從1956 年到1973 年，日本共計進口商品2015 億美元，引進技術支出近43 億美元，合計2058 億美元。這相當于同期日本總積累的24％。從戰后初期到1965 年，日本的國際貿易一直處于逆差，要支付這樣一筆資金并不容易。如果加上日本當時國內大規模經濟重建和后來實行的以資金密集型的重化學工業化戰略，資金總的缺口是相當巨大的。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為什么不僅不鼓勵引進外資，而且對外資的進入實施世界上少有的嚴格限制，通過各種政策手段長期排斥那些企圖向日本進行直接投資的外國企業？產業安全的考慮和產業結構的選擇是兩個最重要的原因。

（一）防止引進外資所帶來的外國資本對日本產業和市場的壟斷與控制。日本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最大的擔心就是國際壟斷資本把日本尚處在幼小階段的產業扼殺在成長過程中。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重視民族資本的純潔性的習慣根深蒂固，同時看到美國巨大的跨國公司迅速打進并占領西歐市場的先例，認為一旦跨國公司登陸日本，那用不著多久，經營權就會被奪走，市場被占領。另外，日本要靠“國際貿易立國”，要把商品輸出到海外去，是絕對不可能甘于依附外國資本的。

（二）防止外國資本的利潤匯出造成日本經濟發展的利益流失和對日本國際收支的沖擊。外國投資最終是要取得利潤的，日本人擔心當外國資本把在日本取得的大量利潤以投資收益或上繳總公司的形式向外匯出時，造成利益流失，使日本在國際間的利益分配上長期處于不利地位。同時，擔心外國資本的大量利潤匯出造成的外匯流出導致國際收支惡化。

（三）防止因引進外資強化日本對發達國家的技術依賴關系，喪失產業技術進步的主導權。日本人始終認為，外國資本投資建立的子公司不可能在資本輸入國積極開發技術和產品，最新技術和產品的研制主導權一定掌握在母公司手里。

（四）防止日本產業政策的貫徹受到影響。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歷史上形成的社會文化傳統和道德觀取向具有排斥外來和內部協商的機制。日本產業政策在貫徹過程中的基本手段之一就是實行所謂“官民協調體制”、“勞資協調體制”、“行業組織協商體制”。如果在企業構成中有一定比重的外國企業存在，這種內部協商的政策貫徹方式就將受到嚴重威脅。產業政策將難以收到理想效果。而且，通產省的多數人認為，如果在戰略產業部門，民族企業和外資企業展開競爭，進行混戰，誘導性的產業政策就更難以推行了。

（五）產業結構的戰略選擇也決定了日本不可能鼓勵引進外資。日本所要扶持與發展的重點產業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它們并非是當時發達國家正在轉移出去的產業，而剛好是將與資本輸出國在獲取國際比較利益方面競爭的產業；二是日本在這些產業的發展上并無特殊 自然優勢。這樣，外國資本不會集中向日本希望的產業投入，也就是說通過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形成的國際分工格局不可能滿足日本的結構選擇要求。實現這些產業的發展，只能靠政府政策扶持下的自我積累。在拒絕引進外資的情況下，日本通過高積累、盤活存量和借用少量多邊或雙邊的優惠貸款三種基本途徑，解決了工業化過程中資金緊缺的難題。日本人素有高儲蓄率的傳統，再加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抑制消費的政策，使日本在趕超過程中積累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遠超過其他發達國家。通過固定資產特別折舊制度和大力發展金融業等辦法。盤活用活國內存量資金。另外從世界銀行和美國進出口銀行借用少量貸款。研究借鑒日本經驗，對我國民族工業實行保護和扶植并重的政策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改革和發展確實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我國在對外經濟關系的發展上也存在著一定的盲目和失控現象，對

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產生了不良影響。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民族工業受到進口和外資企業的雙重沖擊陷入相當困難的境地。

借鑒日本的經驗，進一步完善產業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保護和扶植我國的民族工業，已勢在必行。

（一）要制定以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為目標的國家戰略。作為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我國要實現現代化、成為世界一流強國，除了趕超別無選擇。日本當初缺乏重化工業基礎，但卻能作出重點發展重化工業的果斷戰略選擇。我國經過四十多年努力早已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

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已經具備雄厚物質基礎，比日本當初更有條件實施趕超戰略。

（二）盡快明確對民族工業實行保護和扶植并重的政策。許多人主張不保護落后，國內企業應當推向國際市場，在參與國際競爭中發展壯大自己。問題是，我們民族工業與發達國家相比實力懸殊。在這種情況下盲目去跟人家競爭，就如拿雞蛋去碰石頭。正因為我們落后，所以才需要保護。我們自己不保護自己的民族工業，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會發善心來保護我們的民族工業的，遵循優勝劣汰法則的市場機制也不會自動為我們的民族工業提供保護的。

（三）加強對外政策與國內政策之間的銜接和協調。日本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就是，在采 取對外政策行動之前，都要全面、深入地評估這項政策行動對國內產業和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同時，把對外經濟政策作為實施國內產業政策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手段，根據民族工業發展的需要適時確定和調整有關的對外經濟政策。我國應當借鑒這一經驗，加強對涉外政策的綜合平衡和協調，防止對外政策與國內政策的脫節，更好地使對外政策為國內經濟發展服務。當前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各種努力應當充分考慮民族工業的現狀，并與國內做好銜接，進一步為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做好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新環境的各項準備工作提供必要的政策安排、組織引導和特殊支持。二是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考慮保護民族工業的需要，搞好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銜接和協調，保證進口

不構成對民族工業的威脅。貿易政策的關稅和其他非關稅手段應當作為國家產業政策的工具

來運用。此外，應當盡快制定反傾銷法律，加強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涉外執法力度。

（四）進一步加強對引進外資的規模和項目構成的宏觀控制，加強對大型跨國公司的在華投資活動和在華外資企業經營活動的管理。日本對特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態度歷來是“敬

而遠之”，外國企業想把日本尚處在幼小階段的民族工業扼殺在成長過程中，使日本成為外

國資本的附屬物。日本人對于外國投資所能帶來的技術引進不抱任何幻想。我國最近幾年的經驗也表明，引進外資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產業技術差距問題。當前應當進一步完善

外商投資導向目錄，完善項目審批制度，把宏觀經濟緊縮政策的重點調整到利用外資上。盡

快制定反壟斷法，強化反不正當競爭執法，維護國內市場正常的國際競爭秩序。__

第二篇：讀《戰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題目：讀《戰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院系：歷史文化學院 專業：歷史學 班級：11級歷史漢班 姓名：梁永輝 學號：20111104545

讀《戰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沉重災難之后,人類社會本應享受更多的安寧與和諧,但令人遺憾的是卻進入了東西方政治與軍事全面對峙的冷戰時代。對這種形勢發生重大影響的,無疑是個別大國推行的對外政策。宋成有、李寒梅撰寫的《戰后日本外交史》重新審視了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具有強烈的現實感與時代氣息,稱得上是冷戰結束后中國學者以全球視角研究日本戰后外交的代表性著作。

《戰后日本外交史》第一編占領時期對美一邊倒外交路線的確立。戰后世界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的徹底失敗,英法力量受到削弱,殖民主義體系瓦解，近代以來以歐洲為中心的傳統的國際關系格局被打破，歐洲的影響開始下降，亞洲的影響將要上升。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美國以盟軍的名義對日本進行了單獨占領、并實施以服從美國的全球利益為目標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一系列改革，成為日本戰后民主化的主潮，給日本乃至國際社會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戰后日本外交史》始終把握了這樣一種趨勢：以美蘇為兩極的新大國強權政治代替了凡爾賽體系的舊的強權政治，兩極的矛盾與斗爭在世界范圍內以多種形式全面展開，成為影響戰后國際關系的主導因素。在這個大背景下,日本外交被納入美國全球戰略的框架內，是為冷戰服務的亦步亦趨的追隨外交。該書在探究日本外交活動的宏觀國際環境的同時，還探究了日本國內領導人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問題。由于美國對日占領并左右其外交政策，自吉田茂內閣起，日本依托美國的庇護尋求自己的發展已成為其外交的既定方針。

第二編是對美一邊倒追隨外交路線的局部調整。在這一階段，單純地由美國支配的外交路線越來越受到國內的反對與批評，同時由于國內經濟恢復和增長，因此出現了對美日關系框架內的局部調整。比如“自主外交”的提出，以增加日本的自主性，試圖減少美國人控制的勢力。

《戰后日本外交史》對日本與中國的關系特別重視。例如在《日中關系的進展與挫折》一章中作者所提到的為推進日中關系正常化而辛勤工作的日本友人不下數十人, 面對日中關系的低谷，更多的日本友人卻逆流而上為改善日中關系而努力。他們當中有政治官員、國會議員、新聞記者、學者和工商業巨頭，活躍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間外交中，為推進日中關系的發展扮演著十分重要的社會角色。

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也是該書著力探討的一個重要方面。作者認為，日本與東南亞國家修復與改善關系，是在東西方冷戰體制形成的大背景下實現的，既有追隨美國政治路線、作為向其討價還價的政治砝碼的一面，也有渴望獲得東南亞資源與市場的現實考慮。作者具體地剖析了日本與東南亞的復雜關系，為讀者理清了日本外交的來龍去脈，有助于我們今天對日本問題的研究。

第三編是走向自主外交階段。到60年代，日本經濟進入了高速增長時期，國內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民生產總值、對外貿易、黃金外匯儲備等急劇增長，日本領導人對走向以經濟實力為后盾的自主外交躊躇滿志。因此，日美關系進入了一個難以逆轉的新階段。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本編富有特色的內容。在本編中，讀者可處處感受到日本為走向自主外交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更感受到中日兩國領導人為實現兩國外交關系正常化所付出的艱辛努力。

第四編是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等距離、全方位外交階段。70 年代在保持日美特殊同盟關系的同時，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開展與中國、蘇聯、東南亞、大洋洲、中東和歐洲的全方位、多層次的外交活動，以樹立作為經濟大國的國際形象；同時強調自主性，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有了自己的獨立看法與行動，如搶在美國之前恢復與中國的邦交關系，增加對第三世界的對話和援助, 加強同中國、東盟的協商與合作等等。作者探討外交中的多邊關系，實質是在探討一種全球機制，在國際活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是相當富有教益的。但是作者也指出，無論“全方位自主外交”還是“多極自主平衡外交”，日美關系仍是日本對外政策的核心部分。

第五編是走向分享世界領導權的大國外交階段。進入80年代，日本成為全球性經濟大國之后，已不滿足于以往的“多極自主”、“ 等距離” 和“全方位”的外交方針，力圖以“西方一員”外交來取而代之，擔更多的國際重任。該書指出，在國際社會抵制蘇聯勢力南下與越南地區霸權主義的聯合行動中，日本“旗幟鮮明地加入到對越南的抵制與制裁的行列”，主張召開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會議，愿意在資金、技術和其他領域加強與東盟國家的聯系；日本越來越多地插手世界熱點地區與熱點問題，突出日本在當今世界的大國地位；1987年以來，日本軍費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軍費投資大國??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大國的整體形象。

讀罷全書,感到《戰后日本外交史》有兩個顯著特色：一, 視野廣闊, 取材宏富。該書并沒有局限在傳統的政治外交, 而對當今高科技時代經濟規模與質量、人力資源與素質、科技水平以及綜合國力等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也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 特別是把冷戰結束后解密的歷史材料攝于筆下, 更增添了它的學術分量。許多立論新穎別致,反映出作者寬厚扎實的理論功底與信手拈來的史學功夫；第二, 研究歷史, 關注現實。作者在目睹了近年日本在國際舞臺上的種種活動之后,得出了憂心忡忡的結論：“可以肯定,日本會進一步加快走向政治大國、積極參與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步伐。在未來的半個世紀中,在國際上發揮大國作用將是日本不變的外交目標”。確實,日本近年來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的活動不同凡響, 國內不斷有人否認戰爭責任, 這些消極勢力每每為厲為祟,困擾著日本與世界、尤其是與亞洲各國建立真正平等、友好與合作的關系。

第三篇：日本戰后改革和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對比

日本戰后改革和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對比

一． 日本戰后的改革

（一）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反法西斯盟國和日本人民的要求下，由美國占領當局主持，在日本政治、經濟和教育等方面實行的“民主化”改革。改革從修改憲法開始。1945年10月，盟軍最高司令官D.麥克阿瑟指示日本政府修改1889年制定的 《明治憲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新的《日本國憲法》，翌年5月3日正式實施。新憲法第 9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戰爭和戰爭手段。通過修改憲法，改革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同時，還在教育制度和經濟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二）政治改革

1.改革天皇制：1946年1月1日, 在美占領當局的監督下, 天皇被迫向全國人民宣布“天皇神格否定宣言” , 第一次把自己降為“人”。這對日本人民在精神上是一次大的解放。1947 年4 月3 日, 新的《日本憲法》正式施行。從總體上說, 這是一部反封建、反軍國主義、反戰爭的和平憲法, 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原則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來。使日本由君主立憲制政體的國家轉變成一個以天皇為象征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國家。

2.改革議會制：戰前日本議會分為眾議院和貴族院，貴族院的權力大于眾議院,議會不對選民負責,而對天皇負責；通過改革，取消了貴族院，設眾議院和參議院，兩院均由20歲以上男女公民直接選舉產生。其次，取消天皇以敕令、敕語立法的權利，排除天皇和軍隊對議會的控制和干涉。

3.改革內閣制：戰前總理大臣由元老和重臣推薦，由天皇任命，總理大臣奉天皇之命組織內閣；經改革，建立了議會制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確定,一般由在眾議院中占多數席位的政黨總裁擔任。

4.改革中央集權制：實行地方自治：戰前地方的一切行政事務和人事，均由中央決定和管理。

5.改革司法制度：戰前,天皇是法律的最高主宰；經改革，一切司法權均歸最高法院和下級法院。同時，擴大了司法機構的獨立性，最高法院成為同國會、內閣鼎立的獨立機構。

6.擴大民主權利：日本戰敗投降后，美國出于消滅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以使日本不再成為侵略戰爭的策源地和不再形成對美國威脅的目的，在該國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領域推行了一系列“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將過去的公卿諸侯等貴族改稱為“華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為“士族”；為減輕因“版籍奉還”而連帶的財政負擔，逐步廢除封建俸祿；此外亦頒布武士《廢刀令》，以及建立戶籍制度基礎的《戶籍法》。

（三）教育改革

二戰結束后，在美國占領軍的監督下，日本進行了歷史上的第二次教育改革。這次教育改革至今歷時了約六十年的時間，是繼明治維新時期的第一次教育改革

后的又一次全面的、徹底的教育改革。此次教育改革，培養了一大批適應技術革新需要的熟練勞動力和中、高級科技人員，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推動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

1947年 3月31日日本政府發布《教育基本法》，改革中央集權的教育行政體制，實行與地方自治相適應的地方分權制，由民選的各級教育委員會負責當地教育行政及教員任免等事務。①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提高國民學歷水平。發展近代義務教育，將全國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下設32個中學區，各有1間中學，每1中學區下設210小學區，每一所小學區設8所小學，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小學。教育機關頒布《考育敕語》，灌輸考道、忠君愛國等思想。此外亦選派留學生到英、美、法、德等先進國家留學。

②改革理工科教育，加速培養科技人才。日本政府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增加理工科招生計劃；其次，專業結構的調整、增加與知識密集型工業有關的專業。側重講授基礎理論、基本內容和應用技術的方法論，力求反映新技術、新知識，培養實際能力。微電子技術和計算機成為各專業必修的基礎課。③確立產學合作的教育體制，指學校與產業界在教育科研活動方面的合作。

（四）經濟改革

農地改革是戰后日本一系列民主化改革中, 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一項改革, 始于 1947 年, 結束于 1949 年。農地改革法案規定出租土地一公頃以上者為經營地主及寄生地主, 一公頃以上的租傭土地強行收購, 一公頃以下租佃土地的地租最高不得超過農產品收獲總量的20 % , 這一改革使地主被迫交出194 町步地,(占全國耕地的81.7 %)這些地主交出的土地大部分轉到農民手中。第三, 解散財閥和整肅運動

1945年11月, 盟軍總部發出凍結三井、三菱等十五家大財閥資產的命令, 1946 年4 月成立“控股公司整理委員會”強行拍賣、處理財閥及控股公司掌握的股票, 切斷資本內部的相互聯系, 解散控股公司, 限制持股額,使股權分散。1947年9月解散了三井物特產公司和三菱商事公司。在此期間, 還公布了針對財閥的《禁止壟斷法》和《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通過此項改革, 打破了家族主義的經營方式, 促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 造成了一個競爭、開放的經濟環境。

除上述幾項主要改革措施外, 日本還進行了“勞動改革”。在文化領域, 采取了美國“六· 三· 三· 四”的教育制度, 禁止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在軍事上, 解散了軍隊, 組建自衛隊，規定日本的軍費開支必須保持在國民總值的百分之一以下, 這使日本節省了大筆的軍費開支用于經濟發展。

二． 中國改革開放

（一）背景

從國內的情況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嚴重挫折和損失。當時，整個政治局面是處在一個混亂狀態；經濟情況實際上是處于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從國內環境看，20世紀70年代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著巨大的國際競爭力。

（二）政治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的領導人一直在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曾反復闡述過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他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他還講：“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志。”“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鄧小平的這些重要思想，為我們開展政治體制改革，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指導。

（三）教育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教育的改革發展可劃為四個時期：1977~1984年，撥亂反正，恢復整頓的階段；1985~1989年，全面開展教育體制改革的時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3年，教育發展的經濟主義時期；2003年至今，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教育公平的時期。由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在教育領域未深入進行，教育的重建系回到20世紀50年代的計劃體制。20世紀80年代以體制改革為核心的教育改革取得一定成就。20世紀90年代之后，教育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體制改革停滯，出現官本位、行政化價值的回潮，教育走上被稱為“教育產業化”的軌道。面向未來的中國教育，需要繼續解放思想，促進改革開放，推進以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教育改革。

（四）經濟改革

1.政府主導。我國的經濟改革進行了三十年，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走出原有的體制模式。我國現階段所遇到的很多經濟問題也不是單一的經濟方面的問題，而是牽涉到整個政治體制的協調問題。到目前為止，我國的改革都是在基本政治體制不變的情況下實行經濟改革，一切經濟政策都是由政府單方面制定，缺少監督和信任，以至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許多經濟政策難以奏效。

2.漸進式改革。我國的經濟改革從地域上看是從點到面，先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沿江重點港口城市，然后擴展到整個東南沿海地區，最后再擴展到中西部地區。從行業上看，是從低級產業到高級產業，首先從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開始，解放束縛在農業中的大量閑置勞動力，一方面提高農業生產率，另一方面為工業化、城市化提供充足的勞動力，然后發展工業、出口貿易、加工貿易，市場化改革就逐漸擴展到各類商品消費領域，最后市場化的行業是一些重要的國有壟斷行業，如汽車、鋼材、通信、電力、住房、教育、金融，等等。因此，無論從地域還是行業看，我國的改革都是漸進式的深化過程。

3.與對外開放相伴生。我國的經濟改革是與“對外開放”相結合的改革模式，同時也是參與世界經濟的過程。一直以來，我國的政策思路都是以開放促改革，許多改革措施是在開放的環境中逐漸探索出來。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建立經濟特區，還是90年代開發上海浦東以及21世紀初加入WTO，等等，無不是為引進外資，增加出口，發展經濟。

三．總結：

二戰后，由于日本是戰敗國，不準發展核武器，所以在這方面的負擔小于中國，更多的資金用與別的建設，由于日本本土及其缺乏資源，所以他們把重點發展在技術上，當時日本有個組織叫產經聯，他們聯合日本政府大力培養人才，當時由于日本由于戰敗大量的賠款比戰后的中國還窮的多，沒飯吃的人大有人在，但就這個情況，他們還鼓勵教育，給所有的學生免費提供午飯，以次來激勵學生，人才就這樣培養出來了。現在的日本經濟就是全是靠高科技支撐，中國現在所謂的經濟快速發展，其實就生產力來說沒多少進步，只是不計后果的大量不可以開采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充當世界加工廠而已。

第四篇：戰后日本對待戰爭的態度

戰后日本對待戰爭的態度

在德國首都柏林歷史性的標志建筑勃蘭登堡門不遠處，一片壯觀的紀念碑群赫然展現在人們眼前——這就是占地達１．９萬平方米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面對這一德國人為自己豎立起的歷史恥辱柱，人們不能不驚嘆于德國政治家們的巨大道德勇氣和歷史責任感！

當然，在日本戰爭紀念碑是有的，但那不是為亞洲各國受害人民而立的，而是獻給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甚至是戰爭罪犯們的。就在靜岡縣伊豆半島的伊豆山上，就建有一座所謂“七士之碑”，紀念的就是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了死刑的７名甲級戰犯。讓這些戰犯們一如他們靖國神社中的同僚們一樣，歲歲享受香火與膜拜。如此舉止怎能不會深深刺傷受害國人民的感情呢？

德國和日本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國，戰后也同樣崛起為經濟大國，但兩國對待歷史的態度卻截然不同，這又是為什么呢？

日本到現在都認為自己不是被打敗的，而是為了“避免日本人民受到更大的傷害”而投降的。他們的自私自利的丑惡嘴臉終將他們自己暴露無遺。

南京大屠殺70周年，但目前日本國內對于南京大屠殺的看法仍然是搖擺的，右翼勢力仍堅決否認發生過南京大屠殺，有的媒體最近仍拒絕承認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

據臺灣聯合報報道，日本《讀賣新聞》的社論，以“南京事件70年”取代大屠殺的敏感字眼。更有甚者是，《產經新聞》頭版頭條標題竟然為“大屠殺是蔣介石的虛構”，指國民黨為了戰時宣傳的需要，虛構了南京大屠殺。“will”雜志12月號撰文稱“捏造南京大屠殺”，又稱“南京大屠殺”是“中國反日宣傳的最高杰作、是傳播反日的病毒”。

日本右翼勢力認為，承認侵略是有損日本人尊嚴的一件事，尤其是向東亞和東南亞這些在他們眼中的二、三流國家認罪，是非常恥辱的，就好比中國國家男足輸給了馬爾代夫國家男足。日本是一個很要面子的民族，也同樣是一個很團結的民族,他們是不會輕易向任何國家低頭的，包括中國和美國。

日本國內對戰爭罪行正在進一步的淡化，假如政府突然宣布曾經侵略過別國，那就無法自圓其說，會在青少年一代中造成巨大影響，其代價是慘重的。所以說日本是不會輕易宣布侵犯過別國的。

但是日本國內的媒體和知名人士并不同意日本對待戰爭的看法及態度，相反他們采取批評的態度：日本一些知名人士近日也對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錯誤立場進行了批評。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理事長中田說，日本戰后教育存在很大問題，許多人對那段歷史認識不深刻。年輕人不關心政治，這導致日本社會在歷史問題上出現偏差，日本領導人應該認真反思。

作曲家池邊晉一郎在《赤旗報》上撰文說：“只有正視過去，進行反省和謝罪，應該賠償的就賠償，才能夠創造未來。” 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日本對待戰爭的態度并非是一發而不可收拾的，至少還有良心的。

日本為何如此不干脆，殺就殺了，自豪什么啊，又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要正視歷史，不要胡編亂造；要尊重中國人民，不要傷害無辜；要勇于認錯，不要逃避責任。作為中國的鄰國，日本更應該要認識到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看準對象再下手啊。中國也不是一個好惹的國家，中國的強大無須用其他國家來證明，用日本的瞠目結舌即可。。。

第五篇：日本戰后民主改革時期憲法的修改

日本戰后民主改革時期憲法的修改

美國單獨占領日本后，為了確保日本不再成為美國的軍事威脅，麥克阿瑟以本國政治制度為模式，對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的各個方面實施了大規模的民主化改革，力圖將日本納入美國的戰略軌道。其基本的依據和政策指導是美國政府頒布的兩份文件。其一就是1945年8月29日由杜魯門批準、9月22日發表的“美國戰后初期對日政策”；其二是同年11月3日發給盟軍最高統帥的“有關投降初期占領和管制日本的基本指令”。麥克阿瑟采取的每一政策和措施都是在這兩份文件的規范和指導下進行的。其中，修改憲法，改造日本的政治制度是一個重要的內容。

日本的首部現代憲法是明治憲法，又名大日本帝國憲法，頒行于1889年，在明治維新時期獲通過，是根據普魯士模式建立出來的一套君主立憲制．在該憲法中，天皇是一位活躍的統治者及擁有相當的政治權力，但國家財政預算的批核權力卻在國會手上。

在亞洲諸國中，該部憲法的歷史僅次于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奧斯曼帝國憲法》，在東亞范圍內，則是首部近代意義上的憲法。但是在實際運用中，奧斯曼帝國憲法并沒有發揮實質性的功能，因此可以說《大日本帝國憲法》是亞洲首部真正得到實行的近代憲法。或許與憲法發布敕令上提到的“不可磨滅之大典”有關，在制定《日本國憲法》前的大半個世紀里，這部憲法沒有經歷任何修改或變更。

1945年（昭和20年），日本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投降。根據宣言的原則，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的麥克阿瑟將軍向日本政府提出修改《大日本帝國憲法》的要求。為此，政府在內閣中設立了憲法問題調查委員會，討論憲法修改的議題。政府根據松本委員會提出的綱要召開內閣會議，最終整理出《憲法修改綱要》，于1946年2月8日提交給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在這期間，日本社會上下也紛紛展開對憲法修改的議論，出現了多種版本的憲法修正案。

1946年2月，麥克阿瑟親自規定了修憲三原則，（一）保留天皇制，但其權利必須受憲法的限制并從屬于人民的最高意志；二 日本永遠放棄戰爭和戰爭準備；三 廢除日本國內現存的一切封建制度。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則稱：“在現代政治史上還沒有一個人物能像麥克阿瑟那樣被稱作法典制訂者。他幾乎成了一個半神話式的人物——在政治上高瞻遠矚，能夠按照理想的模式獨力改造一個社會。”

經過短短六天的準備，修憲班子就以美國政治制度為藍本制訂出了一部日本的新憲法草案，1946年3月5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該草案。4月10日日本舉行眾議院議員總選舉。政府在選舉結束后的4月17日，公布了《憲法修改草案》。4月22日，樞密院開始審議憲法修改草案，并于6月8日通過草案。6月20日，政府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73條的 憲法修改程序，向眾議院提出了憲法修改案。6月25日，眾議院開始審議，在增加了若干修改了，于8月24日通過了草案。接著，8月26日，貴族院開始審議，同樣也在增加若干修改的基礎上，于10月6日表決通過。次日，眾議院也表決同意了貴族院增加的修改內容，從而結束了帝國議會的審議程序。此后，憲法修 改案再次經樞密院審議，并于10月29日通過。經天皇批準，11月3日，作為《大日本帝國憲法》修改結果的《日本國憲法》正式公布，并于次年的1947年5月3日施行。至此，《大日本帝國憲法》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退出了日本的政治舞臺。新憲法除兩項條款外，幾乎完全是美國憲法的翻版。這兩項條款是：變絕對天皇制為相對天皇制，規定“天皇是日本國之象征，是日本國民統合之象征，其地位基于國民之總意，主權屬于日本國民”，廢除樞密院、內大臣府等天皇的直屬機構，首相由國會提名通過，內閣對國會負責；

放棄戰爭權利，規定“日本國民誠實希求基于正義與秩序之國際和平，永遠放棄由國家權利發動之戰爭、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之交戰權”。

日本國憲法是一部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憲法，它體現了主權在民、反封建、反壟斷、反軍閥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對日本戰后政治的穩定，社會改革的推行和經濟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這部憲法從日本國情出發，保留了天皇制但排除了天皇對日本社會政治軍事事務的任何干預和影響，在日本建立起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縱觀日本戰后的重新崛起與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平憲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它有效地防止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使日本能夠集中國力發展經濟，為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