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經濟學科普：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Income Doubling Program)

日本1961～1970年間的經濟發展計劃。該計劃由池田勇人內閣制定并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主要內容是：①充實社會資本。②產業結構高度化，提高高生產率部門在產業中的比重。③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④培訓人才，振興科學技術。⑤緩和二重結構，確保社會安定。這一計劃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經濟達到極大的增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實現充分就業，消除日本經濟所具有的經濟結構不平衡狀況；其具體目的是 10 年后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及人均國民收入增長1倍以上。這一計劃規定：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人均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9％。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日本實施的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的實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6％和11.5％，超過計劃規定的目標；實施計劃的第七年，便實現了國民收入增長1倍；人均國民收入按市場價格計算，從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間實際工資平均增長83％。1970年該計劃完成之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先后超過法國和德國，僅次于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通貨膨脹、兩極分化、大都市人口過密化和農村人口過疏化等問題愈益嚴重。

簡介：

在國家高速增長的同時如何能夠使民眾有更強購買力？如果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沒有隨著GDP的增長比例而增長，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反之只有工人和農民收入倍增才能解決國家經濟中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問題。

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宣布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這個人口數字達到美國一半的國家發起了一場消費者革命，并成為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

1968年成為西方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2大經濟強國。

為此本期話題討論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一些經驗教訓帶給我們的一些啟示。

資料來源：日銀《日本經濟為中心的國際比較統計》制圖/趙斌

注：彩電、空調當時的平均價格為20萬-25萬日元，約為當時職工2-3個月的工資（按制造業平均月工資計算，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為6萬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為13萬日元左右。

這10年間平均計算約為每月10萬日元左右），小汽車的普及則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時制造業工人月工資在20萬-25萬日元，當時每輛售價平均約為100萬日元。為什么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日本出現新的技術革命如電視機等家用電器已經大量生產，而另一方面又出現產品積壓，失業率增加。

20世紀50年代可以被認為是日本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的準備和過渡階段。資源從生產力相對低下的部門轉移到生產力更高的部門，通過國外技術的進口加快了發展的腳步。1953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二戰前的水平。

但是與此同時，日本社會并未就此穩定。1960年，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條約》簽署了補充修訂協議，引發了東京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此外，當時日本的勞資關系也十分緊張。

在南九州島Miike礦場發生了長時間的罷工。在當時日本出現新的技術革命如電視機等家用電器已經大量生產，而另一方面又出現產品積壓，失業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業者為49萬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萬人。這時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決定將國內的注意力引向經濟發展。

1960年年底，深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池田勇人宣布啟動了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池田勇人認為，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很快就可以穩定在年均增長7%左右。在此基礎上，日本應當在1970年把國民生產總值從398億美元增加到720億美元。

不過，在當時的貿易支付差額和產能限制的情況下，許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都對日本政府設定7%的經濟增長目標表示反對，認為這可能會加重通貨膨脹的壓力。普通的日本人一開始也并不相信這一計劃。他們認為，雖然從表面上看，人們的收入翻一番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貨膨脹會抵消名義上的收入增長。令日本民眾驚訝的是，這一計劃超過了預期，在短短7年內就使日本人的收入翻了一倍，比制定該計劃時預計的時間縮短了3年。

在短短10年中，普通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過一番，從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失業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經濟學者林直道在《現代日本經濟》一書中指出日本的這種高速增長時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國民生活方式、社會形象、人們的思維方式，乃至日本列島的面貌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就像換了個國家似的。

如何解決國民收入分化問題？

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資制”，同時擴展了社會保障計劃，完善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

這一計劃規定：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人均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9％。

從具體措施方面來看，解決收入分化的問題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主要目標之一，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資制”，同時擴展了社會保障計劃，完善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希望以此消除生產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間的差距。此外，政府還增加了公共投資，制定了從1961年開始的公路建設五年計劃、國有鐵路的柴油機化和復線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開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減稅方面，計劃從1961年開始，每年在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上共減稅1000億日元，同時降低利息、扶植公債和公司債的債券市場。

另一方面，池田內閣1961年制定了目的為“增加從事農業者的收入，使其達到從事其他產業者的生活水平”的《農業基本法》。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業基本法》，通過各種措施推動中小企業的設備現代化和專業化生產，以便提高它們的勞動生產率。

通過這些措施實現了國民財富增加和國民生活水平提高，首先讓我們看看“國富”，1955年日本國民財富總額為20.2970萬億日元，1970年增加到160.5450萬億日元，增長了約8倍。而國民生活和社會文化各項指標即“民強”如各種家庭耐用消費品彩電、冰箱、洗衣機、吸塵器、微波爐、熱水器、立體聲音響等等普及率甚至達到90%以上。

日本人均報紙消費量比美國還要高。日本人成為了亞洲人中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教育的普及率提高也非常迅速，高中升學率1960年到1975年從57.7%上升為91.1%，大學升學率也從10.3%上升為34.2%，日本搖身一變成為高學歷社會。

日本如何推動居民儲蓄轉化投資？

一旦他們對經濟增長習以為常，生活水準的實際改善就成為了消費者群體關心的主要問題。工資上漲，而生活開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貨膨脹速度，消費熱潮隨之出現。

關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取得成功的原因，Nakamura在他的《戰后日本經濟》中指出，上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并不是出口，而是投資。從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資的數字增長超過10倍。

一方面，這得益于日本貨幣和財政當局五六十年代實行的合理政策，另一方面，高儲蓄率為高投資率提供了足夠的資金。1974年，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當年增長的幅度高達24%.盡管如此，高儲蓄并不等于高投資，因此，日本政府還實行了控制外國投資的政策，以促使國內的高額儲蓄能夠轉化為高額投資。同時，由于平衡的預算，政府開支也沒有影響私人投資。

可以說，直到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開始實施，對于經濟將繼續增長的信心才真正傳遞給了日本消費者。這一計劃醞釀出的信心成為了日本消費者對之前的消費水平感到不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他們對經濟增長習以為常，生活水準的實際改善就成為了消費者群體關心的主要問題。工資上漲，而生活開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貨膨脹速度，消費熱潮隨之出現。

與之相應的，過去以出口為主的日本制造企業也開始為國內市場進行生產。

孫執中在《戰后日本經濟史1945—2004》指出的戰后日本的消費革命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5-1964年，黑白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三大件是熱門貨，獲得迅速普及，這是所謂的“舊三大件”，這些商品當時的價格平均在5萬日元左右（按現在匯率約3000左右人民幣），約相當于日本職工2-3個月的工資。第二個階段是1965-1974年，“3C”時代終于到來了、所謂“3C”，指的就是汽車（car）、彩電（colorTV）和空調（cooler），這就是“新三大件”。彩電、空調當時的平均價格為20萬-25萬日元，約為當時職工2-3個月的工資（按制造業平均月工資計算，上世紀60年代后半期為6萬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為13萬日元左右。

這10年間平均計算約為每月10萬日元左右），小汽車的普及則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時制造業工人工資在20-25萬日元，當時每輛售價平均約為100萬日元。

1961年第八屆東京車展擠滿了汽車發燒友，他們感到，擁有自己的汽車的時代開始了。1961年10月25日舉行的第八屆東京車展，其展示區域比前一屆幾乎擴大了一倍，展覽時間也被延長到晚上8點。

20世紀90年代，日本再次出現了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前類似的機遇———住房、醫療、城市建設和城市交通都出現短缺，但是日本政府沒有選擇60年代那樣的拉動內需為主的發展道路，而是選擇將日本經濟更加緊密地與美國聯系起來，并且試圖通過擴大產能保持單向的貿易優勢。但是其實際結果卻是與國際和國內需求不相一致的巨大產能過剩。而這導致了日本至今尚未克服的銀行危機和經濟蕭條。

■專家評析

從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看“經濟增長”與“國民增收”的同步性

如何在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國民收入也能同步增長，是當前一個很有意義的話題。透過日本池田內閣1960年12月制定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1～1970年度），日本高速發展時期的一些經驗教訓也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1.理論根據以下村治為代表“高速增長論”

作為“代表并體現了戰后日本高速度發展期的經濟政策構想”的“國民倍增計劃”，誕生于激烈的爭論之中。

如何解決過剩的生產能力與市場銷路之間的矛盾？

當時的理論界有兩派觀點：一是“穩定成長論”，以后藤譽之助為代表，認為日本經濟已經結束戰爭后的恢復時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發展，今后只能“穩定”增長。一是“高速增長論”，下村治為代表，認為日本正處在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基礎都處于技術改造時期，只要采取擴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繼續高漲，并精密計算出國民收入在今后10年可增加一倍。

池田勇人組閣后，內閣會議制定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權衡下村11%與經濟企畫廳

7.2%兩個對立的方案，池田內閣以頭三年9%的增長率落定。這一計劃更主要的意義，是作

為計劃背景的對高速增長的自信，為政府和經濟界提供了日本經濟看好的前景。

2.“經濟增長”為手段，“國民增收”是目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目標是10年，計劃以“高速增長、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業”為目標，最大限度地實現增長；計劃國民生產年增長率平均7.2%；到1970年度國民生產總值增加1倍以上，最終達到26兆日元目標。為此，計劃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個中心議題：充實社會資本；引導產業結構高級化；促進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興科學技術；緩和雙重結構和確保社會穩定。計劃的正文分為四部：總論、政府公共部門的計劃、民間部分的預測與誘導政策、國民生活的將來。

在計劃目的的闡述中，明確指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目的必須是，迅速地把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一倍，從而謀求通過增加雇用實現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在這一過程中，必須致力于糾正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相互之間以及收入階層之間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得到均衡發展”.在這一指導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項政策，就是采取積極措施，提高工人、農民的購買力。對于工人，明確規定了進一步推行“最低工資制度”，以在“國民收入的第一階段，就使收入差別不致擴大”。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資指數增長了近1.7倍。（見表1）對于農民，政府規定了“生產者米價”，它遠高于國際市場，是美國的2.7倍。米價帶動整個農產品價格上漲，結果1960-1969年，農產品價格上漲為95%左右，而農村購入的工業品價格指數僅上漲30%左右。（見表2）“剪刀差”的縮小，一方面使農民積極購買生產資料，農業的全面機械化基本上是在這個時期實現；另一方面，買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資料，使一般耐用消費品得以在農村普及。這些都為工業品生產創造出了廣泛的市場需求。

收入的全面提高，使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高齡者與年輕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由于消費內容趨于均衡和一致，國民具有的“中流階層意識”就形成于這個時期，后來近一億人口的中產階層成為日本社會政治經濟的穩定的重要因素。

3.“消費革命”刺激經濟飛速發展

隨著工資的提高，人們的食品消費比例下降，“恩格爾系數”穩定變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34.1%（到1988年僅為25.5%）。日本在第一次消費革命（1956-1970）中，開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適化”、追求“實現物質需求欲望”發展，進而引發了戰后日本第二次（1971-1980，）和第三次（1981-）的消費革命。娛樂和交際費用或從無到有，或從少到多，比重也不斷增加，保齡球、高爾夫球、旅行等休閑產業成為時尚。日本進入了“大眾消費社會”。可以說，日本消費革命的不斷升級，得益于“倍增計劃”實施期間創造的“消費時代”所打下的物質基礎。

更重要的是，國民生產總值實際年增長11.6%（計劃目標7.8%），而國民收入年增長率也達到11.5%（計劃目標7.8%），二者實現了同步增長。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造就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20世紀60年代，它堪稱日本的“黃金時代”。

第二篇：淺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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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作者：吳柏軍 孫麗紅 陳攀宇

來源：《神州·中旬刊》2013年第06期

摘要：本文以我國十八大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從該計劃提出的背景，實現收入倍增的途徑和實現國民收入倍增倍增的意義，淺析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重要作用和時代意義。關鍵詞： 國民收入 收入倍增

一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背景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但與多年來GDP保持兩位數增長相比，居民收入增速無疑相對滯后，而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缺陷更是讓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加大，成為世界上貧富分化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在金融危機爆發后，隨著全球經濟陷入低迷，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受到沖擊，過去被高速發展所掩蓋的收入分配結構嚴重失調的矛盾日益凸顯。在此背景下，能否實現居民收入有效增長，無疑將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成敗。在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別提出“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和“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的愿景后，十八大明確提出國民收入倍增的量化目標，彰顯了決策層對于這一問題的重視。

十八大”提出“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就是所謂的收入倍增計劃。居民收入倍增目標明確納入黨的報告在我國還是第一次。這表明我國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國即將開啟新一輪利益格局和制度紅利的調整分配。當前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進一步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其根源在于我國工業的快速發展，但內需不足導致產能過剩問題制約了可持續發展；加上社會財富高度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導致社會矛盾擴大，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素近年來急劇增加。因此在這個關鍵的節點上，中央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和收入分配等領域的深層次改革，尋求經濟增長與福利增長、財富增長與財富分配之間的平衡，具有極為現實的戰略意義。

二 國民收入倍增的途徑

針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確保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標。

首先，要在2020年實現收入倍增計劃，若人均收入勻速增長，則人均收入每年需要增長約7%。雖然從絕對速度來看，7%并不算是一個特別高的增速。但考慮到2000年至2010年間，我國名義GDP增速超過300%，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

僅在200%左右，這意味著，如果居民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不改變，則未來數年里，名義GDP增速仍要保持一個兩位數的高增長，這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其次，收入倍增最主要的來源無疑是工資收入的上漲，但工資收入的增長實際是在增加企業成本，不利于企業盈利和資本支出，而因工資收入帶來的消費增加也存在一定的滯后效應，對于GDP增速而言，這一變化則將帶來下行壓力。從日本經驗看，1962年和1965年這兩個工資大漲的年份，對應也是GDP增速的低谷。這也證明，如果簡單以壓縮企業利潤來換取居民收入倍增，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未必是正面的。事實上，當年日本的國民倍增計劃之所以能夠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出口大幅增長從而抵消了工資上漲對企業利潤的不利影響。

最后，當前我國企業的結構性分化也將影響居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一方面，我國存在相當規模的壟斷企業，這些企業員工平均收入水平已經遠遠超出居民人均收入，未來如果這部分群體的工資繼續上調，無疑將進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我國存在著數量眾多的民營企業，這部分企業也是吸納中低收入就業者的主力，但從實際情況看，前幾年出臺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效果并不明顯，中低收入群體的工資合理增長未能得到充分保障。

毫無疑問，要實現收入倍增的目標，首先要進一步做大國民經濟的蛋糕，但更關鍵的是要理順居民、企業和政府三者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分好蛋糕。正如十八大報告指出的，“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時，也要花更大力氣進行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尋找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動力，為中國經濟下一個十年的輝煌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 國民收入倍增的意義

首先，居民收入倍增目標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經濟社會的發展根本目的是以人為本，民生優先，全體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幸福。要達此目的，必須實現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勞動收入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從而實現居民收入倍增目標。

其次，居民收入倍增目標是縮小收入差距，保持社會穩定，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根本保證。目前我國收入差距過大，基尼系數達到0.438，超過警戒線，已經影響社會穩定，阻礙消費增長和內需擴大，不利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增加居民收入更加迫切。再次，居民收入倍增目標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需要。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是主要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發展。這種發展方式受到環境、資源的限制，也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限制，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要把這種發展轉變轉變到主要依靠國內需求拉動的發展上來，因此，必須實現居民收入倍增目標。

總之，“收入倍增”是富民強國路徑，因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將直接帶動我國消費總量與消費結構的雙飛躍。消費總量的飛躍與國民收入水平提高直接正相關，而伴隨著收入分配改革

和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中低收入群體在社會消費總額中的比重必將越來越大。按照邊際效應，收入增長后中低收入群體消費意意更高，消費行為的變化也更加明顯，對消費的拉動作用更強勁。無論總量還是結構，消費的新飛躍將為產業發展帶來巨大空間，為投資帶來更多機會，在拉動經濟增長中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循著“收入倍增”這個富民強國路徑，邁入新的成長周期。

作者簡介：吳柏軍，承德醫學院，助教，碩士研究生

孫麗紅，承德醫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

陳攀宇，承德醫學院，助教，碩士研究生

第三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國的一場全方位革命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國的一場全方位革命

(2010-07-23)

上世紀50年代末，日本經濟進入“鍋底蕭條”階段。社會面臨勞資關系緊張、個人消費不足等諸多問題。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業者為49萬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萬人。勞資關系也十分緊張。在南九州島Miike礦場發生了長時間的罷工。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為了推動日本經濟的發展，采納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宣布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場新經濟運動成為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

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從1960年12月宣布啟動，至1967年提前三年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實際國民生產年增長率為10.5%，到1973年國民收入翻了2倍。失業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的這種高速增長時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國民生活方式、社會形象、人們的思維方式，乃至日本列島的面貌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就像換了個國家似的。

為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順利實施，日本采取了引導國內儲蓄轉為投資，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與發展科學技術，幫助中小企業現代化、實行最低工資制、推行社會保障等有助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措施。

在日本實行的諸多經濟增長政策中，核心是提高企業設備投資。為引導企業投向機器設備，日本甚至不惜控制外國投資的規模；制定中小企業基本法，通過各種措施推動中小企業的設備現代化和專業化生產；以減稅、加速折舊等確保企業更新設備的資金和積累自我資本。實行預算平衡，使政府開支不影響私人投資。日本政府還實行了控制外國投資的政策，以促使國內的高額儲蓄能夠轉化為高額投資。此外，政府還增加了公共投資，制定了從1961年開始的公路建設五年計劃、國有鐵路的柴油機化和復線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開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減稅方面，計劃從1961年開始，每年在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上共減稅1000億日元，同時降低利息、扶植公債和公司債的債券市場。

我們現在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大家只是從字眼上進行理解，好像只是收入的倍增，其實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對國家的意義何止是收入的倍增，它是一個全方位的社會變革，對國家來說是脫胎換骨式的進步。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行成功實行，我國就可以一舉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因此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對國家發展、民族崛起的意義，都不可小覷。30年前，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提高了實現國家發達的“三步走”戰略，我國在后來的經濟發展中，也是按這一戰略來實施的，但是三步走戰略的缺陷就是過于注重GDP的倍增，而忽略了國民收入的倍增，GDP的倍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帶來國民收入的倍增，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講GDP的倍增與國民收入的倍增并不是一回事，也不可能同

步倍增，比如依靠人口紅利可以帶來GDP的倍增，但是并不能帶來國民收入的倍增，我國目前國民收入占比下降，民生問題凸顯，這一時期，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

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總體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也帶來貧富差距過大，人口過度向大城市集中等問題，筆者將日本國民收入帶給我們的啟示歸納為以下三點：

1、收入倍增計劃一定要與提高勞動生產率聯系起來

日本的收入倍增計劃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核心，以提高收入為目的，我們今天解讀日本的收入倍增計劃，不要望文生義地以為日本只是在分配領域實行類似中國曾經擬議的“限高、擴中、補低”一套增加收入的措施。若沒有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經濟高速增長就不可能，從而不斷增長的國民收入也就成為無源之水，即使一時能夠實現，也不過是通脹與擠壓企業利潤的代名詞而已。所以，日本除了收入計劃之外，還有經濟發展計劃，通過大規模投入研發，應用科技，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步實現企業發展和國民收入的增長，目前，我國的勞動生產率還相當落后，我們可以，也必須從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角度實現國民收入的倍增，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顯示，美國是世界上勞動生存率最高的國家，勞動力年平均創造財富6.38萬美元.中國工業勞動力年均創造財富1.26萬美元，其實中國這個勞動生產率數據也是大大高估的，因為中國人工作時間遠遠大于其他國家，中國制造業的工人絕大部分沒有星期天。

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產業升級，放棄低勞動生產率產業，直接發展高勞動生產率產業，從而帶動全社會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具有非常明顯的產業升級特征，比如在1955-1964年，黑白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是日本的“三大神器”，而在1965-1974年，汽車、彩電和空調，成為“新三大件”。另一種是產業改造，既通過機械化的深度運用和自動化技術的運用，將低勞動生產率企業造成成高勞動生產率企業。產業升級必須以科技革命為依托，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產業升級很難，中國應該更多的是依靠產業改造，利用產業改造在中國興起一場勞動生產率革命。

2、與縮小貧富差距聯系起來。

工資倍增一定要與縮小貧富差距聯系起來，收入差距急劇拉大，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不穩定的嚴重問題。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堅決地、有效地縮小收入差距。中國在實施居民收入和工資倍增計劃時，一定要有針對性，一定要明確“倍增”給誰？收入和工資倍增計劃的主要對象應該是：企業普通職工、一線職工、中低收入階層等。如果收入倍增給中高收入者、倍增給高層管理人員，而低收入、低工資的普通員工只有星星點點，那么，平均工資也許增加了、上去了，但是，兩極分化將越來越嚴重，分配不公將更加惡化，各種社會問題將會凸現出來。中國不需要艾菲爾鐵塔的收入分配結構，中國也不需要金字塔式的分配結構，中國需要橄欖形社會。

3、與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結合起來。

最近一段時間，我國南方出現數起要求增加工資收入的停工事件，按照原來的測算，中國的勞動者紅利至少可以延續到2015年，也就是到2015年才會出現劉易斯拐點，但是為什么好像到今天就撐不住了呢？主要是城市生活成本的抬高，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支付能力在下降，已經到了一個不可能承受的地步，當然要被迫地推動漲工資。過去二十年，有兩列火車拉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列火車是全球化，另外一列火車是城市化。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的出口將進入一個漫長而漆黑的隧道。展望未來二十年，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是城市化。城市化帶來的則是民眾由低生存成本型社會向高生存成本型社會的轉變，以前農民工過的是“城市-農村”兩棲生活，因此他們可以承受較低的工資，而現在的新生代農民工必須生活在城市，原來的工資收入已經不能再維持生活，因此我們不僅要提高民眾的收入，還要想相反設法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

第四篇：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細則的政策建議書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細則的政策建議書

最近，中央已經明確在“十二五”期間，我國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國戰略部署從調整收入分配發力，開啟了新一輪利益格局和制度紅利的調整分配，與之相對應的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提出。當前，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進一步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維護社會穩定，其根源于隨著我國工業的快速發展，但內需不足導致產能過剩問題制約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加上社會財富高度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導致社會矛盾擴大，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素近年來急劇增加。因此，在這個關鍵的節點上，中央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和收入分配等領域的深層次改革，尋求經濟增長與福利增長、財富增長與財富分配之間的平衡，具有極為現實的戰略意義。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事實上，在上世紀50年代末，為應對日本國內勞資關系緊張、個人消費不足等諸多問題，推動日本經濟的發展，日本政府在1960年12月宣布宣布啟動以“引導國內儲蓄轉為投資，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與發展科學技術，幫助中小企業現代化、實行最低工資制、推行社會保障”等為主要措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成功實施，使得日本的國民生活方式、社會形象、國民思維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成為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

他山之玉，可以攻石。借鑒日本的成功經驗，并結合我國面臨的實際情況，我們在制定“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細則時，至少應考慮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

一、通過產業改造與升級，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步實現企業發展和國民收入增長。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還是以粗放型方式為主，投入多、產出少，污染環境，破壞環境，大量地浪費資源，勞動生產率相當低下，過分強調GDP的結果，是導致我國GDP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無效的、無用的。上述問題不解決，后面的分配問題當然也很難以從根上得到解決。另一方面，外向型經濟在我國經濟結構中比重較大，國際上經濟形勢一有轉向，我們的外向型經濟企業就受到重大的沖擊，相應的在這些企業就業的勞動者的收入就會大幅度減少。要改變上述不合理之處，就必須要求國家通過大規模研發投入，推廣科技創新應用，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步實現企業發展和國民收入的增長，把收入增長計劃和經理發展計劃緊密結合起來因為如果沒有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經濟高速增長就不可能，從而不斷增長的國民收入也就成為無源之水。在我國目前情況下，首先是通過產業改造，通過機械化的深度運用和自動化技術的運用，將低勞動生產率企業改造成成高勞動生產率企業，興起一場勞動生產率提升革命。其次在國家不斷鼓勵科技創新，加大科技研發投入以后，應從產業改造轉向產業升級，放棄低勞動生產率產業，直接發展高勞動生產率產業，從而帶動全社會整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步實現企業發展和國民收入增長。

二、堅決地、有效地縮小貧富差距是收入倍增計劃的關鍵。

收入差距急劇拉大，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不穩定的嚴重問題。因此，收入倍增計劃一定要與縮小貧富差距聯系起來，堅決地、有效地縮小收入差距。在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時，倍增計劃的主要對象應該是農民、企業普通職工、一線職工、中低收入階層。對于高收入人群，應通過政策和稅收安排，如中央通過對國有企業高管與一般職工的薪酬倍數關系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地方根據中央精神和自身情況，制定出臺本地區的相關政策規范國有企業高管收入。同時，進一步的改進完善稅收調節作用。一是個人所得稅由分項增收向分項增收與綜合增收相結合的方向轉變，除了工薪收入以外，把一些財產性收入等等都囊括進來，發揮稅收對于調節過高收入的作用。二是個人所得稅制度應建立根據家庭人均生活負擔的情況給予稅收費用扣除的制度，對收入不多，家庭負擔又重的人，就少交稅或者不交稅。通過上述稅收安排，既保底提低，又控高，達到縮小貧富差距的目的。

三、制定工資增長指標，合理確定最低工資標準，確保居民工資增長。

中央可以對工資收入增長確定一個量化的指導目標，各地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經濟發展以及居民收入勞動報酬增長計劃。對于非公有制企業，引導勞資雙方通過工資集體協商來爭取工資按照相關的指標安排來合理地增長。同時，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也要根據倍增計劃的相關指標做出適當的、適時的、適度的調整和提高，從而促進低收入者工資水平得到相應的提高。當然，對于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如果他們給勞動者建立工資增長機制，政府就應該以這個為依據，相應地對這

些企業給予稅費減免的優惠政策的扶持，通過政府的政策支持，使工資集體協商和工資增長機制能夠真正建立起來。對于國有企業，按照相關的增長計劃的安排，合理地安排國企員工的工資增長。另外，對于公務員，要建立公務員與企業可比較人員的工資進行調查、分析、比較的制度，把公務員工資的增長安排在根據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及其變動的情況作為一個充分的依據。當然，倍增不是說確保所有的每個人都翻倍地增長，關鍵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政府拿多少，企業拿多少，居民拿多少，把這個關系分配好，使居民的收入和勞動報酬這兩個比重在現有的基礎上得到明顯的提高。

四、倍增計劃的實施要能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

據媒體報道，最近陳靜多時的深圳中英街香港一方的百貨商店出現了深圳市民搶購的局面，原因是香港的多數日用品價格已經低于深圳的價格，有些甚至便宜30%以上。上述或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民眾生存成本過高的問題。再考慮到房價、學費、醫療費用等問題，居民生活成本的抬高，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支付能力下降，已經到了一個不可能承受的地步。設法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必須成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一個重要內容。必須從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總體水平及其合理結構入手，大力進行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建設，加大公共醫療資源和教育資源的投入，使老百姓住得起、病得起、養得起。同時，統籌城鄉協調發展，通過土地流轉抵押、入股、融資，逐步調整城鄉收入分配二元格局，大幅提升農民收入。另外，進一步降低國民稅負，提高個稅起征點，提高居民的長期收入預期，降低民眾生存成本。

五、汲取日本教訓，避免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加大通脹壓力。國民收入倍增，看上去很美。日本當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帶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伴隨了越來越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實施過程中更須真正落到實處，避免“通脹與工資齊飛”導致“收入翻番，物價翻番”的尷尬局面。國民收入倍增是對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進行調整，把政府、企業手中的一部分錢調整到老百姓手中來，因此計劃的實施不能簡單的增加貨幣的發行總量，要保持貨幣總量相對穩定，處理調整好國家、企業、居民三者的分配關系，把政府的一部分錢、企業手里面的一部分錢調整給老百姓，不要加大通貨膨脹壓力。

1978年，我們提出了“改革開放”的發展戰略，制定了實現國家發達的“三步走”戰略；今天，結合新形勢，中央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一戰略。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不僅僅是國民收入的倍增，更是一個全方位的社會變革。我衷心希望通過成功實行這個計劃，可以使我國邁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五篇：“ 橄欖型”：國民收入倍增關鍵是中等收入群體倍增

“ 橄欖型”：國民收入倍增關鍵是中等收入群體倍增

普遍觀點認為，中等收入群體無論從經濟層面、政治層面，還是社會文化層面來說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群體。這個群體在國民中所占的比重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穩定狀態。一個健康向上發展的社會，是以中產為中堅力量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中等收入群體作為私人消費的引擎，是內需的重要來源與保障，未來住房、汽車、耐用消費品、教育、金融、醫療、文化體育服務消費的增長點，都要依靠這一群體的成長壯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要在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基礎上盡快出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國家規劃》[?詳細]。他期待，到2020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到6億人左右、占全民人口40%以上。到那時，這一群體能夠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而不是現在的“偽中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