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走轉改對新聞工作的影響

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對于新聞工作的影響

10廣電劉迪

摘要：新聞之根在于生活，大批編輯記者深入邊疆村寨、企業社區等調研采訪，親身體驗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感受城鄉生活的巨大變化，加深了對國情民情的了解，加深了對百姓所思所想所盼的了解，加深了對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的了解，進一步明確了新聞宣傳工作的方向，隊伍精神面貌發生了可喜變化。許多記者深有感觸地說，走不走基層確實不一樣，只有“在路上、在基層、在現場”，才能真正明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

關鍵詞：走轉改.新聞.新聞工作

在我看來走轉改的活動對于一個做新聞的人來說極其重要，我們只有真正的走向基層，傾聽百姓的聲音，民眾的呼喚，人民的需要。我們才能更好的發出正義的話語權利用我們的職業特性，做好政府的耳目喉舌。就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云山所說的那樣：“ 新聞工作者把新聞寫在大地上、寫在人民心坎上,努力使新聞隊伍建設取得新的成效,使新聞宣傳工作呈現新的氣象。”“走轉改”活動啟示我們:做一名優秀新聞工作者最根本的是要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深刻理解新聞工作者的根基所在、價值所在,更好地肩負起宣傳群眾、動員群眾、服務群眾的職責使命;新聞工作者的位置應當是“在路上、在基層、在現場”,在路上心里才會有時代,在基層心里才會有群眾,在現場心里才會有感動;改進新聞報道文風關鍵是“說實話、說新話、說老百姓的話”,善于從群眾語言中汲取智慧,不斷創新表達方式,使新聞報道更加生動鮮活、富有感染力。

新聞之根在于生活，大批編輯記者深入邊疆村寨、企業社區等調研采訪，親身體驗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感受城鄉生活的巨大變化，加深了對國情民情的了解，加深了對百姓所思所想所盼的了解，加深了對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的了解，進一步明確了新聞宣傳工作的方向，隊伍精神面貌發生了可喜變化。許多記者深有感觸地說，走不走基層確實不一樣，只有“在路上、在基層、在現場”，才能真正明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

“走轉改”是創新新聞宣傳工作、落實“三貼近”原則的根本舉措,是加強新聞隊伍建設、提升隊伍素質的重要途徑,是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服務人民群眾的必然要求。要在“走轉改”中加強主題宣傳,多反映振奮人心的變遷變化,多展示改革開放的成果成就,豐富報道內容、提升思想含量,更好地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要在“走轉改”中拓寬報道視野,深入各行業各方面,深入各地區各領域,全面展示廣大人民群眾絢麗多彩的創新創造,生動描繪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歷史畫卷。要在“走轉改”中抓好隊伍建設,引導新聞工作者在走進基層中增強國情了解、增進群眾感情,時刻拿群眾這面鏡子檢視自己、提高自己,強化職業精神、職業道德。要在“走轉改”中探索新聞宣傳規律,準確把握時代

和人民提出的新課題新要求,不斷深化規律性認識,更好地指導新聞工作實踐,更好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發展。

“走轉改”活動中，媒體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捕捉了一大批源于實際的話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近兩年春節前后，各媒體組織開展“新春走基層”大型采訪報道，精心策劃了回家的禮物、在崗位、送溫暖等一系列選題，營造了充滿溫情的濃厚節日氛圍。針對家長關注的校車安全等問題，一些媒體推出“開往春天的校車”等系列報道，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討論，推動校車安全標準的提高和管理法規的制定出臺。實踐證明，在互聯網時代，傳統媒體要高度重視議題設置，善于把中央精神與社會實際結合起來，堅持從實踐出發、從群眾關注出發，防止主觀主義，防止脫離實際，使新聞宣傳真正切合實際，才能發揮傳統媒體在多元傳播格局中的獨特優勢。

“走轉改”活動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在西方國家不可能開展，原因是中西媒體定位不同、記者角色不同。在我國，新聞工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新聞工作者不僅是社會發展進程的觀察者、記錄者，也是不可或缺的參與者、推動者。因此，新聞媒體決不能游離于社會發展之外、凌駕于人民群眾之上，成為什么“第四權力”、“無冕之王”。我們必須擺正新聞工作的角色定位，堅持新聞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才能正確履行新聞工作的職責使命、實現新聞工作者的真正價值。

廣大媒體聚焦普通群眾、百姓生活，把鏡頭話筒對準群眾，把版面時段留給群眾，一大批反映基層實際和普通群眾的新聞報道登上報紙頭版、新聞聯播。把人民作為報道的主體，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本質要求，也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新聞實踐中的具體體現。廣大新聞工作者必須更加牢固地樹立起以人民為中心的新聞理念，堅持人民至上、勿忘人民的價值追求，始終把人民群眾作為報道主體、服務對象，始終把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新聞宣傳成效的最高標準。

廣大新聞工作者堅持深入群眾，感知冷暖、傾聽心聲，深化了與人民群眾的情感。能不能以深厚的感情對待人民群眾，能不能以高度的自覺服務人民群眾，是新聞工作作風、文風的根本問題。新聞工作者必須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媒體不能成為漂在水面的浮萍，記者不能成為凌駕于群眾之上的貴族，否則新聞工作的立場、作風、態度就會發生根本改變，黨的新聞事業的性質就會發生根本改變。

“走轉改”實踐帶給我們的這些啟示一脈相承、相互貫通，體現了黨的新聞事業的本質要求，具有鮮明的實踐特色和時代特征，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要把“走轉改”活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強組織領導，認真研究部署，完善工作機制，細化工作安排，推動活動向深度廣度拓展，不斷開創新聞宣傳工作新局面。

新聞并不是生于頭腦中的主觀臆想,而是對于真實世界的主觀反映,因此新聞也必然根植于活生生的社會實踐。新聞工作者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的實踐沃土之中,就會聞到泥土的芳香,就會融入到人民群眾之中,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貼近實際,將現實的生活生動地刻畫出來,把人民群眾的呼聲真切地表達出來,讓實踐中的問題清晰地呈現出來。只有堅持實踐的觀點,扎根廣闊的大地,扎根現實的基層,扎根實際的一線,扎根真實的社會生活,才能拿到第一手新鮮、獨到的素材,才會挖掘出新聞價值,才能創作出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時代,無愧于基層的好作品。“走轉改”活動自開展以來,全國各地的新聞媒體都已經行動起來,深入到基層,深入到工廠、農村、學校、機關、事業單位,挖掘新聞的富礦,尋找實踐的力量,也帶給了我們深

刻的啟示:新聞工作者應當走出高樓大廈、走出書齋會場,深入改革建設前沿,深入群眾生產生活,挖掘現實素材、采寫現場報道,以敏銳的時代眼光提煉報道主題,以深厚的生活積淀豐富報道內涵,不斷增強吸引力感染力。

轉變作風,求真務實,沉下去“接地氣”,這是實踐的根本。真正“俯下身”,深入基層,面向實踐,有了對社會、對群眾的深切體認,才能更好地轉變作風,以敏銳的眼光發現新聞主題,以深厚的積淀豐富新聞內容,以真切的感受譜寫新聞篇章。新聞在實踐的沃土之中,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實踐之中,那么新聞工作者就要扎根于人民群眾實踐的沃土,不斷深入,不斷實踐,從人民群眾中汲取營養和力量。只有深入,才會心入,這樣發現的新聞事實,挖掘的新聞價值,才能奏出最美的樂章。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新聞就應當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真實反映他們的酸甜苦辣,真切感知他們的喜怒哀樂,真情體會他們的安危冷暖。新聞人就應當和人民群眾在一起,在無距離有感情中,傳播民情民意民聲。一些新聞作品之所以能夠引起人們的共鳴,得到受眾的認可,就是因為它們反映了人民群眾自己的生活,表達了人民群眾自己的情感,傳遞了人民群眾自己的聲音。

改變文風,客觀活潑,令人民群眾喜聞樂見,這是實踐的關鍵。文風不正,假話、空話、套話、大話連篇,就會嚴重影響真抓實干、影響工作成效,耽誤問題和矛盾的研究解決,損害黨的威信,導致干部脫離群眾,使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在基層群眾中失去感召力、親和力。新聞工作者要改進文風,就應當深入基層,在實際的生活中感受生活,在生動的實踐中形成思想,在現實的問題中凝練語言和文字,用群眾的語言表達思想,我們的作品就可以有的放矢,體現群眾意愿,引起群眾共鳴,激發群眾干勁。

參考書籍：1.《腳踏著祖國的大地》

2.《民間擷英》

第二篇：走轉改對廣播電視新聞帶來哪些改變

“走 轉 改”對廣播電視新聞的影響 “走轉改”是“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的簡稱。為推動新聞工作者切實將群眾觀點、群眾路線體現在新聞宣傳實踐中，促進新聞單位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進一步制度化、常態化，中宣部、中央外宣辦、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中國記協五部門8月9日召開視頻會議，在全國新聞戰線組織開展“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新聞戰線開展“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是堅持黨的新聞事業性質宗旨、履行新聞工作責任使命的必然要求，是落實“三貼近”要求、增強新聞宣傳吸引力感染力的重要途徑，是加強隊伍建設、提高新聞工作者綜合素養的有效舉措。

作為新聞媒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廣播電視新聞在此次“走基層 轉文風 改作風”活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活動開展的三個月以來對廣播電視新聞的報道和廣大廣播電視新聞工作者的工作作風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好評。那么“走轉改”對廣播電視新聞事業的發展具體由哪些方面的改變呢？ 走基層——做接地氣的新聞

走基層是走轉改基礎的一步，記者不深入基層，沒有體會勞動者工作的艱辛是無法完成轉作風和該文風的。

8月21日，北京電視臺新聞欄目《北京新聞》、《晚間新聞報道》、《北京您早》推出了《我在基層》專欄。連日來，新聞節目主持人、記者分別深入基層，把鏡頭對準普通勞動者，主持人王業冒著50多攝氏度的高溫，深入地下電纜通道和電纜運行工一起去體驗他們為北京城市供電做出的貢獻；主持人孫揚與深山郵遞員翻山越嶺幾十公里一起送信到戶；記者陸放凌晨4點來到平谷區大桃種植基地和果農一起為“農超對接”采摘鮮桃。通過這種深入一線的工作方式，連續播發了《我在基層：電纜運行工在地下撐起北京的光明》《我在基層：深山里的綠衣信使》《我在基層：農超對接不折不扣的執行者》等文風生動、內容翔實、感情真摯的新聞報道。節目播出后，受到了觀眾的稱贊和歡迎。記者主持人在與基層的普通勞動者同甘共苦中，切身體會了勞動者工作的艱辛，也切身感受到 “只有接地氣，才能長靈氣”，為“走基層，轉文風，改作風”邁出了堅實一步。今后《我在基層》也將作為《北京新聞》重要系列報道一直持續下去。

在9月15日安徽廣播電視臺進行的職工大會上則指出：要懷著學習的態度走進群眾 ；讓群眾成為新聞的主角；從群眾實踐中汲取營養，開拓視野豐富閱歷，提升能力，錘煉作風，通過語態語言文風的蛻變，提高新聞宣傳的感染力和吸引力。那么在三個月的時間里，記者紛紛走下基層在切身感受到基層不同勞動者的辛苦的同時是否對他們的工作有所幫助呢？對于廣播電視新聞的記者又有什么樣的作用呢？

光明網指出，“記者‘走基層’就是大‘練兵’”，認為記者走基層可以開闊視野，拓寬思路，豐富頭腦，增強寫作靈感和捕捉新聞的能力。可以增進與基層和群眾的感情，信息來源廣泛，可以信手拈地“抓”到新聞。記者“走基層”，可以“撈”到實情。防止閉門造車“編”新聞 ；主觀想像地“造”新聞；道聽途說“寫”新聞。記者“走基層”可以塑新形象。記者可以把人民群眾的呼聲、建議和要求寫出來、帶上去，利用現代化的媒體進行傳播，讓黨和政府掌握下情，了解群眾需求，把握社會動態和發展走向，為領導科學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和翔實的調查資料。

代紀玲是中央電視臺鄭州應急報道點首席記者，進行“走轉改”的采訪時，她把關注點轉移到新聞背后的人物身上，與采訪對象同吃同住同勞動。當采訪對象招呼記者跟自己一起干活的時候，記者和采訪對象之間已經不再是采訪與被采訪的關系，更像是朋友，可以交心的朋友。而采訪方式的轉變帶來的是更鮮活的畫面、更生動的語言。

安徽廣播電視臺記者 余燕艷：“以后也只有堅持深入基層，腳踏泥土，接著地氣，才能掌握做鮮活的新聞素材，做出有感情有溫度有深度的新聞報道。”

看來走基層對于記者來說是一次實踐，而實踐出真知，在基層實踐有助于廣播電視新聞工作中拉近與采訪對象距離，進一步轉變作風改變文風，報到出接地氣的好新聞。轉作風——俯下身彎下腰才能與百姓心貼心

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拜人民為師”的要求。然而在“走轉改”之前大多數新聞工作者卻給廣大人民群眾高高在上的感覺。特別是大部分記者“走上有余 走下不足”，一味的對準明星的多，對準高級知識分子的多，對準高管的多，對準高企的多，對準民眾相對來說就少一點。在辦公室里面寫稿子，為了吸引眼球，有的時候違背了客觀事實，有些作品又是胡編亂造的，一味追求收視率，“低俗”的現象都有可能出現。

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韓慶祥：“不走基層，是作風問題，作風問題必然帶來文風問題。文風問題，反映在八股文、假大空，不為群眾而寫，不講群眾語言，群眾看不懂。我們要服務群眾，寫的作品是體現群眾利益、站在群眾立場上的，是為群眾說話的，用的是群眾語言，要走進群眾心靈。有些情感節目搞“低俗”，好像是大眾化、群眾化的，其實是走不進群眾的心靈。“

記者走下了基層就應該進一步的轉變以前的不良作風。到群眾中去，真正地走群眾路線。群眾路線落實到“轉作風”上，媒體和記者與群眾的關系是一個平等的關系，一個服務的關系，在這種關系當中，對我們的作風就有要求，服務群眾、走出辦公室，聯系群眾實際，不要一味追求發行量、收視率。

俯下身彎下腰才能與百姓心貼心。

《12345 需求與反饋》是北京電視臺與市信訪辦、北京市非緊急救助中心聯合開設的專欄節目，在“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開展后，欄目進一步要求編輯記者深入到群眾中去，了解群眾疾苦、幫助群眾解決困難、贏得群眾信任，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把鏡頭對準群眾最關心、最迫切、最急需解決的問題，促進記者在采訪中思考“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增強群眾觀念，堅持群眾路線，踐行服務群眾的宗旨。這就是走轉改在廣播電視新聞上給新聞工作者帶來的改變。

新聞媒體不在一味追求收視率，不再一味只走上不走下，作風正在慢慢改變。他們已經關心什么是群眾最關心最希望看到的新聞節目，把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問題放在首位，及時了解他們最關心什么、需要獲得哪些重要信息、了解哪些政策和法規等，及時了解民情，研究民意，拉近新聞與讀者的距離，轉變工作作風，把新聞報道視角轉到群眾最關心的角度上來，把工作性采訪報道轉變到貼近性報道上來，真正使新聞報道成為了人民群眾的“好參謀、好幫手”。

改文風——由“假 大 空”到“短 新 實”

以前的新聞大多是假大空的套話、官話，語言晦澀難懂，并不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

一些記者群眾意識不強，有的即使在寫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新聞時，也大量使用專業術語，把新聞寫成了“學術文章”；有的在報道與群眾利益息息相關的會議時，只注重報道與領導有關的內容，而對群眾關心的東西則輕描淡寫，甚至只字不提，等等。而“改文風”就是提倡從冗長空洞、言之無物、刻板生硬的風格中走出來，學會使用人民群眾清新樸實、生動鮮活、言簡意賅、具有生活氣息的語言，用群眾話說群眾事，這是改文風的題中之義。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宣傳群眾、動員群眾、服務群眾。在公眾看來，真正管用的稿子不在于字數多少，關鍵是有多少實貨，即使是寥寥數百字，能幫助老百姓解決好一個問題，也是受歡迎的；不在于有多少華麗的辭藻和風采，關鍵是要對工作真正起到指導作用，讓基層干部群眾看得明白、懂得透徹、執行得了；不在于說的話有多漂亮、喊的口號有多響亮，關鍵是看是不是說到做到，真正落實。

“我們不能拿群眾一針一線，因為我們還要回來！”“紅軍到、干人笑！”??曾到遵義采訪的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播音員王端端，對當地看到的當年紅軍的宣傳標語念念不忘。

“這是多么鮮活生動的語言啊！”王端端說，“當我們有時候用晦澀、一般人聽不懂的專業詞匯播報新聞時，這種書面語言離老百姓多么遠。”這就是記者在走基層之后，在作風上的轉變，在文風上改變的體現。

安徽廣播電視臺記者雷明劍：“因為我平時做的都是經濟新聞就是在今后的工作當中，我也應該用更加平實的語言，去講述老百姓能夠聽得懂的經濟新聞。”

那么文風在廣播電視新聞上是否改變了呢？

9月25日的《新聞聯播》節目由歐陽夏丹、郎永淳主持，伴隨著新主播亮相，那期的《新聞聯播》在新聞語態、節目視覺上同樣有了全新的改變，讓這檔中國影響力最大的新聞節目贏得通俗、親民和年輕化的評價。兩位主播在播報新聞時語速明顯增快，同時，“心氣兒”、“咱們那”、“吃面兒”等口語化播報也屢屢出現在主播和記者的輕松播報中。快語速的口語化播報，也讓整檔節目的信息量增大，更貼近民眾。

新聞文風由原來的“假大空”逐漸轉變成“短新實”使節目更加貼近觀眾，貼近實際。是新聞的感染力強，震撼力大，傳播效果更好。

總體上“走基層 轉作風 改文風”對廣播電視新聞有著深刻的影響。使得廣播電視新聞工作者在指導思想上進一步樹立群眾觀點、強化群眾立場，在工作內容上進一步反映群眾愿望、滿足群眾需求，在思想作風上進一步增進群眾感情、拉近同群眾的距離，回答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使廣播電視工作獲得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

10新聞

鄒宇揚103201083

第三篇：聯合政府醫改對醫院方面影響

NHS trusts（信托機構）bid to attract more private patients Hospitals bid to lure(吸引)paying patients after Andrew Lansley abolishes cap on revenues。在蘭斯利取消對醫院的經費照顧之后，醫院將通過競標吸引更多付費病人。Critics say he is encouraging private care.有批評者說他在鼓勵私人醫療。

Elite NHS foundation trusts(不知道怎么翻譯)are gearing up to lure private patients from home and abroad as health budgets are squeezed--a decision made possible after health secretary Andrew Lansley said he would abolish the cap limiting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income hospitals can earn from the paying sick, research by the Guardian has shown.由于健康預算被壓縮，醫院準備吸引國內外的付費病人。

With a ￡20bn black hole opening up in NHS budgets, a group of top performing trusts are seeking to profit from paying patients and use the money to fund public healthcare in Britain.The Guardian contacted the top 10 NHS trusts in terms of private income after the health secretary proposed new freedoms and discovered proposals to build new wings and wards to cater for private patients, set up hospitals abroad and entice（慫恿，誘惑）medical tourists with airport-to-hospital bed services.因為有200億英鎊的預算赤字，一些頂尖的公費醫院將探索從付費病人身上獲利，然后將這些錢運用到公共醫療開支上。衛報就private income問題聯系了頂尖的十個醫院托拉斯，在衛生大臣蘭斯利建議這些醫院發揮自主性并且建立新的服務模式去迎合付費病人，建立海外醫院和從機場到醫院的病床服務。

Critics say that because Lansley has abolished targets to reduce waiting times and is encouraging private care, patients will be back to a system where those with cash can jump ahead of those in need.The chief executive of one of the largest NHS hospitals, speaking anonymously, said chasing new markets might also see management spread “too thinly and lose clinical oversight”.“Look at Great Ormond Street.They expanded up the road to Haringey Council and the Baby Peter tragedy happened on their watch,” said the chief executive.The hospital in London provided paediatric staff（兒科醫生）to hospitals where Baby Peter was taken with fatal（致命的）injuries that are now known to have been deliberately inflicted（強加）.批評者說由于蘭斯利取消了減少就醫等待時間的目標，患者將回到那種有錢人可以比有需要的人先得到服務的狀態中。最大的公費醫院之一的一個匿名的負責人說追逐市場目標“不好”（下面舉了一個嬰兒peter死亡的例子）。

Labour says the policies give “a green light to let market forces run riot through the NHS”.Andrew Burnham, the shadow health secretary, said there was “a dangerous combination of lifting the cap on treating private patients and scrapping national waiting time standards,” adding: “With no limit on the amount hospitals can earn from seeing private patients, NHS patients can be made to wait.And as waits grow, people will be forced to consider paying for their care.It's the same old Tory NHS choice – wait longer or pay to go private.”

工黨批評說為這一政策是為市場力量管理NHS開放綠燈，但這樣做會導致全民醫療保健系統的混亂。影子衛生大臣安迪·博涵（Andy Burham）表示改革將會是一個“巨大的賭博”，因為沒有限制醫院從付費病人獲利的標準，公費醫療病人將被迫等待。隨著等待時間的增加，人們可能會被強制考慮付費醫療。這是保守黨一貫的醫改作風——要不就等著，要不就付費。

But despite concerns that the NHS will wither as private medicine booms, Caroline Shaw, of Manchester's Christie hospital, Europe's largest cancer centre, said it would treble（三倍的）its private income from ￡10m to ￡30m within a decade after making a deal last month with the biggest private hospital group in the world, HCA.The deal will see the US-based HCA – which owns six private hospitals in London – pay ￡14m for a new private cancer centre at Christie.Shaw said staff voiced doubts until they realised half the income went back into the NHS.“We are full of top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 so we had to explain we are not losing our values or morals.But we are getting new facilities and it's a 50:50 split of income.I am only half joking when I say we are the new Robin Hoods（羅賓漢）, taking from the rich to pay for the poor.” 盡管隨著私人醫療的繁榮公費醫療將衰落，但Caroline Shaw說這將使醫院的private income在十年內變為原來的三倍，從一千萬英鎊增加到三千萬英鎊。他認為這一措施是劫富濟貧。

Others have gone shopping across the world for rich patients.The Royal Brompton and Harefield, the UK's largest cardio-respiratory centre, devotes an entire section on its website to marketing its “personalised, world-class service” offering patients a city guide and suggesting trips to the “high-end shopping facilities” of nearby Sloane Street and Harrods.It has emerged that removing the limit on private patients, put in place by Labour, is central to Lansley's reforms.Last week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put out a consultation paper calling for the lifting of the “arbitrary, ill-thought-through cap on [hospitals'] private income...[to let] the NHS to take proper advantage, for the benefit of this country, of the power of its brand abroad”.Many have taken the health secretary at his word and are targeting the rich in 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It is now planning another hospital in oil-rich Abu Dhabi.Moorfields, the eye hospital, opened for business in Dubai and in three years has seen patient numbers jump five-fold to 9,700.Moorfields' total income from private patients tops ￡13m, with around ￡4m of that generated in Dubai.John Pelly, Moorfields's chief executive, said: “Without profits [from our commercial business] our ability to invest in our clinical services would be seriously constrained...Particularly at a time when the financial constraints facing the NHS are going to be as severe as they are in the next three or four years, it's going to be really important to the NHS that we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abolishing of the cap.” 沒有商業模式的盈利將無法實現對全科醫生服務的投資，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時候，英國的NHS面臨嚴重的資金限制（預算赤字），這種赤字在接下來的三四年將會更嚴重。因此現在對NHS來說利用取消大醫院經費優惠的優勢很重要。Labour's cap had meant most hospitals were unable to generate more than 2% from private income.（工黨限制大部分醫院的private income不能超過2%）The exception is the Royal Marsden, a leading cancer hospital which, thanks to history, has a cap of 31% – and a private income of more than ￡40m a year.The Marsden, Lansley says, is the “model” in his new-look NHS.The policy shift has led to smaller trusts thinking big.Papworth Hospital, home to the first successful heart transplant in the UK, will soon be submerged into the new 135-acre Cambridge Biomedical Campus.Some of its operations are so complex – with costs running into ￡25,000 for 10 hours of surgery – that the NHS can only afford to pay for 80 a year.“I think Andrew Lansley has really thrown down the gauntlet to us.In the next five years we aim to triple private income from 5% today to 15%.There are plans for a completely new private hospital on the campus,” said Stephen Bridges, the hospital's chief executive, who has been advised by private healthcare company Spire.這一政策轉變導致小醫院考慮擴大規模。用了一個例子來說明。

However, academics caution that the rush to the market could lead not to NHS trusts profiting, but to them being undercut by ruthless foreign competitors or losing patients abroad.“What's to stop US healthcare companies coming over here to poach patients.Or GPs sending patients to India for cheap operations? Or English hospitals raiding Scotland for sick people?” said Alan Maynard, professor of health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York.“It could be a real mess.” 有學者提醒這種急于向市場的轉變帶來的可能不是公費醫院盈利，而是在激烈的國際競爭對手面前被迫降低醫療費用或者失去海外病人。

Some are concerned that despite the push the NHS has “missed the boat” when it comes to competing in global private healthcare.Jane Collins, chief executive of Great Ormond Street, which raises ￡23m from private patients and has just signed a contract in Kuwait to bring seriously ill children to London for treatment, warned: “In terms of UK plc, we are way behind the US, the Germans, Indian companies and Malaysian hospitals.”

第四篇：刑事訴訟法修改對檢察機關反貪工作的影響和相關

刑事訴訟法修改對檢察機關反貪工作的影響和相關...2011.10.17 20:50:52上海

刑事訴訟法修改對檢察機關反貪工作的影響和相關對策

奉賢區院反貪局王益春

自1996年10月刑事訴訟法施行以來，已經時隔15年，目前刑事訴訟法正迎來第二次大修。根據目前已經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的相關說明，這次修改的面較大，修改補充的條文比較多，擬將刑事訴訟法從現在的225條增加到285條。新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新刑訴法”）修改、修正是對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也是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一個切入點。新刑訴法修正案的出臺，也將對檢察機關反貪偵查工作產生重要影響。根據調研要求，我們現結合檢察機關反貪實務工作，就新刑訴法修改可能對反貪工作的影響，作簡要分析與預判。

一、新刑訴法對反貪工作的有利影響

分析新刑訴法修正案的有關條文，新刑訴法在偵查程序當中加大了打擊職務犯罪的力度，強化了偵查手段和強制措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適當延長了拘傳時間

原刑事訴訟法規定，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最長不得超過十二小時。修正案四十七條提出，案情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傳喚、拘傳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這一修訂很有必要，實踐中不少職務犯罪案件案情復雜或證據難以核實，在12小時內無法決定對嫌疑人適用相應的措施，這類型案件傳喚、拘傳時間延至24小時，為偵查機關查明事實、審查證據和作出決定給予了更多的空間。

（二）確立了技術偵查手段

新刑訴法修正案五十六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后，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追捕被通緝或者被批準、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經過批準，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

施。經由技偵手段獲取的材料可作為證據使用。反貪部門技術偵查手段針對的是重大貪污賄賂案件主體，他們往往是國家工作人員，位高權重，社會關系廣泛，反偵察能力較強，采用常規手段很難破案。有了這一規定，采取科技手段取得定案的證據，對檢察機關加大反貪查案力度、保證辦案質量，會起到積極有效的作用。從新刑訴法立法精神看，偵查權的變化呈現出既強化又限制的傾向。一方面，反貪偵查人員應充分運用和依法行使新刑訴法賦予的偵查權力，有效開展職務犯罪偵查活動，體現打擊職務犯罪力度；另一方面，應當嚴格執行法律的限制性規定，例如采取技偵手段應經過嚴格的審批程序，實務中一般須經省級檢察機關批準等，嚴格限定技偵手段取得的證物的用途；偵查人員采取強制措施后要立即將嫌犯送至看守所；對犯罪嫌疑人訊問要在看守所進行，禁止在看守所以外的地方進行訊問等等。在行使必要的偵查權力、偵查手段的過程中，也要強化對偵查措施的規范、制約和監督，防止公權力的濫用。

二、新刑訴法對反貪工作提出的新挑戰

新刑訴法的出臺，在保障人權方面，在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方面，也增加了大量的規定。這既是面向法治向前邁進的一大步，也對反貪偵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我們必須采取積極應對的態度，并以此為契機，轉變觀念，采取措施，提高能力，尋求有效的解決之道。

（一）增加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規定

原刑訴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一般認為，這一規定表明，我國不承認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修正后的刑訴法在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后，增加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意味著控方不能強迫犯罪嫌疑人提供不利于他自己的證據，不少學者稱之為法治進程中的一大跨越。然而這就要求偵查人員獨立收集證據，不能過于依賴被追訴人的配合，對我國檢察機關偵查人員長期依賴口供的習慣是個挑戰。

（二）充實完善了證據制度

針對原刑訴法關于證據的規定比較原則，難以滿足實踐需要的問題，新刑訴法修正案中證據一章新增條款就有8條，進一步明確了證據種類和證明標準，完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等。其中對偵查階段取證工作產生重要影響的有：

一是增加了幾種證據種類。新刑訴法吸收了兩個《證據規定》的有關要求，“電子數據”、“辨認、偵查實驗筆

錄”等都列入“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并且明確“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等證據材料，經司法機關核實，也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從而完善了刑事訴訟法的證據種類。由此，反貪部門取證工作的證據來源得以擴大，如何有效、規范的獲取證據，是反貪偵查工作面臨的新任務。

二是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新刑訴法十七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告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物證、書證，嚴重影響司法公正收集的證據，也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三是明確了證明標準。原刑訴法對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和作出有罪判決均規定了“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為準確適用這一標準，新刑訴法明確認定“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即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充實、完善，也對司法機關包括偵查部門的證明責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辯護權不斷擴張

辯護權這部分的修改，被各界認為是新刑訴法的一個亮點，包括偵查階段辯護人身份的明確，對律師法有關規定的進一步落實等。新刑訴法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可以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據此，律師在偵查階段在偵查階段的介入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提供法律咨詢，二是了解有關案件情況。新刑訴法還規定，除三類特殊案件即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犯罪案件、重大賄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以外，辯護律師持“三證”，無需其他任何批準，四十八小時內就能會見犯罪嫌疑人，且會見時不被監聽。這將從立法上解決律師“會見難”的問題。

辯護權的擴張和律師在偵查階段的介入，是強化人權保障的體現。但是從另一個方面看，律師介入偵查后，依法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實的法律性質和后果，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產生動搖心理是正常的，因而其供述具有不穩定性；如果律師違背職業操守，甚至違紀違法，給犯罪嫌疑人進行“指點”或者“暗示”，勢必強化犯罪嫌疑人的僥幸心理，翻供、拒供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因此，反貪部門面臨著更大的訊問破案壓力，窩案、串案的辦理難度也大大提高。

（四）同步錄音錄像在新刑訴法中明確規定

修正案四十九條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錄音或者錄像應當全程進行，保持完整性。結合之前兩個《證據規定》和最高檢的有關要求，訊問的過程應當進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庭審中經法庭提出要求，公訴部門應當當庭出示、播放同步錄音錄像資料，新刑訴法在這方面給予了法律上的肯定。同步錄音錄像的全面推行，有利于日后當事人提出供述系刑訊逼供時，通過錄音錄像查明事實、消除爭議，也對反貪干警訊問工作的規范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五）增加了偵查人員出庭說明情況的規定

修正案二十條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由人民檢察院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經依法通知，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應當出庭。據此，經法庭要求，偵查辦案人員具有出庭說明情況的義務。我們認為，偵查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主要針對程序性事實的證實，特別是證明取證程序是否合法，常常成為辯方要求偵查人員出庭說明的初衷。此時，偵查人員作為控方證人，就要在這方面接受控辯雙方的詢問，多角度地向法庭闡述收集證據的全過程。因此，偵查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應具備相當穩定的心理素質與較強的應對能力。

三、檢察機關反貪偵查部門應對新刑訴法的策略

新刑訴法的頒布實施是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進步，同時對反貪偵查工作也將帶來新的挑戰。對此，我們必須采取積極應對的態度，并以此為契機，不斷加強反貪偵查工作，提高偵查水平。

（一）轉變偵查觀念，調整偵查模式

由于職務犯罪的隱蔽性、直接證據的稀缺性、犯罪主體身份的特殊性等多方面原因，傳統的偵查模式是依賴于一對一的口供，主要“由供到證”，案件有了初步證據后，直接接觸犯罪嫌疑人，獲取口供后，再根據口供尋找固定其他間接證據，這樣的偵查模式簡潔明了。但隨著新刑訴法的出臺，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律師提前介入、同步錄音錄像等多項規定，使得獲取口供的難度大大增加，反貪偵查工作也將更加公開透明，如果還按照傳統的偵查模式，案件很容易陷入進退兩難的不利局面。因此，必須由傳統的被動、簡單、粗放型偵查

方式轉變為現代的主動、理性、精確性偵查方式，實現偵查模式從“由供到證”到“由證到供”的轉變。過去那種靠“一支筆、一張紙、兩條腿”的傳統偵查模式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現代辦案工作的需要，應具有先進的偵查理念和技術手段。一方面，我們要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如實供述”，讓其“自證其罪”的義務轉化為其享有的權利保障，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實供述”作為其減輕處罰的依據；另一方面反貪偵查工作又必須要在“零口供”定案能力方面下工夫，真正做到不必依賴口供定案。

（二）規范和加強初查

2008年以來，市院反貪局提出“分兵初查、滾動發現、集體評估、集中突破”十六字查案機制。這些內容和要求，適用整個偵查工作，主要針對初查階段。突出強調初查中的指揮者，應當明了全局、掌握進程，能動地、有序地抓好線索分配直至案件突破過程中的各項工作，而這只有通過強化管理才能實現。隨著十六字查案機制不斷深化，初查管理工作越來越受重視，并且成為偵查機制轉變中的一項重要保證措施。“十六字”查案機制應當進一步完善，以充分發揮我們偵查工作的主動性、偵查謀略的預見性、偵查措施的強制性、偵查手段的先進性。

（三）提高獲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能力

貪污賄賂犯罪特別是賄賂犯罪的特殊性，決定了訊問的重要地位及獲取口供在偵查破案中的重要作用。從某種意義講，無論如何強調保障人權、嚴格規制偵查行為，無論如何轉換偵查模式，口供始終是一種定案證據，訊問也始終是偵破案件的重要措施和途徑，其具有偵查成本低及對偵查破案起直接、可信、可靠的作用等特點。實踐中，偵查人員要大膽探索獲取口供的措施和途徑，并重視研究訊問錄音錄像制度在突破案件、獲取口供及遏制翻供等方面的作用，不斷提高審訊破案水平，強化訊問破案功能，鞏固訊問成果。同時，要嚴格依法文明辦案，規范訊問行為，堅決杜絕為破案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從而保證訊問所取供述的合法性和證明力。

（四）提高取證固證的質量

證據問題是訴訟的核心，犯罪事實最終是要圍繞證據來認定和落實的，新刑訴法證據制度的完善對反貪偵查取證工作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我們認為，在偵查階段，偵查人員對證據的整體性應有充分的把握，分清主次，有步驟、有策略地開展取證工作。偵查人員要有“偵訴合一”的觀念，盡量以公訴部門對案件證據的認定

標準來指導反貪偵查取證工作。反貪偵查部門在偵查取證時，要從以下幾方面提高證據質量：一是堅持客觀、依法收集證據原則，使每個證據的取得都符合法律程序，證明力達到法定要求；二是全案證據體系。如果沒有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就將影響對案件的最終處理。三是案件細節問題。如果沒有查清楚犯罪事實的細節，就會影響相關證據的證明力，甚至使所取證據最終失效。

（五）嚴格執行訊問同步錄音錄像制度

要使偵查人員進一步認識做好同步錄音錄像工作的重要性，切實按照“全程、全面、全部”的要求，在辦理每一起案件和每次訊問中都要嚴格執行同步錄音錄像制度。與此同時，要確保錄音錄像資料的技術數據標準，按照錄音錄像的錄制、管理、保存規定，由專門人員負責和操作，使設備始終處于完好的狀態，避免出現錄音錄像資料技術質量方面的問題。

（六）針對出庭說明義務，開展模擬庭審演練

偵查人員出庭說明情況，很可能要面對審判人員的質疑和辯方的“吹毛求疵”，這往往會讓偵查人員心理上難以接受。一旦偵查人員不理智，回答中帶有個人情緒的過激言語或出現矛盾之處，就會產生不利后果。因此，有必要開展模擬庭審演練，不僅要加強其作證技巧與應對能力的培訓，通過庭前演練，使偵查人員真正出庭作證時，可以把專業的、客觀的、無偏見的情況提供給法庭。另我們感到，新刑訴法在規定偵查人員出庭說明義務的同時，應當同時規定：偵查過程可能涉及到國家秘密或職業秘密的，如國家安全、秘密偵查的措施手段等，偵查人員可以也應當拒絕回答，或者向法庭說明情況并經準許采用不使對方知道的方式向法庭作證。

第五篇：行政訴訟法修改對行政機關產生的影響

行政訴訟法修改對行政機關產生的影響

一、《行政訴訟法》修改的背景和過程

（一）《行政訴訟法》修改的背景

1989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同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16號公布，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此后，1991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最高法院”）印發《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法[1991]19號），就行政訴訟中的受案范圍、管轄、訴訟參加人、證據、起訴和受理、審理和判決、執行等問題作出了司法解釋。

2000年3月8日，最高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8號，以下簡稱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進一步就行政訴訟中的受案范圍、管轄、訴訟參加人、證據、起訴與受理、審理與判決、執行等問題作出了司法解釋。

據最高法院統計，2014年1-6月，法院受理行政一審案件66543件，同比增加22.25%，同期一審案件合計受理4777054件，同比增加7.87%，行政一審案件占一審案件的1.39%；法院受理行政二審案件23695件，同比增加35.56%，同期二審案件合計452161件，同比增加13.62%，行政二審案件占二審案件的5.24%；法院受理行政再審案件705件，同比增加7.31%，同期再審案件合計受理17462件，同比減少12.29%，行政再審案件占再審案件的4.04%。由此可見，行政案件的一審、二審、再審案件數量增幅較大，均遠超同期法院受理案件總量增幅。行政案件的上訴率和申訴率較高，一審服判息訴率僅為64.39%，一審裁判結果認同率偏低。

據最高法院統計，2013年全國法院受理行政一審案件123194件，審結120675件，其中判決撤銷7258件、變更59件、履行法定職責1332件、確認違法或無效1444件、賠償309件，調解賠償278件，行政機關一審敗訴10680件，敗訴率僅為8.85%。123194件行政一審案件中，城建類19972件、資源類18394件、勞動和社會保障類11704件、公安類10533件、計劃生育類8203件、工商類3785件、交通類2494件，占據了較大比重。

由此可知，行政訴訟案件主要集中在土地房屋等不動產權屬、自然資源權屬、就業社保、治安等關系公眾核心權利、利益的領域，公眾在不服相關行政行為后，起訴率較高，因為敗訴引起的上訴率和申訴率也相對較高。

同期，根據國家信訪局統計，2013年1—10月份，全國縣級以上黨政機關信訪工作機構信訪量為604萬件（人）次。從公眾來信來訪的情況看，仍然以反映自身利益訴求為主，主要集中在民生領域，問題比較突出的有三個方面：一是農村土地征收問題，二是城市房屋征收問題，三是勞動和社會保障問題。

可以看出，公眾通過信訪反映的問題與行政訴訟案件主要領域高度重合，信訪事項主要是行政爭議事項，行政訴訟與信訪本末倒置，反映出社會公眾的“信訪不信法”，映襯出行政訴訟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的現狀。修改《行政訴訟法》，成為最高權力機關的重大立法任務。

（二）《行政訴訟法》修改的過程 2013年12月底，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就《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進行了第一次審議，一審稿針對法院不敢、不愿受理行政案件的立案難問題，提出擴大受案范圍、細化法院受理責任等保護公眾訴權措施；針對行政機關干預裁判過程和結果的審理難問題，提出中級法院管轄被告為縣級以上政府案件、對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完善判決形式、交叉審理民事爭議等增強司法審查力度措施，針對行政機關不執行法院判決的執行難問題，提出將行政機關拒絕履行裁判書情況予以公告、對拒不履行裁判書影響惡劣的行政機關負責人進行司法拘留等措施。

2014年8月底，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進行了第二次審議。二審稿就行政訴訟審理對象問題，提出將“具體行政行為”修改為“行政行為”，就公眾告官不見官、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回避應訴問題，提出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至少委托工作人員出庭，就行政復議機關為了不當被告懶于審查一味維持不利于行政復議制度發揮作用問題，提出復議作出維持決定的復議機關共同做被告，就公眾起訴期限較短不利于行使訴權問題，提出將直接起訴期限由3個月延長至6個月、一般案件最長起訴期限由2年延長至5年，就行政案件審限較短問題，提出將一審案件審限由3個月延長至6個月，二審案件審限由2個月延長至3個月。

2014年10月底，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進行了第三次審議，并于11月1日表決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同日由習近平主席簽署主席令第15號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二、《行政訴訟法》修改的主要內容

（一）擴大行政訴訟被告、可訴行政行為和原告及第三人范圍，拓展司法審查的廣度

1.關于行政訴訟被告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第25條規定，由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

《決定》將第2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修改后規定“前款所稱行政行為，包括法律、法規、規章授權的組織作出的行政行為”。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25條規定，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行政機關被撤銷的，繼續行使其職權的行政機關是被告。

《決定》將第25條改為第26條，相應內容修改為：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和復議機關是共同被告；行政機關被撤銷或者職權變更的，繼續行使其職權的行政機關是被告。

2.關于可訴行政行為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

（三）認為行政機關侵犯法律規定的經營自主權的；

（五）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

（六）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的；

（七）認為行政機關違法要求履行義務的；

（八）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

《決定》將第一款相應內容修改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的下列訴訟：

（四）對行政機關作出的關于確認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海域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決定不服的；

（五）對征收、征用決定及其補償決定不服的；

（六）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

（七）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經營自主權或者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土地經營權的；

（八）認為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

（九）認為行政機關違法集資、攤派費用或者違法要求履行其他義務的；

（十）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支付撫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會保險待遇的；

（十一）認為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約定履行或者違法變更、解除政府特許經營協議、土地房屋征收補償協議等協議的；

（十二）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的。

此外，現行《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決定》規定，將《行政訴訟法》相關條文中的“具體行政行為”均修改為“行政行為”，增加一條作為第53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行為所依據的國務院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對行政行為提起訴訟時，可以一并請求對該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前款規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含規章”，增加一條作為第64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中，經審查認為本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為認定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并向制定機關提出處理建議”。

關于維持原行政行為的復議決定，現行《行政訴訟法》第25條規定，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被告。《決定》將第25條改為第26條，相應內容修改為：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和復議機關是共同被告。并增加一條作為第79條，規定“復議機關與作出原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對復議決定和原行政行為一并作出裁判”。

3.關于行政訴訟原告和第三人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24條第一款規定，依照本法提起訴訟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是原告。第27條規定，同提起訴訟的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作為第三人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參加訴訟。

《決定》將第24條改為第25條，將第一款修改為：“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將第27條改為第29條，修改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同被訴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但沒有提起訴訟，或者同案件處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的，可以作為第三人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參加訴訟。人民法院判決第三人承擔義務或者減損第三人權益的，第三人有權依法提起上訴”。

（二）完善起訴期限和形式制度，強化法院受理職責，破解“立案難” 1.關于起訴期限和形式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39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當在知道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決定》將第39條改為第46條，修改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當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作出行政行為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因不動產提起訴訟的案件自行政行為作出之日起超過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為作出之日起超過五年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40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況耽誤法定期限的，在障礙消除后的十日內，可以申請延長期限，由人民法院決定。《決定》將第40條改為第48條，修改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屬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誤起訴期限的，被耽誤的時間不計算在起訴期限內。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因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況耽誤起訴期限的，在障礙消除后十日內，可以申請延長期限，是否準許由人民法院決定。”

《決定》增加一條作為第50條，規定“起訴應當向人民法院遞交起訴狀，并按照被告人數提出副本。書寫起訴狀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起訴，由人民法院記入筆錄，出具注明日期的書面憑證，并告知對方當事人。”

2.關于起訴審查與處理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42條規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訴狀，經審查，應當在七日內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對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訴。

《決定》將第42條改為兩條，作為第51條、第52條，修改為： 第51條 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訴狀時對符合本法規定的起訴條件的，應當登記立案。對當場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規定的起訴條件的，應當接收起訴狀，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書面憑證，并在七日內決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訴條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裁定書應當載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原告對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訴。起訴狀內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錯誤的，應當給予指導和釋明，并一次性告知當事人需要補正的內容。不得未經指導和釋明即以起訴不符合條件為由不接收起訴狀。對于不接收起訴狀、接收起訴狀后不出具書面憑證，以及不一次性告知當事人需要補正的起訴狀內容的，當事人可以向上級人民法院投訴，上級人民法院應當責令改正，并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第52條 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當事人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起訴。上一級人民法院認為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立案、審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級人民法院立案、審理。

（三）完善管轄、裁判類型等制度，強化行政機關應訴職責，破解“審理難”

1.關于行政案件管轄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14條規定，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行政案件：

（二）對國務院各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案件。《決定》將第14條改為第15條，修改為：“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行政案件：

（一）對國務院部門或者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案件”。《決定》將第17條改為第18條，增加規定：“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高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審判工作的實際情況，確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區域管轄行政案件。”

2.關于訴訟中的期限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43條規定，被告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十日內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有關材料，并提出答辯狀。《決定》將第43條改為第67條，相應內容修改為：被告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并提出答辯狀。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57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在立案之日起三個月內作出第一審判決。《決定》將第57條改為第81條，相應內容修改為：人民法院應當在立案之日起六個月內作出第一審判決。

現行《行政訴訟法》第60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上訴案件，應當在收到上訴狀之日起兩個月內作出終審判決。《決定》將第60條改為第88條，修改為：人民法院審理上訴案件，應當在收到上訴狀之日起三個月內作出終審判決。

3.關于被告應訴義務

《決定》增加一條作為第3條，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不能出庭的，應當委托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出庭”。

《決定》將現行《行政訴訟法》第56條改為第66條，增加規定“人民法院對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將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況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監察機關或者被告的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依法給予其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處分的司法建議。” 4.關于訴訟期間行政行為的執行

關于訴訟期間停止行政行為執行的情形，《決定》將現行《行政訴訟法》第44條改為第56條，增加規定“

（三）人民法院認為該行政行為的執行會給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情形，并規定“當事人對停止執行或者不停止執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請復議一次”。

《決定》增加一條作為第57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起訴行政機關沒有依法支付撫恤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工傷、醫療社會保險金的案件，權利義務關系明確、不先予執行將嚴重影響原告生活的，可以根據原告的申請，裁定先予執行。當事人對先予執行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請復議一次。復議期間不停止裁定的執行。”

5.關于適用調解、民事爭議處理

關于適用調解問題，現行《行政訴訟法》第50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第67條規定，賠償訴訟可以適用調解。《決定》將第50條改為第60條，修改為：“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但是，行政賠償、補償以及行政機關行使法律、法規規定的自由裁量權的案件可以調解。調解應當遵循自愿、合法原則，不得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

關于以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訴問題，《決定》將第49條改為第59條，規定“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訓誡、責令具結悔過或者處一萬元以下的罰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五）以欺騙、脅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訴的”，并規定“人民法院對有前款規定的行為之一的單位，可以對其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規定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關于民事爭議處理問題，《決定》增加一條作為第61條，規定“在涉及行政許可、登記、征收、征用和行政機關對民事爭議所作的裁決的行政訴訟中，當事人申請一并解決相關民事爭議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審理。在行政訴訟中，人民法院認為行政案件的審理需以民事訴訟的裁判為依據的，可以裁定中止行政訴訟。”

6.關于簡易程序

《決定》增加三條，作為第82條、第83條、第84條。

第82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下列第一審行政案件，認為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

（一）被訴行政行為是依法當場作出的；

（二）案件涉及款額二千元以下的；

（三）屬于政府信息公開案件的。除前款規定以外的第一審行政案件，當事人各方同意適用簡易程序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發回重審、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的案件不適用簡易程序。第83條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行政案件，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理，并應當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內審結。第84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案件不宜適用簡易程序的，裁定轉為普通程序。

7.關于裁判類型

關于撤銷判決的適用情形，《決定》將第54條第（二）項修改為第70條，增加規定“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并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為：

（六）明顯不當的。”

關于變更判決的適用情形，《決定》將第54條第（四）項修改為第77條，增加規定“行政處罰明顯不當，或者其他行政行為涉及對款額的確定、認定確有錯誤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變更。人民法院判決變更，不得加重原告的義務或者減損原告的權益。但利害關系人同為原告，且訴訟請求相反的除外”。

關于給付判決，《決定》增加一條作為第73條，規定“人民法院經過審理，查明被告依法負有給付義務的，判決被告履行給付義務”。

關于確認違法或無效判決，《決定》增加一條作為第74條，規定“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決確認違法，但不撤銷行政行為：“

（一）行政行為依法應當撤銷，但撤銷會給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 “

（二）行政行為程序輕微違法，但對原告權利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銷或者判決履行的，人民法院判決確認違法：

（一）行政行為違法，但不具有可撤銷內容的；

（二）被告改變原違法行政行為，原告仍要求確認原行政行為違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職責，判決履行沒有意義的”。增加一條作為第75條，規定“行政行為有實施主體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或者沒有依據等重大且明顯違法情形，原告申請確認行政行為無效的，人民法院判決確認無效”。增加一條作為第76條，規定“人民法院判決確認違法或者無效的，可以同時判決責令被告采取補救措施；給原告造成損失的，依法判決被告承擔賠償責任”。

關于行政協議糾紛，《決定》增加一條作為第78條，規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約定履行或者違法變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十一項規定的協議的，人民法院判決被告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責任。被告變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十一項規定的協議合法，但未依法給予補償的，人民法院判決給予補償”。

（四）加大拒絕執行行為打擊力度，強化行政機關執行職責，破解“執行難”

《決定》將第65條第三款作為第96條，增加規定“行政機關拒絕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的，第一審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三）將行政機關拒絕履行的情況予以公告；

（五）拒不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社會影響惡劣的，可以對該行政機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拘留”。

三、《行政訴訟法》修改對行政機關的影響

（一）行政訴訟被告、可訴行政行為和原告及第三人范圍擴大

1、規章授權組織可作行政訴訟被告，從而獨立行使職權并承擔責任 一般來講，由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職權涉及領域較廣，立法內容較為原則寬泛等原因，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的總體數量不多、比重不大，享有部門規章制定權的國務院部門、直屬機構往往成為該領域行政事務的主要立法者，享有地方規章制定權的地方政府往往成為該地區行政事務的主要立法者。部門規章和地方規章往往更為貼近行業和地區實際，特別是管轄、程序等方面的規定操作性和執行性較強。在行政機關的行政活動中，部門規章和地方規章成為行政機關執行的主要法律依據。

同時，隨著新一屆中央政府簡政放權的力度不斷加大，權力下放、權力剝離將主要在規章的執行性規范中體現。以司法行政部門為例，地方司法行政部門可以通過提請司法部或者有規章制定權的地方政府制定規章，將權力下放、剝離至內設機構、派出機構或者律師協會、公證協會、司法鑒定業協會等社會組織，相關社會組織可以根據規章授權獨立行使權力承擔責任，相對人也可以就相關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作出的決定以其為獨立被告提起訴訟，從而促進社會組織更好地實現行業自律和社會自治。

2.復議機關維持原行政行為做共同被告，需提高復議審理和行政應訴能力 由于行政復議制度主要定位于行政機關內部上下級之間的層級監督，加之實行書面審理缺乏證據交換、舉證質證、當庭辯論等準司法程序，行政復議一直面臨著官官相護、走過場走形式的質疑。復議機關決定改變原行為需要做被告，決定維持原行為無需做被告，導致行政復議機關趨利避害，懶于審查監督下級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使得行政復議難以發揮行政爭議解決前置途徑和主渠道的作用。

《決定》如此修改，可以督促行政復議機關切實履行行政復議職能，對下級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行為進行審查監督，并為作出的復議決定承擔法律責任。相應地，擁有行政復議職能的行政機關，需要通過集中學習、開展培訓、旁聽審判等方式，提高行政復議和行政應訴技能，做好行政復議與應訴工作。

同時，由于《決定》規定，“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行政案件：

（一）對國務院部門或者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案件”，這會促使行政行為的利害關系人在提起行政復議時，更多地傾向于選擇同級人民政府作為復議機關，若同級政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則該地方政府為共同被告，經復議后可向中級法院起訴，以便提高管轄層級,使得案件有機會由中級法院一審、高級法院二審。

3.可訴行政行為范圍擴大，作出關系公眾權益行為均需評估訴訟風險 《決定》將現行《行政訴訟法》中的利害關系內容由“人身權、財產權”擴大為“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同時將確認自然資源權屬行為、征收私有財產及其補償行為、侵犯農村土地經營權行為、不支付社會保障待遇行為、排除或限制競爭行為、不履行或變更特許經營或征收補償等協議行為，均明確列為可訴行政行為。

這也是當前行政爭議較為集中，而法院因為政府干預等原因難以受理，導致公眾求告無門，社會矛盾較為突出的領域。明確土地房屋征收補償行為、特許經營、征收補償等行政協議的可訴性，使法院受理征地拆遷案件、行政合同案件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極大地保障了被征收人、行政合同相對人的訴權，同時意味著司法機關對行政行為的審查監督范圍進一步擴大。行政機關迫切需要增強依法行政和法律風險意識，提高依法履職能力。

4.規范性文件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制定紅頭文件需加強合法性審查 現行《行政訴訟法》將可訴行政行為限定為“具體行政行為”，規定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為依據，參照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但是對于規范性文件在行政訴訟中的地位，是否可以參照或者經審查后參照，未作出明文規定。實踐中，大量的行政規范性文件并未經過審慎的合法性審查，紅頭文件泛濫侵權問題飽受社會詬病。

《決定》將條文中的“具體行政行為”統一修改為“行政行為”，規定可以一并審查規范性文件。這就意味著，行政機關在應訴時，可以提交法律、法規、規章以外的規范性文件作為依據，若原告方就該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出審查請求，法院可以進行審查后決定適用或者不予適用，并可向制定機關提出處理建議。對此，行政機關需要在適用法律規范時，更好地辨識法律沖突問題、提高適用法律能力，并在制定規范性文件時，進一步加強合法性審查等備案審查工作，避免規定與上位法不一致的內容。

5.行政行為利害關系人可作原告，處理結果利害關系人可作第三人，行政活動需權衡更多權利義務關系

實踐中，一些行政行為并沒有具體特定的行政相對人，或者行政相對人并未提起訴訟，利害關系人如果沒有訴權，就不能有效地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同案件處理結果有利害關系者如果不能及時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也不利于法院查明事實解決爭議，不利于裁判的最終執行。

此次修法，擴大了原告和第三人訴訟主體范圍，使得行政行為的利害關系人均可作為原告起訴，未提起訴訟的行政行為利害關系人、案件處理結果利害關系人均可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強化了對公眾行政訴權的保護。

對此，行政機關也需要在行政程序中，將行政行為相對人、行政行為利害關系人、案件處理結果利害關系人均納入行政調查、檢查等活動中，充分查明案件事實、有效保護各方合法權益，提前防范和化解訴訟法律風險。

（二）原告起訴期限延長、法院受理職責強化，入口暢通將伴隨案件數量大增

1.延長起訴期限、口頭可以起訴，行政機關被訴概率增加

這次修法，以利害關系人知道或應知作出行政行為之日、行政行為作出之日，分別作為直接起訴期限和最長起訴期限的起算點，將直接起訴期限延長至6個月，并明確了最長起訴期限，在充分保護原告方訴權的同時，督促原告方及時行使訴權。而允許原告口頭起訴，使得文化水平、書面能力較弱的公民，在遇到行政機關侵權時，也可以向法院申請救濟，降低了進入行政訴訟程序的門檻。

對此，行政機關將面臨因起訴期限延長、準許口頭起訴帶來的行政案件數量增長問題，在就原告起訴期限、形式等問題抗辯時，也要相應調整應訴答辯內容。

2.法院受理職責強化，行政訴訟入口敞開，大量行政爭議將由信訪轉入訴訟渠道

《決定》將法院起訴審查內容明確為是否符合起訴條件，要求法院對不能判定情形接受起訴狀并出具書面憑證，不予立案的應當出具書面裁定書并告知理由，對于起訴狀內容欠缺應進行指導釋明并一次性告知補正內容，對不符合規定情形可投訴提請上級法院監督改正，對逾期不予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可向上一級法院起訴，強化了收到起訴材料后法院的登記、釋明等責任，并要求上級法院加強監督，在下級法院不作為時由上級法院親自受理，通過降低原告方起訴門檻、強化司法審判機關責任的方式，極大地保護了原告方訴權。

這是此次修法為破解行政訴訟立案難問題作出的重大修改，必將極大地激發公眾不服行政行為后提起行政訴訟的積極性，相應減少信訪數量，行政訴訟案件數量可能出現一個大幅增加的變化，對行政機關執法和應訴能力帶來一個挑戰。對此，行政機關需要更加注重日常工作中的依法行政，并加強應訴工作人員力量配備，應對行政案件數量增長問題。

（三）案件管轄、裁判類型等審判制度進一步完善，行政機關應訴職責強化，迫切需要提高行政和應訴能力

1、行政機關出庭義務強化，負責人或者工作人員應當出庭應訴 行政機關負責人、工作人員不出庭應訴，是由于行政機關不愿意配合法院司法審判工作、不愿意接受司法審查監督，或者不愿當被告、怕丟面子、不擅長訴訟等多種因素。然而，行政行為的合法性由被告方承擔證明責任，被告不出庭應訴，導致法院難以對案件進行實質審理，原告方也對行政機關不參加訴訟頗多詬病。

客觀而言，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是被訴行政行為的經辦人、親歷者，負責人是決策權享有者和決策責任承擔者，行政機關負責人及工作人員不出庭應訴，僅委托律師或其他人員作為一般代理人代為出庭應訴，由于代理律師并非行政活動親歷者，且不能對行政爭議的實質解決進行決斷，導致法院難以通過法庭調查查明案件事實，難以高效、實質化解行政爭議。

此次修法，使法院可以采用公告方式，通過社會輿論壓力迫使行政主體配合行政訴訟，也可以通過司法建議引入行政監察部門或被告的上級機關進行監督，督促行政主體積極參與行政訴訟。這會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將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情況、工作人員出庭情況列為考核指標，影響行政機關及其負責人、工作人員的考評，同時也督促行政機關及其負責人、工作人員通過培訓等形式學法、用法，提高依法行政和出庭應訴技能。同時，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有助于行政決策者了解行政執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切實解決行政爭議，并增強行政機關依法決策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2.中級法院管轄縣級以上地方政府被訴案件，高級法院可以確定跨區域管轄法院，行政機關干預司法審判空間變小

根據最高法院司法解釋規定，被告為縣級以上、省級以下地方政府的案件，可以由基層法院一審、也可以由中級法院一審。該規定立足于破解縣法院審不了縣政府的審判難題，但規定仍不夠明確、徹底。《決定》明確，只要是以縣級以上地方政府為被告的行政案件，即由中級法院直接管轄。這就破解了當前縣法院與縣政府同城辦公、縣法院行政級別低于縣政府、人財物均受制于縣政府導致的審理縣政府難題。

同時，《決定》規定高級法院可以經最高法院批準后，確定若干法院跨行政區域管轄行政案件，打破了司法管轄區域與行政管轄區域相一致的局面。結合當前基層和中級法院的人財物將由省級法院統一管理的改革動向，隨著跨行政區法院的設置，行政機關干預法院審判的難度大大增加，法院的司法審判職能真正成為中央事權，基層和中級法院將真正回歸為中央設置在地方的法院，司法審判的地方保護問題有望得到緩解。對此，行政機關需要切實尊重法院的司法裁判權，通過嚴格依法履職，提前防范訴訟法律風險。

3.行政答辯期、一審二審審理期限延長，行政機關可以更加充分證明被訴行為的合法正當性

實踐中，行政主體和法院一般均執行法定節假日和公休日制度，十個自然日中如果遇到周末或其他假日，期間往往只有幾個工作日，被訴行政機關不便準備應訴答辯，法院接收應訴答辯材料也存在諸多不便。行政主體一方準備應訴答辯時限過于倉促，也不利于法院有效查明事實公正審理案件。

對此，《決定》修改使得行政主體有比較合理的時間收集、整理答辯材料，更具操作性。由于行政案件專業性較強、有的案件案情較為復雜，有時難以在法定審限內辦結。《決定》延長法院審理期限，基本保障了法院公正審理案件的時限要求。行政機關也可以在法定審限內，就被訴行政行為的合法正當性進行充分論證，更好地說服法院支持合法正當的行政行為。

4、法院在訴訟中的審查監督措施和手段強化，就行政行為執行問題擁有更大監督空間。

關于訴訟期間停止行政行為執行的情形，現行《行政訴訟法》規定了被告決定、當事人申請法院同意等情形，但并未規定法院可以依職權決定。此次修法，規定法院認為行政行為的執行會給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可以裁定停止執行，有利于案件的順利審理和最終執行。

同時，這也影響到行政機關作出及執行行政行為的效率。為此，行政機關需要更加重視行政行為被訴對行政效能帶來的影響，不但要權衡行政行為被法院撤銷等敗訴風險，還要權衡行政行為一旦被訴帶來的停止執行影響效率問題，在行政行為作出前充分考量相關利害關系人的權利義務，盡量減少案件被訴概率。

另外，修法增加規定，起訴行政機關沒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工傷、醫療社會保險金案件，權利義務關系明確、不先予執行將嚴重影響原告生活的，法院可根據原告申請裁定先予執行，加大了對弱勢群體的民生保障力度，進一步督促行政機關積極履行支付社會保險金、提供社會救助等民生保障職責。

5.擴大行政調解適用范圍、解決交叉民事爭議，力求真正實現案結事了 一般來講，行政主體應當嚴格遵循法定權限和程序作出行政行為，行政訴訟中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并不存在就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調解的問題。而行政賠償訴訟中，因為涉及到賠償金額、賠償方式等內容，具有一定的民事爭議屬性，適用調解可以更快更好地解決爭議。

然而近年來，由于法律規定不得調解，原被告大量進行私下和解，采取原告撤訴的方式結案，加之行政主體一方相對原告而言占據優勢地位，和解撤訴中存在欺騙脅迫等非法情形，法院又不便對原告自行提出的撤訴進行過多審查，導致行政訴訟撤訴案件中存在不公正、不合法等問題。實踐中，法院為了更好化解行政爭議，也在庭外就原被告之間的行政爭議開展了大量協調工作，但未被現行法律所認可。

為此，《決定》修改規定，行政賠償、補償以及行使自由裁量權案件可以調解，并強調調解應當遵循自愿、合法原則，不得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以欺騙、脅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訴的，法院可以予以訓誡、責令具結悔過或者處一萬元以下的罰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對單位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予以罰款、拘留。

這就將可以調解的行政爭議基本納入了調解適用范圍，賦予了法院和行政機關依法進行和參加調解的權利，并就調解和解的合法公正性提出要求。今后，行政機關在行政訴訟中，可以就賠償補償等自由裁量行為引發的案件，在法院主導下充分進行調解，切實化解糾紛。

同時，實踐中，行政爭議往往夾雜著民事爭議，特別是涉及自然資源權屬、征收補償和特許經營等行政協議的民事爭議，如果行政訴訟中不予處理，當事人要重新提起民事訴訟，民事審判中由于摻雜較為專業的行政爭議也難以切實公正處理。

為此，《決定》采納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相關內容，進一步規定在涉及行政許可、登記、征收、征用和行政機關對民事爭議所作的裁決的行政訴訟中，當事人申請一并解決相關民事爭議的，法院可以一并審理。這就擴大了法院可以一并解決的民事爭議的范圍，有助于解決行政訴訟裁判后爭議仍未完全解決的“程序空轉”問題，可以減少行政機關等當事人參加訴訟的訟累，拿出有效時間和精力切實通過行政訴訟化解相關爭議，真正實現案結事了。而行政機關則需要在行政訴訟中同時做好相關民事爭議的應訴工作，提高爭議解決效率。

6.豐富裁判類型、增加審查內容，司法審查職責和力度進一步強化 現行《行政訴訟法》規定，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可以判決變更。這樣，法院對行政行為進行合理性審查，僅限于行政處罰是否明顯不公。《決定》修改后規定，行政行為明顯不當的，法院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并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為，行政處罰明顯不當，或者其他行政行為涉及對款額的確定、認定確有錯誤的，法院可以判決變更。這就加大了法院對行政行為合理正當性的審查力度，行政機關在今后的行政活動中，需要在注重嚴格依法行政的同時，更加注重行政行為的正當性、合理性。

《決定》還增加了判決履行給付義務、判決就行政協議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責任，就變更、解除行政協議給予補償等裁判類型，更加主要行政訴訟的解決爭議職能，要求行政機關全面充分履行職責。

為此，行政機關在今后的行政應訴活動中，應當就作出的行政行為、行政復議行為進行充分全面的答辯，不但要就合法性進行答辯，還要就正當合理性、全面充分履行職責進行答辯，提供了對行政應訴答辯工作的要求。

7.設置行政訴訟簡易程序，提高行政審判效率

在行政訴訟實踐中，近年來政府信息公開糾紛案件數量增幅較大，在行政案件中占據了較大比重，而政府信息公開案件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明確，基本可以由一名法官獨任審判。同時，刑事訴訟、民事訴訟中都在積極探索擴大簡易程序適用范圍，就部分行政案件采用簡易程序進行審理也變得非常有必要。引入簡易程序，一方面提高了法院審判和行政機關應訴的效率，同時也對行政機關在短時間內做好相關案件的應訴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若被告不能充分利用較短時間證明被訴行為的合法正當性，可能會導致法院倉促作出行政機關敗訴的裁判。對此，行政機關應給予必要的重視，在較短時間內做好適用簡易程序案件的應訴答辯工作。

（四）加大對拒不執行司法裁判行為的懲治力度，力求破解“執行難” 在實踐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不愿配合行政審判，在法院作出不利裁判后，回避或阻撓生效裁判書的執行，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為了督促行政機關執行生效行政裁判，《決定》增加規定了一些執行保障措施，規定行政機關拒絕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的，一審法院可以將行政機關拒絕履行的情況予以公告，拒不履行判決、裁定、調解書，社會影響惡劣的，可以對該行政機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拘留。

法院可以采取社會輿論監督、對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依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督促行政機關執行生效行政裁判，這就需要行政機關高度重視行政裁判書、調解書的執行，避免承擔不必要的法律責任。

綜上所述，此次修改《行政訴訟法》，加大了對原告方訴權的保障力度，強化了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審查力度，完善了督促行政機關參加行政訴訟、執行行政裁判的制度和措施，行政機關需要更加注重依法行政、合理行政，并盡快有效提高行政訴訟應訴能力，以面對法律修訂可能帶來的行政案件數量大幅增加、行政訴訟應訴難度加大等新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