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村民自治及發展趨勢

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村民自治現狀及發展趨勢

內容摘要：在我國基層政權自治領域內，首先就會提到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廣大農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一項基本社會政治制度。在村民自治的這一體制基礎上，為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黨中央國務院更加注重解決三農問題，又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任務。提出的時間不同，但是目的卻一樣，都是為了全面推動村民自治，使農民能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有利于拓寬村民參與的渠道，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實施村民自治和新農村建設對我國現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重要意義。

關鍵詞：村民自治新農村建設關系民主參與和諧

在中國,農民問題始終是革命和建設的主要問題,從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的“民生”思想，到一代偉人毛澤東時期的土地改革思想，以及到鄧小平時期開始的在農村地區以家庭為單位的包產到戶，說明了近代以來的中國政治家，都把農村問題，農民問題放在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特別是從鄧小平時期的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由此而引發的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等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改革,都說明中國農民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主體力量,決定著中國政治的基本走向。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是中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的最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實踐,新農村建設的戰略舉措及其實施又促進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深化與完善。

一、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作出了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決定，提出實施以“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 ”為內容的新農村建設戰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是統籌城鄉發展和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基本途徑，是縮小城鄉差距、擴大農村市場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決“三農”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戰略舉措。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中央統攬全局、著眼長遠、與時俱進作出的重大決策，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1、實施新農村建設以來取得的成就及現狀

自從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口號以來，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建設新農村的浪潮，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積極推動和大力支持下，各地區的建設都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新農村建設有了初步的成效。以生活的地方湖北省中部地區某鎮為例。

常坪鎮位于湖北省中部某市，江漢平原北部，地形主要以山區和丘陵地形為主，適合發展種植業和林木業，工業發展勢圖強勁。在黨和國家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的指導下，按照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因地置宜，量力而行，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取得了“三個明顯”的初步成效。

一是農村基礎設施得到明顯改善。在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扶持下，農村水、電、路等基礎

設施建設進一步加快。首先是爭取投資1300多萬元，村民投工近3萬個，硬化灌溉水渠100條5.7萬米，緩解了8000多畝水田的灌溉難。爭取各級政府的資金扶持，修建集中安全供水設施3處，惠亭水庫，八字門水庫等蓄、供水設施的建設和保護工程，解決了近15000人的飲水難。其次是農網改造后，農村供電設施和供電質量得到提高，價格得到統一，基本保證了農民的生產生活需要。第三是村級公路提等升級建設進一步加快，2005年啟動村級公路硬化工程建設以來，8個行政村共完成公路硬化48公里，合并后的13個村主干公路實現了通水泥（油）路，解決了近11000人的行路難問題。

二是農村村容村貌發生明顯變化。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動下，促進了改房、改廁、改欄、改路“四改”活動的開展，首先是住房條件不斷改善，2006年至2008年6月，全鎮大都在規劃范圍內，沿公路兩側共新建樓房32棟。部分新農村小村莊的雛形基本形成。其次是生活環境和條件逐步改變，巳有8個村的520戶農戶實施生態家園“一池三改”建設，通過建沼氣池、改廚、改欄、改廁，不僅為農戶年節省煤、電等燃料費用近300元，每年還少砍少了1400噸左右的柴禾，有效保護了林地資源植被，減少了水土流失，取到了一舉多得的社會效果。

三是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明顯加快。國家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和農村衛生的扶持力度，使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保障機制的實施，辦學條件的改善，農村九年義務教育的學生入學率和鞏固率均達到100%。12個村衛生室在各級政府的扶持下，分鄉衛生院投資120多萬元，通過擴建和改造醫療、住院房屋設施，達到了一級甲等衛生院的標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成果不斷鞏固，農民參加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達到86%。廣播和電視的普及率分別達到56%和95%左右。

四是農村民主政治建設明顯加強。通過黨的十七大提出“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發展基層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精神的貫徹落實。民主決策機制逐步健全。全鎮范圍內的村務決策實施“一事一議”制度；按照村民自治的要求，各村把公益事業興辦、財產處置、土地發包等交村民民主管理；各村都設立了民主理財小組和村務公開欄。

2、產生的問題和不足之處

有成績就會有不足，對照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結合常坪鎮發展的現狀，分析新農村建設的進展緩慢的原因，主要存在的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農民收入增長難。全鎮種糧食的比較效益低，在正常年景下每畝糧食純收入僅在400元左右，加之全鎮人平不足3.33畝耕地，近2500位農民外出或就近打工賺錢。沒有其他增收渠道，沒有產業支撐，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和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投入。

二是基礎設施建設難。基礎設施建設難的關鍵是投入不足。過去靠農民籌資籌勞建起來的低標準的公路、水利等基礎設施，國家和地方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安排資金進行維修，“空殼”的村級組織拿不出錢，村民“一事一議”又議不上來錢，年久失修，利用率低或廢棄。

三是思想認識統一難。部分干部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思想認識統一上主要存在“三多三少”的問題。一方面是等待觀望的多，引導扶持的少。另一方面是畏難情緒的多，量力

而行的少。村級組織或群眾把無經濟來源，產生的畏難情緒，工作缺乏主動性、行動遲緩，歸咎于各級領導支持不夠、投入不夠；第三方面是各級辦點的多，以點代面的少。區以上各級政府層層辦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村，人力、物力、財力重點傾斜到了這些村，其他村望“點”興嘆，攀比不了，自甘落后。

四是規劃建設實施難。新農村建設首先必須要有社會發展規劃、村莊建設規劃和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總體規劃。由于過去沒有這方面的規劃或推進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規劃滯后，導致農民蓋房，發展各項公益事業無規可循或有規不循，隨意性大，往往是只見新房不見新村。村民未批先建，亂塔亂建，垃圾亂堆亂倒的亂象普遍存在，嚴重影響著公路交通和人居衛生環境。

二、新農村建設與村民自治之間的聯系

1、新農村建設需要有穩定的政治基礎和村民參與

新農村建設的提出是黨中央根據我國農村地區生產力發展水平低，經濟發展比較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滯后了社會主義生產力水平的發展的現實情況下而在全國范圍內提出的。其主要目的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首先要有新型的農民。農民是我國農村地區的基層政權的主體，農民政治素質的高低，是否能夠很積極的參與村民自治，這一切決定了新農村建設的目標能否在農村地區行得通，能否在農村地區見到成效，能否達到最初的目的，能否對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起到促進作用。農民才是推動農村地區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推動力量。因此我們必須注重農村地區村民參與政治，參與基層自治的培養。因為良好的政治基礎對于新農村建設的實施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這就要求做到政治上管理民主，依法推進村民自治建設，落實和完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機制，逐步健全以財務公開為重點的村務公開制度，民事民議、民財民理，集思廣益搞好農村各項建設。對農民的要求是一是有知識、懂技術、會經營的高素質農民。二是思想觀念不斷更新的農民。三是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農民。四是生活寬裕的農民。五是就業充分的農民。在就業問題上農民得到與市民相同的“國民待遇”，逐步建立城鄉平等的就業制度，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要形成健康向上的社會新風尚。通過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爭創文明家庭、農民普遍崇尚科學，抵制迷信，移風易俗，破除陋習，生活方式科學健康，農村社會風貌文明向上。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

2、新農村建設為村民自治提供了保障

良好的政治基礎，群眾基礎是實施新農村建設的保證，同樣的，新農村建設又可以為村民自治提供一定的保障。

一是提供物質上的保障，新農村建設的目的主要是加快農村地區經濟的發展，提高農村地區人民生活水平。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出，物質決定意識。只有加快發展經濟，努力提高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才能更上一層樓，各種精神層面的東

西，包括農村基層村民自治這一意識形態。美國學者科恩認為：“社會成員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質福利，任何社會也不能指望長久維持自治。”“使公民體力情況惡化并迫使他們主要或完全關心自己或家庭生存問題的經濟條件，便不能產生有生氣的民主。”

二是可以增強村民參與基層民主管理的積極性。可以說，“從亞里士多德到現在，人們一直認為，只有富裕社會，才能出現這樣一種局面：大批民眾理智地參與政治，培養必要的自我約束，以避免盲從不負責任煽動的呼吁。”我國農村經濟基礎相當薄弱，村民自治組織的吸引力、協調力、凝聚力和抵抗力嚴重缺乏;人們關注村民自治的程度不高，更關心的是自己的經濟利益;鄉鎮政府推進村民自治的積極性也受到一定影響。因此，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把發展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公益性社會事業建設等方面的公共投資，在解決了農民在各方面的后顧之憂后，農民參與基層民主管理的熱情就會被激發出來了。

三、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村民自治的發展趨勢

首先是國家主導農村村民自治的現狀沒有發生改變，在我國，政府依然是農村村民自治的主導力量，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講，村民自治并不是完全的自治。國家主導的存在，會束縛村民自治中的好的思想的發揮，束縛了他們的動手動腦能力。不利于他們所有才能的發揮，最后也會限制農村地區自治建設的過程。

其次，村級基層政權組織實行村民自治成為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一種普遍現象。這是因為以村為單位的村集體組織，在我國是村民自治的主體單位，這也是由我國的基本農村政策現狀決定的。在我國人口分布中，農村地區人口占我國總人口的比重遠遠大于城市人口比重，這就為農村基層自治創造了可能性，這也是我國基層自治過程中的優勢所在。

最后，通過分析新農村建設和村民自治的內在聯系相互關系，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來作為我國農村基層自治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其一是努力提高村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畢竟村民自治就是要求村民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按照一定的規定處理事情。完全是由村民自己管理自己。就目前我國農村地區村民自治的現實情況來看，這還要求村民政治參與的方式、參與質量之間要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其二是我們要意識到，新農村建設是黨和政府凝聚民心、體恤民情、體現民意的一項重要的民生工程。并且，這也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和延伸。新農村建設能否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使農民從中得到實惠，取決于黨和政府的服務意識和服務理念的提高，同時也要求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和勞動熱情得到充分發揮，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從而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合作精神，激發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在活力。

參考文獻：

1、李云才著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是什么》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年7月第一版

2、張周來 《走進中國村民自治第一村》摘自《瞭望周刊新聞》 2008年10月版

3、董江愛 《新農村建設與村民自治制度》《政治學研究》2008年第六期

4、（美）卡爾·科恩《論民主》聶崇俊，朱秀賢 譯 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

第二篇：推進新農村建設必須依靠村民自治

推進新農村建設必須依靠村民自治

陳達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我國農村的主體，村民自治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農村稅費改革以前，我們各級基層黨政組織，特別是鄉鎮黨委、政府以及廣大的鄉鎮干部，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是用在“摧糧要款”、“刮宮引產”這些任務上。隨著我國農村各種綜合配套改革措施的不斷深入，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的工作職權、工作手段，相對弱化，農村現行體制、社會管理以及工作方式等等，和若干年前相比，也都發生了重大轉變。農村經濟發展、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社會管理和農村致富奔小康等方面的工作，必將面臨著新的形勢和新的困難。實踐證明，破解這些矛盾和難題，最重要、最長遠、最可靠的方式，就是我們必須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基本原則，遵循基層民主政治進程不可逆轉的規律，高度重視并大力健全基層民主建設和群眾自治機制，通過村民自治的方式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前，我國農村村民自治的政治條件和社會條件，已經日漸成熟，特別是最近幾年鄉鎮實行“零收費”后，農村和農民實現完全意義上的自治，已基本上沒有了法律和政策上的障礙。一方面，作為鄉鎮黨委、政府以及廣大的鄉鎮干部，可以放開手腳抓、創造性的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那就是保運轉、保穩定和保和諧；另一方面，村級組織和廣大村民群眾，可以更加大膽的、自主的、扎實的做好自己的生產和經營。只有這樣，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才能得到加速推進。

一、要運用村民自治推進農村經濟發展

社會的發展，歸根到底，就是經濟的發展。農村的發展也不例外。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目的，無外乎就是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村環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發展農村經濟，是廣大農民參與村民自治的根本所在。作為各級基層黨政組織，特別是鄉鎮黨委、政府以及廣大鄉鎮干部，必須與時俱進，要切實轉變對農村以及農民的傳統的管理方式，在農村經濟的發展上尊重村民自主權，積極引導農民立足資源優勢和市場行情，努力發展特色農業，支持農民發展和參與農村的各種經濟合作組織，不斷提高農業綜合開發效益和農民參與市場經濟的深度、廣度。要適時開展各種農村職業技術教育，適時舉辦各種法律服務和農業新技術培訓班，為農民盡可能的提供信息、技術、銷售等方面的服務，讓農民遵循市場的基本規律和需要去從事基本經濟活動，并以此促進農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以我縣梅田湖鎮為例，2007年以來，鎮黨委、政府以及人大主席團，積極引導農民組建特種養殖行業協會，還負責向農民提供資金、技術、銷售等服務，支持該鎮落實退田還水發展項目，全鎮共發展甲魚等特種養殖4000余畝，發展特種養殖農戶200戶，戶平增收3000元以上。這樣做的好處，就是立竿見影的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有效的推進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

二、要運用村民自治建設農村公益事業

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的土改時期，我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就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農會”的響亮口號。時間到了現在，我們的農村工作，依然應該這樣做，這就是：農村的工作，還必須是由農村村級組織和農民自己當家、自己做。目前，我們的農村實施“零稅費”并取消“兩工”后，鄉村兩級的經費收入大幅度減少，可以使用和支配的資金難以投入公益事業的建設，加之農民又沒有繼續投入“兩工”的義務。所以說，鄉鎮一級對農村村、場，基本上沒有了資金上的扶持和支持。針對農村“一事一議”籌資標準低、公益事業建設難的現狀，各級基層黨政組織，特別是鄉鎮黨委、政府以及廣大鄉鎮干部，我們工作的最好辦法，當然就是一切權力歸村場、歸農戶、歸農民，并堅持做到村里一切大事由群眾自己決定。鄉鎮黨委、政府以及其他基層組織，只能是如何做好組織、服務和引導等工作。我們要本著自愿互利、注重實效、控制標準、嚴格規范的原則，積極組織與引導農民自覺投資投勞，搞好農村公路、水利設施等公益事業建設，幫助村場、農戶切實解決好資金不足與公益事業建設的矛盾。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既可避免形成新的負債，又不錯失發展機遇。近幾年來，我縣東山鎮搶抓國家加大新農村建設投入的良好機遇，積極引導群眾采取自愿捐資、自覺投勞方式，募集配套資金500余萬元，硬化村級公路140余公里，維修機埠50余座，疏洗渠道100公里，不僅有效的提高了農村以及農民產生、生活的質量和水平，也確保了農村經濟的快速和可持速發展。

三、要運用村民自治解決農村突出問題

目前，廣大農村以及農民的政策法律意識、民主水平和自由化程度，已經越來越高，鄉、村組織對每一個具體的農民的約束力以及管理能力，有了一定的難度，而且其難度將越來越大。因為農村常住人口中，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常年外出務工，而留在家里的，基本上是“386199”部隊，即婦女、小孩和老人，他們不管事也當不了家，因此，這些人對鄉、村、組的行政要求和工作任務，采取的主要辦法，不是逃避就是回避。為此，作為我們各級基層黨政組織，特別是鄉鎮黨委、政府以及廣大鄉鎮干部，也只能堅持日常事務由群眾自己管理的辦法，讓群眾自己的事情自己辦，自己的幸福自己決定。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的、艱巨的任務，就是我們必須要認真組織、積極引導，幫助村級組織制訂好村規民約，并督促村級組織充分利用好村規民約加強對村民的教育、約束和管理，實行有獎有罰，相互監督，相互制約，促使惠農補帖、防洪抗災、計劃生育等工作任務順利完成。我們還要集中群眾意見和智慧，民主討論和決定這些具體問題，要堅持做到通過村民會議決定重大事項，村民代表會議研究日常工作。稅費改革后，我們農村村級事務，還面臨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如村級管理費用嚴重不足、村級負債無法償還、農民土地權益糾紛日益突出等等。解決這些矛盾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召開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遇事不搞少數鄉、村負責人說了算，不能讓間接民主代替直接民主。2006年以來，我縣南山鄉南竹、繁榮等村場，通過召開村民代表會議討論，采取重新丈量耕地確權頒證、實行集體土地合法流轉等方式，削減村級債務60多萬元，使村級負債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

四、要運用村民自治維護農村穩定和諧

新的歷史時期和新的形勢之下，在農村保穩定、促和諧，是擺在我們各級基層黨政組織，特別是鄉鎮黨委以及廣大鄉鎮干部面前的一項首要任務。為此，我們必須結合本地實際情況，配合有關部門以及村民委員會，建立和健全村民自治章程，積極引導農村廣大農民，廣泛開展星級文明戶評選、文明村組評選、“改陋習、樹新風”等群眾性文明創建活動，逐步改變農村封建迷信、打牌賭博、人情風盛行等陳規陋習，倡導農村科學文明的社會新風。比如，我們可以每年按照村民推薦、村民代表會議決定的程序，組織評選“文明家庭”等活動，并召開村民大會予以表彰，增強群眾文明守法意識，凈化村風民風，促進農村和諧。要通過村民自治鞏固農村基層治安防線，發展壯大村級群防群治隊伍，依靠群眾力量打擊整治農村各種刑事犯罪、宗族惡勢力和非法邪教活動。近年來，我縣與湖北省石首市接壤的萬庾鎮黃山村，村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能根據群眾要求，認真發動并組織全體村民，開展“清潔家園行”活動，規范村民紅白喜事行為，建立邊界治安聯防體系，嚴厲制止打牌賭博和偷盜等非法行為，維護了一方穩定和平安，達到了村容美、民風好的基本要求，被縣、市、省和全國樹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村。

作者系華容縣人大常委會農村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第三篇：建設新農村與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

建設新農村與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1)新農村建設，從制度創新看，應主要解決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務體制建立和鄉村治理結構建設這三大問題。撰寫本文的目的則是通過對村民自治制度問題的探討，力圖在公共服務體制建立和鄉村治理建設這兩個目前學界討論的比較少的關鍵問題上尋找到新農村建設在理論上的突破口和著眼點，以為學界的進一步研究打下基礎。不當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我國的村民自治作為一種基層民主政治的實踐已經進行了18年了。這18年來，村民自治制度也像當年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樣，無論是政府、學界還是自治組織的當事人——農民自己，對它的熱情、期冀，以及對它本身的實踐作用的評價都經歷了一個由勃然高漲到逐步消退的過程。目前，即使是政府，在對外宣傳和實踐中繼續堅持村民自治的現有制度模式的同時，也開始組織課題考慮如何改革這個制度以使之適應建設新農村和在農村建立和諧社會的需要了。為此，人們不禁要問：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問題的提出

這些年來的實踐表明，這個當年曾被舉國一致寄予基層民主建設厚望的村民自治，非但沒有幫助我們找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并更好地維護農民權益，促進農村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相反，我國的三農問題還隨著這個村民自治制度和聯產承包制度的實踐和推行反而日益地惡化和嚴重起來了。也就是說，我國推行了這么多年的以實行基層民主政治為宗旨的村民自治制度，盡管其在培養和訓練農民的民主意識和民主程序方面立下汗馬功勞，并為中國現今的民主政治建設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歷史功績不容否定，但它并沒有給我國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帶來實質性的好處。這表明，我國的村民自治在實踐中陷入困境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這是一件多么令人遺憾的事情啊！

歸納一下目前學界的研究觀點就可發現，盡管一部分學人將村民自治的困境主要歸因于我國的或傳統文化落后，或村民素質低下，或農村宗族勢力強盛，或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薄弱等因素的制約，但更多的學人還是認為我國村民自治步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黨-村關系和鄉-村關系無法理順并愈趨緊張所致。

所謂黨-村關系，就是指中共的村級黨組織——村支部委員會與村民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之間的關系；而所謂鄉-村關系，則是指鄉（鎮）政府與村民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之間的關系。學界普遍認為，黨-村關系不順主要是由于黨的基層組織黨支部和村民自治組織村委會在基層事務管理上存在著一種權力重疊，而且前者的領導核心地位也會很自然地取代或削弱后者的自治管理地位。而鄉-村關系的愈趨緊張則主要是因為在鄉（鎮）政府與村自治組織之間在各種利益，主要是經濟利益的分配上的對立和沖突所致。我們如果再往深處分析就可發現：根據黨章和法規，村黨支部和鄉（鎮）政府兩者都必須服從鄉（鎮）黨委的統一領導，所以，在村里作為法定領導核心的村黨支部執行的上級黨委下達的工作指令在實際內容上也必然與鄉鎮政府下達給村委會的行政性政令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黨-村關系與鄉-村關系其實完全可以被歸納為一種關系，即鄉（鎮）黨委和政府與村自治組織之間的關系。下面為便于論述和分析，我們便將黨-村關系和鄉-村關系合并簡化一下，統稱作一種關系，即政府與自治組織之間的關系，或叫作政-村關系。前述的黨-村關系和鄉-村關系愈趨緊張，其實就是指政府與自治組織之間的關系，也即指政-村關系愈趨緊張了。

大家知道，鄉（鎮）政府是一級行政組織，而村委會則是村民自治組織。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在《村民組織法》中都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界定。比如，該法規定鄉（鎮）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項。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按照該法上述規定，政-村關系明明白白就是一種指導與協助的關系。這兩者之間原本井水不犯河水，可在實踐中為什么又會普遍出現關系緊張呢？

學界有人將這歸結于上級通過黨的系統，即村支部，以及黨的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來干預甚至壓制村委會的自治工作導致的。這種分析不能說不符合實際。但是，上級黨委和鄉鎮政府為什么要冒違法之大不韙來干預村自治組織的運作呢？或者說，為什么村民自治組織會普遍遭受到來自鄉（鎮）政府的干預和制約呢？有人分析說，這是我國的宏觀體制，也即強勢政府體制及其衍生的行政沖動所致，所以必須有賴于我國整個宏觀政治體制的改革方可使村民自治擺脫困境。對此，我持不同意見。

我不否認強勢政府及其缺乏制約的行政沖動的確會導致村民自治的困難，也是造成目前政-村關系緊張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宏觀政治體制的改革也的確將會有助于改善這種政-村關系。但是人們要問了，那為什么同樣是強勢政府，在它們面對其它各種類型的社會和經濟組織，如各種社會團體、公益組織、公司企業以及其它非企業性的社會和經濟組織（無論民營還是國有）時，其行政沖動就沒有這么強烈，行政干預也沒有這么多發和直接呢？比如，面對公司和企業這類經濟組織，不要說是民營的了，即使是說那些資產屬于國有的企業，其所屬的那一層級的黨委和政府卻為什么很少直接干預或通過企業黨組織來間接干預其經營工作呢？為什么政府單單在面對自治組織時就會有那么多的行政沖動呢？有人說，你企業有《公司法》保護。可是我們的村民自治不也是有《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保護嗎？而且該法比《公司法》頒行和修訂得更早，當然相對而言也更完善些才對啊！

所以我認為，我們在分析政-村關系緊張，也即村民自治的困境時，應該既要從村民自治的外部的體制環境中尋找原因，也要從村民自治的內部，即從這個組織的性質和制度本身上來尋找原因。否則，我們就不可能發現為何用法律形式給予了那么多民主的村民自治會陷入困境的真正的原因所在，并找到正確的解決途徑。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分析村民自治組織的性質以及這個制度的設計結構上入手進行深入研究，以便于找到正確的改革方向。這不光是學術研究立論本身的需要，也是我國政治體制的進一步改革的客觀需要。

二、是自治組織還是其它什么性質的組織？

那么，我們當初設計的這個村民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究竟是一種什么性質的自治組織呢？是行政組織，還是社會組織，抑或是經濟組織？對此問題，無論是1987年試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還是10年后的正式頒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都沒有正面予以回答。該法在第二條中是這樣規定的：“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也就是說，當初設計村民自治制度時我們只將其確定為一種自我管理、教育和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其運作方式是“四個民主”。但這里我們卻忽略了用法律規定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這些在各個方面都體現了基層民主精神的所謂村民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將帶領它們的村民進行什么樣的自治呢？是行政自治？社會自治？還是經濟自治？是單一自治還是全面自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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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村民自治推薦材料

龍角鎮村民自治推薦材料

“為群眾提供最優質的服務，讓群眾滿意，才是我們工作的宗旨和根本。”龍角鎮龍堰村計劃生育協會會長蒲東培這樣說。

2011年龍角鎮龍堰村成為重慶市首批“計劃生育村民自治示范村”之一，代表著該村計劃生育村民自治工作得到上級計生部門的肯定。計劃生育村民自治一直是穩定農村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龍堰村計生協會成立以來，堅持以“為群眾服務”為宗旨，做到了事事為群眾著想。

“多虧了我們村里的計生協會，我今年才可以納入農村計劃生育家庭部分獎勵扶助對象呀”，龍堰村5組的村民謝長中這樣說到。原來謝長中在2010年按照龍角鎮移民政策后靠移民，戶口由原來的農業戶口轉成了非農業戶口，但是一直卻沒有辦理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按照最新的重慶市農村計劃生育家庭部分獎勵扶助政策，由于政策原因戶口轉非，并一直沒有享受城鎮居民社保的獨生子女戶或雙女戶家庭，可以界定為農業戶口，繼續享受農村計劃生育獎勵扶助政策。龍堰村計生協會了解到這件事情后，及時向鎮計生辦說明此事，并提交了申請，跑前跑后為謝長中完善了申報材料，并在截止日期之前通過了審批，成為2012年龍角鎮農村計劃生育家庭部分獎勵扶助對象之一。

為群眾服務的同時也嚴格按照制度辦事。根據龍堰村村民自治規范，凡村內涉及違法生育的家庭一律必須先到相關部門接受處理，主動繳納違法生育社會撫養費。龍堰村自成立計生協會以來一直堅持

宣傳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并對出現的違法生育現象嚴格如實上報。龍堰村1組村民余洋，2006高中畢業以后就隨家人常年在外打工，去年和女朋友回到家中的時候，已經生育小孩，但二人還沒有達到結婚年齡，屬于非婚生育，按照相關規定應該繳納一定的社會撫養費。余洋卻以不打算給小孩上戶口為由一直不到鎮計生辦接受處理。村計生協會知道這件事情以后，派出協會會員對他們進行了半個月的宣傳教育，終于說服這家人辦理了相關手續。龍堰村一直都是龍角鎮違法生育案例較少的村居，村民主動繳納違法生育社會撫養費的比例也居全鎮之首。

龍角鎮龍堰村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一直以關注民生、維護民利，讓群眾滿意為宗旨，以共享陽光、共建和諧為主題，經過鎮、村干部的共同努力，在全村已初步形成了“陽光計生”管理服務新機制，使廣大群眾充分享有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大大提高了群眾對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的滿意程度。2012年龍堰村計劃生育村民自治目標任務就是，組織和帶領村民制定并落實本村的人口與計劃生育發展規劃、工作計劃，完成鎮下達的人口與計劃生育責任目標。不斷地促進村民婚育觀念的轉變，教育推動群眾自覺履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第五篇：淺談村官在村民自治過程中的法律責任

淺談村官在村民自治過程中的法律責任

[摘要]當前農村基層法制建設，尤其是《村民組織法》在農村基層的實施還存在不少問題，特別是村官在村民自治過程中，大量存在職務犯罪等違法行為，本文試圖通過闡述瑞安市農村基層村兩委主要人員的責任入手，深入探討村官職務責任、法律責任等，分析基層組織法制建設，解決當前農村基層組織主要責任人員法制觀念淡薄問題的辦法，以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村官責任，促進基層社會穩定和民主進步。

[關鍵字]基層法制建設 村民組織法 村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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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來，瑞安市出現了3個村罷免村官的村民司法行為，體現了當前我市農民法律觀念不斷提高。2000年，全國首例罷免村官案件在瑞安市潘岱街道白蓮村發生，但是較長時間來村委會、村主任、村代表無法換屆，基層組織一直癱瘓，村貌建設、公益建設、經濟建設幾乎止步不前。出現罷免村官現象的原因，主要是當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過程中，村干部法律意識淡薄，村干部犯罪現象頻繁。據統計，瑞安市近年來村干部犯罪案件數量呈上升趨勢，2007年該市檢察機關共受理各類村干部犯罪案件13件25人，2008年受理案件32件52人，2009受理案件52件94人。對此，筆者對村級組織法制建設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現就如何加強村干部法律意識，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二、當前農村基層自治存在的主要問題

自一九八八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頒布至今，我國村民自治走過了十多年的歷程，各地就如何實踐村民委員會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特別是九八年組織法“轉正”后，從立法上進一步明確了村民大會、村民代表大會、村民委員會的權力、義務和地位，自治的程序化規定更加明確，民主自治逐漸走上了規范化、法制化的道路。村民自治的實踐，激發了村民當家作主的熱情，廣大村民的權力意識、主體意識、民主意識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然而，勿庸諱言，隨著實踐的不斷深入，自治中深層次的問題不斷涌現，特別是村委會成員的非民主行為毋須承擔責任，造成較嚴重的后果，使“四大民主”建設面臨嚴峻的考驗，農村的民主法治建設出現了階段性的危機。

一是民主選舉逐漸變味。民主選舉是“四大民主”的基礎，是村民自治的基石，更是村民自治的源頭。但四輪的村民直選，一方面，使選民懂得村官權力的來源和學會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力。另一方面，全國各地一部分經濟發達的村，在村民委員會主任的選舉過程中卻普遍逐漸出現威脅、利誘、挨家逐戶送禮，宴請選民、買票賣票等現象，個別地方甚至還出現暴力參選的情況。據溫州某縣的調查表明，在該縣經濟比較發達和一些面臨土地開發的村，百分之八十以上出現了上述情況，且參選人化費的金額少者萬元，多者幾十萬。據了解，該縣×村在選舉過程中公然出現一張選票買一百元，而另一個村的候選人之間由于競爭激烈，擔心費用過大，則通過中間人出面調解，由一方候選人出面付給另一方二萬元，而接受的一方，則以在選舉中保持沉默的方式，放棄競爭。凡此種種，舉不勝舉。盡管現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這種選舉一經查實，就宣布為無效，但由于此類案件面廣事雜難查處，這種情況已象瘟疫一樣流行，查不勝查，況且，現實中受查處者又寥寥無幾，此風難以得到有效遏制。

二是民主管理和民主決策形同虛設。就村民自治而言，“四大民主”的核心是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民主選舉的目的最后還是落實到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上。民主選舉的到位意味著民主的開端。民主的精神能否真正得到培養，則主要依賴于群眾是否真正參與管理和決策。實踐的情況表明，盡管《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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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8頁 規定，村中的主要事務和重大事務是由村民代表會議和村民會議討論決定，但令人遺憾的是，違規決策、違規管理者比比皆是，幾乎各個村都不同程度存在著亂決策、亂開支、亂管理的“三亂”現象。如溫州某一個村在沒有任何建設的情況下一年吃掉二十多萬元，而另一個村，在沒有召開村民代表會的情況下，竟然將一塊面積十多畝，畝價值近百萬元的農民建房返回地，以每畝二十多萬元價格轉讓給開發商開發，待農民兄弟發現時，開發商不僅已辦理了手續，而且已開始基建，農民兄弟們只能徒呼奈何。此類“三亂”現象在全國各地一定程度上較多，遍地存在，使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成為一紙空文。筆者認為，主要是我們現有立法上的缺陷和法律適用中的含糊造成的——該法違法行為的責任規定不明確、不到位，使違法決策、管理的成本過低是造成“四大民主”變味的關鍵因素。三是民主監督機制不完善。我國現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存在著民主監督機制不完善的問題，這也是造成基層腐敗的重要原因。其主要體現在：村級財務管理混亂，財務管理有章不循、有法不依，這為村官腐敗打開方便之門。村務公開走過場，停留在形式上，沒有徹底到位，村民想知道的，村干部往往不公開。上級部門監督不到位，有關部門對于村干部的管理，是按照職能分工各管一段，缺乏協調機制，而且村委會是一個自治組織，鄉鎮和村委會并不是領導關系，鄉鎮政府對村干部監管機制不順。

三、村官在村民自治中的責任缺失

一是村官責任的約束機制不健全。近年來，村官的違法違紀行為日趨上升，據不完全統計，瑞安市961個村，每年查處村干部違法違紀案件達數十件。這一現象的發生，一方面與村干部責任約束機制的不健全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村干部自身素質低下密不可分。村干部在履行職責時，權力的監督機制缺乏，致使村干部濫用權力；選舉村官時又存在大量的拉票、暴力選舉、賄選等行為，致使村干部選舉時把一些素質低下的人員選為村官。現行的法律對村委員選舉中的威脅、利誘、賄選與打擊不力，由于立法者沒有將村民自治中的選舉行為列入國家選舉的體系中，對現實中明顯存在的嚴重破壞選舉行為，雖經查明也只能宣布選舉無效。

二是村官的法律責任缺失。也許是基于村民自治是一項嶄新的實踐，需要在探索中不斷地發展，九八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沒有規定法律責任篇，而法律責任問題恰恰是保障其得以有效貫徹實施的最重要的手段和措施。但目前的客觀情況是，對違反“四大民主”的有關行為人的處罰只能散見于現行的《刑法》和民事法律中。刑事立法方面，由于我國現行的《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實施自治組織，已將其排除出行政機關的序列，在進入《刑法》保護時，自然首先碰到的一只攔路虎是法律的主體問題，村民委員會不屬于國家行政機關，成員當然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不能以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進行懲處，自治機關性質的疑問，導致了法律上對其主體資格認識的模糊，刑事保護的力度受到了有關法律的技術阻攔。一九九八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為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第3頁

共8頁 曾以立法解釋的辦法，將村民委員會人員七種行為為委托從事公務的行為，使村官部分違法犯罪行為可以依貪污罪、受賄罪得到懲處，從而一定的程度上遏制了村官的腐敗行為。但對任意違反民主決策、民主管理的“越權、濫權”的瀆職行為卻留下了盲區，給違規管理、違規決策大開了方便之門。民事法律的適用方面，對村官行為責任的落實，同樣也受到村民委員會行為性質認識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解釋中指出：村民委員會的行為是一種管理行為，它與村民之間存在著主體上的不平等，依法不能進入訴訟，這一解釋表明：不僅將村官的職務行為排除在民事訴訟之外，而且也排除了村官個人對村集體侵權和“越權濫權”行為給村集體造成損失的民事責任。最終引發和導致二大嚴重惡果，一是將村民參與民主監督的熱情一掃而空，因為這意味著，既使民主監督最到位，但難以進入訴訟程序，使之失去有效的剛性的保障；二是村民委員會一旦存在違規操作給村集體利益造成損害，村民們只能以尋求向政府反應的方式和途徑來解決，但政府處理的手段措施又必須依仗法律。其結果引發村民不斷上訪，政府又苦于無手段，長此以往，導致了村民對政府的不滿和群體性上訪事件的惡性循環，助長了村民的法律虛無主義心態。

三是村官的責權利不統一。在我國現行的村民自治過程中，村干部權力缺乏制約是村官腐敗的主要原因。根據我國《憲法》、《村民組織法》的相關規定，村官并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的序列，其所把握的權力不屬于國家權力（有國家授權的除外），但仍屬于一種公共權力，該權力來源于村民，即由村民通過民主選舉的形式所賦予的。由于村民委員會是一種群眾性自治組織，主要依靠村民們的民主治理和民主監督，但由于我國農村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仍很落后，農民的民主權利意識還很淡薄，農民護權能力的低下，權利受到侵害后無能為力、不知道該怎么辦的現實狀況，很難形成對村官權力的有效制約，村官腐敗現象的發生也就在所難免。

四、完善村官責任制的途徑

一要建立健全法律。在刑事方面，我們應當將村級選舉中所出現的威脅，利誘、賄選、以及暴力選舉破壞選舉的行為列入刑法打擊的范疇，村民自治制度，是整個民主制度的基石，自治中的村民選舉則又是四大民主制度的源頭，必然會導致整個村民自治制度的面目全非，盡管村民委員會的選舉并非國家機關的選舉，但其影響，其本質意義已遠遠地超越了自身，它對民主制度的建立、民主精神生根有著深遠意義，并對國家機關的選舉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由此可見，這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絕對不容低估，現狀的民主實踐表明，如果不實行刑事上的保護，民主選舉的公正、公開、公平就無法得到體制，選舉的民眾的意志就難能得以保證。

二要加強對村干部的教育，提高村干部的素質。以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為載體，下大力氣抓好村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村干部的素質。還要加強紀律和法制教育，使村干部增強自律和自控能力，依法辦事，自覺地用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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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8頁 律和法律規范自己的行為。普及法律知識，不斷提高其政策水平和法律意識，讓其明白自己手中的權力來自人民，屬于人民，權力應服務于人民，要切實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同時，必須有計劃、分步驟地對農村基層干部成員集中開展“素質培訓、政策教育、法律學習”的活動，以加強他們對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相關政策法規的認識和了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三要強化村民的依法自治意識。完善村民議事制度，規范具體操作流程。村民議事制度是實現民主決策的有效途徑和重要方式。根據《村組法》的規定，村民議事的組織形式就是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村民議事的基本功能是民主討論、民主商議和共同決定。因此要明確規定村民會議、村民委員會、村務委員會等村民自治組織的性質、地位、權限和相互關系。要完善村民民主監督制度。對鄉村提留、計生指標、宅基建設、承包費用、土地調整、經濟項目、公益事業等熱點、難點問題，應及時提交村民會議討論。未經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的事情，不能被執行。

四要完善村干部選拔任免制度，加大對違法的處罰力度。一是把好選舉關，保證選民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選舉權。對通過不正當手段當選的村官或違法的村干部，應加大處罰力度，增加違法犯罪成本，以凈化農村風氣，促進社會穩定。二是落實村民自治和村務公開等制度，給村民真正的罷免村干部的權力。村民就村務問題依法可以提出動議，隨時要求村干部進行答疑。三是培養、選拔優秀大學生充實農村干部隊伍，以改變目前農村干部隊伍年齡漸趨老化、學歷偏低的現狀，以提高干部干部的整體素質。四是完善罷免制度。要針對當前罷免制度中存在的程序缺陷、立法不完善等問題，加強村民自治罷免立法，修訂完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的罷免制度條款，以切實保護村民的罷免權，加強對村委會的監督，確保村民自治順利進行。

綜上所述，落實村民和準村官（是指村民委員會成員的候選人）的法律責任，對目前在自治中“四大民主”所產生的病癥來說，是一種針炙法，特別是在自治章程中規定對非民主行為所造成的賠償的做法，是將自治的實質內涵得到進一步拓展的體現，是將農村民主法治之路結為一體有益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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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黃堅：《淺談“村官”犯罪的成因及對策》，溫州廉政網，http://www.tmdps.cn/NewsInfo.asp?NewsID=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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