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國企領導人不是企業家的11條理由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國企領導人不是企業家的11條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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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被舉報并戲劇性地被調查，是最近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筆者注意到，無論外媒還是內媒，對于宋林的稱呼都出奇地一致：除了“華潤集團董事長”的職務稱呼外，人民網還稱之為“省部級高官”，新京報稱之為“副部級官員”，新華網博客稱之為“央企高官”，一些外媒中文網稱“又一高官落馬”，等等。無一例外都把宋林當做“高官”而不是“企業家”。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為什么宋林不是企業家？著名經濟學家張曙光在《中國企業家的功績、處境和命運》一文中開宗明義地寫道：“本文所講的中國企業家，主要是指民營企業家；國有企業的老總不是企業家，是官員??故不在本文討論之列。”那么為什么國有企業領導者是官員而不是企業家？為什么國有企業領導人不是企業家無論寧高寧時代還是宋林時代，華潤集團給人們的印象就是擅長資本運作和并購重組，在市場競爭領域長袖善舞，縱橫捭闔。成為華潤集團的董事長后，宋林自然而然以“企業家”的身份出現在公眾視野。然而，宋林在華潤集團的完整身份是“董事長兼黨委書記”，而這兩個職務都是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國有重點企業的職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搜索“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職務名稱表”。因此，宋林真正的身份是“中管干部”，宣布免除宋林職務的機構只能是中央組織部，而不是國資委。這也正說明了宋林的副部級干部身份。因此中外媒體說宋林是官員、高官，并沒有錯。

當然，并不能因為宋林等人是國有企業的領導者就說他們沒有企業家才能。相反，許多國企領導者是具有卓越的企業家才能的。比如改革以來出現的袁庚、步鑫生、馬勝利、趙新先、褚時健、李經緯等。他們也具有所有企業家的共同特點，那就是對于尋找市場機會的高度敏感性、執行決策的高效率和對創新的渴望。但是囿于國有企業干部管理體制的限制，他們最多只能算是“有企業家才能的干部”，而不是企業家。

企業家和國企干部的重大區別

企業家和國有企業干部之間存在著涇渭分明的差異。主要有11個方面：

第一，企業家由市場產生，其勞動對象通常是私有財產；國有企業干部由組織任命，其勞動對象通常是全民財產。由此就形成了從管理體制、激勵制度、約束制度等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區別。

第二，企業家沒有行政級別（按照中國政治身份的劃分，就是群眾，即老百姓或“民”）；國有企業干部有行政級別（其政治身份是干部，即官或吏）。國有企業干部的行政級別隨著所在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走，所在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高，其領導人的行政級別也高，與其企業家才能并沒有直接關系。通常，中央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有正部級（如中國鐵路總公司）、副部級（53家中央管理的國有企業）和廳局級；省級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有副省級和廳局級；市級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有副局級和正處級。

第三，企業家的才能主要體現為市場化的薪酬，也有個別企業家尋求政治待遇，但

最高的職位也就是工商聯主席、政協常委以及人大代表等待遇；國有企業干部的才能主要體現為黨政待遇和行政級別（在弱化行政級別待遇的同時，如果市場化待遇沒有及時跟上，容易發生“59歲腐敗”現象）。有少數國有企業領導人的黨政待遇能達到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紀委委員。民營企業家則沒有人進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委委員會。

第四，企業家在所屬企業內具有高度權威性和決策主導性；國有企業干部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企業的設立、投資、合并、分立、撤銷以及領導人的撤換等重大決策，并不由他們主要決定（當然他們可以是主要參與者）。

第五，企業家的工作導向主要是公司的市場績效，一般沒有超越商業以外的目標；國有企業干部的工作導向則是多重的，包括企業規模、企業效益、政治責任、社會責任等，而且不排除干一些“政績工程”，甚至經常以非商業目標替代商業目標。

第六，企業家的行為偏好是崇尚風險和創新；國有企業干部的行為偏好是穩定。這當然是由身份不同造成的。

第七，企業家通常敢于彰顯個性、個人才能、價值傾向，充滿個人魅力；國有企業干部通常深居簡出，很少出來講話，講話也多數是照本宣科、官樣文章，缺少個人魅力。

第八，企業家一般長期在一家企業任職；國有企業干部則有通道在國有企業與黨政部門領導之間“旋轉”。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第九，在政治協商會議的界別上，企業家歸為工商界即非公經濟人士，通常由中央統戰部對口管理（于是出現了黨員身份的民營企業家也由統戰部管理的奇怪現象）；國有企業干部則有中央組織部及各級組織部門管理。

第十，企業家違法行為由法律約束；國有企業干部違法行為首先由黨的紀檢部門約束。

第十一，很重要的一點，企業家沒有任職的年齡限制，除非身體不能支撐或大腦跟不上時代；國有企業干部必須到點退休，無論其身體多好、水平多高。

總體而言，國有企業領導人的根本屬性是行政屬性，是與黨政部門的關系，而不是市場屬性。其激勵機制首先是黨政激勵，從副處到正處，一直到廳局級乃至副部級；其約束首先是紀檢行政部門的約束，而不是重大信息披露的市場化約束。啟動國有企業領導人去行政化的改革已經過去15年了，今天仍然在原地踏步。只要國有企業領導人擁有一天行政級別，就一天也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企業家，他們的企業家才能和價值就不可能得到市場體現。更多池州事業單位招聘信息，歡迎登陸：池州人事考試網 池州事業單位招聘網

第二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6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計生捆綁”還要引發多少悲劇 歡迎加入2014年池州事業單位群： 248612016

將計生與義務教育“捆綁”的做法，事實上正是對于公民教育權利的挾持。所有的計生“捆綁式執法”現象，都到了該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時候了。

據《東方早報》報道，37歲的貴州興義農民王光榮不久前割腕自殺，因為繳不起4個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罰款”，而不交錢意味著孩子上學將受阻。

社會治理中一些壞的辦法，總是一再地引發更壞的結果，王光榮之死正是一例。王光榮的死與“超生罰款”之間的聯系，不會因為當地的“辟謠”而不存在。在報道中，王光榮的妻子表示，就在丈夫自殺的當天下午，三女兒從下壩小學回來后，還向她要“計生證明”。“計生捆綁”把一個生命，以及他身后的這個家庭捆綁了進去。

近些年來，將計生政策與其他政策“捆綁”的現象并不罕見。最近《新京報》剛報道過，湖南武岡一戶貧困家庭，由于超生遲遲申請不了低保，丈夫將癱瘓的妻子“扔”在鄉政府，最后導致“農婦之死”悲劇。除了上學、低保之外，各地和計生捆綁的還有醫保、落戶、購房、結婚登記、身份證明等各種“土政策”。

現階段公民應當遵守計劃生育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為了實現計生目的，就可以挾持公民權利。尤其是超生和交罰款的責任在家長，怎么能拿孩子的落戶權、受教育權作為捆綁或代價？這種“捆綁”事實上是對于公民教育權利的挾持。而這種挾持的根本，則是社會治理中的“懶政”思維，更是公權力的犯規與越界。

在王光榮之死的報道中，一名當地人表示，“興義教育部門對計生單位的要求有些遲疑，有教育系統領導提到不能因為計生工作讓適齡兒童無法讀書。”但是在不由分說的壓力面前，這種遲疑是無意義的，反對更是無效的。而這種“捆綁”，不僅讓一些地方的計生執法面臨普遍合法性危機，也無法從根本上維護國策應有的嚴肅與效率。

愈是國策，愈應在法治之內依法行政。值得注意的是，興義計生“捆綁式執法”還曾被視為一種柔性執法：在2004年前后，因計生執法不當，興義發生過兩名計生干部被殺的兇案。兇案發生后，相關部門探索計生執法的其他方式，將最初的強制征收變為較柔和的“捆綁式執法”。但是許多學齡兒童無法接受義務教育，以及王光榮最終割腕自殺的事實，還能表明這種做法是“柔和”的嗎？

就在不久前，32名律師、學者聯名的建議信，寄往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呼吁盡快清理各地新生兒落戶與計生掛鉤的違法規定，在全國范圍取消計生與戶籍的捆綁，消除“無準生證不能上戶口”的不合理現象。其實，不獨戶籍，任何關于計生的捆綁都應當被取消。

現在已有江西南昌、山東等地出臺新政，取消計生與戶籍捆綁，獲得民意普遍支持。為了避免更多悲劇，為了敬重法治和民意，所有的“計生捆綁”現象，都到了該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時候了。

2014年池州事業單位面試培訓：“計生捆綁”還要引發多少

悲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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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計生與義務教育“捆綁”的做法，事實上正是對于公民教育權利的挾持。所有的計生“捆綁式執法”現象，都到了該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時候了。

據《東方早報》報道，37歲的貴州興義農民王光榮不久前割腕自殺，因為繳不起4個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罰款”，而不交錢意味著孩子上學將受阻。

社會治理中一些壞的辦法，總是一再地引發更壞的結果，王光榮之死正是一例。王光榮的死與“超生罰款”之間的聯系，不會因為當地的“辟謠”而不存在。在報道中，王光榮的妻子表示，就在丈夫自殺的當天下午，三女兒從下壩小學回來后，還向她要“計生證明”。“計生捆綁”把一個生命，以及他身后的這個家庭捆綁了進去。

近些年來，將計生政策與其他政策“捆綁”的現象并不罕見。最近《新京報》剛報道過，湖南武岡一戶貧困家庭，由于超生遲遲申請不了低保，丈夫將癱瘓的妻子“扔”在鄉政府，最后導致“農婦之死”悲劇。除了上學、低保之外，各地和計生捆綁的還有醫保、落戶、購房、結婚登記、身份證明等各種“土政策”。

現階段公民應當遵守計劃生育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為了實現計生目的，就可以挾持公民權利。尤其是超生和交罰款的責任在家長，怎么能拿孩子的落戶權、受教育權作為捆綁或代價？這種“捆綁”事實上是對于公民教育權利的挾持。而這種挾持的根本，則是社會治理中的“懶政”思維，更是公權力的犯規與越界。

在王光榮之死的報道中，一名當地人表示，“興義教育部門對計生單位的要求有些遲疑，有教育系統領導提到不能因為計生工作讓適齡兒童無法讀書。”但是在不由分說的壓力面前，這種遲疑是無意義的，反對更是無效的。而這種“捆綁”，不僅讓一些地方的計生執法面臨普遍合法性危機，也無法從根本上維護國策應有的嚴肅與效率。

愈是國策，愈應在法治之內依法行政。值得注意的是，興義計生“捆綁式執法”還曾被視為一種柔性執法：在2004年前后，因計生執法不當，興義發生過兩名計生干部被殺的兇案。兇案發生后，相關部門探索計生執法的其他方式，將最初的強制征收變為較柔和的“捆綁式執法”。但是許多學齡兒童無法接受義務教育，以及王光榮最終割腕自殺的事實，還能表明這種做法是“柔和”的嗎？

就在不久前，32名律師、學者聯名的建議信，寄往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呼吁盡快清理各地新生兒落戶與計生掛鉤的違法規定，在全國范圍取消計生與戶籍的捆綁，消除“無準生證不能上戶口”的不合理現象。其實，不獨戶籍，任何關于計生的捆綁都應當被取消。

現在已有江西南昌、山東等地出臺新政，取消計生與戶籍捆綁，獲得民意普遍支持。為了避免更多悲劇，為了敬重法治和民意，所有的“計生捆綁”現象，都到了該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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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京津冀一體化,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京津冀一體化，心急吃不了熱豆腐京津冀一體化已是人盡皆知，河北保定等北京周邊城市房價飆升的消息也在鋪天蓋地。但切實推進京津冀一體化，需要的不是概念炒作，而是在眾聲喧嘩中保持冷靜，找準并把握好節奏，順利地把這塊“熱豆腐”吃下去、消化好。京津冀協同一體化的本意是為調整優化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實現行政資源和公共服務資源的共享。但應當看到，這一國家戰略的實施不會一蹴而就，三方地方政府各自還需保持理性思考，演好自己的角色，切實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模式，逐漸打破區域壁壘。無論是產業轉移、人口分流，還是交通一體化，都要穩扎穩打，而不是“大干快上”。

“大躍進”式的急躁冒進發展，曾讓我們吃過不少苦頭，這樣的歧路不能再走。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堅持“摸著石頭過河”、“三步走”戰略，我們方取得了成功經驗。回顧歷史，我們就明白：任何重大戰略的成功，決策者、實施者、參與者都不能心急，要循序漸進，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走。

國家戰略的實施，需要國家有關部委會同地方政府，認真組織調研，編制相關規劃，從國家層面統籌協調解決問題，以此突破藩籬、形成合力，絕不能容許“拍腦袋”、“一個領導一個藍圖”。筆者以為，京津冀一體化的當務之急是政策制定者認真做好調研，注重頂層設計。國家發改委9日首次公開表示正在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研究編制首都經濟圈一體化發展的相關規劃。輿論和公眾也需要給政府決策者留出時間和空間，力求政策不跑偏。當前，無論是房價的“漲聲四起”，還是京企的外遷，小道消息滿天飛，危害極大。從這一角度來說，政府決策部門也要積極做好權威發布工作，對社會和公眾及時作出有關解釋和說明，這是基本的要求，也是應有的態度。

心急吃不了熱豆腐，這是人盡皆知的老道理。國家重大戰略的推進，也應遵此理。如果硬吃“熱豆腐”，只能燙傷自己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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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班44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班：大氣污染將納入網格化管理范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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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昨天，市政協召開提案辦理協商座談會，市環保局等部門對市政協關于大氣污染治理的11件提案進行了集中辦理答復。市環保局透露，下一步將細化大氣污染防治網格化管理，將防治工作推進到農村、社區。張志銘委員提案表示，本市多處道路揚塵，與運輸渣土車輛遺撒和傾倒建筑垃圾有關，建議對相關行為加強管理。相關部門回復表示市城管執法局將加強日常巡查力度，采取全天候人盯車巡檢方式，并與交通、公安等部門加強配合，全力查處道路遺撒、傾倒建筑垃圾等違法行為。據介紹，目前本市已經采取了40多項措施防治大氣污染，僅淘汰老舊機動車一項，去年就完成了36.6萬輛的淘汰工作，財政補貼超過10億元。

政協委員劉一兵在提案中表示，本市應建立統一的管理平臺，使網格化城市管理工作向郊區縣等擴展。市環保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大氣污染舉報管理平臺已經建立，群眾可以撥打市政府熱線12345、市環保局熱線12369等進行投訴舉報。關于城市網格化管理的擴展，市環保局表示，下一步將細化大氣污染防治網格化的管理要求，明確網格化責任區劃分和職責分工，將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推進到農村、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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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班43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班：個人查詢本人信用報告三次以

上將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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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華網北京５月２７日電（記者王宇、王培偉）記者２７日從中國人民銀行獲悉，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將自６月３日開始對個人查詢本人信用報告實施收費制度。具體為，個人每年查詢第３次（含３次）以上的，每次收取服務費２５元，每年前兩次免費。

據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副主任王曉蕾介紹，信用報告有償查詢是國際通行做法，此次收費標準普遍低于境外征信機構同類服務收費標準。

據介紹，個人信用報告是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出具的，全面反映信息主體借債還錢、遵守合同和遵紀守法狀況的信用檔案。個人信用報告客觀地記錄、整合信息主體的信用表現，全面、準確、及時地反映其信用狀況，是信息主體的“經濟身份證”。目前征信中心已經為全國８．４億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檔案，每日查詢量超過百萬次。

根據《征信業管理條例》，個人有權每年兩次免費獲取本人信用報告。“一般來說，每年兩次免費查詢本人信用報告，已經基本滿足個人了解本人信用狀況的需求。”王曉蕾說。

資料顯示，去年全年我國有５００多萬人對其個人信用報告進行過查詢，其中查詢３次以上的有４４萬人。

另據王曉蕾介紹，個人除了可在各地人民銀行分支機構進行現場查詢外，也可通過互聯網進行查詢，目前網絡查詢不限次、不收費。

王曉蕾表示，征信中心將繼續完善征信系統，提升信用報告查詢服務水平，努力滿足個人信用報告查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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