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盤點領導人薦書:體現執政智慧和直面改革的深思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盤點領導人薦書:體現執政智慧和
直面改革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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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中國成立以來,愛書、薦書的領導人不勝枚舉,尤其是毛澤東,愛書如命,中南海豐澤園的菊香書屋就是明證,其藏書之多、讀書之勤、薦書之廣世所罕見。而近些年,大量經世濟民的書籍引發外界的關注。溫家寶多次講話中提到和推薦的書就有一二十本,其中不乏中國古代經典,也有不少外國著作。領導干部愛書、薦書,這樣的學習氛圍自上而下地推進、日益濃厚。
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場合推薦過的這些書,有的指點江山,有的謀劃改革,有的尋問歷史??體現著領導人的執政智慧和直面改革的深思。
習近平:《苦難輝煌》
根據媒體公開報道,總書記在與一些省級干部聊天時曾對《苦難輝煌》進行過推薦。《苦難輝煌》是由高層智囊金一南歷時十五年傾注心智的力作。被稱作第一本把中共早期歷史放在國際大背景下解讀的圖書,第一本用戰略思維、戰略意識點評歷史的圖書。那么,他為什么要向省級干部們推薦這本書呢?有分析稱,首先是該書所表現的那種信仰的力量。1921年的7月,中國共產黨在那樣的一個險惡的環境下抱成了團,在一種信仰的力量支撐下,他們披荊斬棘,歷盡萬重險惡,在各種勢力的夾縫中求存求發展求壯大,寫下的一路長歌驚天地泣鬼神。正是歷經了這樣的苦難洗禮,才有了今日的輝煌與復興。其次,總書記可能還希望黨的高級干部看事看物需要有戰略思維與戰略意識,要在險惡中看到希望,在得意時看到危機。《苦難輝煌》一書一直在講著這樣的因與果的關系,一直在用歷史告訴讀者,任何時候,都要有一種清醒的態度。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此外,習近平可能還有一種對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國際共運史、中國建軍史正本清源的推崇。
李克強:《第三次工業革命》
新華社人物特稿里曾經提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常年堅持閱讀英文原著,尤其是華盛頓特區經濟趨勢基金會主席杰里米·里夫金所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一問世,立刻引起李克強的注意,他馬上要求發改委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密切關注”。特稿中提到:國際前沿科技雜志最新提出,海底可燃冰將會成為第三次能源轉型革命性的替代品。他第一時間就批示給國土資源部,要求密切跟蹤最新研究成果。《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要內容是指出能源和通信技術的發展在過去曾給世界的產業與社會帶來了2次
革命,如今正在迎接第3次革命。
該書認為在第3次革命中,依賴石油的經濟將向以光伏發電與風力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為中心的經濟轉型。同時還認為,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通過分享各個家庭的太陽能電池等分散型電源產生的電力,擺脫石油將成為可能。這或許意味著能源結構的調整也是總理的改革方向之一。
溫家寶:《沉思錄》《道德情操論》
2007年11月,在新加坡訪問的溫家寶,提及古羅馬的馬可·奧勒留所著《沉思錄》,“這本書天天放在我的床頭,我可能讀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讀。”除此以外,溫家寶曾數次推薦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稱“它的意義不亞于《國富論》”。2008年,中央編譯出版社推出了腰封印有溫家寶“推薦”的新版《道德情操論》。
溫家寶說,書籍本身不可能改變世界,但是讀書可以改變人生,人可以改變世界。讀書關系到一個人的思想境界和修養,關系到一個民族的素質,關系到一個國家的興旺發達。一個不讀書的人是沒有前途的,一個不讀書的民族也是沒有前途的。
王岐山:《舊制度與大革命》《大清相國》
2012年11月30日,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主持召開專家座談會,聽取專家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座談會結束后,王岐山向與會專家推薦了《舊制度與大革命》,并說:“我們現在很多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舊制度與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譯本在199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蕩卻并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后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
有專家指出,這本書在中紀委的專家學者座談會上被推薦,雖然可以被理解為讓人們對反腐的緊迫性、反腐效果關乎政權生死存亡有更為深切的認識,但反腐本身就不只是懲罰貪腐官員,只有以提高制度的整體有效性為基礎,腐敗的預防和懲罰才能有所成效。
受訪專家表示,實際上作者托克維爾正是在提醒社會變革的主導者,必須革新出一種能夠替代革命的社會變革方式。如果結合王岐山在此次講話中所提倡的“潤物細無聲”的反腐思路,其之所以推薦該書,恐怕也是希望中國社會能夠通過閱讀這本書,重新審視到底要通過什么樣的方式推行改革。
2013年,一篇熱門新聞報道中還提到王岐山曾向下屬推薦閱讀《大清相國》一書,使得該書迅速在一些網購平臺上售罄斷貨。據《大清相國》作者王躍文透露,2007年該書出版后不久就曾有媒體報道過王岐山推薦此書。《大清相國》一書的最新版本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該社副社長龔湘海認為,這本書賣到脫銷與王岐山的推薦不無關系。《大清相國》塑造了以陳廷敬為主要代表的大臣群相,反映一個特定歷史境遇中官場人物的人格、道德和行為的艱難選擇,再現三百多年前的官場風云。
汪洋:《世界是平的》
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洋,他特別偏愛的是湯馬斯·佛里曼《世界是平的》,在重慶任市委書記期間,汪洋就將此書當做寒假作業布置給重慶市的黨政干部,到廣東任職后汪洋又在多個場合大力推薦這本書。
任職廣州期間,汪洋還邀請作者弗里德曼來訪。這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對他推動的“解放思想”討論留下深刻印象。
2011年,汪洋還向部下推薦美國哈佛大學知名講師泰勒·本-沙哈爾撰寫的《幸福的方法》以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等人撰寫的《對我們生活的誤測:為什么GDP增長不等于社會進步》。分析稱他的意圖是希望敦促一心致力于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的官員們,要關注生活和環境等市民層面的幸福。
領導人談讀書
毛澤東:飯可以一日不吃書不可一日不讀
毛澤東從少年時期便開始博覽群書,他把各種有益的書籍都視為珍寶,須臾不肯離開,真正做到了嗜書如命。毛澤東關于讀書的言論有很多,例如:“我一生最大的愛好是讀書。”“飯可以一日不吃,覺可以一日不睡,書不可以一日不讀。”“讀書看報,每天都不能少!”
1938年10月,黨的六中全會休息時,毛澤東曾對賀龍說:“中國有三部名小說,《紅樓夢》《水滸傳》和《三國演義》,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不算中國人。”
習近平:讀書能啟發智慧滋養浩然之氣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2月7日在俄羅斯索契接受俄羅斯電視臺專訪時,談到了自己的個人愛好:“我個人愛好閱讀、看電影、旅游、散步。你知道,承擔我這樣的工作,基本上沒有自己的時間。中國有一首歌,叫《時間都去哪兒了》。對我來說,問題在于我個人的時間都去哪兒了?當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現在,我經常能做到的是讀書,讀書已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
習近平還列舉出多項讀書的好處,“讀書可以讓人保持思想活力,讓人得到智慧啟發,讓人滋養浩然之氣”。
李克強:不讀書就難有思想火花閃爍
2013年5月,當時正在瑞士訪問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參觀了位于伯爾尼的愛因斯坦博物館,當被一位瑞士大學生詢問 “你作為中國總理是否還有時間讀書”時,李克強笑著回答:“無論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時間讀書。如果不讀書,就難以有思想火花閃爍,也難以了解人類文明進程。”
溫家寶:要讀有閃光思想和高貴語言的書
2009年的“世界讀書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國家圖書館,與青年人交流讀書心得時說:“也許有人會說,沒有時間讀書。但是一個人一天總可以抽出半個小時讀三
四頁書,一個月就可以讀上百頁,一年就可以讀幾部書。讀書要有選擇,讀那些有閃光思想和高貴語言的書,讀那些經過時代淘汰而巍然獨存下來的書。這些書才能撼動你的心靈。”(整理 侯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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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斷家務事”更需司法智慧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斷家務事”更需司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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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徐州一名80多歲的金老太太把三個兒子告上法庭,要求兒子們履行贍養義務。經當地法院審理,老人贏了官司卻仍舊居無定所,只得棲身垃圾池。今年5月5日下午,鄭集法庭副庭長陳魏帶著老人的兒子來到垃圾池旁,體驗了一把“蝸居”生活。(5月7日《現代快報》)從媒體刊發的圖片可以看得到,老人三個兒子中的一個兒子,自家的房子不說是金碧輝煌,至少也是窗明幾亮,但是卻讓養育自己的八旬母親住進了垃圾池,過著無比凄苦的生活。當萬般無奈的母親把三個子女告上法庭,最終卻是判決容易執行難,仍舊無法從垃圾池搬進兒子家居住。
從法律程序上來說,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就只剩下強制執行這一條路可以走了。當地法庭雖然可以采取強制執行的措施,通過強制性手段要求老人的子女履行贍養義務,對其不履行法庭判決的行為進行懲處,但是這樣一來,很可能會激化老人和子女之間的矛盾,即便老人勉強搬進子女家里,恐怕也不會受到善待,更別說頤養天年了。這也正是我們常說的“清官難斷家務事”的癥結所在。
當問題陷入進退兩難的時候,當地的法官卻另辟蹊徑,并且最終妥善地解決了問題。法官把老人的兒子兒媳等幾個子女召集起來,然后把他們帶進老人居住的垃圾池,讓他們好好體驗了一把自己老母親逼仄的生活環境,凄苦的生存狀態。結果,經過這樣的一番體驗,再加上法官和周圍村民的勸說,滿臉慚愧,滿心愧疚的子女們很快就把老人接回了家里。為什么之前法院的判決,法官的說教都無法讓老人的子女改正錯誤,善待老人,而僅僅是體驗了一把老人“蝸居”的垃圾池,就換來了子女態度的改變?這就是司法智慧的體現。法律是冰冷的,但是冰冷的法律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也應該講人情,有溫度,尤其是在涉及這種家長里短,民事糾紛案例的時候,類似這樣的“體驗式執行”,其效果可能要遠遠好于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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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住房公積金管理亟待改革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住房公積金管理亟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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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據報道,住建部曾計劃2012年底在全國100個城市實現住房公積金聯網監控,但由于地方利益博弈一直難以實現。我們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雖然提到設立“住房政策性金融機構”,但考慮到已由國家開發銀行組建住房金融事業部,似乎住房公積金并未融入新的改革方案之中。回顧歷史,我國自1991年上海在全國率先推出了住房公積金制度,在示范作用下,1992年,北京、天津、江蘇、浙江等地相繼建立了住房公積金。此后便進入了“各自為政”的時期。直到1999年4月,我國出臺《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近年雖有修訂,但仍存在諸多制度缺陷。
實際上,我國住房保障制度一直是學習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的公積金之所以成為住宅金融的重要融資工具,在于它有一獨特的住房供給和分配體系。在新加坡80%以上的住宅都是由政府建屋局統一設計、興建、定價并有償分配給國民,85%的國民享有公共組屋,其中93%為產權房。通過“公積金+公共組屋”模式,政府一手控制了購房儲蓄資金的規模和價值,另一手又控制了住房建設的規模和住房價格。相比之下,由于國情相異,簡單照搬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應該說,我國公積金制度曾經起到很多積極作用,如促進了住房分配從福利走向市場的轉化、推動了中國個人購房抵押貸款的產生等,但也帶來突出的矛盾。總體看,整個體系是人為條塊分割的,且放任地方和管理機構突破現有規則。具體看,在公積金管理中,一是資金歸集難;二是資金運用無序;三是增值收益法律歸屬不清、分配不規范;四是封閉運行造成資金短缺與閑置并存。
之所以會如此,首先是住房公積金整體上的法律地位、法律關系界定不清,并且現有各地方的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定位于事業單位,難以有效履行公積金營運的職能。此外,也缺乏健全的監督機制。不僅缺乏自上而下的行業監督,而且現有規則所確定的三個監督主體:住房公積金管理委員會、專戶存儲銀行、財政部門,在實踐中往往形同虛設,因此地方的公積金管理才容易成為政府的“錢袋子”,甚至出現腐敗案件。
長遠來看,住房公積金作為住房政策性金融的重要工具,并非個人利益再分配的手段,更要與政府財政資金支持保障房建設的職責區分開來。不管未來的住房公積金如何稱謂,關鍵是通過改革來減少公積金管理的“行政化”色彩,真正使之成為一個政策性住宅金融機構,提高管理效率,改善經營服務。未來可以考慮嘗試改造為政策性住房儲蓄銀行,亦可根據國情打造專業的政策性住房公積金資產管理公司。同時,還要為地方住房公積金管理戴上“緊箍咒”,既要構建金融監管機制,也要搭建行業監管的模式。當然,鑒于各城市公積金中心的情況差異較大,全國改革肯定有困難,所以可以選擇相對規范的地方,進行先試點、后推擴的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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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國企領導人不是企業家的11條理由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國企領導人不是企業家的11條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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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被舉報并戲劇性地被調查,是最近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筆者注意到,無論外媒還是內媒,對于宋林的稱呼都出奇地一致:除了“華潤集團董事長”的職務稱呼外,人民網還稱之為“省部級高官”,新京報稱之為“副部級官員”,新華網博客稱之為“央企高官”,一些外媒中文網稱“又一高官落馬”,等等。無一例外都把宋林當做“高官”而不是“企業家”。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為什么宋林不是企業家?著名經濟學家張曙光在《中國企業家的功績、處境和命運》一文中開宗明義地寫道:“本文所講的中國企業家,主要是指民營企業家;國有企業的老總不是企業家,是官員??故不在本文討論之列。”那么為什么國有企業領導者是官員而不是企業家?為什么國有企業領導人不是企業家無論寧高寧時代還是宋林時代,華潤集團給人們的印象就是擅長資本運作和并購重組,在市場競爭領域長袖善舞,縱橫捭闔。成為華潤集團的董事長后,宋林自然而然以“企業家”的身份出現在公眾視野。然而,宋林在華潤集團的完整身份是“董事長兼黨委書記”,而這兩個職務都是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國有重點企業的職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搜索“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職務名稱表”。因此,宋林真正的身份是“中管干部”,宣布免除宋林職務的機構只能是中央組織部,而不是國資委。這也正說明了宋林的副部級干部身份。因此中外媒體說宋林是官員、高官,并沒有錯。
當然,并不能因為宋林等人是國有企業的領導者就說他們沒有企業家才能。相反,許多國企領導者是具有卓越的企業家才能的。比如改革以來出現的袁庚、步鑫生、馬勝利、趙新先、褚時健、李經緯等。他們也具有所有企業家的共同特點,那就是對于尋找市場機會的高度敏感性、執行決策的高效率和對創新的渴望。但是囿于國有企業干部管理體制的限制,他們最多只能算是“有企業家才能的干部”,而不是企業家。
企業家和國企干部的重大區別
企業家和國有企業干部之間存在著涇渭分明的差異。主要有11個方面:
第一,企業家由市場產生,其勞動對象通常是私有財產;國有企業干部由組織任命,其勞動對象通常是全民財產。由此就形成了從管理體制、激勵制度、約束制度等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區別。
第二,企業家沒有行政級別(按照中國政治身份的劃分,就是群眾,即老百姓或“民”);國有企業干部有行政級別(其政治身份是干部,即官或吏)。國有企業干部的行政級別隨著所在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走,所在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高,其領導人的行政級別也高,與其企業家才能并沒有直接關系。通常,中央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有正部級(如中國鐵路總公司)、副部級(53家中央管理的國有企業)和廳局級;省級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有副省級和廳局級;市級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有副局級和正處級。
第三,企業家的才能主要體現為市場化的薪酬,也有個別企業家尋求政治待遇,但
最高的職位也就是工商聯主席、政協常委以及人大代表等待遇;國有企業干部的才能主要體現為黨政待遇和行政級別(在弱化行政級別待遇的同時,如果市場化待遇沒有及時跟上,容易發生“59歲腐敗”現象)。有少數國有企業領導人的黨政待遇能達到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紀委委員。民營企業家則沒有人進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委委員會。
第四,企業家在所屬企業內具有高度權威性和決策主導性;國有企業干部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企業的設立、投資、合并、分立、撤銷以及領導人的撤換等重大決策,并不由他們主要決定(當然他們可以是主要參與者)。
第五,企業家的工作導向主要是公司的市場績效,一般沒有超越商業以外的目標;國有企業干部的工作導向則是多重的,包括企業規模、企業效益、政治責任、社會責任等,而且不排除干一些“政績工程”,甚至經常以非商業目標替代商業目標。
第六,企業家的行為偏好是崇尚風險和創新;國有企業干部的行為偏好是穩定。這當然是由身份不同造成的。
第七,企業家通常敢于彰顯個性、個人才能、價值傾向,充滿個人魅力;國有企業干部通常深居簡出,很少出來講話,講話也多數是照本宣科、官樣文章,缺少個人魅力。
第八,企業家一般長期在一家企業任職;國有企業干部則有通道在國有企業與黨政部門領導之間“旋轉”。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第九,在政治協商會議的界別上,企業家歸為工商界即非公經濟人士,通常由中央統戰部對口管理(于是出現了黨員身份的民營企業家也由統戰部管理的奇怪現象);國有企業干部則有中央組織部及各級組織部門管理。
第十,企業家違法行為由法律約束;國有企業干部違法行為首先由黨的紀檢部門約束。
第十一,很重要的一點,企業家沒有任職的年齡限制,除非身體不能支撐或大腦跟不上時代;國有企業干部必須到點退休,無論其身體多好、水平多高。
總體而言,國有企業領導人的根本屬性是行政屬性,是與黨政部門的關系,而不是市場屬性。其激勵機制首先是黨政激勵,從副處到正處,一直到廳局級乃至副部級;其約束首先是紀檢行政部門的約束,而不是重大信息披露的市場化約束。啟動國有企業領導人去行政化的改革已經過去15年了,今天仍然在原地踏步。只要國有企業領導人擁有一天行政級別,就一天也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企業家,他們的企業家才能和價值就不可能得到市場體現。更多池州事業單位招聘信息,歡迎登陸:池州人事考試網 池州事業單位招聘網
第五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改革不到位真醫院也會站著“坑人”
2014年池州省考面試培訓:改革不到位真醫院也會站著“坑人”
俗話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自古人們相信邪不壓正。不過在有些時候,這句話要反著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如媒體報道的“冒牌醫生看病案”,就是一例。話說河南平頂山葉縣的一家公立醫院,把婦科承包給私人建立“微創中心”,然后私人又雇用冒牌醫生連蒙帶騙、接診看病,把國家新農合當做唐僧肉,偷梁換柱,獲益匪淺。不過,騙了一年后,終于陰溝翻船,承包人和假醫生雙雙鋃鐺入獄。
“公立醫院禁止外包出租科室”,這是多年前衛生部就規定的鐵律,而且衛生系統先后進行過多次整治、出臺過多項措施予以查漏補缺,可還是有人膽大包天,面對“唐僧”周圍的徒弟們,依然鋌而走險,竟然屢屢得手。
有一種承包叫改革,比如安徽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還有種承包叫創新,比如當年國企改革下的承包制,充分調動上下積極性,盤活國有經濟。可是,還有一種承包叫“禍國殃民”,比如一些公立醫院搞的這種承包,目的只為錢,過程全不管,一旦出了事,自有替罪羊。不是嗎?不看資質、不論真假、不管結果,法規政策禁令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即使出了問題,也不過騙子們鋃鐺入獄,那些“引狼入室”者付出的代價和獲益相比,兩極分化得厲害。
葉縣這家醫院的所作所為,不過是當下醫療體制弊病、機制僵化的病象而已,即使把院長撤職查辦,也不過是鋸掉皮膚外面的箭桿而已,箭頭不拔,貽患無窮。啥弊病呢?一方面讓公立醫院承擔公共責任、彰顯公益,另一方面又對其投入不足,鼓勵其到市場中經風雨;一方面各方對“白衣天使”的要求非常高,另一方面醫生的執業自由匱乏、醫院的外力監督疲軟。于是乎,紅包問題、外包問題、回扣問題、天價問題??都按下葫蘆浮起瓢,你方唱罷我登臺。“假醫生”在“真醫院”干起了騙人勾當,也就不奇怪了。
其實,當下“真醫院”羽翼下的“假醫生”們并不罕見,甚至“真醫院”的科室外包給另一撥“真醫生”,干的活卻和“假醫生”們大同小異,比如很多大醫院的美容整容業務基本都外包給他人,同樣的水平和項目,就因為掛著大醫院的牌子而價格飆升——你卻沒法認定他們涉嫌騙局。
真假問題不是醫療亂象的本質,如果改革不到位、不加快,“假醫院、假醫生”干的事,“真醫院、真醫生”也可能干,而且還干得冠冕堂皇,抓不住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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