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讀書筆記

我們告別20世紀還不足10年。當代的大多數中國人都曾有過在那個世紀或長或短的生活經歷，都是從那個世紀走過來的。但是，百年歲月是如此漫長，歷史內容是如此豐富，社會變革是如此急劇，以致僅憑個人的切身體驗，要深刻了解20世紀歷史發展的全貌，實在是難乎其難。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吧。

金沖及同志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根據大量歷史資料，寫成《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史綱》）一書，把20世紀作為一個完整的發展過程來考察和研究，告訴我們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線索，特別是中華民族怎樣從深重苦難中重新站立起來、又怎樣大步走向復興的基本歷程。這就為我們對離現實最近的這一個世紀的歷史作出深入理解和科學認識提供了重要幫助。如果要我用最簡明的語言來形容這部書的長處和優點，就是兩個字：真實。這是一部真實再現中國百年巨變的信史。

歷史場景的鮮活復原

要保證歷史的真實性，首先必須依據可靠的歷史資料，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研究，既不能主觀臆造，也不能隨意曲解。在這方面，《史綱》的態度是十分嚴謹的。該書所有的歷史敘述，都以經過仔細辨析、嚴格考證的資料為根據。書中引用的資料極為豐富，特別是大量引用了過去尚未公開發表過的珍貴資料。這不僅大大提高了該書的可信度，也極大地增強了該書的可讀性。

社會現象是十分復雜的。如果只是胡亂抽出個別事實、羅列一般例子，不僅不能反映歷史真相，有時還會起完全相反的作用。所以，列寧強調，必須“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史綱》注重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系，努力探求歷史現象背后的社會原因，這就大大提高了在揭示歷史真相方面的深度。

客觀歷史又是豐富多彩的。史學著作在描述歷史時，如果不是從歷史實際出發，而是從概念出發，僅僅依靠一些范疇和定義來編織歷史，抽去了歷史發展的具體過程、具體情節，歷史就會變得枯燥乏味、晦澀難懂。《史綱》在糾正這種弊端方面，作了可貴的努力和嘗試。對于譬如中國共產黨怎樣從幼稚一步步走向成熟等一些重大問題，《史綱》不依靠繁瑣的概念堆砌、簡單的邏輯推演，作抽象的空洞說教，而是通過對一件件歷史事實的描繪，為讀者勾畫出一條清晰的演變線索。

歷史現象的理性評析

漢代史學家班固在談到什么樣的史學著作可以稱得上是“實錄”即真實的記錄時，提出了兩個條件。其一是敘事要質樸、確切，即所謂“其文直，其事核”；其二是評論要客觀、公允，即所謂“不虛美，不隱惡”。如果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褒貶失當、好惡任意，即使講的確有其事，也會遠離歷史的真實。《史綱》在這個方面做得怎樣呢？

簡單化是史學研究的大敵，因為歷史現象是極其復雜的。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歷史事件的成敗得失，往往存在多重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表現和影響，在兩種對立的不同質的事物之間也常常有著多種中間的層次。任何簡單化的做法都不能充分反映歷史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史綱》對此給予了足夠的注意。比如，在談到孫中山思想的發展時，指出：“一個人的思想常常不是直線發展的，需要經過某些迂回和曲折，一種新的社會思想的產生，尤其是這樣。”這樣一種對待歷史的辯證態度，貫穿在全書的各個方面。

透過歷史現象揭示歷史本質，才能不為表面現象所迷惑，不受某些假象的欺騙。比如，對于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有人認為國會有了，約法有了，“責任內閣”也有了，西方國家那一套政治體制已經移植了過來，中國已經向民主政治跨進了一大步。其實，那些被稱作民意代表的國會議員們，只不過是被軍閥們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同民主政治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正如《史綱》所說：“那些說起來很動聽的東西，在西方國家也許取得過一些成效，如果不顧中國國情，硬搬到中國社會中來，卻全然變樣。”

歷史規律的深刻揭示

回顧既往，不是為了懷舊，不是由于傷逝，更不是迷戀于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從歷史中獲取智慧、汲取力量，以便深刻地了解現在，正確地走向未來。因此，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不但要真實地描述歷史、客觀地評析歷史，而且要努力去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所謂規律，實際是指歷史現象中本質的必然的聯系，歷史發展過程的一種主導趨勢。《史綱》的最后一章著重討論了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幾個特別引人注目、特別發人深省的問題，這就抓住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本質特征，有助于人們從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中逐步掌握其規律。

比如，《史綱》強調，“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成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領導力量，是20世紀中國歷史客觀進程的結果。”事實證明，在中國，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政治組織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集中了那么多的先進分子，組織得那么嚴密和廣泛，為中華民族作出了那么多犧牲，同人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在前進中善于總結經驗、鄭重對待自己的失誤，以形成并堅持正確的理論和路線。正因為這些原因，才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人民的領導核心。這就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當我們在新的世紀，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踏上新的偉大征程時，重溫剛剛過去不久的20世紀的崢嶸歲月，將會得到許多深刻而有益的歷史啟示。這也是《史綱》在今天出版的意義所在。

第二篇：閱讀《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感想

讀《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有感

翻開金沖及先生寫著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一種歷史的泛著古香的氣氛瞬間浸透了我。那些仁人義士的壯舉，那些激動人心的境況，那些跌宕坎坷的遭際，清楚、自然、真實的展現在我眼前，引導我讀進去，體會那抗戰中中國人民可歌可泣的民族情懷，體會那時共產黨人的睿智眼光、宏偉心胸。

抗日戰爭爆發的背景，從國際方面來說，是美國主導的金融市場經濟危機，加重了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內部矛盾，而在德國、日本、意大利，法西斯勢力趁勢占領了對政府的控制權力，加緊國家的軍國主義化，積極準備對外侵略，轉移國內矛盾。從國內方面說，中國國民黨反動派和國內幾大軍閥的混戰為中國共產黨的生存和發展創造了時機，另外國民黨反動派也對共產黨加緊了攻勢，導致中國國民難以團結一致抵抗外敵。另外，蘇聯、英美對中國的援助和干預也影響了國內的局勢和對外的形勢。趁此機會，日軍在1931年侵占中國東北后，在1937年發動七七事變，開始了對全中國的全面侵略。“雙十二事變”后，蔣介石終于決定對日抵抗，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抗戰初期，日軍從華北將重心轉移到淞滬，利用先進的軍事器械、專業的官兵素質和膨脹的侵略野心對中國發動攻勢，但遇到了國民黨愛國官兵的頑強抵抗。但是由于蔣介石的失敗指導，淞滬戰役的后果是中國軍隊大舉潰敗，南京失守，日軍對南京居民進行了長時期的慘烈屠殺。淞滬戰役點燃了中國軍民的抗戰熱情。

抗戰中期，國民黨軍隊主力在中國中部和南部與日軍進行正面相

持，而共產黨則深入日軍占區，發動群眾，主要對日軍進行消耗和破壞。中國抗戰的形勢已經轉變為持久戰，中國軍民必須團結一致與日軍進行長期的抵抗和消耗，并努力尋求和借助國際支持。這一段時期內，國民黨軍隊損失嚴重，而國際援助甚微，蔣介石的抗戰決心反復動搖。而共產黨在群眾中不斷獲得支持和補充，很快壯大為裝備劣、力量強、影響廣的抗戰中堅力量。中國人民在日軍的侵略下飽受流離饑寒之苦，渴望著獨立、統一的到來。

在抗戰中期，意志動搖的蔣介石居然在消極抵抗的狀態下，積極同共產黨摩擦，分裂了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發動了幾次有預謀的軍事制裁，甚至發動“皖南事變”，殺害共同對敵的共產黨戰士。在這樣緊迫的關頭，中共領導人睿智的決定“政治斗爭為主，軍事斗爭為輔”，通過堅決的克制的軍事反制和廣泛的、有理據的辯爭，既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停止軍事摩擦，也防止了抗日統一戰線的破裂，團結了國內力量。使得日軍難以趁虛而入，更嚴重的侵犯中國。

日軍由于自身資源薄弱，而中國人民的反抗頑強，終于難以維持持久戰形勢，逐漸在戰略上采取收縮姿態。中國軍民對日軍進行了堅決的反擊。1941年中共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百團大戰，對日軍進行了有力的反攻，之后，在持久戰和反擊戰的形勢下，中國軍民終于轉敗為勝，創造了民族團結一致抵抗法西斯的壯舉。

在日軍侵略被擊退后，中國共產黨和蔣介石曾愿意協商一致組件聯合政府，實現多黨執政的理想。但由于國共兩黨長期的矛盾、共產黨反對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與國民黨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和

官僚的利益不和，以及蔣介石的背信棄義，國共兩黨《聯合聲明》最終被蔣介石撕毀，國共第二次合作被打破，中國再一次陷入了全面內戰的泥潭。

讀完中國抗戰的歷史，我看到那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壯麗史詩，深深為那時中國人民為了和平、獨立、自由、發展的無限熱忱而感動，為了更美好的未來，至少三千五百萬中國軍民獻出了生命，國共兩黨的戰士們不顧前嫌，團結在一起，而他們為了中國的未來付出如此超乎尋常的奮斗后，卻不能享受和平、獨立、自由、發展帶來的歡愉，但他們依然堅毅，無怨無悔。今天已是抗日戰爭勝利過后的七十年，我們現代人已經擁有了越來越完善的社會保障，享受著安全自由的成長空間，接受著高等的學術教育，使用著各種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在外也有越來越有力的獨立主權，豈能不為當年犧牲的人們懷以感激！而我們又豈能不盡力擔負起國家建設的責任，為未來更加和平、發展的理想做出畢生的努力！

今天我們大學生，要通過廣泛的學習，了解抗戰的歷史，通過謙虛的聽取，改正自己的缺點，努力在自己的專業里有所建樹。自覺同污蔑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為反法西斯事業做出的犧牲的言行作斗爭，自覺同破壞祖國團結統一的言行作斗爭，如此才能不愧對祖輩們艱苦卓絕的努力。請振作起來！

第三篇：二十世紀西方文學讀書筆記

二十世紀西方文學

從《局外人》看存在主義生死觀

專業：漢語言文學

班級：2008級3班

姓名： 劉湘

學號：200804100

1【摘要】《局外人》是法國存在主義文學的奠基之作。作品刻畫了主人公莫爾索間接地因為對母親的死漠然處之而被判死刑，這種對待死亡的態度是莫爾索存在主義觀點的合理反映，這個比較重要的情節也反映了存在主義作家的生死觀。本文試從這一情節展開論述，對整部作品所體現的存在主義生死觀作簡要分析。

【關鍵字】局外人存在主義生死觀

可以說，從人類有意識以來，就知道有生必有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死是人類最原始的恐懼，也是所有恐懼的終極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與本性。可是，《局外人》中的主人公莫爾索卻并不具備這種人的本性，他視死如歸，認為他所度過的生活是荒誕的，沒有什么值得留戀的；死也并不使人恐懼，只是一種“幸運的安排”。整部作品充斥著莫爾索的獨白、想法和感受，讓人產生一種強烈的主觀上的荒誕感，這種荒誕感是從莫爾索對媽媽的死表現出的冷漠開始的。他的這種對生死的淡漠很好地體現了存在主義生死觀，一種關于荒誕的生死觀。

小說一開始就寫到了這部作品重要情節——“媽媽死了”。面對母親的去世，莫爾索并沒有像人們所認為應該的那樣，顯得悲痛欲絕，痛哭流涕。而且不僅如此，他還在為母親守靈時喝牛奶咖啡和抽煙。在剛剛安葬完母親回到阿爾及爾后，他就和情人瑪麗去游泳、看喜劇和做愛。這種行為，按照社會所公認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準則，顯然是不能容忍的。后來他殺了人，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時，被指控為“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最終，他被判了死刑。

加繆曾經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況為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里，任何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這似乎是在向我們闡釋一個十分嚴酷的邏輯：一個要在這個社會中正常和順利生活的人，必須遵循人類社會共同認可的基本價值觀念和行為規則，否則會被視為異類，嚴重者還會受到法律乃至被殺頭的制裁。莫爾索就是這個異類，“他之所以受到譴責，是因為他不做游戲”。那么他究竟僅僅只是不愿意遵守游戲規則呢？還是真的漠視生死呢？

郭宏安的《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認為莫爾索并不是真的冷漠，他的感情只是被壓抑了，深深地掩藏在內心。他在文中寫到因為莫爾索親昵地稱母親為“媽媽”，所以說“他在內心深處該是對母親蘊藏著多么溫柔多么純真的感情啊！”還提到“他沒有哭死去的母親，但心里是愛她的，并曾努力去理解她”，“他覺得掛在嘴上的‘愛’并不說明什么”。事實上，我認為這樣說很牽強。莫爾索并不只是不愿意遵守游戲規則，他根本就漠視這個生存的游戲。他顯然是愛自己的母親的，他抵達養老院后“真想立刻見到媽媽”；他顯然也是了解游戲規則的，清楚地知道“他人”在母親去世時應該做什么。可他就是不做，因為他打內心里認為“怎么樣都行”，認為任何事都“沒多大意義”，包括存在和死亡，即使說實話使他難為情，但他仍然要說。門房問他用不用開棺看看母親，他回答說：“不想”，即使知道自己不該那么說；守靈時，他喝完咖啡后想抽支煙，雖然有猶豫，但還是抽了，因為他想了想，覺得“這不要緊”；后來坐牢時甚至對律師說，愛媽媽

“不說明任何問題”，“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過他們所愛的人死去”。由此可見，莫爾索莫爾索的冷漠是由內而外的，不加掩飾的，他拒絕掩飾自己的感情，追求真實，無法說謊。面對生存和死亡，他漠然置之，這便是存在主義觀點的反映。

存在主義認為人在無意義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沒有意義。反映在《局外人》這部作品中，就表現為莫爾索對親情、愛情、友情、法律和宗教的全面反叛。對莫爾索來說，生活中發生的一切似乎全是偶然的，荒誕的，與自己無關的，甚至生命本身也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這一點我覺得用莊子哲學可以很好地解釋。莊子的妻子死時，他不但沒有悲傷，反而鼓盆而歌，這與莫爾索對待母親的死有一定的相似之處。莊子認為生是偶然，而死是必然，人的生命就如同贅瘤一般，死亡就如同疣癰潰爛，這個比喻既解釋了生死，又超越了生死，令人覺得生命也不過如此，死亡也同樣不必畏懼，同時也暗示為人的死亡而悲切是多么可笑。莊子強調順其自然的超脫，莫爾索卻更多給人一種把世事皆看淡的冷漠。

莫爾索的這種與社會脫離、反叛社會的狀態，源于他認識到世界是荒謬的。“加繆認為，荒謬的產生是因為世界與他人中存在著非人性的因素，人在這種非人性的東西面前無所適從，由此而引起的墮落，就是荒謬。”加繆在這里想要強調的是存在的荒誕，個人在存在著非人性因素的荒誕世界面前無能為力，無法擺脫痛苦和危機。既然這一切都是無法抗拒的，就沒必要再去為“毫無意義”的事情浪費感情，所以，母親的葬禮上哭不哭是不要緊的，對情人愛不愛是毫無意義的，和鄰居做不做“朋友”，“怎么都行”，“三十歲死或七十歲死關系不大”，總之就是視一切現存秩序和道德于不顧，自己選擇自己要走的路，不去參照別人的想法做法，以一種無原則的荒謬和真實來對付這個社會有條理的荒謬和虛假。特別是在第二部分中，莫爾索被定罪時，他的命運是“被決定”的，案件的處理過程在沒有他的干預下進行著，這真正使他感到自己的心已和這個世界隔絕了，他成了一個“局外人”。在決定著他的命運的法庭上，他仍心不在焉，一如平常地對他人的言論提不起興趣，聽著聽著便感到厭煩。宣判以后，他才覺得死刑是“真正使一個人感興趣的唯一的一件事”，可是他關注的仍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殺人機器的模樣和被處死是否能引起很多人注意。這種從根本上蔑視死亡的做法雖然荒誕，但卻是關于荒誕的存在主義生死觀的最佳體現。

存在是無意義的，死亡也是自然到來的事情，一切都“說明不了什么”，一切都“毫無差別”，唯一能賦予生活以價值的，就是是自我造就，就是反叛。這便是存在主義的生死觀，也是莫爾索對待生活和死亡的態度。

【參考文獻】

1、《加繆文集》.(法)阿爾貝?加繆/郭宏安等.譯林出版社.1999年5月.

第四篇：《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讀書筆記

《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之讀書筆記

《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英國特雷.伊格爾頓著。伊格爾頓是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一般被視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在英美文學界的最新代表人物。《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出版于1983年，是伊格爾頓向英國普通讀者系統介紹和批評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一本專著。本書的目錄是：序，導言，1、英國文學的興起，2、現象學、詮釋學、接受理論，3、結構主義與符號學，4、后結構主義，5、精神分析，結論：政治批評，參考書目，中外人名對照表，譯后記。

本書確定本世紀文學理論變化發展的開端是在1917年，革命于俄國形式主義。首先，伊格爾頓在導言中分析論證了文學是什么，通過對文學定義的假設分析及對相關價值判斷標準的判定，伊格爾頓認為“文學并不存在”。伊格爾頓在書中為我們勾勒了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發展的三條主要脈絡。一條是現象學、詮釋學到接受理論，一條是形式主義、結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一條是精神分析理論。下面來分而述之：

一、現象學、詮釋學、接受理論

海德格爾的方法一般被稱為“詮釋現象學”，以區別于胡塞爾及其追隨者的“先驗現象學”，因為它建立在歷史解釋問題而非意識先驗問題的基礎上。伽達默爾認為，在歷史的天空下，沉思地綜觀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是一個起統一作用的本質—傳統，一切有效的作品都屬于這一傳統。歷史不是一個斗爭、割裂和排斥的場所，而是一條連續的鏈，一條永遠流動的河。

伊格爾頓認為，詮釋學視歷史為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交流和對話，并力圖耐心地消除這一無止境的相互交流過程中的種種障礙，但卻導致了一個系統性的交流失敗，即詮釋學無法面對意識形態這一問題：人類歷史的這一對話至少有半數時間乃是權勢者對無權勢者的對白，交流雙方，比如男人和女人，很少處于平等地位。

接受理論—現代文學理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全神關注于作者的階段（浪漫主義和19世紀）；絕對關心作品的階段（新批評）；近年來逐漸轉向讀者的階段。接受理論認為，是讀者使得作品具體化，作品是一些空隙構成，需要讀者填空和對話，閱讀過程是一個動態的復雜運動。伊賽爾的接受理論基于一種自由人本主義意識形態。即相信，我們在閱讀時應當柔順虛心，隨時準備讓自己的種種信念成為問題，從而接受改造，一個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讀者很可能不是一個合格的讀者。

伊格爾頓認為，表面上看接受理論具有很大的開放性，但因為它的統一自我說（各部分必須前后一貫的適應整體）和封閉文本（讀者與作品之間相互論證的封閉回路）卻使這種開放性失去了意義。伊賽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嚴格的標準化模式去控制語言的無邊無際的潛能，羅蘭·巴爾特卻贈送給我們一種私人性的、非社會化的、本質上混亂的經驗。

二、結構主義、符號學、后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符號學—―結構主義者認為，一切文學作品都根據種種模式、原型、神話和文類等規律結構起來。全部文學從根本上歸結為四種敘事范疇：喜劇的、傳奇的、悲劇的、反諷的。符號學創立者皮爾士區別了三種基本符號：圖形的符號；索引的符號；象征的符號。

伊格爾頓認為，結構主義完全否認了意向的存在，以前的批評理論堅持說者寫者的意向對于解釋來說是至高無上的，但結構主義卻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后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則認為，語言更像是一張無邊無際蔓的網，其中各種成分不斷交流循環，沒有什么成分可以被絕對地定下來，其中任一部分都與其他東西牽扯，意義乃是各個所指之間能夠無始無終進行下去的副產品，而不是牢牢拴在一個特定所指尾巴上的概念，能指層和所指層并不存在一個和諧的對應的關系。

在論述了后結構主義的特征之后，伊格爾頓轉向了對其歷史地位及作用的討論，他認為后結構主義是從興奮與幻滅，解放與縱情，狂歡與災難—1968—的混合中產生出來的，盡管無力打碎國家權力種種結構，但卻可以顛覆語言結構。似乎成為逃避政治問題的捷徑。但德里達本人卻不想僅僅將解構發展為一種新的閱讀方法，解構最終是一種政治實踐，它試圖摧毀特定思想體系及其背后的那一整個由種種政治結構和社會制度形成的系統借以維持自己勢力的邏輯。伊格爾頓認為，也不應該將后結構主義當作一種簡單的無政府主義或享樂主義，它與性別歧視、女權主義這些政治關切也是存有關系的。作為整體的后結構主義，其未來尚無法預測。

三、精神分析（略）

四、結論：政治批評

伊格爾頓認為：文學理論具有政治性，現代文學理論的歷史是政治和意識形態史的一部分。政治批評中提出，應建立一種綜合性的“話語理論”來研究文學這種話語。伊格爾頓傾向于多元性的文學批評和理論。

第五篇：《中國史綱》讀后感

讀《中國史綱》有感

張蔭麟先生，筆名素癡，他的《中國史綱》旁征博引，縱橫捭闔，以豐富的文史資料和自由的行文風格闡釋主題。正如許多人評價的，這是一部別具一格的通史。因其一直不滿當時的歷史教育，說教材無窮無盡地排列著名字和史料，讓青年人“被迫重溫再溫可厭倦的一套雜湊的機械的史實”。因此這本名為《中國史綱》的課本既不重考證，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講故事”的筆法來“畫”歷史。本書在形式上較為生動，易讀易解，無半點枯澀呆板，但同時又富思想內涵和理論深度。且作者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含情感與敬意，故全書無任何淺薄、空疏、浮夸。

本書文筆流暢優美，如“春秋時代的歷史大體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然潛移，遠看仿佛靜止；戰國時代的歷史卻好比奔流的湍瀨，順流的舟楫，揚帆飛駛，頃刻之間，已過了峰嶺千重。” 且語言平實，雖其學識淵博但并不炫耀擺弄以致文章晦澀難懂。時而引入史據而證其實，而非莫名敘出結論。通俗之處夾雜古言，二者相互映襯，慢慢引導讀者進入歷史的氣氛。正如，“授人魚不如授人以漁。”張蔭麟先生為編纂書籍而所做的準備，真是難以小量，值得我們敬佩。并且，作者總會在事件的尾處添一句自己的精到總結。本書的著眼點在于社會組織的變遷，思想和文物的創辟，以及偉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動，多以筆墨述寫重大事件，雖少于細節，但作為一本教材卻是恰到好處地增長了學生的知識見聞。有人形容這部歷史課本是“好萊塢大片”，“看起來一點也不費腦子”。他甚至開始后悔，如果他的高中教材就是這本書的話，他也許就選擇讀文科了。我對于東漢之初比較有興趣，所以仔細地閱讀了王莽之“新朝的覆滅”。據我個人所知，王莽所行之事乃屬外戚干政，一直認為他是一個篡位奸臣。書中，“王莽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群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然，治國非答辯，狡于口舌強于詞理者，莫能勝任也。且非一人可導全國，王莽的破亡，在于其不知大體。其“自以通明賢呈，而謂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明習者通……稀獲其功效焉。”雖“嘉慕前圣詔”卻“欲事事效而不知”，王莽只知道生搬硬套，不注重方法與時代環境的相適宜性，致使他的新朝覆滅。

沒有什么方法是普適性的，正如書中王朝的更迭預示著一種思想于時代的不適宜性。王朝的背后總有一種強有力的思想流派在支撐著，二者正如相互支持的鐵軌兩邊，有交連卻一直往前延伸，直至一同斷開。像王莽一般只知效仿前圣，而不考慮實際情況，不知變通適宜，最終只會毀滅了自己之前辛苦而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