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聞理想的破滅與重構——《權利的聲音》讀后感

新聞理想的破滅與重構

——讀《權力的聲音》有感

2011級傳媒3班孫怡1181087

新聞理論課上，老師給我們講新聞的真實性，什么是客觀真實，什么是本質真實。就在我們滿懷憧憬，要立志做一個“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記者的時候，一本《權力的聲音》殘酷地擊碎了我童稚的新聞觀念與新聞理想。

不得不說，張巨巖是個天才。這位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博士，以他獨特的視角，廣博的知識，海量的材料為我們一層一層剝開美國媒體的皮肉，看清骨血。

我原以為，新聞是種能觸動人們神經的東西。一件小事，放到了新聞里，才會受到四方關注，才會讓人們有所感知，有所理解，有所觸動，有所思考。我沒有錯，但是我看到的是小事，張巨巖看到的是大事。他看到了面對流血和殺戮，最根本的人性，在虛幻的不斷被復制出線的圖像面前，居然可以變得如同冰山一樣冷漠。在美國，戰爭中的生死沖突變成了一種電子圖像，出現在各個城市的大屏幕之上，經過大量生產、宣傳、傳播，變為一種司空見慣產品，甚至可以被消費，人們習以為常，流血不再被重視，沒有人痛心。我無法想象，可是教授提供了太多的數據和實例逼迫我接受。我只能接受，我眼中為社會做出貢獻，為人們帶來新知的新聞事業，有這樣截然不同的作用。也許戰爭，或者是災難，都是一面照妖鏡，所有丑惡不管如何粉飾，美麗如何被遮掩，都會在戰爭面前悄然遁形。汶川大地震時，中國人如此

團結互助；抗日戰爭時，中國人如此傲然不屈，這都是災難和戰爭體現的美。而在戰時，強者通過自己手中的資源使人們只能聽到強者的聲音與意志，并且漸漸習慣這種聲音，不以為意。而弱者的聲音消失于無形，大眾在傳媒的作用下也就接受了，同樣不以為意。同時，這種宣傳還是片面的，如在索馬里維和行動中，18名美軍被打死傳的沸沸揚揚，但同時有1萬多索馬里人被美軍為首的西方維和部隊射殺，卻沒有一個美國媒體提及。強者掩人耳目，為非作歹也無所畏懼，這時，傳媒作為一樣工具有其兩面性，災難和戰爭就將它的反面照得一清二楚。

我以為，就算是片面的，被強者的聲音所控制，新聞至少還是真實的。歐盟的例子又給了我迎頭痛擊。書中舉例，在歐盟的調查團只采訪到4個受害人，便報告說有2萬人被強奸。這則駭人聽聞的消息被成千上萬次地傳播，后來，事實證明根本沒有發生，不但至今沒發現一個所謂的“強奸營”，而且大量穆斯林婦女被強奸的報道，也完全拿不出證據來支持那些聳人聽聞的數字。更為離奇的是，后來甚至發現那些被媒體報道已被殺害的人依舊安然無恙地活著。在２００３年美英等國軍隊攻入伊拉克時，由于大部分戰爭信息掌握在軍方手里，外界很難對戰爭的真實情況做出判斷。美國媒體在五角大樓的指使下，散布了許多諸如在首輪轟炸中薩達姆就被炸死之類的虛假消息。雖然這些假新聞很快就不攻自破，但是它們當時在影響戰局發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無可估量的。我終于看到了有的時候新聞是盲目的，公關人員附和政府利益制造假新聞，媒體竟也如獲至寶地轉載，這時的媒體，就好像柏拉圖所說的，那些“正像我們自己”的住在洞穴里的被羈絆的人。公關人員像是操控一切的妖魔，聽從于權力的妖王，操控了媒體和輿論的試聽，媒體的宣傳報道又進一步強化了權力對于輿論的操控。在戰爭中，這種操控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在流血和恐怖發生時，公關轉移視線、引導輿論、消除危機與對政府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公關利用群體的無意識性特征，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自己的侵略輿論合理化。在強大的公關面前，面對繁浩的戰爭事件，媒體也就只能現實，假象，傻傻分不清楚了。

還是不愿意死心，我總想著，大概沒接不過是被紛繁的假象弄花了眼，他們總以為是真實的，不過是受到了欺騙。可笑啊，《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約定了媒體和政治權力關系的宏觀框架，它使美國媒體享有世界其他許多國家的媒體所沒有的自由。我相信美國的媒體有著令人向往的自由，卻不得不看清所謂“自由”的本質。伊拉克戰爭中，《紐約時報》用客觀的態度關心著如何在有聯合國授權和廣泛盟友支持下開戰。而《華盛頓郵報》直接宣稱對伊拉克的戰爭“是必要的”。《洛杉磯時報》的文章甚至指出“聯合國的祝福不過是個美國對伊戰爭的點綴而已”。原來享有高度新聞自由的美國媒體，在日常的報道中可以將自由發揮到極致，但是一旦事件上升到國家、戰爭、包括一切和意識形態有關聯的時候，媒介就被打回原形：不過就是權力的工具。世界上的強勢國家通常借由強勢的媒體來粉飾戰爭，掩飾戰爭本質上的非正義性，為戰爭貼上“人道主義”的標簽，但這種做法一旦被細細推敲，就變成了一種可笑的掩耳盜鈴。新聞敘述客觀事實，不帶過

多主觀評價，這是新聞最本質的要求，面對權力美國的家家報紙連這個原則都拋棄了，不能不承認他們本來就向著政府，他們本來就是政府的工具。

由此我失望了，誰都知道，美國媒體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政治、經濟和技術資源，是把持著世界話語權的超強力量，它們每天出品供全球消費的絕大部分新聞。學新聞，有時會拿美國的新聞作為樣板。但是美國的媒體在戰爭的面前，拋卻了全面，變成了片面。拋卻了真實，變作了虛假。拋卻了客觀，只留下主觀。所謂的新聞，還是新聞嗎？美國政府和媒體雖然嘗到了在伊拉克戰爭中制造假新聞的甜頭，但付出的代價也是慘重的。謊言被揭穿后，美國媒體的公信力大大降低。美國媒體不能自省自律，恪守新聞道德，而是按照美國的好惡和需要“制造認同”，誤導公眾，那就不會有什么客觀、公正、真實可言。究其原因，強大的權力本身就有操控一切的能力，政治權利則通過現代社會控制的利器——公共關系，最大限度得把媒體的“議程”納入自己所希望的范圍內。而美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媒體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是要在市場上參與競爭的，以追逐利潤為目的，更無法與世俗權力割裂開來。媒體與權力可以說是“共生”的關系。

而在中國，媒體并不被看作企業主體，而是被稱為事業單位。但這樣的模式同樣有瑕疵。媒體被臵于政府領導之下，獨立性較差，開放性欠好，透明度廣受詬病，有為權利者唱頌歌之嫌，對社會的反應也變得遲鈍。中國的媒體現在也在思索自身，媒體改革隨中國的全面改革

并肩而行。這些問題，在中國也有，企業利用公關制造事件來推廣自己的產品，再由媒介進行推廣，從而達到盈利目的，報紙上的軟文屢見不鮮。一些事件在媒介的宣傳下，不明真相的群眾起了強大的作用（比如李剛事件，后來據披露當時李剛的兒子的原話根本不是媒體報道的那樣，是被曲解的。）這些過度夸張的部分虛假的報道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后果。更可怕的是，在中國，熱門事件一經報道，人肉搜索成了一件不能避免并且司空見慣的事情，這樣的群體暴力無聲地踐踏著人們的基本權利和尊嚴。中國的新聞，在僅有的自由空間里，依然受到來自各方的操控和新聞真實性客觀性的拷問。

作為一個新聞學子，看完《權力的聲音》自后最直接的感覺就是：“不如轉行當個小學語文老師算了。”可是新聞業總有人要去做，再辛苦再艱難，再難判斷抉擇，再多束縛操控，都要有人去做，那我們學這個，不義無反顧地去從事它，就沒有人從事了。我們要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煉就一雙明亮的眼睛。看到一件事，不能片面，要全面地分析。轉發一篇報道前，要細細考量其中的數據，尋找證據，辯明真假。要能分得清一件事究竟是新聞，還是企業公關制造的商業良機。我們不能被權力和利益牽著鼻子走，不能做公關人員手里的木偶。也許我們做不到完美，但我們可以去追求，心里的新聞理想就算被顛覆，也要重新去思考，去構建。最終，我們飽經風霜，用青春換來了洞察一切的眼睛，用相機鍵盤紙筆話筒譜寫社會上真實的禮贊，最終我們才能說一句：我自豪，我有自己坦蕩蕩的聲音。

第二篇：新聞理想的破滅與重構——《權利的聲音》讀后感

新聞理想的破滅與重構

——讀《權力的聲音》有感

2011級傳媒3班孫怡1181087 新聞理論課上，老師給我們講新聞的真實性，什么是客觀真實，什么是本質真實。就在我們滿懷憧憬，要立志做一個“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記者的時候，一本《權力的聲音》殘酷地擊碎了我童稚的新聞觀念與新聞理想。

不得不說，張巨巖是個天才。這位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博士，以他獨特的視角，廣博的知識，海量的材料為我們一層一層剝開美國媒體的皮肉，看清骨血。

我原以為，新聞是種能觸動人們神經的東西。一件小事，放到了新聞里，才會受到四方關注，才會讓人們有所感知，有所理解，有所觸動，有所思考。我沒有錯，但是我看到的是小事，張巨巖看到的是大事。他看到了面對流血和殺戮，最根本的人性，在虛幻的不斷被復制出線的圖像面前，居然可以變得如同冰山一樣冷漠。在美國，戰爭中的生死沖突變成了一種電子圖像，出現在各個城市的大屏幕之上，經過大量生產、宣傳、傳播，變為一種司空見慣產品，甚至可以被消費，人們習以為常，流血不再被重視，沒有人痛心。我無法想象，可是教授提供了太多的數據和實例逼迫我接受。我只能接受，我眼中為社會做出貢獻，為人們帶來新知的新聞事業，有這樣截然不同的作用。也許戰爭，或者是災難，都是一面照妖鏡，所有丑惡不管如何粉飾，美麗如何被遮掩，都會在戰爭面前悄然遁形。汶川大地震時，中國人如此團結互助；抗日戰爭時，中國人如此傲然不屈，這都是災難和戰爭體現的美。而在戰時，強者通過自己手中的資源使人們只能聽到強者的聲音與意志，并且漸漸習慣這種聲音，不以為意。而弱者的聲音消失于無形，大眾在傳媒的作用下也就接受了，同樣不以為意。同時，這種宣傳還是片面的，如在索馬里維和行動中，18名美軍被打死傳的沸沸揚揚，但同時有1萬多索馬里人被美軍為首的西方維和部隊射殺，卻沒有一個美國媒體提及。強者掩人耳目，為非作歹也無所畏懼，這時，傳媒作為一樣工具有其兩面性，災難和戰爭就將它的反面照得一清二楚。

我以為，就算是片面的，被強者的聲音所控制，新聞至少還是真實的。歐盟的例子又給了我迎頭痛擊。書中舉例，在歐盟的調查團只采訪到4個受害人，便報告說有2萬人被強奸。這則駭人聽聞的消息被成千上萬次地傳播，后來，事實證明根本沒有發生，不但至今沒發現一個所謂的“強奸營”，而且大量穆斯林婦女被強奸的報道，也完全拿不出證據來支持那些聳人聽聞的數字。更為離奇的是，后來甚至發現那些被媒體報道已被殺害的人依舊安然無恙地活著。在２００３年美英等國軍隊攻入伊拉克時，由于大部分戰爭信息掌握在軍方手里，外界很難對戰爭的真實情況做出判斷。美國媒體在五角大樓的指使下，散布了許多諸如在首輪轟炸中薩達姆就被炸死之類的虛假消息。雖然這些假新聞很快就不攻自破，但是它們當時在影響戰局發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無可估量的。我終于看到了有的時候新聞是盲目的，公關人員附和政府利益制造假新聞，媒體竟也如獲至寶地轉載，這時的媒體，就好像柏拉圖所說的，那些“正像我們自己”的住在洞穴里的被羈絆的人。公關人員像是操控一切的妖魔，聽從于權力的妖王，操控了媒體和輿論的試聽，媒體的宣傳報道又進一步強化了權力對于輿論的操控。在戰爭中，這種操控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在流血和恐怖發生時，公關轉移視線、引導輿論、消除危機與對政府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公關利用群體的無意識性特征，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自己的侵略輿論合理化。在強大的公關面前，面對繁浩的戰爭事件，媒體也就只能現實，假象，傻傻分不清楚了。

還是不愿意死心，我總想著，大概沒接不過是被紛繁的假象弄花了眼，他們總以為是真實的，不過是受到了欺騙。可笑啊，《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約定了媒體和政治權力關系的宏觀框架，它使美國媒體享有世界其他許多國家的媒體所沒有的自由。我相信美國的媒體有著令人向往的自由，卻不得不看清所謂“自由”的本質。伊拉克戰爭中，《紐約時報》用客觀的態度關心著如何在有聯合國授權和廣泛盟友支持下開戰。而《華盛頓郵報》直接宣稱對伊拉克的戰爭“是必要的”。《洛杉磯時報》的文章甚至指出“聯合國的祝福不過是個美國對伊戰爭的點綴而已”。原來享有高度新聞自由的美國媒體，在日常的報道中可以將自由發揮到極致，但是一旦事件上升到國家、戰爭、包括一切和意識形態有關聯的時候，媒介就被打回原形：不過就是權力的工具。世界上的強勢國家通常借由強勢的媒體來粉飾戰爭，掩飾戰爭本質上的非正義性，為戰爭貼上“人道主義”的標簽，但這種做法一旦被細細推敲，就變成了一種可笑的掩耳盜鈴。新聞敘述客觀事實，不帶過多主觀評價，這是新聞最本質的要求，面對權力美國的家家報紙連這個原則都拋棄了，不能不承認他們本來就向著政府，他們本來就是政府的工具。

由此我失望了，誰都知道，美國媒體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政治、經濟和技術資源，是把持著世界話語權的超強力量，它們每天出品供全球消費的絕大部分新聞。學新聞，有時會拿美國的新聞作為樣板。但是美國的媒體在戰爭的面前，拋卻了全面，變成了片面。拋卻了真實，變作了虛假。拋卻了客觀，只留下主觀。所謂的新聞，還是新聞嗎？美國政府和媒體雖然嘗到了在伊拉克戰爭中制造假新聞的甜頭，但付出的代價也是慘重的。謊言被揭穿后，美國媒體的公信力大大降低。美國媒體不能自省自律，恪守新聞道德，而是按照美國的好惡和需要“制造認同”，誤導公眾，那就不會有什么客觀、公正、真實可言。究其原因，強大的權力本身就有操控一切的能力，政治權利則通過現代社會控制的利器——公共關系，最大限度得把媒體的“議程”納入自己所希望的范圍內。而美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媒體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是要在市場上參與競爭的，以追逐利潤為目的，更無法與世俗權力割裂開來。媒體與權力可以說是“共生”的關系。的模式同樣有瑕疵。媒體被臵于政府領導之下，獨立性較差，開放性欠好，透明度廣受詬病，有為權利者唱頌歌之嫌，對社會的反應也變得遲鈍。中國的媒體現在也在思索自身，媒體改革隨中國的全面改革并肩而行。這些問題，在中國也有，企業利用公關制造事件來推廣自己的產品，再由媒介進行推廣，從而達到盈利目的，報紙上的軟文屢見不鮮。一些事件在媒介的宣傳下，不明真相的群眾起了強大的作用（比如李剛事件，后來據披露當時李剛的兒子的原話根本不是媒體報道的那樣，是被曲解的。）這些過度夸張的部分虛假的報道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后果。更可怕的是，在中國，熱門事件一經報道，人肉搜索成了一件不能避免并且司空見慣的事情，這樣的群體暴力無聲地踐踏著人們的基本權利和尊嚴。中國的新聞，在僅有的自由空間里，依然受到來自各方的操控和新聞真實性客觀性的拷問。

作為一個新聞學子，看完《權力的聲音》自后最直接的感覺就是：“不如轉行當個小學語文老師算了。”可是新聞業總有人要去做，再辛苦再艱難，再難判斷抉擇，再多束縛操控，都要有人去做，那我們學這個，不義無反顧地去從事它，就沒有人從事了。我們要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煉就一雙明亮的眼睛。看到一件事，不能片面，要全面地分析。轉發一篇報道前，要細細考量其中的數據，尋找證據，辯明真假。要能分得清一件事究竟是新聞，還是企業公關制造的商業良機。我們不能被權力和利益牽著鼻子走，不能做公關人員手里的木偶。也許我們做不到完美，但我們可以去追求，心里的新聞理想就算被顛覆，也要重新去思考，去構建。最終，我們飽經風霜，用青春換來了洞察一切的眼睛，用相機鍵盤紙筆話筒譜寫社會上真實的禮贊，最終我們才能說一句：我自豪，我有自己坦蕩蕩的聲音。

第三篇：權利與繁榮讀后感

工商管理實驗版32010021203陳凱妍權利與繁榮讀后感

美國馬里蘭大學已故教授曼瑟爾·奧爾森的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權力與繁榮》將“權力”與“繁榮”這兩個人們通常不會聯系在一起的詞結合起來，人們通常并不重視二者間的關系，但奧爾森通過舉例論證了權利是繁榮的基礎，繁榮反過來影響權力。前言中對不發達國家經濟和政府的解釋很好的體現了這一關系：“貧困社會的最大挑戰不是資源的缺乏，而是它很難組織大規模的活動，特別是政府活動......不管在發達國家存在什么樣的最優政府角色，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的角色相比而言是更小的。”我認為奧爾森通過對國家權力機構和國民經濟的研究，找到了決定國家經濟興衰的原因，他認為經濟的成功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清晰界定財產權力和公正的契約執行，二是沒有掠奪行為。即政府的制度和經濟政策的強力程度能否限制掠奪行為發生。只有能夠提供持續服務和正確經濟制度的政府才能使一個國家經濟繁榮，單一的依靠市場調節或依靠政府調節都無法使國家興旺發達。奧爾森將社會劃分為兩種類型：創造型社會和掠奪型社會。當權力機構的政策能夠激勵人們通過生產來獲得個人收益時，這個社會就是創造型的；反之，當權力機構的政策使人們對個人努力的回報不斷地感到失望，從而傾向于“搶奪”財富而非生產財富時，這個社會就是掠奪型的。我認為當代政府和社會偏向于掠奪型，因為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大多數人創造的財富被小部分人占有，同時物價上漲過快，使得勞動階級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沒有工作動力。無法促進社會進步升級國家繁榮昌盛。

第一章這樣描述權力：“權力----不僅僅只限于政府的權力----是能夠產生強制性服從的能力，因此它和強制性的權威以及施加壓制的能力有關。”并用罪犯和黑幫的例子來詮釋強制性權力和自利行為。奧爾森用流動性匪幫和固定性匪幫來類比狹隘利益與共容利益，在一個充滿流動性匪幫的社會里，居民由于怕被搶劫一空，沒有動力進行生產和積累，這樣長期下去，流動性匪幫將沒有東西可以供盜竊。而對一個人口稠密社區的固定匪幫來說，由于他掌控了整個區域所有的犯罪活動，他將能夠從安居樂業的社區環境中獲利：犯罪活動越少，社區經濟越繁榮，固定匪幫獲取社區總收入的部分越大，收取的保護費越多。這種保護費我認為某種意義上是變相的稅收，通過這種變相稅收，無形當中與居民有了共容性利益的關系，這會促使他們會積極為當地居民創造一個和平的詞序和提供公共物品，防止其他劫匪的出現，以保證居民生產的積極性并為以后能長期獲得收入打下好的基礎。固定性匪幫的持續性掠奪比無政府狀態下的流動性的匪幫更好，因為居民和固定匪幫形成了共容利益，而共榮利益的作用在于給予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誘使他們關心全社會的長期穩定增長。然后奧爾森將固定性匪幫的作用等同于政府在社會中的作用。因此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武斷地認為獨裁政府不利于經濟增長的觀點是錯誤的，一個理性，自利的獨裁者在共容性利益下也會界定產權，提供公共物品，確定最優稅率。總之作者認為不是各種市場中的問題都可以僅僅通過期待公平交易解決，或曰公平交易有賴于權力的制約。

作者還討論了民主的起源，認為民主發生的情況往往是歷史上的一些特例，一個社會不能形成一個贏家通吃的局面，幾股勢力需要達成對權力的分享。作者假設專制君主總是抱有長遠的觀點的，而且其臣民也相信主子會一直這樣做。這個假設賦予專制君主穩定的共容利益，使得他限制自己的竊稅率。雖然專制者的共容利益驅使他提供可以增加其領地產量的公共物品，但是他這么做只是為了擴大他從社會中攫取的純收益。因此，專制者獲得的收入源于昂貴的代價，即通過很高的再分配比例將其臣民的收入轉到自己手中。雖然民主統治與專制統治一樣都擁有社會的共容利益，因為他們都控制著稅收征收權。但是，民主統治還能獲得社會中最重要的市場收入份額，從而使其擁有比專制統治更大的共容利益。因此，民主統治者會承擔再分配給自己利益的行為中更大的社會損失份額，也會從公共物品收益中獲得更大的份額。

工商管理實驗版32010021203陳凱妍

在第二章，奧爾森介紹了民主的起源、代議制政府的財產和契約權利制度以及民主的必要性。奧爾森認為，擁有絕對權力的專制者不可能在他的領地里創造另一個獨立的權威以確保權力的恰當和有序繼承，因此專制統治的繼承危機是與生俱來的。當一個專制王朝進入“盛世”時，臣民總是希望君主長命百歲以延續他們的安定生活和社會經濟的繁榮。顯然這是不可能的，隨著科學技術以及思想的進步，人們逐漸發現了君主制的弊端，奧爾森在這里就去掉了對專制君主眼光長遠的樂觀假設，認為專制者總是存在采取短視措施的可能，他會從侵占其臣民的資本中得到收益，他會想方設法逃避執行契約，拒付債務，并且不斷發行新幣以謀取眼前之利。這時他的激勵動機就如流竄匪幫一樣，狹隘利益促使統治走向了終結。奧爾森認為，一般情況下，每個專制者總是被其他的固定或流動的匪幫所代替，只有在特殊情況下，一個專制政體的結束才會被一個民主政體所取代。權力機構逐漸向民主政府過度。回到理論層面，作者認為民主代議制政府產生有三個必要條件：一是有些歷史偶然事件會產生一小群領導人、團體或者家族之間產生權力的平衡，使得任何一個領導人或集團都會很謹慎的避免獲得大于其他人或集團的權力，這種制約平衡使民主的產生變為可能。二是不同力量之間存在的權力大致平衡并且不會破裂，這樣小塊地方的專制統治就不可實行。第三是無論由于地理障礙、城墻或其他的環境障礙因素，在實施民主安排的地方一般可免遭周邊政權的征服。因為專制者總制造機會去征服更多更大更富饒的領土，而民主國家因為趨于其領地的投票權所以并不會有侵略的動機。我認為，第一個條件是最重要的。一旦存在權力平衡，每個人都有動機去降低自己以外任何可能的專制者成為真正專制者的可能性，因為每個人都擔心其他人大權在握后對自己不利（鏟除異己等）。如果權力只掌握在一人手中，那么用以防止專制行為出現的機制比如法院和司法機關往往難以發揮作用，甚至反過來成為擴大政府領導人權力的工具，這時專制統治就會死灰復燃。因此，那些確立權力分享安排的人有很強的動機去使這些機制發揮應有的作用，并導致限制政府權力特別是政府行政首腦權力的制度安排的相應出現。英國1689年光榮革命后，沒有一個政治派別強大到可以強加自己的意志到其他派別身上，或者直接去形成一種專制體制。每個握有權力的領導人之間形成了權力平衡，他們同意設立一個占支配地位的議會，它代表所有各方力量，并限制賦予政府的權力，同時使君主擁有的權力有限化。他們還設立司法機構、簽署《權利法案》并對判例法進行重大改革。總之，他們希望借此防止其他專制力量的興起。這種權力分享的制度安排使英國人開始對很多事情有了相當高的信任度：他們相信彼此之間簽署的任何契約都會得到公平的執行，任何私人合法財產都不會突然被充公或侵占，而他們對政府的批評也不至于遭到迫害。1689年后，英國私人財產和契約執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穩定，也正是光榮革命后不久，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由此我們注意到，在權力分享制度下的人創造的確保他們不會成為專制迫害犧牲品的結構，也同樣保護著財產權和契約權。

奧爾森認為，在民主的形成與個人權利（包括財產權和契約權）的穩定之間，不存在必然聯系。一個脆弱民主制度下的領導人會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沒收資本、貶值貨幣或者剝奪少數人權利，這正好使個人權利受到傷害。相反，在持久的民主統治與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財產和契約權之間，卻存在重要的聯系。在穩定的民主國家里，在法治之下，權力的繼承是可以預測的，個人權利的裁定與執行絕非是短期的考慮。許多人自信地簽訂長期契約，或者可以很放心地將財產受托到后幾代，或者設立基金會，他們認為這種預期是絕對會持久的。我認為，穩定民主制度下的政府與專制君主和脆弱民主制度的領導人相比，具有更大的共容利益，而且實行權力分享制度，他的政府是強化市場型政府。

第四篇：《權利與相互依賴》讀后感

《國家與市場》讀書筆記

戰后，隨著國際關系的發展，經濟和政治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影響變得越來越密切。

但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政治和經濟仍然彼此分離，各自孤立，難以充分闡明和解釋許多重要的問題。到了20世紀60年代，歐美有些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開始對國際政治中的經濟因素和世界經濟中的政治因素給以越來越多的注意，并且努力把國際政治學和世界經濟學結合起來，加強對國際關系的綜合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得到引人注目的發展。在這批開創先河的學者中。著名的英國國際關系專家蘇珊·斯特蘭奇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

在《國家與市場》中，斯特蘭奇深入淺出的評價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理論基礎和主要流派的觀點，特別是指出了聯系性權利和結構性權利的區別，用四個基本結構——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以及四個從屬結構——運輸、貿易、能源和福利這種新的模式綜合分析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剖析國際上紛繁復雜的政治經濟現象，比羅伯特·吉爾平等人的代表作更具理論概括功夫。

開場白中荒島的故事所闡明的一個簡單而又重要的觀點是：我們必須首先考慮人類設法通過社會組織提供的基本價值觀念，即財富、安全、自由和正義。接著我們可以認識到，不同的社會（或不同的時期相同的社會）在產生這每一種基本價值觀念的同時，總是對四種價值觀念作出不同的先后安排順序。所有社會都需要生產食物、建筑住房和制造其它物質產品，但是有的社會最優先安排物質財富的生產。所有社會都需要很好的加以組織，以便使個人得到更大程度的安全，免受來自本國或國外其他人的暴力傷害和凌辱。但是有的國家把秩序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事實上，社會有組織的生活比個人孤立地生活更具有這兩大優點，正是在于與其他人的聯系可能增加財富和個人安全。不管怎樣，社會組織的確帶來了對自由的若干選擇，即帶來了個人的選擇權；因此一旦有了社會，就要作出安排，為個人或集團提供一些財富，一些安全，一些選擇的自由和一些公正。因此，在不同的基本價值觀念的組合比例方面，各個社會是有區別的。如果不仔細觀察經濟生活中權利的作用，就不可能學好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各自對四種基本社會價值觀念作出輕重緩急順序的安排方面是大相徑庭的。不同制度反映出財富、秩序、公正和自由四種觀念不同的比例組合。從根本上說，決定這種組合的性質的是權利問題。

正是權利決定了權威和市場的關系。除非施展權利和擁有權威的人的允許，市場不可能在政治經濟功能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私營市場經濟和國營統治經濟之間的差別不僅在于政府給予市場經營者自由的程度，而且在于市場運轉所處的環境。這種環境也反映了權利的分配。不管環境可靠不可靠，穩定不穩定，或者是繁榮還是蕭條，都反映了擁有權威的人所作出的一系列的決策。因此，不僅權威對市場的直接權利至關重要。而且權威對市場運轉的環境或周圍條件的間接影響也至關重要。

該書認為，在政治經濟中使用的權利有兩種——結構性權力和聯系性權力，但是，世界體系里國家之間和降級企業之間正在進行的競賽中，結構性權力越來越比聯系性權力重要。按照現實主義者作者在國際關系教科書的傳統說法，聯系性權力就是甲靠權力使乙去做它本來不愿做的事。1940年，德國靠聯系性權力迫使瑞典允許德國軍隊穿過它的“中立”領土。美國憑借它對巴拿馬的聯系性權力支配了巴拿馬運河的航行條件。另一方面，結構性權力是形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其他國家及其政治機構、經濟企業、科學家和別的專業人員，都不得不在這些結構中活動。結構性權力不只是指確定議事日程或“設計”包含了支配國際經濟關系的慣例和規則的國際機制。這是結構性權力的一個方面，但不是全部。美國的結構性權力對小麥和玉米交易的影響使得買賣雙方可以進行套頭交易，即使蘇聯購買糧食，也會采取這種方式。倫敦的“勞埃德”是國際保險市場上的一個權威機構，它允許小保險商或承保人把大風險“賣給”再大的保險商，從而使該體系的運營以完全能承擔和管理大風險的大國和大保險商為中心。需要保險的人必須照此辦理。簡而言之，結構向權力就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就是構造國與國之間關系、國家與人民之間關系或國家與公司企業之間關系框架的權力。如果有一方在相互關系中也能決定周圍的結構，那么各方在相互關系中的相對權力就會增大或減小。

結構性權力不只存在于單一的結構中，而是存在于四個各不相同但互有聯系的結構中。其設計的圖像是一個有四個面的棱錐體或四面體的，每個面都與其它三個面接觸，并且依靠它們才在這個棱錐體中占有一席之地——對安全的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貸的控制以及對知識、信仰和思想的控制。因此，結構性權力存在于能夠控制人們的安全的人那里落葉存在于能夠決定和支配商品和勞務生產方式的人那里。第三，結構性權力存在于——至少在所有發達國家，不管是國家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或者兩個人的混合——能夠控制信貸供應和分配的人那里。第四，掌握知識、能夠全部或局部的限制或決定獲得知識的條件那些人，也可運用結構性權力。

結構性權力的四個來源：

一，只要暴力沖突的可能性威脅著個人的安全，為別人提供免受威脅的保護手段的人，就能在食品分配或司法等非安全事務方面使用權力。對安全的威脅越大，人們愿意付出的代價越高，接受提供保護的防御力量本身將會對它所保護的人帶來另一種威脅的風險也越大。就國家而言，感到自己既不安全，把自己看作向現存秩序及當時本地區流行的意識形態挑戰的“革命”國家，十分不愿意付出代價并接受軍事政府和諸如秘密警察之類“國家安全”力量的統治的風險。政治經濟學中的安全結構就是由于某些人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務而形成的一種權力框架。保護者，即提供安全的人，獲得某種權力，使他們得以決定，也許還能限制其他人面臨的選擇范圍。在運用這種權力時，提供安全的人也為自己在財富的生產或消費方面取得了特惠，并在社會關系中取得了特權。因此，安全結構必然會對經濟中誰得到什么產生什么影響。誰也不能忽視安全結構。

二，生產結構可以定義為決定生產什么，由誰生產什么、為誰生產，用什么生產和按照什么條件生產等各種安排的總和。生產結構涉及參加勞動的人們和他們通過勞動創造的財富。它們可以得到畜力或機器的幫助。他們的努力也許會得到慷慨的大自然的輔佐。但是生產結構主要涉及勞動者如何組織起來和他們正在生產什么。在政治經濟學中，生產結構就是什么創造了財富。

三，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權力是掌握在能夠提供安全或拒絕提供安全的人的手里，也掌握在設法通過生產創造財富的人手里，但是除了前面提到的安全和生產結構外，還有金融結構。它與這兩種結構同樣重要。發放信貸的權力意味著有權允許或不讓別人獲得今天花費、明天償付的機會，意味著讓別人運用購買力去影響產品市場。也意味著有權控制或濫用作為信貸記賬單位的貨幣，從而影響以其它貨幣為單位提供信貸時的匯率。因此，金融結構實際上有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不僅包括信貸得以建立的政治經濟結構，而且包含貨幣體系或確定作為信貸記賬單位的不同貨幣體系。因此，金融結構可以定義為支配信貸的可貨性的各種安排與決定各國貨幣之間交換條件的所有要素的總和。

四，知識結構所衍生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雖然它與其它三種結構衍生的力量同樣重要，但還未得到充分了解。知識也是權力，誰能夠獲得知識，并且能不讓別人接觸他們所尊重和尋求的某種知識，誰能夠控制知識的傳播的渠道，誰就可以利用這種非常特殊的結構性權力。

下面的四章論述了刺激權力結構——運輸、貿易、能源、福利。

例子：1948年，美國剛剛在歐洲顯示出它的常規力量比除蘇聯以外任何其它歐洲國家都強大。在廣島和長崎，美國顯示出它的常規力量勝過蘇聯和所有的其它國家，以為它暫時壟斷了具有大規模破壞力的原子武器。但是這種戰略力量不足以使經濟生活的車輪重新在西歐轉動起來。如果沒有生產能力供應食物和資本品以復興歐洲工業，如果沒有金融力量和普遍接受的美元提供信貸，美國就不不可能對馬歇爾計劃受援國使用權力。美國的結構性權利也不是建立在安全結構、生產結構和金融結構主宰的基礎上。美國以外的國家相信，美國全心全意的要利用自己的權力為本國人民和別國人民創造一個比較美好的戰后世界，這種想法加強了美國的權威性。

第五篇：《理想與豐滿.》讀后感（范文）

讀《理想豐滿》有感

前幾天，我看了企業家馮侖的著作《理想豐滿》，這本書主要是從理想、公平、傳承、董事長、房地產這五個方面來寫。我是第一次看這種有關企業、公司、房地產等的書。所以說實話，我并沒有看得很懂，對有些內容也不是太了解，所以下面我只能來淺談一下有關《理想豐滿》的一些看法。

首先是理想。現實經常讓人感到絕望，理想又遙不可及，而人要活著，必須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掙扎，這可能才是常態，才能讓人覺得有希望。這本書在“理想”這個標題后加的一句話是：做好人就是買單，做壞人就是搶劫。馮侖對這個觀點做出進一步解釋：理想和價值觀讓我們做對的事情，做貴的事情，做長遠而有意義的事情。而錯誤的價值觀則會引領企業做錯的事情，可能當下會省點兒錢，但未來會付出更大的代價，乃至被淘汰出局。做一個好人比做一個壞人要難很多，他必須為了“好人”這兩個字付出代價，服務別人，禮貌待人，也許我們會覺得這太不值得了！但是，從長遠的角度看呢，你會留下一個好名聲，當你有困難時，其他人都會伸出援助之手，而不是冷漠相待，這個道理也同樣適用于一個公司，質量保證，不坑蒙拐騙，只有樹立了一個好的理想和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才能讓一個公司不倒閉，永遠興旺發達。

理想能讓我們有無限大的毅力和動力。著名經濟學家、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一直有一個夢想——讓窮人擁有自己的銀行。他在經濟學家湯敏的支持下開始發放小額貸款，這是中國最早的小額貸款項目之一。“不能說，非要說；不能做，非要做”這是一些媒體對茅于軾的評論。確實，茅于軾這幾年一直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在各領域遭到“炮轟”，但他依然故我，堅持著最初的夢想——“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嵊州鐵道配件廠總經理劉雅銀出生在一個偏僻貧窮的小山村，小學沒讀完就輟學，之后又外出打工，干過保姆，當過縫紉工，也跑過供銷。但她不甘心平平凡凡地過一生，而是懷著“普普通通地來，決不平平淡淡地回”的人生理想，靠立志自強，抓住改革開放的機遇頑強拼搏，在2000余元資金辦廠的基礎上，幾經發展，創辦起鐵道配件廠，她本人也由一個山村婦女，成為發明數項國家專利產品的女廠長，并獲得省“三八紅旗手”稱號。可見理想對一個人的成功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現在大家都在講“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怎樣讓有骨感的現實朝豐滿的理想逐步接近？理想就需要階段性地被鼓勵，就像馬云那樣賣點兒股票，套現1、2億港幣，體現創業一個階段性的成果，給自己一點兒鼓勵。我們要把理想和現實之間這座橋一段一段接起來，在每一段都給自己一點兒回饋，讓自己可以享受一下這些許的成功。這些階段性的小成功串起來，最后必然就能通向最終的理想。又是一年春節到，買張車票回家，難！這是現實。有首歌的名字叫《常回家看看》，可是常回家看看如今只能是一種理想。買一張火車票坐著回家，不用站著回家，也不用擠著回家，既高于現實，又遠離理想。所以，借過年之機，在外工作之人一年只回家一次，就成了一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中間狀態。從原來的現場買票到現在的網上訂票，從原來的倒票盛行到現在的實名購票，從原來的慢車、普通快車、特快列車到現在的動車、高鐵，其間發生了諸多中間狀態的演變，車廂換了，速度在提高，空調裝上了，服務態度也有些禮貌了，監督力度也加大了，這是在朝著好的方向在走，但是距離理想狀態還很遙遠。這就是時下中國的縮影。

人的一生中不能沒有理想，那樣的日子會太乏味，會失去目標，理想，不能偏離現實太遠，也不能接近現實太多。每個人心中的理想總是和現實有一段距離，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總有很多限制性因素。天與地就是理想與現實，人生存在的目的，就是尋找那條地平線。

其次，我想談談公平。在思想史上公平一直都有兩派觀點，一是起點的公平，二是終點的公平。我主要講起點的公平，它是要求競爭者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參與競爭，但這樣存在問題，由于不平等的遺傳，富人的后代更易成功，在法律面前、在政治選舉時，富人較窮人更占優勢，現實情況是社會上貧富差距日益加大。起點公平更多是強調機會均等，這種機會均等是使全體公民都享有主人翁地位并賦予他們發展才能的均等機會，但它承認個人在自主活動能力和努力程度方面的差別，并據此得到有差異的收益。教育公平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重大問題，我國是人口大國，教育最大的現實是教育資源不足，尤其是優質教育資源不足。如何分配這些有限的資源，就引發了一系列的教育公平問題。教育公平從總體上說，首先要爭取“人人具有受教育的權利”，因此，義務教育階段必須保證人人具有入學的機會，實現教育起點的均等。誠然，我國政府大力普及義務教育工作中，頒布了許多政策，在保障人人享有接受義務教育權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但是，在已

經獲得均等的入學機會后，再去追求進入高水平學校、接受高質量教育的機會。這在實踐中遇到兩方面的難題：一方面受教育者自身存在著智力和秉賦的差異；另一方面學校教育水平和教育質量總是存在著差別，這種客觀差異引發了人們對在教育中能否真正實現公平原則的艱難選擇。對于這兩方面難題，我們應該做到進一步完善教育體系和制度，關注弱勢群體，提供均等教育機會。

其實，除了理想和公平，這本書還講了傳承、董事長、房地產這三方面，但由于我對這三方面還不是太懂，所以先避而不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