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搶險救災母親拿到糾紛補償款探討與研究

搶險救災母親拿到糾紛補償款

在汶川一線搶險救災的軍人母親楊女士，因勞動爭議糾紛，將原所在單位某街道辦事處告上法庭。8月2日，經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承辦法官不懈努力和街道辦事處的大力配合，該案最終以楊女士與街道辦事處1990年8月至1998年5月24日期間存在勞動關系，街道辦給付楊女士3.5萬元補償款的調解方式圓滿結案。今天，恰逢八一建軍節，楊女士終于拿到了盼望已久的補償款。1990年8月，楊女士到街道辦事處紅十字衛生站工作，雙方未簽訂勞動合同，但街道辦事處每月支付其一定數額的勞動報酬。2001年，紅十字衛生站解散。2002年1月，楊女士以“本人現無業，無生活來源”為由申請享受低保待遇獲批準。

2007年4月，楊女士向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訴，要求確認其與街道辦事處于1990年8月至1998年5月24日期間存在勞動關系;街道辦事處支付其1990年8月至2007年4月的工資7.3萬余元及補償金和工資賠償金3萬元;支付其養老賠償金26萬余元。

2007年6月，仲裁委員會裁決：楊女士與街道辦事處于1990年8月至1998年5月24日存在勞動關系，但駁回楊女士的其他申訴請求。

楊女士不服該裁決，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

一審法院經審理判決后，楊女士不服，上訴至二中院。

二中院審理過程中，承辦法官了解到楊女士兒子是空軍飛行員，在此次汶川地震搶險救災中被派往震區執行救災任務，承辦法官首先向楊女士表示慰問，同時考慮案件因歷史原因產生的特殊性，決定加大調解力度，力促案件能夠調解結案。為達到良好的調解效果，承辦人積極與街道辦事處領導取得聯系。在與街道辦主任就楊女士案件的歷史情況、楊女士個人遭遇以及案件可能產生的不穩定因素進行充分交換意見后，街道辦領導表示從穩定大局出發、從同情楊女士個人遭遇考慮，愿意配合法院力爭以給付相應補償款的方式調解解決該案，并愿意在今后多關心楊女士的生活，盡力為其解決生活上的困難，讓其能夠安度晚年，也為其參加搶險救災的兒子解決后顧之憂。

第二篇：河北水泥企業關停案：案件勝訴,拿到補償款

河北水泥企業關停案：案件勝訴，拿到補償款

案件事實

韓先生自90年代開始在河北經營水泥企業，依法辦理水泥企業生產許可證及其他手續，企業經營狀況良好，營利能力穩定。2017年4月，當地開發區管委會對韓先生公司做出《關停決定》，稱根據中央淘汰落后產能行業督查組的通知，韓先生企業新上粉磨生產線未辦理環評手續，且物料堆放不符合環保要求，屬于關停范圍。同時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第（二）款之規定，依法實施關停。當月，韓先生企業被強制關停。

通過韓先生自己的陳述，以及其提供的證件、手續及政府文件，我們認為，韓先生企業取得相關證件，本身具備合法性；管委會作出關停決定，依據不足；企業新上生產線已經過有資質的公司出具監測報告，符合環保標準。韓先生遂委托北京吳少博律師事務所代理此案，本所介入后，迅速就關停決定及環保局不作為提起訴訟。

辦案結果

關停決定案，管委會不能提供有效證據，經過審理已經撤銷。環保局不作為案被告申請中止審理，涉事政府部門與韓先生多次協商，最終支付韓先生滿意補償。

法律分析

一、關停決定訴訟中管委會舉證不能，推動本案進展順利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被告對作出的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證據，視為沒有相應證據。但是，被訴行政行為涉及第三人合法權益，第三人提供證據的除外?！?/p>

管委會收到法院的《行政訴訟舉證告知書》中已明確知道其舉證責任，在此情況下，管委會仍未在法定期限內向法院提交其作出關停決定的事實根據和程序合法的相關證據。在庭審中，管委會也僅提供了其作出關停決定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仍未提交其他相應證據。且本案不涉及第三人合法權益。故法院認定管委會無法證明其作出關停決定的合法性。這是關停決定被撤銷的重大依據。

二、關停決定適用的法律依據的效力分析

管委會作出關停決定的依據是中央淘汰落后產能行業督查組的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后者系刑事法律規范，不應作為管委會行政管理并作出關停決定的依據。這里著重討論督察組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關于審理行政案件適用法律規范問題的座談會紀要>的通知》規定，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時，依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參照規章。行政審判實踐中，經常涉及有關部門為指導法律執行或者實施行政措施而作出的具體應用解釋和制定的其他規范性文件，中央督察組的通知就屬于這種。而行政機關往往將這些具體應用解釋和其他規范性文件作為具體行政行為的直接依據。這些具體應用解釋和規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淵源，不具有法律規范意義上的約束力。因此，不能將該通知作為作出關停決定的直接依據。

三、環保局不作為的法律依據

韓先生企業新上生產線建設前辦理了環評手續，建成后委托專業機構進行監測、編制監測報告，并向環保局申請竣工驗收，但環保局一直拖延。

《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管理辦法》規定，建設項目竣工后，建設單位應當向有審批權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申請該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進行試生產的建設項目，建設單位應當自試生產之日起３個月內，向有審批權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申請該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應自收到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申請之日起30日內，完成驗收。

環保局收到韓先生企業的申請后，拖延不予驗收，超過法定期限，也客觀上造成韓先生企業不符合督察組通知而被長期關停，喪失恢復生產的可能。

第三篇：關于農村征地補償款分配及拆遷糾紛問題的探討

關于農村征地補償款分配及拆遷糾紛問題的探討

【內容摘要】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快，農村集體土地被征用，拆遷呈逐年上升趨勢，因征地補償款分配，拆遷引發的糾紛逐年增加，由于我國立法滯后和執法無明確標準，農村土地征地款分配糾紛，拆遷已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法律規定土地補償費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從法律上講，對來源于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等自然資源的收益，依法屬于全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如果法律沒有特別規定全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應共同享有，每個成員的權利是平等的，對集體土地等的收益享有可分割的特定份額，但不少鄉村在土地分配款等問題中村民的分配權被限制或剝奪的情況時有發生。本文提出了解決農村土地征地款分配，拆遷糾紛的途徑；認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方法；處理原則；

【關鍵詞】土地補償款分配收益主體處理原則拆遷

一、關于農村征地補償款分配糾紛是否屬于民事訴訟范圍問題

農村征地補償款分配糾紛，是指村民委員會或由村民小組在分配土地征用補償費用時，在村民中實行不平等分配，不分或少分給一部分村民土地征用補償費用而引發的糾紛。農村征地補償款分配糾紛，是否屬于民事訴訟范圍，尚存在爭議。有人認為，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分配，是集體經濟組織內部事務的處理，不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行為。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分配糾紛，屬國家建設征用土地中出現的糾紛，只能有有關行政部門協調解決。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26條明確規定：“市、縣和鄉（鎮）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安置補助費使用情況的監督?！贝迕裎瘑T會組織法第4條規定：“鄉、鎮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惫十敶迕衽c村委會或村民小組因征地補償費問題發生爭議時，市、縣、鄉（鎮）政府應當解決，責無旁貸。所以，土地征用補償費用分配糾紛不屬于人民法院管轄。也有人認為，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十條的規定，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性質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集體經濟組織是代表農民集體對其所有的集體土地行使經營、管理、收益權的機構，與其成員之間地位平等。集體經濟組織分配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行為，是依法行使集體土地的經營、管理、收益權的具體體現，是一種民事行為。因此，此類糾紛屬民事訴訟受案范圍。

關于此類糾紛，人民法院應否作為民事案件受理，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解釋也前后不一。最高人民法院業務庭自1994年至2004年就村民征地款分配糾紛問題是否受理做了五個復函或答復。一是最高人民法院［1994］民他字第285號《關于王翠蘭等六人與廬山區十里黃土嶺村六組土地征用費糾紛一案的復函》，其主旨是不予受理；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1］51號《關于人民法院對農村集體經濟所得分配是否受理問題的答復》，其主旨是受理；三是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1］116號《關于村民因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與村民委員會發生糾紛人民法院應否受理問題的答復》，其主旨是受理；四是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立他字第4號《關于徐志君等十一人訴龍家市龍淵鎮第八村委會土地征用補償費分配糾紛一案的復函》，其主旨是不予受理；五是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立他字第33號《關于村民請求分配征地補償款糾紛法院應否受理的請求的答復》，其主旨是不予受理。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業務庭的復函或答復內容沖突，使得下級法院對這類案件是否受理掌握不一，各取所需。筆者認為，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司法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民法院對因農村征地補償費分配引起的糾紛不作為民事案件受理缺乏依據?！锻恋毓芾矸ā返谑畻l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各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的，由鄉（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這里出現了集體經濟組織與

村民委員會兩個并列的概念，這兩者不是同一個組織，也不是相互交叉的組織。至今法律上對何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還沒有明確的界定。根據字面的理解，集體經濟組織應是村民集體管理集體經濟而設立的組織，如農村經濟合作社等，它與村民委員會有很大區別。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治組織，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調整。村內集體收入應當由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分配，但在實踐中，很多地方沒有成立村集體經濟組織，其收入分配由村民委員會或村民小組代為行使權利。因而，當土地收益分配糾紛發生訴訟時，便發生在村民與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或村民小組之間。因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是村民自治組織，村集體經濟組織是經濟管理的組織，兩者均不是一級政府機構，所以，進行的管理、分配等活動不具有行政性。從法律上講，對來源于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等自然資源的收益，依法屬于全村村民，如果法律沒有特別規定應屬于全體村民共有，每個成員的權利是平等的，對集體土地等的收益享有可分割的特定份額?？梢?，對我國農村公民來說，土地征用補償費用分配權是一項法定的財產性民事權利，對該民事權利的侵害是一種侵權行為，應當依法由侵害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再說，集體經濟組織分配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行為，也是依法行使集體土地的經營、管理權的具體體現，本身就是一種民事行為。因此，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或村民）與集體經濟組織（或村、組）之間因土地征用補償費分配所引發的爭議應屬于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爭議。對此，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作為民事案件予以受理。

二、如何確定農村征地補償款分配的受益主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征用耕地的補償費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六條的規定：“土地補償費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歸地上附著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需要安置的人員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安置的，安置補助費支付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由農村集體組織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單位安置的，安置補助費支付給安置單位；不需要統一安置的，安置補助費發放給被安置人員個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員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員的保險費用?！睂嵺`中，農民的土地被征用后，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都是支付給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組）。而由于土地資源的有限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組）通常將土地補償費與安置補助費揉在一塊，分配給村民，后再統一調整本村（組）農業承包地。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性質，決定了農村集體土地征地補償款是對全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補償，土地共有人應共同享有，土地征地補償款的分配，就應由全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共同參與分配，這與法律規定的土地補償費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性質是相一致的。那么，依何標準來確定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資格呢？在實踐中，一般有以下幾種主張：①戶口說，認為只要戶口在該村（組），就享有該村征地補償費用的分配權。②事實主義說，認為只要是長期在本村（組）生活，就應當享有征地補償費用的分配權。③生活來源說，認為只要是以土地耕作收益作為個人主要生活來源，就享有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權。筆者認為，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認定，既要反映征地補償費的本質，又要有利于對農民合法權益的保護。由于很多農村沒有成立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財產由村民委員會或村民小組進行管理，這種情況下，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也就是本村（組）的村民。筆者主張，認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依據一般應以戶籍為原則，但戶籍又不是唯一依據，還應結合地權進行考慮。如果某人戶口在本村（組），只要他（她）的農民身份沒有改變，依附于村（組）集體土地，他（她）必然享有集體土地的地權，他（她）就是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團體里的一分子，他（她）就和其他集體成員一起，成為集體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和他項權主體的一部分，就應該成為征地補償費的受益權主體。

三、當前農村征地補償款分配糾紛的突出表現、處理原則、解決辦法

當前，農村征地補償款分配糾紛的突出表現在于村委會或村民小組擅自決定分配事務，對出嫁女、招婿、喪偶、離異及繼子女、大中專在校生、義務兵等處理不當。筆者認為，處理此類案件時既要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治權，也不能剝奪公民的財產權，要處理好二者的關系。村民的自治權并不能對抗公民的生存權和財產權，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重要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土地補償款既具有生存利益性質又具有財產權性質，該權利非法律不得剝奪。因此，村委會、村民小組在決策時必須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七條所規定的程序提請村民會議討論，其無權擅自作主。村民會議作出的決策亦必須符合該法第十九條所規定的民主原則和第二十條規定的合法原則，應明確村民享有同等待遇。具體地說，應該遵守以下原則：

（1）民主議定原則和合法性原則。村民自治必須是真正的大多數村民的集體意志，而不是某個人或某些少數人的意志，且該意志不能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吨腥A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條第二款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的事項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一些農村部分村民的土地收益權得不到保護，與人們對村民自治的模糊認識有很大的關系，其所依仗的就是村民自治制度所賦予的一些權力，其實這是對村民自治權力的濫用。在一個民主和法治的國家，任何形式的自治都不能同國家的依法行政相違抗，任何形式的自治章程都不能同國家的法律相抵觸，任何形式的社區民主決定都不能損害公民的基本權利。因此，那些同國家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相抵觸的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民主決定都是自然無效的。村民自治必須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才能獲得健康發展，必須做到既要充分發揚民主又要遵守法律。

（2）平等原則。在進行征地補償款分配中，要充分保障每個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或村民享有平等的待遇，正確地處理利益關系。之所以會出現剝奪少數成員或村民征地補償款分配的收益權，主要受經濟利益驅動的影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每次的收益和征地款分配總量是恒定的，為了更多的分配集體收益，惟有通過減少應分款人數來實現多數村民的最大利益化，因此，公正、公平地分配征地款是保障每個成員或村民享有土地收益權的前提。

（3）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集體成員在享有分配利益的同時要考慮其對集體所盡義務的大小，做到權利與義務相一致，公平合理地分配征地款。

在明確了農村征地補償款分配的受益主體和農村征地補償款分配糾紛的處理原則后，對當前農村征地補償款分配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應合理的予以解決：

1、關于嫁城女及所生子女的問題。與城鎮職工、居民結婚的農村婦女（嫁城姑娘），由于政策規定不能到男方落戶的，且居住地也未遷離、享有地權的，應當保證其享有村民同等待遇。其所生子女是農村戶口的，屬有地權主體，應與其母等額分配。

2、關于入贅婿的問題。對于入贅婿及其所帶的子女，只要戶口已遷入，且居住在當地，其遷出地已不享有地權的，應保證其享有村民同等待遇。

3、關于離婚或喪偶的婦女的問題。婦女離婚或喪偶后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戶籍仍在當地，且原居住地村（組）保留其原有地權的，應與本村村民等額分配土地收益；若不在原居住地生活、其新居住地地權尚未落實的，原居住地所在村（組）應保留其地權，并與村民等額分配收益。

4、關于農村五保戶收養子女的問題。對依據《收養法》辦理了相關手續，已在當地村組落戶的養子女，也應與村民等額分配。

5、關于農業戶口入學的大、中專在校學生的問題。農業戶口入學的大、中專學生以及畢業后未就業前，因就學已將戶口從農村遷出，但從經濟來源看，家鄉地權仍是他們主要的依賴條件，為確保學生能完成學業，可當有地權看待，應與村民等額分配或適當分配。

6、關于進城打工人員的問題。進城打工人員，戶籍仍在當地，仍依附于村集體土地，而不是對地權的放棄，打工是為了掙錢彌補生產和生活所需，不能取消村民待遇，必須與本村村民等額分配。

7、關于超生子女的問題。對于違反了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的子女，如已接受處罰，并已執行到位、戶口已登記的，應當給予地權，與村民等額分配

8、關于服現役的義務兵的問題。凡農業戶口的服現役的義務兵，不能停止其受益分配；如在部隊一旦提干或轉志愿兵，有了固定工資，應停止其受益分配。

四、拆遷混亂局面解讀與治理

為什么我們總是聽到、看到因拆遷引發的過激行為呢？比如群體上訪甚至自焚？

對于政府拆遷，最要害的莫過于對“公共利益”的認知。因為“公共利益”是政府可以強制拆遷而無須充分補償的唯一理由，對拆遷戶利益有著莫大的影響。所以，我們應明確界定何為“公共利益”。對于公共利益的判斷應當基于利益相關者中的大多數人的意見而定，而不應由哪個部門或哪個領導決定什么是公共利益。為了正確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疇，立法層面上應當考慮采取列舉法或排除法對公共利益進行限定，或者列舉供暖，交通等作為公共利益的范疇，除此而外都不得以公共利益之名進行拆遷；或者明確將商業建設，比如商品房建設、商場建設等排除出公共利益的范疇，以防止公共利益被濫用。在實際的操作中，應當在拆遷決定作出前，舉行由利益相關者參加的聽證會，廣泛的聽取民意，由參加者投票決定某項拆遷是否屬于公共利益的范疇。

實際上我們所說的問題主要發生在商業拆遷領域。一方面因為現實中存在的拆遷行為絕大多數屬于商業拆遷，另一方面因為商業拆遷的民事性質在現實生活中已經發生異化。我認為，如果我們的拆遷遵循了前文提及的區別對待法則，絕對不會導致如此惡性的后果。但現實是，我們的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種種的利益動機，比如打造政績工程，獲取土地差價甚至官員個人的尋租行為而不適當的介入了商業拆遷，使的性質單純的民事拆遷行為復雜化，公權力不適當的侵入私法的范疇。由于公權力的介入，拆遷戶幾乎喪失了談判能力，無法自由的與以政府強制力為后盾的商業組織協商合同內容，其除了接受以外別無他法，否則就會被視為“釘子戶”而強制拔除。拆遷戶即使對這種侵害自身權益的行為提起訴訟，也往往由于地方政府對案件的干涉使得受損的權利無法恢復。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拆遷戶才被迫采取過激行為，以期引起高層的重視，對其權利予以救濟。要想切實的改變拆遷的混亂局面，實際上早已超越了私法的范疇，主要應期望公法尤其是行政法律法規的貫徹執行，實際上，依據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行政機關的職權是法定的，其既要不缺位，又不能越位，進入其不應當進入的領域，比如民事領域。要想改變目前的混亂狀況，關鍵是要健全法律和監督制度，通過完善法治、嚴格執法和新聞輿論等監督方式，加大政府機關及其領導人員的違法成本，使其不敢違法，不能違法。唯有當不適當的政府行為從拆遷行為中隱退的時候，才能還原商業拆遷民事法律行為的本來面目，改善拆遷戶的締約地位，使其可以通過與商業組織的談判而最好的保護自身的利益。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唯有其自己才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既包括拆遷戶也包括商業組織，假設沒有預期利潤，那么，作為具有逐利本性的資本是不會將自己陷入其與拆遷戶達成的契約的約束中的。

法律應保護社會的公正和一般拆遷戶的基本的生存資料，防止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在文明社會重演。為此，法律必須正確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疇，在保證我們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同時，保證社會的正義，維護民眾對于政府和法律的信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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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慧星：《民商法論從》（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第四篇：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研究

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研究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變革不斷加劇，社會結構持續復雜，當今社會已處于社會轉型期和矛盾糾紛多發期。如何正確處理各類矛盾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是各級黨委、政府必須要面對也必須要處理好的關鍵問題。而建立行之有效的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既是新時期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有力舉措，更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踐行執政為民的實際體現。

一、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的歷史傳統及發展 中國文化自古就有平衡、中庸的傳統及和諧的價值取向,使人們遇到糾紛或爭端,自然而然地以尋求調和為正道?！罢{解”作為矛盾糾紛的一種解決方式, 最早的出現可追溯到我國的西周時期，而且一直在官方和民間都以不同的形態得到延續不斷的運用和發展。我國古代官制中就有“調人”和“地官”的設置,其職責是“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這就是當時的官府調解。另外,因當時的社會基層中宗族的巨大影響和長期存在，有了糾紛常常邀請宗族族長或者長老親友和一些辦事公道的人出面調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民間調解的傳統。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調解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著名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人民調解委員

會暫行組織通則》，它的頒布施行是我國調解制度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標志著調解制度在我國最終確立。1989年，《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頒布施行，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人民調解制度，把我國的人民調解工作推進到了新的歷史階段。

從中國的歷史實踐來看，“調解”對于及時、有效地化解社會糾紛，維護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和良好的社會秩序，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主體之間的民事、經濟活動急劇增加，糾紛也日益增多和復雜化，加之公民法律意識的提升及社會法制觀念的變遷，傳統的單一的調解制度越來越難以完成其新時期的使命。

為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依據法律分別做出了《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和《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不僅進一步加強了新時期的人民調解工作，而且完善了我國人民調解這一重要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同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批轉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2005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政法委員會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關于深入開展平安建設的意見》，要求各地“進一步健全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機制、工作制度和工作網絡,強化社會聯動調處，將人民調解、行

政調解和司法調解有機結合起來，把各類矛盾糾紛解決在當地、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009年6月，有關部門又提出了《積極發揮司法調解主導作用，全面推進構建“大調解”工作體系的意見》。由此“大調解”作為一項社會矛盾糾紛的排查化解機制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行。

二、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的構成及相互關系 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和各地區調解工作的探索實踐，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主要由“人民調解”、“司法調解”和“行政調解”三位一體構成。

人民調解是在人民調解委員會主持下，依據法律、政策和社會主義道德，對民間糾紛進行歸勸和疏導，促使當事人互諒互讓、解決糾紛的群眾自治活動。司法調解是指在當事人提起訴訟后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就權益爭議平等協商，達成協議，解決糾紛的訴訟活動。行政調解是在國家行政機關的主持下，在其行使的行政管理職權范圍內，以國家的法律法規為依據，以當事人自愿為基礎，通過對爭議雙方的說服勸導，使當事人互諒互讓、平等協商，達成和解協議的活動。

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雖然在各自領域都發揮著積極有效的作用，但由于其性質、范圍、效力的各有不同，造成單一的調處模式和手段很難適應新形勢下化解矛盾糾紛的需要。人民調解雖然因其“民間性、自治性”的特性而

具有簡便、快捷、高效、普遍的優勢，但也正是由于其“民間性”，使其不具備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調解結果往往具有不確定性。行政調解由于其以政府部門為依托，較易為糾紛當事人信服，而且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因此，由行政調解的糾紛大都能順利解決。但是，通過行政調解達成的調解協議同樣不具有法律強制效力，如果雙方不能自覺履行，其效果的實現同樣面臨考驗。而司法調解，雖然其調解結果具有法律強制效力，但由于其“不告不理”的司法屬性，造成調解受理渠道相對單一，調解成本偏高等問題，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司法調解的調處效果。

三、建立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的現實需求和意義

（一）建立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是黨和國家的政策要求。

為及時、有效地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節約社會管理成本，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黨和國家多次制定相關政策，提出具體要求。胡錦濤總書記2005年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提出：“要進一步完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訪工作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把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結合起來，依法及時合理處理群眾反映的問題”。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

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完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制度，建立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實現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有機結合，更多采用調解方法，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边@也是我們黨以文件的形式對“大調解”格局的形式、方法和目的進行的詳細闡述和明確要求。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指出，要“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完善信訪制度，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

（二）建立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是解決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現實需要。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入，社會結構日趨復雜，各級各類社會矛盾糾紛日益突出。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管理體制在某些方面一時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從 另一個側面加劇了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數量急劇上升，大量的上訪、群訪事件層出不窮。而單一的矛盾糾紛調解模式，又各有其局限性，很難徹底的解決問題。為此，只有統籌協調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構建“三位一體”的“大調解”格局，大力構建以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主導，司法調解為保證“三位一體”的大調解機制，并通過“大調解”機制的運轉，有效調動司法力量、行政力量以及各種社

會資源，各負其責、各盡其能、互相配合、協同作戰，形成多方面、多層次、多角度、立體化的矛盾糾紛化解處理格局，才能積極有效地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和諧，長治久安。

（三）建立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是節約社會管理成本，促進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手段

建立、健全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同樣也是新時期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手段。充分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實現多種社會管理形式的優勢互補，協調發展，既可以提高社會管理效率，節約社會管理成本，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同時也可以相應的減輕群眾訴累，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真正做到把社會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

四、其他地區社會矛盾糾紛調解的經驗

在構建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我國很多地區探索出了很多實際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就積極匯聚多元調解力量，集中各方服務資源，合力推動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有機結合和良性互動，積極構建多方參與的大調解工作體系，廣泛發動政法干警、律師、法學教育工作者、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等法律專業人員，以志愿者身份積極參與所在社區的調解工作，及時、就近為群眾提供公正且低成本的矛盾糾紛

解決途徑，使得社會矛盾在初始階段就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再如杭州，也總結出了從源頭預防減少社會矛盾、在基層就地解決社會矛盾,靠創新依法處置社會矛盾這三條基本經驗。在人民法院設立人民調解工作室,建立訴調銜接工作機制；建立了醫療糾紛調委會、物業糾紛調委會等專業調解組織。

五、建立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機制的具體思路

（一）成立組織，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網絡。建立以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以司法、行政為主體，各類資源有機整合的組織模式，形成較為完善的網絡體系，真正實現“三調聯動”。成立專門組織，統一接待，統一受案，統一協調各調解單位，形成調解合力。

（二）發揮專長，建立專項調處隊伍。

新形勢下，隨著社會變革不斷深入、城市建設不斷推進，矛盾糾紛類型、程度等都發生了質的變化，主要是征地補償、拆遷安置、企業改制、環境污染、醫患糾紛等平等主體之間的矛盾與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矛盾相互交織，矛盾糾紛具有復雜性、多樣性、群體性、綜合性等新特征，而且這些糾紛內容多元化、涉及的專業知識多、對法律政策理解要求高。針對這一情況，就要求我們組織建立專業性強的矛盾糾紛調處隊伍，聘請專業人員，有針對性的開展矛盾糾紛調處工作，通過矛盾雙方聽得懂、信得過的方式，解決矛盾糾紛。

（三）實行首辦負責制度，切實保證社會矛盾不出門。充分利用“大調解”網絡，實行首辦負責制度，社會矛盾糾紛發現在哪個環節，哪個環節就要一抓到底，積極協調其他調解力量，相互聯系，相互補充，不只要做社會矛盾糾紛的“中轉站”更要做社會矛盾糾紛的“終點站”。

第五篇：蘆利霞與新鄉市開發區東楊村村民委員會土地補償款糾紛上訴案

蘆利霞與新鄉市開發區東楊村村民委員會土地補償款糾紛上訴案

問題提示：如何認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

【要點提示】

村民具有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和享有的獲得征地補償費用的權利，不是村民會議民主議定的范圍和問題，村委會不得以村民會議民主表決為由剝奪其成員的正當、合法權益；村民具有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和待遇是特定的，不因出具放棄保證而取消。

【案例索引】

一審：河南省新鄉市紅旗區人民法院（2006）紅民一初字第838號（2007年9月12日）

二審：河南省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2008）新中民一終字第545號（2008年5月9日）

【案情】

原告：蘆利霞

被告：新鄉市開發區東楊村村民委員會

原告蘆利霞是東楊村村民，1996年12月23日原告蘆利霞與延津縣榆林鄉大楊村郭樹法登記結婚，婚后一直在朱召村居住。其戶籍仍保留在東楊村，婚后蘆利霞未在開發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參加孕檢。1999年11月19日蘆利霞出具保證書，保證其和兒子的戶口為空頭戶口，今后不參與東楊村的分配，不劃宅基地，不分耕地。后東楊村多次分配土地補償款時，未給原告蘆利霞分配。為此原告提起訴訟，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土地補償款43112．45元。

被告辯稱：不分給原告土地補償款是由村民會議表決決定的，村委會必須執行。在2002年秋后調整土地時，專門為出嫁女戶口未遷出的留出一部分口糧田，并規定不得參與村里的任何分配。既然申請分得了口糧田，那么就說明同意了村里“不得參與村里的任何分配”的規定，現再起訴顯然不妥。況且原告并未履行村民義務，計劃生育等也未納人村里管理，婚后也一直在婆家居住。原告已寫過保證，放棄了村民待遇。

【審判】

新鄉市紅旗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土地補償費是因國家征用土地對土地所有者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原土地使用人對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的損失的補償，蘆利霞雖具備東楊村戶籍，但其未在該村居住，且原告蘆利霞于1999年11月19日出具保證書，保證其和兒子的戶口為空頭戶口，今后不參與東楊村的分配，不劃宅基地，不分耕地。該保證書系原告的真實意思表示，視為其自愿放棄其自身權利，故原告蘆利霞無權再要求參加分配征地補償款，對原告要求被告東楊村村委會支付土地補償款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原告蘆利霞稱其出具的保證書系在被威逼之下所寫，沒有相關證據予以證實，理由不充分，不予采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條、第五十七條的規定，判決：駁回蘆利霞的訴訟請求。

本案受理費1735元，由原告負擔。

一審宣判后，蘆利霞不服向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稱：其1976年11月26日在東楊村出生，在東楊村長大，雖然于1996年12月23日與郭樹法登記結婚，但婚后戶口并未遷出，應當認定為東楊村的村民，具備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資格。1999年11月19日上訴人簽字的保證書沒有法律效力，并不能代表上訴人放棄分配土地補償款權利。保證書是被上訴人以不給上訴人剛出生的孩子上戶口作為脅迫，迫使上訴人在村委會事先寫好的保證書上簽字。上訴人為給孩子登記上戶口，被迫簽的字。上訴人的孩子在東楊村出生，依法可以隨母親下戶，村委會強迫上訴人在書寫有“不參與東楊村的分配、不劃宅基地、不分耕地”等違法內容的保證書上簽字的行為本身即是違法的，簽字行為并非上訴人所自愿，也非上訴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村委會無權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一審法院認定所謂的保證書是上訴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認定其合法有效，是明顯的適用法律錯誤。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支持上訴人的訴訟請求。

東楊村村民委員會辯稱：上訴人的保證是其真實意思表示，并且是1999年書寫，其從沒有對該保證提出過異議，故該保證合法有效。上訴人沒有在東楊村居住，沒有盡到村民義務，故要求駁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維持一審判決。除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外，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另查明：自2002年7月3日至2005年10月27日，東楊村同新鄉市開發區土地部門和有關單位共簽訂了7份征地補償安置方案。東楊村自2002年8月10日至2005年11月20日每人共分配土地補償費42412．45元。

河南省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土地補償費是因國家征用土地而對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的損失給予的補償，在土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具有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應當享有分配該筆土地補償費的權利。上訴人蘆利霞系東楊村人，于1996年12月23日同延津縣榆林鄉大楊村郭樹法結婚后，在其丈夫的村未分配有土地，戶籍也未遷出東楊村，一直接受東楊村的管理。上訴人在2002年7月3日第一次制定土地補償安置方案便具有東楊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依法應當享受土地補償款的待遇。故上訴人請求分配相應的土地補償費的請求，本院予以支持。

關于1999年11月19日上訴人簽字的保證書的法律效力問題。上訴人作為被上訴人處的村民，享有參與東楊村的集體經濟組織收益的分配、劃分宅基地、承包耕地的權利，這也是上訴人的基本權利，被上訴人無權剝奪，被上訴人以不給剛出生的孩子上戶口迫使上訴人蘆利霞在村委會事先寫好的保證書上簽字，被上訴人的行為顯系違法，被上訴人無權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第五項的規定，違法的民事行為為無效行為，故對于該保證應當認定為無效。綜上，原審認定事實不清，判決不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新鄉市紅旗區人民法院（2006）紅民一初字第838號民事判決；

二、新鄉市開發區東楊村村民委員會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給付蘆利霞土地補償費共計42412．45元。

三、駁回蘆利霞的其他訴訟請求。

如果未按判決指定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一審案件受理費1735元，由新鄉市開發區東楊村村民委員會承擔，二審案件受理費880元，由新鄉市開發區東楊村村民委員會承擔。

【評析】

本案主要涉及以下問題：

（一）原告蘆利霞給被告東楊村村民委員會出具保證的效力問題

1996年12月23日原告蘆利霞同延津縣榆林鄉大楊村郭樹法結婚。婚后蘆

利霞一直在朱召村居住，但其戶口并未從東楊村遷出，戶籍仍保留在原出生地東楊村。1999年12月19日蘆利霞給被告東楊村村民委員會出具保證書，保證其和兒子的戶口為空頭戶口，今后不參與東楊村的分配，不劃宅基地，不分耕地。后東楊村多次給具有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村民分配土地補償款，但均未給蘆利霞分配。為此，蘆利霞提起訴訟向東楊村村民委員會主張自己的權利，要求東楊村村民委員會支付其相應的土地補償費份額。

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經濟補償。征地補償費是由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助費組成。它是在將土地由原集體所有征為國家所有的過程中，支付給被征地村和被征地農民的補償性和安置性費用。土地被征用，就意味著村民永久失去了對該被征土地的使用權，從而一次性受領的征地補償費，它是村民基本和重要的生活來源。

對被征地農民給予經濟補償，是我國憲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物權法等相關法律明確規定了的被征地村民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東楊村村民委員會作為被征地單位對土地補償費進行分配，具備其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都享有相應的份額。但東楊村村民委員會卻在其多次進行的土地補償款分配過程中，以蘆利霞給其出具有保證書，保證不參與東楊村的分配為由均未給蘆利霞分配土地補償款。東楊村村民委員會讓蘆利霞給其出具保證書，即保證其和兒子的戶口為空頭戶口，不參與東楊村的分配，不劃宅基地，不分耕地的這一約定行為，無論就形式還是內容都是違法的。從形式上看，蘆利霞聲稱其是在受東楊村村民委員會以不給其剛出生的孩子上戶口為脅迫，迫使自己在村委會事先寫好的保證書上簽字。自己為給孩子登記上戶口而被迫簽的字。盡管蘆利霞對其受脅迫這一事實沒有從形式上予以舉證證明，且東楊村村民委員會對此又予以否認，但從保證約定的內容可以推斷，由于出具這一保證本身，即嚴重損害和剝奪了蘆利霞作為一個村民乃至公民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和經濟利益，顯然不是其自愿所為。所以這一約定在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從內容上看，憲法、土地管理法、物權法都對作為征地補償對象的權利人享有獲得征地補償費用的權利作了明確規定，這是作為公民應當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也是作為土地被征對象享有獲得相應經濟補償的法定利益，是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非法侵害和剝奪的。而東楊村村民委員會卻以讓蘆利霞出具保證的這一約定的形式，非法剝奪蘆利霞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是嚴重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應屬無效民事行為。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自身的資格和待遇是特定的，不存在約定的問題，它不因出具放棄保證而取消。

（二）本案蘆利霞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認定問題

農民依附于土地的各項權利，是基于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這一基本政策而產生的，其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農村土地家庭承包，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人人有份的承包?！掇r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依法承包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的農村土地?！薄叭魏谓M織和個人不得剝奪和非法限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承包土地的權利?！蓖瑫r，《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承包經營……”這就表明，農戶只有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享有基本的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的權利，在其外部則不享有此權利。換句話說，如果集體經濟組織不論以何種理由和借口剝奪和非法限制其成員所享有的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的權利，那么，該成員就會成為一個無地可種而失去基本生產資料的“農民”。目前我國農村尚未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每個農戶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承包地，是其自身家庭生

產和生活的基本保障手段，在某種意義上具有社會保障和福利的性質。因此，農民的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權利是受法律絕對保護的。農村土地家庭承包，一般說來是本村人承包本村地。土地家庭承包的農戶一般是指，在按照國家規定統一組織承包時戶口在本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也就是說，確定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主要是依照戶籍為標準，特別是自然取得的本村戶籍。但是合法遷入的也可以根據其是否在其他地方已取得有承包地來判定其是否能作為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承包土地。農戶家庭承包土地的面積與家庭人口數量等情況密切相關，比較普遍的做法是按照每個農戶家庭的人口、勞動力數量等因素計算承包地面積。但承包合同一旦簽訂后，在有效期限內非因法定原因不能隨著人口的增減而變動面積，否則，就難以保障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長期穩定和有效。顯然，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承包地的“原始取得”對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自身利益至關重要。但同時也表明，農戶的家庭成員錯過統一組織承包時分配承包地機會的，會在一定期限內難以獲得承包地。但這并不意味著其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喪失，其仍享有和具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的權利。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所享有的土地被征用獲得土地補償費用的權利，即是依附于這種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權之上的。本案蘆利霞戶籍在東楊村，而且是自然取得的本村戶籍，毫無疑問其具有東楊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盡管其因婚嫁而未再在東楊村居住生活，但這只是居住形式的問題，其戶口并未從東楊村遷出，戶籍仍保留在東楊村；況且蘆利霞在其丈夫所在村亦并未分配有承包地，蘆利霞仍屬東楊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其仍享有承包東楊村集體經濟組織土地的權利?！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決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費。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請求支付相應份額的，應予支持?！边@就規定了，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不論有無承包地，均有權參與分配已經收到的土地補償費的相應份額。所以，蘆利霞向東楊村村民委員會主張分配并支付其相應的土地補償費份額的請求自然應當得到支持。本案一審判決駁回蘆利霞的訴訟請求是錯誤的，二審依法改判支持了蘆利霞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

（三）農村土地承包過程中婦女權益的保護問題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歧視婦女、侵害婦女合法權益的案件。盡管農民的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權受到法律的全面保護，但在農村土地承包實施過程中，土地承包經營權受侵害的事件依然時有發生，其中尤以出嫁婦女的承包經營權受侵害最為嚴重。主要表現為，婦女出嫁后集體經濟組織要求收回其承包地、婦女出嫁后其在原居住和生活地即戶籍所在地應當享有的權利和利益被剝奪、婦女離婚時承包經營權得不到保障等。這與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以及農村基層組織法律意識淡薄有關。憲法規定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各個方面享有與男子同等的權利?！掇r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條規定：“農村土地承包，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承包中應當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侵害婦女應當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秼D女權益保護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婦女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補償費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痹摲ǖ谌龡l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等為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庇纱丝梢姡谵r村土地的實際承包中，侵害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行為是一種嚴重的侵權行為，必須得到有效制止和堅決糾正。在征地補償費的分配問題上，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等為由，剝奪、侵害其依法應當享有的土地補償權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召開村民會議通過民主議定程序就征地補償費如何分配進行民主表決，但村民所在其村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和其享有的獲得土地補償費用的權利，不是村民會議民主議定的范圍和問題。那種以土地補償費分配是經村民會議民主表決村委會必須執行，從而剝奪婦女正當、合法權益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這是一個必須明晰和應當澄清的原則問題。廣大婦女應當不斷增強權利意識，自覺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從而真正把法律上規定的男女平等轉變為事實上的平等，把法律上規定的婦女承包土地的權利以及與之相關的各項權利轉變成事實上的權利，以促進全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此案的審理也正是這種精神和理念的體現。

（文章匯編者：海南法立信律師事務所 陳友峰律師，聯系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