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紅利說

改革紅利說

2013年03月18日 08:00

來源：《求是》期號：2013/06作者：劉世錦

一、我國經濟社會歷史性巨變是改革紅利的具體體現

中國以往歷史和有關國際經驗都表明，即使經濟增長的初始條件較好甚至優越，并不一定能夠促成快速的經濟發展。所謂“資源詛咒”，指的就是有的地方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卻長期陷于貧困。關鍵在于能否有一套好的體制機制，有效組合和利用經濟發展所需的各種要素，進而使社會財富充分涌流出來。改革就是要創造這樣的體制機制。而開放則把發展中短缺的產品和要素，如機器設備、資金、技術、管理體制等引進來，使我們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和要素走出去，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人們經常能夠看到的現象是，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些地，物質條件還是那些物質條件，體制改了，生產效率就得到極大提高。這個“多出來”的部分，正是改革紅利。

二、新階段改革紅利要靠“精耕細作”

黨的十八大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作為并列提出的目標，含義深刻。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必須依靠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我們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仍處于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但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將會有所變化。

據二戰后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的歷史經驗和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實際判斷，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我國經濟正在逐步轉入中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將會使我們面臨以往未曾遇到的機遇和挑戰。一方面，增長階段轉換期內在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有可能引發增長過程中大的起落，高速增長期潛在的金融財政和產能過剩等風險可能顯露；另一方面，新增長階段雖然增長速度有所降低，但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更多依靠產業升級和創新驅動，更加講求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在這個階段，將會涌現出一系列新增長點，包括在數量增長的同時更加重視質量的城鎮化，制造業升級和服務業加快發展，在持續技術追趕的同時創新的重要性上升，主要由中等收入階層拉動的消費升級，更具深度和質量的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如此等等。這些新增長點將打開我國經濟下一步發展的廣闊空間。因此，增長階段轉換，增長速度放緩，并不意味著有些人所說的中國經濟“衰落”，相反，將會開啟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新戰略機遇期。

第二篇：我國當前改革紅利

材料科學與工程鄭堅文2011051469

我國當前改革紅利的變化

廣義上講，我國的“改革紅利”是指國家通過體制變革和機制創新給人類社會發展進步帶來的全部有益成果的總和。除改革紅利外，我國另外兩大紅利分別為“人口紅利”和“資源紅利”。

在經歷了30余年改革開放后，中國改革的實質性深化在當下卻成為一個頗有沉重感的話題。改革走到了“深水區”，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進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會有人受損”的改革事項都已做完，任何一項深化改革的任務都會面臨既得利益“固化藩籬”強有力的阻礙。各項改革已深度關聯交織，“牽一發而動全身”。過去在局部發力尋求突破就可以改觀全局的空間已明顯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驗正集中于“全面改革”這個基本概念之上。現階段的主要特征，我覺得可以用四句話來描述。“黃金發展”和“矛盾凸顯”相伴隨，“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對沖，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總體路線圖”與“最小一攬子”改革相配套。

改革能帶來哪些紅利

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改革開放以來，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使社會財富不斷涌流出來。具體來說，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分稅制改革等，使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得到越來越充分的發揮，資源配置不斷優化，激發了市場活力，促進了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我國經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現在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研究表明，改革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起到了關鍵作用。如，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效率；改革加快了工業化進程，促使農村富余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由于工業生產效率高于農業，因而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外發布，其中提到“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這標志著延宕多年的“單獨二孩”政策將正式實施。這也是眾多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

另外，在國企的改革方面，經過30年的摸索，當前的改革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上世紀末開始的國企改制政策，抓大放小，扶植大型國企，對中小國企則采取“放”的態度，國家不再包養。這為中國經濟贏得了制度紅利，但紅利并不是來源于“抓大”，而是受益于“放小”——無數的民營企業利用這一機會迅速發展壯大。民營經濟對GDP的貢獻已超50%、出口貢獻超30%、就業貢獻超80%。

但如今，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以及大型國企的不斷龐大霸氣，相對“放小”的優勢，“抓大”的壞處愈來愈明顯。

第三篇：淺談三農的改革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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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三農的改革紅利

淺談三農的改革紅利

2013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轉折點，作為農業生產大國，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三農建設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核心內容，逐步完善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加快城鎮化進程，促進農村土地流轉，努力實現農業現代化建設。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關鍵在于三農夢，三農建設的主體是農民，讓農民受益獲利是改革的基礎，也是對三農的反哺。三農夢就在當下，中國夢還遠嗎？

1.社會救助制度性兜底，建立最低貧困保障線與平均收入掛鉤、CPI掛鉤、最低工資掛鉤的聯動機制，每年調整，保障最低收入人群的溫飽和教育、醫療、住房以及就業能力。截至2012年底，全國農村低保月人均補助水平為109元，年平均補助為1308元，然而2012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7917元，農村低保與人均收入之間差距巨大。若參照目前大災難如四川地震的受災補貼標準每天10元加一斤糧，結合未來8年要實現收入倍增計劃，那么全國農村低保月人均補助最低線為335元，年均補助為4020元，相當于2012年廣東農民人均可支配純收入的38.13%（2012年廣東省農民人均可支配純收入為10542.8元），全國的50%。最低線作為兜底，不足部分補齊，教育、醫療和住房等由政府兜底，這些投入會實現百分百的消費產出，而且絕大部分為五保戶、家中無勞動力或純分散手工農業戶，都是需要幫助的最困難群體。

同時建立一個貧困幫助線，例如在全國或當地人均純收入60%以下，給予教育和醫療的幫助，可減少自負比例等，政府主導，社會幫助。4月11日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西南財大課題組詳解基尼系數0.61調查過程”一文中提到西南財大課題組負責人甘犁，德國這樣結構的國家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數都在0.5左右，提高最低工資和所得稅對基尼系數影響不大，中國需要的是大規模的二次分配。美國最貧困的20%家庭平均收入是7500美元，轉移支付后達到3萬美元。中國最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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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的人口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300元人民幣（2012年新的標準）1.28億人口，按13.4億人口計，最貧困的20%，大約為2.7億，基本為3.6億內純農業人口的78%，也就是除了農業大戶后的小農農業人口，他們迫切需要二次轉移致富。如果把貧困線提高到4000元（按2010年不變價格計）估計基本就是這2.7億人口。按照目前新的最低1000元以上的最低工資，打工人群家庭大部分都在5000元以上的人均收入，因此，他們也有部分屬于需要幫助的人群，需要政府引導，社會幫扶。

2.實現農民職業化，現代農業需要職業農民，以廣東看，根據省教育廳最新的文件，高中階段升學率為93%以上，對涉農專業免學費，目前部分地區的農民仍為接受高中教育，也未受過沒有受過農業的職業教育，農業現代化也無從談起。在中新社的報道中曾提到在中國眾多欠發達地區農村，青壯年人都外出打工，50歲以上的老人成了農村的主要勞動力。

結合勞動力年齡結構來看，對40歲以下農民，包括已完成高中階段學習的農民補貼學習農業技術知識和農機知識，不但免學費而且包吃住，吸引農民學習現代農業知識。利用現有農村中小學的教室周末上課和農技站教師資源，平時可以開展戶外農業實踐和自學。此外，將農民職業教育納入全民教育體系，開展職業專科培訓、教育，畢業時給予相應學歷。幫助農民增強農業種植、養殖技術的學習實踐，有效提高農民了解使用農機的能力，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

目前，中國9億農民中2.7億外出務工，參照勞動力的比例，實際上大約5.4億農民可以算作準城鎮化人口或非農人口，其余3.6億農村人口，大約有1.8億勞動力，考慮到牧業、漁業、林業等其他就業形態的農村人口，實際有從事以18億畝耕地的農民大約9000萬，人均負責20畝，一家兩個勞動力大約40畝，兩家就有80畝，大約就是家庭農場的標準，所以如果實現了農業機械化現代化，而不是小農經濟，目前大約還有4500萬勞動力要轉出，因此在做好農業現代化和農民職業化的同時，每年要有500萬的農民轉出。

3.實現農村就地城鎮化，西部人口少的以縣為居住點，中部以大的鄉鎮為居住點，東部以萬人以上的中心村為居住點，同時對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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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論文 的鄉村予以保留。城鎮化是一個自然引導的過程，對以重建、新建、無居所、大翻修的農民居所實現城鎮規劃建房引導予以補貼吸引。《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鄉村就業人員人數為39602萬人，2008年鄉村就業人員為43461萬人，21世紀經濟報道《智庫建言改變供地方式并征房產稅》中提到，現在進城務工農民數量為2.3—2.6億人，農村人口數量減少，農村居民點閑置用地增加，目前規模達到185萬—285萬公頃，推進實現農村城鎮化，加快土地流轉已迫在眉睫。

當農民成為一個職業時，根據均等公共服務的規模經濟效益，人口在5萬左右才能達到規模效益，公共服務的社會成本最低，例如水、電、路、醫院、學校、市場、社會管理、社區服務等設施，因此應當鼓勵引導，而且就地城鎮化不會有文化的沖突，以縣以下的鎮為集中點可以解決征地的土地性質問題，依然作為集體建設用地實現流轉，并且這一措施已經在很多省產生了正效應，同時可以避免春節農民大遷徙。

配套地還要在相應較大的居住地建設工業區，一般以縣為單位，視人口和當地資源、經濟結構設立1-3個工業園區，實現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就業轉移，形成包括但不限于本地特色農產品加工等的支柱經濟。在地級市形成本地特色的工業產業鏈，在省的范圍要組合好經濟特色的板塊經濟，相對全但有特點。同時，縣以下工業園區也可以用鄉鎮企業模式征用土地，避免工業化進程中的土地出讓使得農民“被”二次盤剝，讓土地的增值受益留在農村、農業、農民。實際上在過去二十多年的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大量的進城務工農民離開了農村農業，出現了農村空心化，例如廣東清遠清新縣的秦皇村，十年前村小有98名畢業生，現在不足15名，大部分村民都已經搬遷大橋鎮、清新縣城或者廣州等地，實現了產業轉移、人口轉移，農田拋荒很多，農田的流轉也就有了基礎，農業現代化也有了基礎，因此工業化帶動了城鎮化、農業現代化。

4.實現農民的移動互聯網經濟推動，現代社會是一個互聯網的經濟社會，既有微博、微信，又有社交網絡、博客；既有電子商務、政府網站又有企業網站、APP應用。職業農民和農民工已經成為移動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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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經濟的主力軍，使用移動互聯網的人已經遍布10——40歲的人口，甚至已經開始用移動互聯網實現了網站建設、電子商務、社交發展、農業信息查詢等。百度成為農民的一個重要導師，成為知識獲取的一個重要驅動，加上互動的新型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新型農民獲取信息的能力越來越強，而且形成了自學習能力，在移動電話超過11億的年代，基本人手一機，在偏遠的農村，我們要將碎片化的學習時間和新的技術手段與扶貧結合，從過去的短信幫助跨越到移動互聯模式，特別是在食品安全和環境污染的今天，我們更要發展綠色農業綠色食品，通過移動互聯推動發展，既然農民通過他學習受益，又讓農業生產更科學，讓食品更安全，讓環境更美好，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獲得有保障的食品和藍天白云。避免在新的城鎮化過程中“被”污染。

5.對農村組織再優化，現在農村也出現了村干部的貪腐問題，特別是城中村，因此要對農村的組織再優化，將村民自治組織三重職能向現代組織架構轉化，將原來的經濟功能轉為有限公司，農民成為股東；將原來的自我管理社會職能社會化，向社區服務職能轉化；將原來的政權組織向居委會轉化。同時對新的組織形態采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管理，采用有限公司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的模式，經營班子不再三年一屆，使得三年一屆的經濟組織長期有效避免出現短期行為，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貪腐個人利益。居委會由于無利益，三年換屆不會形成貪腐。社區服務可以形成政府購買或者經濟組織內部服務購買的模式也可以改變浪費和不清晰的情況。

穩妥推進進城農民工的合法流動遷徙，保障其與當地市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務，帶動其非勞動力家屬的入戶遷徙，保障他們在城鎮化過程中就地享有教育、醫療、居住、低保、養老等的配套保障體系，讓就業地與保障地一致。通過農民職業化和失業農民的補貼培訓，確保農業現代化有充足的人力保障，避免出現50歲左右人群是現代農業的主力軍。保住底線、以工業化帶動實現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利用現代移動互聯網跨越式發展，穩妥推進，讓三農在改革中獲得紅利。中國夢，也是三農夢，我們越來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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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以開放紅利助推改革

尊敬的黨組織：

央行日前出臺《關于金融支持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意見》，從金融領域“力挺”上海自貿區建設。可以預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全面部署，將為自貿區建設營造良好環境，也將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為我國經濟長遠發展再造一個“開放紅利期”。

回顧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歷程，改革與開放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以開放倒逼改革、以“開放紅利”助推改革，是一條基本經驗。從上世紀80年代初建立深圳經濟特區、90年代初浦東開發開放到本世紀初加入世貿組織，都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實踐證明，哪個時期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力度更大，哪個時期經濟整體競爭力就提升得更快;哪個地區開放型經濟體制更成熟，哪個地區的經濟就更具活力。目前，我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迫切需要進一步擴大開放，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為改革提供經驗借鑒和活力源泉。

今年以來，我國外貿進出口延續平穩增長態勢，引進外資也相對穩定。但在全球經濟形勢復雜多變、國內經濟發展面臨壓力和挑戰的背景下，對外開放面臨的風險增大，開放的層次、水平和效益亟待提高，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任務艱巨。對此，三中全會作出了相應部署，提出放寬投資準入等重要舉措，不但有利于進一步擴大利用外資，而且有利于吸收國際投資中搭載的技術創新能力和先進管理經驗，進而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升級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的大門將繼續對各國投資者開放，同時也為國內企業走出去鋪平道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確立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主體地位，允許發揮自身優勢到境外開展投資合作，允許自擔風險到各國各地區自由承攬工程和勞務合作項目，允許創新方式走出去開展綠地投資、并購投資、證券投資、聯合投資等。這“三個允許”充分體現了國家支持企業加快走出去的導向，必將推動我國對外投資邁上新臺階，實現從貿易大國到投資大國、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轉型升級。

總書記在前不久的出訪中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引起相關國家的強烈共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擴大內陸沿邊開放，進一步為我國內陸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及加快沿邊開放步伐帶來了重大機遇。隨著這些部署逐步得到貫徹落實，一定會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更高水平上推進對外開放，進而更好地以開放促發展、促改革、促創新。

匯報人：xiexiebang

第五篇：轉變政府職能釋放改革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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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政府職能 釋放改革紅利

作者：

來源：《機構與行政》2013年第05期

轉變政府職能，是在當前形勢下穩增長、控通脹、防風險，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迫切需要和重大舉措，也是經濟社會發展到這一階段的客觀要求。新一屆政府成立一個多月內，兩次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取消和下放了133項行政審批事項。開弓沒有回頭箭，下一步還要繼續推進，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堅決打好這場攻堅戰。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轉變政府職能的突破口，是釋放改革紅利、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重要一招，今年要開好頭。一要以簡政放權穩增長。市場主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源泉。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進一步打開轉變政府職能這扇大門，激發市場主體發展活力和創造力，這是不花錢能辦事、少花錢多辦事的“良方”。要最大限度減少對生產經營活動、一般投資項目和資質資格等的許可、審批，切實防止審批事項邊減邊增、明減暗增。二要以簡政放權推轉型。把穩當前和增后勁結合起來，加快體制機制創新，使企業和產業在公平的市場競爭中優化升級，為轉型提供“源頭活水”。三要以簡政放權促就業。穩增長、促發展從根本上講是為了擴大就業。要加快企業工商登記等制度改革，大力發展中小微企業和服務業，提供更廣就業門路、更多就業機會。同時，要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發揮地方政府貼近基層的優勢，把由地方實施更有效的審批事項，堅決下放給地方。

改革不僅要取消和下放權力，還要創新和改善政府管理，管住管好該管的事。放和管兩者齊頭并進。要切實加強市場監管，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對食品、環境、安全生產等領域群眾高度關注、反映強烈的問題，要重拳打擊違法違規行為，讓不法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價。要創新公共服務提供方式，把政府工作重點放在“保基本”上，在非基本的公共服務領域，更多發揮市場和社會組織作用。必要的行政審批也必須規范，防止滋生腐敗，做到標準明確、程序嚴密、運作透明、制約有效、權責分明。要騰出更多精力抓大事、議長遠、謀全局，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有效性和權威性，堅決完成遏制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盲目擴張等硬任務。

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法治經濟，行政權力必須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內運行，同時也要依法規范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的行為。

新一輪轉變政府職能的大幕已經拉開。要嚴格落實任務和責任，對工作不力的進行問責。要把職能轉變工作納入考核，建立長效機制。改革要公開透明，把取消、下放和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依法及時向社會公布，接受群眾監督。

（本文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動員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