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談談城鄉戶籍制度

談談城鄉戶籍制度

在中國，戶籍與每個人息息相關，關系到每個人的身份，不同的身份享受的待遇大不相同，有時甚至相差甚遠。戶籍有省份不同，以及城鄉等兩種情況。由于我國各省的經濟狀況以及發展層度的不同，導致各省的戶口所享受的待遇大不一樣。沿海各省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在其區域內的居民享受比西部內陸所享受的待遇要高得多。當然目前中國最主要存在的戶籍問題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很長一段時間內，農村居民沒有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城市居民主要生活在城市區域，所以他們受到社會的關注。城市一直都是經濟，政治的聚焦之地，經濟發展為城市的待遇水平提供了物質基礎，聚居于城市的人一般都是社會精英，他們有高素質，高技能，高收入等，城市居民對于其所享受的需求較高。作為政治經濟的區域中心，為區域內的居民提供了豐富的各種社會資源。政府行政人員在行政過程中，也會把相對多的資源分配到城市。在現存制度下，教育醫療衛生等資源過多的聚集于城市。導致資源在城鄉的分配嚴重不均。在資源分配不均的條件下，其相對應的區域居民也要享受到相應的資源配置。但是，城市與鄉村人口的不均，大量農村人口只能享受到相對較少資源，進一步加劇了城鄉資源享受的差距。戶籍把中國人口嚴格地分成了城市和農村兩類，也嚴格限制了享受人群的數量。農村人口只能享受農村資源，而城市除了可以享受城市資源外，還可以占有一部分農村資源。過去一直強調農村支持城市的發展，而且是無條件的，導致農村大量土地資源部以及一些資源流向城市。進入新千年以來，我國開始提出城市反哺農村，要求農經加快經濟發展步伐，城市要力所能及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可是目前有部分行政管理人員仍然是過去的思維模式，一味強調城市的發展，忽略農村的發展。這種情況導致的是城鄉差距的擴大，而在二元戶口結構下，兩種不同的身份人員所享受到的待遇擴大。

要解決現在的困局，必須執行城市反哺農村的政策，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并加以施行。政府層面，需要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支持農村土地改革，增加農民的財產收入和可支配收入。農村目前現存的一大問題就是基礎設施落后，農民技能的匱乏，收入來源比較單一。政府財政支出偏向農村支出，加大農村財政輸人，激活農村資金的活躍度。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加快戶籍制度的的改革，縮小城鄉差距。目前一部分地區正進行戶籍制度的改革試點，但簡單來說，目前的戶籍制度改革進程還是比較慢，遠遠沒有達到人們的要求。縮小農民進城的成本、為農民落戶城市提供幫助、降低城市入籍門檻是城鄉戶籍改革的一大目標。戶籍改革是一項配套工程，牽扯到不同的利益主體，管理部門，資源配置等，在進行戶籍制度給個的同時也需要對其他配套措施加以完善。在戶籍制度的改革過程中，協調城市與農村的利益關系，遵循農民的意愿。

第二篇：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范文4篇

到___年實現___億人在城鎮落戶是新型城鎮化重要目標。目前來看，這一任務有望提前完成。

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

公安部新聞中心、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國警方在線”發布的新聞稿顯示，公安部___月___日召開全國治安管理工作座談會，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在會上講話時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戶籍制度為重點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戶籍制度。除落戶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戶口實行審批制外，積極探索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

孫力軍說，要加快完善戶口遷移政策。按照“自愿、分類、有序”原則，加快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放開重點群體落戶限制，尤其是要推動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統籌普通勞動者落戶和各類人才落戶，爭取提前完成___億人進城落戶的任務。要結合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探索實行城市群內戶口通遷、居住證互認制度，努力實現城市群戶籍政策的一體化調整。要探索實行農業轉移人口“宜城則城、宜鄉則鄉、來去自由”的落戶政策，為改善農村人口結構、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孫力軍表示，要加快建立新型戶籍制度。要在認真總結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除落戶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戶口實行審批制外，積極探索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

這個會議蘊含著很多重要的信息。其中，相比審批制，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是一個重大變化。這里面的一個前提是除落戶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戶口實行審批制外，也就是說，未來廣大中小城市包括不少二線城市落戶將變得十分簡單。

那么先來說說什么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根據___年___月____發布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__通知》，城區常住人口

___萬以上___萬以下的城市為大城市，其中___萬以上___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大城市，___萬以上___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___萬以上___萬以下的城市為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___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數，以下不包括本數)。

需要說明的是城區人口的概念。根據“通知”，城區是指“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區、市政府駐地的實際建設連接到的居民委員會所轄區域和其他區域。”而市轄區內的農村地帶，并不計入城區范疇。

也就說，市轄區人口并不等于城區人口。比如合肥去年___個市轄區人口___萬，但并不等于合肥城區人口有___萬。武漢市轄區人口達到了___萬，但不等于武漢就是超大城市，因為市轄區內還有很多農村地帶和農村人口。

目前住建部每年出版的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是對各大城市城區人口的最為詳細的統計。根據《___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結合公開資料，統計梳理發現，目前城區人口超過___萬的城市有___座，除了北上廣深外，還有天津、重慶、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和沈陽。

其中截至目前，我國中心城區人口超過___萬大關的仍然只有北上廣深四座一線城市。天津、重慶、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和沈陽為特大城市。

也就是說，未來除了這___個城市外，其他城市都有望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這不僅僅是三四五線城市，還包括了不少二線城市，如蘇州、合肥、濟南、長沙、廈門、寧波、福州、東莞、青島、西安、大連、昆明、南昌、石家莊等城市，未來這些城市戶籍人口有望快速增加。

尤其是，像中西部的很多省會城市，對省內其他地市的人來說有較強的吸引力，這些省會城市都在努力的打造強省會。一旦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這些城市的人口將快速增長。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中西部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發展階段不一樣，在中西部進入到工業化后期之前，區域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增長極，以增長極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由于每個省份最好的研發、高教、金融等要素資源主要集中在省會，因此如何突出省會的帶動引領作用就十分關鍵。彭智敏說，現在弱一點的省會比如南昌等城市也在積極凸顯省會城市的引領帶動作用。

今年的江西省政府工作報題提出，要高標準提升“引領圈”。編制大南昌都市圈“1+5”發展規劃，出臺支持大南昌都市圈發展的政策措施，進一步理順贛江新區管理體制。

這些二線城市的發展前景也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機遇。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分析，除了京滬這樣的超大城市在嚴格控制人口、進行非核心功能疏解外，其他二線城市的人口還將快速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對房地產企業來說，這些二線城市將成為發展重點。今年以來，很多地產巨頭拿地也紛紛從三四線城市回歸到二線城市。

地方戶籍新政密集出臺

___億人進城落戶或提前完成與此相對應的是，當前，二線城市的落戶政策正在不斷放開放寬。___月___日，南昌經開區啟動___“春風行動”招聘周活動，提供崗位達___余個。根據南昌最新落戶政策，在南昌市大中專、職業技工院校就讀學生，憑新生入學通知書或在校學習證明辦理落戶;全國其他院校就讀學生需將戶口遷入南昌市的，可按在南昌市就讀學生同等條件辦理。

___月___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官網發布《西安市人民政府___關于進一步放寬我市部分戶籍準入條件__通知》。這也是西安不到兩年___次升級調整戶籍政策。此次通知明確具有本科(含)以上學歷的，不受年齡限制;具有本科(不含)以下學歷的，年齡在___周歲(含)以下。全國高等院校在校學生(教育部學信網在冊人員)，均可遷入該市落戶。

今年以來，至少有___個城市出臺了落戶新政，放寬落戶條件。不光是二線城市，現如今，不光是二三線城市，就連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也加入到吸引人才、放松落戶的行列中。

其中，在深圳，繼去年___月實現大學畢業生引進“秒批”后，今年___月___日深圳將正式實施在職人才引進和落戶深圳“秒批”，主要包括高層次人才、學歷類人才、技能類人才、留學回國人員和博士后___類。

在廣州，今年___月___日下午，廣州市發改委聯合廣州市人社局、市來穗人員局及市公安局共同發布了廣州市新一輪遷入戶政策體系。其中，本科以上，不超過___歲即可落戶。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說，目前國家正在大力推動___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廣深放開落戶條件，可以重點解決已經在本地居住就業的人轉化為本地戶口，獲得本地市民待遇，這也是落實國家落戶政策的體現。另一方面，通過放開落戶政策，加快外來人口的市民化，讓這些外來人口留在當地，會增加對教育、職業等方面的消費需求，對當地的經濟發展具有較大的拉動空間。

實現___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是___年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的目標。根據前述會議，將爭取提前完成___億人進城落戶的任務。同時結合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探索實行城市群內戶口通遷、居住證互認制度，努力實現城市群戶籍政策的一體化調整。

本月___日，國家發改委發布了《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也提到，要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在具備條件的都市圈率先實現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積互認，加快消除城鄉區域間戶籍壁壘，統籌推進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市民化，促進人口有序流動、合理分布和社會融合。推動人力資源信息共享、公共就業服務平臺共建。

戶籍制度范文（二）

戶籍制度是一種人口管理制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商代人將這種管理方式稱之為“登人”。

商代屬于奴隸制社會，在當時的貴族奴隸主眼中，人口和牛羊之類的財產并無多大區別，牛羊需要登記，那么人口登記自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身為奴隸主私有財產的奴隸，當然是不可能有遷徙的自由，如果私自逃離戶籍所在地，則會遭到嚴酷的懲罰，有時候甚至會被處死。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許多小國對領地居民的控制也力有不逮，于是諸子百家的士人們得以周游列國，宣傳各自的學說，以博取各國君主的重視。

自由的人口流動為自由的思想創造了土壤，因此，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里，華夏迎來了思想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

戰國末年，秦王嬴政時代，因為韓國水工鄭國的間諜事件被發覺，秦國的宗室們對秦國境內的客卿非常不信任，于是鼓動秦王驅逐客卿，楚國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寫了一篇《諫逐客書》，論述秦穆公以來“以客致強”的事實。

在文末，李斯寫道：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借寇兵而赍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愿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認為，人口流動帶來人才流動，各國英才入秦是秦國能強盛的根本。如果因為地域籍貫的不同，而驅逐人才，那么秦國就危險了。

秦王嬴政認為李斯說的很對，他是一個有雄心壯志的人，豈能讓人才流入他國呢?于是嬴政馬上做了一件事：立刻廢除了驅逐客卿的命令;而孝公時，已讓商鞅趕緊對秦國境內的人口進行登記。

商鞅變法，將秦國人口按五戶為一伍、十戶為一什的辦法編制起來，每伍戶之中，選一人為伍長，每什戶之中選一人為什長，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為了保障編戶制度的約束力，秦法實行連坐，一人犯罪，其余人都要受株連，戰時若有一人逃亡，其余人都要被誅殺。

秦國廣納賢才，同時又在內部推行嚴酷的國家軍事主義制度，致使秦軍戰力爆表，終于以偏隅之地，異軍突起，橫掃六合，混一宇內。

秦統一之后，推行郡縣制，然而郡縣制只是國家機器的框架，真正到政策的具體執行層面時，郡縣一級是遠遠不夠細化的，于是在編戶制度的基礎上又延伸出了鄉亭制，即每鄉設“三老”(鄉村元老院)，十里為一亭，每亭設亭長。亭長對方圓十里之內的居民進行戶口管理，并維護基層社會治安，同時負責朝廷賦稅、徭役的征收和攤派。漢高祖劉邦就是亭長出身，只是他不是一個稱職的亭長，他的日常除了賭錢，就是在村口酒館里喝酒吹牛聊閑天。

漢隨秦制，秦漢以降乃至魏晉，除非是遇到長期亂世，實在沒有辦法進行戶籍編制，否則人口登記都是國家的基礎工作之一。盡管進入了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系不像奴隸社會那么明顯，但在統治者眼里，人民依然是國家財產，財產必須登記，嚴防資產流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寫在教科書里的圣人語錄，它就是整個中國古代史里的天條。

自西晉八王之亂以后，戶籍制度曾有那么一段時期瀕臨瓦解，這主要是長達四百年的亂世戰爭所致。人口的不斷遷徙與流亡，政權的不斷更迭，都讓戶籍制度一度幾乎斷絕，但當政權稍稍穩定的時期，統治者都會抓緊時間修補戶籍登記本。比如，在中國北方出現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重建戶籍制度就是其中一條重要內容;而在中國南方，南齊蕭氏在其短暫的二十多年時光里，一直把戶籍修訂工作當作國策來抓，并讓太子主抓這項重點工作。

在更晚一點的隋唐時代里，國家實行三長制。即每五里為一保，設保長(俗稱“地保”);五保為一閭，設閭正;四閭為一族，設族長。地保必須熟知自己轄區的各種家長里短，一旦地方上有事，地保就是一部活百科全書。

北宋王安石變法時設保甲制，每十家為一保，選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每十大保為一都保，選一威望高的人為都保正，保正又分正副職。《水滸傳》里，晁蓋被稱為“晁保正”，說明他也是當地有名的鄉紳，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就是大宋朝的執政基石。

明清時期，戶籍管理更是成熟。戶籍管理又分為“黃冊”和“魚鱗冊”，黃冊以登記人口為主，魚鱗冊以登記土地為主，兩冊一對照，一戶人家究竟該交多少錢糧稅賦，該服多少徭役人工，都是一目了然的。晚清時期，黃冊和魚鱗冊幾乎都是由各地方衙門里的行房書吏們世代把持，傳子不傳婿，是當地吏員們的傳家之寶。因為必須有這東西在手，才能收得了各種租稅，所以任憑換了哪一任官老爺來，都炒不掉這些書吏。

那么，為什么歷朝歷代都要把戶籍政策作為國策來抓呢?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古代的中國一直是農耕社會，農業是國家的第一大產業，農業稅是財政第一大稅種，而稅收直接關系著政權的生死存亡。農業稅的根基有兩條：一個是農業人口的多寡，一個是征稅土地的產能，因此人口管理與土地管理一樣，都是農耕社會里的基本國策。如果土地和農民都越來越多，那么國家財政的興盛指日可待，而如果越來越多的農民變成經常遷徙的流民，則意味著國勢衰微，亡國之日可期。

至于重農抑商，更是題中應有之意，因為商業稅在中國古代稅收體系里占比微乎其微，有它不多，沒它不少，而農業稅則不同，它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所在。

為了讓帝王們的子孫們能夠千秋萬代仙福永享，帝國必須用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來保證農民們世世代代地在那塊土地上做工蟻，因此，幾千年來無論時代風云如何變幻，無論政權如何更迭，帝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一如既往地堅不可摧。

戶籍制度范文（三）

在當代，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戶口是非常珍貴的，一個人如果沒有當地戶口，再有成就也不過是個“X漂”一族。而“X漂”這個詞，意味著他沒有根基，身世如浮萍，漂到哪里是哪里，全憑造化安排了。

自己漂泊也還罷了，而一旦遇到結婚生子、孩子就學之類的問題，“X漂”一族就會感受到什么叫“令人抓狂”。

一個戶口能卡住一家人的脖子，這句話絕非夸大其詞。

很多人以為，這種情況是因為當代人口眾多導致的，但實際上，在人口相對稀少的古代社會，戶籍制度的威力比當代還要強大得多。

在古代，如果一個人沒有戶籍，那他就不會有土地。土地是古代的基本生產資料，沒有土地就無法正常生活。

凡是沒有戶籍的人，都是流民。法律也不怎么保護流民的權益，因為流民不納稅，會被視為帝國的蛀蟲。流民的主體是兩種人：乞丐和盜賊，而這兩種人經常會身份互換，因此在很多時候，殺死流民會被視為剿滅盜賊，即便是誤殺，也常常會因為沒有苦主而不了了之。

當代流行穿越劇，但那些穿越劇通常都是腦洞清奇的作品。實際上如果真的能夠穿越的話，假如穿越者落在稍微穩定一點的時代里，幾乎___%會因為沒有戶籍而被當作盜賊被通緝;假如穿越者落在亂世之中，那么幾乎___%的概率是要早死的。在古代，沒有戶籍就不能成為王朝的子民，除了躲進深山老林玩野外生存，就沒有別的路好走了。

如果穿越到隋唐，穿越者會因為沒有戶籍而淪為賤民。在隋唐時代，這類人會被登記在一種特殊的冊子上，這叫“非編戶”，他們通常是貴族或者富豪之家的家奴。假如無戶籍的穿越者被人發現，那就會被當做逃奴抓起來，如果聯系不上主家，那就會被官方拍賣。另外，這種“非編戶”賤民無法脫籍，這口鍋不但要背到死，而且要世世代代子子孫孫地背下去。賤民脫籍政策直到清代雍正年間才有，而且還需要放棄“賤業”之后三代才能參加科考，但即便如此嚴苛的條件，在當時依然被視為“恩典”。

如果穿越到明清，穿越者因為無戶籍，所以無法參加科舉，即便他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也只好去荒野里說給狐仙去聽。

在古代，沒有戶籍是無法旅行的，再有錢也不行。戶籍意味著人員無法自由遷徙，如果有事要離鄉百里以上，就得找當地政府出具文書，也就是路引。路引萬分重要，絕對不可遺失，否則身處異鄉會被按游民處置，輕則流放，重則殺頭。

住店必須持有官方發放的路引(介紹信)，否則店家要受連坐。如果沒有路引，就只好去荒山野嶺找黑店住，萬一不小心中了雞鳴五鼓斷魂香，第二天早上就變成了熱氣騰騰的人肉包子了。

不要指望有什么辦法能逃脫強大戶籍管理，作為立法者的商鞅，在逃亡的時候也發現這個制度實在是沒有什么漏洞可鉆，所以他也因為沒有介紹信而被人抓回去五馬分尸了。

不同的戶籍之間享受的政策紅利也有極大的不同。

在古代，戶籍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一個人的命運。比如一個人生在京城，哪怕是個普通人家，也可以認為這孩子生來命好了，因為古代京城與偏遠地區之間的GDP可能會相差幾個時代，而其所處的環境也決定了京城人士的見識、習慣和發展空間都會比其他地區勝出許多，如果要參加科舉，京城人士的路費都省下了。再比如前面說到的陳湯，無論他取得怎樣了不起的成就，他仍然是個山陽瑕丘人，到死也是一個連長安戶口都混不到的loser。

對于古人改變命運的主要渠道科考來說，戶籍制度也是相當不公平的。政府會按地域來分配錄取名額，同時還要審核考生的戶籍身份，只有經濟嚴重欠發達地區才能和京城一樣享受更多的錄取名額。因此，古代考生家庭和官府之間，也會展開篡改戶籍與反篡改戶籍的攻防戰。

戶籍制度范文（四）

其實，放開城市落戶限制早已不是新鮮詞了，而是近年來的一個高頻詞。

本輪戶籍制度改革全面開啟的標志性文件，應該是_______年___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意見》，走的是打通二元戶籍制路線，提高城鎮化質量。因為此前的改革一直走的也是放寬路線，但學界認為，城鎮化率質量不高，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直接反映城鎮化的健康程度，是一個關鍵指標。

___年___月，____正式發布《推動一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要求“__五”期間，城鄉區域間戶籍遷移壁壘將加速破除，配套政策體系要進一步健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年均要提高___個百分點以上，年均轉戶___萬人以上。

到如今，留給這個目標完成的時間已開始顯得緊迫起來。今年以來，國家政策頻出，城鎮化已開始提速，或者說進入倒計時。

例如，今年___月___日，___、____發布《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下稱《意見》)，要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到___年，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消除。

而這與___月___日國家發改委發布《___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下稱《任務》)才隔了一個月。《任務》明確了相關城市放寬落戶的具體要求：

城區常住人口___萬~___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

城區常住人口___萬~___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并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

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

今年___月___日，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也提出，要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同日，公安部召開的全國治安管理工作座談會上，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戶籍制度為重點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戶籍制度。除落戶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戶口實行審批制外，積極探索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

國家頻提放開放寬落戶限制，尤其是放開大城市的落戶限制，是目前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數據顯示，截至___底，仍有___億農業轉移人口已成為城鎮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戶城市，其中___%分布在地級以上的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原所長牛鳳瑞將這部分人群的現狀稱為“半城市化”。

都市圈、城市群崛起

在目前小城市戶籍已全面放開、中小城市吸引力不夠的情況下，放開大城市戶籍顯得尤為重要。陳亞軍說，要解決好落戶的問題，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聯動，光靠小城鎮、小城市其實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需要推動大中小城市放開放寬落戶限制。

雖然我國從上世紀___年代開始就鼓勵發展中小城市，但實際上人口一直在往大城市走，現在學界更傾向于走發展大都市圈的道路。畢竟大型都市在經濟資源的集聚、效率和節約發展等方面更具優勢。近年來，國家中心城市、城市群、都市圈的發展，也彰顯著國家要將中心大城市引領作用發揮到最大的決心。

牛鳳瑞認為，突出中心城市的帶動引領作用，更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和城市化發展規律。城市規模與輻射帶動能力成正比。應該通過支持一些核心重點城市率先發展，帶動周邊地區發展，以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整體競爭力，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___年___月，___、____發布的《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提出，要以北京、天津為中心引領京津冀城市群發展，帶動環渤海地區協同發展;

以上海為中心引領長三角城市群發展，帶動長江經濟帶發展;

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為中心引領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動珠江西江經濟帶創新綠色發展;

以重慶、成都、武漢、鄭州、西安等為中心，引領成渝、長江中游、中原、關中平原等城市群發展，帶動相關板塊融合發展。

一方面是要放開放寬大城市的落戶限制，另一方面要突出中心大城市的帶動引領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顯而易見，未來大城市的發展更受看好。

但問題是，大城市的發展和落戶也不是沒有限制的。盡管中央密集發文要放開放寬落戶限制，但都附加了一定的限定詞，落戶的全面放開，是將個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除外的。

根據《___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目前，城區人口超過___萬的城市有___座，除北上廣深這四個超大城市，還有天津、重慶、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沈陽、長沙___個特大城市。

結合政策，也就是說，在未來，除了上述___個城市外，其他城市都將全面放開放寬落戶限制。這個過程中，一大批二線城市將受益最大，包括西安、蘇州、合肥、濟南、青島、大連、廈門、寧波、昆明、石家莊、南昌、福州等。

一方面，大城市戶籍放開后，中小城市的發展前景會更受限。另一方面，相比京滬等超大城市，二線城市還有大把的發展空間。這些二線城市崛起后，不僅可以承擔、疏解一線城市過于集中的部分功能，還可以起到區域發展龍頭的作用，帶動更多區域相對均衡地發展。

放開放寬落戶帶來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意見》明確，要全面落實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財政政策、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政策，以及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向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較多的城鎮傾斜政策。

這里必須要說明的一點是，過去國家強調中小城市戰略的結果是：一線和部分熱點二線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土地供給不足，三四線城市人口增長緩慢、土地供給過多，由此造成土地供需錯配。現如今，人地掛鉤的政策更符合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真實需求，對輸入城市將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有利于輸入地城市的建設和發展，這個過程中，對一二線城市也是一大利好。

《意見》提到，到___年，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基本建成，經濟發達地區、都市圈和城市郊區在體制機制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

這意味著，未來城市更新改造，有望成為房地產發展的重點。什么樣的城市更新改造尤其是舊村改造會有價值?哪里的農村戶口有價值?當然不可能是小城市的農村或者貴州、東北、淮河流域等地的偏遠農村，而是一二線大城市的城中村或近郊區的農村。

今年，珠三角，廣州、東莞等地的舊村改造如火如荼。這些地方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也會極大地增加一二線大城市的土地供應。

從總體上看，二線熱點城市的樓市發展前景已經超過了一線城市。

一方面，二線城市的人口增量空間更大;

另一方面，二線城市原有樓價較一線城市要低很多。

實際上，從___年以來的表現來看，二線熱點城市的房價漲幅甚至超過了一線城市。這也符合近年來熱點二線城市經濟崛起的趨勢。

春江水暖鴨先知。今年以來，熱點二線城市的土地市場火爆，各大開發商鏖戰二線城市。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50大城市合計在___年前___月土地出讓___萬億元，同比___年同期上漲了___%。其中，___月杭州土地出讓金收入___億元，位列榜首。此外，今年以來，天津、武漢、蘇州、濟南、鄭州、福州等二線城市的土地市場表現也十分搶眼。

一線城市也不是沒有機會。上述《任務》提出，超大特大城市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無序蔓延，合理疏解中心城區非核心功能，推動產業和人口向一小時交通圈地區擴散。也就是說，未來一線城市的重點在都市圈的發展上。

尤其是隨著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軌道交通尤其是跨城地鐵、市域快軌的發展，將會極大縮短周邊地區、鄰近板塊到大城市中心城區的時間，讓這些區域變成也可以變成人們常住的區域，從而有利于超大城市疏解中心城區人口，也可以帶動周邊區域發展。比如北京周邊的北三縣、保定等地，上海周邊的南通、嘉興、昆山、太倉等地，深圳周邊的惠州等，都將是未來樓市發展的重點。

第三篇：戶籍制度

簡論我國戶籍制度的歷史、變遷

法學081周玨 0801064

5摘要：

戶籍制度是中國一項涉及全體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社會生活之基本形貌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制度。本文將從我國戶籍制度的發展歷史說起，從古至今，逐步解釋我國戶籍制度的歷史變遷，再試著分析戶籍制度的諸多問題。意在深刻了解我國戶籍制度的發展，和未來戶籍制度的走向。

關鍵字：1949年以前 1949年以后 戶籍制度：終結抑或改革

正文：

一．1949年以前

在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傳統社會里，對農民嚴加管制，把他們錮著在土地上，編戶入書籍，橫為中國歷代統治者的治國方略。歷史中的戶籍制度是指通過各級權力機構對其所轄范圍內的戶口進行調查、登記、申報，并按一定的原則進行立戶、分類、劃等和編制，以此作為掌握人口信息、征調稅役、分配資源和維持秩序的基礎，它是一項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服務和法律的綜合性社會制度。中國戶籍制度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漫長的歲月中雖然無數次的戰爭和內亂，又經歷代王朝的更替，戶籍制度總是以某種方式繼承或沿襲下來，并且始終執行著多種社會功能。回溯歷史，其目的并不是為了瀏覽一下中國戶籍文化的歷史形態，①而更重要的是從這些歷史事實中去把握這一社會制度的結構和功能，并從中認識維持這種結構的社會關系，以及這種結構對社會變遷和發展的影響。

1．“戶籍”的涵義

“戶”，《辭源》解釋為：“住戶，一家為一戶。”中國古代戶籍，也有“丁籍（冊）”、“黃籍”或“籍帳”之類的名稱，主要以家庭為依據，了解家戶人數和田地情況，用以征收賦稅、調派勞役。

2．編戶齊民

在歷史上的戶籍管理時間中，包含了權利機構對土地管理和土地制度的意義。統治者實行編戶齊民的措施，目的不僅在于了解家庭和人口情況，而且還要掌握土地的戶均和人均占有情況，掌握土地的質量情況，如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出產率，以此作為攤派賦稅、征調兵役的依據。

縱觀中國歷史中的戶籍制度，其登記注冊的內容不外乎三大類：戶內關系、人丁數量和田地財產。不同的歷史時期，雖然形式不盡相同，然而它卻是所有統治者用以控制社會、落實行政、經濟和軍事管理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3．國家機器

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地方經濟的發展，諸侯勢力隨之壯大，爭霸爭雄的戰爭頻繁四起。由于戰爭的需要臺，各諸侯國自然會重視人口登記、戶口保養及戶口管理。戰爭需要有兵員和物資保證，清查登記人口并實行管理，一方面可以了解國力，做到知己知彼；另一方面也可限制流動，防止人力流失，保證兵役和賦稅源源不斷。因為掌管戶口，對國家機器來說，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國家的存在以來與稅役的征調；再者，文字的出現，也為登陸戶口提供了條件。

4．五保法

后來，由于政事廢弛，國家并不需要周全的數字，這樣地方管理的怠惰也就成了自然，因此戶籍所載的民數嚴重失實已司空見慣。后隋文帝統一中國，結束了多年以來國家分裂、社會動蕩的局面。立即推行戶籍改革，即“制人五家為保，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幾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查”。②這樣，戶籍制度又再次被鞏固了起來。

5．科舉

隋朝之后的戶籍制度增加了對戶口登記管理的約束機制，即把戶籍與科舉考試結合起來。科舉制度與其說是一項教育考試制度，不如說是半開放式的公務員招考錄用制度，它是一種和平式的上下流動機制。相對比以往的全完世襲制和暴力爭奪制，這種社會垂直流動機制無疑是一種進步。科舉考試，實行的是配額制，即按地域分配名額，名額十分有限，于是，中舉的名額也就成為一種稀缺的資源。為分配這種資源，則必須確立一個依據，已有的戶籍管理無形中為其提供了方便。科舉制要求人們在自己的戶籍所在地參加考試，即在哪里登記入籍，才有資格在哪里參加考試，這樣做一者是為了保證相對的平衡，防止人們一起涌向一個地方；二者也為了便于組織考試。

6．末尾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戶籍制度并不是一種孤立存在的制度形式，而是與各種行政、軍事、經濟、文化和教育制度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套觀念、規則和措施。它既在各項制度中得以體現，并發揮其作用，同時它又具有相對獨立的傳統。諾思認為，國家或政府應對制度創新和經濟績效負責。但在中國歷代的政治權力結構中，戶籍制度保證了各級官僚的優勢利益。③尤其對最高統治者皇帝來說，把所有臣民登記入冊，他便可手執一冊而統一天下，以此方式既象征了皇權的至高無上性，又不需要自己付出多少勞動成本，這樣皇權統治的效用最大化也就得以實現。

既然如此，戶籍制度的創新和變遷所需要的動力在傳統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中，就難以產生。這也許是歷代戶籍制度乃至全部封建社會之所以變遷緩慢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1949年以后

1949年以后的中國戶籍制度，最先在城市管理中得以醞釀，然后逐漸形成比較系統的、普遍的制度。它的主要內容包括戶口登記，以及對各類戶口的遷徙、居住、獲取資源和福利的權利規定等。

新中國建立之初，隨著土地革命取得初步勝利，城市建設和工業生產初見端倪，新興政權，或具體地說是某些上層政治精英開始雄心勃勃，試圖徹底打破傳統的社會結構。但過于理想的平均注意社會，戶籍制度的建立，多少地帶有些烏托邦式的理想觀念。最后不得不按地緣和個人成分或身份來控制和分配短缺的組彈壓吧，結果不僅沒有消除三大差別，建立“一大二公”的社會；相反地使地緣意識和身份意識得以強化，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群之間出現認同的分離，而要把他們鄭和到一個統一的系統之中，就不得不依靠強大的中央權力，這樣，整個社會秩序也就實際上成了一種“人工維持的秩序”。④也就是說，國家只有通過超強的權力控制，阻止社會走向地緣分割化和身份分層化，以彌補社會鄭和的裂痕。

1.改革以來的戶籍制度變遷

了解改革以來的戶籍制度的變遷情況，下面幾個事項可能是重點對象：（1）：知青回城的戶口安排，（2）：“農轉非”的指標，（3）：“自理口糧戶口”或當地有效的城鎮戶口，（4）：居民身份證，（5）：就業和糧油關系的轉換，（6）：“賣戶口”現象。

2．戶口與資源的分配

回顧過去的那段歷史，我們不難看出，戶籍制度與那種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體制緊密相關，同時也是國家進行資源調配和利益格局調整的視窗系統和操作平臺。

戶籍的登記注冊，以及對個人居住、遷移的管制制度，既是策略選擇的結果，又是鞏固這一

分配格局和狀況的關鍵路徑。因為，假如沒有鄉——城戶口遷移的控制和約束，當城市的比較利益占優的時候，必然有大量的農業勞動力用想城市，參與爭奪城市資源，這樣，最終也就會達到城鄉比較利益均衡，從而消解城鄉分化。但是，這一策略與國家所選擇的工業化策略不太吻合，國家試圖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來加速工業化，而不是讓部分資源被與工業無關的人消費掉。

3．戶籍壁壘

在中國戶籍制度的安排下，戶口的劃分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社會系統中存在的結構性壁壘。城鎮戶口或戶口遷移的轉換條件，在某種意義上說，就相當于一個集團或階層守衛自己利益的壁壘，因為從顯示情況來看，制定政策的或有權進行決策的階層，以及決定戶口遷移權利的人，幾乎都是具有城鎮戶口或本地戶口的人。因此，很難說，他們的利益傾向不影響其價值傾向乃至決策行為。

以戶口為標志的分層體制，最典型的例證就是，1960—1970 年代出現的國營或集體單位從農村地區招收的輪換工、臨時工和合同工，他們和同單位的其他工人在職業、工作內容和工作性質上，并無什么區別；他們常常需要做比其他工人更苦更臟的活，但是卻不能得到與其他正式工相同的待遇。他們沒有同等的勞動保障、公費醫療、住房、退休金、津貼和消費補貼也明顯少于正式工，甚至根本沒有。他們之所以得到這樣不同等的待遇，關鍵的原因就是他們來自于農村，他們的戶口身份是農村戶口。所以，合同工形式實際強化了戶口制對城鄉之間裂縫的影響，它表明一方面工業增長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戶口的權威界定又在壓制農民的權利，并極力維護城鄉戶口的等級差別。相同的例子也表現在干部少年粉上，農村干部和國家干部都是可以說是干部，但是農村基層干部和國家干部之間最明顯的區別就是戶口的不同，因此待遇也就存在差別。

戶口作為中國社會結構的裂痕，不僅表現為城鄉戶口兩種群體之間收入的不平等，而且還表現不同戶籍之間的其他權利和非貨幣性待遇的差別。例如，戶口落在規模較大的城市里的居民，可以很容易地把戶口遷到規模較小的城市，城市戶口可以很方便地轉成農村戶口；但是，從小城市將戶口遷到大城市，或從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沒有足夠的條件、理由和關系，幾乎不可能，這無形中意味著不同地區的戶口所享受的權利和地位是不平等的，或是呈等級的。

戶籍制度對社會分層結構的影響是深淵的，同時又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戶口轉換和遷移的限制，使地區和部門內的成員趨向平均，另一方面，它又使地區和部門之間的差距固定和突出；一方面它雖然遏止了城市貧民窟的出現，但另一方面使農村充斥著貧困。因為以戶口為標準對居住地、住房、就業、配給和消費的控制，限制了農民獲得與城市相關的比較利益優勢的機會，人們受到先賦戶口的控制，很難甚至無法調整自己的位置或地位。即使人們安心地守在那里。即使有些農村人不愿選擇一輩子守望著那一點貧瘠的耕地，他們也難以擺脫戶籍的安排。

4．戶籍壁壘與鄉—城人口流動

在眾多對當代中國城鎮流動人口以及鄉—城人口遷移研究中，不少學者強調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作用，而對權利、資源和利益分配的格局關注不夠。在傳統的意識形態里，農民進城被看做是“盲流”，在這多少帶有歧視性的話語中，隱含著對農民理性追求自己利益權利的輕視或否認。

1980年代以前，政府通過戶籍控制，以及響應的糧油配給、票證和外出證明等措施，有效控制了鄉—城人口遷移和流動，從而剝奪了農民在城鎮獲得收入的機會。從農民進城的途徑來看，以與城鎮戶口的親人團聚為主要方式，招工也是重要途徑之一，但受政策影響和波動很大；當兵和上大學是農業戶口的年輕人實現進城夢想的唯一的、可以為之奮斗的途徑，但是道路相當狹窄。

1980年代中后期之后，城鄉分割的資源配置以及部門和地域之間的差別日益顯著，從而吸引了大量農民擠進城里，在農業外尋找就業機會。盡管戶口控制仍然對他們起到約束作用，但是巨大的利益差距形成強烈驅動力，推動和他們想盡一切方法在城市里找到立足點。例如，北京市出現的諸如“浙江村”之類流動人口聚落群體，⑤就是新的體制和舊的制度安排組合而成的社會現象。市場經濟要求勞動力是自由流動的，而戶籍制度安排則極力限制勞動力在體制內的自由流動和轉移，而且繼續為各種不平等的行政政策的執行提供依據和條件。城市中的流動人口不僅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反而遭到各種臨時性或地方性的行政命令的驅趕和排斥。

5．“黑戶口”

“黑戶口”，顧名思義就是指沒有在權威機關登記入籍的、戶口沒有著落的人，也就是指那些不被權威機關知道的或不被認可的人。正是因為這一群體的不可知性和不合法性，因此常常被管理者或其他人稱之為“黑戶口”或“黑人口”。出現“黑戶口”的情況主要有：

（1）：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規定手續或超生人口。

（2）：不少農民為不承擔負擔而不愿給子女上報和登記戶口，這樣他們的子女也就沒有戶口。

（3）：第三種類型的“黑戶口”屬于戶口代定者。或稱為“口袋戶口”，是指在戶口遷移過程中，個人持遷移證而不在規定期限內在遷入地落戶。

（4）：在沒有戶口的群體中，還有一些是棄嬰，他們被別人抱養，但又不符合收養法的規定，因此不能上戶口。

在“黑戶口”群體當中，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不能申報戶口的人，或許永遠也不能獲得戶口身份，從而不能享有與其他人同等的公民或市民權利。那些沒有戶口、不能享有理應享有的社會權利的階層，既定的分配制度和現實紅的待遇對他們今后的發展會產成極大的影響。如果戶口制度或依附于戶口的權利和義務分配制度不改變，這樣的階層會長期存在，并構成一種邊緣群體和亞文化，他們反過來也可能會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反作用。

6．小結

盡管導致社會分層與差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一定意義上，它是由權利和義務分配的不平等構成的。社會的上層享有更多的行動權利或社會權利，而承擔更少的義務；社會下層的行動則受到更多的制約，享有的權利較少，而承擔的義務更多。

在中國的戶籍制度安排中，不同的類型的戶口，如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常住戶口與暫住戶口以及地方有效的戶口之間，在所享有的公民權和社會權利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由于不同戶口所享有的權利是不平等的，而戶口身份主要是通過代際繼承獲得的，因此，社會分層和不平等的形成，繼承和世襲因素的作用較大，自獲因素或人力資本因素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通常被視為結構性的不平等印度，如個人能力、教育水平和職業地位等因素，表面上看是因為個人之間的差異而導致的，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不平等，然而實際上，它在較大程度上也包含著權利的不平等以及這種不平等的代際傳遞所產生的效應。

綜上所述，在中國，戶口的湖粉已不僅僅是身份的證明，而成為權利和義務分配的依據和標準，戶口成為個人享受各種社會和公民權利的邊界和壁壘，由此導致了戶口的不同（包括類型、籍地不同），個人所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也就不一樣，權利和義務的差別是多方面社會差別的重要根源。

三．戶籍制度：終結抑或改革

在中國的現實中，戶籍具體來說，就相當于戶口簿或戶口登記簿所技術的相關事實，如姓名、性別、出生時間和空間、戶口所在地、戶口屬性以及家庭及其他社會關系等。戶籍的應用在顯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概括起來主要有：

（1）：傳遞個人信息。

（2）：證明個人身份和社會關系。

（3）：限制人口遷徙和流動。

（4）：權利和資源分配的操作系統。

無論從制度的效率，還是從公平度來看，具有傳統色彩的戶籍制度與現時代的社會發展需要已顯得不相稱。因此，致力與戶籍制度創新，使其有利于降低公民的生活成本，關心和體現弱勢群體的需要，已勢在必行。正如杰斐遜所說：“法律和制度必須隨著人類思想的進步而進步。人類思想日趨發展、開明，新的發現不斷涌現，新的真理被揭示出來，習俗和觀點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制度也應前進，與時代同步。如果我們要求文明社會停留于野蠻的祖制之下，那無異于要求承認仍穿者孩提時代的服裝。”⑥

總而言之，以控制個人行動和建構社會差別為導向的戶籍制度，與個人和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潮流格格不入。因而，改造中國戶籍制度是社會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

附：張國慶：《公共政策分析》，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11,第417頁.強制性收容遣送政策及其終結

1961年以來，為維護社會治安，強制教育改造違法犯罪分子，經黨中央、國務院先后批準各地公安機關對輕微違法犯罪的人和流竄作案嫌疑分子采取了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的措施。為了救濟、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討人員，以維護城市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1982年5月國務院發布《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對城市乞討和其他露宿街頭生活無著人員實施收容、遣送政策。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各地出現大批農民進城務工的現象。1991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問題的意見》，將收容遣送的對象擴大到“三無”人員。后來收容遣送工作又與流動人口的管理聯系在一起，收容遣送的對象進一步擴大到“三證”不全的流動人員。1992年12月財政部、民政部、公安部《關于收容遣送工作中跨省遣送所需經費制支付問題的通知》規定，跨省收容遣送費的收取，以流出省在經濟上承擔責任，促使其做好制止人口盲目外流工作，流入省做好將外省被收容人員送回原籍的工作為原則；其所需經費原則上又流出省財政部門解決，并規定了具體的收費標準。

1994年1月民政部下發的《關于加強收容一送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中規定，在收容遣送工作中，對社會救濟對象實行無償服務，對非社會救濟對象可實行有償服務。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城市收容遣送人數劇增。以北京市為例，1999年收容遣送人數達到149359人。2000年上半年，收容后遣送人數達18萬人。與此同時，因收容遣送引起的惡性事件和行政訴訟也不斷涌現。2003年3月17日，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廣州街頭因沒有暫住證被治安人員帶到派出所，隨后被展轉至廣州收容遣送中轉站、救治站，3天后被暴打致死。以“孫志剛事件”為焦點，引起關于取消強制性收容遣送政策的廣泛討論。

2003年6月2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國務院第381號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實施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正式廢止。新《辦法》變強制性收容遣送為自愿性社會救助。

① 楊子慧主編：《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5年。

② 《隋書?食貨傳》

③ 諾思著、陳郁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傷害三聯書店，1994年。

④ 科爾曼引用的法學家海克的觀點。認為秩序可分為兩類：一種是“自發形成的秩序”，它產生于各種行動者之間的相互協調，只需某些禁令；另一種是“人工維持的秩序”，它依賴于命令式的權威。參見科爾曼著、鄧方譯：《社會理論的基礎（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92頁。

⑤ 王春光：《社會流動與社會重構——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⑥ 引自繆勒著、楊春學等譯：《公共選擇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58頁。

第四篇：戶籍制度

1、戶籍制度

中國的戶籍制度由于城鄉二元格局造成的二元戶口劃分，其系統性、延續性對整個社會造成的影響深刻而長遠。如從政治權利、身份地位、教育機會、職業獲得、社會保障等方面影響和制約人們的政治經濟生活。河北省戶籍制度改革相對較早，推進過程較快，改革措施較為系統，改革經驗和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值得總結分析。同時，所轄區域內戶籍改革差異較大，但存在共性問題較為突出，表現出一定的典型特征，破解共性關鍵問題有利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進戶口一元化，推動城鄉統籌發展。

2003年7月2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批轉《關于我省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了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標和原則，明確具體改革內容有兩條是：

（一）按照實際居住地登記戶口的原則，以落戶條件取代計劃指標，實行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

（二）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為基本落戶條件；石家莊城中村農民就地“農轉非”261390人城中村改造過程中戶籍管理混亂，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農民對戶籍改革滿意度低。雖然戶口變了，但孩子上學、大人上班也不一定有保障啊，加之戶籍制度與其他教育、社保、就業、醫療等福利捆綁在一起，表現為戶籍制度粘性極強，給戶籍改革和管理帶來更大的難度。

到2010年6月1日，石家莊城中村改造啟動率已達100%。大面積的城中村改造過程中戶口管理跟不上就十分不利于計劃生育、教育、醫療等方面的管理，百姓不滿意就容易上訪告狀，這樣不利于地方經濟建設，也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

（二）縮小城鄉基本社會保障差距，促進戶籍改革平穩順利進行。無論從我國歷史還是從社會現實出發進行分析，在中國社會收入分配體制中，戶籍制度都是極其重要的標準和依據，甚至是進行資源配置的最基本準則，在很大程度上戶籍制度演變為權益分配的基本依據。河北省也不例外，戶口是個人從政府及其相關機構組織獲取收入和補貼的必要依據，各種消費補貼、住房補助、福利分房、子女入托就學、養老醫療保險等等都是以戶口為基本條件而享有的。這也就產生了戶籍制度的粘附性，這種粘附性在某種程度上加大了城鄉差距。在轉向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現代戶籍管理制度應是一種開放的、動態的、平等的社會管理制度，所以政府的角色應該是縮小城鄉社會保障差距，使戶籍制度的粘附性減弱而不是增強。透過城中村改造過程中戶籍管理混亂的現象看本質，百姓無論是要農村戶口還是城鎮戶口，其基本出發點是多得到點諸如教育、住房、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面的實惠。分析到這一點，戶籍改革就要求政府彌補農村社會中社會保障那塊明顯低矮的短板，否則城鄉統籌這個水桶總有漏水之處。

第五篇：中國紀事：1958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確立

中國紀事：1958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確立

中國紀事：1958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確立中國紀事：1958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確立

戶籍制度正式建立于1958年

【前言】

1958年1月9日，新中國第一部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布。戶籍制度由此建立。歷史地看，戶籍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它背后承載的勞動就業制度、醫療保健制度，以及在接受教育、轉業安置、通婚子女落戶等方面所衍生出的許多具體規定，整體構成了一個利益向城市人口傾斜、包含社會生活多個領域、措施配套、組織嚴密的體系。

中國戶籍制度徹底的改革，絕非改掉一紙戶口所能解決。在追求“遷徙自由”的夢想之路上，我們要走的路顯然很長。

【導讀】

戶籍制度弊病眾多急待改革

戶改艱難前行 準入和遷移條件逐漸放寬

成都城鄉一元化戶改：土地換社保引爭議

上海居住證轉戶籍：每年新增戶籍不宜超10萬

專家激辯是否應一步取消戶籍制度

王小帥辦假北京戶口 自嘲混了多年沒弄清是哪人

城鄉二元戶籍制之源

1958年，被視為中國人口管理制度的一個分水嶺。

這一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及配套制度，為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詳細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其實中國公民的遷移自由已經從憲法中被取消。

從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開始，中國人步入了一個漫長的城鄉分割二元體制。這一體制的形成，很多人把其歸結為計劃經濟使然，三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溫鐵軍則認為這更多是當時的經濟危機造成的。

他在《我們是怎樣失去遷徙自由的》一文中提到，在1952--1957年中國一五計劃時期，大約有2000多萬農民工已經自由流動進入城市。但從1959年開始到1960年，大概用兩年左右的時間，又從城里遷出2000萬人。

這一變化源于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建國后中國政府采取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一五”時期所建立的基本是軍重工業為主的國家工業體系，重工業有一種內生的“資本排斥勞動”的機制，這一方式起初并未對農村勞動力完全封閉，期間部分農民工流動現象可以說明這一點。

不過情況到了1956年發生變化。中國工業此時剛剛起步，由于中蘇交惡，蘇聯停止了對中國工業化的后續投資。蘇聯停止援助后，政府財政赤字大規模增加，基本喪失了擴大再生產能力，沒有新增擴大再生產就沒有新增就業，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進城的人向外遷移。

斯大林說過，要實現工業化，必須犧牲農民的利益。這一觀點可以充分解釋中國建國初期學習蘇聯模式的工業化路徑。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政府在公社一級建立財政和農業銀行機構，以全額提取農業剩余，并且形成了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結構來保證這種內向型的資本積累，農業成為重工業所需資本的積累來源。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分析，對比西方國家先發展輕工業、積累了大量資金再逐漸投資到重工業的發展模式，當時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客觀使得輕工業沒有為重工業提供積累的機會”，只能通過“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讓他動彈不得，永遠種糧食這種方式來實現資金積累”，從而演變為一場對農民的“掠奪”。

這一背景下，戶籍制度一誕生就帶有濃重的命令經濟色彩，并為之確立了一套完善的具體管理制度，內容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7項人口登記制度。這個條例以法律形式嚴格限制農民進入城市，限制城市間人口流動，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構筑了一道高墻，城鄉分離的“二元經濟模式”從此在中國根深蒂固。

1964年，國務院轉批公安部戶口遷移相關規定的基本要點時提出兩個“嚴加限制”：對從農村遷往城市、集鎮的要嚴加限制；對從集鎮遷往城市的要嚴加限制。1977年，國務院第一次正式提出嚴格控制“農轉非”，此后公安部具體規定了“農轉非”的內部控制指標，即每年從農村遷入市鎮的“農轉非”人數不得超過現有非農業人口的1.5‰。

在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下，上個世紀整個60、70年代自動流動的人口幾乎沒有。城市生活柴米油鹽都是憑戶口憑票證供應，沒有票證，意味著無法生存。

戶口成為了利益載體

在長達50年的時間里，戶籍政策構筑了“農業戶口”與“城市戶口”在實際利益上的不平等。兩種戶口成為差別化分配各種利益的最直接標簽。

非農業戶口在各項待遇上明顯優于農業戶口。在改革前近30年的國家工業化初期階段，城市人口享受到了從出生到死亡的各種保障制度，這些保障靠國家財政補貼維護。據國家計委和國家統計局保守估計，城鎮每安排一個人的就業和生活需花費3至4萬元，2億多人就需要6萬多億元……

然而，占人口80%、只能提供積累不能分享工業化收益的農民一直與這種制度無緣，土地成為他們唯一的保障。

兩類戶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級的社會身份。1961年之后，要成為國營企業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戶口。在整個社會，干部、工人、農民之間的階級分野非常分明。

戶口制度的輻射力量是驚人的。人們很快發現，其背后逐漸附加了從社會保障到教育、醫療、公共服務等幾乎所有公民權益的城鄉化差異。城鄉之間建立起一種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長期二元社會結構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與農業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會地位。去掉“農”字標簽，獲得與城市公民平等的社會身份，成為幾代農民百折不撓、摻雜無數辛酸血淚的奮斗史。

80年代中后期，隨著戶籍制度的松動，“農轉非”控制指標有所調整，一些地方開始規定農民交納一定數額費用就可成為當地有效市民。城鎮非農業戶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由此點燃，并以燎原之勢蔓延至全國。

戶口交易，成為30年戶籍改革變遷中的獨特現象。據有關報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國約有17個省共300多萬人購買了城市戶口，此項收入高達250億元，這還不包括那些未登記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這個數字，充分表明了戶口負載的各種利益分配的真實含金量。

農民工潮：繞不過去的中國特色

改革開放后，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根本上解決了我國農產品短缺問題，同時私營企業、鄉鎮企業的大量涌現及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需要勞動力的流動，政府才開始放松對人口遷移的控制。

1984年，戶籍堅冰出現首道裂縫：是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農民進入城鎮落戶問題的通知》，文件規定，有經營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鄉鎮企業單位長期務工的，公安機關應準予落常住戶口。統計為非農業人口，吃議價糧，辦理《自理口糧戶口簿》和《加價糧油供應證》。這無疑是一個里程碑，給了部分人以“遷徙自由”，農民由此獲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權利。

隨后，商品糧分配制度實現改革，農民進入城市少了“自帶口糧”障礙，事實上形成了大量農民工涌向城市的打工熱潮。這一人口遷移的趨勢有著客觀現實的推動：長期以來農村人多地少和農業收益低的狀況使得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達到三分之二左右，這些剩余勞動力必然要向非農產業轉移，而且大部分人向大、中城市轉移。

農民流動的事實，一度推動了1993年開始的戶口制度思想的重大改變，當時政府在政策討論中曾經提出過不再進行身份限制。1994年公安部的戶籍制度改革文件草稿基本精神就是改變管理原則，按照職業和居住地來建立戶籍管理制度。

然而，1994年以后的宏觀環境變化阻擋了這一改革的進程。本來已經起草戶籍制度改革的文件暫時擱置，這一擱置就到了2002年，期間戶籍政策一直未有實質性松動。

所以，在改革開放的前20年里，盡管城市發展市場經濟的相當動力來自于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其中農民工潮是繞不過去的中國特色，這一數字到現在達到了2億，占到總人口的15%，然而這一流動是以無數外來務工人員“兩棲身份”的委曲求全為代價的。

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在城市可以“立業”，但無法“安家”，城市不給他們“戶口”，意味著沒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也就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獲得的一切福利待遇。戶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醫療制度對城市戶口、農村戶口的雙重標準，使得農民工只能游離于體制之外。戶籍政策成為這一系列制度不公的核心載體。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教授在《中國農民工調查》中指出：“農民工之所以能夠在城市中以比較低廉的價格從事經濟活動，正在于他們的這種兩棲身份。如果中國沒有戶籍制度，農民工就會希望擁有與城里人一樣的生活方式、一樣的收入、一樣的勞動條件，但我現在覺得我是農民，我的家在農村，我到你這里來就是為了掙點兒錢而已，只要收入我認為可以，我就干了，這就是中國很低的勞動成本之所以能夠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理性地看，這一絕對不能稱之為公平的制度，客觀上幫助中國以低成本換取了農村勞動者的全部剩余，用不到30年的時間高速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和工業化，同時也使城市、農村置身于一種相對固定、平穩的社會環境之中。

然而負面效應同樣明顯，城市對農民工經濟制度上的接納和社會制度上的不接納這一矛盾導致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最大不公。胡星斗教授尖銳地指出：改革開放至今，城鄉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最關鍵的原因在于戶籍制度基本上沒有進行過像樣的改革。

“市場經濟制度天然要求遷徙自由，中國的戶籍制度還是在通過人口登記區分不同的權利：你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是在這個城市還是在那個城市，由此就享有不同的權利。我們還沒有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人口管理制度。”

他提出，要改變這種人口制度，在進行“狹義”的戶籍制度改革的同時也必須重視“廣義”的戶籍制度改革或者說“大戶籍制度”改革，即戶口登記改革與教育、醫療等“附加功能”的改革應當同時并進，進行平等權利的制度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