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秦朝土地和戶籍制度

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向秦孝公提出變法的3年后，他被任命為秦國的左庶長，正式主持了變法。此前3年時間里，秦國內部為了變法的事宜一直在爭執，最終以傳統貴族們的妥協——同意變法而告終。

所謂變法，就是對政治、經濟制度進行改革，后世的政治、經濟改革，也都選擇了同樣的字眼作為改革的專有政治術語

當時的秦國，在綜合國力上已經遠遠落后于同時代的齊、楚、燕、趙、魏、韓六國（后稱關東六國）。究其原因，是因為鐵器和耕牛的廣泛使用，令當時的農業生產出現了跨時代的技術革命，而經濟制度和稅收制度，卻雙雙不能滿足當時生產力的要求。典型的社會問題都集中在土地與稅收上。譬如：大量的荒地被開墾后，隱瞞在私人手中，成為私有財產；同時貴族之間通過轉讓、互相劫奪、賞賜等途徑轉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劇增加。而當時的稅法沒有與時俱進地進行更改，把稅源只鎖定在舊的國有土地上，這使得新墾私田成為避稅的天堂。因此，一些先知先覺的國家紛紛先后開始了經濟制度和稅制的改革。

在秦國變法之前，關東六國均已完成了改革，在新制度與新技術的雙重推進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國庫充實，導致了國家綜合實力的大幅度提高。

秦國選擇改革的時間比關東六國晚很多，用冠冕堂皇的說法，是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制度為生產力讓路。但是更有說服力的說法是當時嚴峻的政治形式，逼得秦國不得不改弦易轍。自戰國時代始，各國的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那個時代并無和平發展的原則，強國對弱國的做法只有一個，武力吞并。應該說，秦孝公算是個智者，他感覺到了無時無刻不在的危機，因此才選擇了謀求變革的道路。商鞅的出現，是迎合了秦孝公的需要。

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政治觀點非常鮮明，而且極端：農戰。這兩個字就概括了未來秦國的基本國策，也成了商鞅執政的政治諾言。

商鞅所提倡的“農戰”政治路線其實很好理解，就是把整個國家打造成一個戰爭機器，民眾要做的只有耕種和戰爭。或者說，耕種也是為了戰爭這個核心目的所服務的。這點從他載入史冊中的言論就可以清楚，他策動戰爭的潛在意圖已經昭然若揭：“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

商鞅的制度改革，直接作用于經濟的政策，在《史記》中記錄的并不多，最為重要的部分只有兩句話：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

前一句，即對土地的政策上，學界是有所爭議的。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認為商鞅將土地私有化，另一種觀點是商鞅不僅沒有將土地私有化，而是加強了國有土地使用權的管理。

而在商鞅變法的同一時期，關東六國已經完成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

結合當時的歷史情況我們可知，商鞅變法前，秦國積弱已久，而變法后幾年，秦國竟然一躍躋身至強國之列。聯系到變法前土地類私有制（貴族非法占用國有生產資料）而導致經濟發展不振，若說將土地私有化催生了經濟快速發展的結果，顯然是邏輯不通的。

況且除了《漢書》中記載的董仲舒言論外，再無別的資料可以證明，當時秦國采用的土地政策是私有制。反倒是《云夢秦簡》和《青川秦牘》中的記錄可以佐證，商鞅變法時，秦國的土地政策是實實在在的國有制。因為在其中記錄了當時種種商品的市場價格，卻單單缺了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對于土地私有制來說，這顯然不夠合理。而授田，也只能建立在土地國有的基礎上才能完成。

將國有土地強化管理，統一調控，平均分配，才是商鞅變法真正的土地政策。這也就是為什么當時甘龍、杜摯等貴族極力反對變法的根本原因。商鞅的政策，等于剝奪了貴族們占有國有土地的特權，直接破壞了他們的經濟利益。至于說什么法古無錯，只不過是貴族們為維護自己的利益披上道德的外衣而已。若商鞅變法是要把國有土地私有化，怕是這些貴族們要紛紛高舉雙手擁護了。

歷史沒有假設，于是孝公歸天后，商鞅被車裂了。

秦國時候男人都變到政府戶口本里，幾個男人出幾個勞役兵役，殺人越多得到奴隸和爵位農莊封賞越多。女人生越多孩子越受褒獎，此外還需從事勞役。

基于土地國有化制度強化的思路，商鞅變法中其它的部分就很好理解了。如授地后，設定阡陌封疆，不許私自更動；如每個農戶所獲得土地數量及向國家繳納的賦稅都相等；如改百步周（小）畝為二百四十步秦（大）畝；如努力耕種者可以免除徭役（勞役和兵役）等。這一系列措施，著實解決了秦國經濟發展緩慢的問題，而且改善了因經濟落后而導致綜合國力落后的窘境。

單看這些，似乎商鞅成了勞苦大眾利益的代言人，然而這并不是變法的全部，因此商鞅也不是民眾利益的代言人。

商鞅的政策還有一部分是吸引外來人口落戶秦國的，如從外國遷來的居民，會享受到國民的待遇，同樣得到授田。商鞅也鼓勵小家庭，政策里明確指出，一個家庭中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兒子，成年后，必須分財別居，自立門戶，各自耕種生產，否則要加倍征稅。

這一政策，核心的目的是增加秦國的人口，提高秦國的勞動生產力質量。增加人口是這政策目的的重中之重，因為人是戰爭的主體，是有生力量。沒有足夠的人口，也就無從談起發動戰爭。

至于編撰嚴密的戶籍制度，設置嚴格而殘酷的連坐法，則更稱不上為民謀利，而是為了用合法暴力來為改造社會結構護航。進行社會結構的改造，是項系統的工程，單是經濟的改良并不能維系社會結構的穩定，總會因一些細節上的缺憾，導致改良部分或全部失效。依照一定規則的暴力，無疑是保護改良措施最為有效的辦法，也是降低機會成本的辦法。

說到底，戶籍制度和連坐法得以施行，是因為有足夠的經濟利益基礎做交換，即服從就可以獲得利益，反對不但無利益可言，反會遭到暴力的懲罰。倘若服從也無利益獲得，是死路一條，那么這兩個暴力制度最終是要破產的。

戶籍制度的妙用除去對人的組織管理和地域控制外，還可以把人分類，區別對待。首先，就要把從事商業的人員打入另冊，用課高稅加限制物價的辦法，逼迫他們放棄商業轉為耕種。如果轉為農業戶，不去努力勞作，導致經濟拮據的，就要轉成奴隸籍，成為官府奴隸，強制勞動。這近似于當代的勞動改造。對于商業戶口的人，不單嚴格限制數量，還要加大攤派徭役（無償社會勞動）的力度。

在待遇差距如此明顯的條件下，基礎本就薄弱的商業輕而易舉地就被扼殺了。

戶籍制度中，很重要一點就是嚴格限制居民的遷徙，輔助的是禁止經營餐飲旅游服務業，這使得普通民眾無法在旅途中落腳，變相地限制了民眾的活動范圍。說到禁止私斗，主要是針對城邑間的，說得更深些，是針對貴族的，因為他們才能為搶土地而指揮人私斗。土地國有制強化后，利益團體瓦解了，這種私斗現象自然會消失。輔之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鼓勵為國公斗。公斗有獎，私斗重罰，從制度上又鏟除了可能滋生私斗的土壤。

至于《商君書?墾令》則徹底閹割了當時秦國民眾的娛樂生活，使之精神消費處于空白階段。而后灌輸的思想也都是耕地殺敵得利等功利思想。

而嚴格控制糧食貿易，限制民間消費，這無疑是高積累低消費的經濟運行模式。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戰爭做積極準備。由此我們可知，商鞅不打折扣的兌現了他的政治諾言。

商鞅的政治理念顯然不是以民為重，他所推崇的政治理念，最終的利益獲得者是統治者，而和民眾無任何關系。即便是藏富于民，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從客觀上，他滿足了當時令耕者有其田的需求。

在歷史上，我們把這種崇尚武力和軍事擴張，將窮兵黷武和侵略擴張作為立國之本，把國家完全置于軍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經濟、文教等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均服務于擴軍備戰和對外戰爭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統一稱為軍國主義，或稱黷武主義。

秦國確立中央集權，郡縣治理，仍有分封制度（以戰功換土地、爵位、特權），漢朝之郡國相輔，各封王在封地享有鑄幣、稅收等權利，儼然國中之國。并奠定了隨后士族蓬勃發展的基礎。晉朝上品無寒門即是士族進入穩定期的標志。隋朝開科舉，個人以為是把“士族”的范圍擴大化，一人當官，親族依附。元朝短暫，完全是被外國侵略。清朝倒似貴族政治，滿族人占據高位的情形至晚期方有改變。

農業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合理開發土地資源有利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秦國早在商鞅變法時期就制定了《為田開阡陌令》，到后來又制定了《田律》。這些管理土地資源法規的推行，有利地促進了秦國農業生產的發展，從而使秦一躍成為國富兵強之國，為最終滅掉六國，統一天下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秦的土地資源屬于國有，由于當時地廣人稀，為了更好地開發利用土地資源，秦制定了如下法規：

第一，大面積授田給農民。《商君書·算地》中提出，每個成年農民由國家授田“小畝五百”。按《說文》“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秦田二百四十步為畝”的記載可知，前者為小畝，后者為大畝。一秦尺相當于0.23米，6尺為1.38米，小畝為190平方米，相當于現代的0.29市畝。五百小畝相當于現在的143.8市畝。按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一個農民是沒有能力耕種這么多土地的。之所以授予如此多的數量是為了更有效地利用土地資源，充分利用地力而實行休耕制。通過法律的形式要求農民開墾土地耕種土地，對秦國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第二，招募其他諸侯國的農民到秦國開墾荒地。由于秦國人口稀少，土地資源豐富，于是秦國便用免除兵役、徭役和免征十年田賦的優厚條件，招引三晉農民來秦國開墾土地，這大大彌補了秦國地多人少的缺憾。為秦國土地的開發和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大量的勞動力。

第三，獎勵耕牛的養殖。牛耕是當時農業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標志。耕牛的養殖對農業生產的發展尤其對土地的開墾利用起著關鍵作用。秦的《廄苑律》規定：在每年的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評比耕牛。對官府飼養的牛，成績優秀的，賞賜田嗇夫（管理農田的官吏）酒一壺、干肉十條，免除飼牛者一次更役。成績低劣的，田嗇夫要受到申斥，要罰飼牛者兩個月的勞役。對各家各戶飼養的耕牛，也進行評比。成績優秀的受到賞賜，成績低劣的，要遭到笞打。

第四，為農民提供鐵制農具。鐵制農具在戰國時期剛開始推廣，由于冶煉技術的落后，鐵制農具的造價是比較高的。為有效地開發土地資源，《廄苑律》規定：凡借用官府的鐵制農具，因破舊不堪在使用中損壞的，農民以文書上報官府即可，官府收下原農具而不令賠償。按秦律規定，損壞借用的公物要按價賠償，但借用鐵制農具，因破舊不堪而損壞則無須賠償。這反映了秦律保證向農民提供優質鐵制農具，這對開發土地資源有積極意義。

第五，向農民提供足夠的糧種。種子的數量和質量對農作物的收成影響很大。《倉律》對每畝土地使用種子的數量有明確的規定：稻、麻每畝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麥子每畝一斗，黍子、小豆每畝三分之二斗。如果是良田，用不到這樣的數量也是可以的。如田中已有作物，可酌情播種。還規定，各縣留作為種子的麥子，應和谷子一樣收藏。為農業提供優良的種子，對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

第六，及時報告災情。在中國古代，農業收成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條件的制約。為及時了解災情，采取補救措施，秦律規定，各地官府要及時將本地有關農業生產的情況報告上級官府。《田律》規定：下了雨和谷物抽穗，應立即書面報告受雨、抽穗的頃數和已開墾而沒有耕種的田地頃數。如有旱災、暴風雨、澇災、蝗災等災害，都要及時報告。

第七，對從事農業生產成績優異者進行獎勵。《史記·商君列傳》載，秦律規定：凡從事農業生產收獲糧食多者，就免除其徭役。如果懶惰完不成國家規定應收獲的糧食數量，就將其全家罰作官府奴婢。《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如果向國家交納一千石糧食，就可以得到一級爵位。按當時的制度，爵位高者就可以做官。

所有這些法律規定，都促進了秦國對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秦國在對土地資源加強管理的同時，還注意加強對動植物資源的管理。據《孟子·梁惠王》記載，孟子曾向梁惠王提出建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收也；數罟不入

夸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說明戰國時期的人們已經認識到了對動植物資源要合理開發利用的重要意義。但把這些認識最早付諸法律的是秦國。這些法律條文主要集中在《田律》中，其中規定：春天二月，不準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準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準燒草作為肥料，不準采伐剛發芽的植物，或捉取幼獸、鳥卵和幼鳥，不準……毒殺魚鱉，不準設置捕捉鳥獸的陷阱和網罟，到七月解除禁令。立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保護林業、漁業等副業生產，但在客觀上起了防止水土流失、保護自然環境和維持生態平衡的作用。

秦對土地與動植物資源管理的法律規定，對封建社會初期的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這些法律規定對以后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也起了積極作用。對我們今天合理利用開發自然資源仍有借鑒意義。

“將私家奴婢也編排進主人家的戶籍，這是在研究秦漢戶籍制度中幾乎沒有出現過的現象。”

在里耶戶籍簡牘里，記錄著人口的所在地、家庭身份、出生地區、爵位、姓名等信息。在一個家庭內部，按照以戶主為首，男性、成年人、直系親屬、再到女性、未成年人、旁系親屬的排列順序記錄著家庭成員。

研究者發現，與以前的研究發現不一樣的是，里耶秦簡的戶籍簡上，連主人家的臣妾和私家奴婢等也編排進主人家的戶籍。這說明秦代具有非常嚴格的人口管理制度，包括如同現在的“流動人口”等也可能被嚴格的戶籍制度所管理

三）秦朝時期

隨著封建制度的日趨成熟，戶籍登記制度也日趨完善，周知民數已成為立國之本。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規定男子不論成丁與否，一律登記年齡。漢代，戶籍至少三年一造（有的學者認為是年年更造），縣、道官吏負責對戶口的驗查和登記，時稱“案戶比民”，簡稱“案比”。案比的時間在當年仲秋之月（8月）。屆時，老百姓必須扶老攜幼，前往縣府，聚集廷中，待接受主吏的驗閱。戶籍的載入者主要是20-60歲的男子。為了防止人們為逃避苛役而瞞報、虛報，政府還特意制訂了臨時性的查察措施。

秦朝漢朝戶籍制度的建立

我國的戶籍制度在戰國時代已逐步形成。秦國于秦獻公十年（公元前 375年）“為戶籍相伍”，即以五家為單位，編造戶籍進行管理。秦孝公六年（公元前 356年），商鞅變法，“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可知當時的戶籍重在什伍相連，主要登記現存戶口的姓名及身材高矮。到秦王政時代，戶籍制度更加完備。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 231年），“初令男子書年”①，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 216年），“使黔首自實田”。戶籍已記載戶口姓名、年齡、土地等情況，以便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并為其提供租賦徭役剝削。

西漢的戶籍制度繼承秦制。當秦末劉邦率軍進入咸陽時，蕭何首先就收取秦丞相、御史府的“律令圖書”，使劉邦“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②，從而為封建政權恢復和健全戶籍制度奠定了基礎。接著，西漢政權采取恢復秦民原來爵位和田地等辦法，招撫戰亂中的流民重新登錄戶籍。又因張蒼為秦時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故以張蒼為計相” ③，加強對全國戶籍的建設和管理。丞相蕭何等制定的《九章律》，其中就有《戶律》，進一步把戶籍的編制和管理納入法治的軌道。

漢代的戶籍又稱“名數”。《漢書·石奮傳》師古注曰：“名數，若今戶籍。”因當時把戶籍寫在木簡或竹簡上，故亦稱“版籍”、“名籍”。《后漢書·仲長統傳》說：“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也。”當時一般以每年秋八月進行人口調查，編造戶籍。這一習慣由來已久。《管子·度地》載：“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秦代推行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九月為歲末，故于年終前秋八月調查人口，造籍傅籍。《睡虎地云夢秦簡·倉律》說：“小隸臣妾以八月傅為大隸臣妾。”西漢建立初年，就恢復了這一制度。《漢書·高帝紀上》云：“漢四年（公元前 203年）八月，初為算賦。”從此，“漢法常因八月算人”，即以“八月案比而造籍書” ①。

戶籍登記的內容，主要包括戶口和財產的情況。其中戶口情況記載戶主姓名、職務、籍貫、爵級、年齡及其家屬；財產情況記載每戶的動產、不動產及其訾算。

秦律漢律規定，人人都必須登記入籍，隱瞞登錄者當論罪受罰。凡登記在國家戶籍上的人口統稱為“編戶民”，編戶民不得隨意遷徙，國家對逃脫名籍的亡命之徒進行嚴懲。《睡虎地秦墓竹簡·游士律》規定：有幫助秦人出境，或除去名籍者，“上造以上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漢書·淮南厲王傳》亦指出：“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所以漢政權經常打擊那些“脫亡名數”的王侯、官吏與豪強。

為了加強對編民的控制，國家規定出游之人必須持“符”。秦簡《游士律》云：“游士在，亡符，居縣貲一甲，卒歲，責之。”對于沒有符的游士進行嚴厲懲罰，主要是為了防止編民脫籍流亡。這種符又稱“信”或“傳”，類似于通行證。景帝四年（公元前 153年）規定“諸關用傳出入”，就是防 備亡命之徒犯上作亂。“符”一般用竹簡為之，其上除記載本人姓名、職務、籍貫、年齡外，還記有便于識別的身高、膚色等特征。

如果編民想遷居某地，必須首先得到當地官吏的批準。當編民遷至新居地后，還必須到當地占籍。所有這些規定，都是為了嚴格控制戶口，使人人不得脫籍，長期為國家交租稅，服徭役。

那么我國是從何時開始制訂調查戶口、編寫戶籍制度的呢？一般認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廢除分封制，建立郡縣制和戶口編制制度，“十戶為一里，十里為一亭，十亭為一鄉，若干鄉為一縣”。全國從基層到中央政權，都通過戶口制度像編席織麻一樣編織起來，整齊劃一地進行登記。

但是也有人認為，秦朝的戶籍制度，實際上應從秦孝公就開始了，戰國時期，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改革，其主要內容也是清查戶口、按戶分田地，每戶一百畝。商鞅變法的戶口編制是“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生了小孩要登記，死亡人口要除名，官吏要經常檢驗戶口，凡是在冊人戶，都得向國家繳納賦稅，充服兵役，維護地方治安，檢舉捉拿“奸人”。

有的奴隸可以結婚生子，成家的奴隸稱“臣”，以“家”計算，史書有奴隸主買賣和賞人“臣五家”、“臣十家”乃至“臣一百家”、“臣二百家”。歷代王朝對戶口十分重視，中央政府設置了專門的機構對全國的戶籍進行管理，周朝始置“司徒”官位，其職掌為治理民事，掌握戶口，官司籍田、征發徒役和收斂財賦。春秋時沿置。秦代及漢初有“治粟內史”，其職掌與周朝時“司徒”類似。三國時專設戶部，魏晉南北朝時為度支部，后周、隋朝稱為民部，唐朝因為要避諱李世民的“民”字，將民部改為戶部。戶部是中央官僚機構六部之一，長官為“尚書”，其副手為“侍郎”。實權很大，掌土地、戶口、農墾、鈔幣、租稅、漕運、救荒、官俸、兵餉等。此后各代沿置，一直到清朝末年才又改為度支部。

戶部向全國征糧、征兵的根據是戶口簿，戶口簿還是維持地方治安的圖冊。秦末劉邦起兵攻入秦都咸陽，蕭何首先到秦朝中央保存檔案圖書的地方抓到了戶口冊和天下地理冊，從而為劉邦掌握了糧源和兵源、以及天下各處關隘要塞的情況，為戰勝項羽，統一天下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秦統一全國后，形成了嚴密的戶籍管理辦法。在理論上，國家是戶籍的管理者，然而在實際執行中僅靠為數不多的地方官員對人口實施具體管理，往往難以達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因此，秦朝政府利用社區組織加強控制，進行什伍編制，“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什伍皆有長”，實行“連坐制度”；“使民無得擅徙”，人口遷居，應請求地方官吏“更籍”。[ 為了確保戶籍管理的實施，秦漢魏晉時期實行鄉里制。西漢時，“鄉間居民十里為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

第二篇：秦朝的戶籍制度

秦朝的戶籍制度

什伍連坐的戶籍制度

秦的戶籍制度的開始創立，大約始于秦獻公時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獻公）十年（公元前375 年）為戶籍相伍。”所謂“相伍”，大約是按五家為“伍”的辦法編制戶口冊，這表明“伍”是戶口編制的最基層單位。“伍”之上是否有“什”，尚不得而知。但到了秦孝公時期，就確知“伍”之上還有“什”的組織，即每十家為一“什”。《史記·商君列傳》云：“（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正義》釋“什伍”曰：“或為十保，或為五保。”同書又云：“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這顯然是連坐法的具體內容。因此，不論是五家為保還是十家為保，知秦孝公用商鞅變法之時，已確立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的關于戶口編制的“什伍”組織系統，借以實行互相監督的什伍連坐之制。1975 年出土于湖北省云夢的秦簡，給我們提供了商鞅變法后確已實行什伍連坐的戶籍制度的新材料。秦簡中的《秦律》（包括《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及《封診式》）簡文，多次提到“伍”及“伍人”，《秦律雜抄》中的《屯表律》中一次提到“什伍”，《法律答問》兩次提到“即伍人謂也”的“四鄰”。此外，法律還有“伍人相告”必須屬實的規定；也有“什伍”組織必須對于回鄉兵士弄虛作假者進行告發的規定，如果“什伍知弗告”者，“貲一甲，伍二甲”（見《屯表律》）；還有對百姓傅籍時弄虛作假而“弗告者”，“伍人，戶一盾”（見《傅律》）的律條。所有這些，無一不證明商鞅變法之后的秦國確有按什、伍編制戶口的制度，也有同伍、同什必須互相糾舉連坐的法律，表明《史記》所載不誣。值得注意者，是秦律簡文透露了較《史記》所載更為詳細的情況。首先，以什伍連坐的法律而言，對同犯人同什的人的懲罰，要輕于同犯人同伍的人的懲罰。如《屯表律》關于逃避兵役者規定，“屯長、什伍知弗告，貲一甲，伍二甲”，意即與逃兵同什者弗告只罰出一甲，而與逃兵同伍的人弗告則要罰出二甲。可見同伍的連坐重于同什的連坐。其次，秦律告訴我們：每伍的頭目叫做“老”，而且對頭目的懲罰又重于一般“伍人”。這從《傅律》關于百姓傅籍時“敢為作偽者，貲二甲；典、老弗告，皆各一甲；伍人，戶一盾，皆遷之”的規定中清楚看出，因為在這里，“典、老”與“伍人”并舉，且同犯一罪而懲罰輕重不同。又《法律答問》有某甲因遇盜而呼號，“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時，對于“四鄰”，可以不追究，而對于“典、老”，雖然外出不在家，也在論處之列。可見對于“典、老”的懲罰，確重于“四鄰”即同伍之人。其三，官吏享有不連坐的特權。《法律答問》云：“吏從事于官府，當坐伍人不當？不當。”意即當官吏在官府有事時，與他們同伍的人犯了罪，官吏不在連坐之列。其四，有爵位達到“大夫”一級者，不同一般平民同伍。《法律答問》云：“大夫寡，當伍及人不當？不當。”意即為數不多的大夫爵獲得者，不應當與其他人合編在一伍。所有這些內容，都為《史記》及其他關于秦的記載所無。據此，知什伍連坐制，僅僅是適應于秦國一般平民的戶籍制度和法律規定。

什伍組織之上，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為“里”。“里”的頭目叫什么名稱，史書無載。《秦律》中有“典”與“老”并稱。“老”既為伍之首，則“典”有可能是“什”之長，也有人認為是“里典者。”

用強制手段迫使一般平民建立一夫一婦的小家庭，是秦的戶籍制度的又一特征。《史記·商君列傳》云：孝公用商鞅變法時，制定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的規定，這顯然是為了取締大家族制下的大家庭，鼓勵小家庭的建立，以發展小農經濟。戶籍的申報

為了編制戶籍，官府還制定了一整套申報戶籍、遷移戶籍和除去戶籍的法律程序。前引 1

《商君書·境內》所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就是關于人人必須登記戶口，生則著籍和死則削籍的規定。人人必須在官府的戶口冊上登記戶籍的制度在秦簡中也有反映。《秦律雜抄》中有《傅律》的名稱，所謂“傅”，《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注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因此，所謂《傅律》，就是關于登記戶口而準備服役的法律。據《傅律》內容有“匿敖童，及占癃不審，典、老贖耐”的規定；又有“百姓不當老，至老時不用請，敢為詐偽者，貲二甲，典、老弗告，貲各一甲；伍人，戶一盾，皆遷之”的條文。這表明百姓“傅籍”時，既有隱瞞人口的情形，又有以小報老和以壯報殘的事實，而且要經過“占”即自報的手續。如果“傅籍”不是登記戶口，也不是為了征發徭役，又何至于出現“匿敖童”和“占癃不審”等“敢為詐偽”的行為呢？又有什么“不當老”而“請老”的必要呢？因此，《傅律》確是關于登記戶口以備服役的法科，而且登記時是由戶主自報和經典、老審查的，如有不實，自報者與審查者都要受到懲處。

“削籍”的規定，也見于秦簡，而且是一種懲罰。《秦律雜抄》中的《游士律》規定：“有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意即凡幫助秦人越出國境者，在戶籍上除名，如果其人有“上造”以上爵，則罰為鬼薪，如果是有“公士”以下爵，則刑為城旦。可見這種“削籍”，與“死則削”不同，它是一種政治上的懲罰，即不承認其為一般自由民的身份，而另入刑徒名冊。

居民要遷徙戶口，必須向官府辦理“更籍”手續，方為有效。秦簡《法律答問》簡文云：“甲徙居徙數謁吏，吏環，弗為更籍。今甲有耐、貲罪，問吏何論？耐以上，當貲二甲。”意即甲要遷居，請求吏遷移戶籍，吏推脫不辦，致使甲受到耐罪或罰款處分，吏是要受到罰款二甲的懲罰的。由此可見，居民要遷居，必須向官府申報，經過批準，并辦理遷移戶籍的手續；如果不辦“更籍”手續而擅自遷移者，要受到法律懲處。由此可以想見，所謂“更籍”，不僅是改變戶籍的地址，而且意味著有遷移證明之類的東西。《秦律雜抄》的《游士律》中，有“游士在，亡符，居縣貲一甲”的規定。所謂“游士”，是指無固定住址的游食之士，“亡符”，即沒有身分證明。流動人口尚且需要有身份證明，則遷移戶籍自然必有證明。這種遷移戶籍必辦“更籍”手續和取得遷移證明的制度，反映出戶籍是不許隨便遷移的，這同《商君書·墾令》中所說的“令民無得擅徙”的規定是一致的。

在秦國及秦皇朝時期，并不是所有民戶都允許單獨立戶的。一般說來，允許立戶的對象必須具備如下的一些條件：第一，必須不是商人、開客店者及贅婿、后父，方可單獨立戶。秦簡《為吏之道》簡文尾末附有《魏戶律》，其中明確規定：“假門逆旅、贅婿、后父，勿令為戶。”秦簡中濫入《魏戶律》的這一條文，表明商人、開客店者及贅婿、后父這些人，在魏國不能單獨立戶的情況，對秦國也同樣適用。第二，立籍的對象必須是土地的擁有者或者是官府授田的對象。秦時存在名田制度，自秦簡公七年（公元前408 年）實行“初租禾”制度后，就意味著私有土地在秦國的合法化。因此，這些土地的擁有者，就成了必須登記戶口的對象，通過戶口的登記，官府才有可能對他們實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和“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的政策①① 《史記·商君列傳》。另外，就是官府的授田對象。據秦簡《田律》，秦確實行了“入頃芻稾，以其受田之數”的授田制度。根據授田多少，不論墾種與否，一律課以“頃入芻三石、稾二石”的租稅，可見授田民都是受官府控制的課戶。反之，象上面《魏戶律》規定的“假門逆旅”與“贅婿、后父”，在“勿令為戶”后，接著就是“勿予田宅”，即不給予土地。這就更反證授田民戶是可以單獨立戶的。還有《商君書·徠民》講到三晉的“賓萌”，是一些“上無通名，下無田宅”的人。他們的不向官府登記戶口，同他們沒有任何土地是聯系在一起的。豈不進一步說明單獨立戶者必須是土地的擁有者和官府的授田對象嗎？

戶口冊的內容

秦時戶口冊的內容，史籍雖無正面記載，卻可以從有關資料中尋覓其梗概。

首先，戶口冊必須寫明戶主的姓名、籍貫、身份及其家內人口的情況。秦簡《封診式》簡文的《有鞠》一目，講到男子某受到審訊時，供稱他是“士伍，居某里”；然后由審訊機關去查證其姓名、身份、籍貫是否屬實，謂之“定名、事、里”。“名、事、里”在當時法律中成了一專門術語，可見它是戶口登記時的必備項目。

其二，戶主及家內成員的年齡和健康狀況，必須在戶口冊中注明。秦簡《秦律雜抄》中的《傅律》規定：百姓傅籍時，“匿敖童”、“占癃不審”、“不當老”而請老等等弄虛作假行為是不允許發生的，這顯然表明百姓申報戶口時有詐老、詐小和以健康人作殘廢人登記的情況存在。如果戶籍中沒有年齡、健康狀況等項目，又何來詐老、詐小和“占癃不審”呢？至于《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 年）“初令男子書年”，則更是明顯的必須登記年齡大小的鐵證。

其三，必須在戶籍中注明其祖宗三代的出身情況：前引《為吏之道》簡文中濫入的《魏戶律》，有“假門逆旅”及“贅婿、后父”，必待“三世之后，欲仕仕之”，否則是不許為官的。即使如此，“仍署其籍曰：故某閭贅婿、某叟之乃孫”。由此可見，“假門逆旅”與“贅婿、后父”，雖然不許他們同一般平民一樣立戶，卻有特殊的戶籍，而且其內容確有載明其祖宗三代出身情況一目。另外，另立市籍的商人，也得注明其本人為商人、父母為商人及大父母為商人等情況，應當也與贅婿之戶籍相同。

其四，家庭財產與類別，也可能要記入戶口冊。《封診式》中的《封守》爰書，講到有關官府查封被審訊者的家財時，其中包括被審訊者的家室、妻、子、臣妾、衣服、器用和牲畜，還有一間堂屋，內間臥室，皆用瓦蓋、木構齊備及門前桑樹十棵等記錄。《封守》爰書雖不等于戶口冊，但沒收犯人家財時，必以戶口冊為依據。那么家內財產的多少與類例，也應是戶口冊的登記內容。《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公元前216 年）條，有“使黔首自實田”的規定，可能也與戶口冊的登記內容有關。

其五，也可能有戶內成員的身高記錄。如《封診式》的《封守》爰書，講到沒收被審訊者的家財時，還有“子小男某高六尺五寸”的話；《倉律》講到隸臣妾時，也有“隸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隸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的規定，都反映戶籍有身高記錄。綜而言之，秦的戶籍登記，約有戶主姓名、身份、年齡、籍貫、身體特征、祖宗三代出身情況及家內人員與財產類別等項內容，也可能有身高的記錄。所有這些內容，都是為了對民戶加強控制和便于征發兵役、徭役及課取賦稅服務的。

民戶戶籍和特殊戶籍

秦時除有一般的民戶戶籍外，還有其他不同類別的特殊戶籍。

民戶戶籍，又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為“故秦人”，即秦國境內土生土長的民戶。《史記·灌嬰列傳》謂：“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軍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又《商君書·徠民》也講到秦國招誘三晉之民后，“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給芻食”。這里兩次提到的“故秦民”，就是秦國的土著居民。二為外來人：相對于土著居民，就有不同的稱呼，總稱為外來人。如稱三晉之民到關中者為“新民”，在秦簡《法律答問》中，稱這種從外地遷入秦國境內的人口為“臣邦人”，有“臣邦人不安其主長而欲去夏者，勿許”的規定。“臣邦人”中，又依據其不同情況而被區分為“真臣邦”與“夏子”兩類。所謂“夏子”，即“臣邦父、秦母”所生，也就是“故秦人”與“臣邦人”的混血兒；所謂“真臣邦”，即“臣邦父母產子及產它邦而是為真”，也就是其父母都是臣屬于秦國的外邦人和出生在他國而隨父母入秦定居者。既然秦的法律把“故秦民”、“新民”及包括“夏子”和“真臣邦”在內的“臣邦人”區分得如此清楚，而且有不同的地位與待遇，如“新民”只能“給芻食”而不能當兵，那么，這種歧視外來人的措施，必在戶口冊上也有所反映。否則，又何以知其為“故秦民”與“新民”呢？李必、駱甲已身為漢兵，又何必以曾為“故秦民”而憂慮呢？由此可見，在平民戶

籍的大類別上，必有“故秦民”與“臣邦人”的劃分。

在特殊戶籍中，有官吏的“宦籍”，官吏子弟的“弟子籍”，有爵者的爵籍，屬于王族的“宗室籍”，屬于賈人的“市籍”以及其他賤口的戶籍等。

關于“宦籍”：《史記·蒙恬列傳》云：“（趙）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此為官吏有宦籍之確證。這種官吏另立戶籍的制度，似始于商鞅變法之時，故《史記·商君列傳》云：賜爵制度實行后，出現了“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局面，《索隱》曰：此“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也。”由此可見，所有因軍功獲爵而為官者，是有其特殊的戶籍的。關于有爵者的爵籍，可以從秦簡中獲得啟示。秦簡諸法律簡文，多處講到各種擁有不同爵級者所應享受的傳食、減刑和豁免等特權，如果有爵者無專籍，又何以證明呢？且《法律答問》有“大夫”不與一般平民同伍的規定，已于前述，豈不也可證明有爵者有不同于平民的特殊戶籍嗎？這種戶籍，由于史書無專名，姑名之曰爵籍。

關于“弟子籍”，其名見于《淮南子·道應訓》：“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又秦簡有《除弟子律》，似為關于任用官吏子弟為官的法律。結合《除弟子律》關于“當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審，皆耐為侯”的規定看，表明官府確有官吏弟子的專籍，而且同委任他們為官吏有密切關系。又《秦律雜抄》中的《佚名律》規定：“縣毋敢包卒為弟子”，違者，“尉貲二甲，免；令，二甲”。所謂“包卒為弟子”，即私藏兵卒而冒稱為縣令、縣尉的弟子。以此觀之，則作為官吏弟子，可能有某種免役的特權。綜而言之，秦時確有為官吏子弟設置的“弟子籍”，凡列入“弟子籍”者，既有被任用為官的權利，又有某種免役的特權。關于“宗室籍”，《史記·商君列傳》云：商鞅變法時規定：“宗室非有軍功，不得為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由此可見，王室宗族確另立戶籍，謂之“宗室籍”。

關于賈人的“市籍”的問題，詳見《漢書·晁錯傳》。晁錯于漢文帝追述秦的戍邊之制時說：“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后以嘗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后入閭取其左。”這說明賈人有“市籍”，確系秦制。至于贅婿、后父等身份卑賤的人，從前引《為吏之道》中濫入的《魏戶律》來看，表明他們確實是于平民戶籍之外另立戶籍的，不過他們的戶籍叫什么籍，史書缺乏記載，秦簡也無反映，只得統稱之為不同于平民戶籍的特殊戶籍。

如上可見，秦的戶籍制度，自商鞅變法之后，日趨嚴格和完備，不僅按不同情況區分了各種不同的戶籍，還確定了戶口的什伍編制方式，規定了生著死削的統一辦法，也制定了戶主申報和典老審查核實的登記戶口的程序，還作出了不許擅徙，徙時必經審核和必辦理更籍手續等規定。此外，關于戶口登記的具體內容，似也有一定的規格。因此，秦的戶籍制度，是秦的統治者向勞動人民征發徭役的基礎和課取賦稅的依據，也是不許平民任意遷徙和懲辦逃亡犯的辦法，還是剝削階級監視勞動人民和加強統治的工具，更是官府區分官吏、宗室貴族、平民、商賈以及各種賤口的不同身份和不同地位的手段。從而這一制度，對于鞏固秦皇朝的集權制度起了杠桿般的作用，構成了整個剝削制度和統治辦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篇：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范文4篇

到___年實現___億人在城鎮落戶是新型城鎮化重要目標。目前來看，這一任務有望提前完成。

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

公安部新聞中心、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國警方在線”發布的新聞稿顯示，公安部___月___日召開全國治安管理工作座談會，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在會上講話時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戶籍制度為重點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戶籍制度。除落戶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戶口實行審批制外，積極探索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

孫力軍說，要加快完善戶口遷移政策。按照“自愿、分類、有序”原則，加快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放開重點群體落戶限制，尤其是要推動超大、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統籌普通勞動者落戶和各類人才落戶，爭取提前完成___億人進城落戶的任務。要結合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探索實行城市群內戶口通遷、居住證互認制度，努力實現城市群戶籍政策的一體化調整。要探索實行農業轉移人口“宜城則城、宜鄉則鄉、來去自由”的落戶政策，為改善農村人口結構、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孫力軍表示，要加快建立新型戶籍制度。要在認真總結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除落戶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戶口實行審批制外，積極探索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

這個會議蘊含著很多重要的信息。其中，相比審批制，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是一個重大變化。這里面的一個前提是除落戶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戶口實行審批制外，也就是說，未來廣大中小城市包括不少二線城市落戶將變得十分簡單。

那么先來說說什么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根據___年___月____發布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__通知》，城區常住人口

___萬以上___萬以下的城市為大城市，其中___萬以上___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大城市，___萬以上___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___萬以上___萬以下的城市為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___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數，以下不包括本數)。

需要說明的是城區人口的概念。根據“通知”，城區是指“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區、市政府駐地的實際建設連接到的居民委員會所轄區域和其他區域。”而市轄區內的農村地帶，并不計入城區范疇。

也就說，市轄區人口并不等于城區人口。比如合肥去年___個市轄區人口___萬，但并不等于合肥城區人口有___萬。武漢市轄區人口達到了___萬，但不等于武漢就是超大城市，因為市轄區內還有很多農村地帶和農村人口。

目前住建部每年出版的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是對各大城市城區人口的最為詳細的統計。根據《___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結合公開資料，統計梳理發現，目前城區人口超過___萬的城市有___座，除了北上廣深外，還有天津、重慶、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和沈陽。

其中截至目前，我國中心城區人口超過___萬大關的仍然只有北上廣深四座一線城市。天津、重慶、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和沈陽為特大城市。

也就是說，未來除了這___個城市外，其他城市都有望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這不僅僅是三四五線城市，還包括了不少二線城市，如蘇州、合肥、濟南、長沙、廈門、寧波、福州、東莞、青島、西安、大連、昆明、南昌、石家莊等城市，未來這些城市戶籍人口有望快速增加。

尤其是，像中西部的很多省會城市，對省內其他地市的人來說有較強的吸引力，這些省會城市都在努力的打造強省會。一旦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這些城市的人口將快速增長。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中西部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發展階段不一樣，在中西部進入到工業化后期之前，區域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增長極，以增長極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由于每個省份最好的研發、高教、金融等要素資源主要集中在省會，因此如何突出省會的帶動引領作用就十分關鍵。彭智敏說，現在弱一點的省會比如南昌等城市也在積極凸顯省會城市的引領帶動作用。

今年的江西省政府工作報題提出，要高標準提升“引領圈”。編制大南昌都市圈“1+5”發展規劃，出臺支持大南昌都市圈發展的政策措施，進一步理順贛江新區管理體制。

這些二線城市的發展前景也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機遇。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第一財經分析，除了京滬這樣的超大城市在嚴格控制人口、進行非核心功能疏解外，其他二線城市的人口還將快速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對房地產企業來說，這些二線城市將成為發展重點。今年以來，很多地產巨頭拿地也紛紛從三四線城市回歸到二線城市。

地方戶籍新政密集出臺

___億人進城落戶或提前完成與此相對應的是，當前，二線城市的落戶政策正在不斷放開放寬。___月___日，南昌經開區啟動___“春風行動”招聘周活動，提供崗位達___余個。根據南昌最新落戶政策，在南昌市大中專、職業技工院校就讀學生，憑新生入學通知書或在校學習證明辦理落戶;全國其他院校就讀學生需將戶口遷入南昌市的，可按在南昌市就讀學生同等條件辦理。

___月___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官網發布《西安市人民政府___關于進一步放寬我市部分戶籍準入條件__通知》。這也是西安不到兩年___次升級調整戶籍政策。此次通知明確具有本科(含)以上學歷的，不受年齡限制;具有本科(不含)以下學歷的，年齡在___周歲(含)以下。全國高等院校在校學生(教育部學信網在冊人員)，均可遷入該市落戶。

今年以來，至少有___個城市出臺了落戶新政，放寬落戶條件。不光是二線城市，現如今，不光是二三線城市，就連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也加入到吸引人才、放松落戶的行列中。

其中，在深圳，繼去年___月實現大學畢業生引進“秒批”后，今年___月___日深圳將正式實施在職人才引進和落戶深圳“秒批”，主要包括高層次人才、學歷類人才、技能類人才、留學回國人員和博士后___類。

在廣州，今年___月___日下午，廣州市發改委聯合廣州市人社局、市來穗人員局及市公安局共同發布了廣州市新一輪遷入戶政策體系。其中，本科以上，不超過___歲即可落戶。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說，目前國家正在大力推動___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廣深放開落戶條件，可以重點解決已經在本地居住就業的人轉化為本地戶口，獲得本地市民待遇，這也是落實國家落戶政策的體現。另一方面，通過放開落戶政策，加快外來人口的市民化，讓這些外來人口留在當地，會增加對教育、職業等方面的消費需求，對當地的經濟發展具有較大的拉動空間。

實現___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是___年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的目標。根據前述會議，將爭取提前完成___億人進城落戶的任務。同時結合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探索實行城市群內戶口通遷、居住證互認制度，努力實現城市群戶籍政策的一體化調整。

本月___日，國家發改委發布了《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也提到，要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在具備條件的都市圈率先實現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積互認，加快消除城鄉區域間戶籍壁壘，統籌推進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市民化，促進人口有序流動、合理分布和社會融合。推動人力資源信息共享、公共就業服務平臺共建。

戶籍制度范文（二）

戶籍制度是一種人口管理制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商代人將這種管理方式稱之為“登人”。

商代屬于奴隸制社會，在當時的貴族奴隸主眼中，人口和牛羊之類的財產并無多大區別，牛羊需要登記，那么人口登記自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身為奴隸主私有財產的奴隸，當然是不可能有遷徙的自由，如果私自逃離戶籍所在地，則會遭到嚴酷的懲罰，有時候甚至會被處死。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許多小國對領地居民的控制也力有不逮，于是諸子百家的士人們得以周游列國，宣傳各自的學說，以博取各國君主的重視。

自由的人口流動為自由的思想創造了土壤，因此，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里，華夏迎來了思想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

戰國末年，秦王嬴政時代，因為韓國水工鄭國的間諜事件被發覺，秦國的宗室們對秦國境內的客卿非常不信任，于是鼓動秦王驅逐客卿，楚國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寫了一篇《諫逐客書》，論述秦穆公以來“以客致強”的事實。

在文末，李斯寫道：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借寇兵而赍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愿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認為，人口流動帶來人才流動，各國英才入秦是秦國能強盛的根本。如果因為地域籍貫的不同，而驅逐人才，那么秦國就危險了。

秦王嬴政認為李斯說的很對，他是一個有雄心壯志的人，豈能讓人才流入他國呢?于是嬴政馬上做了一件事：立刻廢除了驅逐客卿的命令;而孝公時，已讓商鞅趕緊對秦國境內的人口進行登記。

商鞅變法，將秦國人口按五戶為一伍、十戶為一什的辦法編制起來，每伍戶之中，選一人為伍長，每什戶之中選一人為什長，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為了保障編戶制度的約束力，秦法實行連坐，一人犯罪，其余人都要受株連，戰時若有一人逃亡，其余人都要被誅殺。

秦國廣納賢才，同時又在內部推行嚴酷的國家軍事主義制度，致使秦軍戰力爆表，終于以偏隅之地，異軍突起，橫掃六合，混一宇內。

秦統一之后，推行郡縣制，然而郡縣制只是國家機器的框架，真正到政策的具體執行層面時，郡縣一級是遠遠不夠細化的，于是在編戶制度的基礎上又延伸出了鄉亭制，即每鄉設“三老”(鄉村元老院)，十里為一亭，每亭設亭長。亭長對方圓十里之內的居民進行戶口管理，并維護基層社會治安，同時負責朝廷賦稅、徭役的征收和攤派。漢高祖劉邦就是亭長出身，只是他不是一個稱職的亭長，他的日常除了賭錢，就是在村口酒館里喝酒吹牛聊閑天。

漢隨秦制，秦漢以降乃至魏晉，除非是遇到長期亂世，實在沒有辦法進行戶籍編制，否則人口登記都是國家的基礎工作之一。盡管進入了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系不像奴隸社會那么明顯，但在統治者眼里，人民依然是國家財產，財產必須登記，嚴防資產流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寫在教科書里的圣人語錄，它就是整個中國古代史里的天條。

自西晉八王之亂以后，戶籍制度曾有那么一段時期瀕臨瓦解，這主要是長達四百年的亂世戰爭所致。人口的不斷遷徙與流亡，政權的不斷更迭，都讓戶籍制度一度幾乎斷絕，但當政權稍稍穩定的時期，統治者都會抓緊時間修補戶籍登記本。比如，在中國北方出現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重建戶籍制度就是其中一條重要內容;而在中國南方，南齊蕭氏在其短暫的二十多年時光里，一直把戶籍修訂工作當作國策來抓，并讓太子主抓這項重點工作。

在更晚一點的隋唐時代里，國家實行三長制。即每五里為一保，設保長(俗稱“地保”);五保為一閭，設閭正;四閭為一族，設族長。地保必須熟知自己轄區的各種家長里短，一旦地方上有事，地保就是一部活百科全書。

北宋王安石變法時設保甲制，每十家為一保，選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每十大保為一都保，選一威望高的人為都保正，保正又分正副職。《水滸傳》里，晁蓋被稱為“晁保正”，說明他也是當地有名的鄉紳，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就是大宋朝的執政基石。

明清時期，戶籍管理更是成熟。戶籍管理又分為“黃冊”和“魚鱗冊”，黃冊以登記人口為主，魚鱗冊以登記土地為主，兩冊一對照，一戶人家究竟該交多少錢糧稅賦，該服多少徭役人工，都是一目了然的。晚清時期，黃冊和魚鱗冊幾乎都是由各地方衙門里的行房書吏們世代把持，傳子不傳婿，是當地吏員們的傳家之寶。因為必須有這東西在手，才能收得了各種租稅，所以任憑換了哪一任官老爺來，都炒不掉這些書吏。

那么，為什么歷朝歷代都要把戶籍政策作為國策來抓呢?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古代的中國一直是農耕社會，農業是國家的第一大產業，農業稅是財政第一大稅種，而稅收直接關系著政權的生死存亡。農業稅的根基有兩條：一個是農業人口的多寡，一個是征稅土地的產能，因此人口管理與土地管理一樣，都是農耕社會里的基本國策。如果土地和農民都越來越多，那么國家財政的興盛指日可待，而如果越來越多的農民變成經常遷徙的流民，則意味著國勢衰微，亡國之日可期。

至于重農抑商，更是題中應有之意，因為商業稅在中國古代稅收體系里占比微乎其微，有它不多，沒它不少，而農業稅則不同，它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所在。

為了讓帝王們的子孫們能夠千秋萬代仙福永享，帝國必須用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來保證農民們世世代代地在那塊土地上做工蟻，因此，幾千年來無論時代風云如何變幻，無論政權如何更迭，帝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一如既往地堅不可摧。

戶籍制度范文（三）

在當代，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戶口是非常珍貴的，一個人如果沒有當地戶口，再有成就也不過是個“X漂”一族。而“X漂”這個詞，意味著他沒有根基，身世如浮萍，漂到哪里是哪里，全憑造化安排了。

自己漂泊也還罷了，而一旦遇到結婚生子、孩子就學之類的問題，“X漂”一族就會感受到什么叫“令人抓狂”。

一個戶口能卡住一家人的脖子，這句話絕非夸大其詞。

很多人以為，這種情況是因為當代人口眾多導致的，但實際上，在人口相對稀少的古代社會，戶籍制度的威力比當代還要強大得多。

在古代，如果一個人沒有戶籍，那他就不會有土地。土地是古代的基本生產資料，沒有土地就無法正常生活。

凡是沒有戶籍的人，都是流民。法律也不怎么保護流民的權益，因為流民不納稅，會被視為帝國的蛀蟲。流民的主體是兩種人：乞丐和盜賊，而這兩種人經常會身份互換，因此在很多時候，殺死流民會被視為剿滅盜賊，即便是誤殺，也常常會因為沒有苦主而不了了之。

當代流行穿越劇，但那些穿越劇通常都是腦洞清奇的作品。實際上如果真的能夠穿越的話，假如穿越者落在稍微穩定一點的時代里，幾乎___%會因為沒有戶籍而被當作盜賊被通緝;假如穿越者落在亂世之中，那么幾乎___%的概率是要早死的。在古代，沒有戶籍就不能成為王朝的子民，除了躲進深山老林玩野外生存，就沒有別的路好走了。

如果穿越到隋唐，穿越者會因為沒有戶籍而淪為賤民。在隋唐時代，這類人會被登記在一種特殊的冊子上，這叫“非編戶”，他們通常是貴族或者富豪之家的家奴。假如無戶籍的穿越者被人發現，那就會被當做逃奴抓起來，如果聯系不上主家，那就會被官方拍賣。另外，這種“非編戶”賤民無法脫籍，這口鍋不但要背到死，而且要世世代代子子孫孫地背下去。賤民脫籍政策直到清代雍正年間才有，而且還需要放棄“賤業”之后三代才能參加科考，但即便如此嚴苛的條件，在當時依然被視為“恩典”。

如果穿越到明清，穿越者因為無戶籍，所以無法參加科舉，即便他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也只好去荒野里說給狐仙去聽。

在古代，沒有戶籍是無法旅行的，再有錢也不行。戶籍意味著人員無法自由遷徙，如果有事要離鄉百里以上，就得找當地政府出具文書，也就是路引。路引萬分重要，絕對不可遺失，否則身處異鄉會被按游民處置，輕則流放，重則殺頭。

住店必須持有官方發放的路引(介紹信)，否則店家要受連坐。如果沒有路引，就只好去荒山野嶺找黑店住，萬一不小心中了雞鳴五鼓斷魂香，第二天早上就變成了熱氣騰騰的人肉包子了。

不要指望有什么辦法能逃脫強大戶籍管理，作為立法者的商鞅，在逃亡的時候也發現這個制度實在是沒有什么漏洞可鉆，所以他也因為沒有介紹信而被人抓回去五馬分尸了。

不同的戶籍之間享受的政策紅利也有極大的不同。

在古代，戶籍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一個人的命運。比如一個人生在京城，哪怕是個普通人家，也可以認為這孩子生來命好了，因為古代京城與偏遠地區之間的GDP可能會相差幾個時代，而其所處的環境也決定了京城人士的見識、習慣和發展空間都會比其他地區勝出許多，如果要參加科舉，京城人士的路費都省下了。再比如前面說到的陳湯，無論他取得怎樣了不起的成就，他仍然是個山陽瑕丘人，到死也是一個連長安戶口都混不到的loser。

對于古人改變命運的主要渠道科考來說，戶籍制度也是相當不公平的。政府會按地域來分配錄取名額，同時還要審核考生的戶籍身份，只有經濟嚴重欠發達地區才能和京城一樣享受更多的錄取名額。因此，古代考生家庭和官府之間，也會展開篡改戶籍與反篡改戶籍的攻防戰。

戶籍制度范文（四）

其實，放開城市落戶限制早已不是新鮮詞了，而是近年來的一個高頻詞。

本輪戶籍制度改革全面開啟的標志性文件，應該是_______年___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意見》，走的是打通二元戶籍制路線，提高城鎮化質量。因為此前的改革一直走的也是放寬路線，但學界認為，城鎮化率質量不高，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直接反映城鎮化的健康程度，是一個關鍵指標。

___年___月，____正式發布《推動一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要求“__五”期間，城鄉區域間戶籍遷移壁壘將加速破除，配套政策體系要進一步健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年均要提高___個百分點以上，年均轉戶___萬人以上。

到如今，留給這個目標完成的時間已開始顯得緊迫起來。今年以來，國家政策頻出，城鎮化已開始提速，或者說進入倒計時。

例如，今年___月___日，___、____發布《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下稱《意見》)，要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到___年，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消除。

而這與___月___日國家發改委發布《___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下稱《任務》)才隔了一個月。《任務》明確了相關城市放寬落戶的具體要求：

城區常住人口___萬~___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

城區常住人口___萬~___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并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

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

今年___月___日，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也提出，要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同日，公安部召開的全國治安管理工作座談會上，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戶籍制度為重點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戶籍制度。除落戶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遷移戶口實行審批制外，積極探索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

國家頻提放開放寬落戶限制，尤其是放開大城市的落戶限制，是目前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數據顯示，截至___底，仍有___億農業轉移人口已成為城鎮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戶城市，其中___%分布在地級以上的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原所長牛鳳瑞將這部分人群的現狀稱為“半城市化”。

都市圈、城市群崛起

在目前小城市戶籍已全面放開、中小城市吸引力不夠的情況下，放開大城市戶籍顯得尤為重要。陳亞軍說，要解決好落戶的問題，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聯動，光靠小城鎮、小城市其實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需要推動大中小城市放開放寬落戶限制。

雖然我國從上世紀___年代開始就鼓勵發展中小城市，但實際上人口一直在往大城市走，現在學界更傾向于走發展大都市圈的道路。畢竟大型都市在經濟資源的集聚、效率和節約發展等方面更具優勢。近年來，國家中心城市、城市群、都市圈的發展，也彰顯著國家要將中心大城市引領作用發揮到最大的決心。

牛鳳瑞認為，突出中心城市的帶動引領作用，更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和城市化發展規律。城市規模與輻射帶動能力成正比。應該通過支持一些核心重點城市率先發展，帶動周邊地區發展，以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整體競爭力，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___年___月，___、____發布的《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提出，要以北京、天津為中心引領京津冀城市群發展，帶動環渤海地區協同發展;

以上海為中心引領長三角城市群發展，帶動長江經濟帶發展;

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為中心引領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動珠江西江經濟帶創新綠色發展;

以重慶、成都、武漢、鄭州、西安等為中心，引領成渝、長江中游、中原、關中平原等城市群發展，帶動相關板塊融合發展。

一方面是要放開放寬大城市的落戶限制，另一方面要突出中心大城市的帶動引領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顯而易見，未來大城市的發展更受看好。

但問題是，大城市的發展和落戶也不是沒有限制的。盡管中央密集發文要放開放寬落戶限制，但都附加了一定的限定詞，落戶的全面放開，是將個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除外的。

根據《___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目前，城區人口超過___萬的城市有___座，除北上廣深這四個超大城市，還有天津、重慶、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沈陽、長沙___個特大城市。

結合政策，也就是說，在未來，除了上述___個城市外，其他城市都將全面放開放寬落戶限制。這個過程中，一大批二線城市將受益最大，包括西安、蘇州、合肥、濟南、青島、大連、廈門、寧波、昆明、石家莊、南昌、福州等。

一方面，大城市戶籍放開后，中小城市的發展前景會更受限。另一方面，相比京滬等超大城市，二線城市還有大把的發展空間。這些二線城市崛起后，不僅可以承擔、疏解一線城市過于集中的部分功能，還可以起到區域發展龍頭的作用，帶動更多區域相對均衡地發展。

放開放寬落戶帶來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意見》明確，要全面落實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財政政策、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政策，以及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向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較多的城鎮傾斜政策。

這里必須要說明的一點是，過去國家強調中小城市戰略的結果是：一線和部分熱點二線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土地供給不足，三四線城市人口增長緩慢、土地供給過多，由此造成土地供需錯配。現如今，人地掛鉤的政策更符合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真實需求，對輸入城市將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有利于輸入地城市的建設和發展，這個過程中，對一二線城市也是一大利好。

《意見》提到，到___年，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基本建成，經濟發達地區、都市圈和城市郊區在體制機制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

這意味著，未來城市更新改造，有望成為房地產發展的重點。什么樣的城市更新改造尤其是舊村改造會有價值?哪里的農村戶口有價值?當然不可能是小城市的農村或者貴州、東北、淮河流域等地的偏遠農村，而是一二線大城市的城中村或近郊區的農村。

今年，珠三角，廣州、東莞等地的舊村改造如火如荼。這些地方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也會極大地增加一二線大城市的土地供應。

從總體上看，二線熱點城市的樓市發展前景已經超過了一線城市。

一方面，二線城市的人口增量空間更大;

另一方面，二線城市原有樓價較一線城市要低很多。

實際上，從___年以來的表現來看，二線熱點城市的房價漲幅甚至超過了一線城市。這也符合近年來熱點二線城市經濟崛起的趨勢。

春江水暖鴨先知。今年以來，熱點二線城市的土地市場火爆，各大開發商鏖戰二線城市。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50大城市合計在___年前___月土地出讓___萬億元，同比___年同期上漲了___%。其中，___月杭州土地出讓金收入___億元，位列榜首。此外，今年以來，天津、武漢、蘇州、濟南、鄭州、福州等二線城市的土地市場表現也十分搶眼。

一線城市也不是沒有機會。上述《任務》提出，超大特大城市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無序蔓延，合理疏解中心城區非核心功能，推動產業和人口向一小時交通圈地區擴散。也就是說，未來一線城市的重點在都市圈的發展上。

尤其是隨著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軌道交通尤其是跨城地鐵、市域快軌的發展，將會極大縮短周邊地區、鄰近板塊到大城市中心城區的時間，讓這些區域變成也可以變成人們常住的區域，從而有利于超大城市疏解中心城區人口，也可以帶動周邊區域發展。比如北京周邊的北三縣、保定等地，上海周邊的南通、嘉興、昆山、太倉等地，深圳周邊的惠州等，都將是未來樓市發展的重點。

第四篇：戶籍制度

簡論我國戶籍制度的歷史、變遷

法學081周玨 0801064

5摘要：

戶籍制度是中國一項涉及全體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社會生活之基本形貌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制度。本文將從我國戶籍制度的發展歷史說起，從古至今，逐步解釋我國戶籍制度的歷史變遷，再試著分析戶籍制度的諸多問題。意在深刻了解我國戶籍制度的發展，和未來戶籍制度的走向。

關鍵字：1949年以前 1949年以后 戶籍制度：終結抑或改革

正文：

一．1949年以前

在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傳統社會里，對農民嚴加管制，把他們錮著在土地上，編戶入書籍，橫為中國歷代統治者的治國方略。歷史中的戶籍制度是指通過各級權力機構對其所轄范圍內的戶口進行調查、登記、申報，并按一定的原則進行立戶、分類、劃等和編制，以此作為掌握人口信息、征調稅役、分配資源和維持秩序的基礎，它是一項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服務和法律的綜合性社會制度。中國戶籍制度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漫長的歲月中雖然無數次的戰爭和內亂，又經歷代王朝的更替，戶籍制度總是以某種方式繼承或沿襲下來，并且始終執行著多種社會功能。回溯歷史，其目的并不是為了瀏覽一下中國戶籍文化的歷史形態，①而更重要的是從這些歷史事實中去把握這一社會制度的結構和功能，并從中認識維持這種結構的社會關系，以及這種結構對社會變遷和發展的影響。

1．“戶籍”的涵義

“戶”，《辭源》解釋為：“住戶，一家為一戶。”中國古代戶籍，也有“丁籍（冊）”、“黃籍”或“籍帳”之類的名稱，主要以家庭為依據，了解家戶人數和田地情況，用以征收賦稅、調派勞役。

2．編戶齊民

在歷史上的戶籍管理時間中，包含了權利機構對土地管理和土地制度的意義。統治者實行編戶齊民的措施，目的不僅在于了解家庭和人口情況，而且還要掌握土地的戶均和人均占有情況，掌握土地的質量情況，如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出產率，以此作為攤派賦稅、征調兵役的依據。

縱觀中國歷史中的戶籍制度，其登記注冊的內容不外乎三大類：戶內關系、人丁數量和田地財產。不同的歷史時期，雖然形式不盡相同，然而它卻是所有統治者用以控制社會、落實行政、經濟和軍事管理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3．國家機器

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地方經濟的發展，諸侯勢力隨之壯大，爭霸爭雄的戰爭頻繁四起。由于戰爭的需要臺，各諸侯國自然會重視人口登記、戶口保養及戶口管理。戰爭需要有兵員和物資保證，清查登記人口并實行管理，一方面可以了解國力，做到知己知彼；另一方面也可限制流動，防止人力流失，保證兵役和賦稅源源不斷。因為掌管戶口，對國家機器來說，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國家的存在以來與稅役的征調；再者，文字的出現，也為登陸戶口提供了條件。

4．五保法

后來，由于政事廢弛，國家并不需要周全的數字，這樣地方管理的怠惰也就成了自然，因此戶籍所載的民數嚴重失實已司空見慣。后隋文帝統一中國，結束了多年以來國家分裂、社會動蕩的局面。立即推行戶籍改革，即“制人五家為保，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幾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查”。②這樣，戶籍制度又再次被鞏固了起來。

5．科舉

隋朝之后的戶籍制度增加了對戶口登記管理的約束機制，即把戶籍與科舉考試結合起來。科舉制度與其說是一項教育考試制度，不如說是半開放式的公務員招考錄用制度，它是一種和平式的上下流動機制。相對比以往的全完世襲制和暴力爭奪制，這種社會垂直流動機制無疑是一種進步。科舉考試，實行的是配額制，即按地域分配名額，名額十分有限，于是，中舉的名額也就成為一種稀缺的資源。為分配這種資源，則必須確立一個依據，已有的戶籍管理無形中為其提供了方便。科舉制要求人們在自己的戶籍所在地參加考試，即在哪里登記入籍，才有資格在哪里參加考試，這樣做一者是為了保證相對的平衡，防止人們一起涌向一個地方；二者也為了便于組織考試。

6．末尾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戶籍制度并不是一種孤立存在的制度形式，而是與各種行政、軍事、經濟、文化和教育制度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套觀念、規則和措施。它既在各項制度中得以體現，并發揮其作用，同時它又具有相對獨立的傳統。諾思認為，國家或政府應對制度創新和經濟績效負責。但在中國歷代的政治權力結構中，戶籍制度保證了各級官僚的優勢利益。③尤其對最高統治者皇帝來說，把所有臣民登記入冊，他便可手執一冊而統一天下，以此方式既象征了皇權的至高無上性，又不需要自己付出多少勞動成本，這樣皇權統治的效用最大化也就得以實現。

既然如此，戶籍制度的創新和變遷所需要的動力在傳統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中，就難以產生。這也許是歷代戶籍制度乃至全部封建社會之所以變遷緩慢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1949年以后

1949年以后的中國戶籍制度，最先在城市管理中得以醞釀，然后逐漸形成比較系統的、普遍的制度。它的主要內容包括戶口登記，以及對各類戶口的遷徙、居住、獲取資源和福利的權利規定等。

新中國建立之初，隨著土地革命取得初步勝利，城市建設和工業生產初見端倪，新興政權，或具體地說是某些上層政治精英開始雄心勃勃，試圖徹底打破傳統的社會結構。但過于理想的平均注意社會，戶籍制度的建立，多少地帶有些烏托邦式的理想觀念。最后不得不按地緣和個人成分或身份來控制和分配短缺的組彈壓吧，結果不僅沒有消除三大差別，建立“一大二公”的社會；相反地使地緣意識和身份意識得以強化，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群之間出現認同的分離，而要把他們鄭和到一個統一的系統之中，就不得不依靠強大的中央權力，這樣，整個社會秩序也就實際上成了一種“人工維持的秩序”。④也就是說，國家只有通過超強的權力控制，阻止社會走向地緣分割化和身份分層化，以彌補社會鄭和的裂痕。

1.改革以來的戶籍制度變遷

了解改革以來的戶籍制度的變遷情況，下面幾個事項可能是重點對象：（1）：知青回城的戶口安排，（2）：“農轉非”的指標，（3）：“自理口糧戶口”或當地有效的城鎮戶口，（4）：居民身份證，（5）：就業和糧油關系的轉換，（6）：“賣戶口”現象。

2．戶口與資源的分配

回顧過去的那段歷史，我們不難看出，戶籍制度與那種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體制緊密相關，同時也是國家進行資源調配和利益格局調整的視窗系統和操作平臺。

戶籍的登記注冊，以及對個人居住、遷移的管制制度，既是策略選擇的結果，又是鞏固這一

分配格局和狀況的關鍵路徑。因為，假如沒有鄉——城戶口遷移的控制和約束，當城市的比較利益占優的時候，必然有大量的農業勞動力用想城市，參與爭奪城市資源，這樣，最終也就會達到城鄉比較利益均衡，從而消解城鄉分化。但是，這一策略與國家所選擇的工業化策略不太吻合，國家試圖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來加速工業化，而不是讓部分資源被與工業無關的人消費掉。

3．戶籍壁壘

在中國戶籍制度的安排下，戶口的劃分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社會系統中存在的結構性壁壘。城鎮戶口或戶口遷移的轉換條件，在某種意義上說，就相當于一個集團或階層守衛自己利益的壁壘，因為從顯示情況來看，制定政策的或有權進行決策的階層，以及決定戶口遷移權利的人，幾乎都是具有城鎮戶口或本地戶口的人。因此，很難說，他們的利益傾向不影響其價值傾向乃至決策行為。

以戶口為標志的分層體制，最典型的例證就是，1960—1970 年代出現的國營或集體單位從農村地區招收的輪換工、臨時工和合同工，他們和同單位的其他工人在職業、工作內容和工作性質上，并無什么區別；他們常常需要做比其他工人更苦更臟的活，但是卻不能得到與其他正式工相同的待遇。他們沒有同等的勞動保障、公費醫療、住房、退休金、津貼和消費補貼也明顯少于正式工，甚至根本沒有。他們之所以得到這樣不同等的待遇，關鍵的原因就是他們來自于農村，他們的戶口身份是農村戶口。所以，合同工形式實際強化了戶口制對城鄉之間裂縫的影響，它表明一方面工業增長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戶口的權威界定又在壓制農民的權利，并極力維護城鄉戶口的等級差別。相同的例子也表現在干部少年粉上，農村干部和國家干部都是可以說是干部，但是農村基層干部和國家干部之間最明顯的區別就是戶口的不同，因此待遇也就存在差別。

戶口作為中國社會結構的裂痕，不僅表現為城鄉戶口兩種群體之間收入的不平等，而且還表現不同戶籍之間的其他權利和非貨幣性待遇的差別。例如，戶口落在規模較大的城市里的居民，可以很容易地把戶口遷到規模較小的城市，城市戶口可以很方便地轉成農村戶口；但是，從小城市將戶口遷到大城市，或從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沒有足夠的條件、理由和關系，幾乎不可能，這無形中意味著不同地區的戶口所享受的權利和地位是不平等的，或是呈等級的。

戶籍制度對社會分層結構的影響是深淵的，同時又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戶口轉換和遷移的限制，使地區和部門內的成員趨向平均，另一方面，它又使地區和部門之間的差距固定和突出；一方面它雖然遏止了城市貧民窟的出現，但另一方面使農村充斥著貧困。因為以戶口為標準對居住地、住房、就業、配給和消費的控制，限制了農民獲得與城市相關的比較利益優勢的機會，人們受到先賦戶口的控制，很難甚至無法調整自己的位置或地位。即使人們安心地守在那里。即使有些農村人不愿選擇一輩子守望著那一點貧瘠的耕地，他們也難以擺脫戶籍的安排。

4．戶籍壁壘與鄉—城人口流動

在眾多對當代中國城鎮流動人口以及鄉—城人口遷移研究中，不少學者強調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作用，而對權利、資源和利益分配的格局關注不夠。在傳統的意識形態里，農民進城被看做是“盲流”，在這多少帶有歧視性的話語中，隱含著對農民理性追求自己利益權利的輕視或否認。

1980年代以前，政府通過戶籍控制，以及響應的糧油配給、票證和外出證明等措施，有效控制了鄉—城人口遷移和流動，從而剝奪了農民在城鎮獲得收入的機會。從農民進城的途徑來看，以與城鎮戶口的親人團聚為主要方式，招工也是重要途徑之一，但受政策影響和波動很大；當兵和上大學是農業戶口的年輕人實現進城夢想的唯一的、可以為之奮斗的途徑，但是道路相當狹窄。

1980年代中后期之后，城鄉分割的資源配置以及部門和地域之間的差別日益顯著，從而吸引了大量農民擠進城里，在農業外尋找就業機會。盡管戶口控制仍然對他們起到約束作用，但是巨大的利益差距形成強烈驅動力，推動和他們想盡一切方法在城市里找到立足點。例如，北京市出現的諸如“浙江村”之類流動人口聚落群體，⑤就是新的體制和舊的制度安排組合而成的社會現象。市場經濟要求勞動力是自由流動的，而戶籍制度安排則極力限制勞動力在體制內的自由流動和轉移，而且繼續為各種不平等的行政政策的執行提供依據和條件。城市中的流動人口不僅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反而遭到各種臨時性或地方性的行政命令的驅趕和排斥。

5．“黑戶口”

“黑戶口”，顧名思義就是指沒有在權威機關登記入籍的、戶口沒有著落的人，也就是指那些不被權威機關知道的或不被認可的人。正是因為這一群體的不可知性和不合法性，因此常常被管理者或其他人稱之為“黑戶口”或“黑人口”。出現“黑戶口”的情況主要有：

（1）：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規定手續或超生人口。

（2）：不少農民為不承擔負擔而不愿給子女上報和登記戶口，這樣他們的子女也就沒有戶口。

（3）：第三種類型的“黑戶口”屬于戶口代定者。或稱為“口袋戶口”，是指在戶口遷移過程中，個人持遷移證而不在規定期限內在遷入地落戶。

（4）：在沒有戶口的群體中，還有一些是棄嬰，他們被別人抱養，但又不符合收養法的規定，因此不能上戶口。

在“黑戶口”群體當中，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不能申報戶口的人，或許永遠也不能獲得戶口身份，從而不能享有與其他人同等的公民或市民權利。那些沒有戶口、不能享有理應享有的社會權利的階層，既定的分配制度和現實紅的待遇對他們今后的發展會產成極大的影響。如果戶口制度或依附于戶口的權利和義務分配制度不改變，這樣的階層會長期存在，并構成一種邊緣群體和亞文化，他們反過來也可能會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反作用。

6．小結

盡管導致社會分層與差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一定意義上，它是由權利和義務分配的不平等構成的。社會的上層享有更多的行動權利或社會權利，而承擔更少的義務；社會下層的行動則受到更多的制約，享有的權利較少，而承擔的義務更多。

在中國的戶籍制度安排中，不同的類型的戶口，如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常住戶口與暫住戶口以及地方有效的戶口之間，在所享有的公民權和社會權利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由于不同戶口所享有的權利是不平等的，而戶口身份主要是通過代際繼承獲得的，因此，社會分層和不平等的形成，繼承和世襲因素的作用較大，自獲因素或人力資本因素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通常被視為結構性的不平等印度，如個人能力、教育水平和職業地位等因素，表面上看是因為個人之間的差異而導致的，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不平等，然而實際上，它在較大程度上也包含著權利的不平等以及這種不平等的代際傳遞所產生的效應。

綜上所述，在中國，戶口的湖粉已不僅僅是身份的證明，而成為權利和義務分配的依據和標準，戶口成為個人享受各種社會和公民權利的邊界和壁壘，由此導致了戶口的不同（包括類型、籍地不同），個人所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也就不一樣，權利和義務的差別是多方面社會差別的重要根源。

三．戶籍制度：終結抑或改革

在中國的現實中，戶籍具體來說，就相當于戶口簿或戶口登記簿所技術的相關事實，如姓名、性別、出生時間和空間、戶口所在地、戶口屬性以及家庭及其他社會關系等。戶籍的應用在顯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概括起來主要有：

（1）：傳遞個人信息。

（2）：證明個人身份和社會關系。

（3）：限制人口遷徙和流動。

（4）：權利和資源分配的操作系統。

無論從制度的效率，還是從公平度來看，具有傳統色彩的戶籍制度與現時代的社會發展需要已顯得不相稱。因此，致力與戶籍制度創新，使其有利于降低公民的生活成本，關心和體現弱勢群體的需要，已勢在必行。正如杰斐遜所說：“法律和制度必須隨著人類思想的進步而進步。人類思想日趨發展、開明，新的發現不斷涌現，新的真理被揭示出來，習俗和觀點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制度也應前進，與時代同步。如果我們要求文明社會停留于野蠻的祖制之下，那無異于要求承認仍穿者孩提時代的服裝。”⑥

總而言之，以控制個人行動和建構社會差別為導向的戶籍制度，與個人和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潮流格格不入。因而，改造中國戶籍制度是社會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

附：張國慶：《公共政策分析》，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11,第417頁.強制性收容遣送政策及其終結

1961年以來，為維護社會治安，強制教育改造違法犯罪分子，經黨中央、國務院先后批準各地公安機關對輕微違法犯罪的人和流竄作案嫌疑分子采取了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的措施。為了救濟、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討人員，以維護城市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1982年5月國務院發布《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對城市乞討和其他露宿街頭生活無著人員實施收容、遣送政策。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各地出現大批農民進城務工的現象。1991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問題的意見》，將收容遣送的對象擴大到“三無”人員。后來收容遣送工作又與流動人口的管理聯系在一起，收容遣送的對象進一步擴大到“三證”不全的流動人員。1992年12月財政部、民政部、公安部《關于收容遣送工作中跨省遣送所需經費制支付問題的通知》規定，跨省收容遣送費的收取，以流出省在經濟上承擔責任，促使其做好制止人口盲目外流工作，流入省做好將外省被收容人員送回原籍的工作為原則；其所需經費原則上又流出省財政部門解決，并規定了具體的收費標準。

1994年1月民政部下發的《關于加強收容一送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中規定，在收容遣送工作中，對社會救濟對象實行無償服務，對非社會救濟對象可實行有償服務。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城市收容遣送人數劇增。以北京市為例，1999年收容遣送人數達到149359人。2000年上半年，收容后遣送人數達18萬人。與此同時，因收容遣送引起的惡性事件和行政訴訟也不斷涌現。2003年3月17日，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廣州街頭因沒有暫住證被治安人員帶到派出所，隨后被展轉至廣州收容遣送中轉站、救治站，3天后被暴打致死。以“孫志剛事件”為焦點，引起關于取消強制性收容遣送政策的廣泛討論。

2003年6月2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國務院第381號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實施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正式廢止。新《辦法》變強制性收容遣送為自愿性社會救助。

① 楊子慧主編：《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5年。

② 《隋書?食貨傳》

③ 諾思著、陳郁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傷害三聯書店，1994年。

④ 科爾曼引用的法學家海克的觀點。認為秩序可分為兩類：一種是“自發形成的秩序”，它產生于各種行動者之間的相互協調，只需某些禁令；另一種是“人工維持的秩序”，它依賴于命令式的權威。參見科爾曼著、鄧方譯：《社會理論的基礎（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92頁。

⑤ 王春光：《社會流動與社會重構——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⑥ 引自繆勒著、楊春學等譯：《公共選擇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58頁。

第五篇：戶籍制度

1、戶籍制度

中國的戶籍制度由于城鄉二元格局造成的二元戶口劃分，其系統性、延續性對整個社會造成的影響深刻而長遠。如從政治權利、身份地位、教育機會、職業獲得、社會保障等方面影響和制約人們的政治經濟生活。河北省戶籍制度改革相對較早，推進過程較快，改革措施較為系統，改革經驗和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值得總結分析。同時，所轄區域內戶籍改革差異較大，但存在共性問題較為突出，表現出一定的典型特征，破解共性關鍵問題有利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進戶口一元化，推動城鄉統籌發展。

2003年7月2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批轉《關于我省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了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標和原則，明確具體改革內容有兩條是：

（一）按照實際居住地登記戶口的原則，以落戶條件取代計劃指標，實行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

（二）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為基本落戶條件；石家莊城中村農民就地“農轉非”261390人城中村改造過程中戶籍管理混亂，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農民對戶籍改革滿意度低。雖然戶口變了，但孩子上學、大人上班也不一定有保障啊，加之戶籍制度與其他教育、社保、就業、醫療等福利捆綁在一起，表現為戶籍制度粘性極強，給戶籍改革和管理帶來更大的難度。

到2010年6月1日，石家莊城中村改造啟動率已達100%。大面積的城中村改造過程中戶口管理跟不上就十分不利于計劃生育、教育、醫療等方面的管理，百姓不滿意就容易上訪告狀，這樣不利于地方經濟建設，也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

（二）縮小城鄉基本社會保障差距，促進戶籍改革平穩順利進行。無論從我國歷史還是從社會現實出發進行分析，在中國社會收入分配體制中，戶籍制度都是極其重要的標準和依據，甚至是進行資源配置的最基本準則，在很大程度上戶籍制度演變為權益分配的基本依據。河北省也不例外，戶口是個人從政府及其相關機構組織獲取收入和補貼的必要依據，各種消費補貼、住房補助、福利分房、子女入托就學、養老醫療保險等等都是以戶口為基本條件而享有的。這也就產生了戶籍制度的粘附性，這種粘附性在某種程度上加大了城鄉差距。在轉向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現代戶籍管理制度應是一種開放的、動態的、平等的社會管理制度，所以政府的角色應該是縮小城鄉社會保障差距，使戶籍制度的粘附性減弱而不是增強。透過城中村改造過程中戶籍管理混亂的現象看本質，百姓無論是要農村戶口還是城鎮戶口，其基本出發點是多得到點諸如教育、住房、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面的實惠。分析到這一點，戶籍改革就要求政府彌補農村社會中社會保障那塊明顯低矮的短板，否則城鄉統籌這個水桶總有漏水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