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是否繼續適用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是否繼續適用

石玥

[內容提要]：本文分別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的合法性、實效性和邏輯性三個角度對此進行了剖析和質疑，并從治標和治本兩方面對新時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的重塑提出了立法建議，以期拋磚引玉。

[關鍵詞]：坦白、抗拒、沉默權、選擇權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在中國早已是婦孺皆知，曾幾何時，這一刑事政策的出臺為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隨著我國司法理念的革新和法治的不斷完善，人權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不久前召開的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被正式載入憲法，于是對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保護被推到前沿，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存續已久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的合理性，越來越多的質疑逐漸凸現。

一、幾點置疑

（一）“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的“合法性”

所謂“坦白”，通常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其犯罪行為被司法機關或有關組織發現后，在被傳喚、訊問時，或者在被采取強制措施以后，或是法庭審理過程中，如實交代其所犯罪行的行為。“從寬”顧名思義，應當是量刑時的寬大處理，具體應當包括從輕、減輕和免除處罰三種情況。所謂“抗拒”，系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如實回答司法機關或有關組織的訊問，采取不予配合的態度，它包含不坦白和假坦白兩種情形。“從嚴”即為從重、加重處罰。

根據我國新刑法就量刑問題的規定，對犯罪分子決定刑罰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情節、犯罪的性質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依照刑法的相關規定論處。這是現代法治國家刑法原則中普遍推行的“罪刑法定”原則的體現。縱觀我國的刑法總則，對量刑規定的條款主要在第四章，其中明確規定將自首和立功作為法定的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情節，從而形成了健全的“自首立功制度”。但是該章節并未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認罪態度（坦白亦或是抗拒）明確規定為法定量刑情節，故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只能將其列入酌定情節予以考慮，由于新刑法修改了原刑法59條第二款的規定，取消了一般法院酌定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處刑罰的權力（除非因案件特殊情況，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自此“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便成了一句空話，既然現行的刑事法規中對此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從“罪刑法定”的原則出發，“從寬”和“從嚴”都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據，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合法性”。

（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的“實效性”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句口號對許多中國人來說耳熟能詳，因為它曾經陪伴中國司法制度走過了漫長的半個多世紀，在威懾罪犯心理、加速案件審理過程中立過汗馬功勞，它的意義和影響從幾代垂髫小兒玩游戲的雷同口號中可見一斑。

然而，在這一政策一次又一次的被反復適用的過程中，也同時一次有一次地被扭曲，被濫用。以至于在社會上曾一度流傳了這樣的說法：“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這樣的一種歪曲的形態反映了一種司法的“悖論”：國家鼓勵坦白，但坦白后將被定罪，并可能判處重刑；法律禁止抗拒不供，可那些無視法律的奸猾之輩卻也可能因證據不足而逍遙法外。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看，既然坦白不一定從寬，抗拒也不當然會從嚴，那么，提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則是對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誤導或誘導。坦白從寬就成了變相的誘供，抗拒從嚴即成了逼供的翻版。

也就是說，這種“悖論”造成司法人員的一種道德困境。法律和司法倫理禁止對任何被訊問人的引誘和欺騙，以不合法并違背司法倫理的方法獲得的言詞證據在法律上無效。而回顧多年來的司法實踐，我們的司法人員以“從寬”來感召嫌疑人坦白，“從寬”的許諾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如明示的、暗示的、模棱兩可的，但最終卻不能兌現這種寬緩的承諾時，它在客觀上就等于誘供和騙供。許多案件沒有口供定案十分困難，被告可能因此而逃脫法律的制裁，司法人員為實現辦案效益往往容易作出較大寬緩的許諾以最大限度的獲得口供，但嫌疑人供述后所實現的從寬幅度比較有限，甚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如果許諾與實際后果明顯脫節，就不得不讓人質疑到取證的合法性問題了。長此以往，“司法”就會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對口供的過分依賴，造成了審訊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采取過多不合實際的許諾，但最后往往不能兌現。保全了一個案件的認定，卻付出了更大的成本，在這背后犧牲的是國家刑事政策的公信力，和法律的威嚴嚴重缺失，如此巨大的社會成本何以承受。顯然該政策的施行并不能達到預期的社會效果，反而帶來了更大的問題。

（三）“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邏輯性”

“坦白”與“抗拒”都是在“有罪推定”原則下的表述，也就是把每個犯罪嫌疑人潛規則里設定為“罪犯”，而現代司法文明是主張“無罪推定”的，是把嫌疑人假定為無罪的基礎上推理、判定。當前我國刑法已將“無罪推定”作為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那么在這個基本原則的引導下，對一個未經法院宣判的犯罪嫌疑人來說，所謂的“坦白”和“抗拒”又從何而來呢 ？

既然坦白和抗拒是以有罪推定為前提的，那么從這樣一個錯誤的邏輯大前提出發，推出的結論又怎么可能是合理的呢？

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在新形勢下的重塑

經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該政策無論在形式的合法性或是現實的有效性還是內在的邏輯性方面都存在諸多缺陷。繼續適用無疑是不可取的，故筆者建議對其做如下調整：

㈠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賦予當事人“選擇權”，允許保持沉默。

取消現行刑法第79條規定的“如實供述”義務，立法明文規定賦予當事人“有限的沉默權”。即筆者認為：被告人有權就案件事實作出有利或不利的陳述，但這種陳述必須是在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后果的情況下作出其真實意愿的陳述，不得將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壓力所做的陳述作為定案的根據。應當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賦予犯罪嫌疑人選擇權，在充分告知其各種可能發生的法律后果后，由其自由選擇如實供述或沉默。無論其采取何種方式，都應當是當事人在充分了解其行為可能發生的后果的前提下作出的。當然，對于選擇坦白的，我們應當給予鼓勵，但對于沉默的，也同樣要尊重當事人的選擇。

現代法治理念承認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內的所有人的基本人權，其中一個重要理念就是“不得強迫人們自證其罪”，我國于１９９８年簽署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也規定：“任何人不受強迫自證其罪”。這個觀念其實很簡單——人人都有保護自己的心理趨勢，即便自己犯了罪，也會不自覺地隱瞞或者抗拒不說——這是人類自保的天性，司法應當尊重這種天賦的人權。

著名的“米蘭達規則”，它的核心內容是指偵查人員必須告知嫌疑人“有權保持沉

默”。現在，嫌疑人與被告人的“沉默權”已經被很多國家的法律認可。沉默權的實質，就是尊重人們“不自證其罪”的權利。

㈡在法條中明確將“坦白”作為量刑的法定從輕處罰情節。

筆者以為，自首的實質應當是坦白的一種特殊情形。即在特殊時間、地點和特定情形下的坦白，被我們在立法上界定為自首。由此可見，“坦白從寬”也應當作為“自首從寬”的邏輯延伸，即屬其“題中應有之義”。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體現立法者對此項立法的初衷。對坦白者之所以要求從寬處罰，一方面是因為到案后能夠坦白表現了犯罪嫌疑人對法律的歸服，以及其改惡向善的意愿，則相對與負隅頑抗，甚至故意編造謊言誤導偵查工作的人，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更易于改造，使用較輕的刑罰即可能達到刑罰目的；二是因為坦白行為協助了司法，節省了國家的司法資源，減輕了公訴方的證明責任，同時保證了訴訟效率，為此需要對坦白者予以法律上的褒獎，并因此而對其他違法犯罪者作出感召。坦白認罪是悔過的前提和改造的起點，坦白交待犯罪事實對司法目的的實現有十分積極和重要的作用。

由于自首與坦白同樣以向司法機關交待犯罪事實為其基本內容，二者的主要區別是在其交待犯罪事實的主動性上，由于自首者具有的更為積極的態度和作用，一般情況下可以從寬幅度大一些，但不能因此而忽視坦白者的從寬處理。正是由于坦白者在主動性上存在的欠缺，筆者認為對坦白者的從寬處理也應有一定的限度，與自首從寬應有所區別。即對與能主動交代犯罪事實的坦白者給予在法定刑范圍以內的從輕處理，而不能享有減輕處罰的權利。

㈢明確規定對“假坦白”作為量刑的法定從重處罰情節。

承前所述，我們已經肯定了“賦予并應當切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的觀點，即立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允許其自由選擇“不坦白”，但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棄行使沉默權，就應當如實交代犯罪事實，不得以虛構的事實情節進行欺騙以規避法律的制裁。既然國家用立法的形式明確賦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選擇權，給予了對其基本人權的保障，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應當對等的尊重國家的法制，要么明示將保持沉默，否則就意味著愿意接受訊問并如實回答。法律賦予當事人的這種選擇權是非此即彼的。也就是說當事人故意編造假口供應當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而違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假坦白行為作為法定的從重處罰情節是對坦白從輕政策的必要補充。

實質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這種“假坦白”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原犯罪行以外的另一個惡劣情節，其實質是誤導了司法工作人員，無形中增加了訴訟成本，還可能導致其他一系列相關的不良影響。但從定性的角度來看，如果該行為只能作為一個應當加重處罰的情節，而并沒有構成新的犯罪，依據罪刑法定的原則，筆者以為只應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內給予從重處罰，不宜加重法定刑。

（四）在證據制度上實現轉軌

如果說立法來賦予當事人選擇權是在治標，那么改革證據制度就是“治本”。由于案件證據現實存在的有限性以及這些證據暴露程度的有限性，加之我們偵查、調查能力的局限，在證據裁判主義要求依據充分證據定案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交代（即國外訴訟法稱為內部證據）是案件定案證據中的基本的甚至最關鍵的組成部分。我國要從“重口供”到“重證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新頒布的刑事訴訟法已經在立法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其中已經提到，僅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能定罪，沒有口供，但有其他證據

可以相互印證，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有罪。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口供一度成為“證據之王”，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各種高科技的手段被廣泛運用于司法領域，我們的辦案方式也將向多元化發展，從各個角度收集不同形式的證據，注重證據的相關性和真實性，不在囿于言辭證據的羈絆。重視外部證據的收集和證據規則的運用，應當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真正得到貫徹和落實。前不久我國一些地區出現的“零口供”辦案就是一個有益的嘗試。

結論：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該休矣！該政策從一個“有罪推定”的錯誤邏輯大前提出發，既沒有取得現實的有效性，也不具有合法性，八字原則的退位，讓我們聽到了我國司法文明前進的腳步聲，折射出社會文明的嬗變與趨新。在現代司法文明日益彰顯的今天，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賦予犯罪嫌疑人選擇權，在行使司法權利的同時充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讓憲法精神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得到更好的詮釋。

參考書目：

1、孫長永《沉默權制度研究》

2、王金利《論沉默權制度在我國的實現》人民日報網絡版2002年3月18日

3、朱凱《試論“零口供規則”與“沉默權”的本質區別》北大法律信息網

4、金澤剛《沉默權的發展歷程與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現實選擇》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5、房保國《你有權保持沉默》，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版

第二篇：繼續適用簡易程序申請書

繼續適用簡易程序申請書

申請人：張三

男，漢族，1961年11月29日生，身份證號***6。住址：XX省XX市XX小區1號2-3-4。

申請事項

對張三訴某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一案，繼續適用簡易程序審判。

申請理由

張三訴某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一案，已于2016年3月8日由人民法院受理，審理期限現已到期。因該案事實清楚、原被告雙方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符合適用簡易程序的法定條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57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258條之規定，申請人申請并同意人民法院繼續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此案，延長審理期限。

此致 XX市人民法院

申請人：

二〇一六年七月五日

第三篇：家庭裝修是否適用建筑法

.家庭裝修合同的法律適用分析（本文形成于在某單位的演講稿）

作為主要從事家庭裝修設計、施工的公司多為小型公司，其業務主要是居民房屋的裝飾裝修，這區別于資質較高只從事工裝業務的大公司。這個行業的現狀也是這類小公司承攬多數的家庭裝修業務，另還有部分家裝業務由公民個人承攬。我先對這個行業以業務類型為標準作一下對比，工程裝修業務的發包方為單位，發包方式多采用招投標，而家裝業務，多是業務員直接從房屋業主手上接的或者是住房業主上門主動接洽的；工裝與家裝區別主要在于，前者要求具有較高的施工資質、后者要求較低；前者為要式合同，而后者可以口頭作成；前者驗收程序規范并形成一系列書面文件而后者是以房屋業主滿意為終極目的而多無相應的書面文件。

現在的法學理論將承攬合同和建設工程合同均歸在完成工作成果合同類下，通俗的理解也就是承攬合同與建設工程合同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兩者適用的法律條款主要是合同法中關于有名合同之承攬合同和建設工程合同的相關規定。根據法院的相關審判實務，建設工程合同實施上是承攬合同中之特殊的一種，對于建設工程合同上沒有約定，可以適用承攬合同的相關規定（參見《合同法》第287條）

從裝修公司的立場來看，作為以家裝業務為主的裝修公司與業主簽訂的房屋裝修合同是建設工程合同還是承攬合同的法律認定，涉及到在雙方法律上的權利義務，其法律性質的認定非常重要。如果是建設工程合同，現在很多自然人承攬的居民房屋裝修合同則為無效，這與合同法的立法目的相沖突，如果認定為承攬合同，可這一行業的現狀在法律條文上并無清楚規定，可以說無法可依。司法實踐中，法院從業務能力上考慮，多將這類合同糾紛交由建設施工業務能力較強的法官依建設工程合同進行審理，而法官的實踐智慧均是從《合同法》287條得出。對于一般的家裝業務，如果將其適用建設工程合同的法律規定，對裝修公司顯得過于苛刻，也制約了這一行業的發展。目前司法實踐中對裝飾裝修糾紛是適用承攬合同法律關系解決，還是適用建設工程合同法律關系解決仍然存在爭議,該爭議的解決關系到如何正確適用法律和公正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什么是建設工程合同，依《合同法》 第二百六十九條 建設工程合同是承包人進行工程建設，發包人支付價款的合同。建設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設計、施工合同。有學者在著作中對于工程裝修也適用建設工程的法律條款，但他沒有展開對工程的論述（李建偉《2007民法60講》）。如果依法條進行解讀，并不能解釋什么是建設工程，這里我引用張俊浩的定義“建設工程合同是指施工人依約定完成建設工程，由建設人按約定驗收工程并支付酬金的合同。此類合同以前叫‘基本建設工程承包合同’《合同法》頒布后正式命名為‘建設工程合同’。建設工程合同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承攬合同，有與一般承攬合同不同的特殊性。首先，完成的工作構成不動產，通常要涉及到對土地的利用；其次，對不動產的建造，有眾多的強行性公法規范。再次施工的承包人需要有經國家認可的具有一定等級建設資質的法人；最后必須采用書面形式。（張俊浩主編《民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本條例所稱建設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線路管道和設備安裝工程及裝修工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裝修裝飾工程款是否享有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的優先受償權的函復：“裝修裝飾工程屬于建設工程，可以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條關于優先受償權的規定，但裝修裝飾工程的發包人不是該建筑的所有權人或者承包人與該建筑物的所有權人之間沒有合同關系的除外。享有優先權的承包人只能在建筑物因裝修裝飾而增加價值的范圍內優先受償。” 以上法規、司法解釋規定把裝飾裝修工程合同界定為建設工程合同范疇。

依《合同法》 第二百六十九條的規定，我國建設工程合同類型主要是三種，工程勘察、設計、施工等三類。每一類又可分為許多亞類型的合同，如建設施工合同就可包括工程建筑合同和工程安裝合同等等。（注明我們要討論的就在于家庭裝修合同能不能歸入到建設施工合同中來的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什么是承攬合同？依《合同法》 第二百五十一條的規定，承攬合同是承攬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給付報酬的合同。承攬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復制、測試、檢驗等工作。學者對承攬合同的定義基本上一致，都認為承攬合同是指一方為他人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針付工作成果，他方支付報酬的合同。這里要說的是關于報酬的支付時間我國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不像臺灣地區對承攬合同中支付報酬的時間是在工作完成之后（參見謝鴻飛編著《承攬合同》法律出版社）。承攬合同的法律特征或者是一般的法律判斷標準如下：一是以完成一定工作為目的；二是承攬人完成工作的獨立性；三是定作物具有特定性；四是承攬人在工作期間對定作物承擔一定的風險；五是為諾成、有償合同。（參見吳慶寶主編《民事裁判標準規范》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社）

依《合同法》 第二百五十一條的規定，承攬合同種類（l）加工、所謂的加工就是指承攬人以自己的技能、設備和勞力，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將定作人提供的原材料加工為成品，定作人接受該成品并支付報酬的合同。加工合同是實踐中大量存在的合同，它既有生產性，比如一個企業將另一個企業提供的材料加工成特定的設備；也有生活性，如服裝店用顧客提供的布料為其裁縫衣服。還有一些藝術性，如畫廊為他人裝裱圖畫等。在國際經濟活動中，來料加工已成為一種重要的外貿形式。（2）定作、定作就是承攬人根據定作人的要求，以自己技能、設備和勞力，用自己的材料為定作人制作成品，定作人接受該特別制作成品并給付報酬的合同。定作合同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見，如家具廠為顧客定作家具，服裝廠為某學校定作校服等。定作與加工的區別在于定作中承攬人需自備材料，而不是由定作人提供的。（3）修理、修理既包括承攬人為定作修復損壞的動產，如修理汽車、修理手表、修理電器、修理自行車、修理鞋等；也包括對不動產的修繕，如檢修房屋頂的防水層。（4）復制、復制是指承攬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根據定作人提供的樣品，重新制作類似的成品，定作人接受復制品并支付報酬的合同。復制包括復印文稿，也包括復制其他物品，如文物部門要求承攬人復制一文物用以展覽。（5）測試、測試是指承攬人根據定作人的要求，利用自己的技術和設備為定作人完成某一項目的性能進行檢測試驗，定作人接受測試成果并支付報酬的合同。（6）檢驗、檢驗是指承攬人以自己的技術和儀器、設備等為定作人提出的特定事物的性能、問題、質量等進行檢查化驗，定作人接受檢驗成果，并支付報酬的合同。第二百五十一條第二款所列的加工、定作等工作都直接源自經濟合同法中的加工承攬的有關規定。但本章所調整的范圍不僅僅包括所列的這幾種承攬工作。承攬合同是現實經濟生活中適用極為廣泛的一類合同，是滿足公民、法人的生產、生活的特殊需要的一種法律手段。因此就我國現實經濟生活而言，任何符合本條第一款所定義的合同行為，如印刷、洗染、打字、翻譯、拍照、沖卷擴印、廣告制作、測繪、鑒定等都屬于本章所調整的承攬工作。（參見謝鴻飛編著《承攬合同》法律出版社）

我在這里要說明一下，最高院就承攬合同的列出了十種之多，如增加了不動產的修繕合同等，最高院將其列入了承攬合同主要標準因為不動產的修繕一般主要是指對房屋的修繕，國為土地一般無需修繕。甚至包括了對不動產的改建，當然在這里，最高院科學的將改建定義為對建筑物的小部分更改，如對大部分結構等的改變則應歸入建設工程合同。不動產的修繕合同包括紀念碑、橋梁、涵洞。（參見吳慶寶主編《民事裁判標準規范》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社）這里同張俊浩教授的定義顯得相當的一致。

這里再說一下，顧昂然認為承攬合同是一大類的合同的名稱，在實踐中有各種各樣的承攬。（顧昂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講話》，法律出版社）很多學者將其歸為提供工作成果的合同，也有人歸為勞務合同（顧昂然）。從司法實踐來看，將其歸為提供工作成果的合同從種屬關系上顯得更為科學合理。

比較建設工程合同與承攬合同的法律特征，我們可以得出：

1、建設工程合同對承包方（承攬人）法定要求必須具有相應從業資質，否則簽證的合同無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而承攬合同對此并沒有法律上的強制資質要求。

2、建設施工合同中一般包括了對土地的使用要求，而承攬合同中的不動產的修繕合同不將此點作為與建設工程合同的區別要素。

3、建設工程合同內容涉及到特別法《建筑法》，該法的立法目的為了加強對建筑活動的監督管理，維護建筑市場秩序，保證建筑工程的質量和安全，促進建筑業健康發展，制定本法。明確規定建筑活動，是指各類房屋建筑及其附屬設施的建造和與其配套的線路、管道、設備的安裝活動。第十二條從事建筑活動的建筑施工企業、勘察單位、設計單位和工程監理單位，應當具備下列條件：有符合國家規定的注冊資本；有與其從事的建筑活動相適應的具有法定執業資格的專業技術人員；有從事相關建筑活動所應有的技術裝備；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其法律規定的行業準入上要比承攬合同中裝修行為嚴格的多，并排除掉了自然人作為單位發包的建設工程合同一方承包人的可能性（可能考慮到上世紀80、90年代建筑市場不規范，從立法上杜決包工頭滿天飛的情形）。

結合我前面對裝飾裝修行業的現狀分析，目前我國《建筑法》、《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的規定如果說對“工程裝修”界定的不明確，那么建設部2002頒布的《住宅室內裝修裝飾管理辦法》則是對這一行業中住宅裝修（家庭）作出了明確規定；問題是中國輕工總會1997年1月1日頒布實施的《全國室內裝飾行業家庭裝飾管理辦法》同樣具有法律效力。雖然建設部全國室內裝飾行業家庭裝飾管理辦法于2000年07月12日針對江西省作出過一個復函《建設部關于建筑裝修裝飾歸口管理問題的復函》，該函明確指出“住宅建成后住戶室內裝飾”是指家庭居室的裝修裝飾，其主要屬性是建筑裝修裝飾。這部分家庭居室裝修裝飾由地方建設行政主管部門管理，會更有利于保障建筑工程的質量和住戶生命財產的安全。我們認為地方人民政府應該把家庭居室裝修裝飾的管理職能定給地方建設行政主管部門。但這一函件內容同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建陽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不服建陽市第二輕工業局以未取得室內裝飾《施工許可證》而進行室內裝飾活動對其處罰決定案》的法律效果就顯得沖突了。該案中法院對建筑裝飾還是室內裝飾裝修工程進行了區別對待，確定了室內裝飾裝修工程的主管單位是中國輕工總會。特別是國務院國辦通（１９９２）３１號文第一條規定：建筑裝飾工程止于墻壁六面的處理，不再向室內空間延伸；室內裝飾行業側重于室內裝飾用品的成套供應，環境設計和空間處理（其中包括室內裝飾裝修工程的設計與施工）以及室內用品的陳設布置，仍由輕工業部門管理。因此，根據國務院３１號文件的上述界定，人民法院審理判決確認被告第二輕工業局對室內裝飾活動有權依法進行監督管理。

根據1997年1月1日中國輕工總會頒布實施的《全國室內裝飾行業家庭裝飾管理辦法》的規定，為了加強室內裝飾行業管理，規范家庭裝飾活動，維護行業共同利益，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促進行業健康發展，根據國務院關于建筑裝飾業與室內裝飾業分工管理的規定（國辦通〔１９９２〕３１號）和《全國室內裝飾行業管理暫行規定》制定本辦法。家庭裝飾是室內裝飾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居民住宅室內空間及相關環境進行裝飾裝修設計、施工及室內用品配套供應、陳設布置，達到一定技術、藝術效果的服務體系。居民住宅包括新建住宅和原有住宅。因此，對于這一塊的法律法規存在沖突，并沒有明確的將家庭裝飾活動納入到建設工程合同法律調整對象。相反，中國輕工總會對房屋裝修業主采用的是“消費者”概念，而不是工程發包人。因此在家裝活動中對消費者用定作人于法于情有據，結合承攬合同的法律特征，這種行為應歸為承攬合同更為貼切。

通過本文，我們分析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裝修行為都是建設工程合同，一是現實情況不充許，二是法律規定的不是很清楚。依據上面的分析，對于通過工程招標的裝飾裝修行為，我個人認為應由建設工程法律強整。對于不涉及建筑主體結構改動的家庭裝修行為應適用《合同法》中關于承攬的相關規定。對于不涉及建筑主體結構改動的，標的很小單位裝修行為的亦由《合同法》中關于承攬的規定進行調整。通過上面的案例，法院如果對每個裝修行為 “是建筑裝飾還是室內裝飾裝修工程”進行區分，然后決定適用法律并不是明智之舉。

本文尚未定稿，因是在某單位的演講，當時重點并不是本文內容，所以此前收集的資料可能會有偏差和不全，我以后有時間會再次修改。2009年3月7日夜

第四篇：科學管理在當今中國是否適用

科學管理在當今中國是否適用

武漢理工大學曹檐生0121005690120

摘要

過去20多年來，中國管理學研究關注西方情境的研究課題，驗證西方發展出來的理論，并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論。而旨在解決中國企業面臨的問題和針對中國管理現象提出有意義的理論解釋，這方面的研究卻遲滯不前。圍繞到底是追求“中國管理理論”(即在中國管理情境中檢驗西方理論)還是“管理的中國理論”(即針對中國現象和問題提出自己的理論)的爭論，很多學者作出了積極探索。中國的管理學研究者應遵循科學探究的自主性原則，保持對常規科學局限性的警覺，從事既能貢獻普遍管理知識，又能解決中國管理問題的研究。關鍵字科學管理西方情境中國企業

1.國際管理學研究中的一個現象

全球化商業活動的增加，不僅使得全球化的跨國公司對管理知識的需求大大增加，而且那些處于新興經濟體(比如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中的公司，由于在國際市場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也非常渴望得到管理實踐所需的知識。除了新興經濟體外，許多發達地區的管理研究也十分活躍。有學者觀察到了國際學者的一種明顯偏好：從主流管理學文獻(基本上是基于北美,特別是美國的文獻)中套用已有的理論、構念和方法來研究本土的現象。這導致了詹姆斯·馬奇所認為的組織研究的“趨同化”。這個趨勢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有可能放慢有效的全球管理知識的發展速度，也會阻礙科學的進步。這樣的趨勢在中國也是存在的。2.中國管理研究的現狀

科學研究總是有目的的：執著于尋找真相和追求真理。科學的研究方法確保了科學家的發現是接近于真理的，這也是所有科學研究應該達到的嚴謹性標準。然而對于管理學這門應用科學來說，真理本身是不夠的。管理研究的第二個目標是獲取有益于提高實踐水平的知識，這就是管理學者應該達到的切題性標準。但現在大部分的中國學者都是嚴謹有余，切題不足。目前，套用西方發展起來的理論在中國進行演繹性研究主導了中國管理學研究領域。用這種方法進行的研究傾向于把成果發表在國際性雜志上，尤其是國際頂尖雜志。這類研究成果驗證了已有理論或者對其情境性邊界進行了延伸研究，說明了如何使用現有研究成果來解釋一些新情境下出現的獨特現象和問題。但這樣的研究傾向對現有的理論發展只能提供有限的貢獻，因為它的目的并非尋找對地方性問題的新的解釋。這種方法也限制了對中國特有的重要現象以及對中國有重要影響的事件的理解。

3.我的觀點

3.1 科學管理理論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科學管理理論，由科學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羅在他的主要著作《科學管理原理》(1911年)中提出。科學管理理論后期的發展中簡介了科學管理的局限性，科學管理

最明顯的局限性是認為工人是“經濟人”。科學管理重視物質技術因素，忽視人及社會因素。他將工人看成是機器的附屬品，是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的工具，因此在生產過程中強調嚴格的服從，他沒有看到工人的主觀能動性及心理社會因素在生產中的作用，認為人們只看重經濟利益，根本沒有責任心和進取心。由于對工人的的錯誤認識，必然導致科學管理理論在實踐中的局限性。

3.2 理論適用性—情境假設的差異性

提請注意這一事實：絕大部分中國的研究都不約而同地采用西方已有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這是缺乏先進的科學研究方法的訓練和對科學目的的正確理解。一些研究者錯誤地認為，科學的目的是發表文章，而非尋找對重要現象的恰當理解和解釋。中國學者可以很快學會如何正確使用研究方法，但這并不代表他們一定理解了隱含其中的認識論和存在論。要理解發展于西方的理論的情境假設并非易事，這些理論是在特定的地點發展起來的，在當時都有著獨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缺乏對科學方法和科學哲學觀的深入理解，以及對借來的理論的情境假設的適當認識，可能會導致對中國管理現象有限或是錯誤的解釋。

4.從富士康事件看中國式科學管理 富士康是一個龐大的代工企業，僅在深圳龍華、觀瀾兩地就有40萬員工。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富士康集團接連發生11宗員工墜樓事件，共造成9死2重傷。跳樓事件讓富士康背上“血汗工廠”“殺人工廠”的標簽，人們紛紛對富士康企業的管理制度產生質疑。富士康事件就是盲目套用西方管理理論的直接后果。這次的事件不僅反射出企業的管理漏洞，更能反映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漏洞。可以說這是中國企業管理上的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

4.1精神危機是導致悲劇的主要原因

記者在富士康調查發現，這些當事人很年輕，年齡在17歲至22歲之間，只有1名是27歲。他們均來自農村家庭，入職時間比較短。富士康科技集團新聞發言人劉坤說，其中時間最長的只有1年半，最短的20多天。

企業提供了自殺員工的記錄，他們沒有很多加班記錄，符合電子行業行為準則有關規定。企業表示，自殺行為與工作壓力可能并無直接聯系。這些員工選擇輕生，有的是婚戀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導致，也有的是家庭出現變故造成情緒低落，更有一些人可能是由于精神異常而造成悲劇。其中饒某因感情糾紛與男友吵架而負氣跳樓；李某因患有特殊疾病，年齡較大沒找到女友，精神壓力很大；而祝某則因情感糾葛、打胎而輕生??

4.2 人文關懷對于企業管理同樣重要

記者調查發現，富士康員工在物質待遇方面是比較好的，但員工之間的人際關系卻比較淡漠。目前企業85%以上是“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有著顯著不同于父輩的精神訴求，特別是剛進城務工，由農村到城市會產生一個“心理隔斷期”，容易出現情緒波動。企業一心追逐利潤，年輕員工容易陷入一種“人際荒漠”。盡管富士康稱自己企業的理念是“視員工為第一寶貴財富”，但員工的上下級關系和同事關系還是顯得緊張、冷漠。

富士康員工馬某告訴記者：“每天十來個小時的工作很單調，而且工作紀律很嚴格，隨便與同事說話就會被上司批評，嚴重的可能還會記過，我們心里有事情一般也不會去找上級主管談，與工友也沒時間交流。”

平時處于緊張勞作的年輕員工，在“八小時之外”并不容易找到放松和娛樂的場所。記者在富士康的龍華廠區內看到，銀行、網吧、游泳池、書店、咖啡廳等日常生活設施不少，游泳池有5個，可是對42萬名員工的需求來說，這顯然是不能滿足的。同時，廠區外公共娛樂和文化設施匱乏，大部分的員工能消費得起的地方，除了一兩個溜冰場，便是大大小小的網吧和小吃攤。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鳴說，工人不是機器、零件，他們住在那里，沒有文化娛樂，沒有朋友交往，這對很多“80后”“90后”農民工來說是無法忍受的。他們當中很多人是獨生子女，心理比較脆弱，雖然生活在城市，卻無法融入城市，富士康“跳樓”事件就是他們發出的生命的呼喚。

5.結束語

管理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情境，所有的理論都是在一定的情境假設下誕生的。在借鑒國外管理學理論時，我們不僅要考慮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差異，還有隨時間的向前，以前的情境假設可能已經與現在的企業面臨的困難不相符的問題。但我們也不能因為科學管理的局限性就完全拋棄科學管理，我們應該發揚“拿來主義”的精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讓這些有著經典意義的管理理論更好的為中國企業管理與中國經濟服務。

第五篇：河北省繼續醫學教育政策

繼續醫學教育對象是在本省行政區域內醫療衛生單位執業，并受聘擔任初級（參加臨床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和全科醫師規范化培訓的初級人員按臨床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和全科醫師規范化培訓規定進行）、中級、高級衛生專業技術職務的人員。在鄉鎮衛生院執業的初級衛生專業技術人員，按照衛生部《鄉鎮衛生院衛生技術人員培訓暫行規定》要求參加在職培訓。

由省外調入或部隊轉業到我省的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自報到之年起納入我省繼續醫學教育管理。

按照繼續醫學教育活動，學分分為Ⅰ類學分和Ⅱ類學分兩類。

一、Ⅰ類學分

1、國家級繼續醫學教育項目。

2、省級繼續醫學教育項目。

3、推廣項目。

參加以上繼續醫學教育活動可授予Ⅰ類學分，以上三種項目中均包含現代遠程繼續醫學教育項目。

二、Ⅱ類學分

自學筆記、全國繼續醫學教育委員會和省繼續醫學教育委員會指定并統一組織考核的學習項目、外出進修、發表學術論文、科研立項、出版醫學著作、考察和研究報告、醫學譯文、單位組織的學術活動等其他形式的繼續醫學教育活動授予Ⅱ類學分。

第三條 學分授予標準

一、Ⅰ類學分計算方法

1、參加國家級繼續醫學教育項目活動，參加者經考核合格，按3小時授予1學分，主講人每小時授予2學分。每個項目所授學分數最多不超過10學分。

2、參加省級繼續醫學教育項目活動，參加者經考核合格，按6小時授予1學分，主講人每小時授予1學分。每個項目所授學分最多不超過10學分。

3、國家級、省級遠程繼續教育項目按批準的學分數授予學分，每個項目所授學分最多不超過5學分。

4、國家級推廣項目按課件的學時數每3小時授予1學分，每個項目所授學分最多不超過5學分；省級推廣項目按課件的學時數每6小時授予1學分，每個項目所授學分最多不超過5學分。

5、省、市級學會舉辦的學術年會，每次授予省級Ⅰ類學分不超過3學分。

二、Ⅱ類學分計算方法

1、凡自學與本學科專業有關知識，應先定出自學計劃，經本科室領導同意后執行，寫出綜述，在科室交流，每2，000字授予1學分，每年不超過5學分。

2、由全國繼教委或省繼教委制定或指定的教材、雜志、音像、光盤等形式的有關“四新”的學習資料，學習后經考核，按委員會規定的該資料的學分標準授予學分。經各市繼教小組批準公布的市級繼教項目按批準的學分數授分。

3、經單位批準，到上一級醫療衛生單位進修（含出國培訓）經考核合格者，每月授予5學分，進修6個月及以上人員，經考核合格者，視為完成當年規定的25學分（不區別Ⅰ、Ⅱ類學分）。

4、在刊物上發表論著和綜述，按以下類別計算學分：

第一作者—第三作者（余類推）

國外刊物 10-8學分

具有國際標準刊號（ISSN）6-4學分

或國內統一刊號（CN）的刊物 省級刊物 5-3學分 地（市）級刊物 4-2學分

內部刊物 3-1學分

5、科研項目

已批準的科研項目，在立項當年按以下標準授予學分： 課題類別 課題組成員排序（余類推）1 2 3 4 5 國家級課題 10 9 8 7 6 學分 省、部級課題 8 7 6 5 4 學分 市、廳級課題 6 5 4 3 2 學分

6、出版醫學著作，每編寫1，000字授予1學分。

7、出國考察報告、國內專題調研報告，每3，000字授予1學分。

8、發表醫學譯文每1，500漢字授予1學分。

9、由單位組織的學術報告、專題講座、技術操作示教、手術示范、新技術推廣等，每次主講人可授予2學分，參加者授予0.5學分。

10、臨床病理討論會、多科室組織的案例討論會、大查房，每次主講人可授予1學分，參加者授予0.5學分。

第9-10項兩項合計每年最多不超過10學分。第1項和第3—10項由單位繼續教育主管部門審查授分。

第四條 學分要求

每年至少應完成25學分，其中遠程不得超過10學分，Ⅰ、Ⅱ類學分按專業和單位級別分類要求，兩類學分不可互相替代。

分類要求如下：

一、省、市級醫療衛生單位

1、醫、技、藥、防病、保健技術人員

每年至少完成Ⅰ類學分10學分，Ⅱ類學分15學分。省級人員五年內至少完成國家級繼續醫學教育Ⅰ類學分10學分。

2、護理人員

每年至少完成Ⅰ類學分8學分，Ⅱ類學分17學分。省級人員五年內至少完成國家級繼續醫學教育Ⅰ類學分5學分。

二、縣（區）級醫療衛生單位

每年至少完成Ⅰ類學分6學分，Ⅱ類學分19學分。

三、縣（區）級以下醫療衛生單位

每年完成25學分，鄉鎮衛生院初級人員20分（不分Ⅰ、Ⅱ類）

四、產假人員每年應完成繼續醫學教育學分12學分（不區別Ⅰ、Ⅱ類學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