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八十年代以來我國城市地理學發展概要

八十年代以來我國城市地理學發展概要

魏義祥

（安徽省池州學院，安徽池州，247000）

摘要：在總結1980—2010年中國期刊網和圖書館相關資料的基礎上，對我國八十年代以來城市地理學的發展進行了簡單的概括。八十年代以來城市地理學的發展主要有以下幾個發展方向，城市空間結構一直是研究的熱點而且方法在增多，內涵也在不斷發展；城鎮體系的研究依然受到關注，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城市化的不斷發張，對城市群和都市延綿區的研究在不斷增加；城市化始終是一個熱點課題；3S的研究在城市地理學中的研究備受重視；其他應用學的城市地理學研究不斷增多。

關鍵詞：城市地理學；發展；概要

0引言

中國城市的研究主要涉及經濟、地理、建筑等多個學科尤其城市地理學的研究對城市的[1]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城市地理學得到迅速發展，城市地理學的研究內容，研究范圍，研究對象都有所擴展，研究也更加深入。筆者搜集的80年代以來城市地理學的著作和期刊文章共193篇期刊文章以及圖書館存書若干。總結城市地理學在在各領域的發展動態，發展趨勢對城市地理學的發展總體概括。其內容主要包括：城市化、城市(區域)體系、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城市技術地理和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國城市地理研究等方面[2-3]。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城市地理學研究又有新的進展，研究內容呈現人文化、空間社會化、非物質化以及空間微觀化等新動向[4]。文章在前人概括的基礎上進行進一步進行概括總結尋找城市地理學發展動態。

1城市空間結構的研究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土地利用制度的改革，土地利用研究成果比較多，包括城市土地利用現狀分析與頂級評價，土地利用動力演化驅動力分析，土地利用管理等。[5]

在城市空間結構的研究大的背景條件下，主要有兩個分支，一是建成區向外擴展，各時期實市鎮模結構和市鎮等級不同，許學強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6-8]邢厚道，楊山認為城市邊緣化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現象，是城市核心擴散的直接后果[9]。郊區化是城市發展的高級階段，是城市擴散機制和農村聚合機制相互作用的綜合產物[10]，因此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郊區化這個課題也日益重要。

周一星、武進、王興中對城市地域結構進行系統研究發展城市地域研究的理論和研究方法[11-19]，為城市地域結構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理論依據。但是更多的學者從地域對特定地區的城市空間結構實證較多，在眾多的實證中以大城市為主，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以及長三角，珠三角等，其次為中東部，其次為內陸城市。

二是城市內部空間結構重新組合。城市內部的空間整合主要體現在城市內部各功能區的土地集約利用。隨著第三產業的高速發展，市場空間，商業空開始成為城市內部的空間整合的重點研究對象，內容涉及最多的就是中心商務區（CBD）的布局研究和區位選擇，職能特征，以及演變機制，其中也包括了消費行為的研究。[20-22]張文中，李葉錦通過城市空間結構和交通體系的變化研究了北京商業中心布局的新特征和演變趨勢，反映商業空間重組以及商業業態的區位選擇上，也體現商業空間體系的演變。[23]嚴重敏對上海市中心商務區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改造和發展建議[24]。許學強利用GIS對廣州市商業布局進行了分析，對空間布局，發展走向進行了分析。[25]王德，張晉慶以上海市為例分析了消費者出行特征與商業空間布局的關系。[26]

2城鎮體系研究備受關注，都市帶都市群研究日益展開

城鎮體系研究從80年代以來日益受到重視，主要研究城鎮體系的等級規模規模，職能機構，空間結構。[27-29]城鎮體系的研究朝著深度化，計量化方向發展，周一星通過對城市多維Zipf的研究揭示了城市體系煙花的更多信息和隱含法則[30]。同時對城市整體系統的宏觀研究的課題和相關文章頁出現。[31]對城鎮體系的變化趨勢研究課題便隨即出現，許學強總結歷史時期城鎮等級的變動，對城鎮等級變動進行了預測。[32]

90年代以來，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擴大，城市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大都市區的和大都

[33-35]是帶的形成，大都市群研進一步深入化。而對城鎮體系研究的實例研究則較多而且大多

集中在東南沿海，城市化較高的地域。

3城市化仍然是一個學術界的熱點

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使得城市化從原來的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并出現了鮮明的地域特色，中國原先以規模控制為城市發展方針的政策已經對城市化的發展形成阻礙，在這樣的[36-40]北京下中國城市化的規模問題的討論便日益激烈。尤其是城市化的地域差異在學術界討

論的比較激烈，許學強，葉嘉安對我國城市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省際差異做了進一步論述。

[41]周一星也對我國城市化的區域差異做了進一步論述。[42]城市化的動力包括產業結構轉換力，科技進步推動力，地區或國家的經濟制度作用力和制度與政策調控力。[43]同時建設不

規劃司建設處對影響我過城市化的若干問題作了詳細的調查和論述。[44]GIS/RS在城市地理學中的研究成為新的熱點

GIS/RS主要是空間信息的應用，引資生態分析和城市建模等，主要是為城市化數字建

[45]設，城市信息化管理和城市傳統的課題研究提供新技術的支持。具體實例有陳穎彪用GIS

對廣州市商業空間分析模型研究[46]。陳光彥，周一星應用RS技術建立了城市化水平預測模型，為實現基于RS數據城市系統地理信息分析和區域城鎮化進程的空間檢測拓寬了思路。

[47]

5應用性城市地理學研究不斷增多

應用型城市力學研究的最主要方向是城市規劃和城鎮規劃。70年代中期，我國城市規劃工作開始復興，推動了中斷多年的城市地理學的復興和繁榮，宋家泰所著的《城市總體規》是中國地理科學第一步城市規劃著作。[48]許多學者相繼出版了一些城市規劃方面的專注。

[49-52].在這其中也包括前文所提到的，城市等級規劃和城市規模規劃等，在理就不重復了。與城市化發展同步出現的問題及解決方案這一時期出現的也較多，例如在城鎮土地集約利用，土地利用規劃方面等[53-55]。尤其是中小城鎮土地集約利用比較多且大多是結合某個具體中小城鎮案例，陳寶平，小城鎮土地集約利用研究綜述，是結合池州市為案例的。[56] 6城市地理學中的新領域與新方法不斷展開

新的領域主要涉及城市信息化，城市生態化，經濟全球化，國際化和城市現代化。隨著計算機及技術的發展，城市信息化發展迅速。汪明峰，寧越敏論述了網絡信息空間的城市地理學研究，從不同層次展開網絡城市地理學的構建。并對網絡城市地理學的發展做了展望。

[57]

朱樹海，李少斌在《信息社會下城市地理學的發展——城市地理信息系統的形成于發展》中介紹了城市地理信息系統的概念，組成，發展及其在以后發展中的面臨的問題和挑戰。[58]此外城市管制、體制與政策研究和服務地理研究也有較大的潛力。[59-62]

7鄉村地理學研究和國外相比較為滯后

與過外鄉村地理學的研究相比，我多鄉村地理學的研究遠遠落后于城市地理學的研究。

[63-64]西方鄉村地理學的很多理論已經研究成熟。我國的鄉村地理學的發展較為緩慢，在中國

期刊網中能搜集到的概論性，理論性文章大大少于城市地理學。只是從某些角度來論述鄉村地理學的發展。[65]張小林，盛明認為我國當前的鄉村地理學需要重新定向，應該加強社會、經濟、地理綜合研究[66]。

7結語

從以上的概括性論述中可以發現，80年代以來，城市地理學得到迅速發展，城市的空間結構；城鎮體系研究都得到了深入的發展；城市化問題是一個經久不變的話題；新技術新科學的出現使得城市學研究的方法更加科學化，交叉科學也相繼誕生；隨著全球經濟化，政治體制的變革，城市地理學的有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得到發展；相關應用科學如，城市規劃學，小城鎮集約利用等應用學科也到發展。相比國外城市地理學研究和我國城市地理學研究我國的鄉村地理學研究較為滯后。問章在寫作過程中因資料不夠全面，同時研究的角度不夠全面等多方面原因使得文章討論不夠全面，若繼續升入討論，應該更進步挖掘更多的參考文獻，從更多角度，更加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陳玉英.21世紀以來我國城市地理學研究的新動向[J].河南大學學報.2009,(3):39

[2]許學強，姚華松.百年來城市地理學的回顧及展望[J].經濟地理，2009，（9）：29

[3]楊永春，近二十年來中國城市地理學的研究進展[J].蘭州大學學報，2001.，（5）：84-91

[4]陳玉英.21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的新動向[J].河南大學學報，2009，（3）：39

[5]許學強，軸素紅.20世紀20年代以來我國城市地理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經濟地理.3003:(4)23

[6]張庭偉.1990年代以來中國中國城市空間結構的變化及動力機制[J].城市規劃.2001（7）:25

[7]許學強，姚華松.百年來中國城市地理學的回顧與展望[J].經濟地理，2009,（9）：29.[8]許學強.我國城鎮體系的演變和預測[J].中山大學學報，1982，(3):40-49.[9]邢厚道，楊山.城市邊緣區演化及特征[J].安徽農業科學，2006，（20）34.[10]周敏.杭州市郊區化初步探討[J].經濟地理.1997,(2)：17.[11]楊吾揚.區位論原理產業、城市和區域的區位經濟分析（第一版)[M].蘭州:日肅人民出版社.1989

[12]武進.國城市形態結構特征及其演變[M].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13]楊吾揚，梁進社.地域分工J區位優勢[J].地理學報.1987(3):201-2009.[14]工興.后工業化大城市內部經濟空間和演化主導本質[J].人文地理.1989（2）.[15]周一星，史育龍.建立中國城市的實體概念[J].地理學報.1995(4):289-301.[16]梁彩仁.工業區的等級類型及其結構特征探討.[J]地理學報.1989(1):57-66.[17]魏心鎮，林亞真.國土規劃的理論開拓[J].地理學報.1989,(3)262-271.[18]蔡愈平.地域結構的演變和對策[J].地理學報1987，（1）,69-81.[19]武進.國城市形態結構特征及其演變[M].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20]許學強，周素紅，林耿.廣州市大型零售商店布局分析[J].城市規劃.2002,(7)： 26

[21]閏小培，許學強，楊軼輝..州市中心商業中心區土地利用特征成因及發展[J].城市問題，1993，（4）14—20

[22]寧越敏.上海市區商業中心區位的探討[J].地理學報.1984,(2):39.[23]張文中，李葉錦.北京商業布局的新特征和趨勢[J].商業研究.2009,（8）:169-171

[24]嚴重敏，寧越敏.略論上海中心商務區的改造與發展[J].城市問題，1992，（4）：28-32

[25]許學強，周素紅，林耿.廣州市大型零售商店布局分析[J].城市規劃.2002,26(7):23-29.[26]王德，張晉慶.上海市消費者出行特征與商業空間結構分析[J].規劃研究.2010,(10),25.[27]姚卜謀，帥江平.城市.地與城市生長——以東南沿海城市擴展為例[M].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

[28]張庭偉.199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空間結構的變化及動力機制[J].城市規劃.2001（7）:25

[29]周一星，楊齊.我國城鎮等級體系變動的回顧及其省區地域類型[J].地理學報.1986,(2),46.[30]陳光彥，周一星.城市體系的多重Zipf維數及其地理空間意義[J].北京大學學報.2002,(6):38

[31]王力.城市體系總體研究[J].經濟地理.1999,(2):8

[32]許學強.我國城鎮規模體系的演變和預測[J].中山大學學報.1982,(3)

[33]歐陽曉瑩，柯小青.南京城市圈隨即聚集的分形研究[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5，（3），28

[34]楊吾揚.論城市體系[J].地理研究.1987,（3），1-8

[35]顧朝林.中國城鎮體系[M].北京商：務圖書館，1992

[36]周一星.關于我國城鎮化的幾個問題[J].經濟地理學，984，（2）:116-120.[37]許學強.珠江三角洲的發展與城市化.[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

[38]許學強.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回顧與前瞻[C].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

[39]周一星.人文地理學研究能為制定國家政策做貢獻——以城市發展方針研究為例[J].人文地理，2001，（1），371-382.[40]周一星.淡化現行的城市發展方針[J].城市規劃，1988，（6）

[41]許學強，葉嘉安.我國城市化的省際差異[J].地理學報1986，（3），41.[42]周一星.論我國城鎮化的地域差異[J].地理學報，1989

[43]劉啟明.城市化的空間過程動力機制及調控方略[J].人口與經濟，1988，（3）.[44]建設部規劃司區域處.影響我國城市化的若干問題（一-----六）[J].城市規劃通訊，1998,（9）.[45]周素紅，閆小培.基于GIS城市地理學研究方法革新探討.[J].經濟地理，2001，(6),21.[46]陳穎彪，千慶蘭，周慶儀.基于GIS的廣州商業空間分析模型研究[J].地域研究與發展,2008,(6),28.[47]陳光彥，周一星.基于RS數據的城市系統異速增長分析和城鎮化水平預測模型：基本理論與方法應用[J].北京大學學報，2001，（6），37

[48]宋家泰等.城市總體規劃[M].北京:商務圖書館，1985.[49]城鎮合理規模組.研究城鎮合理規模的理論和方法[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6

[50]郭彥紅，陳浩光編譯.城市規劃概論[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2

[51]魏清泉.區域規劃原理和方法[M].廣州：廣州大學出版社，9994.[52]崔功豪.區域分析與規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53]范斌方，陳炎，楊光祥.土地發復開墾的新思考[J].理論研討，41.[54]黃宏盛，鐘海燕，趙敏土地利用規劃體系探討[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2003，（3）：2.[55]王麗潔，張玉坤.我國小城鎮集約利用與優化研究述評[J].城市規劃學刊，2007，（2）.[56]陳寶平.小城鎮土地集約利用研究綜述[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9，（3），26:74-78

[57]汪明峰，寧越敏.網絡信息空間的城市地理研究：綜述與展望.地球科學進展，2007，（6）,17

[58]朱樹海，李少斌.信息社會下城市地理學的發展——城市地理信息系統的形成于發展[J].三峽職業技術學院報，2003,（4），2

[59]許學強，葉嘉安，張蓉.經濟全球化及其對城鎮體系的影響[J].地理研究，1995（3）:1-13

[60]寧越敏.新的勞動分工市級城市和我國城市的發展[J].地理學報，1995，（3）：9-13

[61]沈建法.城市政治經濟學與城市管制[J].城市規劃，2000，（11）：8-11.[62]顧朝林.城市管制研究[J].城市規劃，2000，（9）：7-10.[63]H.D.Clout..HBB.AHCCCP,cep,reorp，1989，Nov 4

[64]Michael Pacioue.Rural.Geography[ M].USA:Harper&Raw，1984： 1-8

[65]姚士某，吳楚才.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的一種特殊形式——論我國亦工亦農人口[J].地理學報，1982，（2），37.[66]張小林，盛明.中國鄉村地理學研究的重新定向[J].人文地理，2001，（1），17

第二篇：八十年代以來《紅樓夢》詩詞曲賦研究綜述

八十年代以來《紅樓夢》詩詞曲賦研究綜述

吉首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楊升

【摘 要】 《紅樓夢》的詩詞曲賦是整個全書有機組成部分,它是曹雪芹原書中的章法規律,也是全書的哲學和美學觀念。20 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出現了許多《紅樓夢》詩詞研究曲賦專著,它們分別探討了《紅樓夢》詩詞的淵源、特點、作用、優劣及所體現的文藝思想等,并形成了專題研究，對文藝創造的發展和創新,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 八十年代 紅樓夢 詩詞曲賦

我國古典小說傳統風格之一，就是在小說中間摻入韻文（詩詞曲賦），把韻文作為點綴、清品或“攀附”風雅的配角。曹雪芹《紅樓夢》突破了這個傳統，《紅樓夢》韻文，已成為全書藝術構思必不可少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對小說故事發展、人物刻畫、主題表達有著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曹雪芹世界觀復雜,知識豐富,寫作時又經常故意將“真事隱去”,用了一些“假語村言”;另一方面《紅樓夢》中的韻文多是緊密聯系小說而作;此外由于小說早期稿本流傳中的有意涂改和無心訛錯;還有小說后40 回續書的真偽優劣問題等,都導致《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等存在著頗多閱讀障礙,因此《紅樓夢》自問世起,其中的詩詞曲賦便已存在著多種多樣的理解。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出現了許多《紅樓夢》詩詞曲賦研究專著,它們分別探討了《紅樓夢》詩詞的淵源、特點、作用、優劣及所體現的文藝思想等，并形成了專題研究。

《紅樓夢》詩詞的淵源

曹雪芹的詩詞成就被很多學者所稱道。我們知道,一方面,任何一個文學家都繼承了前輩所創造的優秀文學傳統,另一方面,我國清代詩歌有十分講究用典的特點:這兩個方面導致許多學者為探究曹雪芹的詩歌才能,專門去探究他的詩詞曲賦等韻文究竟是接受了前代哪些人及哪些詩詞的影響。

薛洪勣《“冷月葬花魂”還有更早的淵源》（《紅樓夢學刊》1985年第1期）認為“冷月葬花魂”，并非源于明清之際著名的才女葉小鸞的兩句禪語 “勉棄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似乎還有更早的淵源，這就是北宋王山的《筆奩錄·盈盈傳》。此傳還收在李憲民《方齋廣錄》和洪邁《夷堅志》等書中。《紅樓夢》中有“癡男怨女”的話，盈盈就是一個在中國小說史上較早出現的林黛玉型的怨女。在其本傳中引錄盈盈詩詞多首，有《傷春曲》一闋，頗值得注意：“芳菲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撩亂，欄檻光發。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來，空余欄檻對寒月。”這首詞抒寫了盈盈的哀愁、不平和覺醒，也是她一生遭際和為人的絕妙寫照。其人其詩與林黛玉確有某些相似之處。特別是，一眼即可看出，“碎花魂，葬花骨”、“空余欄檻對寒月”等句，與“冷月葬花魂”不僅在字面上類似，意境也較貼近。因此，薛洪勣以為這是林句的更早的淵源。

雷廣平的《論唐寅詩風對〈紅樓夢〉詩詞創作的影響》(《社會科學戰線》1996 年第2 期)也認為唐寅詩風的主旋律對曹雪芹悲劇之作有著深刻影響,兩人的詩詞創作“同樣是傷感惆悵的基調”。《紅樓夢》詩詞的許多詩句,“是承唐寅詩風的余緒,有的簡直如出一轍,采用了轉借、翻新等手法給讀者留下了斑斑墨跡”,其一,《葬花吟》與唐寅《花下酌酒歌》、《一年歌》、《沈石田落花詩》有很多相同之處;其二,《好了歌》與唐寅《一世歌》有頗多相似之處;其三,《桃花行》與《桃花庵歌》有諸多相似之處。

姜志軍在《古雅：<紅樓夢>詩詞的文化氣脈》（《紅樓夢學刊》1996年01期）中說：“中國的孔孟文化、老莊文化、楚騷文化、唐宋文化、元明清文化等，甚至海外的印度佛教文化，他都進行了繼承發展、提出創新。

《紅樓夢》詩詞的特點 于景祥在《〈紅樓夢〉與駢體文》(《紅樓夢學刊》1991 年第1 輯)中認為,就表現方法上看《紅樓夢》中用駢文描寫景物時,不僅形神兼備,而且切合場面、氣氛及人物心境;用駢文描寫人物時,個性化色彩非常強烈;用駢文敘事,使小說在表現形式上靈活豐富;用駢文來議論,行文清峻通脫。就駢文四要素的把握方面看《紅樓夢》中的駢文對偶既靈活多樣,又工麗精警;用典既含蓄典雅,又恰如其分,與小說情節、氣氛融合無間;在辭藻上既精美華麗,又文質彬彬;音韻方面抑揚頓挫,和諧優美。其駢文成就“除了清代駢文復興、大盛于世的社會文化背景之外,關鍵是曹雪芹本人在文學藝術上善于繼承前人優秀的文學藝術傳統,又勇于創新、大膽開拓的結果”。《紅樓夢》“它既生動地反映出駢體文向小說中遷移、滲透的情況,又展示出這種遷移、滲透在當時所達到的最高境界”。

徐家昌《<紅樓夢>詩詞的特點》(《湖北大學學報》1996/04)認為，《紅樓夢》的詩詞表現出人物的個性，成為小說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紅樓夢》詩詞在表現藝術上著重于寫實，與小說中散文描寫的曲折隱晦的虛筆相交映，在詩歌寫實的藝術上，小說吸取了前人的大量創作經驗。《紅樓夢》的詩詞是整部《紅樓夢》的一部分，和其他的描寫有其共性，即同為塑造人物而致力。具體來說，即詩詞也要表現角色的個性，而且不能和散文的描寫互相支離。《紅樓夢》的詩詞是中國古典詩詞的一部分，和其他古典詩詞有其共性，即同為體現漢語韻文的藝術特長而致力。具體來說，即漢語韻文的意境有虛有實，有明有暗，有疏有密，一對對地互相交錯，互相輝映，它們在藝林中最為突出，在世上睥睨同行。《紅樓夢》的詩詞也是這樣。為了說明問題，不免比較古詩，雖喧賓奪主，在所不辭矣。

于景祥的《〈紅樓夢〉運用多種詩歌體式的杰出成就》(《紅樓夢學刊》1997 年第2 輯)認為,《紅樓夢》廣泛運用了多種詩歌體制,各有其不同的成就。與中國詩歌史上公認的以一人之力而兼多種詩歌體制的杜甫相比“,《紅樓夢》的作者在詩歌創作上,尤其是在運用多種詩歌體式方面當然不能與老杜同日而語,不過從杜甫以后的詩史上看,能像曹雪芹這樣兼善如此眾多的詩歌體式的詩人能有多少? 恐怕屈指可數。僅從這一點上說,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曹雪芹在清代詩壇, 以至于整個中國詩史上的特殊地位”。

姜志軍《香軟:<紅樓夢>詩詞的一種美學格調》（《沈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7年第2期）綜述道：“《紅樓夢》主要是由清純多情的女兒構成的世界,其中有少女的憧憬、懷春與傷感,有少女對愛情的追求、對命運的感嘆和對理想的企盼,有少男少女浪漫的花季,有生命長河的美麗情帆。從這方面說,它客觀上便會顯示‘香軟’的格調。”

肖斌在《〈紅樓夢〉詩境的生成與審美張力》(《紅樓夢學刊》1998 年第4 輯)中認為《紅樓夢》有兩類情節,一類是以寫史的筆法為讀者勾勒出賈府眾生相的世態的寫真的情節,一類是以寫詩的筆觸營造出一幅風流群美圖的多為浪漫超脫的情節。這兩類情節既是二分的,又是整合的。《紅樓夢》中由后一個情節構成了一個詩境的世界“, 而生成的詩境以一種預設規范著情節發展,成為情節推衍的內驅力之一,并對情節整體的協調、合理節奏的把握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時,詩境的存在又為讀者提供了一塊審美情感的馳騁地,文本自身則獲得一種恰如其分的審美張力,達到現實與理想的融會貫通。更由于這種審美張力所具有的深層文化底蘊,在讀者的閱讀中,審美張力化為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成為《紅樓夢》不朽魅力之一源”。

姜志軍在《溫馨:〈紅樓夢〉詩詞的精神家園》《(紅樓夢學刊》2000 年第1 輯)一文中認為《紅樓夢》詩詞蘊涵著匡時濟世的儒家精神、悟道出世的道家精神、人生如夢的佛家精神、求真尋美的科學文化精神。“總之《紅樓夢》中的詩詞,除了在小說中應起的鉤連情節,塑造人物,烘托環境氛圍,表現主題等作用外,它還起到了增強作品美感,加大思想含量,濃化哲學意蘊的作用。故此,我們說它是一座五彩繽紛、芳香四溢、美麗溫馨的精神家園”。

《紅樓夢》詩詞在小說中的作用

李希凡《林黛玉的詩詞與性格———〈紅樓夢〉藝境探微》(《紅樓夢學刊》1983 年第1 輯)論述道《紅樓夢》圍繞著林黛玉進行了詩的境界和詩的氛圍的構造,培育了林黛玉這一滲透著詩情的個性特征、始終蕩漾著清新雅麗的特殊韻味的藝術形象。小說不僅用古代詩詞曲賦來映照林黛玉的性格、抒發林黛玉的詩情,更用林黛玉自己的詩詞來熔鑄自己的個性生命。至于林黛玉詩詞中“讖語”的運用,顯示了作者在藝術構思中的胸有成竹,大體上仍是從現實和林黛玉性格塑造的需要出發。在林黛玉的形象與性格的創造中“, 讖語”的確發揮了一種特殊的烘托與渲染的作用,賦予林黛玉的形象和性格的創造以個性鮮明的色調,但也給林黛玉叛逆形象涂抹了一層宿命的、虛無的色彩,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林黛玉悲劇形象對貴族社會和封建禮教的揭露與批判。

王緋《“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樊籬”———從〈紅樓夢〉的韻文看曹雪芹之創新》(《紅樓夢學刊》1984 年第1 輯)認為,小說中的韻文除個別情況外,其表現形式在原始的水平上產生了質的飛躍,成功突破了以往章回小說的舊套,呈現出新貌。這些韻文不再是作者硬性附加上去的點綴,而是熔鑄于整個藝術形象之中,與小說的情節水乳交融,成為不可分割的散韻緊密結合的有機體,創造了適合于我國古典小說自身特點的散韻有機結合的最完美的藝術形式,使《紅樓夢》更加接近于現代小說。

吳新雷《論〈紅樓夢〉中的駢體文》(《紅樓夢學刊》1990 年第4 輯)認為,曹雪芹在繼承駢體文優點的基礎上創造性地熔鑄駢體文,“為塑造人物形象、刻畫人物性格、展開故事情節服務。在曹雪芹以前的章回小說中,駢贊閑文往往游離于情節之外,與人物的關系常常脫節。而曹雪芹改變了這種不良傾向,使《紅樓夢》中的駢文與人物情節密切關合,構成為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運用十分得體”。

徐曉嵐《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簡論<紅樓夢>詩詞曲在全書的地位和作用》(《南通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12 月)中認為： “《紅樓夢》中的詩詞曲是與人物的性格、故事的發展緊緊結合在一起的。不僅此一人物和彼一人物的詩詞有著完全不同的個人風格, 甚至同一個人物在不同的環境與心情下所寫的詩詞也不相同, 因而, 也就忠實地記錄了人物性格發展的過程。”

李明潔《<紅樓夢>詩詞曲賦淺談》（《新疆石油教育學院學報》2002 年第2 期）中總結為兩點，一是針砭時弊、借詩諷世：《紅樓夢》并不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是一部“兒女筆墨”之作,文中的有些詩詞引申出了小說主體文字所不便直接說的話,它借題發揮,明敘暗諷,微詞譏貶,這實在是比直接了當來得更含蓄、更深刻、更有意義。二是詩詞推動情節發展：《紅樓夢》中詩詞的獨特性就在于它的敘事詩和人物詩是同時展開的。人物韻文是小說中諸多人物所抒寫的一次次吟唱,在整個小說中,人物韻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紅樓夢》詩詞所體現的文藝思想

《紅樓夢》中存在著大量的詩歌,小說中的人物也曾經多次論及詩歌創作、評論的問題,由這些我們可以看出《紅樓夢》或者說曹雪芹的文藝思想或美學評論。

曾保泉《曹雪芹的詩歌觀點》(《北方論叢》1980年第3 期)認為,曹氏論詩首先要求詩要有真、新、巧的意趣,然后根據詩歌內容的要求來確定詩歌的格,他要求詩歌的章法、結構、辭藻、用韻等都要做到盡善盡美。曹雪芹論詩宗盛唐的意與法,像嚴羽那樣以妙悟論詩。曹雪芹的詩論是對當時詩壇擬古主義、形式主義的詩風的一種沖擊。曹雪芹是吸收、綜合了歷代一些文學家、思想家的進步文藝思想及詩歌理論,融會貫通,從而成一家之言,我們不應當因為曹雪芹沒有專門的詩話詩集及在當時詩壇上沒有影響而輕視曹雪芹。

李蘭、杜敏在《曹雪芹詩歌的美學思想———“紅樓詩論”析論》(《紅樓夢學刊》1985 年第4 輯)中認為,“杰出的現實主義精神是紅樓詩論的精髓”。

一、詩與時代的關系上,紅樓詩作“不僅在形式上同八股文形成了鮮明的對抗,在內容上,則更是充滿著一種強烈的抨擊封建制度的黑暗,希冀著個性解放的時代精神”。

二、詩與生活的關系上,曹雪芹認為詩歌創作必須依賴于現實生活,即意趣有真意、新奇。

三、詩與個性的關系上,曹雪芹用詩詞來塑造人物典型性格的創作實踐,相應地表明了他的用詩詞來表明人物性格的美學思想。

四、詩的創作上,曹雪芹認為首先是立意要真。其次是寄寓要深。第三是題目不可太偏或陳題濫調。第四是用韻不可太險。第五是詩的體格與布局要取決于詩的內容。第六是要重視詩的煉字與煉句。

五、在詩的評論方面,曹雪芹關于詩的意境的美學思想是,第一,詩歌的意境來源于現實生活及詩人由此而產生的深刻的社會體驗。第二,詩歌的意境是創造出來的。第三,警句在詩歌創造中具有重要作用。第四,意境本身是有高低之別的。

徐曉嵐《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簡論<紅樓夢>詩詞曲在全書的地位和作用》(《南通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12 月)中認為：“《紅樓夢》里的詩詞曲在藝術上也有很深的造詣, 如果我們說其中每一首寫得都能與唐詩宋詞元曲中的佳作媲美, 一定有人不同意, 他們就會說: 薛林史探諸人的大概還能與那些佳作相比, 至于元春、迎春、惜春、李紈的作品只能稱是末流了。其實那些人物的詩詞之所以不好, 倒不是作者功力不夠, 恰恰反映了作者嚴格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

黃志浩《論曹雪芹的詩學思想》（《紅樓夢學刊》2003年01期)指出：曹雪芹的詩學思想涉及詩學觀、創作論和鑒賞論的各個方面。他突破正統詩學觀念的樊籬, “翻詞入詩” , 將詩歌“ 怡情悅性” 的功能與寄興寓情的目的有機地統一起來, 使之成為真正的表達“ 真情真景” 的藝術載體。在創作上, 提倡從唐人近體詩入手, 廣泛學習, 不廢六朝, 強調詩歌感發的創作機制在鑒賞上, 主張藝術創新, 并且從創作的角度, 運用形象思維及調動個人生活經歷來玩味詩歌的意境, 強調“ 有理” 與“ 無理” 辮證統一的鑒賞原則, 在此基拙上, 追求一種高華之中透露素樸、清雅的審美情趣。

蔡義江在其書《<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中華書局，2004年）中認為：“曹雪芹把“ 追蹤鑷跡” 地忠實摹寫生活作為自己寫小說的美學理想, 因而, 我們在小說中常常可以讀到一些就詩本身看寫得很不像樣、但從摹擬對象來說卻是非常成功的詩。“

姜志軍, 馬廣芹《論<紅樓夢>詩詞的對稱美》(《閩江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認為：“《紅樓夢》詩詞的對稱美,不僅僅指它的‘形式’表現的對稱之美,而且指它的生活內容、思想內涵、哲學思維、藝術追求所體現出來的美質。”表現在五個方面

一、字詞的對稱美；

二、詩句的對稱美；

三、段落的對稱美；

四、音律的對稱美；

五、思想內容的對稱美；

六、哲學思辯的對稱美。

《紅樓夢》詩詞的優劣問題

王學泰在《漫談〈紅樓夢〉中韻文》一文中認為《紅樓夢》中很多韻文帶有很濃厚的虛無主義和神秘主義色彩《金陵十二釵曲》同情那些封建女統治者“, 因此使作品的社會意義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也給讀者帶來不良影響”。并且,“我們應該指出,我們高度評價《紅樓夢》中的韻文是把它看成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反如果作為獨立的文學作品,其思想性和藝術性都不是很高的,是不能和清代有較高成就的詩人的作品相比的。不僅這些詩詞缺乏深厚的思想內容,而且許多詩詞中存在著明顯的錯誤乃至反動的觀點”。從藝術上講,“《紅樓夢》的韻文除了一些散曲和個別古體詩的藝術性較高以外,大多數的近體詩和聯句的格調、藝術性都是不高的。封建時代的一些讀者對這些詩詞的評語也是‘平平’‘穩妥而已’”。王學泰又言:“至于后四十回續作的詩詞,其成就和意義是不能和原著相比的。”后40 回小說中的人物所作的韻文很多對人物形象沒有什么益處,甚至有損于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并宣揚迷信思想。

朱筱棣《〈紅樓夢〉詩何以非上品———與袁第銳同志商榷》(《江南詩詞季刊》1985 年第1 期)認為,《紅樓夢》詩詞的藝術價值的真諦在于它們與小說故事情節的發展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有著極密切的關系,其一大妙處就在于它們與小說中人物的身份十分切合。將曹雪芹捧為可與李杜相比的詩家,固然荒謬,但僅僅就《紅樓夢》中一兩首詩的工拙,論定《紅樓夢》詩非上品,必然是一孔之見。

何朔《“〈紅樓夢〉中劣詩多”嗎》(《羊城晚報》1985 年4 月20、21 日第2 版),這篇文章不同意于志豆《紅樓夢中劣詩多》(載《文藝與你》創刊號,《羊城晚報·花地》1985 年2 月26 日轉載)中的觀點,他認為,第一,小說中的詩詞不等同于曹雪芹本人的詩作,更不能據此推斷出曹雪芹本人是個“蹩腳的詩人”,反而是從曹雪芹生時其親友對曹雪芹詩的推薦看得出來曹雪芹本人的詩作應當是十杰出的。第二, “《紅樓夢》中的詩詞大多數為塑造人物而作,詩如其人,各盡其妙。我們不能脫離小說和人物孤立地評論《紅》詩”。即便就詩論詩,小說中的很多詩作也不能被定義為第三流以下的劣作。唐遨《“紅詩”與“紅學”》(《羊城晚報》1985 年6 月4日第2 版)一文,不同意何朔的觀點,他認為,第一, “就詩論詩‘紅詩’算不得好詩,配合全書也未見精彩,在這兩方面,曹雪芹都是不很成功的”。第二,不能根據曹雪芹朋友對曹詩的推崇便得出曹詩一定杰出的結論。

石愚在《“〈紅樓夢〉中劣詩多”異議》(《人民日報》1985 年6 月6 日第8 版)中的觀點基本上與何朔的觀點一致。

秦德君在《論<紅樓夢>詩詞曲賦的藝術價值》（《東岳論叢》1995年第一期）中指出“如果我們硬要離開作品的藝術整體去孤立地論詩談詞，或者說這些詩如何高明而諷吟不已，或者得出 ‘紅樓夢中劣詩多’的結論而大加排斥，都是偏頗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紅樓夢》詩詞曲賦的藝術價值、藝術生命存在于整體之中，表現在整體之中，離開這個藝術整體，就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任蒙在《不必愛屋及烏——論<紅樓夢>詩詞的評價問題》（《國際關系學院學報》1996年第四期）中認為“其中的大量詩詞是作者為刻畫人物精心擬撰的，是于人物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假如將其詩詞，尤其是將其中典型人物的詩詞藝術水準，推到一個不切實際的高度，反而有害于人們對這部巨著的崇仰。因此，不必愛屋及烏。”

研究《紅樓夢》詩詞的專著

《紅樓夢詩詞聯語評注》,于舟、牛武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5 月第1 版；《紅樓夢詩詞解析》,劉耕路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4月第1 版等；《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蔡義江，中華書局，2004年。

其中以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影響最大。這其實蔡義江先生將其舊作《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的重新修訂，旨在對《紅樓夢》中詩詞曲賦的思想和藝術進行研究、鑒賞,并利用脂評等重要資料,聯系全書,探討曹雪芹本來的藝術構思及小說后半部佚稿的情節內容。

全書分為“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和“附編”兩大部分。“鑒賞”部分全收了《紅樓夢》各種版本中的詩、詞、曲、賦、歌謠、古文、書札、謎語、酒令、聯額、對句等體裁的文字,收錄內容較《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更為完備。體例略同于《評注》,每篇后加“說明”、“注釋”、“鑒賞”(后四十回的相關部分改稱“評說”),有的還有“附錄”或“備考”,較難讀懂的《芙蓉女兒誄》還加了“譯文”。內容方面,作者在《評注》的基礎上作了大量的刪并重寫或局部性補充,其中為增加鑒賞內容、改變對人物的褒貶評價或加入近年研究成果而作的改動居多,相關詩題也作了較多的增補。“附編”部分所收“脂本《石頭記》評詩選釋”、“《紅樓夢》中的詩論選評”、“有關曹雪芹生平事跡的詩歌選注”均系研究《紅樓夢》及其作者的極有參考價值的資料。作者對“附編”部分的文字也作了較大改動,“《紅樓夢》中的詩論選注”增補尤多,并在每則文字前擬加了小標題,以便于讀者查檢。作者在全書前增寫了《曹雪芹與〈紅樓夢〉》一文,結合最新研究動態對曹雪芹和《紅樓夢》作了言簡義賅的介紹,書末的《紅樓夢版本簡介》一文,吸取了《紅樓夢》版本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很值得一讀。

結 語

《紅樓夢》的詩詞曲賦是整個全書有機組成部分,它是曹雪芹原書中的章法規律,也是全書的哲學和美學觀念, 總之《紅樓夢》中的詩詞,除了在小說中應起的鉤連情節,塑造人物,烘托環境氛圍,表現主題等作用外,它還起到了增強作品美感,加大思想含量,濃化哲學意蘊的作用，研究的深入對文藝創造的發展和創新,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參考文獻】

[1] 呂啟祥,林東海 《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匯編》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2] 周策縱 《紅樓夢案———周策縱論紅樓夢》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3] 王 蒙 《紅樓啟示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4] 蔡義江 《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 中華書局，2004

第三篇：十六大以來我國經濟的發展

十六大到現在，我國的經濟處于高速發展的階段，國民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直線上升，在國際經濟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低位。

十六大以來的十年，是工業化進程深入發展、工業整體實力迅速提高的十年，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工業經濟結構不斷優 化的十年，是積極利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機遇、工業水平奠定世界地 位的十年。十年來，工業領域充分利用工業化進程加快和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帶來的機遇，堅持科學發展，堅持快速發展，工業經濟規模快 速擴張，結構不斷優化，質量不斷提高。工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成長為全球工業經濟一支舉足輕 重的力量 工業保持較快增長。2003-2011 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年 均增長 15.4%，其中 2003-2007 年年均增長 17%。國際金融危機爆發 之后，我國迅速采取有力措施，積極應對巨大沖擊，很快走出低谷，保持了平穩較快發展的良好態勢，在遭受危機沖擊最嚴重的 2009 年，規模以上工業依然保持了 11%的增速，為全球經濟的穩定與發展，作 出了巨大的貢獻。據初步統計，2011 年，微型計算機產量達到 3.2 億 臺，比 2002 年增長 20.9 倍；移動通信手持機 11.3 億臺，增長 8.3 倍；集成電路 720 億塊，增長 6.5 倍；家用電冰箱 8699 萬臺，增長 4.4 倍；房間空氣調節器 1.4 億臺，增長 3.4 倍；彩色電視機 1.2 億 臺，增長 1.4 倍；粗鋼 6.8 億噸，增長 2.8 倍；生鐵 6.3 億噸，增長 2.7 倍；水泥 20.9 億噸，增長 1.9 倍；平板玻璃 7.4 億重量箱，增 長 2.1 倍；紗 2900 萬噸，增長 2.4 倍；布 837 億米，增長 1.6 倍； 汽車 1842 萬輛，增長 4.7 倍；發電量達到 4.7 萬億千瓦小時，增長 1.8 倍。

一、工業在全球制造業中的影響力不斷提升。據美國經濟咨詢公司環 球通視數據，2010 年我國制造業產出占世界的比重為 19.8%，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據中國社科院相關資料，在世界 500 種主要工業品中，我國220種產品產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鋼、電 解鋁、水泥、精煉銅、船舶、計算機、空調、冰箱等產品產量都超過 世界總產量的一半。據德勤和美國競爭力委員會發布的《2010 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指數》報告，2010年我國制造業競爭力指數在被評的26個國家[2]中排名第一。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迅速增加。2010 年，大中型工業企業 數量達到 4.7 萬家，是 2002 年的 2 倍，實現產值 43.4 萬億元，占 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 62.1%，比 2002 年提高 3.2 個百分點。2011 年，《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 500 強中，中國內地企業上榜 57 家，比 2002 年增加 46 家。57 家上榜企業中工業企業達到 29 家，其中制 造業企業 20 家。

二、工業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效益水平逐步提高 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一是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取得成 果。二是私營企業快速壯大。三是 港澳臺及外商投資經濟仍發揮重要作用。

三、工業出口保持較快增長，進出口結構不斷優化 出口保持較快增長。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制 造” 與世界經濟的融合進一步加快，我國工業出口保持快速增長。2011 年，規模以上工業出口交貨值達到 10 萬億元，比 2002 年增長 4 倍。2003-2007 年，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占工業銷售產值的比重平均達到 19.4%。2008 年以來，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在擴大內需方 面取得了積極進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出口增長趨緩的沖擊。2008 年出口交貨值占工業銷售產值比重為 16.7%，2011 年下降到 12%。

產品進出口結構優化。十年來，我國工業產品進出口結構不斷優 化，中高端產業國際競爭力增強。2011 年，規模以上裝備制造業出 口交貨值 6.5 萬億元，比 2002 年增長 5.6 倍，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 出口交貨值的 65.4%，比 2002 年提高 16.4 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先 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進口快速增長。據海關統計，2011 年我 國進口機電產品 7533 億美元，比 2002 年增長 3.8 倍；進口高新技術 產品 4630 億美元，增長 4.6 倍。總之，十六大以來，工業領域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走 新型工業化道路，從容應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新變化，經受住了 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其它不利因素帶來的沖擊，工業生產實現又好又快 發展，在全球工業經濟的影響力不斷提升。但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工業發展依然面臨著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特別是與可持續發展 要求相比，經濟結構仍不盡合理。如高耗能產業增長過快，對資源、環境帶來很大壓力；一些領域盲目投資、產能過剩問題進一步暴露，淘汰落后產能工作難度加大；工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核心技術和高 端人才缺乏；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問題依然突出等。必須深 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進一步促 進我國工業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第四篇：十六大以來我國依法治國的重大發展

堅持和推進依法治國，走中國特色的法治之路 ———十六大以來我國依法治國的重大發展 2007年09月11日07:53 [我來說兩句] [字號：大 中 小] 來源：法制日報

———十六大以來我國依法治國的重大發展

編者按

當“依法治國”在今天已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時候，當法治的力量逐漸改變我們生活的時候，回味十年前的偉大決策不禁讓人心生感慨；同樣，在今天人們滿懷信心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向富強、民主、文明的和諧社會邁進的時刻，回首我們曾經的足跡，才能更加有效地指引我們前進的方向。

為此，從今天起，我們陸續推出紀念依法治國十周年，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系列評論，敬請關注。

社評

本報特約評論員 袁曙宏

今年既是1997年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正式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0周年，又是2002年黨的十六大對全面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作出新部署5周年。十六大以來，我們黨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目標，在新的起點和高度進一步推動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向深層次發展，在確立法治理念、堅持依法執政、完善法律體系、推進依法行政、保障司法公正、建設法治社會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確立法治理念———提出和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法治保障，為進一步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注入了新的動力和指明了前進方向

2005年年底，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全局出發，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目標，在認真總結中國法治建設實踐經驗、借鑒世界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作出了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大戰略決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律、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規律、對以法治保障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更加全面的把握。從時間順序上看，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大決策，是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之后作出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內在邏輯聯系。

一方面，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既反映了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科學發展觀落實到法治建設領域內的具體體現；也反映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目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具備的重要內容。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強調以依法治國為其核心內容，以執法為民為其本質要求，以公平正義為其價值追求，以服務大局為其重要使命，以黨的領導為其根本保證，這五個方面的有機統一，深刻而準確地抓住了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靈魂和關鍵，它與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核心理念，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強調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核心要求，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

另一方面，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既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法治保障，又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法治基礎。在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急劇轉型的時代大背景下，我們需要更加重視運用法治來促進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我們只有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和滿足人的全面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等各個方面都納入制度化、法治化、程序化的軌道，堅持以人為本、公平正義，為科學發展提供行為規則，為和諧社會提供法治基石，才能真正走上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也才能真正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美好的愿景變為光輝燦爛的現實。

總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法治建設領域內的最新理論成果，是以科學發展觀統領法治建設的最新理論概括，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提出和確立，為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一步注入了動力和指明了方向。

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關鍵是要在全社會特別是領導干部中培養自覺學習法律、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維護法律權威、嚴格依法辦事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習慣。十六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率先垂范，帶頭學法，自覺守法，領導立法，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帶領全國人民深入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2002年12月，胡錦濤同志擔任總書記后第一次出席的公開活動就是首都各界紀念憲法施行20周年大會，他在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實行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全面貫徹實施憲法，這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一項根本任務，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要長期抓下去，堅持不懈地抓好。2003年3月，吳邦國同志在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指出，本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繼續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作為根本任務，爭取在本屆任期內，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2003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鄭重宣告，本屆政府履行職責要嚴格遵守和執行憲法與國務院組織法，并把依法行政作為新一屆政府工作的三項基本準則之一。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履新后高度重視帶頭學習法律。從2002年12月到2007年5月，在新一屆中央政治局41次集體學習中，第一次學習的內容就是法律，學習內容和次數最多的也是法律。在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組織和帶動下，牢固樹立、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活動在全國普遍展開，對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

二、堅持依法執政———確定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基本方式，與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相呼應，抓住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核心和關鍵

自新中國成立之后，黨與法治的關系就成為整個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事關整個法治建設興衰存廢的大局。這一關系處理得好，則法治興；處理得不好，則法治衰。黨嚴格守法，則法治存；黨不守法，則法治廢。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這一經驗影響著我國依法治國的道路、模式和進程。

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明確指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黨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的提出，是我們黨從通過革命奪取政權到領導人民執掌政權的歷史性選擇，是從在封閉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到在改革開放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的時代性要求，是從黨對國家和社會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領導到對國家和社會的法治化領導的體制性呼喚。從1982年我們黨提出“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到1997年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國確認為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到2002年十六大報告提出要提高依法執政能力，再到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把依法執政確認為黨執政的基本方式，這既反映了我們黨在領導與推進法治建設歷程上的不斷探索和深入思考，更反映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執政方式的與時俱進和制度創新。

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既在中外共產黨執政史上第一次解決了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問題，也是中外法制史上一個沒有先例的重大法治創新，它突出體現了執政黨在國家法治建設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和關鍵性。無論是依法治國還是依法行政，其前提、核心和關鍵都要求黨必須依法執政；否則，實現法治就只能是紙上談兵。因此，黨依法執政的提出，將對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產生深遠影響。歷史必將證明，以我們黨提出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和依法執政的基本方式為標志，中國共產黨將領導中國人民從開元建國、致富強國步入制度治國、制度執政、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時代。

依法執政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歷史性跨越，具有長期性、根本性、全局性和復雜性。要從制度上真正落實依法執政，要求我們黨在執政方式上應當實現三大轉變：即從主要依政策執政向主要依法律執政轉變；從強調嚴格遵守法律執政向既嚴格遵守法律、又主動創制和運用法律執政轉變；從加強自身制度建設與領導國家法治建設分頭實施向二者同步推進，統一于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轉變。

三、完善法律體系———加大力度制定和修改在我國法律體系中起支柱性作用的法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構建了制度框架

依法治國的基本前提是有法可依，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環節是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200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了5年立法規劃，確立了在本屆任期內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立法目標。

為實現這一立法目標，四年多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根本宗旨，把保護和發展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與落腳點，取得了顯著成就：一是對憲法進行了重大修改，為我國法律體系的完善奠定了憲法基礎。2004年頒布的憲法修正案共14條，修正條文數是現行憲法四次修改之最，其主要內容包括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權、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權益、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尊重和保護人權等重大問題。二是制定了監督法和行政許可法，對健全和完善制約公權力、轉變政府職能的法律體系具有關鍵性作用。2003年頒布的行政許可法，對設定行政許可的權限、行政許可的實施機關、實施程序、許可費用和法律責任都作了明確規定，全面規范了行政審批權力，推動了政府職能的轉變；2006年頒布的監督法，以對“一府兩院”的監督為中心，以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和群眾切身利益、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為監督重點，對監督原則、監督主體、監督對象、監督范圍和監督程序等都作了相應的規定，較好地規范了國家權力的行使。三是制定了物權法，根據憲法的規定和原則，對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等重要物權制度作了系統和明確的規定，是平等保護公有財產權和公民私有財產權、全面規范財產關系的民事基本法律，對健全我國的民事法律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四是制定和修改了一些刑事、經濟、商事和環保方面的重要法律，使我國刑事法律體系更加嚴密，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法律手段更加完備，商事法律和環保法律更加健全。

總體上看，十六大以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堅持保護公民權利與規范公共權力相并重，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得到了切實貫徹；堅持立法決策與改革進程相統一，加大了立法力度，遵循并反映了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堅持科學立法與民主立法相結合，擴大了公眾的參與程度，立法質量有了較大提高。預計到2008年初，我國現行有效的法律將達到230件左右，包括憲法及相關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社會法、經濟法、刑法、訴訟和非訴訟程序法共七大部門的基本法律都將制定完成，與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也將基本健全。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將基本形成。

四、推進依法行政———明確了用10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與依法治國、依法執政相配合，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構建主體工程

2004年3月，國務院頒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綱要》作為我國第一部全面規劃建設法治政府藍圖的綱領性文件，是今后10年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總章程，在推進依法行政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標志著法治政府建設開始步入系統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的新階段。《綱要》頒布之后，各地區、各部門普遍制定了落實《綱要》的實施辦法或實施細則，為《綱要》的貫徹執行奠定了良好基礎。總體上看，十六大以來，本屆政府把依法行政作為各級行政機關應當遵循的基本準則，重點圍繞解決依法行政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在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是政府職能進一步轉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各級政府繼續改善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方式，更加注重履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認真貫徹實施行政許可法，全面清理了行政許可項目、依據和實施主體；健全了應急管理的體制、機制和法制，提高了預防和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信息公開工作取得重大進展，各級政府普遍實行了政務公開。

二是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的決策機制逐步形成。各地區、各部門建立健全了重大事項決策集體討論、專家論證、社會公示和聽證、決策效果評估、決策失誤責任追究等制度，完善了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三者有機結合的決策機制。

三是制度建設質量顯著提高。截至2007年5月15日，國務院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法律議案28件，制定頒布行政法規122件，制度建設速度進一步加快，質量進一步提高，針對性、可操作性進一步增強。

四是行政執法行為得到規范，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取得成效。各地區各部門所執行的法律、法規和規章，明確了執法主體和職權，完善了執法程序。

五是防范、化解社會矛盾的機制趨于健全。完善了信訪和人民調解制度，加強了各種防范、化解社會矛盾的方式、制度之間的銜接、配合和整合，推進了矛盾糾紛調處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社會矛盾、糾紛和群體性事件高發的態勢開始緩解。

六是對行政權的監督和制約進一步加強。各級政府更加重視自覺接受人大監督、政協監督、司法監督、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加強了行政復議工作，四年多來各級行政復議機關共解決行政爭議20多萬件；加大了法規、規章備案審查力度；強化了監察、審計等專門監督；推行了行政問責制，加大了對失職瀆職案件的查處力度。

七是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依法行政的觀念和能力普遍增強。廣大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學法、尊法、信法、守法的氛圍逐步形成，依法決策、依法辦事的自覺性明顯增強，運用法律管理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事務，妥善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能力顯著提高。

五、保障司法公正———圍繞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大力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司法保障

健全的司法體制是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司法保障，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制度依托。十六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于2004年底發布了《關于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初步意見》，明確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工作原則和目標任務，為司法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目前，各項改革平穩推進，改革舉措取得實質性進展。一是重點改革和完善了民事、行政案件強制執行體制、司法鑒定管理體制、刑罰執行體制、勞動教養制度和律師制度等，切實解決了司法領域中存在的一些重點、難點問題，逐步健全和完善了司法體制。二是改革和完善了訴訟制度，將死刑核準權統一收歸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改革了民事、行政案件審判監督制度，建立了民事、行政案件再審之訴制度，建立和完善了羈押工作制度，集中清理糾正了超期羈押問題，切實保障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三是改革和完善了基層人民法庭工作機制和訴訟收費制度，明確了人民法庭可以直接受理的案件，開展了巡回辦案，加大了司法救助力度，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打官司難、打官司貴的問題。四是改革和完善了檢察監督體制，加強了對訴訟活動、偵查機關刑事立案、刑罰執行和偵查取證等活動以及司法人員瀆職行為的監督，建立健全了查辦職務犯罪工作報備報批、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等一批規范辦案程序、嚴格監督制約、保證辦案質量的制度，加大了對司法權的制約和監督力度。五是改革和完善了司法干部管理體制，切實加強了黨對司法隊伍的領導，對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人員實行分類管理，設立單獨的法官、檢察官職務序列，并改革了法官、檢察官職業保障制度、初任法官、檢察官選拔、任用制度，司法隊伍的整體素質進一步提高。

六、建設法治社會———在全體公民中進行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法律教育，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位一體發展，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現代法治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三位一體的有機整體，三者需要共同推進，同步建設。如果我們只重視建設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不重視建設法治社會，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都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缺乏根基和基礎。

十六大以來，我們黨在推動依法治國的進程中，高度重視人民群眾在法治建設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努力培育和建設以現代公民為主體的法治社會。2003年頒布的行政許可法，確立了對公共事務治理先市場、再社會、再政府的制度安排邏輯，大大擴展了社會自治的空間；2004年頒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對行政決策、行政立法、行政執法、糾紛解決和行政權監督等環節的公民參與途徑都做出了明確規定，進一步健全了公民參與法治建設的制度安排。與此同時，我國堅持不懈地開展全民普法教育，“四五”普法規劃的目標已經順利完成，“五五”普法規劃的工作已經全面啟動，公民的法治觀念和法律素質都有了很大提高，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濃厚社會氛圍正在逐漸形成。這些都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作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的法治建設充滿著旺盛的生命力。十六大以來我國法治建設取得的重大成就表明，如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快速發展是一個世界性的經濟奇跡一樣，中國法治建設的快速發展也必將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法治奇跡。而要實現這一法治奇跡，就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法治規律與中國國情的創造性結合，堅持自上而下政府推動與自下而上公民參與的創造性相結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相互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歷史將會證明，這是代價最小、速度最快、成功系數最大的中國特色的法治化道路，也必將是一條理性之路、智慧之路、前進之路。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

第五篇：八十年代以來“苦音”調式音階研究綜述

八十年代以來“苦音”調式音階研究綜述

張紅梅

在我國西北及華北、華中、華南等地區的漢族民間音樂中，有一種特殊的七聲徵調式音階結構，這種音階結構的主要特征是其三級音和七級音在音高上具有一定的游移性。這種富有特色的調式音階，民間習稱為“苦音”音階。自上世紀80代以來，許多學者對“苦音”音階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發表了一批學術論文，其成果對于傳統音樂的宮調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本人在學習和研究這些文章的基礎上，發現不同學者主要在苦音的形成、兩個特性音的律學研究、標示法及其調式音階定性幾個方面產生較大分歧，現具體闡述如下：

一、關于苦音的形成關于苦音是如何形成的問題，在學者間產生了根本性的分歧。一種觀點認為苦音的形成與南北朝時期傳入中原的龜茲樂有關；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苦音音階是我國古代清商音階傳存的“后裔”，是中國音樂自身發展中的一種特殊現象，與西域傳來的龜茲音階毫無關系。

主張苦音音階來自西域龜茲說的最典型的論述是呂冰的《關于苦音形成的歷史探索》①一文。文中首先肯定了隋唐時期胡樂盛行，造成西域音樂與中國傳統音樂的相互融合，“苦音音階當是在這種潮流中產生的”。然后他依據關也維得出的“龜茲樂為七平均律”的結論，將中國傳統音階與龜茲音階比較，認為龜茲音階中的沙侯加濫、俟利箑根本上與中國之變徵、變宮不同，其余五音則大體與雅樂五正音相近，彼此可以勉強通用。龜茲樂調在流傳中被逐漸漢化，于是，“用中國傳統音階的五個正音加上具有顯著特點的龜茲音階中的沙侯加濫（↑4）與侯利箑（↓7），形成了一種新的音階，這便是苦音音階”。

②此外，在馮文慈的《漢族音階調式的歷史記載和當前實際》中也體現了相似的看法。

文中認為，隋唐時期出現了燕樂音階，是“當時流行的摻雜有許多胡樂成分的??一種音階，??在陜、甘、寧、青、晉南一帶，仍然可以聆聽到許多民間樂種是基于這種音階的遺響”，對于苦音這種“變體燕樂音階”，“應從漢族和少數民族音樂文化交流的歷史長河中去觀察其形成過程”。顯然，他也認為苦音音階的形成是中國傳統音階與龜茲音階互相融合的產物。持這種觀點還有賀綠汀、羅藝峰、夏野、杜亞雄等人，而那些認為苦音的第三級與第七級為“中立音”的學者，基本都是以苦音形成于龜茲音階說為前提的，在此不再贅述。

持第二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徐榮坤，他著有兩篇文章論述苦音的形成及其特點。即：

③④《苦音音階的由來及其特征》和《再談苦音音階和它和兩個特性音FA和降SI》。在前一篇論文中，作者認為苦音音階是古代的清商音階、燕樂音階在民間的傳存。那些認為苦音音階是古代西域的龜茲音階的說法是錯誤的。他指出《隋書·音樂志》中蘇祗婆向鄭譯傳授的龜茲音階未提到“變”與“閏”，因此不能說明它是苦音音階的前身清商音階。而蔡元定的《燕樂》中有“變”與“閏”，卻未曾提及這種音階就是從西域傳入的龜茲音階。接著，作者舉曾侯乙鐘銘文及《淮南子天文訓》中明確記有“和”“穆”兩個階名等文獻為例，認為從出土文物和古籍記載可得到證實在龜茲音階傳入前，古代中國早①

②

③

④呂冰：《關于苦音形成的歷史探索》發表于《音樂研究》1985年第2期 馮文慈：《漢族音階調式的歷史記載和當前實際》《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1.3 徐榮坤：《苦音音階的由來及其特征》《音樂研究》1993。2 徐榮坤：《再談苦音音階和它和兩個特性音FA和降SI》《音樂研究》1995.1已存在含有FA、降SI的七聲音階。另，黃翔鵬先生亦認為苦音即清商音階，所以在其《中國傳統音調的數理邏輯關系問題》⑤一文中，用“鐘律音系網”理論對苦音作生律法判斷。他認為清商音階是由古琴調弦法——清商調而來，是中國傳統音樂的產物，而非外來音樂之遺存。

支持苦音音階來自傳統遺存的還有楊善武的《西北苦音與音樂文化交流》⑥。文中他首先從苦音形成的外來說、融合說展開論述，指明了苦音與古代音樂文化交流之關系研究的全局性和重大性。然后著重從歷史真實的把握方面，通過大量的史料、史實對隋唐燕樂和作為其中重要樂部的西涼樂、龜茲樂的性質進行了深入辨析。最終得出結論：“西涼樂本質上就屬于中原音樂。??筆者覺得苦音與隋唐時期的西涼樂倒是有著一種天然的聯系。它們同樣作為‘秦漢之聲’不僅是一種現實的存在，而且這種聯系又是為華夏文化傳統不斷繼承發展的更為深層的一些規律所決定的”。

二、關于苦音的律學研究

對于苦音的律學研究，主要是就其兩個特性音是否為“中立音”或“四分之三音”展開爭論。1987年，繆天瑞先生《律學》增訂版印行，書中依據某些學術觀點和測音材料，將苦音所用調式正式命名為“中立音徵調式”，稱其為“實際上已進入四分之三音體系的范圍，??可以視為五聲體系和四分之三音體系的結合”。

楊蔭瀏先生也稱其為“四分之三音”。他在《三律考》⑦中講到“在音樂實踐中間，這個四分之三音程非但得到普遍應用，而且存在已久。”??“↑4音介于3、5兩音之間，下距

3、上距5，都是一個四分之三音程；↓7音介于

6、i兩音之間，上距i、下距6也是一個四分之三音程”。

李世斌在其《苦音SI探微》⑧一文中，通過對爭議較大的苦音SI的律高進行重點測音分析，確定苦音SI的基本律位屬于中立音范疇的同時，對各種變化律高也作了具體的定量分析。方法及結論如下：以十二平均律為參照標準，LA—DO小三度音程值為300音分，其中的大小二度音程值的可塑性幅度在數理上假定為25音分，即LA—SI定為176——200音分，LA——降SI定為100——125音分，在126——175音分之間的50音分的各音級便是中立音。在21則測音樣例中，屬于中立SI者18例，約占全部測樣百分之八十六，據此認為，苦音SI的主要音高傾向是中立SI。而對于FA，文中則作出不同以往的結論：“苦音音階中的FA音，測音結果證明基本屬于本位FA而略有偏高，但不超過25音分，不足以確認為中立音”。

徐榮坤則針對李世斌之文，發表了《再談苦音音階和它的兩個特性音FA與降SI》，根據《探微》文中對21例苦音音階音樂的測音數據，認為FA屬于本位FA而略有偏高，非中立音。但認為《探微》文中所選用的21例樣例只有16例符合其中立SI的幅度范圍，得出的SI是中立音的結論難以成立。作者的結論是“苦音SI既不是3/4音音律體系中的中立SI，也不是本位SI。盡管它的音高常常有所游移，但它的基本律位是降SI，這是毫不含糊而毋容質疑的。”由此可見，徐榮坤是典型的“中立音”反對派的代表人物，他認為苦音音階中的兩個特性音“從理論、聽覺及測音結果幾個方面來看，都不是阿拉伯音樂中那種大量而系統運用的四分之三中立音，說它是中立音調式難以成立”。

另外，李武華也不同意“中立音”之說，他在《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3.3發表《關于陜西民間燕樂音階的音高測定及其它》一文，文中記敘了作者對秦腔苦音的測音經過和測音所得數據，并以之與純律、十二平均律、五度相生律五聲音階加兩個“中立音”⑤

⑥ 黃翔鵬：《中國傳統音調的數理邏輯關系問題》《中國音樂學》1986.1楊善武：《西北苦音與音樂文化交流》《中國音樂學》2002.3

⑦ 楊蔭瀏：《三律考》《音樂研究》1982.1的音程值進行比較，得出結論：苦音音階與中立音（小三度中間音）差距較大，“可以看出這種燕樂音階接近純律音階”。董維松亦持此觀點，他認為苦音中的降SI與A之間的距離是112音分，“112音分在204分內，不是四分之三，而是約等于‘大半音’，它太偏向降SI了，FA也是一樣，??不是‘中立音’。”⑨

三、關于兩個特性音的標示法

馮文慈在其《漢族音階調式的歷史記載和當前實際》中，講到“四十年代初，延安的音樂工作者在搜集眉戶、道情時，由于記譜的需要，采用了↑

4、↓7的符號。這是國內采用↑、↓的首倡”。接著他提出↑

4、↓7在七聲音階中應占有合法的正式席位，為改正對于4和↑

4、#4不分，7和↓7、b7 不分 的情況，應逐步實現對各種不同音階記譜規范化的建議。他稱苦音音階為“變體燕樂音階”，記譜時應“把↑、↓改記在譜頭調號位置，這樣可避免臨時記號太多之繁，更重要的是可用以明確變體音階的性質”。楊蔭瀏先生也提倡用↑、↓來標記兩音：“這種四分之三音出現之時，有它特殊的表達性能，有時在情調深沉強烈之處，不是一般

4、#

4、7、b7等音所能代替。↑

4、↓7兩音在我國音樂中是與4、7兩音同時應用。”

李世斌認為苦音中的FA基本屬于本位FA，因此并不需要特殊標記。而對于苦音中的SI，他說“要準確體現中立SI的變異性和游移性特征，宜采用模糊標示而不宜采用準確標示。??在中立SI的左上角用箭頭↓標示，是符合它的模糊性特征的，也是比較準確、科學的標示。同時，這種標示法早在40年代的延安，魯藝的音樂工作者安波等的論著中運用，并一直延續至今。在80年代以來的四部民族音樂集成中，又被進一步肯定和應用，已是約定俗成，不宜再標新立異。”⑩由此可知，李世斌主張采用4和↓7的標示法。

而徐榮坤在其文中則明確反對↓7的標記法。“苦音SI??它的基本律位是降SI，這是毫不含糊而毋容質疑的。既然這樣，苦音bSI的標示記號自然應是bSI，而不應是↓SI（如果有些苦音bSI的音高明顯偏高，可以考慮記成↑bSI），如果把它記成SI，從根本上講，律位就定錯了。”所以，“無論從定位或定量分析的角度來看，這個↓SI的標示法都是不符苦音bSI的實際的，是既不科學又不合理的。”而bSI或↑bSI，則“可以

?正確地反映出苦音bSI的實質和特性，人們也都能正確理解和欣然接受。”

黃翔鵬先生對苦音7的標記也提倡采用b7，他說“陜西苦音的閏音，到河南省比鐘律網中的高降B還要低一點，但到不了本位。在陜西省它就要高一點，少量情況下，也出現類似3/4音的那個B，盡管它是在B與降B之間的位置，但還是應該記成bB”。對苦音的記譜他主張從調號中體現出特性音的特點。“我認為調號在中國音樂中應該反映宮

?位，還應該反映音階結構中的常規音級”。他認為在譜子中寫臨時升降號導致常規音級

與變化音級界線不清，所以提倡在調號中采用加括號的方式反映特性音的常規位置。

四、關于苦音的調式音階定性

苦音倒底是一種什么樣的調式音階？這是多年來一直爭議的問題。

第一種看法是認為苦音fa即本位fa，而苦音si比本位si低半音，屬于傳統的燕樂音階。如李武華通過將測音數據與純律、十二平均律、五度相生律五聲音階加兩個“中立音”的音程值比較，得出結論：苦音音階“系純律音階的類屬，??其調式暫名‘燕樂⑨

⑩ 董維松《從律學角度再談“苦音”的音階及其調式》（《音樂研究》1987.1）李世斌：《苦音si探微》《中國音樂學》1993.2

? 徐榮坤：《再談苦音音階和它和兩個特性音FA和降SI》《音樂研究》1995.1徵調式’。”?董維松也稱苦音為燕樂音階，但他不同意李武華所謂的“純律音階類屬”，通過對苦音的測音結果和三種律制的比較，他認為苦音“既不屬于純律大音階，也不屬于純律小音階。只是近似純律。它只能是我國所普遍使用的‘復合律制’體系（他稱之為‘傳統音體系’）中的燕樂音階。”?

第二種觀點稱其為“變體燕樂音階”。馮文慈在《漢族音階調式的歷史記載和當前實際》中述及：王光祈最早指出我國民族音樂中存在3/4音，賀綠汀、李凌亦有同論。并以這些研究成果為前提，提出“漢族傳統音樂所使用的評分音階，實際上還存在著非常廣泛的未見諸文獻記載的另外兩種：變體古音階、變體燕樂音階。”其中，變體燕樂音階主要是西北和廣東地區的一些樂種所采用。苦音即屬于“變體燕樂音階”。

第三種觀點：劉均平將苦音稱為“陜西變體徵調式”。他認為“這類調式不論從調式音級的音律構成及各音級在調式中所處的地位看，均與漢族的各類傳統調式有所差異。”因此，“它對于傳統的各類調式來講是一種變體調式體系。”?苦音，在陜西地區應用最為廣泛，而且徵調式最普遍，故“暫名陜西變體徵調式”。

第四種觀點：以宋建棟為代表。他提出苦音音階“表象為清商音階徵調式，但絕非一種音階與調式”，他聯系同均三宮傳統樂學理論分析，認為苦音音階中的兩個特性音（閏、和）既為偏音，又為正音，表現出豐富多采的綜合調式內涵。最后，他的結論是“苦音音階是同均三宮綜合音階，其旋律中包含的綜合調式意義，體現出其綜合調式思維的實質”。?

徐榮坤也認為苦音是一種綜合調式，“秦腔、眉戶等樂種中歡音轉變為苦音的情況，實際上和潮州音樂中的輕三六通過‘雙借’不穩定的旋宮犯調、轉變為重三六調的軌跡脈絡，基本上是相同的。從本質上講，苦音音階的構成和潮州音樂中重三六調的構成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兩個特性音調性和音高常常有所游移等特徵是一致的”。作者認為苦音音階是由“清樂音階的五聲調式向下方大二度宮調（重下屬調）移宮犯調而構成的一種富于表情特色的綜合調式，以具有‘一音雙韻’意義的FA、降SI為其主要的特徵”。?

五、關于苦音的調式辨別問題

對于苦音音樂的調式辨別的分歧早在50年代就已經非常引人注目?，正是這方面的爭論促進了對于苦音的源流及其生律法等各方面的研究。一般而言，音樂家通常具有敏銳的調式感受能力，只從聽覺上即可把握一首樂曲中調式音級的色彩及功能特點，瞬間完成對一個作品的調式判斷。但對苦音這樣極具“游移性”的調式，不同的人卻往往得出不一致的直觀判斷結論。如何解決苦音的調式辨別問題就成了眾多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

黃翔鵬先生提出“鐘律音系網”理論用于傳統音樂形態的研究，他將中國三種音階中的音級排成一個九聲音列，“除核心五音外，兩頭越到低音部分越要升高一些，越到高音部分越要降低一些。可利用這個規律來判斷音階中核心五音的位置。”他認為音階中的宮、商、徵三個音是核心骨架，“三音骨架偏向右面形成苦音”。而FA與降SI分別是羽曾和商曾，“它們不在基列”，所以，對于苦音要“細心地注意微分音的區別，??這是

?判斷的關鍵。”可見黃翔鵬是主張將苦音音階放到“鐘律音系網”中，通過分析其數理?

? 李武華：《關于陜西民間燕樂音階的音高測定及其它》《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3.3董維松《從律學角度再談“苦音”的音階及其調式》（《音樂研究》1987.1）

? 劉均平：《陜西變體調式體系研究》《交響》1982.2

? 宋建棟：《論苦音音階》《交響》1996.4

? 徐榮坤：《再談苦音音階和它和兩個特性音FA和降SI》《音樂研究》1995.1

? 由黎英海的《漢族調式及和聲》中對《梁秋燕》的調式判斷引發的爭論。

邏輯關系，作出理性的科學的判斷。

而對于難以做數理邏輯分析的六聲音階，“只有依靠樂學上的曲調走向來做定性分析，”而且，即使“六聲音階有不同列的微音分差別時，還要結合樂學分析來進行判斷。”他舉《繡金匾》為例，多數學生（10人）判斷為徵調式，并與當地的同牌子的樂曲做比較，多數人記為“徵調式”，因為地曲調的走向大體都是如此，所以，黃翔鵬說“吾從眾”。

楊善武對黃翔鵬前面所強調的定量分析批評為“律制決定論”?，對其所做的定性分析又批評為“習慣論、多數論”21。他認為黃翔鵬的“數理邏輯法無形中夸大了律學作用，片面突出了律制因素，以單一律制的音高關系簡單而格式化地確定音階調式，??實質上是把律制規律當成調性規律，以律制分析代替調式分析”22。而他又對黃翔鵬根據多數學生的記譜判斷，同時符合當地人的習慣性稱法而最后確定其調式名稱的作法非常不滿，認為“這豈不等于從根本上取消了理性思考，取消了學術研究？”23。我想這主要是因為苦音音樂中音的游移性造成記譜的多樣性，且從譜面分析似乎都沒有錯誤，然而一首樂曲又不可能同時對應多重調式，因此黃翔鵬采取了這樣的方式得出相對“準確”的結論。對此，不知楊善武先生將如何從調式的邏輯規律、從樂學的角度對苦音的調式問題進行研究，并且期望早日見到他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對苦音調式如何辨別，近來也有其他學者從理論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喻輝將模糊數學理論應用到調式分析中，認為存在兩種調式結構基礎：“一種是從精密的律學原理出發的物理結構基礎，一種是從人們模糊的調式感出發的心理結構基礎，音階結構的選擇和使用最終取決于人們主觀心理的需要。”他對調式識別中人的心理定勢提出假說：“我們在聽覺感受上對調式結構的選擇往往是以不省略宮音和不出現變化音為優先原則的”。根據這一原則，他認為每一種調式結構都是由主音上方的二度、三度、六度、七度這四個關鍵音程所主宰的，因此，“求出這四個音程的隸屬度值，相加再除以四求得平均值作為該音階對某調式結構的隸屬度。以此方法，得出《梁秋燕》商調式隸屬度最高。”24

李武華對喻輝的“隸屬度”理論觀點進行了反駁，在其對《喻文》“讀后”一文中，作者舉古代習用雅樂音階，鄭譯、蘇夔不習慣新音階的小呂（FA），和民間藝人楊滿元沒覺得苦音的SI是降低了半音兩例，對喻文所提出的“假說”進行反駁。然后提出，“若不以耳聽，僅用測音、計算等數理方法分析其宮調屬性，就必須首先注意寬四度的問題。先以測音的方法測出它所包含的寬四度（520音分左右），再將各音階的寬四度及全、半音位置存儲于計算機中，用查表的方法確定其宮調屬性。”2

5結束語：

苦音調式音階一直都是傳統音樂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學者們對上述所有問題至今尚未達成共識。對苦音由來的解釋，直接關系到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認識問題。這種音階形式是中原漢族人民在長遠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并逐漸完善，體現了漢族獨特的音樂思維與審美心理結構？還是由于歷史的原因，當地人對于一種外來形式（龜茲樂）所作的主體性選擇，并一直傳承至今？目前，音樂界對于傳統音樂中燕樂音階（清商音階）的存在已基本達成一致，但對于它的來源也是頗具爭議。可以說對于苦音形成的研究與燕樂音階來源的研究是一個問題。隨著大量考古資料的發掘與研究，如對曾侯乙鐘律、荀勖笛律等的研究成果，及黃翔鵬“同均三宮”理論的提出，燕樂音階本土說已經? 楊善武：《調式辨別的一個誤區——律制決定論》（交響2003.1）

楊善武《苦音記譜與調式辨別》（黃鐘2001.4）楊善武：《調式辨別的一個誤區——律制決定論》（交響2003.1）楊善武《苦音記譜與調式辨別》（黃鐘2001.4）喻輝：《論“苦音”調式結構的模糊性》（交響1991.4）

21得到許多學者的贊同。我認為楊善武的《西北苦音與音樂文化交流》對苦音的由來所做的結論很有道理，西涼樂是以中原傳統音樂文化為主體，同時又受到西域音樂影響的唐代宮廷音樂形式，其產生與流傳地域、風格特點都與苦音相似。不過對此還需做更多的工作，以求得二者之間關系的具體證據，而不能僅僅停留于推測和假定。

對于苦音研究中所作的音律分析及兩個特性音的標示法與其音階調式定性問題都是息息相關的，由上文可知多數學者期望通過對大量苦音音樂實例進行測音統計，作律學分析，以得出最科學、最精確的結論。而楊善武卻對此提出批評，稱之為“律制決定論”，認為律學研究不能取代樂學研究。我相信律學是樂學的基礎，它所得出的結論的科學性往往不容置疑，然而畢竟音樂不同于數學，正如苦音的兩個特性音具有非常典型的游移性特點，精確的律學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解釋這種“游移”的問題。這讓我想起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只強調“數的諧和”，而阿里斯多塞諾斯在承認“數的諧和”的同時，卻強調人的聽覺感受對于音程是否和諧的重要性。事實上黃翔鵬先生也并非是所謂的“律制決定論”，他在多篇文章中都強調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彼此結合，相互論證。只是在目前似乎更多的人更傾向于對苦音作定量分析，在音律的測定方面成果較明顯，相比之下，定性分析（所謂“樂學研究”）則比較少。我們應該在律學研究的基礎上，加強樂學研究的深度，以求更為科學地認識苦音音樂的本質特點。

而以上所有這些研究更是為了解決在音樂實踐中遇到的苦音音樂的調式辨別問題。若想對苦音的調式進行科學合理的判斷，上述其它的問題應該首先解決。由于本人學識所限，沒有能力對苦音音階及其特點做更深入的研究，在此只是將前人已經作出的研究成果簡單梳理一下，以便加深對苦音特殊性的認識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