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地改革的城鎮化視角（本站推薦）

農地改革的城鎮化視角

發布時間：2014-4-4信息來源：財經國家周刊

2013年12月13日，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閉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同等規格、交叉套開，重要性不言而喻。

“城鎮化是當前和未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潛力所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說。鄭新立在我國經濟學界具有廣泛影響，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多次參加中共中央全會、《政府工作報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規(計)劃的起草工作。他亦是不久前剛剛結束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成員。

在鄭新立看來，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涉及的改革達300多項，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重要、影響最為深遠的、難度最大的。此外，全會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黨的文件里，第一次對生態文明體制系統地做了闡述和部署。

就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政策思路和生態文明體制的具體部署，鄭新立接受了《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的專訪。幾個小時的專訪，鄭新立思維清晰，語速飛快，能清楚準確地說出一連串的重要數據，對宏觀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研究，他都有較深的研究和獨到見解，但也時時透露出對農民工、留守兒童、環境保護等領域的人文關懷。

農地改革關乎城鎮化成敗

《財經國家周刊》：剛剛結束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已為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政策思路定調，你對會議部署有怎樣的解讀?

鄭新立：城鎮化是當前和未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潛力所在。如果未來10年到20年間城鎮化率保持提高一個百分點，那么每年將有一千萬以上的農村人進入城市，為此增加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足以拉動未來經濟較快增長。

我們現在的城市化率是50%，如果20年后再提高20%，30%人口住在農村、70%人口住在城市的城鄉結構基本就定下來了，我們工業化、城市化的任務也就基本實現了。

《財經國家周刊》：會議提出了推進城鎮化的6大任務，其中一個任務是優化城鎮化布局和形態，既要優化宏觀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觀空間治理。對此你有怎樣的想法?

鄭新立：過去幾十年，中國的城鎮化都是循著一條人口和資源不斷向北上廣深等超大城市聚集的道路推進。上千萬人口的城市以后不能再搞了，城市發展到上千萬人口就是“災難”。

未來城鎮化將分三個層面展開。第一個層面是在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和以京津為中心的環渤海，形成三大都市群，這三大都市群在未來十年內經濟總量將超過2萬億美元，進而超越紐約都市圈和東京都市圈。

第二個層面是以省會為中心形成“次區域城市群”，目前發展比較好的有四個：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以武漢為中心的武漢城市圈;以長沙為中心的長株潭城市圈;以成都和重慶為兩極的成渝城市圈。未來在次區域城市群中，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將靠城際高鐵連接起來，都市群和次區域的城市群也通過高鐵連接，大大小小的城市形成半小時生活圈、一小時商務圈，形成同城化、一體化的發展。

第三個層面則是以縣城為中心、小城鎮和新型農村社區為基礎的城鎮化局面，吸引更多人向中小城市分散。目前，在蘇南、浙江、珠三角等地已經有了現成案例，在一個縣域范圍內形成了半小時生活圈，比如浙江安吉，老百姓在縣域二三產業從業，但還居住在農村。房子在農村都是依山傍水，周圍竹林環繞，非常優雅清靜，生活工作很方便很現代化，農民就不需要往城里跑，這就叫就地城市化。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城市化，像德國是一個城市化很成熟的國家，但德國人討厭大城市，67%的德國人居住在小城鎮，一個小城鎮10萬人左右，主要依托一個工廠或一個銀行。

《財經國家周刊》：除了就地城市化，還是有很多農民工需要到城市落腳，會議提出了加快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那該如何保障進城農民的權益?

鄭新立：我們有2億多農民工，未來要在城里市民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地方住。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涉及的改革達300多項，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重要、影響最為深遠的、難度最大的。

《決定》為農民工在城里扎根提供了三個條件。第一是耕地轉包。農民將承包地經營權轉包出去，別人搞規模化經營，效率高，又可以發展高附加值的農產品。然后農民到城市打工，工資加上土地轉包費，就容易跨入中等收入家庭行列了。

第二是出讓宅基地。現在中國土地最大的潛力是宅基地，城鄉建設用地一共22萬平方公里，包括縣城和城市以上的大中小城市占5萬，宅基地卻占17萬，農村一個人的建設用地面積是城市的3.5倍。宅基地這么大的資源一直沒發揮作用，三中全會把這個金庫打開了。農村宅基地流轉改革，可以增加城市建設用地，滿足城市化需求，城市房價亦自然下降。

第三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城市建設用地可同地同權同價。過去農村建設用地是先征地變成國有，搞一級開發，再進行招拍掛，現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可以直接進入市場，無論是集體收入，還是分給老百姓，都是一個大紅包。

此外，我國有3~4千萬留守兒童在農村，父母離開他們去城市打工，給他們幼小的心靈留下很多創傷，如果農村的宅基地可以賣掉，他們在城里有了房子，把孩子接到城里，讓他們全家團聚，這是一件大善事。我們各項政策應推動這種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

《財經國家周刊》：但農民工進城至今各方認識仍不一致。不贊成改革的一方擔心，“萬一進城農民失業了怎么辦，他們也不能重新回到農村，會不會淪為印度、巴西等國城市中的貧民，成為城市解決不了的問題”。

鄭新立：這種擔憂沒有必要。中國的農業和美國加州的農業相差不止100年，中國過去在理論上、政策上，長期鼓勵讓農民躺在自然經濟、小規模經營的溫床上，還要維護農戶在農村的經營主體地位，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只種6.4畝地，永遠難富起來。

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不會倒轉，第一代農民在城市能找到工作，第二代本事會更大，在城市上大學，至少讀個中專、技校，競爭力會超過第一代，他們不會再回農村了。農村2.8億的勞動力，只需要留下8000萬種地便綽綽有余，其余2億農民可以進城。盡管制造業吸納勞動力的規模已趨于飽和，但服務業容量還很大。中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比例只有36%，全世界平均水平是62%，因此未來兩億勞動力到城市能做什么?就是搞服務業。不用再糾結農民工失業問題了，因為根據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調查，目前農民工失業率只有6%，但大學生失業率已經到30%了。

《財經國家周刊》：重慶市市長黃奇帆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的成員，“重慶地票”的農村土地改革模式會不會更普遍被推廣?

鄭新立：我和黃奇帆在一個起草小組。重慶的土地制度改革搞了四年多，它是把重慶郊區分散的、零星的建設用地，包括原來農村的板磚廠、窯廠、村鎮企業、宅基地等進行土地復墾，這些新增的耕地經國土部門丈量后，發地票給農民，農民拿地票去市場交易，需要建設用地的投資者也到這個市場去買地，然后由城市規劃部門統一調節規劃使用。

重慶如此試驗了四年，產生了四個效果。第一是賣地的收入一共200多億，農村集體拿了15%，農民個人拿了85%，有近二百億賣地的錢裝到了農民口袋里;第二是重慶市不缺建設用地，所有到重慶投資的企業都能實現項目落地;第三是四年時間內，這些零星的建設用地，不僅滿足了新增建設用地的需要，還新增了7多萬畝耕地;第四是形成了一個土地交易價格，20萬元一畝，銀行以每畝20萬的抵押向農民提供貸款，一共貸給了農民70多億，支持農民發展多種經營。

《財經國家周刊》：這些經驗對其他省份是否有借鑒意義?

鄭新立：比如河北省。河北省與北京市已經達成一個協議，北京市要疏散500萬人口到周邊地區，但是河北省沒建設用地。河北省省長張慶偉跟我說，河北很想接收過來，但是河北建設用地嚴重短缺。我建議他去把重慶建設經驗學過來，一定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生態文明體制首次破題

《財經國家周刊》：你參加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的起草，全會對未來中國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在你看來，這些部署和以前有哪些不一樣?

鄭新立：全會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元一體化的五個體制里面，其他四個體制中央都專門開過會，做過決定和部署，在黨的文件里，第一次對生態文明體制系統地做了闡述和部署，也可以說是第一次破題。

《財經國家周刊》：文件中關于生態文明體制的具體部署，你有怎樣的解讀?

鄭新立：第一是《決定》中提出建立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就是包括河流、湖泊、海洋、山地、草原等將來的產權都要明確責任主體，由這個責任主體對自然資源維護負責，而且要實行離任審計制度和自然資源損害的終身追究制度。這非常重要，是第一次提出來。

第二點就是提出建立吸引社會資金投資環保產業的市場機制，通過“誰污染誰付費”和第三方治理形成一個機制。“誰污染誰付費”是一個新提法，過去我們一直提“誰污染誰治理”。但“誰污染誰治理”很難真正得到落實，一直流于形式，實際上變成了誰要是治理了，誰就吃虧，誰要是不治理，誰就賺錢。

比如一個60千瓦的發電機組，火電廠一年的脫硫脫硝除塵成本需要8千萬元，如果企業偷排或者裝一個假設備，成本就變成企業收入了。過去我們也缺乏有效的監督手段，檢查來了，企業趕緊把設備開起來，檢查的一走，就把機器關上，或者是白天開、晚上排污，這個實踐證明“誰污染誰治理”不行。

未來如果改成“誰污染誰付費”，企業只要排放了污染物，無論是氣體、液體還是固體，核定一個標準你要交費，然后由政府通過招標，選擇擁有先進技術、設備和經驗的企業來治理，保證把最好的設備裝上去，保證它24小時開起來。

起草的過程還有一個小插曲。原來起草的文件寫的是“試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但最終在全會上討論時，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說這項工作已經試行有段時間了，應該改成“推行”。就改了一個字，我們未來在治理霧霾等問題時，相關工作可能要提前好多年。

《財經國家周刊》：一講到環保不少人就提到必然影響經濟增長，發展仍是未來中國的重要任務，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

鄭新立：之所以一講到環保就提到必然影響經濟增長，是因為我們過去還沒有找到一個共享性的公共產品市場價值補償機制，說白了就是新鮮空氣人人都在享受，它不像別的商品一樣要通過市場購買，如果一個企業為新鮮空氣做出貢獻，有了投入，但這個投入如何產生利潤?如果投入不能取得回報，光是靠企業覺悟，那肯定是干不成的。現在就找到了這樣一個機制：“誰污染誰付費”，推行第三方治理。

《財經國家周刊》：在你看來，環保產業是否將成為一個新的投資熱點?鄭新立：對環境生態的投入，同樣可以產生GDP，可以產生利潤，可以增加就業，這樣就將形成環保產業的龐大市場。包括脫硫脫硝、除塵、水污染治理等專業技術會得到長足的發展，并能創造出可觀的稅收及就業。

今年以來，在華北、華東地區連續出現的大面積霧霾天氣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和憂慮，與此同時我們還要看到，由于大氣的污染，在我們首都北京肺癌的死亡率已經上升為第一位，呼吸道疾病的發病率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上漲。這樣的嚴酷現象，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

應該利用市場機制，拉動環保產業的發展，使環保投入形成新的投資熱點和經濟增長點。目前，環保部正抓緊制定《京津冀地區聯合治理大氣污染行動計劃》，一共十條，措施非常有力，這十條措施出臺后可能對環保投入形成一個熱潮。

《財經國家周刊》：在推動環保產業發展方面，還有哪些藩籬需要破除?

鄭新立：我認為首先要破除三個落后理念。第一，要破除強調環境保護必然犧牲發展的觀念。環境保護和發展是可以統一的、協調的，而且環境的優美為人類創造一個適于居住的良好的環境，本身就是我們發展的目的和內容之一。

第二，要破除“煤電便宜，所以要重點搞煤電”的觀念，忽視風電、太陽能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現在煤電的成本看起來1度電只有4毛多錢，風電、太陽能1度電要8毛到1塊，但我們把環境成本、人的健康成本、醫療成本、人們壽命縮短的成本也全部算進去，那么煤電的成本可以說已經接近或者是相同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再也不能用這個觀點指導經濟工作了。

第三，要破除認為“環境治理可以慢慢來”的觀念。有人認為英國治理霧霾用了50年時間，我們著什么急呢?我認為在3-5年內，治理霧霾可以取得明顯的成效，很多人說不可能。英國當年治理霧霾還沒有治理的技術，現在世界上治理大氣污染，脫硫、脫硝、除塵的技術都是現成，而且絕大部分設備國內都可以制造，現在要錢有錢，要技術有技術，原來缺機制，現在機制也有了，我相信治理大氣污染在3-5年見到成效是有可能的。

第二篇：新農村建設視角下的農地產權改革

新農村建設視角下的農地產權改革

摘要：隨著我國的不斷發展和進步，新農村的建設也越發完善和健全，從新農村的發展角度來看現在的農業地產權的建設進程中，我國農村土地制度主要存在的問題就是產權建設不明確，包括產權的失真，產權缺失和產權分配難等問題，這對我們加快新農村的建設步伐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產權問題關系到我國農村，農戶的發展全局。所以要想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土地改革制度就需以產權為重局，明確產權主體，健全產權制度十分關鍵。對我們促進整個社會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土地建設；產權改革

引言

自黨的十六屆全會和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作為重中之重，其目標就是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村潔、管理民主”的新氣象。我國各地就堅持以農民自主愿望為主，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步伐。新農村的建設土地是建設之本，解決好土地問題，是建設新農村的首要問題，也是關鍵，由此可見農地產權制度改革就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主要問題。

一、我國農地產權制度的改革歷程

農村的進步和發展，關乎到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解放農業生產力，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于農村的改革具有促進作用，最開始的農地產權是起于安徽省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場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逐漸演變成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開始進程，以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土地制度在一開始顯示出巨大的影響，2002年我國頒布了農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將農民最在乎的土地分配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和制約，標志著我國農村的土地制度走上了法制化進程。這樣以來農民的土地得到了法律的保證，后來我國實行了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彌補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缺陷，又是一大進程。其自發性和創新性，都給我國土地制度帶來了顯著地進步，但是當前打著各種旗號濫用土地，亂占耕地的現象還時有發生。因此，我國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進行勢在必行。

二、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必要性

新農村建設勢在必行，其中以發展農村經濟為中心，解放生產力，促進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穩定運行，增加農民收入，要求我們加強農村用地的監督和管理，大力推進土地節約和管理，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由此可見，要想加快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必不可少。

1、有利于促進農業城鎮化進程。

土地是財富之本更是農業之首，土地就是農民一生的衣食父母，所以完善的土地制度是實現我國城鎮化進程的最基本條件，三農主義的內涵就是農業發展要靠良好的土地制度，通過發展工業與農業，城鎮和農村協調發展的理念，將我國的農業發展通過城鎮化發展，將農業發展放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大潮中去。

2、有利于勞動力的轉移。

農業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使農民自己有了資本，有了致富的關鍵，但反的來說也是轉移農村勞動力的手段，農民不愿往出走，死守土地是我國農業城鎮化進程的很大阻礙，減少農村的人口，使農民自愿走出農村，轉向第二、三產業的進程也是從農村轉向城市的過程。農民有了土地，土地自由流轉幫助了他們大膽的走出農村，近年來，城市里隨處可見農民的身影，他們積極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也促進了城市和農村的交流轉換，促進了勞動力的轉移。

3、有利于農業的合理發展。

發展是一個國家前進的體現，對于我們這個農業大國來說，將農業發展進行合理的分配和規劃是非常重要的。土地取得的效益，就是農業化進程的體現，土地規模的不斷擴大，有利于農村資金和技術的引進，有利于促進我國農業發展的合理化，規模化和高效益，低成本的進程。在一個講究效益的發展大潮中，農業土地化的發展也離不開效益二字。高效益就是我們農村土地產權的發展本質。現在的我國，農村的土地采用均田制，就是平均分配土地，但由于我國人口眾多，人均承包土地不足1公頃，是世界上人均土地占有量最小的國家。目前我國農村集體土地采用均田制，然而隨著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農業規模經營被提上了日程。

三、改革土地產權制度的措施

土地的改革制度代表著我國新農村革命的進程，積極投身到改革中來，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統籌農業和城鎮發展進程，樹立統籌工業與農業、城鎮與農村協調發展的想法，將土地分給農民自己，這樣以來農民手中有了土地，農民自己心里踏實了，也促進了農民參與到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村經濟的建設中來，讓土地成為他們自身的資本。馬克思曾說過“一切現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學產品等等，都應當廣泛地用于農業。但是，我們所具有的科學知識，我們擁有的進行耕作的技術手段。”所以，依靠科學手段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土地產權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必要條件。積極參與土地的產權改革，想辦法謀發展才是當務之急。

四、結束語

改革開放的腳步從未停止，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新農村建設之本。三十年來一直都在不斷探索改革的步伐，我們政府對新農村土地改革的重視，和相關法律的頒布，都是為了更好地促進并完善土地改革制度，促進社會主義的不斷發展。我們只有不斷堅持土地改革，不斷地探索尋找最適合我國的改革制度，才能將新農村的土地改革帶上正軌。堅持農地產權改革，建設出最美好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5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姚華.《對我國農村產權制度的思考》，《黑河學刊》，2005年第4期.[3]紀麗娟，李世平.《中國土地征用制度中農戶產權殘缺分析》，《東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第23頁.[4]關銳捷.《消除城鄉國民待遇差異構建和諧社會》，《社科論壇》2006年第1期.作者簡介：徐艷紅（1975-），女，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本科，中級工程師，研究方向：土地利用、規劃及政策研究。

第三篇：成都農地改革

成都農地改革

2007年6月，國務院批準重慶、成都兩地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接到批準后，成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認真討論調研。08年初，成都率先啟動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試點。都江堰、溫江、雙流、大邑等４個區、市、縣和14個重點鎮是這次改革首批試點區。成都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就是對農民家庭聯產承包土地經營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和林權，進行登記確認，讓農民與城鎮居民一樣享有同等物權。然后，通過農村產權交易市場等形式促進農村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

成都的土地產權改革，并不是要土地私有化，而是堅持既有的憲政框架，以物權法為主要改革依據，增加物權彈性，讓農民獲得以土地為核心的物權權利。

成都這樣城市化高速推進并且正在進行統籌城鄉試驗區建設的地區，有工業化、城市化擴張的強烈需求，有較好的前期發展基礎,同時承擔有帶動周邊區域快速增長的任務。在這樣的局部區域，以相對封閉的方式，采取風險可控的措施，實施漸進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改革探索。中國土地改革可以分區域、分步驟推動，未來改革方向是產權清晰、充分流動，同時有效實施用途管制推進方式和推進節奏。

在所有試點中，溫江最具代表性，故稱為“成都溫江模式''。成都溫江模式的第一步是農村集體土地和房屋所有權的確權登記。

2008年1月，溫江區正式啟動對全區集體土地進行確權登記，然后核發相關的確權證書。確權的過程是先對村里的土地進行測量，由地方國土資源局等相關部門參與，然后將測量的結果公示，以此為依據，再由當地國土局、房管局、農業局發放各種權證。2008年６月，溫江區就有部分農民拿到了權屬證書———“四證”：《土地承包經營權證》、《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證》(即宅基地使用權證)、《房屋所有權證》、《集體林地使用權證》。

拿到確權證書只是第一步，讓農民把土地變成可在市場上流轉的資產，是成都市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標。2008年４月，由成都市委、市政府牽頭組建的成都市農村產權流轉擔保有限公司成立。公司除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等流轉行為進行擔保之外，還將對利用宅基地、農村房屋、新居工程等抵押融資進行信用擔保。

成都市通過農村土地產權即農村土地承包土地經營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和集體林地使用權的確權登記，確定了農民對土地的財產權以及合法流轉的權利，并通過農村產權流轉擔保公司為農村土地流轉和抵押融資、農村建設貸款及農村勞動者創業貸款等提供行為和信用擔保，一方面為農村融資提供了抵押貸款的新途徑，解決了由于農業生產周期長、受自然條件影響投資風險大，以及農村資產不符合金融機構規定的貸款抵押物標準等所造成的農業融資困難；另一方面，通過建立農村產權流轉擔保機構和農業保險機制降低了從事農業生產以及進行農村融資的風險，將進一步促進金融機構對農業的投資。

第四篇：中央農地改革任務

中央農地改革任務

瞭望智庫在調研中獲悉，關于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任務分工已經明確。總計21項相關改革內容，被下發至各個部委。

由農業部牽頭負責落實的改革任務有6項，涉及農地承包經營權及流轉的方方面面。包括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建立扶持農民合作社以及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發展政策、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下鄉發展現代種養業、發展農民股份合作等問題。由國土資源部負責牽頭落實的改革任務也有6項，涉及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征地制度改革和宅基地制度改革等。包括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及其配套制度的問題，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障機制的問題，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以及加強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管控力度等問題。

此外，人民銀行要負責牽頭落實的相關改革任務有3項，主要涉及農地承包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的抵押、擔保等問題。

由中央農辦牽頭落實的有2項，主要是探索進城落戶農民的承包地和集體資產權利實現形式、建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的問題。

國務院法制辦負責牽頭落實的也有2項，主要是修訂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擔保法、物權法等法律中的相關法律條文，以及完善集體土地征收補償安置法律制度。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住建部負責牽頭落實的各有1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負責“關于加強土地制度理論和政策研究”，住建部負責“加快制定出臺《村鎮規劃條例》”。瞭望智庫獲悉，21項具體的改革任務還同時指明了具體的協同部門。包括林業局、財政部、銀監會、工商總局、國家發改委、稅務總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民政部、國研室、參事室、社科院等。

瞭望智庫認為，部委分工的明確，實際上可以理解為農地改革的配套改革、綜合改革方案。按照中央一系列部署要求，各牽頭部門要就被下發的改革任務盡快理清工作思路，抓緊落實，盡快拿出改革方案。展開先行試點，以問題為導向，以探索出可復制、能推廣、利修法的經驗。

第五篇：XX年農地改革試點總結

XX年農地改革試點總結

從XX年1月1日起我國將完善中央單位政府采購預算管理，完善中央高校、科研院所科研儀器設備采購管理。以下是小編整理的XX年農地改革試點總結，歡迎翻閱哦!XX年農地改革試點總結

針對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等廣受關注的農村“三塊地”改革，國家部署了33個地區進行試點。企業也存在擔憂，例如拍得集體建設用地后能不能和國有建設用地一樣抵押融資等。

隨著12月臨近，一年一度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即將召開。按照慣例，會議將部署下一年的農業農村工作，并將審議新的中央一號文件。針對明年農業領域的工作重點，多位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分析稱，多項涉及農村土地改革的試點將進入總結階段，好的試點經驗將升華為政策或法律，也有些改革措施要進行微調。

多位專家表示，作為“十三五”的開局之年，政府連續出臺了《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XX2020年)》、《糧食行業“十三五”發展規劃綱要》、《全國農村經濟發展“十三五”規劃》等多個農業領域中長期重磅規劃文件。從這些文件來看，供給側改革將作為主線貫穿未來五年農業發展。明年中央一號文件在這方面的部署勢必會更具體。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表示，和往年不同，明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雖然可能也會有一些新的提法或改革動作，但不會是方向性的調整。近年來，我國針對農村的產權制度、土地制度、價格形成機制等開展了多項改革試點，很多試點已經到了要總結經驗的階段，所以明年農村工作的重點應該是如何把這些經驗升華為政策或法律，在繼續執行和完善已有政策措施的同時，也要對一些政策進行適度微調。

中國人民大學反貧困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貴告訴記者，明年土地制度改革仍將是“三農”領域的一個重點。今年決定推進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等“三權”分置預計會出臺更為詳細的措施。

除此之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還有幾項重要工作將在XX年底告一段落。按照中央此前規劃的時間表，到XX年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試點工作，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工作，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等“三塊地”改革試點工作都將完成。屆時，對實踐證明可行的改革措施，全國人大將修改完善有關法律;而對實踐證明不宜調整的，則將恢復施行過去的有關法律規定。

目前，農村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整省試點已經達到22個。這是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一項基礎工作，只有通過確權頒證，才能確定土地對應的權屬關系，展開其他各項改革工作。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此前介紹，這次開展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可以分為“解決問題、賦予權能、信息平臺共享”等三大主要任務。一是要“摸清家底”，要把承包經營權所涉及的億承包農戶擁有土地的數量、位置、面積搞清楚;二是要明確相關的權能，尤其是承包經營權的權能需要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中予以認定、完善和確認;三是要通過確權工作建立一個信息平臺。下一步流轉和相關的產權市場建設等工作，可以在降低成本的情況下共享相關信息，這本身也是確權登記頒證的一項工作。

而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等“兩權”試點方面，目前全國已經有近300個縣級行政區開展了相關試點，其中，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232個縣級行政區，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59個縣級行政區，有13個地區重疊，兩項試點共計278個縣級行政區，大約占全國縣域行政區域的%。

多位專家和基層人士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有很多農業產業化的龍頭企業抵押物不足，農地承包經營權抵押可以作為有效的融資補充。但抵押擔保機制體系不健全、土地確權沒有覆蓋、評估機制不完善、抵押物處置難等問題，是目前各地普遍面臨的情況，也需要在未來的試點中予以解決。

針對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等廣受關注的農村“三塊地”改革，國家部署了33個地區進行試點。專家表示，“三塊地”的試點改革是封閉運行的，目前的步伐可能相對偏慢。以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試點為例，在試點地區，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不再經過征地程序，而能以集體土地的名義上市交易。基層表示，改革給農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獲得感”，但在土地出讓收入應當如何分配、集體土地能否和國有土地一樣抵押融資等問題上還存在疑惑。另外，企業也存在擔憂，例如拍得集體建設用地后能不能和國有建設用地一樣抵押融資等。

XX年農地改革試點總結

4月14-15日，國土資源部征地制度改革座談會在浙江杭州召開，會上提出要總結征地制度改革實踐經驗，扎實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促進形成可復制、能推廣、利修法的改革成果。

國土資源部黨組成員、副部長王世元表示，要按照中央部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要求，繼續將改革試點各項工作做好做實。一要進一步總結完善改革試點成果，并限期提交有質量的總結報告。通過認真總結，提煉以往改革探索的主要經驗、難點及共性問題;圍繞制度性設計，做好11個城市征地制度改革的階段性總結，實現各項改革良性互動;以問題為導向，總結提煉改革共性問題、創新性制度成果和有關政策建議。二要充分發揮好試點的示范引領作用，繼續做好征地制度改革等相關試點工作，提供更多的實踐經驗。

華泰證券認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承包法》的規定，農地經營權可以進行轉包、出租等，但進行抵押貸款則需要進行法律的突破，當前大多采取政府成立物權公司、再進行擔保貸款的模式。

按照XX年開始安徽、吉林等地試點，在個別市縣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是總量較小，主要原因在于沒有相對活躍的交易市場，使得銀行風險評估存在較大難題，一旦發生壞賬，抵押物處置將十分困難。

華泰證券建議，大力推廣經營權抵押，直接讓經營權和銀行對接，能夠讓土地流轉更加活躍，可以不通過政府的平臺去融資，自行發展農地集約經營，一方面可以提高收益的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加快土地流轉、盤活存量。

另外，由于農民住房屬于宅基地，本質上屬于集體建設用地，所以不能夠進行自由流通，要將其財產權抵押也就意味著進行的是信用貸款，這在土地確權并建立相應的流通市場之前，對銀行的風險較大，特別是在抵押金額較高的情況下。

而在農民加杠桿時代：財產權抵押和經營權抵押的前提條件是確權，這構成了土地改革的基本前提，同時，在此基礎上展開土地金融改革，將對未來的土地市場帶來極大影響，為集體土地的入市打下基礎，一方面，集體土地入市可以降低地價，另一方面，農民對城鎮住房購買力加強。

廣發證券認為，隨著農地產權確認的推進，收益權屬關系日漸明晰，農地交易市場逐漸形成，資源類公司通過土地流轉方式拓寬土地經營范圍有望提速。

XX年農地改革試點總結

XX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地33個縣級試點區域關于農村土地改革的實施方案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工作領導小組批復，農村土地改革試點工作正式進入全面啟動階段。改革方案包括推進征地制度、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提高被征地農民補償標準、宅基地制度的有償退出機制等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近日，各有關部門密集調研土改試點地區。

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率民進中央調研組，到北京大興區調研土地制度改革工作推進情況。北京大興區是國家確定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試點區域。

5月17日至18日，國研中心副主任張軍擴率調研組來到湖南省瀏陽市，實地走訪了北盛鎮亞洲湖村、北盛鎮眾益農機合作社、市農商銀行、大瑤鎮南山村等地，調研的主題是瀏陽市農村改革整體推進的情況。據媒體報道，宅基地制度改革可能是張軍擴此行的重點。以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為代表的“三塊地”改革，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三大內涵，其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相對更為復雜。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將在XX年結束，之后可能會根據試點結果出臺改革的細則方案。

5月16日，國家發改委召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角下的城鄉要素高效配置交流”座談會，全國11個典型地區和單位介紹了推進城鄉要素均衡配置方面的改革內容和成效，其中絕大部分都與農村土地的確權、轉讓等改革相關。專家認為，新時期的農村土地改革措施將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以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是促進供給側改革第一位的要素，是幫助中國經濟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對策。

上周，經濟之聲派出多路記者跟隨國家發改委前往重慶、貴州、云南等地調研土地改革試點情況。

重慶“地票”制度

走進重慶涪陵區珍溪鎮洪湖村，眼前一排排青瓦白墻的中式樓房前綠樹成蔭，籃球場、健身器材一應俱全。村支書郭中禮說，入住的66戶村民原來散居各處，把閑置的宅基地、荒地復墾以后，通過地票交易獲利近560萬元，大伙集資建起了這個新村。

52歲的村民鄒友誼復墾以前以種植為生，如今搬進110多平方米新房，承包魚塘養了豬，年收入近10萬。

鄒友誼：“原來房子是我兩口子用石子砌的，多年了已成了危房，不能住了。黨和政府確實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好處，新農村建設，復墾確實給我們帶來了新面貌”。

地票制度是重慶市在農地改革探索實踐中的一項創新。所謂“地票”是將農村用地指標轉移到城鄉規劃建設區域使用的交易憑證。農村宅基地、鄉鎮企業用地、農村公共設施等閑置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復墾并經過國土部門驗收，產生建設用地指標。通過交易，獲得地票者可在重慶市域范圍內，申請將符合城鄉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的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

從XX年底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拍賣出第一張地票，到今年《重慶市地票管理辦法》正式實施，7年多實踐探索，重慶市逐步完善復墾、交易、使用、價款分配、法律責任等環節設計，地票制度體系初步形成。

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執行總裁童代志表示，統籌城鄉發展，重點是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主要在財產性收入的差距。中央提出讓守護土地的農民得到實惠，提高農民經營與財產性收入是改革的關鍵。

交易所副總裁王曉芹說，在城鄉二元土地管理制度下，實行地票制度是通過市場的手段，釋放農村土地升值的潛力，打破城鄉土地市場壁壘，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

王曉芹：“截止今年5月上旬，累計交易地票萬畝，交易額億元。守住了耕地保護紅線，地票為退出農村建設用地提供了有效路徑。城市剛性的建設用地增長，農村建設用地隨著人口轉移而逐步減少，耕地逐步增加，用地回歸到世界城鎮化普遍規律上來。”

受益于地票制度的不光是村民。珍溪鎮黨委書記秦學介紹：按制度規定，復墾宅基地，地票純收益85%歸農戶，15%歸集體。原來集體經濟薄弱、基本靠上級撥款的洪湖村，復墾后村集體獲得400萬元收入，全村新增耕地面積101畝，年可增加農業收入近50萬元。

秦學：“我們鎮集體收入有4000萬，實實在在給大家辦點事，修便民道，挖堰渠。農民很希望復墾，這是真正的富民好政策。”

貴州“同地同權”

一進入湄潭縣紅坪村，記者就看到道路兩側鱗次櫛比的標準廠房，機器轟鳴聲不斷響起。這是村里的工業園區，以前曾經發愁招商引資難，如今已經吸引了28家企業入駐。

因何會發生這樣的變化?湄潭縣試驗區副主任張雷告訴記者，正是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實現了這些農村土地和國有土地“同地同權”，通過向市場“招拍掛”，讓企業獲得較長期的土地使用權。

張雷：“經營性建設土地入市創新的地方是實現了同權、同價、同等入市。最重要的是同等入市的問題，就是允許農村的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像國有土地一樣，可以公開地“招拍掛”，打破了競拍人的限制。這和我們以前的農村建設用地的流轉半徑是不同的，以前只能在本村的集體成員內部流轉，這就局限了它的價格和使用。”

在張雷看來，入市一方面破解了企業的用地瓶頸;另一方面通過盤活農村閑置資產，增加了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以紅坪村為例，村支書張權友算了一筆賬：在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沒有入市前，一畝地的收益只有五六百元;允許入市后，村集體把這類土地拍賣所得收益入股園區企業，一畝地每年收益能比原來增長5倍。

張權友：“現在群眾的效益肯定一天比一天好。通過這種模式，村民拿到這個錢后，就把錢投給企業，通過村委會協商后，和企業方達成協議，然后年終測算紅利，一畝地每年能分到3000元。”

另外，根據當地規定，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收益除了在集體內部成員之間分配、使用，集體經濟組織還要提留不少于40%的凈收益。相比入市試點前，這部分增量壯大了集體經濟規模，并促進了當地的新型城鎮化建設。

截至去年底，國家發改委在開展兩批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的過程中，先后將33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全部納入綜合試點范疇，其中就包含了貴州湄潭縣。在半年左右的實踐中，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與新型城鎮化建設之間的關系開始顯現，比如湄潭金花村“七彩部落”通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資源變資本、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發展旅游業，把原來的貧困村打造成了美麗鄉村。湄潭縣縣長李勰表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為這類“就地城鎮化”提供了重要支撐。

李勰：“原來把土地全都征收為國有的話，村集體是基本沒有收入的。現在通過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農村土地流轉等改革，集體組織的收益也開辟了新的渠道，這樣就可以把錢用于村集體轄區的公益基礎設施建設，為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提供了補充。比如說興隆鎮紅坪村這個地方，就用這個收益修建了農貿市場、農產品檢測中心等公益設施。”

云南化山地之困為山地之惠

早上八點半，彌勒市彌陽鎮，小拇指大的燈盞花還沾著露珠在地里搖曳，陣陣藥香在車間里彌散，章保村村民肖錦望了望坡下5000多畝的種植基地，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肖錦：“當時招聘，公司以附近為優先原則。從去年1月份吧，我就進了這個公司，主要負責鍋爐這一塊的工作。像我們公司除了鍋爐房，還有車間的操作工、撿草工，還有種植的，大概有五六百人吧。我的工資到手的每月有三千一二，在原來的廠里每月兩千塊錢不到，還有五險一金，工資在當地算比較高的，相當滿意嘛!”

肖錦的滿意歸根結底在云南彌勒燈盞花公司的效益。從開工到投產，短短兩年多時間，公司的一期項目就建成了繼云南白藥之后的第二大天然藥物提取廠。生產總監李秀春向記者透露，項目能夠在國內爭得先機，首先占了“天時”。

李秀春：“XX年10月份開始立項，到XX年5月份時間就取得了GAP生產許可證，15個月的時間就建完了。就是因為有低丘緩坡這個政策，有這個‘綠色通道’，我們在審批過程中就得到了很大的實惠，如果正常的土地手續要辦兩到三年。”

從原料間、提取室、濃縮車間到廢液處理，整個廠區順著坡地而建。李秀春指著山坡說起了“地利”，這時又算了一筆細賬。

李秀春：“低丘緩坡與耕地的差價一畝算下來將近萬左右，就我們整個的300多畝的面積算下來，就為我們公司節約資金5000多萬。因為我們生產工藝，在一般正常的平地上要做落差的建設，而利用低丘緩坡又為我們節約了XX多萬。因為我們去年的產值達到了億，現在算下來，加上時間、資金這一個塊兒為我們節約了將近3個億左右。”

十一點，在距離彌勒市30公里的瀘西高原足球訓練基地，XX年全國青少年男子足球的一場比賽正在此激烈進行。武漢卓爾球隊的李祖勛對這樣藍天白云的高原綠茵場十分鐘情。

記者：“覺得比賽的環境和設置怎么樣?”

李：“設施很好，環境也很好!”

原來是荒山，現在是國內小有名氣的足球訓練基地。這個項目只是瀘西縣低丘緩坡綜合開發規劃的一角。縣國土資源局局長李瑞云說，山多地少曾讓縣城發展“騰不開”。XX年起，通過試點，全縣向荒山荒坡要了70多公頃土地，那里也成了城鎮擴容和功能轉移的重要區域。

李瑞云：“我們這兒本來就是山地城市，耕地用于我們的城鎮建設是非常有限的。交通肯定是擁堵的，在學生放學的時候，基本上是車跟車，一公里左右要花半小時左右。現在山坡上在建的是我們八中、九中的遷建項目，那個封頂的是我們的保障房和民政的老年公寓項目，建好的是我們森林公安的業務用房，那邊還有我們的公租房。我們把把教育、行政、房地產開發、工業、旅游，逐步轉移到山上。”

在位于縣城北部的一處山丘之上，曾經雜草叢生、石漠化嚴重的荒地搖身變成高品質的生態宜居小區。縣住建局局長盧涌瀅認為，憑借政策扶持、配套支持、價格優勢和良好生態，這類商品房具有很強市場競爭力。

盧涌瀅：“當時的地價就是四十到五十萬一畝，跟城區的地價相比每畝低了幾十萬。這樣節約成本、降低房產整體價格的作用就很好。而且整個環境做起來也非常漂亮，已經形成了一道風景啊。現在基本已經賣完了。”

通過合理、科學和持續的規劃發展，低丘緩坡綜合開發將讓紅河州由山之困轉為山之惠。

紅河州副州長鞠云昆：“紅河州可以利用的低丘緩坡地有43萬公頃，林地32萬公頃。這部分可用地面積雖然只占山區、半山區面積的%，但是卻給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提供廣闊的用地，可以保障經濟社會發展和緩解城鄉建設用地的矛盾。從試點的情況來看，效果比較好，我們懇請把低丘緩坡綜合開發試點的時間放長一點，形成好的規模化效益。下一步，我們將把道路、土地平整做好，做好招商引資，吸引更多的民間成本到紅河。”

縱觀這些典型的土改試驗地區，不難發現，集中體現出三大特點：其一，在不改變我國基本的土地所有制關系的情況下，讓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體作用得以放大。其二，注重因地制宜，突出特色，進行差別化改革探索。其三，注重體制機制創新，堅持問題導向，不拘一格，大膽探索。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我國當下的重大現實問題，實現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可以極大地釋放改革紅利，支撐中國經濟未來幾十年持續穩定增長。但由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涉及面廣，影響深遠，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還未能全面展開，因此試點地區的改革實踐將為全面改革的實現帶來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