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市城區行政區劃問題的調查

市城區行政區劃問題的調查根據組織上的要求，我集中時間，到城市口幾個工作部門和市城區一些地方，做了一段調查，市城區行政區劃問題的調查。我感到，隨著城市持續擴容提質，規模越來越大，內涵越來越豐富，城市工作也顯得越來越復雜，各方面所反映的問題日漸增多。我們的城市工作應當擺脫小農經濟的慣性影響，超越細枝末節的醫頭醫腳，對一些事關大的格局和長遠發展的問題，做一些宏觀和理性的思考與把握。此次調查所涉及的諸多問題中，市城區行政區劃的矛盾較為突出和帶有根本性，研究解決起來也最不容易。調整市城區行政區劃的三個方案方案一　縮小鼎城區轄區，新轄區以武陵鎮為中心，連帶斗姆湖、石門橋及周邊幾個鄉鎮；鼎城區原轄大部分鄉鎮分別劃歸周邊區縣，灌溪、白鶴山等江北周邊鄉鎮劃歸武陵區。此方案調整主旨是將武陵鎮轉變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市轄城區，而不再是一個實為“農業大縣”的城關鎮，以實現一江兩岸，同一體制、同等待遇和同步發展。調整難點是，鼎城區改變區縣隸屬關系的鄉鎮中，干部群眾心理調試的不確定性與實際融合問題。方案的優越性在于，涉及調整的區鄉（鎮）機構變動很小，相當部分鄉鎮歸并鄰縣，也暗合將來“擴縣縮省”的取向。方案二　第一方案基本不變，在其基礎上增設德山區。德山區以德山開發區為中心，轄德山、石門橋、康家吉等，形成一市三區的格局。此方案的優勢是，一市三區的行政區劃與《城市總體規劃》的一城三區發展規劃及一城三片的城市自然組團形態高度吻合，是最有利于三地相對獨立、競相發展的，也是最符合城市長遠區劃走向的，是一步到位的方案。其缺陷是新增一個建制縣級機構，報批工作浩繁。方案三　以沅江為界，武陵、鼎城二區劃江而治。德山劃歸鼎城區，鼎城區江南部分亦剝離部分鄉鎮，歸并到鄰近縣，江北部分歸并到武陵區及鄰近縣（市）。此方案優點是，鼎城區在城區的轄地擴大，實力增強，減少了鄉村拖累，有利于形成南北兩岸比翼齊飛的發展勢頭。新的矛盾主要是德山開發區降級管轄不利，同時影響了**難得的一城三片組團發展格局。以上三套方案，共通之處是把武陵鎮及其周邊地域變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市城區，不同之處在于德山的抉擇：一是維持現狀，二是獨立成區，三是充實江南城區實力。綜合來看，德山獨立成區的第二方案最為理想，以武陵鎮為鼎城區主要區域的第一方案最為便捷，以德山充實江南城區實力的第三方案影響最為復雜。如果決心實施調整，我傾向于保證第一方案，力爭第二方案。調整市城區行政區劃的緣由緣由之一　江南城區日見邊緣化，與“一江兩岸，共同繁榮”漸行漸遠。早在2001年底，市委、市政府就作出了“江南江北，共同繁榮”的重大決策，后又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在城市創建的壓力下，我們甚至跳出行政管理體制和財政體制的約束，給江南城區實施了特殊的管理和一定的投入。但時至目前，“共同繁榮”仍然只是一種美好的想法。“12.21”火災后我輾轉橋南，更加重了這種印象。江南無論道路、綠化、排水、市政等基礎建設和城市形象、城市管理等各個方面相差甚遠，鼎城區有同志講大致相差一到兩個五年計劃。江南城區的邊緣化趨勢也在繼續。鼎城區有關負責同志初步框算，江南城區在江北城區購房的約有5000戶，全區七成左右的科局鄉鎮干部已在江北購房。武陵鎮約有三四成的餐宿接待和娛樂休閑活動被吸附到了江北。調查中大都認為：城區行政區劃的不盡科學與相應的財政體制，是江南江北發展難以均衡的制度性障礙。作為城市一個區的鼎城區實質上仍是一個農業大縣，而一個財政捉襟見肘的農業大縣的城關鎮，又怎么可能與年城建資金數以億計的江北城區齊頭并進哩！有同志講，可越過行政層級管轄，市里直接投資建設武陵鎮。實踐證明其決策壓力和行政關系的協調成本、資金使用的管理成本都不小。可謂“口將言而囁嚅，足將行而趔趄”。緣由之二　武陵、鼎城、德山、柳葉湖四區之間的掣肘日漸劇烈，反映了界限設置的變動需求和空間緩沖的客觀要求。此次調查中，各區之間由于區劃限制而產生矛盾且難以協調的反映甚為集中。比如柳葉湖的保護和發展，如果不把鼎城區的花山、占天湖和白鶴山等區域納入，其生態空間則會大打折扣。柳葉湖的一位負責人對這些地方時或出現的挖山建房現象，更是抱憾遙望，心痛不已。德山開發區的負責人談到德山的管理，反映了與武陵區街居機構的協調成本，同時，對開發區的發展也提出了朝鼎城區石門橋擴大地域的要求。江北城區的垃圾處理場、公墓區及火葬場和江北城區防洪圈的完善等許多工程項目都要在鼎城區白鶴山鄉境內建設。市建設部門反映，他們在道路建設、管網配置、供水供氣等方面常常受制于各自區劃的束縛，總是放不開手腳，沖不出“圍城”。緣由之三　鼎城區名不副實，城郊比例失調。鼎城區作為市轄區，實際上仍是一個農業大縣。從城市布局角度看，也可視為城市郊區。但這個郊區顯然太大了。目前，市城區人口60萬，鼎城區人口剔除武陵鎮還有約80萬；市城區建成區面積50平方公里，鼎城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市中心城區處于一個諾大郊區的包圍之中，比例懸殊過大，在全國來看也不多見。城區，無論是現在，抑或《城市總體規劃》中近百萬人、用地八九十平方公里的將來，還是未來人口超百萬的更遠規劃，都消受不了兩千平方公里的郊區，調查報告《市城區行政區劃問題的調查》。這樣的郊區，實際上就只能是長期遙望城市，而與城市無緣的純粹農業區域。它既遏制了武陵區乃至市中心城區對外的輻射功能，亦減弱了其吸納功能。緣由之四　鼎城區區域經濟未能充分享受城區經濟的賜予，又失去了農業經濟的轉移實惠，行政運行比較艱難。鼎城區的同志介紹，鼎城區縣改區后，并未享受到與武陵區一樣的事權、財權劃分的好處。以城建投資體制為例，鼎城區就沒有納入市城區統籌。這些年來，鼎城區通過非體制渠道做工作，共爭取城建投入8000萬元，修一條路也不夠。本有市城區之地利的江南城區，非但不能借勢發展，反而與一般縣的城關鎮也相形見絀——除了橋頭一圈人頭攢動的市場外。大量由城區管理要求和利益趨使的行政行為，又使鼎城區業已存在的經濟要素、城市資源和近郊經濟增長點，向江北城區轉移、集中和劃歸。如居民消費轉移，公交線路經營權、出租車經營權等城市資產的集中，再有柳葉湖、南坪崗、河伏等新興城區的接連失去，建于南坪崗的火車站市場群，對橋南形成了市場分割甚至惡性競爭。此外，據鼎城區政府一位負責人比照鄰近農業大縣框算，這些年，因縣改區而損失的上級對農業水利等農業生產和農村公用事業的項目投資，每年以千萬計。設置在鼎城境內的五六座過橋過路收費站，也增加了全區行政成本和社會經濟成本。緣由之五　調整城區現行行政區劃是市委市政府曾多年努力未果的歷史任務。勾勒**撤地建市以來的軌跡，即可明了這段歷史。——1987年10月，原**地委行署擬定撤地建市初始方案：設鼎城區（包括現在的武陵區和武陵鎮及周邊鄉鎮）、德山區和津市區。此方案因牽涉增設德山一個縣級區劃，民政部告之尚需請示國務院領導，等待批復。——1988年1月，國務院批準現行方案。當時，由于原地市之間競爭活動加劇，地委行署指示，滿足條件，“抓緊時間，改了再說”。于是，后來擬定的現行方案得到國務院批復。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國務院批復的武陵區范圍就包括了武陵鎮及其石門橋、斗姆湖、康家吉等四鎮五鄉；鼎城區轄其余36個鄉鎮，區政府駐地不變。后來，由省地協調，但未全部實施。——1988年3月-1991年12月，市政府要求重新調整區劃未果。在這不到三年的時間里，市政府先后七次向省政府、民政廳和國家民政部行文請示或專門匯報，要求調整現行城區區劃。其方案是：恢復**縣，武陵區、鼎城區以沅水為界劃分行政區域。其方案要點是恢復**縣，特別是德山劃歸鼎城區，江北鄉鎮劃歸武陵區。1989年3月21日，民政部批復稱：經國務院同意，鑒于**市的行政區劃變更時間不長，近期內不宜再作新的變動。重新調整區劃的努力至此告一段落。當時，撤地建市剛剛完成，就要求重新調整區劃的背景原因是：由于撤地建市過程中的急于求成，“致使在城市設區與**縣建制這一關鍵環節上出現了失誤”（引自《常政報〈1993〉25號》文），一市兩區實際上還是過去的一小市及一大縣，體制和發展中的矛盾出現。一方面，市城區一區獨大，市區合一，職能重合，市區間的矛盾讓市委、市政府頭痛。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原**縣干部群眾，對始建于漢高祖5年、承載2100年多年歷史的**縣一朝消失，一片嘩然，抱憾不已，也對在全國頗負盛名的農產品基地縣的形象和地位感到憂慮。于是，紛紛上書，反響強烈。——1993年6月，市政府行文省政府，再次提出調整區劃，仍然未果。此次方案為：增設德山區，轄武陵鎮、德山、石門橋、斗姆湖、康家吉；恢復**縣，政府駐地不變；擴大武陵區。此次動議之后，市城區行政區劃的大局調整問題，終因屢屢受挫，而無人再提。光陰荏苒，這一擱置就是12年，從撤地建市起算，已長達17年。**再次調整行政區劃的時空環境，又要重新認知與把握了：古老的**縣終于無情地淡出了人們的記憶——歷史的纏綿情感在現實的政治力量面前終歸是柔弱無力的——鼎城區的概念卻已漸入人心。由此，恢復**縣的情結，在調整區劃中已不足慮了。隨著城市規模的日益擴張和城市質量的迅速提升，如何按城市發展總體規劃界定區劃，如何實現共同繁榮、統籌發展，諸如此類的現實問題卻大大凸現出來了。再按照行政區劃管理層的經驗說法，一項新的行政區劃的調整運行10年以上，其利弊得失通常就看得比較清楚了，這也就有了再次調整的可能性。于是，這項歷史任務也就擺到了我們面前。結束的話行政區劃，國之大政。行政區劃是國家結構的一種基本組織形式，是中央政府行使全國行政管理的基本路徑。調整行政區域，為行政大計，牽一發而動全身。由此，歷代為政者力求穩定，但現實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及其交通、通訊等技術的變遷與發展，又不斷地對行政區劃提出變動的要求。行政區劃的歷史也就成為了一部相對穩定和絕對變動相統一的辯證前行歷史。勿庸諱言，調整行政區劃，工作量浩繁，決策要求高。有人形容為“捅馬蜂窩”，也有人說是自找麻煩，還有人講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一次調整，幾年才能步入常態。這些說法，從一定意義上講，都是入木三分，有見地的。但是，我們還可以從更高一點的層面和境界來看，**市調整城區行政區劃，是為了實現城市各板塊均衡和協調發展，是為了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科學發展。先進的制度容納和孕育先進的生產力，制度創新具有宏觀性和根本性，它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要遠高于各種微觀的創新。記不清是哪一位北京的理論工作者說過：古今中外歷史表明，哪塊地方、哪個民族能否發展，一是看水，二是看制度。此話確有讓人思考之處。因此，制度建設也是政績，雖然一時不那么搶眼，甚至還有些礙眼。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當舊的制度設計明顯障礙社會運行時，制度創新的政績價值也會更加重大和長遠。我認為調整**市城區行政區劃，就是這樣的制度創新。

第二篇：市城區行政區劃問題的調查

市城區行政區劃問題的調查根據組織上的要求，我集中時間，到城市口幾個工作部門和市城區一些地方，做了一段調查。我感到，隨著城市持續擴容提質，規模越來越大，內涵越來越豐富，城市工作也顯得越來越復雜，各方面所反映的問題日漸增多。我們的城市工作應當擺脫小農經濟的慣性影響，超越細枝末節的醫頭醫腳，對一些事關大的格局和長遠發展的問題，做一些宏觀和理性的思考與把握。此次調查所涉及的諸多問題中，市城區行政區劃的矛盾較為突出和帶有根本性，研究解決起來也最不容易。調整市城區行政區劃的三個方案方案一　縮小鼎城區轄區，新轄區以武陵鎮為中心，連帶斗姆湖、石門橋及周邊幾個鄉鎮；鼎城區原轄大部分鄉鎮分別劃歸周邊區縣，灌溪、白鶴山等江北周邊鄉鎮劃歸武陵區。此方案調整主旨是將武陵鎮轉變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市轄城區，而不再是一個實為“農業大縣”的城關鎮，以實現一江兩岸，同一體制、同等待遇和同步發展。調整難點是，鼎城區改變區縣隸屬關系的鄉鎮中，干部群眾心理調試的不確定性與實際融合問題。方案的優越性在于，涉及調整的區鄉（鎮）機構變動很小，相當部分鄉鎮歸并鄰縣，也暗合將來“擴縣縮省”的取向。方案二　第一方案基本不變，在其基礎上增設德山區。德山區以德山開發區為中心，轄德山、石門橋、康家吉等，形成一市三區的格局。此方案的優勢是，一市三區的行政區劃與《城市總體規劃》的一城三區發展規劃及一城三片的城市自然組團形態高度吻合，是最有利于三地相對獨立、競相發展的，也是最符合城市長遠區劃走向的，是一步到位的方案。其缺陷是新增一個建制縣級機構，報批工作浩繁。方案三　以沅江為界，武陵、鼎城二區劃江而治。德山劃歸鼎城區，鼎城區江南部分亦剝離部分鄉鎮，歸并到鄰近縣，江北部分歸并到武陵區及鄰近縣（市）。此方案優點是，鼎城區在城區的轄地擴大，實力增強，減少了鄉村拖累，有利于形成南北兩岸比翼齊飛的發展勢頭。新的矛盾主要是德山開發區降級管轄不利，同時影響了**難得的一城三片組團發展格局。以上三套方案，共通之處是把武陵鎮及其周邊地域變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市城區，不同之處在于德山的抉擇：一是維持現狀，二是獨立成區，三是充實江南城區實力。綜合來看，德山獨立成區的第二方案最為理想，以武陵鎮為鼎城區主要區域的第一方案最為便捷，以德山充實江南城區實力的第三方案影響最為復雜。如果決心實施調整，我傾向于保證第一方案，力爭第二方案。調整市城區行政區劃的緣由緣由之一　江南城區日見邊緣化，與“一江兩岸，共同繁榮”漸行漸遠。早在2001年底，市委、市政府就作出了“江南江北，共同繁榮”的重大決策，后又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在城市創建的壓力下，我們甚至跳出行政管理體制和財政體制的約束，給江南城區實施了特殊的管理和一定的投入。但時至目前，“共同繁榮”仍然只是一種美好的想法。“12.21”火災后我輾轉橋南，更加重了這種印象。江南無論道路、綠化、排水、市政等基礎建設和城市形象、城市管理等各個方面相差甚遠，鼎城區有同志講大致相差一到兩個五年計劃。江南城區的邊緣化趨勢也在繼續。鼎城區有關負責同志初步框算，江南城區在江北城區購房的約有5000戶，全區七成左右的科局鄉鎮干部已在江北購房。武陵鎮約有三四成的餐宿接待和娛樂休閑活動被吸附到了江北。調查中大都認為：城區行政區劃的不盡科學與相應的財政體制，是江南江北發展難以均衡的制度性障礙。作為城市一個區的鼎城區實質上仍是一個農業大縣，而一個財政捉襟見肘的農業大縣的城關鎮，又怎么可能與年城建資金數以億計的江北城區齊頭并進哩！有同志講，可越過行政層級管轄，市里直接投資建設武陵鎮。實踐證明其決策壓力和行政關系的協調成本、資金使用的管理成本都不小。可謂“口將言而囁嚅，足將行而趔趄”。緣由之二　武陵、鼎城、德山、柳葉湖四區之間的掣肘日漸劇烈，反映了界限設置的變動需求和空間緩沖的客觀要求。此次調查中，各區之間由于區劃限制而產生矛盾且難以協調的反映甚為集中。比如柳葉湖的保護和發展，如果不把鼎城區的花山、占天湖和白鶴山等區域納入，其生態空間則會大打折扣。柳葉湖的一位負責人對這些地方時或出現的挖山建房現象，更是抱憾遙望，心痛不已。德山開發區的負責人談到德山的管理，反映了與武陵區街居機構的協調成本，同時，對開發區的發展也提出了朝鼎城區石門橋擴大地域的要求。江北城區的垃圾處理場、公墓區及火葬場和江北城區防洪圈的完善等許多工程項目都要在鼎城區白鶴山鄉境內建設。市建設部門反映，他們在道路建設、管網配置、供水供氣等方面常常受制于各自區劃的束縛，總是放不開手腳，沖不出“圍城”。緣由之三　鼎城區名不副實，城郊比例失調。鼎城區作為市轄區，實際上仍是一個農業大縣。從城市布局角度看，也可視為城市郊區。但這個郊區顯然太大了。目前，市城區人口60萬，鼎城區人口剔除武陵鎮還有約80萬；市城區建成區面積50平方公里，鼎城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市中心城區處于一個諾大郊區的包圍之中，比例懸殊過大，在全國來看也不多見。城區，無論是現在，抑或《城市總體規劃》中近百萬人、用地八九十平方公里的將來，還是未來人口超百萬的更遠規劃，都消受不了兩千平方公里的郊區。這樣的郊區，實際上就只能是長期遙望城市，而與城市無緣的純粹農業區域。它既遏制了武陵區乃至市中心城區對外的輻射功能，亦減弱了其吸納功能。緣由之四　鼎城區區域經濟未能充分享受城區經濟的賜予，又失去了農業經濟的轉移實惠，行政運行比較艱難。鼎城區的同志介紹，鼎城區縣改區后，并未享受到與武陵區一樣的事權、財權劃分的好處。以城建投資體制為例，鼎城區就沒有納入市城區統籌。這些年來，鼎城區通過非體制渠道做工作，共爭取城建投入8000萬元，修一條路也不夠。本有市城區之地利的江南城區，非但

第三篇：XX市城區農民工犯罪問題調查（模版）

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的農民涌入城市打工謀生。他們為城市作出特殊貢獻的同時，由他們滋生出的犯罪問題也成為城市化進程中的伴生物，成為構建和諧社會不和諧的聲音，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為了發現農民工犯罪的現狀，對農民工犯罪問題作理性探究，近來我們筆者對在黔東南州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以下簡稱中心)接受法律援助的農民工犯罪案件

進行了調查。調查主要采取了隨中心指派律師參加庭審、翻閱案卷、查看統計報表等方法進行。

統計顯示農民工犯罪問題近幾年來呈現居高不下的局面：2000年至2005年，XX市城區被判決有罪案犯1189人，其中農民犯罪人數為606人，農民工犯罪人數為243人，農民工犯罪人數占農民犯罪人數的比率為40.1，各年所占比率分別為39.37、39.62、40.49、41.51。犯罪農民工中，外來人員犯罪為62人，占比25.51。研究農民工犯罪的特點、成因，并由此提出緩解高犯罪率的現狀顯得非常重要。

透過上述刑事審判案件的情況分析，農民工犯罪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是中青年犯罪者居多。從農村出來打工的農民超過95是中青年，留在家鄉種田的大多是老人、婦女，這一比率同樣也反映到農民工犯罪上。上述法院所判的243名農民工犯罪人員中，平均年齡為29歲，其中30歲以下的204人，占總人數的83.95。

二是文化水平普通偏低。農民工犯罪人員中，文盲、小學文化、初中文化的人員較多，其中絕大多數初中尚未畢業。上述243人中，文盲14人，小學文化75人，初中文化154人，有很多人沒有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就來到城市打工。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導致職業技能差，謀生能力弱，農民工大多集中在對職業技能沒什么特殊要求的服務業和建筑業兩大領域，犯罪頻發區也集中在這兩大領域。

三是法律意識普遍不強、法律素養普遍不高。犯罪的農民工大多數人的文化層次不高，接受法制宣傳教育的途徑又特別少，因而對法律知識知之甚少，甚至缺少必備的法律常識，往往實施了犯罪行為還不知道已構成犯罪。

四是就業情況不穩定的比例高。上述243人中，沒有工作的為189人，占77.78，而涉案人員中有失業經歷的也達八成之多。

五是有前科的占據一定比例。上述243人中，累犯44人，曾受過勞動教養的18人，還一部分人受過不同程度的治安處罰。這些人流動性強，再次犯罪率高，受過法律處罰不久又到別地重新犯罪，屢罰屢犯，有的甚至剛刑滿釋放就在服刑地重操舊業而犯罪。

六是犯罪類型以侵財性案件為主。上述243人中，犯盜竊罪的187人，犯搶劫罪的19人，犯搶奪罪的8人，犯詐騙罪的5人，占90.12.其它犯罪主要是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等。

七是犯罪具有群體性特征。很少有農民單獨出來打工的，聚在一起往往的都是同村、同鄉、同縣人，在一個工地上的民工一般都操著同種鄉音。在上述農民工犯罪案件中，被告人來自一個地區的占案件總數的74，他們或為鄰居，或為親戚，有的甚至是父子、兄弟。

農民工犯罪居高不下，正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不少人開始認真地思考引發這一問題的原因，觀點頗多，理由各異。通過調查發現，導致農民工高犯罪率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社會貧富差距拉大，造成社會地位的落差，使部分農民工產生失衡心理成為引發犯罪的基本原因。“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貓還晚，干得比驢還累，吃得比豬還差。”這是不少文章對中國農民工生活狀況的“經典”描寫。據有關統計，70以上的農民工月收入在600元以下，20左右月收入在600-800元之間，只有少數能拿到千元以上的工資。農民工衣著一般都極為簡樸甚至粗陋，他們大多擠住城鄉結合部的農居點或各種建筑廢料搭建的棚屋內，采光、通風條件較差，潮濕、蚊蠅滋生，往往成為城市中的衛生死角。農貿市場的低檔菜和街邊餐飲的主要顧客也以農民工居多。在沒有生活保障的情況下，不少農民工實質上淪為城市新的貧困和弱勢群體。與此相反的是，農民工出門打工前帶有很大的盲目性，抱著發財夢想的高期望值而來，但進入城市后卻面臨著生存境遇艱難、生活環境惡劣的殘酷現實，再加上近年來人與人之間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者對比之下不少農民工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失衡。一些農民工既羨慕他人出手闊綽的生活，又無法通過誠實勞動實現大富大貴，于是就將他們快速致富的夢想寄托在違法或犯罪手段上。

二是文化生活單調成為引發犯罪的重要原因。在城市生活的成本比較高，而農民工的收入普遍較低，加上其自己的文化素養缺失，造成農民工文化生活粗陋甚至空白。而隨著高校的連續擴招使大學畢業生就業壓力不斷增加，在農村形成了新的“讀書無用論”，使不少農民子弟未讀完初中，就走上了進城打工的道路。這部分人本身文化素質低，又未經受社會風浪，法制觀念淡薄，精神空虛，頭腦簡單，抵抗能力差。進入城里打工后，這

些人難以找到技術性工種，往往從事簡單體力勞動工作，勞動強度普遍較大，勞動時間較長，休閑時間很少，長年累月重復“干活-吃飯-睡覺”單調生活，基本上沒有什么業余文化生活，很少通過報紙或電視接受法制教育。即使有一點空閑，也通過打牌賭博、看黃色錄像或書刊等方式來打發時間。腐朽沒落的文化思想也乘虛而入，他們禁不住誘惑，學習影視劇中的搶劫、盜

竊、傷害等犯罪，闖入法律的禁區。

三是農民工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成為引發犯罪的直接原因。由于盲目流動，農民工就業形勢嚴峻，通常情況下勞動力市場資方或工頭占有優勢，處于“買方市場”狀態。資方或工頭往往利用有利地位無故拖欠、苛扣農民工工資，甚至根本不予兌現，再加上農民工合法權益保障機制和相應救濟手段很不完善，惡化了農民工的生存條件，在農民工基本生計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很容易誘發犯罪。

四是法律調控手段不力成為引發犯罪的關鍵原因。目前，應付社會犯罪的專門機構普遍力量不足，經費不充分，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計劃經濟解體后，原有的社會組織體系和職能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矛盾的調控更多地依靠司法部門，而現實中法律調控機構能力的不足自然為鋌而走險的農民工犯罪提供了冒險一試的環境。不少人指出，我們執法工作者在處理農民違法犯罪行為時的簡單做法和歧視態度，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農民工求助公共部門的欲望，增加了農民工對公共部門乃至社會的不信任感。社會大調解和“訴調對接”工作的宣傳力度和配套措施尚不完備，應有的作用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此外，我國尚未像法制發達國家那樣建立即時解決糾紛的小額訴訟制，對農民工維權帶來了一定障礙，導致一些人依賴于暴力手段解決諸如拖欠工資之類的民事糾紛，甚至引發犯罪。

解決和遏制農民工犯罪問題，從根本上而言，依賴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使農民工正常融入社會都市生活。此外，還要因勢利導，積極幫助廣大農民調整產業結構，發展農村經濟，積極教育、引導農民通過誠實勞動走向富裕。但就目前農民工的高發案率出發，應當積極調動全社會的力量采取一些對策，有效遏制農民工犯罪現象。

一是全面落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各項措施。社會大調解糾紛解決機制利用普遍存在的民調網絡，對及時、經濟、有效化解、處理大量的社會矛盾糾紛，特別是對基層民眾間糾紛的消解能起到司法救濟制度無法代替的功能與作用。大調解中心應設立農民工法律援助服務站，一方面為農民工提供法律咨詢，讓農民工了解法律、明白自己的權利所在，懂得實現權利的方式和程序；另一方面能及時掌握有關農民工矛盾的主要動向，妥善加以調解，努力將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同時，注意跟蹤農民工問題，深入調查，定期分析，形成專報，為政府各部門決策農民工問題提供依據。相關執法人員應當把執法的嚴肅性與藝術性結合起來，以靈活多樣的形式讓農民工感受到城市對其的接納、包容，自覺接受城市規制。教育部門要切實關心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實現同等教育。動員全社會的力量維護農村青少年的合法權益，最大限度地保證農民工青少年子女完成基本義務教育。

二是貫徹平等思想。城市管理以人為本是核心，對農民工應當更加注重貫徹平等思想。這些年，我國城市的繁榮離不開農民工付出的汗水，相對于普遍較低的生活待遇，他們大多數人甘于貧苦、勤勤懇懇、遵紀守法，是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力量。這是農民工相對于其他階層的價值所在。因此，城市管理者應當更新觀念，摒棄歧視、排斥心理，誠信對待農民工，努力消減農民工對城市的逆反心態。

三是完善農民工免費登記等有序常態化管理制度。建立外來人員用工登記制度，對其要定期進行相關法律知識培訓。用人單位要了解流動人口來源，掌握他們的基本信息。公安部門對流動人口的主要落腳點和活動場所經常進行治安檢查，在流動人口密集地區能設立專門的管理部門，有系統的戶籍、檔案、從業狀態等管理登記。

四是正確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等涉及農民工基本權益而易引起矛盾激化的問題。有信息反映，部分地區工會積極吸納農民工加入工會組織，使入城務工農民工與城市職工共同擁有了屬于自己的組織，有了能幫助其說話和解決其困難的“家人”。這是一種能很好地保障農民工權益的途徑嘗試，值得推廣。勞動保障部門應當建立欠薪預警預報制度、欠薪保障制度，加強對企業工資支付的監督檢查，設立農民工投訴信箱、投訴電話，暢通社會監督渠道。要建立小額訴訟制度，法院對農民工工資等小額訴訟糾紛要即時受案，及時審理，并可利用晚上、休息日開庭，努力用最快、最經濟的訴訟方式維護農民工的權益。建立專門的訴前保全或先予執行法律制度，保護農民工訴訟權益得以落實到位。建立農民工權益維護的司法援助體系，幫助農民工有能力通過司法途徑保護其自己的合法權益。

五是將農民工逐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現在不少地方，只要農民在城里有住房或在城里打工并簽訂合同的，就可繳納養老保險、醫療費保險等，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社會的進步。人對未來有希望，心才會安定下來，社會也才能安寧。因此，將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不僅可以為農民工解決工傷、疾病、養老等現實問題，而且讓他們真正認識到“自己就是城市一份子”，自覺以城里人標準要求自己，推動和諧社會的建立，遏制農民工犯罪勢頭。

六是司法部門對農民工犯罪要更多地貫徹教育挽救為主、懲處為輔的原則。鑒于農民工的社會弱勢地位，較低的法律文化素養，對他們的犯罪要仔細分析深層次的原因，本著挽救、教育的思想，幫助他們正確認識自己的犯罪行為，矯正他們愚昧落后狹隘的思想認識，共同幫助其克服因一時犯罪而產生的失落、悲觀、逆反的不良心態，積極接受改造，以早日重返社會。刑事審判要根據案犯的特殊情況，正確貫徹輕刑化司法原則，排除或減少農民工對因犯罪而落下的不良印記，減少其再犯罪率。

第四篇：文山市城區出租車問題

淺談文山市城區出租車交通安全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文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 羅錫勇 黃正達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的”早已不是有錢人的“專利”，乘坐出租車已成為大部分群眾特別是低收入群體接受的一種舒適、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隨著社會的需求不斷增大，促進了出租車行業的迅猛發展，為文山市的交通運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出租車在給廣大群眾提供便捷服務的同時，涉及出租車的各類交通違法行為和交通事故頻發，廣大群眾對此反映較為強烈，普遍要求職能部門加大管理力度，規范出租車的交通行為。因此，我們結合自己在日常工作中了解的一些情況，就當前文山市城區出租車交通管理工作存在的問題，談幾點粗淺的看法：

一、目前出租車交通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出租車在文山市城區交通違法車輛中是一個高發群體，出租車駕駛人違法停車、違法掉頭、疲勞駕駛、闖紅燈等交通違法行為占有很大的比例。人們在享受出租車帶來的快捷、方便舒適的同時，也不得不小心防范著它的危險，其潛在的道路交通隱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違法臨時停車現象嚴重。在一些流動人口多，人員密集的地方，人們乘坐出租車的需求也比較旺盛，如車站、醫院門前、十字路口、住宅區等出入口就成了出租車的停車場。因此大量出租車就聚集在這些地方，大多隨意停在道路上，占用路面，

（三）僥幸心理嚴重。出租車司機大多認為，乘客上、下車用不了多長時間，除非交通警察正好路過，否則一般不會被交警查獲，不會受到處罰。另外有些出租車司機從事此職業多年，天天在路上跑，同大多數執勤交警非常熟悉，認為交警礙于情面，不好意思對其進行處罰。

（四）交通法規意識淡薄。為了多賺錢，駕駛員開著出租車上路，就只注意馬路兩旁是否有人招手叫車，交通法規有時就放到一邊了。只要沒有警察的地方，怎么方便怎么開，不把交通標志標線放在眼里。有時被交警抓住罰了款，駕駛員不吸取教訓，不及時改正，而是自認倒霉。乘客在招手叫出租車時不遵守有關規定也是出租車交通違法多的一個因素，有些群眾對出租車交通違法行為很反感，但一旦自己乘出租車時，為了方便，隨意招手坐車的多的是，如果出租車不停，還認為是拒載，要投訴，殊不知，正是自己的行為加劇了出租車的交通違法行為。

（五）當前的法規不盡完善。目前的交通法規對出租車等同于普通車輛進行管理，而無專門法規對其進行嚴格管理。對于出租車交通違法行為，只能罰款扣分，司機并不害怕，因為廣大駕駛員抱著僥幸的心理，認為被查獲的機率很低，多數情況下，出租的交通違法行為不會受到相應的處理，偶爾被查獲一回，只是罰點款而已，基本上起不到什么教育作用。

三、解決的對策措施

（一）強化路面交通安全管理。交警部門主動聯合交通、城管、交通等部門加強對出租車管理，提高出租駕駛人員的交通安

總之，要做好當前文山市3個出租車公司共695輛出租車這龐大群體的交通安全管理，需要從交通安全宣傳教育、職業道德教育、安全生產管理機制以及多部門聯合管理與整治等方面著手，并落實到位方能達到一定的效果，才能進一步預防和減少出租車的交通違法行為和交通事故。

第五篇：中國行政區劃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國行政區劃存在的主要問題

（1）行政層級多而亂，且幅度偏小

行政區劃的管理層次是指縱向結構的等級層次，即縱向劃分為不同層次，從而構成國家行政管理的基本等級體系。管理層次的數目以及劃分的方法直接影響和決定著國家管理的有效性和有序性。行政區劃的管理幅度指一個行政區直接管轄的下一級行政區的數量，如中央政府直接管轄多少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省政府直接管轄多少個縣，市政府直接管轄多少個區等。管理層次和管理幅度存在著相互制約的關系：管理層次越多，管理幅度就越小；反之，管理層次越少，管理幅度就越大。行政區劃層級一多，極易造成行政機構臃腫，開支加大，各級政府間的信息傳輸和反饋環節增加，嚴重影響上級政府政策、決議、法令等的貫徹執行，大大降低了行政管理的工作效率，助長和加劇了“諸侯經濟”傾向，不利于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管理幅度偏小，客觀上造成各級地方政府的權力過分集中，人浮于事，職責不清，地方政府職能泛化，政企不分，該管的沒有管好，不該管的卻管起來，既束縛了企業的活力，也影響政府行使自身的職能，非常不利于我國當前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

（2）省級行政區數量偏少，且大小懸殊

中國國土面積 960 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與其它國家相比，我國省級建制數量較少，省區幅員過大。我國省級行政區只有 34 個，平均每個省級行政區28.2 萬平方公里，相當于歐洲的一個中等國家，如意大利 30.1 萬平方公里，南斯拉夫25.6 萬平方公里。由于省區幅員過大，省區內通常以地區、市管縣等形式進行分片管理，這就增加了行政管理層次，不利于加強省區對縣的領導，容易造成管理混亂，滋生腐敗現象，更不利于建立一個高效靈活的行政管理體系。省區面積過大，省對地方的管理力不從心，一些省的發展主要顧及省會城市、自治區首府及其周圍重要的交通地域，而邊遠地區的發展往往得不到重視，這也是“老少邊窮”地區長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3）行政區域邊界犬牙交錯，界限不清，破環了自然經濟區域的完整

歷史上指導行政區劃分界的基本原則有兩條：一是依山川形便，二是犬牙交錯，前者從經濟目的出發，后者則作為一種政治手段，以防止發生割據。元明兩代出于政治目的，主要采用犬牙交錯的原則，由于政區的繼承性特征，這就使一些不合理的邊界遺留到今天。例如，秦嶺——淮河一線是我國氣候的重要分界線，此線南北的人文、自然地理條件均有較大差異。由于蒙元軍隊是從北到南逐漸征服金和南宋的疆域，為達到軍事上從北方控制南方的目的，行省的劃分大都很不合理，其中陜西行省就包括秦嶺以南的漢中盆地，直到今天漢中地區不僅在自然條件方面與關中地區有較大的差異，在人文景觀和風俗習慣方面也與四川和湖北比較靠近。類似以上行政區域界線不合理的例子，其它地區還有，為此引起的行政區域界線糾紛連年不斷，破壞了自然經濟區域的完整。如湖南湖北之間的洞庭湖流域，山東江蘇之間的南四湖流域等。

（4）行政區域名稱混亂，有些通名層次復雜

我國行政區域名稱同名、同音、近音較多，通名概念含混，層次不清。例如，吉林省與吉林市專名同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與山西省新絳縣同音等。特別是政區通名概念的含混帶來許多問題，如“區”有“自治區”、“市轄區”、區公所、特區、林區等，“市”有直轄市、地級市、縣級市、計劃單列市等，往往給社會生活、經濟發展、軍事政治、郵電通訊等帶來不便，造成許多麻煩。

（5）行政區劃法律建設不完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在行政區劃工作中明顯加強了法制建設。現行《憲法》和《地方組織法》是我國行政區劃調整與管理的基本依據。另外，還有《關于行政區劃管理的規定》、《行政區域邊界爭議處理條例》、《關于調整設市標準的報告》等重要法律法規。但是，我國行政區劃法制建設總體上仍然相當落后，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關于行政區劃的法律體系不完善。我國現行的行政區劃法律法規比較零散，不成體系，已有的一些法律法規也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的需要。從宏觀上看，目前還沒有一部系統完整地明確規定中央政府與地方各級政府之間具體職權的法律。

第二，法律至上的原則沒有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有法不依的現象仍然存在。現實生活中，許多領導人在進行行政區劃調整時，往往喜歡從長官意志出發，用行政手段強力推行，用“人治”代替“法治”，根本不考慮這些調整是否具有法律依據。可見，我國行政區劃法制建設任重而道遠。

中國行政區劃改革的必要性

1.行政區劃改革有利于消除行政壁壘與地區封鎖，發展區域經濟

2.行政區劃改革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促進政府機構改革

3.行政區劃改革有利于改善中央與地方關系

中國行政區劃改革必須堅持的原則

1.相對穩定原則

2.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原則

3.民主集中制原則（在中央國家機構和地方國家機構的關系上，既要有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又要有適度的地方分權。即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既要保證中央權威，使政令統一和暢通，又發揮地方的一定自主性、主動性和積極性，合理地確定中央國家機構和地方國家機構的設置，合理地劃分二者的職權范圍、管理權限，以發揮全部國家機構的整體效能）

4.尊重民意原則

5.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原則（中國行政區劃改革必須遵循“一國兩制”和國家統一的原則，并將其落實到改革的實際工作中。）

中國行政區劃改革設想

（一）減少行政區劃層級，采用實三級制

1.逐步撤銷地級行政建制，實行省直管縣（市）

實行省直管縣，對減少中間層次的截留，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減少行政設置和人員，節省行政開支，提高管理水平，緩解縣鄉財政困境，加快縣域工業化、城鎮化建設步伐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對我國行政區劃和行政層級的調整更具深遠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我國行政體制的改革進程。

2.繼續穩定縣級行政建制，強縣擴權

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使縣在國家行政管理和經濟發展中起了承上啟下、溝通城鄉、總攬農村全局的戰略作用，成為農村經濟的組織者、管理者和調節者，也是國家政治行為和經濟發展的聚結點。可以說，縣是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社

會繁榮的基礎。

3.保留鄉（鎮）級行政建制

由于我國現階段農村經濟仍比較落后、農民組織化程度不高、村民自治發展尚不成熟等原因，不可能立即實行鄉鎮自治，這就要求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統在特定條件下強有力的介入。鄉鎮政府處于國家與鄉村民間社會的居間地位，它既是調整二者力量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平衡器，又是二者沖突的一個不可置換的緩沖空間，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可見，取消鄉鎮建制是脫離當今中國實際的過于激進的主張。

（二）增加省級行政單位，適當劃小省區

增設直轄市是實施我國省區縮小的切實可行的途徑。從整體布局、交通運輸網絡、現有城市的等級規模以及經濟、文化地位等因素綜合考慮，（三）繼續推進政府機構改革

1.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努力建設責任政府、服務政府和法制政府

2.克服機構改革的難點是理順公共權力關系

其關系主要有：縱向的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上下級機關之間的關系；橫向的黨政各機關之間以及政府機關內部各部門之間的關系；條塊結合上的垂直管理部門與所在地政府之間的關系。我們通常所說的理順各種關系，主要是針對行政管理體制中突出存在的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政出多門、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等問題，重點理順黨政關系、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機關內部各部門之間的關系，即合理劃分管理權限、明確各自的職責范圍、科學規定工作程序。

3.不斷克服官本位文化的消極影響，培育法治化文化氛圍

就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而言，迫于國內外形勢，國家和政府正在逐步從不該管、也管不好的領域里淡出，把資源配置的權力還給市場，把生產經營的權力回歸企業，與這種行政職能的轉變相適應，應該狠抓依法行政的各項舉措，培育新型的行政文化。法治社會要求社會權力盡可能地從國家權力中分解出來，以社會權力為本位和動力。

4.運用扁平化理論,重建政府組織結構與幅度

（1）高一級機關管轄基層行政單位的幅度應當擴大。在中央職能范圍內實行統一管理，明確界定中央政府職能，即由中央制訂計劃，由中央設置的派出機構去完成，實行“一條鞭”管理。

（2）在省(區)級，逐步細劃行政區域，增加省（區）級政府數量。省（區級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直接領導下行使自己的職能，同時設立派出機構，由省（區）直管縣（市），擴大省（區）級政府的管理幅度。

（3）取消地區級建制。從法律上講，地區不是一級地方政府，但在實際工作中，無論從上到下還是從下到上，地區都起著一級地方政府的作用，擁有一級政府的權力。而且地區級建制處于省、縣之間，其職能難于定位，使得在現實中地區級政府不自覺地出現與所屬縣（市）政府職能的沖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區級建制已經失去其存在的價值，撤銷地區級建制勢在必行。

（4）調整和擴大各級政務類公務員的管理幅度。在政府機構內部，實行主管職員制，將現在政府機構內部的四級或五級層次，改變為三級或四級層次。政府首腦層、政府工作部門領導層和業務主管層，這是常設層次，管理的范圍應該比較綜合。政府工作忙的時候，業務主管可以臨時聘用若干職員協作工作，工作完成后辭退。這體現了市場對宏觀管理的客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