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認識誤區

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認識誤區

華生 原創 | 2013-11-07 18:41

我國城鎮化發展的主要問題是土地城市化與人口城市化脫節，以至有兩億多農民工徘徊在城鄉之間，幾千萬留守兒童與父母分離，這是中國現代化轉型和人力資本升級的主要障礙。有意思的是，在新一輪制度改革的討論中，人的城市化往往被一筆帶過，而土地的非農使用即城市化使用卻吸足了眼球。土地制度改革中許多似是而非的觀念儼然成為正統和主流，下面就對當下流行的幾個主要的提法逐一剖析。

誤區之一：嚴格區分公益性與非公益性用地，縮小征地范圍。

這個思路聽起來完全正確，但這幾年在實踐中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當然如果真去做也完全不可行，故而口號與政策實踐直接沖突，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只是造成了思想混亂，原因在于這個口號本身就是脫離實際的空談。

首先，按這條思路去做，非公益性用地由市場談判，公益性征地政府出錢。那么這意味著政府現行土地收益全部喪失，相反還要另外籌巨資進行公益土地征收和基礎設施建設。這對于現在靠賣地還深陷債務泥潭的地方政府而言，顯然是天方夜譚。因此，真要實行這條思路，先要停止土地財政，解決現有債務，還要給地方政府提供公益征地和城市基礎建設的巨額資金來源。在所有這些條件都根本不具備也不可能具備的情況下，區分和停止非公益征地當然只能是空話。

其次，如果真解決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和資金來源問題，那么我們是否就真能嚴格區分公益性非公益性用地去改革征地制度呢？其實在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轉型期，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一個城市的城區擴大時，其所占用的公益性用地如道路、橋梁、綠地、公共設施等用地一般就要占四分之一左右，市場價值最高的商住用地大約也只占四分之一，另有一半是行政事業和產業等用地。公益用地分散在整個城區，與其它用地犬牙交錯。挑選公益用地單獨征收，根本無法操作。對被征地者來說，近在咫尺的鄰居或鄰村因為被規劃為商住用地就可通過市場談判要到高價，自己被規劃為產業或公益用地就只能拿低價，這是根本行不通的。對公益用地征收來說，出低價人家不干，全按市場最高的商住用地出高價，政府出不起，對

公共財政和納稅人也不公平。故而這些年雖然提出了區分公益與非公益用地的口號，但政府頒布的政策卻是征收土地實行“同地同價”，即同一塊土地，不論其中各部分以后用于什么用途，都按一個價格征收補償。這里的價格確定雖然有主觀隨意性，但至少在形式上對被征地者一視同仁，可以操作。否則相鄰的土地，張三補高價，李四補低價，顯然太過荒唐，也完全行不通。這是在實踐中政府推行的“同地同價”，即不分公益非公益，都按一個價統一征收補償的原因。

實際上國際經驗也驗證了這一點。在二戰后實現經濟起飛和快速城市化轉型的經濟體，如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都學習當年西歐特別是德國的經驗，把舊城改造、新城區擴展統統列為公益事業，這樣一來，至少在城市化轉型階段，就幾乎沒有什么非公益用地了。

所以，我國原有的土地財政和征地模式當然要做重大改革，但沿著現在流行的所謂區分公益非公益的思路走，看似捷徑，其實是條死胡同。

誤區之二：集體土地應與國有土地同地同權同價

土地性質不應按所有制區分，表面上看完全正確，也是這種觀點義正詞嚴、覺得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的自信所在。不過這個命題其實偷換了一個概念，就是我國恰好將城市土地規定為國有，農村土地規定為集體所有，因此真實的問題不是土地的所有制區分，而是農村土地與城市土地的區別。因為即便是同一種所有制，如在臺灣城鄉土地都可私有，農地與市地（臺灣的叫法）的區別依然巨大。所以臺灣有“農地如糞土、市地是黃金”的說法。中國大陸也是一樣，國有農場的土地在農村，同屬國有土地它能否與城市國有土地“同地同權同價”呢？當然不能。相關法規明確規定，國有農場的土地只能與農村集體土地一樣對待。可見，用途和規劃管治是高于所有制的。農村與城市土地的根本區別不在所有制，而在用途與規劃。在一定意義上說，所謂城市和鄉村之分，就是土地用途和規劃不同。如果規劃相同，那就沒有城市農村的差別了。這些年發展起來的新城區，都是因土地用途和規劃改變投資建設從農村改變而來的。因此，在城鄉土地問題上僅拿所有制說事，是把形式和表面當成了問題的實質。

那么，城鄉的建設用地可否同地同權呢？問題是即便城市建設用地也是分為各種不同類型的，如商住、工業、道路等，各個類型之間并不同權。同種類型的地因規劃不同也不同權。

因此，離開各種建設用地類型及每塊地不同的規劃要求，無論城鄉都不存在什么同地同權一說。

進一步說，現在農村的所謂經營性建設用地，是原鄉鎮企業用地轉化而來，充其量是個工業用地。我們知道城市工業用地與其它建設用地就不同權。城市工業用地本身也是就項目論價，每塊地都不是一個價，也就是說，城市工業用地本身就不是同地同權同價，當然就更談不上與鄉鎮企業用地的同地同權同價了。

當然，很多人強調城鄉建設用地同地同權，主要想說農村居民的宅基地應當與城市的商品房用地同權。但他們混淆的是，城市居民的商品房用地是花錢購買而來，只有幾十年土地使用權，房子面積是固定的，自己隨便搭建就是違建要被拆除。農民的宅基地是年滿18歲的村民就可無償分得，是永久使用權，在宅基地上蓋多大的房子自己也有很大的自主空間，土地性質、來源、付費、使用權年限、建筑規劃要求都不相同的土地顯然不是同地，當然不會同權。要使這兩種土地同地同權，在法律上和經濟上都要作出一系列重大修改。治大國如烹小鮮，在法律和財產關系上均未作任何改變時，就妄談這兩種土地同地同權，是要出大亂子的。

有人說，我們講的同權，是指同樣的抵押交易買賣的權利。城市居民可以賣房，農民為何不能賣宅基地？這是因為城市居民賣的是自己買來的商品房，而農民擁有的是按一戶一宅分配的福利地。城市居民的保障房出售也有限制，不能自由買賣。城市居民賣了房還享有城市的失業、養老、醫療等各種保障保險。這些福利和保障都是不能變賣的。農民的全部保險和福利都在他平均分得的土地上，在他能移居城市落戶之前，當然不能隨便出售。農村宅基地流轉意味改變農村一戶一宅福利分地的大制度，需要整體規劃，立法先行，哪里可以兒戲？

誤區之三：集體土地應當允許直接入市，以后城市化發展不必先征收轉為國有土地，城市中可以既有國有土地，也有集體土地，權利平等地作為城市建設用地交易，形成統一市場。我國法律現在講的集體土地主要是指以行政村為單位的集體擁有的土地。這個集體是個地域概念，即出生和居住在這塊土地的全體農民構成了這個集體。一個人因出嫁等原因遷出，就不再是這個集體的成員。因此這個村集體是以農村封閉固定的居住方式來界定的。但一個村莊一旦轉為城市市區，固定人員的邊界就被打破。城市市區的最大特點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對外開放，人來人往。顯然再用固定居住在這個區域的人來定義集體是不行了，只能是以轉為城區前的老村民作為集體。因此許多地方村改居后都是用股份公司的形式來持有這塊土地，原村民的土地權利變成股權。從法律上說，當土地成為股份公司的財產時，它已不是集體所有，而與其它一般的公司擁有的資產沒有區別，已經成為私產。公司若經營不善或被收購就變為別的公司或個人的私有土地。也就是說，農村村莊轉為城區社區后，原農村固定區域內封閉成員的集體土地所有制就自然會瓦解，城區中不可能存在以行政村為載體的集體所有制。

再深入一步，農村土地改革這些年來搞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政策，就等于是把這個集體土地界定給了土地承包時的那批農民。由于新增人口即后來出生的人口都沒有土地權利，這樣等當年承包土地的那批人老了不在了，這個集體也就沒人和不存在了，可見這個原村集體及其所有成員的消失只是時間問題。因此，在城市化轉型后，土地可以國有、私人占用（如現在城市的住宅用地），也可以土地私有，但唯獨不可能存在的就是這個現在被許多人拿來作為旗幟的“集體所有”。希望將來中國城市里國有和集體土地所有制平等并存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空想。從此也可以看出，如果以后城鄉住宅用地全部都是國有私用，可以做到同地同權；或者以后城鄉土地都是私有私用，也可以同地同權，但唯獨在土地集體所有時，城鄉住宅用地不可能同地同權。

誤區之四：農村土地自由流轉、抵押、交易買賣最符合農民利益

這種觀點有一個最強有力的理由：農民可以賣糧賣菜，為何不可賣地？難道農民多一項權利反而不利于農民嗎？這種觀點強調不必擔心有農民會因賭博受騙或生計被逼賣地，農民很聰明，農民的利益自己最懂得如何保護。

這種貌似鏗鏘有力的論證，其實主要混淆了兩類不同的農民的概念。對于不在城郊的中國絕大多數農村而言，有兩類農民。一類是準備不當農民、賣房賣地的原農民，一類是準備繼續當農民的真農民。對前一類農民來說，他們確實不反對甚至歡迎土地的自由交易（只要村鎮不借著這個名目軟硬兼施地強迫他們流轉）。但是他們也很明白，無論怎么自由，他們的那點土地、房子遠離城市，在市場上賣不了兩個錢。對他們來說最需要和最重要的是他們不當農民后能夠在就業城鎮安家落戶、家庭團聚、安居樂業，而不致年齡一大，又被迫返鄉（這是今天的絕大多數情況），那樣他們既不能在城鎮安居，回鄉又失地失房，這是他們最可怕的噩夢。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如果不是被迫，并不愿意放棄土地得一點小錢，而更愿意留著土地做個退路和保險。只有當他們真正在城市安居，融入城市成為市民，他們自然會考慮家鄉土地處理。由此可見，打著為農民旗號要農民土地趕快流轉，著急的并非農民，而是另有自己考慮的政府和另有所圖的資本。由于資本去與每家每戶談判交易成本太高，因此資本下鄉必有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和官員引路、組織和操刀，因此這種流轉行政干預的力度自不待言。

對準備繼續務農的真正農民而言，他們歡迎離開的農民把土地流轉給自己，但土地不加限制面向任何人的自由流轉，并不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在那種情況下，農民靠種地收益能付得起的那一點流轉費根本無法與實力雄厚、可以將土地非糧化乃至非農化運作的城市工商資本競爭，因而土地自由流轉不會使他們的經營規模擴大和經濟狀況改善，相反會因工商資本拿走大量土地進一步惡化他們的處境。這是為什么在城市化轉型期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都嚴禁資本下鄉購地的原因，也是美國最大的九個農業州立法限制農業土地資本化公司化經營的原因。因此，限制農地面向任何人的自由流轉交易權，恰恰是真正務農農民利益的要求。

限制土地自由交易反而保護農民這句話并不荒唐，而是真真實實的道理。

實際上，縱觀全球，即使是人少地多的美國，家庭經營也是農業生產的主導形式。對于人多地少的我們來說，即便20年后城市化率達到70%以上，仍會有4億多農村人口，每家平均經營規模也只有20、30畝地，更接近于日、韓、臺的專業農戶規模。因此，資本下鄉搞大農場脫離了我國人口資源的客觀條件，只會加劇我國農村人口的流民化。

誤區之五：小產權房是農民要求自主城市化的抗爭，有其合理性，應在交納一定的土地出讓金后合法化。

這個命題中的農民也偷換了一個概念。能蓋小產權房的農民不是廣大農村的絕大多數農民，而是城中村和城郊的原住民。這些城中村和城郊的原住民其實主要已不務農，而是當起了地主房東，很多靠土地過上了寄生生活。這是因為在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價值發生了嚴重的分化，城市郊區土地迅速升值，而廣大偏遠地區的土地則價格低廉。同樣一畝地價差可達百倍、千倍。在城市化轉型時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占有多大的土地，而是占有哪里的土地。由于土地價值的升值和分化既不是由于土地天然的肥沃程度，也不是土地占有者的投入造成，而是由于人口聚集、公共財政集中投入和土地的用途和規劃管制造成的。因此，城市化過程中對城市及城郊土地增值的重新分配（即孫中山所說的漲價歸公），就和農業社會中平均地權的土地改革一樣，對于保證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具有決定性意義。在用途和規劃管制下，規劃就是錢，原住民的土地無權自由流轉入市獲益，否則，既破壞了社會公正，也是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外來進城農民利益的擠壓和傷害。

小產權房是城郊農民搭城市基礎設施便車的逐利行為，本來沒有任何必要美化。只要法治松弛，城市住宅用地即大產權地上居民違章亂建一樣失控，是否也交點土地出讓金合法化呢？許多地方小產權房在一波波搶建中蓋到二、三十層，城區中在樓頂上建別墅等現象說明人的貪欲沒有止境。因此，城鄉所有違章建設都是破壞用途和規劃管治，法治不彰的產物。在任何法治國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治理小產權房和所有違章建筑用過去合法、今后不準的辦法只會刺激更大規模違建。真正的治理之道是區分不同情況，處罰得當，使小產權房及一切違規建設者付出必要的代價，不能輕易獲利。這樣才能恢復守法不吃虧、違法不得益的法治精神，杜絕后來者的仿效之心。

有人說，讓小產權房合法化可以解決外來農民工的住房問題。其實恰好相反。外來農民工現在還能在小產權房暫時棲身，正是因為其不合法，只能出租、不易出售。小產權房一旦合法化其房價就會立即向大商品房看齊，農民工就住不起了。珠三角的一些地方農地大部分被建成了出租房，原住民倒是成了地主，但外來打工者根本不可能真正安居，相反與原住民的對立和沖突不斷發展。這說明讓原住民成地主房東來實現中國的農民工市民化，完全是一廂情愿的幻想。

誤區之六：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解決了城市用地指標的不足和鄉村建設用地的閑置，是土地改革的重要途徑。

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是土地與土地掛鉤，還是只見土地不見人。掛鉤這些年來趕了大

量的農民上樓，但我國農民工及其家屬不能進城落戶問題卻越來越嚴重。反映了這種掛鉤沒有跳出土地城市化的巢臼，不能解決人的城市化的問題。相反，由于眼睛盯著農民的宅基地指標去掛鉤生財，把城市拆遷擴大到鄉村去了，搞得市場扭曲、雞犬不寧。

實際上，城鄉建設用地指標掛鉤的叫法就名不符實。因為它實際上并非建設用地掛鉤，而是行政力量安排的鄉村所有建設用地與城市房地產用地掛鉤，利用房地產用地的收益來推動掛鉤。這種自己人為造出來的行政分配指標在政府組織下的掛鉤，不是土地的真實市場價格，反而惡化了土地資源配置。

其實，在城市化過程中大部分農村人口進城就業安家，農民進城后需要的用地大大小于在鄉村的用地，因此本來根本不存在建設用地的緊張問題。是我們對行政分配的建設用地指標的人為控制，造成所謂建設用地指標緊缺和房價高企，然后關上正門叫下面爬窗戶，開口子讓各地去搞增減掛鉤、趕農民上樓弄指標。這種指標緊張和掛鉤價格完全是人為行政制造的產物。結果在農民工大量進城的地區，嚴控土地供給，連大量外來工集聚的珠三角長三角的縣城和集鎮，外來工都根本無法落戶，所謂放開戶籍的只是沒有人去和沒有就業的中小城市，或對不愿進城的本地農民。這樣造成幾億農民工城市化市民化受阻，經濟增長乏力。與之相對照，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這幾個二戰后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根本沒有搞什么行政性土地控制和指標掛鉤，而是在大量外來人口進城的地區，順應市場規律放開控制，大量供應土地，使進城就業的農民都能安居樂業市民化。在農民大量舉家離鄉后，用稅收等經濟手段引導進城農民向留在村里的農民流轉出售土地，國家財政資助開展大規模農田整理事業，使農田標準化、規格化，包括沒有謀利動機地將空置的宅基地復墾。這樣既順利地實現了進城農民市民化，又使留在鄉村的農民經營規模不斷擴大，縮小了城鄉差距，走出了城市化和農村現代化良性循環的道路。

由此可見，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須不做井底之蛙，跳出我們土地行政指標層層分解嚴格控制的思維慣性，突破土地財政的惡性循環，緊緊圍繞人口城市化這個主線，才能真正走出符合人口流動和市場規律的全新大格局。

第二篇：痤瘡的六大認識誤區

痤瘡的六大認識誤區

收藏：博粹堂中醫館

誤區1：有些人認為痤瘡是生理現象，不需治療，以致于面部像個芝麻餅，嚴重者有毀容傾向。其實，痤瘡的臨床表現有輕有重，的確有些病人不需治療癥狀便漸漸消退，但有些比較嚴重的病人還是需要積極就醫，以免留下囊腫、結節、疤痕、色素沉著等后遺癥。

誤區2：與上一類人消極治療相反，很多患者是過度治療。不少病人本身痤瘡皮損很輕，但由于治病心切，多種方法一起用。還有一些病人的痤瘡皮疹已消除，卻仍要求服用藥物進行治療，這些也是不科學的。

誤區3：只要注意飲食即可控制痤瘡的發病。控制飲食對某一類病人有很明顯的效果，但痤瘡的致病原因很多，如精神緊張熬夜均可導致腎上腺分泌增大，因此只從飲食上進行調節并不能完全達到控制痤瘡的目的。有些病人飲食很清淡，但由于各種原因消化功能也極差，即使清淡的飲食對這類人來講也是一種負擔，這類人就需要積極調整一下胃腸功能。

誤區4：不吃肉不吃甜食不吃油炸類食品就能預防痤瘡的發生。實際上臨床許多病人做到了這點，但痤瘡癥狀仍然此起彼伏。究其原因，是這類病人并沒有完全控制住飲食，如許多人嗜食花生、瓜子、開心果，如果進食過多就如同喝花生油一般。

誤區5：只吃水果蔬菜就不會發生痤瘡。很多現代病與主食吃的太少有直接關系，痤瘡也不例外。不吃主食對人體的消化功能百害而無一益，對各種微量元素的吸收也會產生影響，如有些病人缺鋅也是導致痤瘡的原因。更有甚者，有些人節食，往往導致內分泌嚴重紊亂，更加重了痤瘡的發病。

誤區6：痤瘡是年輕人的病，成人不會得痤瘡。痤瘡發病與遺傳因素有很大關系，有些人天生油脂分泌多，痤瘡往往會推遲到50歲左右，再加之現代人高熱量飲食，運動少，消耗少，脂肪代謝不利，往往過了成年也會發生痤瘡。

第三篇：六大制度改革

中國農村改革下一步怎么走？首推六項制度建設。10月12日下午，眾所矚目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閉幕。會議公報指出，要“抓緊在農村體制改革關鍵環節上取得突破，進一步放開搞活農村經濟，優化農村發展外部環境，強化農村發展制度保障”。

具體而言，未來12年，中國將建立和完善農村六大制度——“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健全農村民主管理制度”。

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被廣泛認為是2020年前中國農村改革的政策框架。分析人士指出，這意味著執政黨在農村改革30年后，再一次把制度建設和創新作為農村改革的首要目標。

確立農村發展目標

此次會議確立的中國農村發展目標是，到2020年，基本消除農村貧困人口，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有明顯進展，基本建立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體制，農民民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中國決策者認定，當前農村依然面對諸多困難和挑戰，“特別是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深層次矛盾突出”，而“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后，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

為了改變上述局面，中國農村改革將有三大任務：首先就是“加強農村制度建設”；其次為“積極發展現代農業”；第三是“加快發展農村公共事業”。而在制度建設中，“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制度”“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建立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制度”是首次提出。

農地制度改革為首要任務

據《財經》記者了解，此次會議，農地制度的改革是核心內容。其中主要有兩大關鍵點：一是農地承包權從30年不變，改為“長久不變”；二是提出了征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標和基本原則。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征地制度改革。

在征地制度改革方面，基本原則就是要縮小征地范圍，把政府強制性的征地權限于公共利益的范圍。而對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農用地轉用，有望在嚴格執行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由農民集體與用地者談判，按公平市場價交易。

當然，征地制度的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十七屆三中全會只是提出了主要目標和基本原則，關鍵還在于如何修改《土地管理法》等相關法律，確定新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護制度框架。改革依然會有阻力，任務十分艱巨。

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

除了上述制度建設，會議公報提出要加快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具體的措施是“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范圍，發展農村公共事業，使廣大農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2000年后，中國決策者確立了農村政策的“六字方針”，所謂“多予、少取、放活”。在“少取”方面，近年來變化甚大。始于2000年的農村稅費改革，2006年已全面完成，取消了農業稅、農業特產稅、“三提五統”等各種收費，農民負擔大為減輕。

在“多予”方面，中國政府加大了對農民的補貼，諸如糧食直補、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補貼等，目前種糧農民每畝地年均可獲得補貼70元以上。同時，農民參加合作醫療每年可獲人均80元的補助；2007年，中國還決定在全國農村建立低保制度。

在“放活”方面，由于長期城鄉分治，利益格局難以短時間調整，改革創新的難度最大。但正因此，推進改革的空間也最大，這也正是此次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原因所在。諸如戶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支持等，都是最為核心的內容。

此次會議把農村制度建設放在整個農村改革的首位，這說明中央決策者對“放活”已有清醒認識和決斷。學者指出，未來中國農村的改革重在“放活”。同時，“多予”也會繼續強化，比如增加農村基礎設施的政府投資，加大對農民和農業支持力度，強化農村公共服務等。

第四篇：關于土地使用證的認識誤區

辦理土地使用證的認識誤區

一、簽訂了出讓合同就可以辦理土地登記。根據《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規定》(國土資源部39號令)第23規定：“受讓人依照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的約定付清全部土地出讓價款后，方可申請辦理土地登記，領取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證書。未按出讓合同約定繳清全部土地出讓價款的，不得發放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證書，也不得按出讓價款繳納比例分割發放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證書。”因此，出讓土地只有全額繳納出讓金后才能辦理土地使用證。

二、辦土地證提供資料是一成不變的。土地登記因申請事項、用地性質、規劃條件等的不同，需要提供的資料是有區別的。例如初始登記是單方申請，而變更登記是雙方申請；集體土地不能轉讓，國有劃撥土地需要先變更為出讓土地后才能出讓；規劃條件發生變化也要先將用地手續變更成與新的規劃條件一致后才能夠辦理土地登記等。因此，沒有“萬能”的土地登記資料清單，最好是申請人將手上現有資料帶上，到辦理地點說明情況后，由辦事人員根據實際情況告訴你具體需要哪些資料。如果你能夠說清。資料不齊全或不規范，是無法辦理的。

三、只要房主有土地證房子就可以買。在城中村，有很多當地村民經政府批準使用本村集體建設用地建造房屋，并辦理了集體土地使用證。這種土地根據目前的法律法規規定是不能轉讓的，即使通過某種渠道辦理了房產證過戶，土地證也無法辦理變更。因此在購買私人房屋時一定要注意先看清楚房主手中的土地使用證是哪種性質的，如果是集體土地最好不要購買。

第五篇：細數認識中醫的六大誤區

細數認識中醫的六大誤區

誤區1：中醫見效慢，西醫見效快

這種說法很籠統。一般來說，西醫在搶救重大的危急重癥方面確有優勢，但是，對于一些普通疾病，尤其是慢性病，西藥療效不見得就快，而中醫往往療效并不慢。并且中醫在治療某些急癥方面也很有特色，如針刺治療急性疼痛往往一針見效。

誤區2：中藥味苦，針灸痛苦

在許多人眼中，中藥味苦，扎針痛苦。實際上，苦口的中藥只是某些中藥湯劑，很多中藥湯劑并不苦，且中藥劑型有丸、散、膏、丹等，可直接吞服或外用，無口苦之感。針刺也只是進針的一剎那有些微痛，如果進針快是感覺不到痛的，主要是針刺后的疼、麻、脹、重等感覺有些人不適應。

誤區3：只有西醫療效不好時才找中醫

有些病人到西醫療效不好時才想起找中醫，把中醫當作是“救命稻草”，此時若中醫療效不好就認為中醫不行。其實許多病中醫一開始就可以介入，這樣效果會更好。也并不是西醫治不好的病，中醫治療都一定會有效果，因為這些病本身很可能就不好治。

誤區4：看中醫就得找祖傳中醫、老中醫

在大眾眼中，一位白胡子老頭、一個脈枕、三根手指，加上一塊“祖傳×代中醫”匾，就代表了高境界的中醫。翻閱許多名中醫從醫經歷，多在40歲左右就醫術出眾，聞名一方。祖傳中醫依賴家傳經驗，若本人悟性高且勤奮好學，療效是不錯。但是市面上魚龍混雜，有些所謂祖傳中醫純粹就是騙子。只要醫術高超、醫德高尚就是好醫生，不在于他年齡大小以及是否祖傳。

誤區5：吃中藥就不用吃西藥了

有些病人過分相信中醫，認為哮喘、糖尿病、高血壓、腎病綜合征、類風濕性關節炎等病只要吃中藥就可以了，西藥的副作用大，不愿長期吃。可是這些病必須吃西藥，中西醫結合才療效好。而且這些人很可能被“純中醫制劑”迷惑，其實好多所謂專治上述疾病的“純中醫制劑”里面就含有西藥成分，所以病人一吃療效好，停藥就病情反彈。

誤區6：中醫不科學

中醫的理論很抽象、不直觀，不容易讓人一聽就懂。許多病治好了也得不到西醫的認可。有個比喻近似地反映了中、西醫診察疾病的特點：中醫看病好比有經驗的瓜農通過看、摸、敲來判斷西瓜是否成熟;西醫看病好比用刀直接剖開西瓜親自品嘗一下。中醫是復雜性科學，現有的研究手段還只能揭示中醫科學性的一部分。一些西醫大家對中醫也很有研究，認為中醫治療一些疾病確有優勢，如葉任高、向紅丁等對中醫治療腎病、糖尿病并發癥的療效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