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影響農村穩定的主要問題（土地問題）的調查報告

近年來，因土地問題引發的各種矛盾糾紛和上訪事件逐年上升，矛盾糾紛的性質也由原來的群眾之間的土地糾紛，演化為群眾與村集體的土地糾紛。據不完全統計，xx鄉2003年前因土地引發的群眾與集體的矛盾幾乎沒有，2004年群眾與集體因土地問題引發的矛盾2件，而2005年上半年因土地問題引發的矛盾就有3件之多。而04年xx鄉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更能說明土地問題是當今影響農村穩定的關鍵問題。

是什么原因導致近幾年的土地糾紛逐年上升的？下面一組數據應該能說明一些問題：

XXX村土地收益情況統計

項目

年份

自留地畝

平均收入

畝平均征

收稅費

畝平均

純收入

2002年

995元

106元

889元

2003年

1457元

43元

1414元

2004年

1896元

0（抵小麥直補后）

1896元

項目

年份

承包地畝

平均收入

畝承包金

平均征收

畝平均

純收入

2002年

995元

250元

745元

2003年

1457元

300元

1157元

2004年

1896元

300元

1596元

以上數字不難看出，引發農村土地矛盾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隨著農業結構調整的深入開展，農民從土地上獲得的收益越來越多，村民越來越看重土地，都希望使用更多的土地，原來不當成回事的土地遺留問題，現在就成了引發大矛盾的根源。二是承包的土地的收益遠不如自留地的收益高，這也是引發農村土地矛盾糾紛的一個重要根源。

第二篇：影響農村穩定問題的探討

近兩年來，隨著農業收益的停滯不前，農民收入的下降，加上入世后帶來的強大沖擊，給農業、農村、農民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直接表現是農民的不滿情緒逐漸增多，干群日益疏遠，農村的不穩定情況也不斷增多，維護農村穩定成為現階段乃至今后一段時間全國全黨農村工作的重點。不少有識之士也充分認識到了農村穩定工作的重要性。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程曉

農曾撰文深刻指出，21世紀中國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挑戰，而解決“三農”問題的前提和基礎就是要保持和維護農村社會的穩定。因此，黨中央反復強調指出，各級黨委政府務必高度重視穩定工作，穩定壓倒一切。如何保持和維護農村社會的穩定？筆者認為必須提高認識、對癥下藥、整體聯動、綜合治理，才能使農村穩定工作真正落到實處。

一、農村社會矛盾日益復雜，維護農村穩定工作的難度進一步增大現階段影響農村穩定的社會矛盾中主要有治安混亂矛盾問題、干群矛盾問題和農村經濟發展矛盾問題等。治安混亂矛盾問題突出表現在土地、山林、婚姻家庭、經濟合同等各方面的民事糾紛、經濟糾紛呈增多趨勢；農村人口流動的頻率和數量不斷增大，而管理卻沒有相應跟上；農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部分農民盲目信教；少數村組家族斗爭愈演愈烈，導致民風不正，治安不好。干群矛盾問題主要表現：一是農民負擔依然較重，有的地方長期積累的經濟發展高指標，財稅增長高速度的浮夸水份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妥善解決，為了完成超實際的財稅上繳任務，不得不向農民增負，有的還在政策之外亂開口子，變相收費，引起農民極為不滿。二是少數干部不尊重農民的意愿，在農業結構調整中搞強迫命令，當市場把握不準時，所造成的損失由農民單方面承擔，使農民由不信任干部到怨恨干部。三是少數農村基層干部為政不廉、假公濟私、處事不公，引起農民群眾的激憤。農村經濟發展矛盾問題主要表現在最近幾年來農民增收無門，農村經濟整體出現停滯甚至倒退現象，同時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引起部分陷入赤貧農民的對立情緒不斷增多，成為農村不穩定的最大潛在因素。雖然，社會治安混亂矛盾問題在某些方面、局部地區較為突出，對農村社會的穩定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總的看來，不會影響大局的穩定。因為對社會治安問題，各級政府上下認識一致，而且通過多年的實踐，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機制來抓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特別是最近幾年開展的嚴打整治斗爭，已經收到明顯成效。因此，只要進一步加大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力度，社會治安是完全可以解決好、控制住的。對新時期農村干群矛盾問題、農村經濟發展矛盾問題，由于情況非常復雜，上下認識不盡一致，加上受各種因素的制約，解決起來難度很大。所以，要做好農村社會穩定工作，首先，要繼續抓緊對治安問題的整治。其次，要對干群矛盾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從加強民主法治建設入手，切實轉變干部作風，堅持依法行政，盡快建立起干部群眾之間的新型關系。面臨目前農村的實際，既要相信和依靠廣大農民群眾，又要十分注意調動和保護鄉村干部的積極性；既要抓住一個時期帶有傾向性的問題，如干部作風、農民負擔等問題，下大力加以解決；同時又要提倡全面掌握情況，辯證地思考問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避免以偏概全，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再次，要把一切工作的重心擺在發展農村經濟，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上，特別是要學會運用市場經濟規律來指導農業生產，幫助農民解決實際問題。不能就穩定抓穩定，而應找出造成不穩定的深層次根源，有的放矢，標本兼治，使農村真正得到穩定。

二、基層干部的工作積極性難以得到有效保護，維護穩定工作的力量有待進一步加強維護農村穩定必須筑固第一道防線，而農村基層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如何，直接影響這一道防線是否穩固。目前，部分農村基層干部特別是村干部工作積極性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一是依然沉重的農民負擔。目前，縣鄉兩級政府機構臃腫，人員龐大，為了滿足自身的利益需要，不得不向基層干部“加壓”，使中央的減負政策在基層走樣。而村干部作為干部，既要執行上級的政策，同時作為農村自治組織的代表，又必須維護農民的切身利益，在這兩難的處境中，使他們不得不卸擔子、走彎路。二是村級財務背上沉重的包袱。據資料表明，現階段有三分之二的村級集體沒有集體經濟，更有甚者，有的村級集體由于各種原因，背上了幾萬甚至幾百萬元的債務，并且有很大一部分無法清償，這樣無形中給村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們覺得工作難以開展。三是村級干部的待遇難落實。村級干部大多是家里的頂梁柱和經濟收入的主要創造者，受家庭責任感的驅使，他們必須為家庭帶來更多的物質收益，而目前農村經濟的環境又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使他們不能安心工作。四是農村家族勢力把持村級政權。在有的家族勢力大的村，往往是家族的“族長”把持政權，而家族勢力相對較弱的村級干部有時還得按他們的意圖辦事，特別是在調解矛盾糾紛、調整利益分配時經常受到家族勢力的左右。在有

第三篇：影響農村穩定的主要問題及對策

影響農村穩定的主要問題及對策

農村社會穩定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關系到改革開放事業和現代化進程的全局性問題，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整個社會的穩定。應該說，改革開放特別進入新世紀以來，我鎮農業和農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農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的提高，整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流呈持續、健康和穩定的態勢，農村的整體形勢是穩定的。但一些地方也潛伏著許多影響社會政治穩定的因素，既有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問題，又有比較棘手的各類矛盾，影響和威脅著農村的穩定。統籌城鄉發展，離不開農村的穩定安定。我們必須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及時發現并解決農村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和矛盾，努力打造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一、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因素

農村穩定問題的出現，其實是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沒有解決的深層次矛盾的一種反映和顯化。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

1、村級組織軟弱渙散，村干部整體素質不高。目前在有的村級班子中，村黨支部與村委會存在“兩張皮”現象，相互爭權奪勢，鬧不團結；有的風氣不正，腐敗現象滋生蔓延，黨組織號召力、凝聚力、戰斗力不強；有的一事當前，怕這怕那，在歪風邪氣面前軟弱無力，引發群眾上訪。有的村干部不廉、不勤、不公，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居高臨下發號施令，壓人、整人，群眾難以接受，因而引發矛盾；有的工作不踏實，只作表面文章，引起群眾反感；有的對工作應付，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上，奢侈浪費嚴重，群眾怨聲載道；有的心術不正，謀取私利，認為撈錢越多越實惠，出了問題撂挑子，群眾對此反映強烈。

2、村級集體經濟薄弱，村務公開、民主管理流于形式。有的村集體經濟空白，沒有村辦企業等經濟集體，因此沒有資金、沒有能力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無法改善村民的生產生活條件，村民僅靠種地養畜又難以增加收入，快速致富，長此以往產生怨恨心理，導致干群關系緊張。另外，一些村村務公開、民主管理不夠規范，流于形式，如公開的內容籠統不具體，群眾不能全面了解村務、財務情況；制定的各種規章制度大多都是只規定了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很少規定監督落實和責任追究的具體措施，缺乏約束力；村民代表小組、財務監督小組或礙于面子，或應付差事，或怕這怕那，一味隨著干部走，不能真正發揮其監督作用；上級對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的檢查，只看公開的項目和各種表格、記錄等，對內容的虛實真偽很難做進一步的考核驗證等等，最終導致村級財務管理出現混亂，村干部財務開支失去監管，致使群眾產生不滿情緒。

3、家族勢力、宗派觀念嚴重，村委會換屆選舉留有隱患。自實施《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來，一大批年富力強、有科技文化知識、懂經營、會管理的村民進入村委會領導班子，他們積極為農民群眾辦實事、好事，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認可。但是，一些村民對民主選舉重要性認識不高，難以擺脫家族觀念、親戚觀念、派別觀念的影響，不能嚴肅、認真、公正的投票；有的候選人競選目的不純，不惜采取威脅、賄賂、拉幫結派等不正當手段拉票，致使選舉結果不能充分體現廣大群眾意愿。有的候選村委會主任在選舉時大都對村民許下要發展經濟、增加群眾收入、廉政為民、降低農民負擔等承諾，上任后卻忘得一干二凈，村民發現其上任時的承諾都變成了空頭支票，不滿情緒急劇膨脹。個別村委會主任上臺后，任人唯親、任人唯友，甚至把一些有劣跡、素質很低的人拉進村委會，明爭暗斗，打擊報復，加深了家族或派別之間的矛盾。有的現任村委會與上任之間矛盾重重，換屆選舉后，一些新上任的村委會主任急著檢查原村委會的賬目，夸大其工作失誤和不足，原村委會成員認為這是存心與自己“過不去”，便找“茬”報復，處處阻礙現任村委會工作，甚至發生沖突。

4、農民法律意識相對淡薄，違法案件時有發生。目前，有相當部分的農民法律意識還比較淡薄，法制觀念差，運用法律自我保護意識不強，加上農村調解組織不健全，調解人員素質不高，調解方法簡單，不能達到化解矛盾的目的，群眾又不愿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只是一味上訪，從而造成事態擴大化。黑惡勢力（包括村霸、路霸、流氓、爛頭等）犯罪在農村有所抬頭，廣大群眾對此深惡痛絕但卻不敢言、不敢惹，更不敢管，助長了不法分子的氣焰，從而導致各類案件增多。一些群眾對賭博、封建迷信等活動不但不予制止，而且還熱衷參與，進一步敗壞了社會風氣，直接影響社會穩定。

5、群眾思想日趨復雜，信訪形勢不容樂觀。目前，整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人們的觀念受各種思想的影響，變得越來越復雜。目前群眾的上訪事件大多數都是因為確實有問題要反映，但其中也有一些上訪卻是因為個別人為了私利和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挑撥是非，煽動群眾上訪鬧事。他們有的夸大事實，把本來能在基層解決的問題，舉報到上級機關；有的捕風捉影，對不知道的事情，故意渲染夸大；有的因為村干部得罪了自己，一心報復，在上訪事件中推波助瀾；有的煽動群眾，制造矛盾，企圖借群眾集體上訪，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確保農村安定穩定的對策建議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正確處理好改革、穩定、發展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各級黨委、政府的首要的、迫切的任務。在實踐中，必須把握農村穩定工作的主動權，堅持走群眾路線，以人為本，勤于為民，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步伐，解決好熱點難點問題，保證群眾合法權益不受侵害，確保農村社會的安定穩定。

1、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鞍l展是硬道理”，加快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現實證明，農村穩定問題越是復雜的地方，其經濟發展越是滯后，要從根本上解決好農村穩定問題，還是要靠發展農村經濟，這是農村社會穩定的內在動力。大力幫助集體經濟薄弱村搞好發展規劃，充分利用當地各種資源和有利條件，精心謀劃經濟發展新路子，千方百計地開發新項目，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生財點，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充分尊重群眾的意愿，發揮人民群眾自己的積極性，以市場為導向，積極引導農民發展各類產業合作社，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不斷增加農民收入。政府要在加大資金、政策傾斜的基礎上，進一步改善服務質量，為群眾提供各種信息和先進技術，做好指導、引導和督促工作，切實為村級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只要農村經濟發展起來了，多數人就有了事做，生活也就有了保障，農民對經濟負擔的承受能力也提高了，農村社會穩定問題自然就會迎刃而解。

2、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維護農村穩定是離不開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和戰斗堡壘作用的發揮。嚴格按照上級部署和要求，大力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加強鎮級干部的宗旨教育，深入基層，聽取群眾意見，接受群眾批評和監督，圍繞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困難辦好事、辦實事，秉公處理熱點難點問題，進一步密切黨群、干群關系。進一步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不斷規范和搞好村級組織民主換屆選舉，充分發揚民主，最大限度地體現黨員、群眾的意愿，真正讓黨員群眾自己選舉當家人。大力提高農村干部隊伍整體素質，強化農村黨支部的領導核心地位，發揮其戰斗堡壘作用。建好黨員隊伍和村民代表隊伍，發揮好橋梁紐帶作用。對農村干部不斷加強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教育，加強群眾觀點教育，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科技文化和有關法律知識的教育，并形成制度，不斷提高農村干部的自身素質和帶領群眾實現共同富裕的本領，使依法施政、民主管理真正成為農村干部的自覺行為。

3、完善落實村民自治制度。在新的形勢下，農村工作面臨著許多新問題、新矛盾，如何有效地化解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科學地管理農村事務，密切黨群、干群關系，這就需要全面貫徹村民自治制度，這是從政治上解決影響農村穩定問題的關鍵，它不僅能夠確?；鶎用裰髯饔玫陌l揮，而且可以減輕鄉鎮很多的事務負擔。要加大力度宣傳村民自治法，切實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完善符合村級實際的村規民約或村民自治章程，落實好村民的各項民主權利。要盡快培養與之相適應的法律工作者隊伍，幫助推進村民自治法的廣泛、深入運用，盡量避免出現新問題、新矛盾。同時還要針對各地實際，組織學習與維護穩定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等基本知識，全面提高農民法制意識。使其曉理知法，并善于運用法律保護自己、發展經濟，不盲目聽信別人的挑撥、誘惑，不受宗族勢力所左右，不上“黑惡”勢力的當。

4、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對涉及農民負擔的政策、項目等再進行一次系統的清理，取消農村亂收費項目，并進一步抓好制度建設，加強政府的社會管理和社會資源調配功能，力使減輕農民負擔工作制度化、法制化，防止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象。繼續強化監督和檢查力度，嚴肅查處加重農民負擔的違法違紀行為和涉及農民負擔的惡性案件，確保上級對農民減負的各項政策得以全面落實。加強對鎮村兩干部的監督管理，嚴厲懲治腐敗現象，對于那些急功近利，搞短期行為的干部，不得予以提拔重用，要按降職降級處理，并追究其法律責任。堅持搞好村務公開和農村財務規范化管理，針對農村普遍存在的村務公開流于形式，不實，不詳、假公開等問題，按照鞏固完善，深化提高的原則，提高認識，規范操作，強化督查力度，使村務公開質量不斷提高，堅決維護群眾的利益，夯實農村社會穩定的基礎。

5、加大對農民群眾的宣傳教育力度。農村穩定問題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要妥善處理這個問題，加大宣傳教育力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之一，這是做好農村穩定工作的有效手段。我們要在關心農民的生活、幫助解決實際問題的同時，更要結合農村工作，貼緊農村實際，理直氣壯地宣傳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引導和教育基層干部和農民學習市場經濟知識、科技文化知識、法律知識，在農村組織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化活動，用正確的思想觀念抵制各種錯誤的思想傾向，進一步增強群眾的政策意識、守法意識、集體主義觀念和道德觀念，提高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遵紀守法的自覺性。同時要努力體現時代特征，不斷創新宣傳教育的內容和形式，針對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多做釋疑解惑、耐心說服的工作，增強宣傳教育工作的實效性，保證農村的穩定和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6、全面提高對社會面防范和控制能力。牢固樹立“固本強基”的思想，夯實基層基礎工作，及時發現和化解各種不利于農村穩定的因素。進一步完善縱橫結合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網絡，及時排摸掌握各類不穩定因素和治安問題苗頭，把握工作主動權。全面落實矛盾糾紛化解責任制和重大矛盾糾紛領導包案責任制，把人民調解、司法調解和人民信訪有機結合起來，不斷擴大矛盾糾紛排查調處的覆蓋面，提高調解的成功率，力求各種矛盾糾紛不出村、不出鎮，把矛盾糾紛解決在當地，解決在萌芽狀態。建立完善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和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提高對群體性事件的控制力。有針對性地建立和完善嚴打整治工作的長效機制，加強對社會穩定的熱點、難點、亂點的整治力度，適時適地開展集中整治、專項整治、區域整治、行業整治和季節性整治，嚴厲打擊社會上一切黑惡勢力和丑惡現象，重點打擊嚴重暴力犯罪、黑惡勢力犯罪，搶劫、搶奪、盜竊等多發性犯罪。充分認識新形勢下對敵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進一步增強政治敏銳性和責任感，嚴密防范，依法打擊，防止“法輪功”等邪教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在農村滲透。

總之，促進農村社會穩定和諧工作，既是保一方平安、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更是對基層黨組織執政和工作能力的檢驗，要切實做好維護農村穩定各項工作，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第四篇：影響農村穩定問題的探討

近兩年來，隨著農業收益的停滯不前，農民收入的下降，加上入世后帶來的強大沖擊，給農業、農村、農民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直接表現是農民的不滿情緒逐漸增多，干群日益疏遠，農村的不穩定情況也不斷增多，維護農村穩定成為現階段乃至今后一段時間全國全黨農村工作的重點。不少有識之士也充分認識到了農村穩定工作的重要性。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程曉農曾撰文深刻指出，21世紀中國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挑戰，而解決“三農”問題的前提和基礎就是要保持和維護農村社會的穩定。因此，黨中央反復強調指出，各級黨委政府務必高度重視穩定工作，穩定壓倒一切。如何保持和維護農村社會的穩定？筆者認為必須提高認識、對癥下藥、整體聯動、綜合治理，才能使農村穩定工作真正落到實處。

一、農村社會矛盾日益復雜，維護農村穩定工作的難度進一步增大

現階段影響農村穩定的社會矛盾中主要有治安混亂矛盾問題、干群矛盾問題和農村經濟發展矛盾問題等。治安混亂矛盾問題突出表現在土地、山林、婚姻家庭、經濟合同等各方面的民事糾紛、經濟糾紛呈增多趨勢；農村人口流動的頻率和數量不斷增大，而管理卻沒有相應跟上；農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部分農民盲目信教；少數村組家族斗爭愈演愈烈，導致民風不正，治安不好。干群矛盾問題主要表現：一是農民負擔依然較重，有的地方長期積累的經濟發展高指標，財稅增長高速度的浮夸水份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妥善解決，為了完成超實際的財稅上繳任務，不得不向農民增負，有的還在政策之外亂開口子，變相收費，引起農民極為不滿。二是少數干部不尊重農民的意愿，在農業結構調整中搞強迫命令，當市場把握不準時，所造成的損失由農民單方面承擔，使農民由不信任干部到怨恨干部。三是少數農村基層干部為政不廉、假公濟私、處事不公，引起農民群眾的激憤。農村經濟發展矛盾問題主要表現在最近幾年來農民增收無門，農村經濟整體出現停滯甚至倒退現象，同時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引起部分陷入赤貧農民的對立情緒不斷增多，成為農村不穩定的最大潛在因素。

雖然，社會治安混亂矛盾問題在某些方面、局部地區較為突出，對農村社會的穩定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總的看來，不會影響大局的穩定。因為對社會治安問題，各級政府上下認識一致，而且通過多年的實踐，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機制來抓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特別是最近幾年開展的嚴打整治斗爭，已經收到明顯成效。因此，只要進一步加大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力度，社會治安是完全可以解決好、控制住的。對新時期農村干群矛盾問題、農村經濟發展矛盾問題，由于情況非常復雜，上下認識不盡一致，加上受各種因素的制約，解決起來難度很大。

所以，要做好農村社會穩定工作，首先，要繼續抓緊對治安問題的整治。其次，要對干群矛盾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從加強民主法治建設入手，切實轉變干部作風，堅持依法行政，盡快建立起干部群眾之間的新型關系。面臨目前農村的實際，既要相信和依靠廣大農民群眾，又要十分注意調動和保護鄉村干部的積極性；既要抓住一個時期帶有傾向性的問題，如干部作風、農民負擔等問題，下大力加以解決；同時又要提倡全面掌握情況，辯證地思考問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避免以偏概全，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再次，要把一切工作的重心擺在發展農村經濟，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上，特別是要學會運用市場經濟規律來指導農業生產，幫助農民解決實際問題。不能就穩定抓穩定，而應找出造成不穩定的深層次根源，有的放矢，標本兼治，使農村真正得到穩定。

二、基層干部的工作積極性難以得到有效保護，維護穩定工作的力量有待進一步加強

維護農村穩定必須筑固第一道防線，而農村基層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如何，直接影響這一道防線是否穩固。目前，部分農村基層干部特別是村干部工作積極性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一是依然沉重的農民負擔。目前，縣鄉兩級政府機構臃腫，人員龐大，為了滿足自身的利益需要，不得不向基層干部“加壓”，使中央的減負政策在基層走樣。而村干部作為干部，既要執行上級的政策，同時作為農村自治組織的代表，又必須維護農民的切身利益，在這兩難的處境中，使他們不得不卸擔子、走彎路。二是村級財務背上沉重的包袱。據資料表明，現階段有三分之二的村級集體沒有集體經濟，更有甚者，有的村級集體由于各種原因，背上了幾萬甚至幾百萬元的債務，并且有很大一部分無法清償，這樣無形中給村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們覺得工作難以開展。三是村級干部的待遇難落實。村級干部大多是家里的頂梁柱和經濟收入的主要創造者，受家庭責任感的驅使，他們必須為家庭帶來更多的物質收益，而目前農村經濟的環境又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使他們不能安心工作。四是農村家族勢力把持村級政權。在有的家族勢力大的村，往往是家族的“族長”把持政權，而家族勢力相對較弱的村級干部有時還得按他們的意圖辦事，特別是在調解矛盾糾紛、調整利益分配時經常受到家族勢力的左右。在有的家族勢力相當的村，經常是相互“抗衡”，甚至有人提出要“輪流坐樁”，造成村里工作難以正常開展。

怎樣有效保護基層干部的積極性？筆者認為主要應該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廣辟用人渠道，不拘一格選干部。選拔農村基層干部，眼界要寬，目光要遠，不應局限本鄉本村，可以從退伍軍人、回鄉大中專、高中畢業生中“選”，從鄉鎮企業及私營企業主中“挑”，從縣鄉機關干部中“派”，把群眾公認的威信高、政治素質好、工作能力強的中青年人才推上農村基層干部工作崗位，同時要加強對農村后備干部的培養和使用，積極探索農村基層干部選拔和管理的新思路。第二，要努力提高基層干部的素質。當然提高農村干部素質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與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農民整體素質的提高相一致，不能想通過幾次集中教育整頓在短期內就能達到理想水平。但是在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為的。目前各地正在推行的村務公開、村民議事、民主評議干部等作法，實質上是通過民主和法治手段，為提高村干部和廣大農民群眾素質、改善干群關系、維護農村穩定創造條件、奠定基礎的有效舉措。因此必須進一步加大這些工作的力度，務求實效，防止流于形式。第三，要客觀地評價對待基層干部。在處置犯有錯誤的基層干部上，應該把批評教育與體諒、理解、愛護有機結合起來。對干部以權謀私、欺壓百姓等主觀故意的惡劣行為，必須堅決予以制止，并依法進行處理；對因干部本人素質低、方法不當引發的矛盾，要積極引導干部提高認識，幫助其改進工作方法，并督促他們努力去化解矛盾；對不能正當履行公務的行為要給予有力的支持，排除干擾，解除后顧之憂。同時要采取各種途徑和方式，落實解決農村基層干部的待遇，使他們能夠安心工作。對于農村基層干部，特別是經濟不太發達地區的農村基層干部不能求全責備，他們是現有農村干部隊伍中層次最低、素質較差、容易出問題的一部分，而且他們長期處在第一線，經常糾纏在各種矛盾之中，對他們身上的問題應“抓大放小”，批評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

三、農民群眾的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出來，維護穩定工作的基礎有待進一步夯實

維護農村穩定既要大力加強農村民主法治建設，又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用好用活“群眾路線”這一法寶。近幾年來，各地雖然開展了一些群防群治活動，如成立護衛村、護衛隊等等。但實事求是地說，這項工作在一些地方，特別是條件差、問題多的鄉村走了過場。農民群眾沒有真正參與進來，通過這項工作應該解決的問題沒有真正得到解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部分農村基層干部群眾觀點不強。有的農村基層干部認為當前農民素質普遍較低，依靠他們去抓農村穩定是紙上談兵，畫蛇添足，因此凡事自己做主，不善于依靠群眾、發動群眾，把走群眾路線作為點綴。二是部分農民群眾的權利意識淡薄。受長期封建思想的影響，部分農民缺乏權利的自我保護意識，沒有認識到維護農村穩定就是維護自我的權利，而是片面地認為抓農村穩定是政府部門和干部的事，與自己沒有多大關系。三是客觀條件的影響。目前在不少村，年輕的初高中畢業生，大多長期在外，有技術、有門道的青壯年勞力在家的也很少，留守的大都是“老弱病殘”，缺乏參與的主觀要求和客觀條件。四是有的干部作風飄浮。有些部門領導喜歡研究“盆景”，往往從領導重視、干部素質好、群眾覺悟高等各方面條件好的環境入手培育典型，去“粗”存“精”，不是按事物的發展過程來總結經驗，而是按自己的理解來行事，特別是過高地估價了現階段廣大落后地區農民的覺悟程度，忽視了在目前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太健全，公民法律意識還較薄弱的條件下，發動農民參與民主法治建設的難度，以致搞出來的東西“合理合法不合實際、好聽好看不好操做”。

鑒于現階段農民群眾的實際素質水平，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努力：一是要切實加大政策法律的宣傳教育力度，進一步創造條件，使農民群眾更多地參與民主法治建設的實踐。只有在更多的農民知法、守法、護法的前提下，農村民主法治建設的進程才能真正推進。二是要切實保障農民群眾行使民主權利，充分發動農民參政、議政、監政，引導他們在法律、政策允許的范圍內活動，但要嚴格防止“挑動群眾斗干部”、“縱容干部治群眾”等不良傾向。三是要切實加強扶持和監督。要充分認識到在小農意識、傳統觀念、習慣勢力根深蒂固的農村推行民主和法治建設，必定是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要堅持打持久戰，而不是打運動戰，使農村民主法治建設能不斷推進。

四、地方政府缺乏扎實有效的整治手段，維護穩定工作的措施有待進一步拓寬

當前農村基層干部在抓農村穩定工作中最大的煩惱莫過于“缺乏手段”，普遍反映對上訪鬧事、不履行義務、滋擾百姓的輕微違法行為難以處置。之所以產生這個問題，有法律手段不健全、執法不力的一面，也有陷于思想誤區，不能正確理解和把握“依法行政”，不會綜合運用各種手段的一面。如有的農村基層干部過分依賴于法律的剛性，把解決難題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上級出臺新的法律政策上。沒有時，消極等待，一旦有了，就簡單運用，以硬碰硬，試圖用國家強制力代替艱苦細致的工作，其結果只能是掩蓋或激化矛盾。再如，有的干部遇到難題繞道走，沒有手段不辦事，心安理得地放棄自己的職守。又如，有的干部在依法治村中，片面要求村規民約的每項規定都要有法律根據，把國家機關的行政活動與村民自治沒有合理地區分開來，對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群眾贊成且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概斥之為“土辦法”，挫傷了干部群眾自我管理的積極性，影響了依法治村的實際效果。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農村的法治建設面對的情況非常復雜，法律意識與傳統觀念并存，法治力量與習慣勢力并存，文明行為與落后做法并存，由此決定這個時期的農村法治建設，是先進與落后并存，新舊交替混雜，斗爭十分激烈，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法治建設過程。在這一階段中，單一的，理想的觀念和作法都是行不通的。所以，在農村民主法治建設中，既要強調依法辦事，防止“人治”代替“法治”；同時，又要運用好群眾自治這個法寶，解決現在工作中的老大難問題。對所謂“土政策”要具體分析，對出于干部個人意志，采取非法、不文明方式，欺壓群眾的，如毆打、捆綁、關押、游斗人等，要堅決制止，決不姑息遷就；對于工作需要，針對特殊對象，采取與群眾素質相適應的經濟、輿論、道德等手段解決特定問題的，如對違反村規民約者適當罰款、張榜公布、不評先進不掛牌、不優先享受村集體的服務，對長期不交水電費者停水停電等等，應當予以理解和支持。對這類“土政策”應本著下述原則予以規范：一是遵從群眾的意愿，把群眾贊成的辦法通過村規民約這種“小憲法”的形式使之合法起來。二是對所采取的措施，只要符合憲法和法律的原則，保護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就應當予以肯定，不能要求條條都有現行法律規定作依據。三是措施的實施要經過一定的公開程序，便于群眾監督。

五、機關部門配合欠緊密，維護穩定工作的合力有待進一步提高

農村穩定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治亂”、“治窮”、“治癱”要同時進行，不可偏廢，需要各個部門的緊密配合。而目前各個部門的配合情況還遠遠不能令人滿意，特別是在目前財政分配體制還不太健全的情況下，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和長官意志的推動，一些政法機關往往爭著辦“經濟案”、“政績案”，而對無利可圖或不大不小的案件則互相扯皮、相互推諉，導致有些地方的綜合治理實是無人治理。因此，根據目前農村的實際，各級黨委要加強對政法機關的統一領導和監督，對治安混亂的地方進行集中的整治，重還當地一片靜土。此外，在抓好政法內部機關協調的同時，還要注意與其它機關搞好協調。因為單靠政法機關或政府某個部門來維護農村穩定是遠遠不夠的，而且，實行各個部門整體聯動、綜合治理具有可行性和現實性，因為目前一些機關在農村開展的各項活動都直接或間接與農村穩定有關。如組織部門在農村開展的建整扶貧、加強農村黨支部建設等活動，宣傳部門開展的創安全文明綠洲、評選五星級農戶、“三下鄉”等活動，以及其它部門開展的農業結構調整、興修水利活動等等，都是圍繞農村兩個文明建設來進行的，由于沒有得到統一協調，有的更是為活動而活動，往往導致基層窮于應付，各自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因此，各級黨委、政府要加強組織協調，必要時，應全黨動員，對農村工作中的突出問題進行集中的綜合治理。只有這樣，農村穩定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實處，也才會為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創造一個長期的、有序的、安寧的發展環境。

第五篇：土地糾紛已成影響農村社會穩定首要問題

土地糾紛已成影響農村社會穩定首要問題

于建嶸：著名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農村土地制度中存在著政府的行政權力強制侵蝕民權，這一本質性問題。如果不限制某些官員在征地時擁有的無限權力，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征地拿走差價2萬億

新京報：當前以各種名義圈走農民宅基地，換取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的現象，你怎么看？

于建嶸：可以看成是，城市對農村的又一次掠奪。新京報：據我們調查，有些地方在勸說農民上樓，但也有采取強制手段的。

于建嶸：由于利益沖動，很多地方都把侵占農民土地作為獲取利益和政績的重要手段。有資料顯示，近20年來，農民被征地約1億畝，獲得的征地補償費與市場價的差價約為2萬億元。

改革開放以來，至少有5000萬到6000萬農民徹底失去了土地，他們有的成為城市居民，但還有近一半沒有工作，沒有保障，引起糾紛。

新京報：土地糾紛的形式有哪些？

于建嶸：一是不經農民同意強迫征地，二是補償過低，三是即使補償低還發不到農民手中，四是補償款被貪污挪用。

因土地產生的還有其他糾紛，但主要還是因征地和占地引發。

新京報：土地糾紛帶來了什么樣的后果？

于建嶸：影響社會穩定。土地問題已占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已成農業稅取消后，影響農村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首要問題和焦點問題。

土地是農民的生存保障，而且土地問題涉及巨額經濟利益，也就決定土地爭議，更具有對抗性和持久性。沿海地區糾紛突出

新京報：土地問題這個新的焦點，有什么特征？

于建嶸：我在社科院就此做過專題研究，是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組和國家軟科學重大項目課題組聯合做的。

首先是，沖突的當事方和以前不一樣了。以控告方來說，在抗稅的時候，沒有一個村級組織參加抗爭，都是農民自發進行抗爭?，F在，村民聯名仍然是最為主要的形式，不過一些村級組織已成為了重要的控告方。

這主要是由于一些非法征地等爭議中，有的村級組織與農民的利益表現一致，村級組織有可能成為維權主體。新京報：那被控告的一方呢？

于建嶸：也有很大變化，在農民稅費爭議中，被告方主要集中在鄉村兩級組織。其中鄉鎮政府是最主要的被告，市縣很少成為被告主體。但在土地問題上，農民的控告對象已到了縣、市、省，甚至到了國土資源部。這是過去沒有的。新京報：據你們的調查，哪些地方的土地糾紛更嚴重？于建嶸：主要在沿海發達地區，浙江、山東、廣東、福建等地比較突出。這些地方農民，主要的控告對象是縣、市政府，爭議多是圍繞征地展開。

而在中部地區的安徽、河南等地，控告的對象主要是鄉鎮及村級組織，爭議也是圍繞侵犯農民土地承包權展開，比如土地分配不公等。

新京報：農民因為土地維權的主動性，與以前有什么變化？

于建嶸：農民抗稅最重要的一個方式就是讓政府找不到人，但失去土地的農民會主動走到你面前。

農民維權方式升級

新京報：你們的研究方式是通過與農稅時期的比較得出的，現在的沖突激烈程度與以前比如何？

于建嶸：激烈多了。在稅費爭議時代，最主要的抗爭方式也就是上訪、相互宣傳等，但在土地糾紛中，農民動輒就到縣、市政府部門門口或被征土地上靜坐、游行示威甚至到高速公路、鐵路上靜坐。

沖突變得激烈，與警察的沖突也時有發生。農民抗稅時，中央是明文規定禁止使用警力的。但在土地糾紛中，我們看到經常有地方政府動用警力對付抗爭的農民。

新京報：看到過你提的一個說法，說現在農民維權是“以法抗爭”，為什么提的是“以法”而不是“依法”？

于建嶸：這個我專門寫過文章，“以法抗爭”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歐博文教授提出的，“依法抗爭”是香港中文大學李連江教授提出的。

“以法”是直接意義上的以法律為抗爭武器,“依法”是間接意義上的以法律為抗爭依據?！耙苑範帯笔强範幷咭灾苯犹魬鹂範帉ο鬄橹鳎V諸“立法者”為輔；“依法抗爭”則是抗爭者訴諸“立法者”為主，直接挑戰抗爭對象為輔，甚至避免直接挑戰抗爭對象。

在“以法抗爭”中，抗爭者更多地以自身為實現抗爭目標的主體；而在“依法抗爭”中，更多地以立法者為實現抗爭目標的主體。

新京報：在土地維權中，農民的主要訴求是什么？于建嶸：還是利益，只是要錢，不是要權。土地制度侵蝕民權

新京報：但城鎮化是必然趨勢，如何在城鎮化與農民利益之間，達到一個平衡呢？

于建嶸：執政者和專家學者，都在尋找農民失地、失業

問題的解決方案。

主要措施有兩個方面，第一就是要求國家權力機關加強征地管理，嚴格控制征地規模，禁止隨意修改規劃。第二是改進補償方式，增加補償，妥善安排好農民生計等。這兩個方案也存在問題。

新京報：什么問題？

于建嶸：這些措施，沒有認識清農村土地制度中存在著政府的行政權力強制侵蝕民權，這一本質性問題。如果不限制某些官員在征地時擁有的無限權力，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